难得姐妹再聚首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伪特务横行霸道，残酷迫害抗日志士，暗杀、绑架和爆炸等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上海不少社会贤达及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转移到香港。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危，通过潘汉年转达了希望宋庆龄撤离上海到香港的建议。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由中共地下党员陪同乘一艘法国邮船离沪赴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换了名字，住在一所僻静的公寓里，很少会见宾客，但爱国活动从未停止。事实上，因为宋庆龄与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她到香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更有许多方便的条件。

    宋霭龄也在上海沦陷后撤到香港。

    抗战爆发后，宋氏三姐妹不约而同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主动开展了多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社会工作，诸如抓紧做动员妇女的工作、向海外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亲自做救济难民和安置救扶伤员的工作、救护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儿童，等等。连一向深藏在“深宫后院”里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宋霭龄也频频走向社会，来到租界难民营、医院或学校进行视察，甚至为红十字会、为部队捐献金钱实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三姐妹重新走到一起提供了大前提。1940年宋美龄的到港，为三姐妹的团聚提供了机会，三姐妹联袂公开的亮相更使三姐妹“统一战线”享誉中外。

    宋美龄抵达香港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把美龄接到自己的住宅里一起生活。接着，姐妹俩又一起邀请庆龄搬来同住。在香港沙逊街寓所，三姐妹相聚了六个星期。“在这些快活的日子里，三姐妹完全忘记了她们各自的公开作用，这是多年来她们第一次心安理得地抛除政治上的分歧，‘联合阵线’已在这所房子里成为事实。三姐妹一起闲聊，一起烹饪，一起开玩笑——这些都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昔日家中的笑话。她们互相试穿衣服，美龄要买一条便裤，并向孔夫人保证，去重庆时，她一定穿这条裤子。”

    除了尽情享受外人不得而知的姐妹亲情外，三姐妹还频繁参加社交活动。不仅在自己家中举行会议，接受新闻界的采访，还出席了许多讨论会，共同从事有利于整个抗战事业的活动。救助伤兵在战时是一件非常急迫而有意义的事，正如宋美龄在《伤兵之友运动》一文中所说：我们的政府正在加强抵御侵略者的斗争，出现大量的伤兵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伤兵由于残疾而不能就业，只得依靠国家。

    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和平带来的胜利，并不比战斗赢得的勋绩逊色”，这一运动的效果，“将如同电子一样加快民族奋斗的脉搏，将有助于爱国主义、士气和军队与民众的结合”。为了将已在内地开展起来的“伤兵之友运动”推展到香港，1940年3月28日，宋美龄召集香港爱国团体举行会议，倡议发起“伤兵之友运动”，宋庆龄、宋霭龄一同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阐述如何开展此项运动时，宋美龄以称许的口吻介绍了二姐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取得的可喜成就及其作出的巨大贡献。宋霭龄、宋庆龄在即兴发表的讲话中，皆大力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伤兵之友运动”。最后，会议讨论确定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主席人选，宋庆龄提议由大姐霭龄担任，并指出“没有人比她适合这个职务”，因为此前宋霭龄已担任了成立于上海的“伤兵之友总社”理事，理事长为孔祥熙。

    此次三姐妹在香港相聚，本已引起了新闻界的追踪。她们共同在富丽堂皇的餐馆共进晚餐，更成了爆炸性的新闻。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与此同时，日本的舆论界抓住宋氏三姐妹相聚在香港一事大做文章，妄言宋氏家族准备抛弃中国这艘沉船。在谣言纷起、国人之抗战信心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三姐妹作出了一个足以让世界上所有知道宋氏家族的人大吃一惊的决定，她们相约在香港饭店共进晚餐。《宋氏家族》一书对当晚的情景作了如下生动描述：“这个举动令人感到惊奇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她们三人中任何一人从未在这种地方露面；其次是十年来人们从未见过她们团聚在一起。”事实上，宋霭龄不久前来过此地，那是被她的弟弟宋子良动员来的。据埃米莉·哈恩说：有一天宋子良去看大姐，对她说：“你的生活方式实在可笑，就像呆在修道院里，你生活在东方最大的一座城市里，但却像犯人一样畏缩在家中。你为什么不经常出去转转，看看人们？英国现在也打仗，但所有人都出门，哎，看看国王和女皇吧！”孔夫人解释自己的理由——人们要对此说三道四；也不体面，她怕……“瞎说”，子良不等大姐说完即武断地说，“明天晚上，你要穿戴打扮好，我带你去香港饭店用晚餐，就这样定了，不要忘记！”“霭龄感觉在此时此刻听音乐、穿漂亮的衣服是有罪过的，但她却照办了。坐进封闭的轿车里，他们庄重气派地驶向香港饭店……子良这天晚上包订了餐厅：这间富丽堂皇的餐厅里显得清静雅致，子良小心谨慎请来的这伙人都是霭龄平时老见的熟人，他们衣冠楚楚地坐在这里用餐，除了侍者外，没有一个外人进入餐厅，吃过饭，他们就回家了。”

    “这一次，一切都变了。宋氏姐妹坐在舞厅里，背对墙壁，看着香港的名流、英国的洋行经理和官员、风流的英国女郎以及一些中国的百万富翁偕夫人在吃喝、跳舞。消息很快传开，不一会舞厅看起来像挤满人群的温布尔登闹市区(温布尔登位于英国南部，以举行全国性和国际性赛会闻名)。当对对舞侣踏着舞步经过那张长桌时，他们的头转来转去，似乎人人都长了猫头鹰似的脖子。一双双眼睛按英国礼貌许可的限度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千真万确，宋氏姐妹在那里，全都在一起——孔夫人温文尔雅，风采卓着。新近康复的蒋夫人容光焕发。孙夫人穿一身黑衣服，她头发平滑光亮，双眼流露出欢快的神情。”也有书评论她们坐在饭店里的神态是：“气质沉静的孔夫人、容光焕发的蒋夫人和神情庄严愉悦的孙夫人。”

    三姐妹在那种场合的出现，使亲眼目睹的人都难以置信，以至有位记者说：“我相信她们俩在那里，我不相信孙夫人在那里。她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同其他两个人一起光临这个大英帝国的前哨阵地。”

    接下来，三姐妹的行动让新闻界目不暇接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一书对三姐妹在香港的活动有这样一段综合性的记述：“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保盟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在这一次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发表的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济工作及整个国家统一战线工作中解冻——即使是暂时的迹象(主要的冰块当然并未融化，对解放区的继续封锁即是其中之一)。”

    宋霭龄、宋美龄还一同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的“一碗饭运动”。这一运动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发起，呼吁各界人士点滴捐助，救济伤兵与难民。当时的香港总督也支持这一活动，各界反应热烈。其间，“同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筹款嘉年华会，正值宋霭龄、宋美龄也在港，三姐妹一起出席主持了嘉年华会。

    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的联合行动，引起了轰动效应，也为她们赢得了美誉。紧接着，按宋美龄的提议，三人赴重庆继续开展社会活动。“即将到来的旅行，被安排在汪精卫临近就职典礼的日子，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有的书评述：“她们决定一起返回重庆，她们的结论是，如果她们一起在中国的战时首都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将有利于鼓舞士气。尽管庆龄对此决定有些勉强，她仍然同意前往。”

    1940年4月1日(有的书说是3月31日)，三姐妹离港赴渝。这一天，香港的启德机场忙忙碌碌，还特地为宋霭龄准备了氧气瓶，送行的人不多。三姐妹是在秘密的气氛中搭乘中国民航公司的专机“D·C-3”号离去，到达重庆时她们受到了热烈的公开欢迎。宋霭龄和宋庆龄是第一次赴重庆，对宋庆龄来说，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去重庆陪都会见蒋介石。这一次赴重庆，虽只是小住，宋庆龄仍没有同大姐或小妹同住，而是单独另居一地。

    重庆《新华日报》对三姐妹的同来重庆作了连续报道。4月2日的报道中说：宋庆龄和宋霭龄是“初次访问战时首都”，三姐妹抵渝，“对于增强抗战力量，咸具最大热忱，故此次利用蒋夫人赴港疗养返渝之机会，相偕同来。三位夫人同来后方，将共同从事抗战建国之工作，致力于奠定新中国基础，发扬中国旧有光荣。

    据悉三夫人将视察各种合作事业暨救济机关。夫人对于妇女工作素所热心，推进不遗余力，现各妇女工作中心蓬勃发展，人人殚精竭虑，为国努力，实为抗战中之重要干部，故夫人等亦拟前往访问，并加鼓励”。

    4月3日发表《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说：孙夫人宋庆龄昨日偕同病愈归返行都之蒋夫人及孔夫人由港到渝。我们除向领导妇运，积劳成疾，病后重行工作的蒋夫人，及初次来渝的孔夫人致敬慰问外，谨向久与我们阔别的妇女界领袖孙夫人，表示最热烈诚挚的欢迎和敬意。

    孙夫人于中山先生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她在促进团结抗战，力求实施民权方面，尤多显着的成效。这几年来，虽然离境在港，但在港时间，仍然是对我国抗战事业，尽极大的努力，不懈的领导侨胞，为祖国的抗战而工作。

    当兹抗战进入艰巨阶段，反汪除奸，和宪政运动正在逐渐展开，而更需要加强民众抗日的力量，首先是举国一致的精诚团结，更需要团结妇女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到抗战中间来的时候，孙夫人的来渝，定能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宝贵的贡献。我们深信，重庆的、以至于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领导之下，一定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运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妇女运动，将大大地增强抗战力量，将促进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宪政，而使抗战更早的得到胜利。

    在重庆的第一天，蒋介石与宋美龄以主人的身份，在室外草坪上举办欢迎会。

    重庆所有显要的中外女士应邀出席了这个宴会。接着，三姐妹联袂进行了多项活动。一是访问了工厂、农场、学校、医院、防空洞和孤儿院；二是出席了一连串的讨论会、晚会和招待会；三是发表了对美国的无线电广播。

    历史有这样一些记录：“三姐妹走遍了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访问了学校和医院，进行了参观并且走访了成都城。她们视察防空洞和看望孤儿的活动被摄成电影”，她们“在防空洞的烛光下挤在一起，以及她们的脸温柔地紧贴着孤儿的脸”，“有一张令人难忘的照片，拍的是她们三人小心翼翼而仍然颇有风度地择路走过一片废墟瓦砾，那是当年一度引人注目的朱门大院的一切残余陈迹”。

    “不知疲倦的宋氏姐妹，经常参加活动——向各团体讲话，出席各种会议。”“孙夫人虽然不喜欢公开演讲，但还是发表了许多讲话；孔夫人虽然害怕在会议上说不出话来，这次却显露出她应付这种讲演的不可否认的真正才能。”

    4月7日下午4时，宋霭龄与宋庆龄出席妹妹美龄在私邸主持举行的重庆各界妇女欢迎会，会场设在室外的大草坪。5点钟，三位夫人从屋内来到草坪，全场的人都站起来欢迎她们。宋美龄首先致开场白，她说：“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孙夫人和孔夫人，同时介绍两位夫人同大家见见面。孙夫人和孔夫人不仅是我的姐姐，而且也是全国姊妹的同志。”接着她扼要介绍了两位姐姐抗战以来所做的工作：孙夫人在香港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为伤兵和难友做了不少工作，不久前，她们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并表示：“今天，就在这里要求两位姐姐长住在重庆领导妇女工作。”随后，大家一致鼓掌欢迎孙夫人讲话。宋庆龄说：“这次回来，和孔夫人看到了不少地方遭到敌机轰炸的残迹，看到不少同胞的受难，但也看到了许多姊妹们的努力工作”，她希望“妇女们都能够起来做坚持抗战的工作”，并希望妇女同胞“多参加国民大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实施与妇女解放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宋庆龄讲话之后，宋霭龄也应邀讲话，她说：我虽然在外地，心却一直挂着重庆，希望全国姊妹们继续努力工作，“要以忠诚来贡献祖国，这只是为了一个可以在短期内达到的目的——造成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最后，蒋介石来到会场，他以简短的致词对两位夫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孙夫人和孔夫人的到重庆来，不仅是全国的姊妹们喜欢，而且是全国的民众都喜欢的事情。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表示欢迎。”

    4月15日，三姐妹应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之邀，在重庆向美国作广播演讲，由美国ABC电台向全美转播。战时，日寇常常扰乱破坏各国无线电广播，宋美龄此前的对外演讲就受到过严重的干扰。这一次三姐妹同时作广播演讲，其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为此，“我国事前布置周密，使敌方恶劣卑鄙之手段无所施用，获得成功。据有关方面消息，美国已来电报告，收听三夫人的播音，异常清晰”。

    宋庆龄首先发表讲话，指出：“日本藉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经向世界夸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曾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三十三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言毕，她对下一个接话筒的宋霭龄作了介绍，说：“她不仅是一位在困难中开辟道路，从而使中国妇女能同男子一起参与国家生活的先驱，而且作出了最宝贵的爱国贡献，又是‘中国工业合作社’、儿童福利工作和‘伤兵之友’等重要活动的卓越赞助人。”

    接着，宋霭龄发表演讲说：“当我向美国讲话时，我感到并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国的朋友们讲话。在不断捐赠我们最需要的救济金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同情。”并指出：中国“妇女们已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到处参加工作；在前线，同战士和伤员在一起；在后方，同受到战争震荡的同胞在一起；在大后方、在乡村、在医院、在战时孤儿院、在工业和公共事业机构里，我们正在掘壕据守，抗战到底”。

    最后，宋美龄发表讲词，说：“我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对孔夫人的话补充几句，我所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将近三年之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美国法律的国会议员，对下列两件事，必须做到一件，或者是对于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动，也就是对日禁运汽油、煤油以及其他战争原料。”并指出：“我们并不是没有放弃战斗的可能，但我们仍旧在这样困难艰苦的情形之下，不怕挫折，为着自由而继续抗战。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曾否想到，万一中国被日本军阀的武力征服了，将发生何等的情形？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军阀将保有它完满的海陆空军实力，并且可以利用中国的领土、人力和资源，来和民主国家为难。日本军阀会给民主国家以强大的打击……若果美国继续帮助日本军阀，竟使日本军阀在东方逞它的野心，那么事态的开展，就不堪闻问了。”

    宋美龄在这次广播的最后说：“只要给我们以正义的同情，到相当时期，一定能使他们(这里的“他们”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失败，然后它就根本不能助长人类的祸患，摧残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来扰世界的安宁。那时节，世人将会公认我们的功绩对于整个人类是怎样珍贵的贡献，问题只在能不能对我们表示正义的同情，这个问题只能让美国人民、美国国会议员给我们一个答复，炸弹的爆炸声，虽使中国的同胞震耳欲聋，但是仍旧渴望听一听贵国方面的答复。”

    对三姐妹这次重庆之行以及所干的事有什么反响呢？外国人有这样一些报道：“欢迎夫人们的到来成了如此狂热的社会活动，以致不得不为此订立了一条规矩：她们任何一人都不许接受私人的邀请，仅仅各个协会和委员们才特许招待她们”，“重庆的居民紧张到了百无聊赖的地步，不在战争条件下生活的人是体验不到这点的，他们贪婪地观察宋氏三姐妹的一举一动，眼睁睁地盯住她们，而宋氏姐妹也回看着这些人”，“三姐妹在重庆的数月间，人们跟在她们身后，尽可能地靠近她们，向她们招手，同她们说几句话，或者只是投以微笑”。

    当然，三姐妹在重庆的活动是很辛苦的。“快速旅行、欢迎庆祝会、参观学校以及无数的讲演，一直困扰着三姐妹，她们四处奔忙，并感到操劳过度，但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希望和活力使她们经受住了这场考验。自从离开香港以来，所有报纸都报道了她们在四川的经历。自从轰炸期开始以来，三姐妹尤其受到了日本人的‘关照’，夜晚在月光下，她们从寝室里被唤起，沿着台阶走入防空洞，在洞中，她们秉烛商讨形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三姐妹都感到很高兴，尤其是宋美龄，有两位姐姐陪伴她，情绪更高，且很得意。“从照片上看到她发自内心深处自豪的微笑，这是动人的微笑，因为当知名人士表明也有私人的感情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总是对此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之所以很高兴，是因为她们“深深地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所震动，不管怎么打动人心的新闻报道和统计，也不能向人转达第一眼看见重庆时的那种感想。人们忙忙碌碌显得坚定而又快活，到处是千奇百怪的、经过改进临时凑合的设施。庆龄承认她从未看到过自己的同胞显示出这种卓绝的精神。尤其使霭龄感到高兴的是，她在奥柏林——山西纪念学校看到了用日本人的炮弹残片和飞机残骸制作的机器和武器。这所学校是孔博士得意的工程项目和机构，霭龄还是新娘子时，曾为学校工作过。如今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一起转移到成都”。

    宋美龄和她的两位姐姐的香港相聚和重庆之行，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即“打败日本”，也正是这一个共同的愿望把她们拉在一起，正如美国的罗比·尤恩森说的那样：“对这三位富有感情和教养的女士来说，这是一个狂乱的年代，一个恐惧的年代，一个悲伤的年代，但这也是她们共命运的年代，她们共同希望和祈求打败日本的年代。”她们的行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给人以团结抗战的印象，尤其在汪伪政权建立的时刻，“人们就不再会相信宋家分裂以及政府分裂的谣言了”。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一个消极的后果，即处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刻，宋美龄拉了宋庆龄，在客观上帮了蒋介石一个忙。在重庆，三姐妹联袂出席的一系列活动，都有摄影记者争先恐后地抢镜头，包括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在一起的镜头，可以说是“宋家难得的大和解”。的确，这是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的10年来，三姐妹首度共同亮相出席社会活动，也是宋庆龄首次与蒋介石站在一起拍照，表示了宋氏家族在抗战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5月9日，宋庆龄和大姐霭龄相约一同返回香港。当月，宋庆龄在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保盟通讯》上发表小妹撰写的《伤兵之友运动》一文。

    与此同时，《保盟通讯》还发表《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的报道，介绍宋美龄和宋霭龄推行伤兵之友运动的情况和捐助办法，这办法是：在伤兵之友运动中，捐款1元(法币)者为普通成员，捐款10元者为特别成员，捐款100元者为荣誉成员；在伤兵之友运动中，募集到500元捐款的个人、募集到5000元之捐款的团体，可得B级证书；募集到1000元捐款的个人、募集到10000元捐款的团体，可得A级证书；募集到5000元捐款的个人、募集到50000元捐款的团体，可得特别奖章。

    回到香港后的宋庆龄，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视察后方之观感”：总的来说，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意识大为增加，“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内地生产建设与日俱进，过去散漫之人力，亦逐渐组织化，或团结于生产部门，或团结于军役服务”，“只要坚持抗战，必可战胜日寇”；在政治方面，“不能否认，自抗战以来，已有许多进步，但尚未达到应有之程度。对于领袖，对于主义，空言拥护者不乏其人，对于抗战中改善民生，尚少明确具体之实际办法，此则不能不令人深为遗憾”。

    总的来说，宋氏三姐妹在香港、重庆的集体行动是对中国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的。

    协力办“工合”

    “工合”的全称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或中国工业合作社，起源于1937年，由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事业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发起组织的。

    目睹上海许多工厂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沿海工业区逐渐沦陷，大批人员涌入内地，后方工业品匮乏，三位外国友人萌生了“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上海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加的“星期一聚餐会”的响应，并着手制定了一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书，目标是使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使千百万人得到工作的机会，从而实现生产自救的目的。

    中国“工合”运动发起后，发起者和组织者都认为，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运动要取得成功，须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政府的支持；二是资金。为此，他们派人携带计划去汉口，当面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报，寻求支持。同时，斯诺等人通过友人，争取到英国驻华大使科儿的支持，科儿大使亲自到汉口将计划交给蒋介石夫妇和孔祥熙，努力说服他们接受与批准这一计划。

    “工合”运动得到了宋子文与其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等人的一致支持，虽然他们的目的、参与的方式及介入的程度不同，但毕竟在推动“工合”事业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这是自1927年蒋记政权成立以来，宋家成员不分党派、不分立场，唯一达成共识的一件事。

    宋庆龄是宋家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合”事业，也是最热心的一个。当她得知艾黎等人的想法与计划后，立即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并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工合”运动。宋庆龄认为：“再没有别种运动能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

    “工合”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为此，宋庆龄充分利用她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关系，在香港积极向海外发动募捐。她曾多次发表广播讲话，宣传中国的“工合”事业，并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工合”事业。在一封《致全世界的朋友们》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请你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宋庆龄的信，言简意赅，意味深长，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普遍同情与共鸣，中国的“工合”运动因此得到了许多国际朋友的捐助。

    艾黎在与宋庆龄商讨资金问题时，曾对宋庆龄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重庆总部有帮人往往只为自己着想，他们提出种种所谓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并“力图利用捐款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祥熙)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到最急需的地方”。对于国民党上层分子包括自己家族成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宋庆龄也有所风闻与了解，她赞同艾黎的意见，觉得有必要有效地保管与控制那些来之不易而又非常宝贵、有限的资金。于是，由宋庆龄发起，于1939年1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争取了香港地区的中外知名人士参加。宋庆龄亲任名誉主席，香港的英国圣公会主教R.O.霍尔又名何名华担任主席，美国人艾尔达·普律德女士担任秘书，不久，普律德受宋庆龄之委派赴美开展“工合”工作，由陈翰生接任秘书，斯诺、艾黎和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及宋子文等20余人为委员。

    该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立即派人到国外去建立“工合”推进委员会，较重要的有：派普律德回国负责建立援助中国的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出面担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任主席，委员多达百余人，由普律德自己担任秘书，在“工合”的外国捐款中，美国占第一位；委托斯诺夫妇赴马尼拉等筹组“工合”菲律宾推进委员会，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很快就建成了菲律宾“工合”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专员夫人任名誉主席，委员多达百人，他们当即筹募基金；宋庆龄还派人赴伦敦筹组“工合”英国推进委员会，英国建立的援助中国“工合”事业的英中合作发展公司，由英国工党领袖夫人担任名誉主席，国会议员、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巴恩斯担任主席，英国《新政治家和民主》杂志编辑吴德满女士担任秘书。另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建立了“工合”推进机构，向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捐款。在“工合”的资金来源中，外国捐款是最重要的一项。

    “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难民及生活无着者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因此，在把大量的捐款送往大后方的同时，宋庆龄积极资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地区的“工合”运动。她曾在香港安排“陈翰生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到延安，交给李富春”。第一批拨到延安的资金，当即得到应用，建立起许多合作社。1939年初，在宋庆龄的关心下，“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受宋庆龄的委托，艾黎于1939年和1940年两次赴延安，了解情况，帮助推动西北地区的工业合作事业。宋庆龄还委托艾黎到新四军根据地，帮助发展“工合”事业。在宋庆龄的鼎力支持下，“工合”运动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据统计，截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建立工业合作社41个，社员1040名，入股资金达3434040元法币；“工合”每月的产量是：羊毛毯270条，棉毯600条，毛鞋毛袜1325双，毛帽1500顶，肥皂30000条，牙粉16796包，面粉3250市斤，豆粉1400磅，植物油6000磅，盐3888磅，碱257箱，酒精605磅，酒2043磅，粉笔3888磅，墨水2250瓶，纸550000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香港转移到重庆，宋庆龄继续任名誉主席，何名华继续任主席，并增聘了不少中外进步人士。“工合”国际委员会因热诚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机构中的不少进步青年、工人和共产党员因此被逮捕，甚至被杀害。1942年，艾黎被解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技术顾问的职务，宋庆龄则继续让艾黎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委托他到抗日根据地协助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发展工业合作社。

    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宋子文很快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工合”运动。他以个人身份允诺给予“工合”事业以财政上的援助。1939年初，艾黎抵香港与宋庆龄磋商发展“工合”事宜，应宋庆龄的要求，宋子文从中国银行拨了一笔20万元法币的贷款。艾黎用这笔钱在赣州建起了包括机械、造船、印刷、纺织、制革、制鞋、毛巾、袜子、砖瓦等各行业共130个合作社，既发展了当地生产，也解决了大批难民的生活问题。宋子文还帮助出点子说，可以通过宋霭龄和宋美龄两姐妹去做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工作，最好取得当权者的同意，这样既可得到政府贷款，又易于取得同盟国的协力。

    受宋庆龄、宋子文的影响，宋美龄成了宋家第三个赞成“工合”事业的成员，她主动且信心十足地表示会说服政府支持这一计划。但蒋介石与孔祥熙一开始均对此表示冷淡，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更是明确表示“不予考虑”，宋美龄一时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向时在香港的大姐霭龄“告状”。与此同时，艾黎等人也在做宋霭龄的动员工作。宋霭龄听了“工合”的详细计划后，对“工合”大感兴趣，因为她发现“工合”与她早年创办实验工厂的设想不谋而合。宋霭龄虽以“爱钱”出名，但接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社会运动的她在早年也考虑过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调解劳资冲突的方法。从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出发，宋霭龄认为如果能够创造一种形式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就能够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从而实现资本家与劳工阶级的和谐共处，平息罢工，消除革命。为此，她曾设想在一个试点村建立小型实验工厂、棉纺厂、学校、母亲训练中心、公共设施等，并考虑在这些新式的企业中建立新的雇佣关系与新式利润分享制度，如在企业开始赢利后，可以将棉纺厂的股份作为工人的奖励，以使他们年迈后也可以成为工厂的股东之一。在宋霭龄看来，这也许行不通，但值得一试，哪怕只是很小规模地试一试，因为“除非资本家自愿帮助劳工，否则总是有办法逃避立法机构，不仅中国是这样。我们的工厂应该让负责人看到，从长远来说，公平处理事情会有好处，说不定还能平息罢工”。

    “工合”运动的出现，给了宋霭龄实验设想的机会。为此，宋霭龄特意从香港赶到汉口，做孔祥熙的工作。当然，宋霭龄对“工合”的兴趣与宋庆龄不同，宋霭龄有她的私心，正如她对孔祥熙所说，“工合”运动采取的是私人银行能进行剥削的小手工业方式，若能将“工合”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还可从政府的拨款中得到数量可观的回扣，通过领导“工合”，又可在国内的政治斗争及国际影响方面积累政治资本。宋霭龄的这一番“远见卓识”，顿时使孔祥熙的态度由冷淡转向积极。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他答应由政府对“工合”提供行政经费和贷款500万元，但没有立即兑现，因为艾黎等人拒绝给予高额回扣。经孔提议，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

    20名理事中，有国民党、共产党及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方面的代表，实际工作由技术顾问艾黎、总干事刘广沛、组织组长卢广绵等进步人士主持。宋庆龄、宋子文在香港都表示将尽其所能地支持“工合”事业。宋美龄考虑到自己社会活动频繁，主要精力又放在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方面，难以专心负责其事，故劝说宋霭龄出任“工合”理事及主任一职，宋霭龄则一如既往，既不愿担负实际责任，也不愿抛头露面，只答应挂了个“顾问”的虚衔，继续发挥她幕后策划的作用。

    在其位谋其事，宋霭龄、宋美龄两姐妹虽均未在“工合”总会中担任实际职务，但还是尽其所能地关心、支持“工合”事业。“工合”总会成立后，宋霭龄曾以顾问的身份亲自找艾黎讨论“工合”的发展计划及如何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宋美龄则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理事长的名义，积极对外宣传“工合”的意义与前途，呼吁世界各国爱好正义和平的人士支持中国的“工合”事业。她在1939年5月发表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为正义而抗战。凡是慷慨的人士，或是为人道正义而愿意帮助中国的人们，则中国‘工合’社和新生活运动内的生产部，是接受这种帮助的一个最实际的地方。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帮助中国难民，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

    1940年，三姐妹利用重庆之行，一同参观了重庆与成都的“工合”企业与事业单位。1940年4月下旬，三姐妹相偕至成都“工合”事务所视察，受到隆重欢迎，她们分别发表了致词。三位夫人的光临，给予社员们“莫大的鼓舞”。欢迎仪式结束后，她们相继参观“工合”产品展览会等机构，并由随行的美国摄影师格里芬当场摄成电影，作为宣传“工合”的资料，与其他“工合”影片一起寄往国外进行放映，以此扩大中国“工合”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

    1941年11月，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北角举行规模宏大的嘉年华会。嘉年华会是一种普及性的民众娱乐集会，会场布置有各种游艺玩具，并展销工业产品，美国和菲律宾等国比较流行这种娱乐集会。

    宋庆龄此次在香港举办嘉年华会，目的是要以这种方式进行筹款，以支持中国内地的工业合作运动。会场上展出了中国“工合”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工合”的各种产品，还展出了中国各地职工反法西斯的斗争资料和图片。当时，宋霭龄、宋美龄都在香港。11月11日，三姐妹一起出席主持嘉年华会的开幕式，情形甚为热烈。开幕式之后，在南华球场进行了募捐基金的义卖会和展览会，观众成千上万。这次嘉年华会为期三周，总人数达几十万人次，影响甚大。三姐妹对“工合”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共两党的舆论媒体均对此作了报道与称颂。

    “工合”运动的发展，解决了大量难民和伤兵的生活问题，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也使军队获得了某些必需的物资，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宋氏姊妹兄弟的参与，为解决“工合”发展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政府的支持和资金问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三姐妹的共同出场，更扩大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国际影响，故有人说三姐妹是“工合”事业的强大后盾，只是她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在宋氏家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是宋庆龄，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称她为“中国的良心”。

    殷殷手足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立即出动飞机轰炸香港。在日军逼近九龙启德机场前的几小时，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和保卫中国同盟其他委员的说服下，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整整战斗了四个春秋的香港，抵达重庆。她的姐姐霭龄与她同机抵达重庆。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权后，无论是国民党的官方邀请，还是兄弟姊妹的私下邀请，宋庆龄始终拒绝去蒋记政权所在地南京居住，不给蒋介石以利用她的任何机会。香港沦陷，宋庆龄由香港飞赴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后，消息不胫而走。她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她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热点。

    在重庆，宋庆龄先是住在姐姐霭龄家，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因为在这城里几乎哪儿都连个空房间也找不到，而在农村则又盗匪横行。这就是生活……我姐夫租赁的住宅叫‘范庄’，街道叫‘国府路’。自然，要请你用我的正式姓名，我在这里只用这个名字。”但住在孔宅，实有诸多不便。一是与朋友接触不方便。

    二是与蒋介石见面较尴尬。一个外国朋友曾对爱泼斯坦讲述了在孔宅经历的一件事：“这是一次家庭聚会，我想是在圣诞节。蒋介石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来。她怎么办？蒋是国家显赫的领袖呀！宋庆龄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三是孔府名声不佳，尤其是飞机洋狗事件被揭露后，以宋庆龄的身份，不便长住孔宅。

    后在宋子文的安排下，宋庆龄另找到了一住处。

    鉴于宋庆龄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的政治声望，国民政府常常邀请她出席一些重大的政治或外事活动。宋庆龄一如从前，较少接受访问，也较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凡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活动，她会欣然前往。

    宋庆龄到达重庆不久，在国民党内众多党员的要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决定在国府礼堂召开茶话会，欢迎宋庆龄。出席茶话会的有国民党中委及新闻界等100多人，包括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居正、张继、戴传贤等。在热烈的掌声中，宋庆龄发表讲话，她说：“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各党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公开表明了她对团结抗战的希望与态度。

    1942年4月17日，宋庆龄与大姐霭龄、小妹美龄联袂出席中美文化协会在孔祥熙寓所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游园茶会，出席茶会的有各国驻华使节、美国和英国等军事代表团400余人，会上同时举行了向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献赠“海鹰图”典礼。宋氏三姐妹的共同亮相，尤为西方媒体所关注，它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中国的团结，显示了统一战线的稳定，也显示了宋家在联络国民政府与英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1943年1月23日，为庆祝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会议厅举行茶会，参加茶会的国内人员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的长官、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各报社负责人、各文化团体代表等，外宾有各国驻华大使或使节、美英两国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及外国记者等，宋庆龄与中共代表董必武也应邀参加了茶会，宋庆龄并发表了谈话。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陪同与接待。华莱士于6月20日抵渝，在重庆逗留了3天，与蒋介石就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及中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其间他于22日12时特意拜会了孙夫人宋庆龄，晤谈“约半小时”，可见宋庆龄之国际影响与人格力量。

    宋庆龄还应邀参加了中苏间的一切友好活动。“自孙中山逝世后以迄中日战争，孙夫人就是中苏之间惟一坚定的联络人。”

    在重庆的四年中，三姐妹既各忙自己的工作，也不时地一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共同参加妇女界的活动，是她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她们曾一道被推为重庆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主席团成员。一直以来三姐妹都非常重视妇女的解放问题，在抗战中她们更强调如何发挥妇女的作用，并热情地向外宣传中国妇女抗战的功勋。

    抗战时期，三姐妹统一战线享誉中外，令她们的母校感到无上荣光，为此威斯里安学院同时授予她们三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在美国的宋美龄专程赴校接受学位。她由纽约乘火车抵波士顿，到站迎接者有威斯里安学院院长、波士顿市长代表及华侨数十人。当宋美龄“自车站出现时，鹄望多时之群众数千人，均挥手欢呼”。翌日，美国各高等教育机关纷纷赶到威斯里安学院参加盛典，宋美龄代表姐妹三人接受学位，并即席发表演讲，她首先向学校的校长及当年的老师表示敬意，并向大姐霭龄、二姐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致意。哥伦比亚公司向全国广播了此次典礼的盛况。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既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活动，也与中共保持联络。自1927年以后，宋庆龄成为“蒋介石下面的中国自由派分子与内地共产党之间联络线的象征”。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宋庆龄与中共的联系更加密切。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是惟一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同时筹募救济基金的重要团体。保盟内部有明确的分工：“由保盟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由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香港被日军攻陷后，保盟中央委员会被打散。宋庆龄一到重庆，就重整旗鼓，着手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据廖梦醒回忆，重建后的保盟所筹得的款项和物资，“极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宋庆龄在重庆时还多次参加与中共有关的活动，如参加《新华日报》的社庆活动，在自己寓所举行欢送中共驻渝代表董必武等同志返回延安的茶会等。虽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宋庆龄与中共的交往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如保盟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的支援，由于当局的严密封锁就很难运送出去。

    显然，宋庆龄与蒋介石政权的分歧与斗争依然严峻，她与妹妹美龄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是中西方媒界均十分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们追踪的热点。有人说：“宋氏两姐妹的关系便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当国共之间团结时，她们也能团结，当国共破裂时，她们也就破裂。”从政治角度看，的确如此；但若从亲情角度看，不全是这样。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宋庆龄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多项政治或外事活动，她也不完全拒绝参加蒋氏官邸举行的政治性聚会。1942年7月初，美国总统助理卡里来重庆，调解驻重庆的美国人与蒋介石的关系。临回国前，蒋氏夫妇在官邸为其举行了告别宴会，宋庆龄与宋霭龄、史迪威等应邀参加。但宋庆龄尽量避免与蒋介石的私下会晤，哪怕是家庭聚会。据说有一次，宋子良、宋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说要先问问二姐，她随即打电话给庆龄说：“……这是我们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即说：“不来喽，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美龄一听即说：“那么我马上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妹夫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回绝了。

    宋庆龄保持与蒋介石的距离，这不能不给妹妹美龄带来一定的压力。不过，撇开政治立场，姐妹之间还是很亲密的。早在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多少消除了姐妹之间的隔膜。抗战以后三姐妹的重聚与一同工作，更使她们的感情日益升温。据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在重庆时，“宋美龄交代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以便于姊妹间通话。宋美龄与宋庆龄之间的通话，均由军话台接通，而且多数是由宋美龄先呼唤：‘接宋委员电话。’当时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宋美龄用电话通话，一般系用英语，对外国人当然不用说，即使对一些官员如董显光、吴国桢……也一律使用英语通话。但她和宋庆龄通话，则用地地道道的上海话。

    她们两人的上海话，都讲得极为清脆流利，语气之间始终保持亲切、热情。每次通话时，都是美龄先开口说：‘阿姊吗？’宋庆龄回说：‘美龄吗？’宋美龄通话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对其饮食起居，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再就是拉家常。当时，宋子良任滇缅路总办，宋子安也在昆明。她俩在通话中，谈及他们兄弟。在她们姊妹间的电话中，从未涉及其他方面。”“宋美龄和宋庆龄的每次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通过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得到同意后，由宋美龄去看望宋庆龄的。间有约在范庄孔祥熙官邸会晤，那是因为大阿姊宋霭龄同时可以在一起见面。”

    宋庆龄虽对蒋介石十分反感，因不愿与蒋介石共处，甚至不参加单纯的家宴，放弃与兄弟姐妹聚会的机会，但对姐妹亲情始终是十分在意的，从她给友人的信中可见一斑。在1943年7月16日写给友人格雷斯的信中，宋庆龄聊到了家常，当时宋美龄刚从美国回来，宋庆龄在信中说：“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沙丁鱼，我分到的惟一的‘战利品’是一面塑料镜子，我很宝贵它，还有我兄弟给的两件外衣和厚圆领衫。一双鞋也没有。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到那时我也能炫耀一下真正的美国鞋了……我想这大概要等到战后。”信中所说的兄弟当是宋子文，此时姐弟二人已因政见的不同而再度分手，但姐弟亲情依然。在这封信中，宋庆龄还对妹妹美龄此次访美的效果作了评价：“说正经的，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委员长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中共的运动。”同时，宋庆龄也充分肯定了宋美龄此行的成绩：“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在一次集会上对倾慕她的人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对宋美龄来说，给二姐的礼物可以遗漏，但二姐的安全是绝不能马虎的。自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公开予以谴责后，宋庆龄的活动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即便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之下也如此。当时重庆的报纸，对宋庆龄都以国母称呼，似乎很尊重，但实际上宋庆龄处处受到牵制，甚至暗中遭到监视。宋庆龄则一如既往，对此岿然不动，毫无惧色，屡次在公共场所露面，明确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倒退，并常发表激励民众的公开言论。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清楚蒋介石对二姐庆龄的态度，她也多少风闻一些国民党特务欲行刺二姐的阴谋，对此，宋美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今同处重庆，她更是直接进行干预。除了“警告”蒋介石外，宋美龄还通过哥哥宋子文直接向戴笠施压。宋子文与戴笠之间本没有什么交往，王亚樵案是他俩换取交情的开始。此后，两人间的交往渐渐增多。直至抗战中期，他们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了“合作”，宋子文不仅在经费上接济戴笠的军统力量，还利用在美负责援华物资之便利，帮助戴购进了许多特工器材。鉴于宋子文与戴笠的这种关系，宋美龄打电话对哥哥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宋子文马上把话转告了戴笠。据王正元的回忆，“确实，特务头子们曾遵照蒋介石意旨，对宋庆龄是有所举动的，而宋美龄对此则坚决反对。一次我和一个中层特务——重庆航空检查所主任姚某闲谈，姚说：‘戴老板对此非常为难，很伤脑筋，照委员长意旨办嘛，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大家都有所顾忌。’接着又说：‘底下人都知道，闹出乱子来吃罪不起。而且戴老板也深知夫人是不好惹的。’所以特务们一直有所畏惧，不敢胡来。”

    同样是宋家的人，特务的“关照”是大不一样。宋庆龄是长年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宋子文、孔祥熙则备受特务的保护。据曾任国民党特务头目的沈醉回忆，“宋子文的家中驻有军统派去的一个便衣警卫分队，十多个特务在维护着国舅的安全。孔祥熙家中虽有他自己的卫队，戴笠为了讨好他，仍在国府路范庄的孔公馆里，或孔家在南温泉的别墅中举行宴会舞会时，总是派特务去附近警戒。

    孔祥熙在广播大厦大开寿宴时，戴笠还亲自站在门口当招待，并派遣大批特务去保护前往祝贺的达官贵人”。

    虽然宋庆龄与姊妹兄弟的政见、立场不一致，他们之间也有过种种矛盾，但抗战时期是宋庆龄与姊妹兄弟自1927年以来走得最近的时期，宋庆龄更是为宋家所有成员的表现而感到自豪与欣慰。她在1942年10月5日致好友阿莉的信中说：“你也许知道我们三姐妹都在这个城市里，各自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比我更忙，她们有许多社会工作和官方职务。我的三个弟弟现在在华盛顿，他们为我们输送抗战物资。这样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子文与二姐的感情最好。宋子文虽是“蒋记”政权的要员，但与二姐之间的姐弟情谊始终是情真意切的。抗战后期，当宋子文从美国返回重庆后，姐弟俩曾有一段时间经常见面；仅两三个月不见，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即谈到，她发现弟弟“体重减轻了许多”，但觉得“他看起来比过去健康了”。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准备返回上海，她知道当时的上海很难找房子，而孙中山留给她的那所房子因荒废日久，加以日本鬼子的劫掠和破坏，已不能住了，为此她请弟弟宋子文帮忙另找住处。宋子文立即帮姐姐找了房子，并致函说：

    亲爱的姐姐：

    收到你本月10日的电报，很高兴得知你对房子满意。政府想给一处永久的住所，因为你决定将你在莫利哀29号的房子作为孙博士的纪念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请告诉我。我在中央银行大楼里有直接联系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无线电台。

    爱你的子文

    宋氏姐弟参与同日本“和议”

    上海会战激战了近三个月，虽然日军占领了上海，但代价很大，不仅丢掉了有生力量4万多人，而且抽调了华北两个半师团，使华北战局起变化。在国际上也使对中国“观感一新”。为此，日本亦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就蒋介石来说，当然想借国际联盟的压力，迫使日本停战。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陶德曼调停”。经过日本找狄克逊、狄克逊找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再找陶德曼，再按这个顺序往返。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曼。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特密电报中说：“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有的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r.Oskar Tmann)立刻从汉口回到南京晋见委员长夫妇。这场未经官方证实的会面十分的著名。据说陶德曼大使被引入夫人的工作室，坐在书桌前的她热诚地接待这位多年老友。陶大使有些不自在的和夫人闲话片刻。然后将一张德国政府的意见书放在她桌上。‘夫人，你了解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他说。夫人静静地将意见书放在一边，答道：‘我想也是，你的孩子都还好吧？’”在第一次接见中，蒋介石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没有让步。12月2日，蒋介石第二次接见陶德曼，蒋介石表示“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骤然间增加了和谈的条件，并且在手续上也增加了条件，限死蒋介石在年底答复。26日，陶德曼将这些条件交给了宋美龄与孔祥熙(因蒋介石患病)。宋美龄与孔祥熙对此感到惊恐。陶德曼在当天给德国外交部的急电中说：“当我向他们宣读日本的条件的时候，孔和蒋介石夫人都极为惊恐。”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日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这次秘密和谈，一直拖到1938年1月16日宣告无结果而收场。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上说：“陶德曼带着委员长决不妥协的回答回到汉口：

    只要日本对中国以武力相向，就绝无谈判的可能。”这显然言过其实，最后秘密和谈未成这是事实，而为什么未成呢？并非蒋介石“决不妥协”，是买卖的价钱谈不下来，故此告吹。也就是说日本要求的条件较高，同蒋介石与宋美龄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矛盾。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寇此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灭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作答。”

    其间也传出了宋子良与日本人谈判的消息，果有其事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初，日本方面有一部分人以为只一个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虽然日军连连攻陷了中国的重要或沿海城市，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很快破灭。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民族抗战的情绪日益高涨。日本侵略者对解决事变的方策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从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在进行与汪精卫建立和平政府之工作的同时，又另外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桐工作”是此间日本帝国主义与重庆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活动的代号。这一项工作的中方主角之一据说是宋子良。

    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对“桐工作”作了这样的记述：当时，日本海军全面封锁了大陆沿海地区，香港已成为重庆政府唯一的对外联络线的基地，成为各种机关和要人的集中地点。因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中佐(他名义上是日本驻香港的武官)，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铃木中佐到香港上任时，历任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虽然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亲兄，当时与政府不能相容，他和次弟宋子良等兄弟一同住在香港，宋美龄也时常乘飞机从重庆往返。

    铃木由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和宋子良会见。但宋表示：政治行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子文的同意，以此为理由，一度予以拒绝。但到了十二月下旬，宋又表示希望会面，铃木认为：宋开头回绝，后来又要求见面，从这种态度来判断，大概是反映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事实上宋子良也说他显然没有对日本谈判之类的政治权限，但因为他充分得到宋美龄的支持，可以暗中活动，把日华两国政府的意向向双方转达，使联络易于进行。

    宋子良以前做过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当时以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名义，住在香港。

    后来，铃木同宋子良来往了几次，在由宋提议的第一次会谈时，宋表示了如下的要点：“倘使日本是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的。重庆政府有和平会谈的准备，因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汪兆铭政府之前，认真同重庆政府协商。”

    “中国方面为了和平是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的，但不管怎样，日华两国在开始谈判前必须休战，而且日本必须保证撤兵。”

    接着，在第二次、第三次会谈中，宋听了铃木的说明，表示已经消除了一个误解：把一九三八年年底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仅认为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宣传姿态，并同意这是在实际上已经决定了的日本的最高国策，因此约定于最近赴重庆，通过宋美龄转达给蒋介石，但强调说，重庆政府同汪兆铭合作这类事是绝对难以设想的。

    我在青岛会谈后回到南京，应铃木的要求，二月十日从南京出发，经过广州匆匆到了澳门，铃木中佐到该地迎接，二月十四日结伴进入香港。

    为了保守秘密，我们照以前一样，对外用“满铁”工作人员佐滕正的名义住进了铃木中佐的宿舍。后来在台湾拓殖公司经营的东肥洋行会客室中，才第一次把自称为宋子良的那个人介绍给我。我们初次见面，他果真宋本人吗？

    当然不可能断定。这人四十岁左右，白皮肤，身长不高，约五尺二三寸，英语流利，手里时常拿着雪茄烟，态度很有礼貌。

    宋子良同铃木的居间人张治平，当年我在北京大使馆武官室任职时，他就在冀东政府工作，曾经是北京的新闻记者，这次的奇遇使我吃了一惊。不过，原来只是相识，我毫不了解他的历史和性格等。当时，宋的建议是这样的：“希望在举行日华两国政府正式和平会谈前，二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秘密代表各有三人出席的圆桌预备会谈，讨论和平条件。”

    “重庆政府对于这次的秘密讨论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它的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同时，宋美龄也预定前来香港，从侧面进行援助。”

    张治平英语讲得很好，据他说，他曾经在牛津大学读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时代起就与宋子良认识。我们姑且依照张的讲话相信他是宋子良，万一宋即使是另外一个人，既然重庆政府让他携带着代表的委任状，那么，目前也只好抓住与重庆方面的这个联络线索，寄希望于这事的进行，所以接受了对方的建议。

    这次和平路线命名为“桐工作”接着，自称为宋子良的人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在香港参加了中日之间的会谈。日方代表有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和今井武夫三个人，中方代表除自称的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时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共三人，另以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代表，以张治平为联络员，派遣到香港。就在会谈期间，日本方面秘密地对宋子良的来历进行了调查。据今井武夫回忆说：自从去年十二月铃木同他开始会见以来，在我们周围找不到以往和宋子良相识的人，因此更扩大范围，探寻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但因为属于秘密事项，难于公开向中国方面明讲，得不到积极的协助。不得已，姑且信赖张治平的介绍，但第一次秘密会谈时，陈超霖和章友三两人都带来了身份证明书，唯独宋子良一人却不曾携带，而且看他在会谈席上发言的情况和地位的比重，也使人感到有疑问之处。

    还有，关于宋子良的能力，中国人是有一些传闻的，同这个实际的对手比较起来有优劣之别，更加深了我们的疑问，正好利用半岛旅馆会谈的机会，想彻底追查清楚。

    从而，安排了一些从中国事变前起就认识宋子良的中国人，在第二课参谋冈田芳政中佐等努力之下，或者收集情报，或者查阅文献，但没有任何可以下断定的材料，很不容易辨别。

    这一次，趁着半岛旅馆会谈的机会，铃木在不使他们察觉的情形下，秘密地从门锁的洞眼中拍摄了宋子良在会谈时的相片。

    十八日我乘“白银丸”从香港出发，在船中对参谋本部派来联络的门松少佐说明了情况，经过广州、台北，二十一日回到南京。

    我立即把从香港带来的宋子良的相片拿给汪政权的陈公博、周佛海等许多中国要人看，周说虽然相像但更像宋的弟弟子安，陈说不像。还有四明银行的吴启鼎也说像子安。其他人的意见各式各样，依然不能决定，终于得不到解决的方法。

    当时得到情报说：有一个重庆政府派到香港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俗称蓝衣社的香港地区负责人，名叫王新衡，与蒋介石是同乡，生于浙江省奉化，他很受蓝衣社首领戴笠的信任，年三十六岁，白皮肤，身长五尺二三寸，这个人似乎就是我们谈判的对手。我们也觉得单单根据相貌来看，这个人的相貌比起宋子良来，更和这个实际的对手相像。

    总之，自称是宋子良的这个人的真伪，当时难以明白断定，但这个人同蓝衣社的关系似乎特别密切之点，可以从会场周围的警戒情况以及吐露清洗和平反对派的秘密和其他方面来判断，有充分可以肯定之处。至于他们与重庆政府的中枢要人有直接联系一点，从陈和章提出的身份证明书，从他们在重庆和香港间乘飞机随时往返联络，或是从他们在会谈席上充满信心的回答情况等等，可以推测得出来。

    再则，中国方面代表也曾讲明，他们每一次来港时，宋美龄似乎也来到香港，这从每次的新闻报道中也得到了证明。因此我们对这个自称宋子良的冒名顶替者虽然有不少疑问，但我们商定不必过于拘泥他的真伪了。

    可见，日方在当时就已怀疑宋子良身份的真假。事实上宋子良的确另有其人，是重庆方面有意冒宋子良之名与日方进行谈判。《蒋介石传》(杨树标着)一书中对“桐工作”作了这样的评述：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对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的。当时是派军统特务曾广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对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1940年底屈服，因此一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1939年12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中佐驻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1939年12月27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摘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摘要)。1.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录原文)。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2.日本的对华态度果真是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公开，以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对以上的质疑，当时铃木毫无回答的准备，只是要曾广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或地下潜伏工作范围内维持联络。1940年1月22日和2月3日及10日、14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木会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2月14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2月底在香港以三名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政府对此抱有极大期待。

    1940年3月7日至10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当时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和日本代表铃木中佐、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佃俊六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当时蒋介石为了确保这次会谈进行，在5日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间。

    在整整四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来看，大体能够在谈笑声中交换了意见。在这个期间内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依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部分驻军的问题以及对汪精卫政府的处理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这时，日本把汪伪政权的建立推迟到3月30日成立，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3月24日，蒋介石给香港的铃木的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3月30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1940年4月11日，曾广从重庆到了香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表示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5月7日，章友三也到香港。同时报纸报道了宋美龄到香港治疗牙痛。6月4日，曾广和今井武夫等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说了这么一些话：“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中中国方面的意见，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秘密会议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共计划，如果不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邱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已时，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

    在会议中，曾广等说明：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日本方面的立场很强硬。6月6日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了一项令人不能想象的妙策：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日本同意这个计划，并通知汪精卫。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汪系认为这是重庆的谋略，并且如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会谈，他的安全警戒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板垣就想改由自己和蒋介石两人会谈，预定会谈在7月28日举行，在中日两国由局部停战到全面停战，再结所谓“东亚联盟”。不久，由于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了。

    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竟立同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1940年11月30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蒋介石在1940年12月2日的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

    重庆方面为何要借用“宋子良”这个名字，日方明知有假又为何将错就错呢？

    日本政府知道，自“九一八”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政府内的两派——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势力消长的斗争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变化。宋子文是国民政府中英美派的代表，是对日强硬派。而且，当时的宋子文与其二姐宋庆龄一样，同情共产党，宋子文曾多次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谈判。抗战爆发后，闻名中外的宋氏家族更有抗日救国的不凡表现。所以，若能动员宋家成员参与中日间的和谈，意味着国民党内对日强硬派态度的转变，这将有助于蒋日谈判。

    1938年初，曾有日方代表访晤过时在香港的宋子文，允诺中国如果愿意和谈，日本的条件会是非常容易被接受的。之后意大利大使柯莱又向宋子文转告了日方关于调停中日关系的条件：（1）中国应承认“满洲国”；（2）日本将在华北驻兵；（3）日本在华北享有经济特权；（4）在上海设立一个中立区，日本将不提出特权；（5）应支付赔款。宋子文询问柯莱哪个国家应收到赔款，日本是否打算对南京大屠杀和轰炸上海而向中国支付赔款。柯莱回答说，任何一场战争结束之后，总要支付赔款，日本肯定期望得到些什么。事后，宋子文在向美方报告有关情况时指出，柯莱传递的条件看来比以往来得温和，显然日本试图尽早结束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但是中国将继续战斗下去，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目前的危机。宋子文的对日态度，显然仍是强硬的。一年以后，由宋子良出面与日方商议和谈之事，在日方看来意味着重庆方面对日态度的转变，当然乐意接受。

    到后来对其身份有所怀疑时，日方与重庆方面的谈判之门已打开，是否真是宋子良已不重要，在日方看来，“我们充分谅解像宋子良这样的地位不是一个处理和平大事的那样高级人员，我们也一向只是在利用一个和平路线的窗口，不强行论及他的人物大小和职位高低，今后也专以这条路线沟通与重庆的直接联系为主要着眼点，依然继续进行谈判”，而且，“当时，日本政府内心里是在希望找到日华和平会议的端绪，可是不容易开辟出联络的路线，正处于焦急之中。大本营也还不舍得放弃桐工作，已决定方针，一面慎重地加以警惕，一面继续谈判”。

    可见，宋子良参与和谈，只是一个幌子，宋美龄却是真正地参与其事。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参与了蒋、日之间的一些和谈活动，做了一些联络协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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