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字背后有玄机
关于杨延昭的故事很多，歧义也很大，首先杨六郎叫什么名字就有些众说不一。最权威的解读应该是《宋史》，杨六郎最初叫杨延朗，1012年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
真宗皇帝为何对一个道士情有独钟，赵玄朗又是何方神圣，搞得宋真宗如此兴师动众？很多人对此可能并不太清楚，但若要说赵玄朗就是财神爷赵公明，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了。
那么宋真宗为何要以赵玄朗为圣祖？财神爷又怎么和宋真宗扯上了关系，摇身一变成为赵家的始祖了呢？这还要从道教在宋朝的发展说起。宋初，太祖、太宗时代，采取的是佛教、道教同等对待的政策。宋太宗幽州战败之后，开始倾心于道教。当时契丹视辽主为天，称皇后为地，每年数次祭天，声势浩大，很以为傲。宋朝的一些大臣，揣摸皇帝逐渐产生的厌战心态，鼓励他尊崇道教，让辽人知道天佑大宋，他们就不敢南侵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思想，在宋真宗时发展到了极致。
宋辽结下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初时欣喜，后觉屈辱，内心十分惶恐。受了王钦若等人的怂恿，在全国各地大造祥书天瑞，希望能够借助神力安定人心，巩固统治。宋朝廷的想法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非常幼稚，他们想通过制造气象万千的景象，让辽人看看，大宋是有天人相助、神灵保佑的，你们若敢南侵，那就是与天作对，自取灭亡。
以这种方式安国定邦，大抵有精神胜利法的意味在里面，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和自我麻木。从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正月乙丑始，大宋朝“天书屡降”。后来，真宗皇帝又不畏严寒，登上泰山，搞封禅大典。回来的路上又不辞劳苦地到曲阜拜孔殿，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又过了两年，可能是觉得神必佑我的可靠性还不够大，为了进一步壮大声势，抬高皇室的地位，宋真宗准备模仿唐朝以老子为宗祖的办法，与道教的头面人物挂上钩。但道教至尊之神“太上老君”姓李，已被李唐王朝的皇帝拉过去了，宋真宗只好另想他法。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是有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宋真宗的灵机来了。他假托玉皇之命，宣称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就是他们赵氏帝王的族祖。这事《宋书·礼志七》中有详细记载：
有一天，宋真宗对辅臣说到一件很奇怪又很神圣的事。他先是梦到神人传达玉皇的命令，要让赵氏祖先前来传授天书，就像唐朝恭奉玄元皇帝一样。第二天，又梦到神人传天尊之言，告诉他祖先即刻就到。宋真宗在延恩殿设下道场，天尊对他言道，“我是九位人皇中的一位，是赵之始祖……后唐时，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最后又勉励他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从此，道教又多了一位仅次于玉皇的尊神——保生大帝赵玄朗。
这一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所有犯“玄”和“朗”的名字都要改掉，杨延朗的名字当然是非改不可。非但杨六郎，不管什么人，无论如何显赫，只要犯忌，一律要改。孔子曾被宋真宗亲封为“玄圣文宣王”，因为犯了赵玄朗的名讳，只好去了“玄”字，改叫“至圣文宣王”，这个名号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位神灵玄武大帝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改名。玄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82次变化之身，被玉皇大帝封为玄武真人，镇守北方。玄武一词，原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玄武七宿之形如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后来宋真宗为避祖宗赵玄朗的玄字之讳，改玄武为真武。
用宋真宗自己的话说，自从供奉“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以来，赵宋王朝是“天地储休，宗社垂祐，嘉祥屡降，庶政允厘。民俗阜康，边垂靖谧”，大意就是国富民强，国运昌盛，边疆安定，社会和谐，非常灵验。所以宋真宗执行避讳的力度很大，做法也很坚决。一大批地名人名多有改动。比如，朗州改为鼎州，玄武门改为拱辰门。
1012年推行避讳之时，杨延朗已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当时人们叫的更多的可能还是延朗，一时改口并不容易。他生前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叫杨延朗的，杨延昭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他1014年身故之后才流传开来的。
如果抛开宋史的这条脉络，杨业七个儿子的名字，小说故事中的记载非常混乱，可以算得上是一笔糊涂账。以“杨六郎”为例，上文提及的杨延朗也好，杨延昭也好，都是于正史有据的。但元曲《昊天塔》称杨六郎为杨延景。而同是杨延朗这个名字，元曲中是四郎，明曲中是五郎，演义及后世流行的戏曲中又是六郎。宋元以后的许多故事，杨六郎又被称为杨景、杨延昭，景成了他的字。从元代开始，很多戏曲里的杨六郎，大多都称为杨景。
为什么杨延昭又被叫做杨延景，《杨家府演义》的解释是，“昭”字犯了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名讳，所以改名杨景。这话有点牵强，杨六郎改名为杨延昭，是在1012年，其时杨六郎差不多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赵德昭已死了十几年，也从没听说过谁要避赵德昭的讳，而避赵玄朗之讳是真宗专门下过诏的。如果既要避赵玄朗，又要避赵德昭，那就不会有杨延昭之说了，直接改成别的名字不是更好吗，何来杨延昭这一中间环节。
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六郎上场时就自称名景，字彦明。弟兄七人，名为平、定、光、昭、朗、嗣，与《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都略有不同，既有杨景，又有昭和朗两个兄弟，也不讲什么避讳不避讳了。元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和《焦光赞活捉萧天佑》，杨六郎都名杨景，而兄弟7人的名字又略有差异。《开诏救忠》、《活捉萧天佑》都说是平、定、光、辉、昭、朗、嗣，又说杨景字彦朗。看来杨景就是彦朗(延朗)比较可信，后世改称杨延昭倒是根据史书校改过的，因为《宋史》在元末才问世，那些杂剧是不可能受其影响的，倒是明代以后的剧作可能受影响比较大。所以，在明代传奇《三关记》等戏中，杨六郎都已改称杨延昭了。
清代宫廷大戏《昭代箫韶》，是在许多传统剧目的基础上重编的，杨家将名字又另有一套。杨继业有8个儿子，大郎杨泰、二郎杨徵、三郎杨高、四郎杨贵、五郎杨春、六郎杨景、七郎杨希、八郎杨顺。杨六郎还是叫杨景，这种说法似乎是从元杂剧承继而来。《昭代箫韶》中杨继业提到“长子杨延平”，佘太君提到“吾儿延昭”，其余各人再没有提及，给人的感觉也是杨家诸子的名字很不确定。
杨业之子的名字颠倒多变，但整体精神并没有改变，杨六郎仍是其中最具风采的一位。
二 延昭因何称“六郎”
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实则不然，而且细究起来也很有意思。杨业有七个儿子，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但排行问题却往往发生争议，分歧最多的就在于“杨六郎”是不是第六个儿子。
宋史《杨业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其余三子并为殿直，再加上随同杨业战死的延玉，一共是七个儿子。除了杨延朗，史上都只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没有详细的事迹交代。根据史料分析，杨延昭比杨延浦以下的五位都要大。《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太平治迹统类》与宋史的记载大体一致，称杨业死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没有包括最小的孩子延彬。按宋代律例规定，未满15岁不能赠官，当时延彬年龄尚小，所以并未受封。《太平治迹统类》是宋人彭百川所撰，书中记载了很多宋朝典故，对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记录得比较清楚，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成书都比《宋史》要早许多年。
《宋史·杨业传》称延昭为“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称“次子”，显然延昭应该比延浦等五人大，他不可能排行第六。而从年龄上推算，杨延昭也不可能是老六。杨业死时约五十六七岁，当时杨延昭29岁，老七还不足15岁。如果杨延昭为老六，则与老七年龄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杨业在27岁之前的5年时间里要连生6子，而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才生第七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荒诞。
还有人提出大排行之说。杨延昭在杨业的儿子中排行不是第六，但有可能在杨氏一族的大排行中居第六。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依据。大排行的风气，唐代最盛，到宋时也一直沿用。但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提供的资料推算，即使是杨家一族大排行，杨延昭排行第六的可能性也很小。杨继业与杨重勋是兄弟，杨重勋的儿子比杨延昭还小。而且很显然，杨家将故事中称其为六郎也是按着自家兄弟的顺序排的，不存在什么大排行问题。
很多戏剧故事里都想当然地把杨六郎看做了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既然杨延昭不可能排行第六，那么他被叫做“杨六郎”不是件很奇怪的事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寓意？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真有一些复杂。
历史上确有“杨六郎”之称，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宋史《杨延昭传》称“契丹惮之，目为六郎”。《续资治通鉴长编》讲“敌惮之，目曰六郎”，“虏畏之，呼为六郎”，这些记载都表明，辽人是因为害怕杨延昭而视他为六郎，与排行没有太大的关系，“六郎”一说应有某种特定的意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宋史》又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后人众说纷纭。杨延昭之所以被称为杨六郎，很可能与宋时对人称谓的一些风俗习惯有关。
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六郎”指特殊人才。在古代，包括宋代，有特殊之长的人往往被称为六郎，六郎是对人的一种溢美之辞。《北史·元文遥传》载，文遥子因文才高而被人称为“六郎”。《旧唐书·张昌宗传》称，张昌宗因貌美出众而被称为六郎。张昌宗是武则天的男宠，有一次宫中游宴赏莲，一位马屁精夸赞道“六郎似莲花”，没想到宰相杨再思的拍马更胜一筹，他说不是“六郎似莲花”，而是“莲花似六郎”。自此以后，“六郎”与“莲花”经常被混用，泛指美男。
南宋文学家岳珂(1183-1240)，也就是岳飞之孙，写过一首《崔融荷华贴赞》，诗中有“六郎之风姿，秀于清池。初日之华蕤，流景发晖”之句。宋理宗时代的诗人王同祖写过几首《郡圃观白莲》，其中赞道，“六郎正被繁华困，不爱浓妆爱淡妆”。在这些诗里，“六郎”都是对男性之美的夸赞。但若说杨延昭是因为俊美非常才被叫做“六郎”有点太过勉强，辽人不可能因为杨延昭貌美就怕他。不过，如果再引申一下，由此推之，契丹人也许可能因为杨延昭武艺高强而誉之为“六郎”。
另一种说法认为“六郎”是指天上的星宿。宋代从真宗开始，道教风行。道教重视斗星崇拜，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杨延昭就如北斗六星，主宰着辽人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们怕他。
还有一种说法，北斗六星中第六星主燕，燕地正是当时的契丹所在，杨延昭镇守三关的目的是对付辽国，契丹人怕他，将他视为克星，称作“北斗六星杨延朗”，久而久之，演化为杨六郎。另有一种说法是，契丹人认为当天上有六颗星同现一方时，就是克星出现。而杨延昭就如六颗星同时出现般厉害，所以称其为杨六郎。
北斗六星第六星主燕，是宋代的一种主流观点。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修成的《太平御览》就有这种说法，不过那是专供宋朝皇帝“御览”的书，太宗、真宗时尚未刊刻，即使刊刻了，契丹人想要看到也很难，而且他们也不太可能以宋人的观点来为杨家将起名。
还有一点无法解释的是，如果辽人是因为怕他才将他叫做“六郎”，那么当时对辽人构成威胁的宋朝边将不独杨延昭一人，与他一起号称“二杨”的将领杨嗣，与他齐名的勇将魏能(杨延昭守遂城，魏能守梁门，有“铜梁门铁遂城”之称)，为何都没被叫做“杨六郎”或“魏六郎”？ 当然，有些事情是无法用道理解释的，也有一种可能，无论别的将领如何，辽人都更怕杨延昭，而不怎么怕其他人。因为怕所以怕，这就有点陷入怪圈了。
《宋史》编于元顺帝时，也就是说，元时就有“杨六郎”之说。元曲把杨延景视为排行第六，称为六使，也有可能“六郎”之说与他的封官有关。在杨延昭为何被称为“六郎”这一点上，历史真实与故事演绎纠缠在一起，有些说不清楚了。在今天河北雄县城东北邢村南端，也就是杨六郎曾经镇守的三关之一，有座高约7米、占地近4000平方米的大土台，据说那是杨六郎的点将台。
1991年，附近地下4米深处发现古栈道群，据考证，此处正是杨延昭用于防守的地下室穴通道。暗道内有可供多人聚集的屋室，有将领议事的秘堡、兵器室、陷坑、翻板、掩体洞和迂回洞，还有放灯处、通气孔、监视敌人的设置台等。这些设施集防、打、藏、走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杨六郎的智慧和用兵之道。不管怎么说，辽兵畏之如“六郎”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三 郡马身份之疑
传说中杨六郎还是地位显赫的郡马爷，不过，其郡马身份问题，到底是真是假，还值得进行一番探讨。
早期的几部杂剧，包括《谢金吾》、《活拿萧天佑》等都提到了杨六郎的郡马身份，特别是《谢金吾》一剧说得更为明白。
戏中杨六郎被奸臣所害，押赴法场问斩。他的岳母长国姑前去营救，长国姑有一段道白，称自己是杜太后的女儿，太祖的妹妹、太宗的姐姐，真宗的姑姑，嫁给了柴世宗，这一串头衔非同凡响。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皇帝之位转到了赵家，长国姑的女儿也由公主变为了郡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杂剧虽然称杨六郎是郡马，但柴郡主却并未出场。直到明代小说中才有柴郡主出现，成为杨门女将中的一员，在大破天门阵时生下一子。
至于杨六郎与柴郡主是如何结缘的，京剧《状元媒》有专门演绎。该剧又名《铜台阵》、《杨六郎招亲》， 1960年改编为《状元媒》，张君秋、马连良、谭富英首演，成为张派代表作。豫剧、汉剧、越剧也有类似题材，有的称作《八贤王说媒》。
《状元媒》是一出好听好看的喜庆戏，张君秋号称“铁嗓钢喉”，唱腔华丽，很擅长塑造柴郡主这样的贵族少女形象。《状元媒》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里面有很多巧合。
宋太宗带着柴郡主到潼台射猎。辽国大将巴若里探得太宗和柴郡主行踪，决定带领人马设伏，强抢柴郡主为妻。在大宋内部，定山王傅龙之子傅丁奎对柴郡主也早有思慕，忍不住要去潼台，偷偷一睹柴郡主的芳姿。太宗到达潼台，正准备捕猎。辽将巴若里率众杀出，抢走了柴郡主。宋王命此时出现在面前的傅丁奎前去解救郡主，并允诺事成之后为其赐婚。
抢走柴郡主的巴若里，在返回途中，遇到了镇守边关的杨延昭。杨延昭因回家探母，恰巧赶上两军厮杀，他杀败巴若里，救下柴郡主。柴郡主见他一表人才、又是将门虎子，不禁怦然心动，决定相许终身。因为不好明说，便将珍珠衫赠于杨延昭，并留下四句诗，“老王言在先，贤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嘱咐他有什么不明之事，去找八贤王帮忙。事情平定之后，杨延昭去找八贤王，备说前因后果。赵德芳明白了郡主的心意，仔细研究了诗文之后，把新科状元吕蒙正请到南清宫共议此事。因为郡主的留诗里说，事情若要成功，除了八贤王外，还须一状元帮忙。八贤王请吕蒙正为郡主做媒，但太宗认定救驾和救郡主的都是傅丁奎。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柴郡主亲自见驾，对宋太宗备说前因后果，叫杨延昭与傅丁奎金殿之上当面对质。傅丁奎因为没有经历阵势，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杨延昭陈述清楚，事事吻合。宋王下令按老王临终遗言办，以珍珠衫定终身，柴郡主事先早已把珍珠衫给了杨延昭，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
《状元媒》除了原有的八贤王等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科状元吕蒙正。吕蒙正史上确有其人，曾三次为相，是宋朝的一代名臣。他出生于后晋开运三年(944年)，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科状元。如果以吕蒙正为新科状元论，《状元媒》一事应该发生在977年前后，那时杨延昭19岁，吕蒙正33岁，赵德芳27岁，从年龄层次来讲，尚说得过去。吕蒙正于988年、993年和1001年，在太宗和真宗时三度为相。1003年，已近花甲之年时，退出了大宋政治舞台。历史上并未记载吕蒙正与杨家有什么渊源，倒是稍后为相的寇准，在澶渊之盟中与杨延昭的某些政见相合。
杨延昭婚姻情况历史上没有记载，柴郡主其人也查不到历史踪迹。戏剧故事一向认为赵柴两家关系亲密，柴郡主与宋王、八贤王以“叔王”、“郡主”，“皇兄”、“御妹”相称。演义及戏曲中把柴郡主下嫁杨六郎，自然有推崇杨家将之意，也使得杨家与皇室，特别是与“八贤王”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实际情况是，非但“八贤王”这个人物与历史事实不够靠谱(后文专门有一章论及此事)，而且宋时与柴家联姻不仅不是什么荣耀的事，还可能冒很大风险。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夺走了柴家的王位，为了回报柴家，遂给了他们很高的地位。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赵匡胤不杀柴氏子孙就已是很大的恩典了，柴家的状况远没有传说的那样从容。
新、旧《五代史》记载柴世宗有子7人，没有提到他还有个女儿。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灭周立宋，年仅7岁的周主宗训被贬为郑王，与符太后一起移居西宫。符太后看破红尘，不久即皈依佛门。之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 )，年刚9岁的柴宗训被贬居房州，在那个十分荒凉的居住地，度过了11个孤独的岁月，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 三月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世。柴宗训死时距20岁生日还差5个月，他一直没有结婚，所以也就没留下什么后代。死了的柴宗训比活着的柴宗训更为幸运。他活着的时候，基本上是被软禁，随着年龄的一年年增大，内心一定痛苦不堪。死后却受到了超豪华的待遇，赵匡胤亲自为其穿孝发哀，并辍朝十日，举行隆重的国葬，赐其“恭皇帝”的谥号，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柴宗训尽管有些压抑，但能活到20岁，已算是万幸。柴世宗另外几个儿子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去。当年赵匡胤兵变后发生了什么，历史已不能再现，但宋人的一些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这些描述比后代的传说更为可靠。
赵匡胤入宫登基时，除了柴宗训外还发现了柴荣两个更小的儿子纪王熙谨与蕲王熙诲。当时赵普、潘美以及后周开国上将卢琰等人都在场，太祖顾问左右如何处置，赵普毫不犹豫地说杀掉他们。赵普话音刚落，左右侍卫迅速将纪王与蕲王抓了起来，两个孩子大惊失色，哭声震天。卢琰冒死谏阻：“尧舜授受不废朱(丹朱)、均(商均)，今受周禅，安得不存其后？”这话既有美化赵匡胤的成份在内，又有保护柴家的意味。赵匡胤称帝是和平夺权，走了一道柴宗训主动禅让的程序，所以卢琰说他是“受周禅”。
赵匡胤见赵普与卢琰正方反方意见相左，而潘美手扶殿柱低头不语，太祖便厉声问他是不是也认为不能杀了熙谨与熙诲。潘美回答说臣不敢这么认为，但若杀了他们，确实是于理难容。潘美同时坦承自己的难言之情；自己当年与陛下一起面事世宗，现在如果劝陛下杀掉他们，岂不是有负世宗。但若劝说陛下刀下留人，陛下一定又会怀疑自己的忠诚……太祖打断了潘美，表态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会让他于心不忍，他让潘美等人把那两个孩子抱走。
最后潘美收养了小纪王，卢琰抱养了小蕲王。962年，宋太祖贬斥柴宗训，同时封卢琰为越国公，此举有以示安抚之意。潘美为柴熙谨更名为潘惟正。乾德二年十月，纪王柴熙谨不明原因地夭折。之后，宋太祖追问柴熙诲的下落，卢琰为避人耳目，把柴熙诲更名为卢璇，倍加呵护，又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卢锦嫁给了他。
公元968年，为了保护熙诲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卢琰向宋太祖请求告老归农，在征得同意后，带着家眷连夜出京，过起了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直到宋真宗年间，他才重新出山，出任殿前防御使、节度使、同知枢密院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被封为武烈侯。
至此之后，柴家骨肉基本不见踪影。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年已半百的宋仁宗不知出于何因，忽然想起要关照柴家。他下令找来柴氏族谱，从柴氏家族的旁支诸房中找一个辈分最长的人，由他承担奉祀后周皇族之职，但这位柴氏后人，已经与柴荣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起到的只是一种象征意味而已。
从以上柴家的经历分析，别说柴家没有女儿，即便是有，而且也真的嫁了杨六郎，那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相反很可能会把杨六郎卷入皇室的恩怨杀戮之中。传说中杨六郎身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郡马爷，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完全是虚构，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从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他长年镇守边关，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又怎么可能成了柴家或其他皇室的驸马？！
四 事迹真相盘点
杨延昭生于957年，979年杨业归宋时，不过22岁。杨六郎镇守边关20多年，历史上有关他的英雄事迹却并不多，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与传说中的英勇神奇大相径庭。
杨延昭少年时，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对兵法及行军打仗之事却非常上心，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杨业对他很是钟爱，觉得他最像自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经受战斗锻炼。二十多岁的时候，杨延昭就在军中协助父亲守卫宁武关沿线。宁武关沿线包括现在山西省的平鲁、朔县、崞县等地，是他当年抗辽的主要活动所在，至今当地依然保留着六郎寨等遗迹。
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征辽战役，28岁的杨六郎冲锋在前。攻打朔州城时，杨六郎手臂被流矢射中，入肉很深，但他没有退却，忍痛鏖战，奋力向前。他高昂的战斗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宋军将士，官兵们舍命拼杀，把强悍的辽兵打得一败涂地。这一年的陈家谷口一役，他的兄弟杨延玉随父亲战死，而一贯跟随父亲左右的杨延昭没有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想必是因为臂伤留守代州了。
杨延昭与他的父亲一样，起初并没有受到宋王朝的重用。太平兴国年间，他被荫补为供奉官，这是级别比较低的军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干部。父亲牺牲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为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崇仪副使为从七品，是个中级军官。当时江、淮一带局势不稳，他被任命为当地的都巡检使。后来杨延昭被调回河北，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今河北保定市南面)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
人们在撰写杨家故事的时候，可能觉得巡检使这个职位太低，配不上英雄的身份。所以有的故事中说，杨业死后，一开始他并无官职，带着两个妹妹到晋阳破敌。后来朝廷任命他为高州节度，他却宁愿选择边关巡检，理由是只为能上阵杀敌。杨家将小说则借佘太君之口，称出任巡检使有辱先人门庭，但为了报效国家不计官职大小。这也反映了小说创作者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不能完全抛开历史，一方面又为历史中杨六郎不够显赫的地位抱不平。
英雄的事迹总是难以磨灭，杨家将的英勇传说，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传扬。如今雁门关附近山上，仍然留有杨六郎砦等地名，这是对他的永久性纪念。咸平二年冬(999年)，辽国大举南犯，声势浩大，气焰嚣张。杨六郎在与辽军的对抗中，率兵打了几个胜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尽管他不是宋军的主将，所取得的胜利也只是局部的，但还是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有一次，六郎到保州以北的遂城巡查，遭遇了大队辽兵的围攻。遂城是个小地方，城墙不高，兵力也不多，形势非常危急。杨延昭紧急动员全城的壮年男子配合宋军上城防御，打退了敌人的数次猛烈围攻。
战局暂时稳定下来，但城内人心惶惶。遂城易攻难守，没有良策很难坚守。入夜时分，杨六郎到城头巡查，阴历十月，北方的天气滴水成冰，已十分寒冷。一阵寒风吹过，杨六郎计上心头。他连夜安排人往城上浇水，等到天明，城墙上结起又硬又滑的冰层，辽军无法架梯也无法爬城，不得不自行退却。宋军乘机出城追击，大获全胜。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被授予莫州(河北任丘)刺史。(据《宋史·杨延昭传》)。
辽兵入侵中原，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辽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做。更可恨的是，他们还把当地民众抓去做苦力，甚至在攻城时逼迫他们爬城，让无辜的百姓做替死鬼。目睹此情此景，杨六郎恨不能率百万雄兵痛杀辽寇，但他人微言轻，官小兵少，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他屡次请求高阳关都部署傅潜发兵增援，都得不到回音。
当时傅潜手下有8万多兵马，但他消极畏战，闭门不出。杨延昭以及杨嗣、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主动出击，阻抗辽兵，傅潜都充耳不闻。更有甚者，他还刻意掩盖部下抗辽的功绩。贪生怕死的傅潜受到了众人的严厉谴责，当时一位叫钱若水的文官，主张杀掉傅潜，通告全军以振军威，然后挑选像杨延昭这样英勇善战的军官，委以重任，驱逐辽军。后来宋真宗亲率大军前往大名府督阵，宋军绵延数十里，气势庞大，深入宋境的辽军担心被围，于1000年正月撤退。
辽兵撤退后，宋真宗将傅潜削职流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延昭有幸得到宋真宗的召见。真宗皇帝询问他有关边防的情势，杨延昭对答如流，谈吐不凡。宋真宗非常满意，对诸位大臣说：延昭父亲杨业是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乃父之风，非常值得称赞。这可能是杨延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皇帝。
咸平四年(1001年)，辽军又一次南下进攻。杨延昭在羊山埋伏下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叫阵，将辽军引诱到伏击圈后，伏兵四出，杨延昭又率众杀回，辽军大败，其领军大将当场阵亡，此一阵大涨宋军士气。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与保州杨嗣并名。杨延昭升了官，照例又引起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宋真宗曾经和大臣们谈及此事，表白自己知人善任。他说杨延昭远在边关，朝里没什么熟人，全仗自己忠心勇敢取得些功名，对他眼红的人很多，不是朕保护他，他哪里会有今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杨六郎根本不可能为当朝郡马，否则就不是朝中无人了。终其一生，杨六郎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和故事传说中的朝廷重臣相去甚远。
不过话说回来，宋真宗对他还算不错。咸平五年(1002年)，辽军兵困保州，杨延昭、杨嗣领兵救援，队伍还未列阵就遇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宋真宗因其素以忠勇闻名，将其从轻发落，革职待办以观后效。过了一年，边境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边将用兵不利，在望都一战中损失惨重，杨六郎才被重新起用，被任命为缘边都巡检，后又迁为宁边军部署。说到底，杨延昭始终不过是一个普通战将。《宋史》对他的记载，无论功过都非常简单，远没有故事传说那么精彩传奇。
宋朝充满爱国激情的文官武将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杨延昭虽然权力不大，地位不高，但却始终不忘为国分忧。他镇守边关兢兢业业，已经有了不小的威名，辽军对他十分敬畏。景德元年(1004年)，为有效地防范辽军的进攻，宋真宗将杨延昭的兵马增加到上万人，并且赋予他一定的特权，如遇辽国进犯，允许他机动行事，可以不受都部署王超的指挥。这大概也是吸取了杨业悲剧的教训。
1004年，萧太后和皇帝耶律隆绪率领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下，直逼北宋要地澶州。澶州是扼守京城东京的重要门户，当时的黄河从澶州城穿过，黄河北岸为澶州北城，南岸为南城。杨延昭驻守遂城，兵力虽然增加到一万人，但面对二十多万强敌，除了牵制拦截敌兵外，起不了更大的作用。但他对全局有着清醒的认识，辽兵孤军深入，处于宋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只要果断决策，一定会围而歼之大获全胜。他由此大胆向朝廷进言：“辽军孤兵深入，离其国境上千里，数量虽多，但人困马乏，且贪财好物，很容易被打败。只要命令各地军队严守重要关隘，同时部署军队合力围攻，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然后再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收复幽州等地也大有希望。”
杨延昭的主张和当时的主战大臣寇准不谋而合。杨家将故事中，杨家与寇准有着许多精彩的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杨六郎确实与寇准同时为宋真宗效力，但寇准是北宋名相，地位远在杨家之上。杨六郎有可能与寇准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交情不交情。
大臣们的建议虽然合理，但宋真宗的想法却不同，他从京城出发之际，着眼点就在于尽快息兵议和。萧太后的初衷也不是要侵占大宋地盘，而是尽可能多地掠夺财物。她软硬两手并施，一方面驱动大兵，另一方面派出使者和谈。
辽军兵进澶州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萧太后也意识到再拖下去局势会更加不利。辽、宋双方都想议和，于是便签下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澶渊之盟”。辽朝皇帝名义上称北宋皇帝为兄，但北宋每年要将二十万匹绸缎和十万两银子送给大辽。
金钱换和平，至此以后基本上成了大宋坚持的国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杨延昭虽有一腔爱国之心，但却无用武之地。坚守好自己的岗位也许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他在镇守遂城期间，前前后后共打退过辽军的百余次进攻，遂城也因此获得了“铁遂城”的称号。他也曾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
杨延昭的威名传于后世。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遣使索要关南十县，并要求增加岁币。双方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交锋，仁宗说，当年若听杨延昭诸将之言，何至有今日之事？丞相富弼出使辽国，对辽兴宗说，你们难道忘了我朝先帝的恩德吗？当年若是听由诸将所言，你们还能逃脱吗？澶渊之盟的得失，双方皇帝都心知肚明，辽人哑口无言。
澶渊定盟之后，杨延昭因为守边有功，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屡次获得升迁。经寇准推荐，宋真宗在挑选守边之将时，钦点了杨延昭，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景德二年，也即1005年，升任保州防御使，5月，又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即高阳关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宋朝重文抑武，军事干部只能担任副职。还有一种说法是，杨延昭担任的是高阳关路副都部署，高阳关路副都部署与高阳关副都部署，一字之差，权限大不相同。北宋的“路”相当于后来的行省，高阳关路管辖河北十五军、州、关，高阳是高阳关路的治地所在。高阳关与高阳关路的区别，就如同今天的省会与省会所在地的关系，以山东济南为例，高阳关副都部署相当于济南的副市长，高阳关路副都部署则相当于山东省的副省长。1005年至1014年，杨延昭担任的是级别较低的高阳关副都部署。
高阳关在今天的河北高阳东，是当时的边防重镇，它北面的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等三关是抗辽的前哨阵地。戏曲故事经常提到的杨六郎镇守三关，依据就在这里。至今，晋冀一带的流行小调《小放牛》中仍有“什么人把定三关口，杨六郎把定三关口”之句。清代无名氏有诗：“拒马河边古战场，山花埋没纸沉枪。至今村鼓盲词里，威震三关说六郎。”《雄州志》中也有：“牢落三关在战场，延昭事业瓦桥霜。可怜野调盲词里，附会犹能说六郎。”
高阳关副都部署是杨六郎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位了。杨延昭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治军有方，能与官兵同甘共苦。他生活简朴，不讲排场。战斗中身先士卒，有了奖赏先分给大家，立了战功先往将士身上记，所以很得军心，“人乐为用”。另有记载，他“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按今天的话说，那就是一心扑在事业上，顾大家、舍小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很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杨六郎镇守三关是一个传遍大江南北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安心的信号，说其“功在国家，泽被生民”毫不夸张。雁门关附近，有多个六郎寨或六郎城遗迹，此外还有不少焦孟二人的遗迹，“亚古城荒焦赞墓，桑乾河近孟良营。行人多少兴亡感，落日秋烟画角声”，不管这些古迹是真是假，至少说明杨家将故事在此流传很广。
大中祥符九年(1006年)，王钦若进谗言，寇准罢相。朝廷对杨延昭的职责权限进行了限制，升任高阳关后，对他的限制进一步加大，告诫他不得轻举妄动。如果保州出兵攻击辽国，或者私越边境，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1012年，宋朝廷甚至明令抗辽有罪，如若有犯，要按“罪痛绳之”。与此同时，朝廷还不断派监军前去视察，宋军必须以守为主，收复失地一说只能抛之脑后。杨延昭镇守边关的第九个年头出了一点乱子。因为他为人正直，不懂“吏事”，上面派小校周正来修理他，引发了一些混乱。宋真宗知道这件事后，将周正召回并对杨延昭进行了提醒，事态才得以平息。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57岁的杨六郎积劳成疾，病死于边关。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伤心不已。杨延昭镇守边关20多年，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他毕竟不是边关主帅，能量到底多大不得而知。有关他的英雄事迹，野史多于正史，传说多于正传。在民间，杨延昭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威震敌胆的故事流传甚为广泛，赢得了百姓的极大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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