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人说世间有三种门，
第一种是进佛堂供佛爷，供佛门，
我游侠不进，不进这种门，
没供品他们不开门，他们不开门。
哎，这三种门的第二种门，
是官家的法力门，法力门，
我游侠不进，不进这扇门，
疫有哈达他们不让进，他们不让进。
哎，这三种门的第三种门，
是美好歌舞欢快的门，
我游侠不进，不进这道门，
没有好酒人家不开门，不开门。
是的，这就是夹坝，这就是劫盗，这就是游侠。
劫盗，是世界对他们行为的看法；游侠，是他们对于自己生存方式的定义。瞻对一地，山髙水寒，林深路长，自然适合这样的“夹坝”来往。
时人有记载：“瞻化地薄，生业凋敝，其人多为盗劫”，“世俗犹称瞻化人为瞻对娃。瞻对娃彪悍横豪，驰名全康，邻县人闻瞻对娃名，莫不慌怯避之也”。
从游侠歌所唱我们知道，这些夹坝不过是在面对可以使其生命轨迹得以上升，被赋予意义的命运之门，都不能进人的时代的弃儿罢了。进佛门，把门人是活佛喇嘛，“没供品他们不开门”。进法门，把门人是官家，“没有哈达”，不表示恭顺，“他们不让进，迸幸福之门，没有好酒人家不开门”。
说过夹坝，再说瞻对。
1929年夏天，一位叫任乃强的学者，以边防视察员的身份，一年为期，先后考察了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九个县。考究历史沿革与社会面貌，观察政治经济状况，测绘地图，每县成考察报告一篇。九县之中，也包括这本书探究的对象瞻对。只是民国年间，该地已经易了名字，叫作瞻化县了。
任先生《西康视察报告》第七号即为《瞻化县视察报告》，见载于任先生之子任新建赠我的任先生所著《西康札记》一书。
我们且跟从任先生看看瞻对一地，是何模样。
“全境作斜方形，南北鸟径80里，东西85里。人行径无里制，大约四倍于鸟径。”这需要做点小小的解释。“鸟径”，我的理解就是直径，鸟从天上飞越的直线距离。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大地方。“人径无里制”，人走的路没有汉地用里计数的习惯。大山之中，山路弯曲萦回，所以，在地面行走的人马，至少要比径直飞越於鸟多出四倍的路程。人口就更加稀少。任先生报告：“瞻化人口，据粮册为二万余，男女略等，其实约不满三万口。就中有四分之一为僧尼，四分之二为丁，其余一分为牧民。”也就是说，瞻对一地，民之大部为农耕之民。民国时，“瞻化4区48村4578户。年征正粮977石2斗5升7合，荞粮421石5斗8合，牲税藏洋6492元3咀，又羊税当十铜元3173枚”。
2012年秋，我也终于到了故纸堆中频频进出的瞻对之境。今天，这里又换了名字，叫作新龙县。在雅砻江边的狭小县城和当地领导用过晚饭，回到旅馆，向县里讨要的《新龙县志》已送到房间。我连夜翻阅，开篇便是更准确的新龙，也就是旧日瞻对一地的概述：
“新龙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东经99度37分，北纬30度23分。与炉霍、道孚、雅江、理塘、白玉、甘孜、德格7县为邻。面积8674.7平方公里。全县辖4区1镇23乡，民族5个，人口39332人，其中82.34%是藏族。县治如龙镇，距康定475公里。”
应该记得，前书中频频出现的打箭炉就是今天的甘孜州首府康定。
我来新龙这天，早晨从成都飞到康定，到康定机场发现行李没到。机场方面保证说，随你到甘孜任何地方，行李保证三天内送到。当地作家格绒追美来机场接我，两人一路寻访，走走停停，两天到新龙。晚上，便有长途大巴司机从车站打来电话，说行李到了。可见现在交通较之庆复们征瞻对时的艰难，已是天上地下。
行李到了，自然可以换洗一番，再读新修县志。
这次是读从前，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于1701年即康熙四十年“投顺”清廷，授安抚司印，隶属四川雅州，辖民600户。雍正六年，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因“纵容夹坝”被黎雅营游击高奋志诱杀，激起瞻民反抗，歼清军二百余人，高奋志败逃。雍正八年，清廷遣副将马良柱率汉、土兵万余人进剿，因阻于雅砻江水，未能攻到江西面的下瞻对腹心，无功而返。
十余年后，下瞻对属民南下到里塘川藏大道上，劫掠换防官兵。四川提督令继任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之子班滚交出夹坝，退出抢掠财物，被拒，于是乾隆下令发$征剿。故事已经讲过大半，只是如果真是如此一鼓而定，从此瞻对“蕞尔一隅”，从此天下太平，一心向化，便不值得来写这本小书了。
有清一代，涉及四川藏区的史料中，有很多关于夹坝的记载。都是说夹坝在官道上劫了官家的文书、财物，甚至劫了朝廷赏赐给达赖喇嘛的法器珍玩，朝廷便要勒令抢案所出地方的土司交出夹坝。如若不能交出，就视为当地土司在包庇纵容。大多数情况下，一番文书往来后，这类事情都不了了之。像乾隆年间以此为由出动大军征剿的事其实很少发生，但从前引的游侠歌看，好多时候，这些夹坝也并不把土司们放在眼里。
夹坝们还有一个规矩，从来不在本乡本土行抢掠之事。
凡出夹坝的地方，都是山高水寒之地，生产力极度低下，百姓却要承受实物税与无偿劳役。于是，在那些地方，外出劫掠就成为一种相沿已久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生产不足的一种补充。有清一代，川属藏区一直被夹坝四出的情形所困扰，但无论朝廷还是地方上的土司，似乎从未想过要在当地实行提高生产力，减轻百姓负担的根本举措这是可以根除夹坝现象的唯一措施。
有时，夹坝的确还是由当地土司组织实施或纵容指使。
有些时候，土司自己面对夹坝的滋扰也无可如何。夹坝一出，朝廷就把板子打在土司屁股上，处理方式也过于简单了。
瞻对善后
前面说过，大军进剿瞻对虽经曲折，终于得胜。论过叙功，有加官晋爵者，有革职失意者，之后还有若干善后措施。乾隆皇帝每每在奏文中见战事艰难，除了山水险要，民风焊蛮，当地人据以抵敌的碉楼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战事结束后，他多次下旨：“众番总恃碉楼为负隅之计，此次我兵攻打亦甚费力。……再寄谕庆复，如何布置不便再建碉楼，而众番又得栖身安业，详看彼地情形，妥协办理，以期万全。”
庆复上奏“善后事宜数条”，其中一条“定禁以防负固”，就专说碉楼：“班滚所恃者战碉坚固，高至七八丈，重重枪眼，借以为战守之资。今倶檄饬拆毁，惟留住碉栖止”，“西北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而瞻对战碉为甚。请每年令统辖土司分段稽查，酌量拆毁。嗣后新建碉楼，不得过三层以上”。
这碉楼以后还要折磨乾隆皇帝的神经，只是不在瞻对，而在我家乡一带的大小金川。以致后来，要把大金川战俘移动北京香山，修建碉楼，以供清军研究演练攻碉之术，再千里万里派往川西深山狭谷中的“平番”前线。现在，我到瞻对旧日战场，那些曾经的战碉均已不见，倒是当地百姓还住着传统的两层或三层寨楼——即史书中所谓“住碉”之中。那天，从雅砻江西岸髙山上下来，半山之上的台地，见几位妇女正在“住碉”二层的平台上用连枷打场，也就是给收获的青稞脱粒，连枷声中传来妇人们的曼声歌唱，我坐下来，背后雪峰高耸，山下江流蜿蜒，天空寥廓，使人有不知身在何处何时之感。
闲话叙过，还是来看庆复们如何在瞻对继续“善后”。
不久，查出战争进行期间“参将满仓、游击孙煌捏冒战功，游击杨之祺被贼劫营”，还有一位守备郭九皋居然在战事中丢了大炮，这些人都应“照谎报溺职革职”。
皇帝的意见是：“按之军律，即应于本地正法，始为用兵之道。”
更重要的善后，是将“瞻对各地分赏管辖，须授职衔，方资弹压”。
上瞻对应袭土司职的肯朱准其承袭长官司。下瞻对土司两代作乱，被废，另封俄木丁为长官司。另有委以土千户、土百户职衔者十数名。少数民族地区，“多封众建”也是“以分其势，预防一方独大，难以钳制的意思。”
得胜后的大军相继撤去，枪炮声停歇了，战火硝烟渐渐散尽了，四处逃匿的百姓又回归毁于兵火的家园。
经过这样大一场战事后，瞻对本地有什么变化呢？除了因战争少了一些人口，毁了不少房屋村寨，没有什么变化。社会秩序依然如故。土地与人民仍然属于土司，属于土千户、土百户，百姓要糊口就要耕种土地，而耕种的土地都属于土司。一旦耕种就要向他们上粮并服各种无偿劳役，寺院喇嘛依然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曾经因大兵进击而拓宽的道路渐渐被榛莽所吞噬，这个地方又重新被世界所遗忘。皇帝说过的啊：“朕思瞻对不过一隅小丑耳，即尽得其地，亦无改为郡县之理。”也就是说，朝廷统治着这些地方，当地土酋若不尊皇命，便要兴兵声讨，但声讨之后，又不打算改变什么。这是一个似乎从来没有人问过的问题，如果什么都不想改变，那你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什么意义？
战后的当地，仍然是野蛮的存在：没有教化的普及，也没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提升。
土司们不但与京城相距遥远，就是与四川省，与雅州府，通一张便条，传一条消息，都要半月以上，自有地远天高之感。各土司间，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而起的冲突便时常发生。多封众建，就是零碎分割。在百姓，依然要以夹坝做生活资料的补充。对土司，因为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不能在辖地内厚积财势，要想增强势力，也只剩下觊觎邻居，侵人地盘，掠人百姓一途。
所以，川属藏族土司地面，有清一代，变乱此起彼伏，起因无非是百姓出为夹坝引起事端，或者土司间相互侵夺，争夺百姓与地盘。
这不，瞻对战事刚刚结束，大军刚刚撤走，因助战清军有功而新封的下瞻对土司俄木丁便发兵攻打里塘附近的崇喜土司。只为两家旧时结下的仇怨。崇喜是一个小土司，力量单薄。这回，俄木丁被朝廷新封为下瞻对土司，正好借势而起，派人袭掠崇喜土司领地，夹坝一番之外，还将崇喜土司杀死。
对此，朝廷也只好听之任之，不予理会。
这时是乾隆十二年，皇帝还在关心着瞻对善后事宜，三月间，四川所属另一处深山大河边的大金川土司地面又生起事端。巡抚纪山上奏：“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占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杀，又诱夺伊侄小金土司泽旺印信。”各土司辖地是清朝中央政府划定的，土司印信也是朝廷颁发。大金川土司此番动作，比之于下瞻对土司“纵容夹坝”，性质还要严重。想到刚刚结束的瞻对战事过程中的种种麻烦，以及耗费了那么多的钱粮，乾隆不想再兴一场战事，便令在川大员庆复、纪山等对大金川土司劝谕警告，但都没有什么效果。为维护国家秩序、朝廷颜面，最后也只好兴师问罪了。
本来乾隆已调派张广泗接任川陕总督，打算将庆复调回中央部委任职，此时，便令他继续留川“相机进剿”，“不必急于赴阙也”。
新乱已起，旧乱未了
布置征剿大金川土司战事时，乾隆皇帝还没有忘记瞻对的事情。
他传谕新任川陕总督张广泗：“从前大学士庆复奏称：‘班滚及家口并恶木劳丁、姜错太等一齐烧死’等语，情节甚属可疑。”令其“到川时详细察访”。所以有此一举，是参加了瞻对之战的参将袁士林到了北京。这位参将正是焚烧泥日寨时的点火之人，皇帝派了一位官居大学士的要员亲自询问袁士林，班滚是不是真的烧死在泥日寨中了。袁士林的回答是：庆复奏报与班滚一同烧毙的“泥日寨之姜错太未曾烧死。想姜错太同在一处，彼既未死，其班滚似亦未曾烧死”。
五月，乾隆皇帝又令庆复移驻靠近大金川的汶川。副将马良柱又随征金川，升为碍兵，总兵宋宗璋也随征金川。
八月，张广泗奏折到了皇帝面前，不说金川战事，说的皇帝让他暗访的班滚下落：“到军营后，查访班滚果否烧死之处，因闻有自班滚处逃回土兵昔什绰、扒塔儿，随唤至军营，细加盘诘。据供：‘班滚于如郎寨逃出，即往沙家邦寨中藏匿。嗣大兵焚毁泥日寨，并无班滚在内。’又接提督武绳谟札称‘有新投兵丁王怀信，向在里塘亦闻班滚未死，并传说现在金川’等语。是班滚未经烧死，已属显然。臣仍多方密访，务得实在下落，再行奏闻。”
皇帝下旨：“览此，则班滚实未死也。如其未死，舍金川而何往？一事而成两功，惟卿是赖。”
张广泗向皇帝汇报情况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这担心肯定是害怕因此得罪了比自己位高权重的庆复。皇帝说：“至于一切顾虑，恐惹嫌怨之处，皆可不必。勉之。”是我布置的任务，不要怕得罪人，再接再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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