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两路“必须由川省派员调集土兵”。这里的土兵来源，来自原川属土司地面，“明正土司及大小金川等处”。
藏军尚未出动，已提出要求：“至藏中调集各处土兵已有一万三百余名之多，止能备办四个月口粮，该处库款既竭，火药、铅弹尤缺，亟须川中接济。”
皇帝下旨：“速拨饷银四万两并火药三四万斤。”因为川藏大道已被贡布郎加阻断，这些饷银火药又怎么送到藏军手中？绕道。这个道绕起来，真是非常遥远，“由会理州绕道滇省之维西厅至藏巴交界之南墩，或至察木多所属之擦瓦冈地区，相继前进”。用今天的话来说，从四川盆地南下，穿越今天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从会理这个地方过金沙江，到达云南省境内，然后西北行，到今天云南省所属香格里拉地方，再折而沿金沙江峡谷北行，先到西藏和川属巴塘土司交界地南墩，继续溯江而上，至察木多，即今天西藏自治区昌都地方。那时，噶厦政府设有昌都基巧，管理与川属土司地面相接的藏东各宗事务。
得到饱银弹药的藏军大举出动，往剿瞻对。
六月间，皇帝接报，藏军已经抵达巴塘。也就是说，马上就可以向贡布郎加占据的里塘发动进攻，打通川藏大道了。同时，皇帝也得到另外的消息，四川总督胳秉章奏：“藏中所派土兵已到巴塘，甫经人境即肆抢掠，将火药局侧民房及桥梁并行拆毁，递送公文塘兵皆被剥衣夺食，又因需索夫马围攻巴塘土司住寨，开放枪炮伤毙人命，且防剿甚不得力。”
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位驻藏大臣派出的叫李玉圃的监军。其实，这个监军一定有名无实，并不能真正节制藏兵。但皇帝拿藏军无可如何，只好迁怒这位汉官，传令驻藏大臣，先是要将其依法严办后又改为命其“来京质对”。
其实，这时征不征瞻对，清朝地方大员们也有争议。四川总督骆秉章就比较消极。他认为土司之间相互构衅争雄，“本系蛮触相争，无烦劳师远征，惟有派员开导，使之敛兵归巢”。
胳秉章总督真是太天真了。
但我们也知道，封建官僚体制的运行机制，一个天真人要做个县官恐怕都困难，哪里还能做到总督这般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只不过，这时四川本省，前有石达开一支太平军人川，刚刚平定不久，相继又有本地民变发生，本身财政已经支绌，现在又要进兵藏边，还要替藏军支付粮饷，力不能逮，心中自是十二分的不情不愿。
同治皇帝见出征瞻对的藏兵未对贡布郎加开战，却先在巴塘捣乱，怕藏兵即便战胜了，瞻对地面恐怕同样不得安宁，又改变了心思，于七月初下了新的谕令：“本日已谕令将土兵撤回，读守藏地。如瞻对夷酋人境，即为剿办，不得滋扰内地。”也就是说，要藏兵撤回噶厦政府实际控制的地面，只有当瞻对兵马攻人西藏地面，才能防守作战，而土司地面属于“内地”，就不请他们代劳了。
之后，四川总督骆秉章还派出道员史致康等去瞻对“前往开导。”
小半年后的十一月，似乎同治皇帝并未得到瞻对前线来自川、藏两方面大员的情况报告。便找来军机大臣等商议：“迄今数月之久，土兵曾否撤回？瞻对情形如何？道员史致康等前往开导，能否遵命解散？未据该将军等复奏。”
但藏兵一经出动，西路到达巴塘的同时，北路也向德格发动了进攻。
这时清廷早已进人多事之秋，中央政府的威权降低到极点，企图号令四方时，早已不能令行禁止了。同治四年初，皇帝自己就列数当时国内大的动乱：一是“上年石达开巨逆窜扰川省”；二是“甘省回氛急切”；三是“新疆贼势蔓延”，清军四处弹压扑火，再也无力用兵瞻对。但同治皇帝也深知一旦藏军深入川属土司地界，恐怕将来会有更大麻烦。他唯一良好的愿望，就是藏军退回西藏本境，而靠川省各土司土兵进剿平定瞻对之乱。
皇帝还与军机大臣等回忆起各土司兵在他上位后立下的功劳，“咸丰年间向荣督师江南，曾檄调四川屯兵，临阵冲锋向称骁勇。嗣以南方水土不服，该屯兵等均多物故”。这是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川属大、小金川，杂谷和瓦寺土司属下土兵，奉调远赴浙江定海、镇海前线力战英军，付出惨重伤亡，加上气候不适，数千远征官兵，大多未能再回故乡。其中最靠近内地的瓦寺土司境内曾有一座巨大的坟茔，当地人称“辫子坟”，其来历就是当地土兵远征浙江参加抗英之战时，战死病死者，只能割下他们的发辫，带回家集中安葬。这个地名至今犹存。
皇帝还想起，石达开窜扰川省，“为各土司兵诱人绝地，官军卒获歼擒”。他是想用这些早经内属的土司兵来平定瞻对。
但是和他的祖先乾隆皇帝大不相同的是，同治皇帝本人似乎对这些土司及其土兵的情形所知无多。所以，对军机大臣等提出很多个关于这些土兵的问题。
先问，远征浙江与参与平定石达开的，“是否即系此种？”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个地面上同一种族的土兵吗？
再问：“如调派千名出关剿贼，一应军装器械需要费如何？其按月支放口粮，较之内地兵勇赢绌奚似？”其实，清朝征用川省土司兵助战官军，非止一例。而且，口粮饷银军械等支项早有成例，翻翻前朝档案就可一目了然。
同治皇帝不仅想他们参与平定瞻对，而且，还想调这些土兵远赴甘肃新疆帮助平乱。所以，他还问：“又此兵调赴他省是否同于雇募？须先给身价银两若干？”
清朝征用川省土司兵助战官军，非止一例。川内助剿作乱土司不下十余战，出到省外，远征西藏、贵州、江渐等省也有多次，这些成例都有前朝档案详细记载，但这样的问题，皇帝不查旧档，却去问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总督。要“骆秉章查明从前檄调屯兵成案及现在应如何办理情形，详细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边，还在商量着如何出动川属各土司兵进剿瞻对。
那边，藏兵却不听皇帝在本境驻防的命令，早东渡金沙江，不止西路占了巴塘，北路也早发兵深入川属土司境内，到了道坞地方。在瞻对北面，从西向东一路排开，先是德格土司，然后是孔萨、麻书、朱倭等霍尔五土司。霍尔五土司，最东面是炉霍章谷，过了此地，才是道坞——今写作道孚，此处距打箭炉不过几百里地了，四川总督骆秉章上奏：“藏兵已至道坞，将近明正土司地方，声言欲攻瞻对老巢，其为藉图需索、骚扰内地已属无疑。”
皇帝再下旨，重申前令，要藏军撤回西藏。因为四川总督胳秉章报告：“瞻对已与明正土司具结息争，现未出巢。”这固然是一方面的事实，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胳秉章却隐匿未报，那就是贡布郎加与明正土司停战媾和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他的人马正与万余藏军在西北两线激烈交战，再也无力东顾了。过去，浅尝辄止接触这段历史，那些书写都是粗线条的，说是川、藏两方联合进剿瞻对，现在深人历史细部，才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形。过于粗疏的历史，总是把复杂的情形简单化。因袭相沿，以致造成后来思维和决策中一厢情愿的简单化。
后来，还是已经被阻于川省地面一年有余不能到任的驻藏大臣景纹在奏折中说明实情：“瞻酋侵占各土司边界，扰塞川藏大道，久为边患。今经被害难夷约会藏兵，收复土司各地，围攻瞻酋老巢，剿办正在得手，碍难遽行撤回。”
皇帝接到此奏报，已是同治四年的七月间了。这时，藏军出兵瞻对已经一年有余。
所以皇帝又下旨动问：“胳秉章前奏瞻对已与明正土司具结息争，景纹又称藏兵攻打瞻匪正在得手，不日可以剿灭，所奏情形互异。”所以，皇帝特别想知道真相：“现在瞻对究竟是否尚在构兵？”
其实，这时候藏军已经快要攻下瞻对了。
藏军剿灭瞻对英雄贡布郎加
这也算是一宗咄咄怪事。
和过去的吐蕃军队不同，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辖下的藏军其实没有什么战斗力，也没有太强的战斗意志与求战欲望。有清一代，西藏境内发生的一些重要战事，比如准噶尔蒙古入侵藏北并直下拉萨，尼泊尔廓尔喀人两次入侵后藏，抢掠格鲁派重要寺院扎什伦布等重大危机，藏军都无法抵御，最后都是靠清廷派出官兵和川属各土司的土兵驰援西藏，才将人侵者尽数驱除。加上西藏地瘠民贫，有限的财力除了维持地方政府运行，还要优先用于数量众多的僧人与寺院的供养，维持一点有限的兵力，财力上已是捉襟见肘，训练与装备都原始低劣，再要参与战事，更要花费大笔银子，所以西藏有事，都不积极作战，等待朝廷大军来援。
这一回瞻对用兵，藏方却一反常态，非常积极主动。根本原因还是清朝这时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西藏地方不论宗教首领还是世俗贵族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日渐显出不服清廷号令的疏远之心。瞻对乱事起来，刚刚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败北，又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和甘肃回民起义等内部战事的清廷，实力大损，国库空虚，无力再对已经四度用兵的瞻对再举大兵征讨，只好以藏军为主力并动员川属土司合围瞻对。但战事刚起，藏军不听节制，又让同治皇帝改变了主意，要求藏军撤回西藏本境。他只好将希望寄予原本一向能征善战的明正、大小金川、杂谷和瓦寺等处土兵，可此时四川总督胳秉章又在剿抚之间犹豫不决，以至于所谓东南西北的四路进剿，只有西北两路藏军积极进攻，而东南两路川属土兵开到前线便裹足不前，陷人了奇怪的沉寂。
藏军这次一反常态，积极作战，其实暴露出西藏地方政府也暗怀野心，要趁清廷衰弱之时，趁机扩大在藏区的影响。
在今天的新龙民间，关于藏军如此主动向瞻对进攻，却有自己的说法。
贡布郎加对佛、对佛法、对僧人都不是一个虔敬之人。民间传说他曾致信噶厦政府，威胁要把供奉在拉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搬到瞻对。这尊佛像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时从大唐长安带往西藏的，藏区信众相信，这尊佛像是释迦牟尼驻世时亲自监造。
贡布郎加如此声言，以达赖喇嘛为首领的噶厦政府自然认为是对教法尊严的狂妄冒犯，为了维护教法尊严自然要兴兵讨伐。
只是民间传说中，已经没有藏军中还有清廷官员监军这一事实了。
只说，噶厦政府在举兵之前曾卜卦降神，看神意是不是同意讨伐瞻对。
传说西藏方面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贡布郎加的偶像，立于拉萨城中某寺院，集中了许多擅长密法的喇嘛，对着贡布郎加偶像施咒作法。在密集的诅咒下，那个立着的偶像轰然倒下了，这被视为贡布郎加必然败亡的预兆。
今天的新龙人都相信，这事真的发生过。
他们言之凿凿，说这些年去拉萨朝佛或做生意的新龙人，在拉萨的庙里就看到过这座贡布郎加的偶像。他们说，这座像至今还被铁链紧锁。
我问过不下十个人，这座像被锁在拉萨哪座庙里，却没有人能答得上来。他们说回来的人没有说过这像到底在哪座庙里，但肯定是在拉萨的某座庙里。
他们笑说，夫概是西藏人直到今天还害怕，要是打开铁链，瞻对兵马就会杀到拉萨。
藏文文书《瞻对？娘绒史》如是记载：“由于贡布郎加占据了康区的许多地方，加上勒乌玛多次去信威胁等原因，西藏甘丹颇章政府问神打卦，要求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念经诅咒，都显示了收服瞻对的好兆头，因此，藏历木鸡年便派兵马来到了德格和呷杰（今白玉县境内）。”
藏历木鼠年，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
甘孜当地学者昔饶俄热撰写的《新龙贡布郎加兴亡史》如是记载：“那些被贡布郎加侵犯、崴胁而逃到西藏的土司和头人们，更从中煽动，请求噶厦政府出兵，清政府也提出愿同噶厦政府共同出兵。于是噶厦政府经过商讨和问神打卦，决定：一方面由三大寺僧众对贡布郎加进行念经诅咒；一方面从后藏增调部队，集结大军；再从康区逃亡的头人中选出向导，择吉出兵。”
“1864年噶厦政府的军队到达金沙江边。贡布郎加见状，也赶紧集结兵力，构筑工事，加强防御。同时，对原德格和霍尔五土司辖区内较为富裕和有影响的人，以及对贡布郎加有过不满言行的人，分别移地监管，集中关押，防止他们策应藏军，造成混乱。不料藏军一发动进攻，瞻对武装即在江达、白玉战斗中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除了藏军熟悉地形和有当地知情人带路，当地群众由于信仰关系，认为西藏来的军队是‘佛爷’派来的神兵而不敢抵抗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瞻对驻军平时欺压百姓，引起百姓对贡布郎加的不满。因此，藏军一到，有的暗中接应，有的公开支援。”
此时，一个人的背叛动摇了德格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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