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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放任自流地过了一段时间。我工作很少，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出版社和其他人也没让我做更多的事情。我不见任何人，我只是和几个女儿通电话，每次时间都很长，我坚持让她们把话筒给我的外孙和外孙女，我像小孩子一样和他们说话。艾尔莎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康拉德。黛黛给哈米德生了一个妹妹，叫做埃莱娜。

    他们用幼稚的声音说出非常清楚、准确的话，这让我想起了蒂娜。在我心情最阴郁时，我确信莉拉写下了她女儿的故事，写得非常细致，我越来越确信，她把女儿的故事和那不勒斯的故事融合在一起，用一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具有的率真写出来，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会获得惊人的效果。然后我明白那只是我的一种想象，我不由自主把我的焦虑、嫉妒、敌意和情感都搅和在一起。莉拉没这方面的野心，她从来都没有过野心，要做任何扬名立万的事，都需要爱自己，但她告诉我，她一点儿也不爱自己。在最抑郁的那些夜晚，我甚至想象她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弄丢了，是因为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延续：她的讨人厌、她的邪恶，还有那种漫无目的的智慧。她想把自己抹去，那是因为她受不了自己，她一直都无法容忍自己，她一辈子都是这样，这使她把自己封闭于一个小小的活动范围，当这个地球在打破所有地域的限制时，她却越来越封闭。她从来都没坐过火车，没去过罗马。她从来都没坐过飞机，她去过的地方少得可怜，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为她感到惋惜，我会笑几声，起身来到电脑前给她写邮件。我曾无数次跟她说：“你来找我吧，我们一起待一阵子。”那时候我很肯定，莉拉并没写稿子，她永远不可能写什么稿子。我一直高估了她，她永远不会写什么流传百世的东西，这让我心情好一些了，但同时我又觉得深深的遗憾。我爱莉拉，我希望她继续存在，我希望我能使她继续存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我确信她从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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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那本题为《友谊》的小说，就是在那种虚弱的状况下诞生的。当时我在那不勒斯，是一个下雨天。当然了，我很清楚，我把莉拉的事情写出来，这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知道她一定会受不了。但我相信，假如这本书写得很好，她最后会对我说：“我很感激你，有些话是我没勇气说的，你替我说了出来。也有这种可能，那些觉得自己注定要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尤其是要从事文学的人，他们写作时就好像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赋予他们什么使命，是他们自己授权自己成为作家。我们在听别人说这些话时，会感到懊恼：你写的这些破玩意儿，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看了让人觉得很讨厌，谁让你写的。”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我写了一篇小说，有好几年我一边希望，一边又畏惧莉拉也在写这个故事，我甚至想象着她笔下的每个细节。我这么做是因为她身上的所有一切，或者说我从小归到她身上的一切，在我看来，都要比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更有意义，更能打动人。

    我在一家小宾馆的房间里完成了初稿，那个房间有一个小阳台，正好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也能看到半圆形的灰暗城市。我本应该通过手机打电话给莉拉，告诉她：我写了我们、蒂娜还有伊玛的故事，你要看吗？只有八十页，我可以去你家里给你大声读一遍。我没有那么做是因为担忧，她不仅明确地禁止我写她，也禁止我提到城区里的人和事。过去我提到城区时，她迟早都会找机会告诉我，我写的书很糟糕。尽管她会用很痛苦的语气，但她会说：要么你就讲述事情本来的样子，乱七八糟堆在一起，要么你就按照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个故事主线。我既不能做到第一点，也不能做到第二点。因此我没理会她，我心想：她一定会像往常一样，说她不喜欢那本小说，她会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过几年她会让我明白，或者对我直说，我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我想，假如由她决定的话，实际上我不应该出版任何东西。

    那本书出版了，我有很久都没有受到过那么多赞赏，得到大家的承认让我觉得很幸福。《友谊》的出版，避免让人们把我列入那些大家都认为已经过世，但实际上还活着的作家。我以前的书又继续在书店销售了，读者又对我产生了兴趣，虽然我已经很年老了，但我的生活又变得丰富起来。刚开始，我觉得那是我到那时候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但后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了，是莉拉让我开始痛恨这本书。因为书出版之后，她一直拒绝和我见面，她拒绝和我谈论，她也没有骂我或扇我耳光。我不停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了无数邮件，甚至回到城区和里诺交谈，但我一直都没有见到她。同时她儿子也从来没对我说：我母亲这么做，是因为她不想见你。他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嘟哝了一句：“你知道她的，她现在老是在外面，手机要么一直关机，要么就忘在家里，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睡觉。”我不得不想到，我们的友谊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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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什么地方得罪她了，是整个故事还是某个细节。我觉得，《友谊》好就好在它很通畅，用很简洁的方式讲述了我们俩的生活，揭示了命运的反复无常，从我们丢失两个布娃娃开始，到后来蒂娜的失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想了很长时间，她生气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故事的结尾？相对于小说的其他地方，在结尾时我更多地采用了想象和虚构。在这本书里我讲述了真实发生的事：莉拉试图让尼诺关注伊玛，在尼诺面前称赞伊玛，但她在和尼诺说话时，一时疏忽把蒂娜弄丢了。但很明显，故事中虚构的部分让读者可以感同身受，但对真实经历过这些事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可耻的写法。总之，我有很长时间都相信，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也是让莉拉最受伤害的地方。

    但后来我改变了想法。我确信，她躲着我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我讲述那两个布娃娃的方式得罪了她。我通过艺术手法夸大了它们消失在地窖里的时刻，我放大了失去那两个布娃娃给我们带来的伤痛，为了达到感人的效果，我给其中一个丢失的布娃娃起的是那个失踪的孩子的名字。所有这些，都自然而然让读者把孩童时代丢失的“假女儿”和成人时期丢失的真女儿联系在一起。莉拉一定觉得，这是一种不诚实、哗众取宠的写法，就好像我利用我们童年时代一个重要的时刻、她的女儿，还有她的痛苦来赢得我的读者。

    我只是在说我的推测，我需要和她面对面，听听她给我解释让她愤恨的事。我有时候会感觉很愧疚，我理解她。有时候，我很痛恨她做出的选择，正好在我们都老了，需要相互关怀和支持的时候，她把我完全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她一直都是这样：当我不顺着她的意思来，她就会把我排除在外，她惩罚我，破坏我写了一本好书的乐趣。我很恼怒，现在她上演的这出人间蒸发的剧情，除了让我担心，还让我很生气。这也许和小蒂娜没什么关系，也许和蒂娜的幽灵也没关系。莉拉一直都在想着蒂娜，有时候她是一个四岁的女孩——这是最无法忘记的，有时候她已经长大成人，但模样不是很清晰，就像伊玛一样，是一位三十岁的女人。也许，一切只是和我们俩有关：她希望我能做出她的环境和本性阻止她做的事情，但我没办法达到她的期望，她为我的不足感到气愤，为了报复，她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就像她对自己做的。我日复一日地写作就是为了赋予她形状，塑造她，让她平静下来，这样我也会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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