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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刘晋藏终于来电话了。

    这个人做事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先打个电话到单位上来，说是晚上再打电话到我家，有重要而又不方便说的事情告诉我。

    我想，既然如此，何不晚上才打电话。

    晚上，电话来了。结果是，他可能已经为宝刀找到真正的买主了。

    我说：“还有假买主吗？”

    “真的比假的多。”电话是从海边一个城市打来的。我向来对大海心向往之，虽然没有见过一滴海水，却把电话里的电流干扰声听成海浪声了。

    这个电话很打了些时候。刘晋藏去了那个城市后，把宝刀弄到了一个拍卖会上，当时就有人出了二十万的高价。但他的标价还要翻一倍，当然就没有成交。但这等于就把他有一把藏式宝刀的消息向全世界收藏者发布出去了。这些日子，他都在忙着甄别买主的真假。每遇到一个买主，他就提一次价，现在，已经提到一百万了。他在电话里说这笔钱到手，就再不愿意活得飘飘荡荡了，要办一个公司。我问他办什么公司。他说：“还没有想好，但你让我想想。”好一个刘晋藏，沉默了不到三分钟，就说，“就搞一个公司，专门弄我们家乡山上的药材啦，野菜啦什么的，我们一起干，一百万的资产，有一半是你的。”

    我说：“韩月已经离开我，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沉默了一下，又嚯嚯地笑起来，说：“放心，等我们的公司搞起来，她会回来的。”

    我说：“那也是回来找你。”

    他又嚯嚯地笑了，喊道：“我们一定要把公司先搞起来，然后，再来看谁能得到她吧？！”他说，“当然，要是我没有叫那些假买主干掉的话。”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我又想起韩月在梦里对我说过刘晋藏为什么令女人心动的话了。

    之后，我就再没有得到刘晋藏的任何消息。

    满山的树叶变得一片金黄，在风中飞舞，韩月也没有来信告诉我她落脚在什么地方。

    喇嘛舅舅作为一个云游僧人就更不会有消息了。

    我回去看过铁匠两三次，他偏瘫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硬朗了。

    最后一次，我是跟他儿子一同去的。铁匠看着儿子的眼神流露出无比的幸福，他儿子也告诉我，他跟父亲真正有血肉相连的感觉了。这天晚上，我就住在铁匠家里。早上，铁匠突然说话了。我睡得很沉，他摇醒了我。

    问：“刀子还在你手上吗？”

    “天哪，”我说“你说话了！找到了儿子，你又说话了。”

    铁匠说：“我不能说话，是受造了宝刀的过，我一说话，它就要伤害拿刀的人了。”

    我告诉他：“我的朋友已经带着这把刀远走高飞了。”

    他说：“没有人能比命运跑得更远。”

    离开铁匠，我马上就出发往那个城市去找刘晋藏了。我希望他已经把刀出手了，这样，他才不会为刀所伤。我想，他这半辈子，除了一些女人的青春肉体，也没有得到什么。我带上了所有储蓄，也带上了他留下来的所有的刀。我想自己也不会再回来了。走之前，我办好了离婚证，我把韩月的一份压在还放着她化妆品的梳妆台上，把钥匙交到她单位领导的手里，特别说明屋里的东西都是她的，我只取出了银行里的存款。这是我们俩最后一笔共同的积蓄了。说好是为孩子准备的教育基金。但我们没有孩子，现在又已分手了。

    离开的那天早上下起了秋天里冰凉的细雨。这跟送别舅舅时不一样，这样的阴雨天，没有人会在我身影消失的地方看到彩虹。

    两天汽车，到了省城，又是两天火车，我到了刘晋藏打电话的那个城市。我在每一个宾馆住一个晚上，为的是在旅客登记本上查找朋友的名字。

    在其中的三个宾馆，我查到过他的名字。但他都在我到达之前就离开了。

    其中，有两个宾馆他都没有结账。店方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说得出他名字的人就喜出望外，以为是替他付账的人来了。我只好亮亮随身的刀子，声称自己也是来追债务的，才得以脱身。

    现金马上就要用完了。还没有刘晋藏的一点消息。

    我在宾馆的文物商店前想出手一把刀子，都跟一个香港人谈好了价钱，却被便衣警察抓住了。在派出所里，他们叫我看管制刀具的文件。有那份文件，他们便有权没收我的刀子。

    我说：“这是藏刀，我是藏族。”

    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又拿出一个文件，上面说，少数民族只有在本地才能佩带本民族的刀具，关于刘晋藏和宝刀，他们说，这样的事情真真假假，在这个城市里数都数不过来。他们叫我看了几张无名尸首的照片，每一张都模模糊糊，至少，我没有明白无误地认出朋友的脸。

    当一个少数民族真好，不然他们不会当即就把我放了出来，只把刀子全部留下。警察打开一个带铁门的房间，扑面而来是一股铁锈味道，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刀子，可这些刀子，都非常像电视里登上审判台那些为了金钱、为了女人而杀人的罪犯一样，被某种病态的欲望匆匆造就，是铁皮或者猪皮的简陋刀鞘，嚣张而又粗糙的刀身，而我那些精致的刀子也沦落在了它们中间，我听见自己的心为之哭泣。

    坐在宾馆柔软洁白的床上，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不通，又拨了一个，还是不通，很久，我才想起，这是已经远离的小城的五位数的号码。我拨这个电话是在寻找自己。我没有找到。

    于是，我改拨了一个八位数的号码，这才是眼下这个大城市的号码，第一个，通了没人接；第二个，忙音；第三个，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你好，这里是某某咨询中心，请问先生有什么商务上的事情，我可以帮忙。”

    “请帮忙找我的朋友和一把宝刀。”

    对方用很职业的口吻平淡地说：“对不起，先生该打心理咨询热线。”

    我打开比砖头还厚的电话号码簿，恍然看见密密麻麻的电话线路布满地下，像一张布满触角的大网，但网上任何一只触角上都没有了我的朋友。

    心回到坚实的土地

    眼睛从流水上升起

    宽广盛大的夏季啊

    所有生命蓬勃而狂放

    太阳叩击湖泊的水晶门

    赤脚的笛声在星光下行走

    ——阿来

    狩猎

    我们三人是狩猎的伙伴。就像许多身份脾气极不相同的男人因为下棋打牌之类的事情凑在一起一样，我们三个偶然凑在一起，并发觉凑在一起总能有所收获，于是就成为长期搭档了。

    军分区的侦察参谋，银巴；我；农牧局的小车司机，秦克明。我们打猎的地方行政上属于四川，地理上属于西藏，目前总称为中国西部的地方。但我们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是美国或中国的西部电影中塑造的男人的形象。或许把我们的侦察参谋刻意打扮一番，可以勉强达到这个标准，尽管他打过仗，杀过人，藏族，但也只能勉强。秦克明总像是睡眠不足，青脸青色的样子，而且怕老婆。至于我自己嘛，穿了一身牛仔服，但依然敏感，身体一般，专业给文工团两个民歌手填写冒牌的民歌歌词。

    总而言之，我们在我们这个叫做马尔康的镇子上，按照全中国人共同的准则生活，按照镇子上约定俗成的较为特殊的准则生活。追逐猎物使我们忘掉许多，从而获得一些自在、而且超脱的感觉。

    每到周末，凑巧三个都在镇上，没有外出，就在电话上相约：“搞一次民族团结吧。”我们使用隐语。千百年来，猎人们都有自己特殊的一套隐语。我们喜欢我们这个隐语中神秘与调侃的味道。何况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几乎我们渴望到手的飞禽走兽都受到法律保护了。马鹿、黑熊、苏门羚、獐子、马鸡、环颈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数量稀少，而且善于奔走和飞翔的动物。除非顺便，我们不打那些小猎物。

    之所以选用“民族团结”作为狩猎的隐语，也是因为我们各自血缘的关系。秦克明和银巴一汉一藏，我本人则本来就是两个民族亲密团结的成果。

    像通常一样，星期六下午，我们把农牧局那辆因换日本轿车才宣布报废而性能很好的北京吉普猛开上几十公里，然后藏进树丛。背上枪、食品，还有一个帆布背包沿着猎人小径向深山里进发。四周一片静谧。这种高山森林里几乎没有什么花朵。空气中的清新味道多半来自地上的苔藓以及云杉细密的针叶。这天似乎一切顺利。脚下的小径隐约可辨，上面布满松软的苔藓。这说明，以前曾有猎手云集的小径沉寂已经两三年了。后来，在树林变得稀疏的地方，出现了黑色圆润的新鲜獐子粪便。不开玩笑的秦克明也开起玩笑来了：“你，”他是指我“闻闻是公的还是母的。”

    我说：“是母的也不会给你打那种电话。”看着他的脸色黯淡下去，我意识到不该这样来打趣他。

    沉默一阵，就看到了那个棚寮，那个以前许多猎手相继过夜，相继修缮过的棚寮。它有结实的白桦木的柱子，厚厚的苔藓和严密的杉树皮的棚顶。从幽暗潮润的密林中出来，看见被阳光照耀得一片金黄的稀疏灌木丛中的棚子，我们坐下来歇气，望着一阵轻风掀动了棚子四周曾经用来作为帘子的残腐的兽皮。秦克明被自己的口水呛住了，低着头猛地咳嗽起来。一只獐子从棚子里飞蹿而出，连银巴也来不及举枪就蹿下山坡了。

    银巴说：“呛了口水要吃肉。”猎手们都有世代相传并信奉的禁忌与预兆。呛了口水就能有所猎获也是猎手们相信的预兆之一。银巴特别相信，他说他在越南能够立功杀敌也是相信这些东西的结果。

    当我们在棚子里生起火来的时候，那只獐子出现在对面一座孤立的小山冈上，秦克明端枪瞄准，银巴按住他的手说：“明天吧，距离太远了。”

    “好吧，明天。”

    他口气里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并和枪一起躺到了干燥的地上。那只獐子仍然立在岩石之上向我们瞭望，以那些灌木忽起忽止的声响判断，还有另外的一只就在附近逡巡不去。看来，是闯到獐子的窝里来了。这是一件比较稀奇的事情。獐子这种多疑胆小的动物竟用猎人的棚寮做了栖身之所。我们周围的腥的气味证明稀奇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

    “这又是什么预兆呢？银巴。”

    “老祖宗们没有遇到过。”

    讨论一阵遇到稀奇事情好还是不好，天就黑了。

    我把就近采来的木耳和猪肉罐头煨在一起，香气就在火光照亮的范围内聚集起来，压过了棚寮中野物的腥膻味道。

    这时谁都不知道棚子里还有一只獐子。那是一只刚生下不久的獐子，就在棚子深处那堆干枯的松枝下面。不然我们就会知道那只母獐在周围逡巡不去的缘故了。它一直在周围弄出许多声响。银巴说：“要出来你就出来。”

    不久，那獐子果然就从一团灌木后探出了脑袋，双眼十分明亮。我端起小口径运动步枪，瞄准两颗宝石之间的地方，那是致命的额头的中央。

    勾动枪机时，只听到喀哒一声。我连弹夹也忘了上了。等枪里有了子弹再瞄准时，獐子纵身一跃，黑暗中传来一串树枝摇动的声音。

    “你看它比你感觉还要好哩。”

    秦克明用了干我这行的人喜欢用的词来打趣我。

    银巴说只要在有效射程内，枪膛里有子弹时，被瞄准的部位像被蚂蚁叮咬一样，酥麻酥麻的。空枪则不是这样。我禁不住抬手摸了摸双眼之间的那个位置。秦克明却说：“真是怪事啊。”

    这几天他有点精神恍惚。

    “你这样明天回去车子银巴来开，我不能让你来了结我的伙食账。”

    “这辆车，”他看看我“又不是那辆车。”

    那辆车是丰田越野轿车。因为有那辆车才有了供我们驱使的七成新的报废的北京吉普。就在上个星期他在单位楼前清扫车子，听到车上的收音机自动跳了台。收音机里传出了办公室主任的声音，主任在打电话到下属单位，说局长要去检查工作。局长车后，他问：“是去畜科所开会吗？”

    局长盯他一眼说：“开车吧。”两个小时后，局长说：“以后不要打听你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很怕局长进一步追问他怎么知道他要去畜科所。但局长没问，但他注意到局长每一次下车都拎走了公文包。望着那些跟着车路延伸的电话线，他觉得里面有更多的秘密。路上，他利用机会偷听三次。一次是一组组数字，一次是一个领导在电话会议讲话，内容是关于社会治安问题。一次是一方通知另一方一个人死亡的消息。

    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很高兴这样，谁也不希望知道那么多隐秘与不祥的事情。无论如何，事物，生活，人，这些世界的表面还是给人一种干净明亮的感觉。但也不能说他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不然，他就再也不会在第一次收听到长途电话的单位楼前拨弄那台收音机了。

    这次，他又听到了一对男女在电话两头进行的一次完全由语言完成的花样百出的性交过程。

    “我没想到是她。”

    “谁？”

    “白秘书，她平常还写诗呢？她和那个人边跳舞边就能干那种事情。”

    “难怪你抱怨你老婆那么爱跳舞。”

    “算了，睡吧。”

    我躺上了吊床，秦克明裹件大衣半倚在底下藏过獐子的松枝上，银巴钻进了睡袋。有一阵子，我可以看到周围的树丛，这些树丛的轮廓由树叶叶面上反射的星光勾勒出来。我还望见灿烂耀眼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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