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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打电话时，我们经常会谈到那些死去的人，也会提到还活着的人。

    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去世了，过了没几个月，农齐亚也死了。这时候莉拉和里诺搬到她以前出生的那套房子里去了，那房子是之前她掏钱买的，但现在她的弟弟妹妹认为那是父母的财产，他们也想分一部分，这让她不胜其烦。

    斯特凡诺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也死了。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叫救护车，他就面朝下倒下去了。玛丽莎和几个孩子离开了城区，尼诺终于出手帮助了她，他不仅在克里斯皮街上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给她找了一个秘书的职位，还给她钱让她供几个孩子念大学。

    还有一个我从来都没机会认识的人也死了，那是我妹妹埃莉莎的情人。她离开了城区，但她、我父亲还有我的两个弟弟都没有告诉我。我从莉拉那里得知她去了卡塞尔塔，她认识了一个律师，是一个市政府顾问，她又一次结婚了，但她没邀请我参加婚礼。

    我们会聊到这些事情，她会跟我说城区所有的新闻。我跟她谈论我女儿、彼得罗的事，彼得罗现在和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同事结婚了。我会跟她说我正在写的东西，还有我在出版社的经历。只有一两次，我会问我最关心的问题：

    “假如有一天，你写点什么东西——这只是一种假设啊，你会不会给我看？”

    “类似于什么样的东西？”

    “任何东西，里诺说你一直待在电脑前。”

    “里诺是在胡说。我在上网，我想看看电子产品的新动向，这就是我做的事情，在电脑前，我不写东西。”

    “你确信吗？”

    “当然了，我有没有回过你的电子邮件？”

    “没有，你真让我生气。我一直给你写邮件，你从来都不给我回。”

    “你看到了吗？我从来都不给任何人写邮件，包括你。”

    “好吧。假如你写了什么东西，你会让我看吗，你会让我出版吗？”

    “你才是作家啊！”

    “但你没回答我。”

    “我回答你了，但你假装不明白，要写东西，需要渴望留给后世一些什么东西，我连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我从来都没有像你那么强的生活欲望。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假如我能把自己删除了，我会更高兴的，我怎么可能会写作呢。”

    她经常说想把自己删除掉，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之后，这成了她的一个开玩笑的口头禅。那当然是一个比喻，她喜欢这个比喻，在不同的情况下她都使用过这个比喻。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里，我从来都没听她说过她想自杀，即使是蒂娜失踪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自我删除是一种听起来很美的计划，”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了，电脑看起来是那么干净，但实际上很脏，非常脏，你不得不到处留下痕迹，就像你不停在身上拉屎撒尿一样，但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我最喜欢的键是删除键。”

    这种狂热的想法在有些阶段非常真实，在其他时候没那么较真。我记得关于我的知名度，她说了一些很阴险的话。她有一次说：“唉，为了一个名字，生出多少事儿啊！出不出名，那只是用一根小绳子绑着装着血肉、语言、屎和小心事的袋子。”这时候，她一直在开我的玩笑：“解开绳子，埃莱娜·格雷科的那个袋子还在，同样管用，当然有些马马虎虎，没有成就，也没有过错，直到袋子破裂。”心情最糟糕时，她会苦笑着说：“我想把自己的名字解开，拆散，丢掉，忘记。”但其他时候，她会放松一些。比如说，我给她打电话，就是想让她跟我说说她写的东西，尽管她矢口否认她在写东西，竭力回避这个话题，但我觉得我给她打电话时，可能是她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发现她有点忘乎所以，她又说了她的虚无主义思想——那些伟大的人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生来就有那些品质，那有什么可说的，那就像在抽签时抽到好签，那有什么可欣赏的，但她表达地绘声绘色，充满想象力。啊，假如她想的话，她对语言的运用太自如了。她好像有一种秘密意图，想抹掉所有事情的意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开始让我很伤心。

    49

    我的危机是在二〇〇一年冬天降临的。那时候我的状态起起伏伏，但总归还是很有成就感。每年黛黛和艾尔莎都会从美国回来，有时候是独自回来，有时候带着她们各自的男朋友。黛黛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艾尔莎很快就在大学里谋得了一份教职，教授对于我来说非常神秘的代数。两个姐姐回来时，伊玛也会腾出时间和她们待在一起。全家人又重聚了，我们四个女人相聚在都灵的家里，要么一起在城市里闲逛，我们彼此关注，相互很亲密，我们很幸福能在一起待一段时间。看着她们，我想：我真是幸运啊！

    但在二〇〇二年圣诞节，发生了一些让我很抑郁的事。三个女儿都回来了，而且她们待的时间很久。黛黛刚和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伊朗籍工程师结婚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哈米德，那时候一岁多，非常活泼。艾尔莎是带着一个波士顿的同事回来的，他也是一个数学家，比艾尔莎还孩子气，很爱说话。伊玛也从巴黎回来了，她在那里学了两年哲学，她带了一个男同学回来，是一个个子很高、有点儿丑的法国人，几乎不怎么说话。那个十二月真是太幸福了，我五十八岁，已经当了外婆，我抱着哈米德，我记得那是圣诞节晚上，我和小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几个女儿年轻、充满活力的身体。她们都很像我，但又和我完全不同，她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去甚远，但我觉得她们是我的延伸。我想：我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事情啊！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了，但我都挺住了。我离开了城区，又回到那里，又成功地摆脱了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我和我生的几个女儿拉下水去，我们都得救了，我没有让她们任何一个沉沦下去。噢，她们已经属于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语言。她们会认为，意大利是这个星球上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同时她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微不足道、没有前途的角落，只适合度假。黛黛经常跟我说：“你来美国嘛，你可以住在我家里，在那里你同样可以做你的工作。”我嘴上答应了，说迟早都会去的。她们为我感到自豪，但她们谁也不会忍受我太长时间，就连伊玛也一样。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越来越属于她们，越来越不属于我了。但这样也好——我抱着哈米德想——最重要的是这些姑娘都很出色，她们没遇到任何我之前遇到的那些障碍。她们有自己的想法、需求和希望，有着自己的声音、自我意识和展现自我的方法，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很多人也都没那样的运气。在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一般人都会掩盖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当恐怖引发的暴力涉及我们的城市和生活，我们才会受到震动，才会警惕。一年之前我被吓得要死，我给黛黛、艾尔莎还有彼得罗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我从电视上看到飞机撞上了纽约的双子塔，那就像用火柴头轻轻摩擦了一下，就点燃了火焰。下面的世界是地狱，我的几个女儿知道，但没有切身体验过，她们对发生的事感到愤恨，但同时她们都在积极享受生活的幸福，珍惜眼前的机会。她们把自己成功富裕的生活都归结于她们的父亲。但是我，我没有任何优势，我是她们优越感的根基。

    当我这么想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很失落的事情。三个女儿把她们的男人带到了一面书架前，书架上放着我的书。极有可能的是，她们从没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可以肯定一点，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她们读，她们也没跟我提过。现在她们拿起其中一本开始翻阅，甚至大声读了其中一些句子。这些书产生于我生活的环境，源自曾经吸引我和影响了我的一些思想，我一步一步地跟随我的时代，在反思中构思了这些故事。我指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展示出来。我已经设想了不知道多少次，会让这个世界实现救赎的改变，但这些都没实现。我用了那些日常的语言来说明日常的东西。我集中分析了一些主题：劳动、阶级矛盾、女性主义、边缘人。现在我听着自己写的那些句子被随意念出来，感觉很尴尬。艾尔莎——黛黛要尊重我一些，伊玛很慎重——用带着讥讽的语气，朗诵我的第一本小说，她还读了关于男性捏造女性的章节，还读了那本得过很多奖的书。她的声音巧妙地突出了那些文字里的缺陷，还有过于激昂的话。我曾经作为不容置否的真理支持的那些意识形态，现在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她读的时候突出了一些词汇，她会把那些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已经被弃用的词汇，饶有兴趣地重复两三遍。她到底在做什么？就像在那不勒斯那样开个玩笑吗——我女儿的语气当然是从那里学到了——她一行一行地读，是不是在展示，所有那些和翻译版本整整齐齐排在一起的书，其实没什么价值呢？

    我想，只有艾尔莎的同伴——那个年轻的数学家觉察到我女儿已经伤害到我了。他打断了艾尔莎，把书从她手里拿了过去，向我请教关于那不勒斯的事情，就好像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就像那些勇敢的探险者探索并报道的地方。节日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但从那时候开始，我内心发生了变化。我时不时会拿起我的书看几页，我觉察到那些文字的脆弱。我一直以来的不自信越来越明显了，我越来越怀疑我的作品，还有我的能力。但同时我想象莉拉写的那本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假如刚开始，我想着那是一个草稿，我很乐意和她一起进行修订，做出来一本书，通过我的出版社进行出版，但现在那本书成了一个完成的作品，就像是一块真理石，让我的那些书黯然失色。我惊异地想：从她的电脑文件里，迟早会冒出来一篇小说，会不会要比我的小说好得多？是不是我从来都没有写出一本值得记忆的小说，而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写一本传世之作？莉拉小时候写《蓝色仙女》时表现出的天分，让奥利维耶罗老师很震撼，现在她老了，她会不会展示出她所有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书会成为——可能仅仅对于我而言——我失败的证明。读了那本书，我会明白自己本应该怎么写作，但我却没做到。这时候我曾经的自我要求、努力不懈的学习、我出版的每行字每页纸都会黯然失色，就像暴风雨来临的大海，乌云覆盖了一切，连紫色的地平线也会消散。作为一个来自落后地区的作家，我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最终会展示出贫瘠可怜的内涵。我几个女儿的成功，我获得的名利，甚至是我的最后一个情人——一个理工大学的教授，比我小八岁，他有一个儿子，已经离了两次婚了，我每个星期都会去他山上的房子和他约会，这些都不再让我觉得满意。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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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小心，不想让抑郁的情绪占上风，我给莉拉打电话的次数也少了。我已经对她不抱希望了，但我很害怕，我害怕她会对我说：你要不要看看我写的东西，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我给你发电子邮件。假如我发现她闯入了我的工作领域，让我之前写的东西变得不值一提，我很清楚自己有什么反应。我当然会像面对《蓝色仙女》时那样，充满崇拜和欣赏，我会毫不犹豫地发表她的作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所有人了解到它的价值。我已经不是那个几岁大的小女孩，发现了同桌有惊人的天分，现在我是一个成熟女人，已经有稳固的地位。莉拉自己也经常说——有时候是开玩笑，有时候很严肃：“埃莱娜·格雷科——拉法埃拉·赛鲁罗的天才女友。”那种命运和角色的忽然转化，会让我彻底毁灭。

    那个阶段一切都还不错。我的外表看起来还比较年轻，生活很充实，工作也还忙碌，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这让我不会想太多，我只是偶尔会感到不悦。后来的几年就非常难过，我的书卖得越来越不好，我失去了出版社的工作，我的身体在发胖变形，我感觉自己老了，而且担心后面的生活会变得贫穷黯淡。当我按照十几年前的思维模式工作时，我就应该意识到，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包括我自己。

    二〇〇五年我去了那不勒斯，我遇到了莉拉，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天。她身上的变化更大了，她尽量想表现得友好，有些神经质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话很多。看到出现在城区每个角落里的非洲人和亚洲人，闻到陌生饮食的味道，她显得很兴奋。她说：“我没有像你一样去世界各地旅行，但是你看，世界自己跑到我跟前来了。”在都灵也一样，世界各地的人都涌了进来，我喜欢她轻描淡写地描述这种变化。但只有到了城区，我才意识到那里的居民发生了变化。基于一种坚实的传统，以前的方言很快被接受了，那种神秘的语言正在通过不同的发音方式、不同的句法和情感，悄悄地发生着改变。楼房灰色的石头上有一些临时的牌子，以前的那些合法不合法的交易和新买卖混合在一起，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暴力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也就是那次，我们听到消息说吉耀拉的尸体出现在小花园那里。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她是死于心脏病，我以为她是被杀死的。她仰卧在地，看起来非常庞大。她的变化应该曾经让她很痛苦，她以前很漂亮，她选择了英俊的米凯莱·索拉拉。我想，我现在还活着，然而我感觉自己和她一样，像一具庞大的身体了无生机地躺在那个荒凉的地方。我的心境的确是这样的，我虽然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体，但我也无法接受自己，我走路时越来越不自信，我的所有表现，已经不再是我几十年来习惯的样子。从小到大，我感觉自己和吉耀拉那么不同，但现在我发现我和她那么像。

    莉拉好像没太关注年老的问题。她一边大声说话，一边很有力地做手势，跟来往的人打招呼。我没再问她的那本书的事，我觉得无论她对我说什么，我都不会舒心。那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抑郁，我不知道自己能抓住什么。问题已经不在于莉拉的作品，还有她的写作品质了，或者说，我已经不需要她对我的威胁才能感受到：从六十年代末到现在，我写的那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分量，我已经不像十几年前那样可以在公众场合畅所欲言，我已经没有读者了。见证了那场悲惨的死亡之后，我意识到我焦虑的性质变了。现在让我觉得烦恼的是，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没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那些顺利出版的书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让我几十年都生活在幻觉里，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忽然间这个幻觉淡去了，我没办法再相信那些作品的重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莉拉的一切也已经过去了：她在父母留下的小房子里过着黯淡的生活，不知道在电脑上写满什么样的见闻和想法。我想象，或许有这种可能，她的名字——就像她说的小绳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她成为一位老女人时，或者在她死后，会和一部非常重要的、唯一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和我写的成千上万页纸不同，她只有一本书，她从来都没享受过我写那些书时享受的成功，但她的书会流传下去，在几百年后还会有人不停地读了又读。莉拉拥有这种可能，但我已经浪费了自己的机会。我的命运和吉耀拉的一样，但莉拉的命运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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