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的历史真相-天波府:京城里何处可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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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家将故事里,朝廷为表彰杨家抗辽保国之功,在京城为其修建了豪宅“天波府”,宋朝大小官员经过此地,文官要下轿,武将要下马,甚至于皇上也要龙行七步方可上辇,真是好生了得。

    一 天波府缘何而来

    杨家将的许多故事在元代就已定型,最早提到杨家在京城开封有府宅的,并非源于史料,而是出自杂剧《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是元代广为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如今已不知是谁所作,但其故事情节已深入人心。

    在这出戏里,金刀令公杨业与其妻佘太君共育有七子,最为出名的当属六郎杨延景。他镇守三关,受六使,手下猛将如云,自关胜、孟良以下,有二十四员大将。“三关”是指梁州的遂城关、霸州的益津关以及雄州的瓦桥关。“六使”则指边关里外点检使、界河两岸巡绰使、关西五路廉访使、淮浙两场催运使、幽汾二州防御使和河北三十六处救应使。

    杨六郎镇守边关,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辽军向南用兵屡战屡败,于是他们指使潜伏大宋的卧底王钦若,让他设计除掉杨六郎。

    王钦若得令后不敢有误,千方百计地找茬迫害杨家。当时杨家居住的地方叫清风府,适逢宋真宗要拓展官道,下旨把危旧房屋“拆到”杨家清风府为止,责成王枢密督办此事。书中讲到,宋真宗之所以强调只拆到清风府,是考虑到了清风府的威望和特殊性。清风府乃先帝所赐建,上有三朝天子御笔敕书,大小官员过此,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天子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前往降香。

    宋真宗要注意皇家形象,王钦若却不管这些,他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诏书上“拆到清风无佞楼”改为“拆倒”,“到”与“倒”一字之差,意义颠覆,引起了轩然大波。王枢密企图以强拆清风府为诱饵,激六郎私下三关,好办他一个死罪。他料定,边关的杨六郎若知道家中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必定会回京探视,而武将私离防地那是死罪。

    王钦若的女婿谢金吾依计行事,拆到无佞楼时,老太君前来阻拦,被推倒在地,摔伤了身体。杨六郎闻听家中变故,怒火中烧,飞马赶回京城。部将焦赞得知真情,决定为杨家报仇。他深夜潜入谢府,杀光了谢金吾全家,出于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个性,题血诗留下自己的姓名。焦赞本欲再去谋杀王钦若,却被巡军当场擒获。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王枢密的预期,谢金吾被杀让他十分痛心,为抓住时机除掉杨六郎,他迅速赶写奏折,状告杨六郎私下三关、焦赞血洗谢府,要将他们依律严惩速办。宋真宗准奏,杨六郎和焦赞被押赴法场,即刻开刑。杨六郎生命危在旦夕,关键时刻出手相救的,不是我们熟知的八贤王,而是杨六郎的丈母长国姑。她是太祖的妹妹,太宗的姐姐,也就是当朝皇帝宋真宗的姑姑,身份自然非同一般。为了搭救杨六郎,她与王钦若发生了正面冲突,两人一直闹到了宋真宗面前。

    长国姑指斥王钦若是辽国奸细,目的是为辽国除掉杨家将,误国害民。王钦若大呼冤枉,辩解称杨六郎犯下死罪,罪不可赦,将他处死是依法办事。正在双方争执不下,宋真宗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戏剧性的情节出现。在边关,辽军主将韩延寿派人送给王钦若的信,被岳胜截获。岳胜不敢怠慢,急忙派人星夜兼程送到开封。

    王钦若原是番邦萧太后的心腹,本名贺驴儿,是辽国派往中原的卧底。临行前,萧太后为防他贪恋南朝富贵而忘却自身使命,特意在他左脚底下刺上了“贺驴儿”三个大字,又配以“宁反南朝,不背北朝”八个小字。王钦若通四国语言,懂六国典籍。潜入大宋后,正值太子大选文学之士,他因才学出众得以入选,后来太子即位,王钦若辅佐宋真宗,官至枢密使。前因后果一经挑明,宋真宗恍然大悟,他命令脱去王钦若的鞋袜查验,果然发现了萧太后的刺字。于是真相大白,奸细被除,忠良得以保全。

    《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围绕着拆除还是保全清风府展开,向大众透露出杨家在京城居有豪宅的重要信息,这也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天波府的最早出处。明代杨家将小说又据此进行了演义,使得故事情节更为合理。熊大木编写的《杨家将演义》,从第27回“枢密计倾无佞府,金吾拆毁天波楼”开始,给出了杨六郎私下三关的另一种结局:

    杨六郎私离边关犯下死罪,但在八王的极力保举之下,宋帝格外开恩,将其从轻发落,免去死罪,发配汝州,焦赞被发配到邓州。但王钦若害杨六郎之心不死,他以杨六郎在汝州私提酒价为由,告其意欲造反。宋真宗大怒,派呼延赞到汝州取杨六郎首级。

    皇帝圣旨既出,那便是金口玉言,一时间难以改变。八王与寇准忧心忡忡,没有了杨家将,如果辽人再次用兵,朝中谁能领兵退敌?大宋危矣。最后两人商议出一个迫不得已的计策,让汝州太守安排,用一个犯人顶替杨六郎,首级送往京城,蒙混过关。杨六郎则埋名隐居,以图再起,效力国家。

    辽人得知杨六郎死,立即发兵攻宋,朝中无人可以临阵退兵,八王保本请出杨六郎。危急时刻,皇帝也只能不计前嫌,允许杨六郎戴罪立功。经过激烈交战,杨六郎大破辽兵。辽国战败后,王钦若担心事情败露,假扮成云游道人,深夜仓皇出逃,被杨宗保抓回。书中有关如何惩治王钦若的描述虽然解气,但却近乎残酷,他们把王枢密缚于堂上,慢慢割下他身上的肉,只用十数刀,这个风云一时的枢密当下气绝身亡。后人有诗云:

    作恶年深祸亦深,试看今日戮王钦。

    苍天报应无私眼,不使登行竟被擒。

    王钦若,宋时确有其人,宋史有《王钦若传》,他算得上著名人物,史上对他评价褒贬不一。王钦若应该是有才华的,当年宋太宗攻北汉、伐太原之时,刚满18岁的王钦若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平晋赋论》,深受好评,在大宋舞台上初露头角。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他被任命为“枢密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达到了人生政治生涯的顶峰。1014年,王钦若被罢掉枢密使,但第二年又很快官复原职,复拜枢密使、同平章事。1015年,出判杭州。

    1023年,也就是仁宗天圣元年,王钦若又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但宋仁宗似乎并不怎么喜欢王钦若,他曾对辅臣说,自己久居朝堂,观王钦若所为,真奸邪也。当时的大臣王曾附和道,“确实如此,王钦若与丁谓等人被称为‘五鬼’,其奸邪险伪,时人多有微词”。

    王钦若1026年去世,而有关他的死,按史书的记载,很有点鞠躬尽瘁、积劳成疾、死而后已的味道。王钦若非常敬业,病重期间一直坚持翻译经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罢笔停歇,他的执着令人动容,皇帝赐他白金五千两,死后又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他的20多名亲属和亲信也都受到朝廷的录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耀。

    这样一位朝廷重臣,很难让人与辽国的奸细联想到一起,萧太后也不可能在他脚底刺上贺驴儿。只不过他与寇准政见不和,在对辽用兵方面又是主和派,所以多为世人痛恨,故而编排了一些故事,对他进行丑化,以泄胸中块垒。

    就凭贺驴儿这名字,也知故事是虚构的。否则,如果不是有意贬损,谁会起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而且从时间上推算,王钦若不太可能有机会迫害杨六郎,特别是如故事传说中那么多层次的迫害更是匪夷所思。杨延昭死于大中祥符七年,也就是1014年,当年王钦若也不得意,被罢去枢密使一职。杨延昭死前两年,王钦若才刚刚升为枢密使。

    明代杨家将小说,填补了《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关于天波府来历的留白。秦淮墨客纪振伦在编写《杨家府演义》时又有新的发挥,增添了北宋皇帝为何要赐杨家豪宅的细节,修建天波府是宋太祖的临终遗言。

    宋太祖去世前交代继位的宋太宗三件事,第一件是必取河东,第二件是收服太行山的呼延赞,第三件就是要招降杨业父子。宋太祖授计赵光义,为了表示对杨家的敬重以及求贤若渴的诚意,要先在京城的金水河边建造无佞宅,借此打消杨业的顾虑和怀疑。

    后来宋太宗兵伐北汉,受到杨业父子的顽强抵抗。为了加大胜算,宋军用离间计挑拨北汉君臣,逼杨业归宋。右枢密使杨光美前去劝降杨业,故意将无佞宅的图纸丢于军中,并标明此宅是专为接待杨家父子而建。这所豪宅内设无佞宅、梳妆楼、歇马亭、圣旨坊等,估计一定建造得非常美丽和豪华,杨业的几个儿子看到图纸后大发感慨,他们都觉得,这样的居所别说住,就是能看上一眼也非常满足。无佞宅在收降杨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杨家归宋后,便居住在这所建造在金水河边的无佞宅,也就是传说中的天波府。

    在秦淮墨客纪振伦编写的故事里,宋太宗是先建好了天波府,后迎接的杨家将。

    而在《杨家将演义》中,无佞宅的来历稍有不同。杨家初归宋时并没有提及住宅的问题。后来在高梁河一役中,杨家父子舍命救主,宋太宗感念其功,遂将杨家父子个个封赏,并赐宅无佞府。

    对于高梁河一战,《北宋志传》是这样描写的:

    宋太宗中了埋伏,被番营二将追逼。杨业发现后,立即率诸子前往救驾。杨延昭一马当先,杀散追兵。太宗战马被乱箭所伤,没法再骑。延昭说,陛下可乘臣的战马,我当步战杀出。太宗怕延昭无马不能取胜,就说:你当骑马而战,我可乘驴车而去。危急之时,七郎也已赶到,扶太宗上马,一起冲杀。

    回到京城后,宋太宗加封杨家将。杨业为代州刺史兼兵马大元帅,长子以下俱封代州团练使。群臣中有人不服,认为杨业未立大功,封赐过重。杨业主动上表,辞其众子之职:

    “蒙陛下覆载之仁,浩荡之恩:赐第宅于金水之河,授敕命以代州之仁。如此宏恩,使臣虽碎骨捐躯,莫能效命于万一。日夜怀惧,惟思报本。愚蠢之子,未见寸功于朝廷,而皆得团练使之职。恩命既下,中外骇焉。臣何敢当!乞陛下以赏罚为慎,追还众子之诰,使臣得免滥受之罪,以图尽职。频思致命,不胜幸甚。”

    太宗看罢很是高兴,降旨准其所请,杨业谢恩。客观地说,杨业诸子的升迁确实有点过快,很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那个位置。现实中,杨文广五十多岁时,也还只是个低级军官,他们一下子提升为团练使,确实惹人眼红。

    在故事传说中,无佞府跟天波楼并不是一个概念,无佞府是杨家住的地方,天波楼是宅前的象征性建筑,类似于功勋牌坊,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天波楼离无佞府有一望之地,中间是繁华地段,为南北要道,遇有重大节日,百官朝贺或各地使节入朝,必先过天波府。

    从元代的杂剧到明代的小说,以至于后世的各种戏剧,都言之凿凿地称杨家在京城有座豪宅天波府,这似乎是件毋庸置疑的事情。故事演义说得这么热闹,宋时的开封是不是真的有天波府存在?

    二 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

    杨家府宅真的有如此显赫吗,京城里到底有没有“天波府”,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

    杨家将的很多故事都附会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不管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宋时的开封确实有天波地名,“金水河”也不是虚构。

    关于“天波”,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有载,“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其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城濠曰护龙河……浚濠水深三丈,东侧景龙门桥,西侧天波门桥”。可见,“天波门”在宋都开封的西部,天波门桥、天波门是“大内”要地,宋朝都城核心大门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关于金水河,《宋史》也有记载。金水河又名天源,导自荥阳黄堆山,经过几番整治,俨然成为开封的母亲河。

    太祖建隆二年春(961年),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奉命率水工凿渠,引水入都,抵达城西,共百余里,命名金水河,向东汇于五丈河。乾德三年(965年),金水河引进皇城,后苑、内庭中的池沼都有河水注入。开宝九年(976年),金水河水又被引至赵光义的府第。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在供备库使谢德权的整治之下,金水河至天波门经皇城到乾元门,缭太庙入后庙,金水河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官寺、民舍都能汲用河水。

    这个谢德权,就是《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谢金吾,因为曾经官为金吾街司,被人称作谢金吾。他原本是个一身正气的官员,但因整治都市街道得罪了不少人,其中有达官权贵,也有市井小人,因而被后世的小说给丑化了。

    “天波”与“金水河”都是实实在在的地名,但宋朝皇帝是否就在那里为杨家赐宅还需要更为有力的佐证。

    宋代皇帝似乎有为官员赐宅的传统,这不仅体现在故事传说中,也渗透在历史记载中。

    在现实中,据宋史记载,朝廷曾为郭进赐“京城道德坊第一区”,为慕容延钊“赐宅一区”;对赵保吉“赐第京师”,对刘继元赐“京师甲第一区”。

    赵保吉与刘继元都是降王,北汉降臣卫融也曾“赐第京师”,卫融原是北汉宰相,后被宋军擒获。名满天下的狄青也被皇帝赐过豪宅。即便是与杨延昭一同并肩战斗过且名声相当的杨嗣也“留其家京师,假官第以居”。这位杨嗣后来被演义成了杨七郎杨延嗣,因为他的功劳和地位不够赐宅,所以只能借宅而居。

    被赐宅的刘继元是北汉王,杨继业与他称兄道弟。甚至于与杨延昭齐名的杨嗣都可以住在京城,杨家将安居京城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史书上有那么多人被皇帝赐宅京师,这里面有功臣也有降臣,但竟然没有一条是关于杨家的。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说明宋时赐宅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意味着,杨家可能真的没有被皇上赐宅,否则不会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宋时的各种史料,没有留下关于杨家府宅的任何记录。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令人奇怪的是,在远离宋朝数百年后的清代却出现了有关杨家府宅的历史记载。

    乾隆时代,周城著有一部《宋东京考》,是专门追寻开封旧事的,这部书提到了杨六郎故居和杨业家庙。杨六郎宅址又叫玉阳关,在“宜秋门内”,宅外还有湖泊。乾隆年间的《开封府志》称,杨六郎故宅在明朝正德年间被河水淹没。

    杨业家庙又叫“孝严寺”,“在城西北隅,旧金水内”。“雍熙丙辰五月,业死节朔方,其子请改家庙为寺,以荐其父。太宗嘉其孝,乃谕其请,赐额曰孝严”。宋室南迁之时,孝严寺毁于战火。

    按照清人的说法,杨业在世时,开封城内就有杨家家庙。因位于东京汴梁城天波门外,金水河旁,故名天波府。杨业殉国后,杨延昭请改家庙为寺。这些记载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宋朝都城里真有杨家府宅。

    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可信?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杨业那个时代,宋朝根本没有家庙制度。

    家庙制度,兴盛于唐代,到五代时已完全消亡,宋初没有恢复,直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才有人提议恢复家庙制度。司马光在为文彦博所作的家庙碑记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唐世贵臣皆有庙”,“五代荡析”,“庙制遂绝”,宋代“久而未讲”。仁宗皇帝考虑到群臣贵极公相,对祖先的祭奉却与常人无异,因此允许文武官员建立家庙。

    皇祐二年(1050年),家庙解禁的有关政策正式出台,但很久都没有人行动。因为家庙制度废除日久,当朝的士大夫不仅不知道家中竟然可以设庙,更不知道家庙应该如何修建。

    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成了宋时第一个要吃螃蟹的人,但因为不知家庙如何修建,他派人专程去了长安,详细观摩了一杜姓家庙,才确定出蓝图样本,建成了宋代第一座家庙。

    从907年五代废止家庙,到1055年文彦博修建家庙,期间家庙制度失传152年,杨业归宋时已没有家庙制度,所以在杨业、杨延昭那个时代,开封是绝无不可能存有杨氏家庙的。

    这段历史的厘清,说明清人关于杨业家庙的说辞是想当然的附会,是想象基础之上的杜撰,与故事小说的说法一样,不足为信。尽管杨家没有被皇帝赐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功业伟大,被赐豪宅当属情理之中。现实与故事的差别就是这么巨大。

    如今开封的天波府也并不是什么遗迹,它于1994年才建成,是一座仿宋建筑群。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开封天波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新版的天波府由东、中、西三个庭院组成。中院为天波杨府的主体天波楼,高24米,面积1000平方米,为夹层重檐歇山式建筑。

    天波楼内有很多塑像,一楼大厅设“杨业发兵幽州救主”,二楼有“佘太君杨门选将”,均为大型群雕。两侧的配殿,设置了杨家将故事组雕,东配殿是杨家热血男儿的雕塑,包括大郎代主赴难、七郎单骑闯营、五郎斧砍萧天佐等;西配殿的主角是杨门女将,有穆桂英大破天门、七娘迎战马吐温、八娘九妹杀败耶律方等等。这些内容大多源自故事演义,没有多少历史真实可作依凭。

    西院为杨家花园,采用江南园林营造手法,南部挖池叠山,山上建亭,山下修洞,水池上修建九曲桥,临水建有水榭,形成敞开式山水景致,曰“天波碧潭”。东院为演兵场,由点将台、练兵场、大门、帅旗及连接中院的走廊等设施组成。

    气势威严的“天波杨府”坐落于开封杨家西湖北畔,东靠北宋皇宫遗址龙亭公园,西临清明上河园和翰园碑林,是今日开封著名的旅游景点。

    天波杨府投下了800万巨资,虽然宏伟壮观,但只不过是一座仿宋宅院,虽然参照了《东京梦华录》、《宋东京考》等记载,但离历史真实相距甚远。

    其实不仅是开封的天波府,全国各地有关杨家将的不少古迹,很多都是根据故事附会。

    京城里根本没有什么天波府。之所以会有天波府一说,可能是人民根据杨家将的功劳,觉得他们应该享受那样的待遇,尽管有很多功劳是人民凭空想象出来的。

    京城里没有天波府,也不可能有天波府,宋朝的帝王不可能在解除了大将的兵权之后,又重新重用武将养虎遗患。但是人民爱戴杨家将,人民比封建帝王更加珍惜英雄爱惜英雄。真正爱才爱英雄的是人民而不是帝王,宋朝的帝王不仅不爱戴英雄,甚至非常忌惮英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这也是宋朝军力不强、国力不振,最终为外敌所灭的根本原因。在人们的心目中,天波府已是一个定了型的概念,一个永恒的概念,它寄托着人们对爱国英雄的无上礼遇和无限崇敬。

    三 杨家将居于何处

    京城里面没有天波府,杨家父子只不过是边防守将,不是什么朝廷重臣,也没有多少施展抱负的机会,甚至他们可能都很少到京城,更谈不上在京城居住或拥有豪宅了。

    这从他们的履历和官位也可以看出,杨家父子的官位能够折射出他们的历史地位,考察杨家父子的官职升迁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杨家将。一直以来,在杨业父子是否为宋朝所重用一事上存在着某些争议,其实只要关注一下他们的官职情况,许多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

    杨家父子的军中履历并不复杂,但宋朝的官制名称难懂,所以要真正搞明白他们都当过什么样的官还是有一点困难。

    杨业的履历(?—986):

    杨业在归宋之前,官至北汉的建雄军节度使。979年,杨业归宋后,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

    979年冬天,宋太宗派他做了代州刺史,兼任三交驻泊兵马部署,隶属大将潘美部下,潘美是三交都部署。

    公元980年3月,雁门关一战,杨业奇兵制胜,宋太宗提拔他为云州(大同)观察使,仍兼代州刺史。

    杨业镇守雁门关八年,986年战死于第二次征辽之战。死后被加封为太尉、大同军节度,杨家被赐予布帛千匹、粟千石。杨六郎由供奉官升为崇仪副使,其他的几个儿子分别被授予供奉官或殿直。

    杨延昭的履历(958—1014):

    太平兴国年间,杨延昭被荫补为供奉官。

    986年,杨业牺牲后,28岁的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后来杨延昭被调回河北,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今河北保定市南面)缘边都巡检使。

    公元999年,杨延昭因遂城保卫战有功升为莫州刺史(河北任丘)。咸平四年(1001年),杨延昭在边关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

    1002年,辽军兵困保州,杨延昭、杨嗣领兵救援,遇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杨延昭因而被革职待办。

    澶渊定盟之后,宋真宗钦点杨延昭守边,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景德二年(1005年),又升任保州防御使,不久又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享年57岁的杨六郎积劳成疾,病死于边关。

    杨文广的履历(?—1074):

    杨家的第三代人物杨文广,最初由殿直起家。宋仁宗时,被范仲淹留在帐下做了镇将。

    1052年,大将狄青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

    1068年,宋朝选拔宿卫将领,宋英宗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

    杨家父子的官位看起来有点陌生,这些称谓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搞清楚这一点,要先了解宋时的官制。

    宋朝的官制经历过三次变化,分别是政和以前武将官制(1116年前),政和官制(1116至1131)和绍兴官制(1131以后),杨家将祖孙三代活跃在1116年以前,所以后两次改制可以不必涉猎。

    政和以前,宋代的武将官制设九品52阶(见附录),每品中有正从之分,相当于现在的正职和副职。太尉为当时的武阶之首,属正二品第1阶。

    宋代文官的地位远比武将高,武将最高只能升到正二品,而实际上真正能升到二品的少之又少。宋时官职分为阶官和职官两种。对于武将来说,阶官就像是现在的军衔制度,如上校之类;而职官,就是团长营长之类。两名武将若比较官职大小,一般是比较阶官,而比较阶官要先看是几品,同品的再比阶次,阶次如附录所列共分为52个等级。

    当然,从武将官阶列表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

    第1阶是二品的太尉,第2阶就是正五品的通侍大夫“内客省使”了,这中间的跳跃幅度未免太大。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从四品的诸卫将军,正四品的诸卫大将军,从三品的诸卫上将军,正三品的上护军这些将官。此外,还有节度使(从二品)、节度使留后(又名承宣使,正四品)、观察使(正五品)、防御使(从五品)、团练使(从五品)、刺史(从五品)等武将虚衔。这些虚衔虽然不在官阶编制之列,但其作用不亚于阶官,很多武将官职大小的比较,都是通过虚衔进行区分的。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宋时的武将官品与我们习惯思维里的官品概念不同,大家常讲七品芝麻官,意即非常小的官,其实对于宋时武将来说,从七品官已相当于现时的中级军官,地位并不算低。从五品的官职,如防御使之类,已经算高级武官了,而右班殿直或者是承节郎之类的九品官,才算是低级武官。

    至于杨家祖孙,他们的官阶品位究竟如何呢?

    首先看杨业的官位。杨业归宋时,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无论是右领军卫大将军还是郑州刺史都是虚的,大将军是一个虚衔,郑州刺史是一个虚职,相当于从五品。杨业手下既无兵也无管辖的地盘,没有真正的实权,等于被闲置,这两个虚位只是领取薪俸的参照而已。

    这比起杨业在北汉的地位,相差的不是一丁半点,简直是天壤之别。杨业在北汉时为建雄军节度使。五代十国时期,节度使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和走向,他们割据一方,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财赋,势力非常强大。五代建国的方式,往往都是节度使拥兵夺权另立政权。后晋的节度使刘知远建立了后汉,刘崇建立北汉之前则是河东节度使。

    所以,有人分析说杨业归宋后并不受重用,此话并非没有道理。979年冬天,杨业做了代州刺史,兼任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官阶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为从五品,但有了一定的军权。代州和三交都是地名,在今天的山西,是当时的抗辽前线。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驻三交的兵马指挥官,而三交都部署潘美是当地的总指挥。杨业与潘美的关系大约相当于参谋长与司令官的关系。

    980年3月,杨业升为云州(大同)观察使,等于升了一级,观察使为正五品,而刺史为从五品,这是杨业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至于他战死之后,被加封为太尉、大同军节度,那只是某种荣誉称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再看杨延昭的官位。杨延昭是从荫补为供奉官开始在军中为官的,供奉官属于从八品,分为46和47两阶。虽然供奉官是个下级军官,但应该说杨延昭的起点不低,他一下子越过了正九品以下的六七个官阶。

    986年杨业牺牲后,28岁的杨延昭又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崇仪副使为从七品,杨延昭自此跨入了中级军官行列。28岁就相当于今天的团职军官,杨延昭算得上年轻有为。后来他被派往河北前线,升为崇仪使,知定远军,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

    崇仪使与崇仪副使同为从七品,但阶次由39升到了31,有了大幅跃升。至于知定远军,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则是指杨延昭有了实权和具体的工作任务。知定远军就是管辖定远军。

    《杨家将演义》曾对杨延昭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一职有所评价,称其为卑陋之官,延昭的母亲则说担任这样的官职有辱没先人之嫌。实际上,这是个从七品的中级军官,远非卑陋之官,而且按照杨延昭的年龄算,担任这样的官阶也算是比较厚待的了,比起他的后人杨文广50多岁了还是低级军官要强上百倍。

    公元999年,杨延昭升为莫州刺史,刺史是从五品的阶官,这与杨业归宋时的官职相当,意味着刚刚四十出头的杨延昭已迈入高级军官行列。1001年,他又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团练使与刺史同为从五品,但阶次较高,因而也算是提升了。

    澶渊定盟之后,宋真宗钦点杨延昭守边,命他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这是实权性安排,也就是命他统领保州事务。1005年,杨延昭升任保州防御使,防御使仍然是从五品,但阶次比团练使更高。

    1014年,享年57岁的杨六郎病死于任上。他虽然起点较高,但最终也只是个从五品的官员,没有超越杨业的正五品。杨延昭镇守边关之时,宋辽已经讲和,和平时代的军人,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少,这也许是他最终没能超越杨业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看杨文广的官位。按照宋朝的官制,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也就是正五品以上的高官,可以使自己的孩子享有荫补的待遇。杨业官至观察使,他的几个孩子因而都享受到了荫补之恩。

    杨文广最初是从殿直开始干的,殿直是正九品的低级军官,相当于今天的连排级干部。后来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已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了。

    1068年,宋英宗将其提拔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团练使、防御使都属于从五品,这与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文广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仍然是从五品的官。团练使、防御使是杨文广的虚衔,代表官职的大小为从五品,而定州路副都总管是职官,表示他实际行使定州路副指挥官的权力。

    说到“路”,不得不提到宋代的地方官制。宋初沿袭唐及五代旧制,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宋太宗以后,把全国分为若干路,变成为路、州、县三级。“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

    杨文广身为从五品,与其祖上杨业、杨延昭的官阶相差无几。但与同时代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相比,却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因此,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载有限,似乎也就不是很难理解的事了。

    若要真正把握杨家父子的历史地位,单单了解杨家将的官位情况还不够。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对比才会看到差距,可供考察的是狄青的履历,狄青曾为杨文广的上司,出身比杨文广还低。

    狄青从军中一卒成长为宋军统帅,最后官至枢密使,其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枢密使相当于现今的国防部长,是宋时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

    康定元年十一月(1040年),狄青被提拔为泾州都监,这是正八品的官职,后来又因功提升为从七品的西上阁门副使。做过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这都是从五品的官职。后来他又任过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这也是从五品,但阶次高了一些。

    杨文广到了这样的官位就止步不前,但狄青一路不停,又历任真定路副都总管,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虽然依旧是从五品,但阶次又高了。后来升至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这已经是正五品。再后来升为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这是从二品的大官。

    与狄青相比可知杨文广的差距有多大。尽管能升至从五品已非常不容易,因为驸马都尉也不过是从五品的官职。宋朝武将的升迁是以军功论的,所以狄青才能从普通一兵升至最高军事长官。

    关于杨家将,他们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受轻视,也不像传说中讲的那样是国家举足轻重的栋梁。

    杨业归宋时宋朝的疆域已基本定型。杨延昭时代,宋辽议和,没有太大的战事。而杨文广时,发挥作用的是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等风云人物,与他们相比,杨文广算不得什么。杨家将在宋朝的存亡中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军职干部,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宋史对于杨家将的记录非常不完整,杨家三代,只有杨延昭的生死年月清楚,杨业与杨文广都是生年不详,只有死亡年月。

    在《宋史》中,杨家将的地位不及潘美、范仲淹、狄青,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地位更崇高、更神圣,远高于朝廷的记录。这也许就是纸上的历史与人们心中“历史”的区别吧。从杨家祖孙三代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可能居住在京城开封。

    杨家祖居麟州,也就是今天陕西神木县一带。杨业20岁的时候到了太原,镇守边防30年,曾贵为北汉的建雄军节度使,建雄军设在今天的山西代县。杨业归宋后,被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这样一个虚职,留在内地做了郑州刺史,后来边关情急,他又被派往代州做刺史,兼任三交前线指挥官,代州和三交都在今天的山西一带。

    史载,上前线之时,宋太宗给予杨业很丰厚的赏赐,如果有天波府这么大的恩赐肯定是要记载的。杨业效力宋朝前后不过七八年的时间,最后死于边关,从他的履历看,无论是归宋前还是归宋之后,都未曾驻过宋朝京城开封。

    杨家第二代杨延昭只是个边防守将而不是京官。杨延昭年轻时在父亲帐下听令,杨业阵亡之后,他一度被派往南方,后来又调往北部边防,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边防前线的巡逻工作。杨延昭一生都是在边关度过,他也病死在边关。

    杨家第三代杨文广的成就远不及前两代,更不可能享受豪宅的待遇。他曾跟随范仲淹抵御过西夏,在韩琦手下当过差。也曾随大将狄青南征,在今天的广西南宁、宜山一带做过官。晚年被调到河北,做定州路副都总管,一生漂泊,老于任上。

    既然京城里没有天波府,那么杨家归宋后究竟居住在哪里呢?李裕民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很可能在郑州。

    归宋前,杨业一家久居太原。979年归降宋朝以后,先是授郑州刺史,接着又被调往代州前线,但仍兼郑州刺史。杨业身在对辽作战的前线代州,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是他的家安在哪里?

    杨业身在代州,却判郑州,一个人身兼两职,到底为何?

    答案就是,他的家属安顿在郑州。杨业兼这个职,就是为了领取俸禄,养家糊口。这样的安排是宋代对守边将领的优待,也是一种惯例,并非杨业一人所独享的特权。《杨业传》虽然没有点明这一点,但另一位代州守将的事迹中却记录得很清楚。

    这个人叫谭延美,杨业去世后的第三年,他出任代州守将。宋史在讲述这件事时提到,“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谭延美是杨业的后继者,与杨业基本处于同一时代,他的境况应该与杨业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边防守将都会在内地的某一个州兼职,目的就是安顿他们的家属,这是宋代通行的政策。目的有两个,一是保障边将家属的安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心边防;二是以防边将叛变,一旦事发,家属就是人质,投降敌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宋时对待边将的政策,太祖与太宗略有不同。太祖时立下边将在内地兼职的制度,边将可以享用兼职州的一部分赋税,有的甚至是全部。太祖多把边将家属安置在首都,太宗时则开始收紧优待政策,把他们的家属分散安置,只要是在内地即可,未必就在首都。杨业因是降将,能够享受的优待自然要比“根正苗红”的守将差些,家属安置在京城边上的郑州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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