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十四史学领导智慧-不要成为小人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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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楚国伯喜否一家被佞臣费无忌谗害遭族灭,只身一人颠沛流离逃到吴国。

    伯喜否投奔吴国,一则因吴国是楚国的敌对国,二则因为伍子胥同伯喜否一样与费无忌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伯喜否一见伍子胥就放声大哭,先是为伍奢一家的遭遇深表愤慨,接着哭诉全家遭斩的惨痛经历,继之大骂费无忌诱惑君王,杀害忠良,经过一番眼泪和愤恨的表演,才提出看在同国同乡同遭遇的分上,给个安身之地,向吴王举荐一下。

    伍子胥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出于对楚平王和费无忌共有的憎恨,也由于相同遭遇而产生的怜悯,虽然原来与伯喜否没有什么私交,但还是决定向吴王引荐他。这时伍子胥的好友被离劝阻他说:“你可不要轻信这个伯喜否呀。据我观察,这个人鹰视虎步,形貌含诈,其品性必贪婪奸佞,专擅功劳,任意杀人,切不可同他亲近。今日重用他,以后必为其所害。”伍子胥回答说:“古语说得好: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人还是善良的多,你先不要猜疑。”

    伍子胥便将伯喜否引见给阖闾。

    在伍子胥真诚的介绍和大力推举下,吴王阖闾也可怜伯喜否的不幸,同情他的遭遇,又听他能说会道,见他频频表示的效忠尽命的决心和誓言,就收他在朝中,封为大夫,命他同伍子胥共佐朝政。

    同乡之情,“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古训,使伍子胥的感情大大地向伯喜否倾斜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救起的却是一条毒蛇,三十年后,他自己也冤死在这条蛇的毒牙之下。

    不过,此时的伯喜否在吴的境况与伍子胥不可同日而语。伍子胥帮助阖闾登位,又协助他建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库兵,发展了吴国的实力,有大功于吴王,君臣关系亲密。而伯喜否呢,初入吴国,人生地不熟,虽得伍子胥之力而为大夫,实无功于吴国,和吴王的关系并不亲密。身在异国的他,脚跟未稳,羽翼未丰。

    他只是谨慎小心地应付着周围的一切,以便争得一个较为安全的生存空间。在吴国,这个时候同他关系最亲近的要算伍子胥了,许多方面他都需要仰仗伍子胥的照顾。

    再说向楚报仇一事不靠伍子胥,凭他伯喜否对吴国的影响能办到吗?这一切,秉承了祖父伯州犁机敏之性的伯喜否当然清楚。他对伍子胥的依赖,决定了他对子胥的恭敬。这种恭敬的真实性还是可以相信的。向楚报仇是他和子胥的共同目的,这种共同目的,使他能与子胥同舟共济、互相配合。

    公元前506年,阖闾兴兵伐楚,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与伯喜否为副,率军进攻楚国,吴国一连打了五次胜仗,最后占据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楚昭王弃国而逃,躲到隋国去了。在这都城失守的时刻,楚臣申包胥力图复楚。他跑到秦国去哀求秦哀公发兵救楚。秦哀公不愿出兵,申包胥大失所望。为了挽救楚国的危亡,申包胥坚持哀求秦哀公能发兵救楚,为此而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最后使秦哀公受到感动,遂答应发兵救楚。

    当秦国的救兵进入楚国境内以后,吴国大将孙武,考虑到楚国的疆土辽阔,人心又不服吴,吴军久留楚地,与之相持,对吴军不利。因此他主张遣使与秦国通好,为楚国另立新君,以安抚楚人之心。伍子胥对孙武的主张也十分赞同。但是,伯喜否对这个安吴之策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是灭了吴国的威风,长了秦军的志气。因此对阖闾说:“吴军自离东吴,一路破竹而下,五战而把楚国的都城拿下来了,并把其宗庙夷为平地。现在一遇到秦军,就想班师,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他要求阖闾给他一万人马,与秦军作战,并表示要把秦军杀个片甲不留,若不取胜,甘当军令。

    阖闾对他的决心表示赞赏,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孙武和伍子胥还是劝阻他不要与秦国交兵,伯喜否执意不听,结果连战皆北,连他自己也被秦军三路包围,左冲右突,不能得出。幸得伍子胥领兵把秦军杀退,才把他救了出来。

    这一仗,伯喜否所率领的一万人马,被秦军杀得所剩无几,损失惨重。他自知有罪,不得不叫人把自己捆绑起来去见阖闾。

    孙武对伯喜否的恃勇无谋,深为恼火。他对伍子胥说:“伯喜否为人矜功自任,久后必为吴国之患,不如乘此兵败,以军令斩之。”

    伍子胥对此并没有表示赞同,而且为他求情说:“伯喜否虽有丧师之罪,但有前功。况大敌当前,不可因小过而斩一员大将。”还亲自去奏请阖闾赦其罪。经过伍子胥的劝说,伯喜否才免受军令的制裁。

    孙、伍二人以让楚收纳太子建之子为条件同楚谈和,随后率军满载楚国府库宝玉而回,又将楚国境内一万多家迁至吴国,以充实吴国空虚之地。

    阖闾论破楚之功,以孙武为首。孙武不愿做官,坚请隐退山林。阖闾让伍子胥去挽留。孙武私下对伍子胥说:“您知道天道吗?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王恃其强盛,四境无忧,必生骄乐之心。功成而不退,将来必有后患。我不只是想保全自己,并且想保全您。”可惜这番具有远见的话,伍子胥并不以为然。孙武于是飘然离开,沿途将吴王所赠金帛全部散给贫苦的百姓,后来不知其所终。

    孙武走后,吴王立伍子胥为相国,为表示敬意,他效仿齐桓公与管仲之事,只呼其字而不称名。子胥地位之尊由此可见。

    对于功劳亦不算小的伯喜否,吴王以其勇而恭顺,善体己意,使为太宰以掌管王家内外事务。这样,伯喜否同吴王接近的机会比伍子胥要多。虽然他不能同子胥之位相比,但他明白,只要能得到吴王的特别垂青,他就能得到吴王进一步重用。伯氏家族血的教训也使他懂得,同国君关系亲密,对于保身是十分重要的。他不愿重蹈先人的覆辙。太宰之位,对于此时的他来说正称其心。

    伐楚之后,伯喜否已在吴国站稳了脚跟,羽翼渐丰,在吴国也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因此,他对伍子胥虽然恭敬,但毕竟不像以前那样,俨然同伍子胥有了分庭抗礼之势。伯喜否也暗暗生了取伍子胥而代之,独揽吴国朝政的阴谋。

    楚亡之后,伍子胥对楚平王鞭尸三百,费无忌、鄢将师已为囊瓦处死,囊瓦也自刎于郑国,伍、伯二人之仇都已复清了,他们二人也失去了共同对敌的基础,二人所求以及性格的差异,使他们的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

    这种斗争的结果,孙武已预见到了。他在私下对子胥的谈话中指出:“王恃其强盛,四境之忧,必生骄乐之心。”这样一来,刚正不阿以国为重的伍子胥同已有“骄乐之心”的吴王的冲突势所难免,其结果必为吴王所厌恨,给自己带来祸患。而替自身考虑较多、期望与王关系密切的伯喜否,由于能善体王意,投王所好,得吴王欢心自是意料中事。这样一来,他同子胥的争斗就极易取得吴王的支持,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伯喜否在危难之时得伍子胥的相助,在其应受军法制裁时又得伍子胥的相救,可以说伍子胥做到仁至义尽了。但是,伯喜否他只知图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旦他可以图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便把一切都置于脑后,不仅可以出卖国家利益,而且还会忘恩负义,加害恩人。

    后来果不其然,在伯喜否的一再进谗下,吴王夫差终于杀了伍子胥,至此,伯喜否也清除了最大的政敌,成就了自己的权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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