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西藏方面慑于英国人声威的同时，对清廷驻藏官员日益怨恨又轻视，对中央政府日渐离心，噶厦政府的僧俗官员也就越来越难以节制了。
清廷在这重重危机前，也较前更重视西藏或藏区问题。光绪年间甚至在科举考试中，把西藏问题列人了策试内容。
光绪十六年，“策试天下贡士夏曾佑等三百八人于保和殿”，策试内容就是关于历与西藏茶马互市的政策：“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茶马之法始于唐，宋有茶马司专官，无明因之。宋之三税法、贴射法何法为便？明之茶马司批验茶引所设于何地？远番重茶，以资其生，茶市之通济及海外，能极言其利弊欤？”
这个策试题今天也可以用来考考那些热衷于开发茶马古道为旅游资源的官员和商人，不要求他们作出正确答案，能读懂这题目就阿弥陀佛了。
光绪十八年，策试题又是关于藏区或西藏，这回是关于藏区行政沿革及地理。
“西藏屏蔽川滇，为古吐蕃地，何时始通朝贡？地分四部，由中国人藏有三路，幅员广狭奚若？试详言之。元置吐蕃宣慰司及碉门等处宣抚司，复置乌斯藏郡县，以八思巴领之，其沿革若何？唐时吐蕃建牙何地？阿耨达当今何山？其相近大山有几？雅鲁藏布江为藏中巨川，而澜沧江、潞江之属亦发源藏境，能究竟其原委欤？”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问问在藏区行政、维稳、建设的各级干部官员。今天，很多汉藏官员都是学士、硕士、博士，但有多少人能读懂这道考题？又有多少能得出正确答案？
或可反驳，说这不过是死的知识，但死的知识都不能知晓，更何况藏区那多样的文化，多变的现实？无识而言治，难免虚因故事，欺下罔上。
说回当时，光绪年间这种对西藏和整个藏区问题的重视，实在是来得晚了一点。
川边藏区土司制的前世今生
到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四川康区各土司分据的历史由来。
明代已经在藏区初步实行土司制度，清人人关后，便沿袭了这种羁縻重于治理的制度。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就做出决定：“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论功升授。”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清廷派四川提督率兵到打箭炉和周围地区，镇抚大小部落，置明正土司，辖地包括今天甘孜州康定、九龙、道孚、雅江、丹巴、炉定等县全部或一部，辖民六千余户。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准噶尔蒙古人侵西藏，清廷派军人藏平乱，名将岳钟琪进藏途中，到达里塘、巴塘。藏方派驻里塘营官与里塘长青春科尔寺堪布，阻止清军进藏。岳钟琪将营官革职，堪布就地处决。并在里塘、巴塘等地建立驿站，设兵镇守，转运军需，开辟自打箭炉至拉萨的川藏大道，同时在平伏的各藏族部落地设置里塘正副土司，辖地为今甘孜州理塘、乡城、稻城、雅江和新龙几县的全境或一部。往西再置巴塘正副土司，辖有今甘孜州巴塘、德荣、白玉、今西藏自治区盐井和今云南维西、德钦、中甸全境或一部。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德格归附，置从四品衔的德格宣抚司。1773年，因德格土兵从征有功，升德格为从三品宣慰司。辖有今甘孜州德格、白玉、石渠、甘孜等县及今西藏境内江达等县全境或一部，和今青海境内玉树地区一部。
同年，今甘孜、炉霍和道孚县境内的霍尔孔萨、霍尔麻书、霍尔咱、霍尔朱倭、霍尔章谷等几大部落投顺清朝，被授从四品安抚司职衔，并颁布印信号纸。这几个土司都在瞻对北境，也就是前文中常说的霍尔五土司。甘孜州本地学者洛吾志麦和丹增泽翁所撰《霍尔章谷土司史》说：霍尔五土司为同一个祖先。元初，成吉思汗之孙西凉王阔端，与萨迦法王凉州会盟后，派他的护卫军进人康区，打败当地信奉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白利王，又令人护送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入康区传教。霍尔五土司之祖，就是那时护送八思巴人康后留在当地的蒙古贵族。后来，子孙繁衍，成为各部落首领，并与当地藏文化融为一体，是为霍尔五土司来源。
所有受封土司，都颁给印信号纸。印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号纸，其实就是由清朝中央下达给某某新任土司的一纸批文。
受封的土司，要编造户口清册，以此为基础，确定向清廷缴纳贡赋的数目。土司给朝廷的贡赋一般都是地方特产。这地方出名马，则贡马；出珍贵药材，则贡赋药材。数量不大，象征性的。也就是说，送点东西，多少不论，朝廷要的，就是个俯首称臣的意思。后来，因收受实物贡赋麻烦，就折成银两。以本书的主角瞻对为例。雍正六年，上瞻对土司所辖户数428，纳赋额折银16两。乾隆年间，中瞻对土司因户数稀少，不纳贡赋，也颁给印信号纸。
里塘土司辖地广阔，户口众多，雍正年间勘定其辖有百姓6500余户，纳赋折银“3362两4钱7厘9毫8丝”。还不用全上，因为地处川藏大道之上，官差甚多，朝廷还要颁给土司养廉银、口粮银443两，“准由在赋粮折银中自行扣除”。
土司社会内部，除德格等地面广大、人口众多的土司有稍微复杂成熟的管理体制外，大多数土司管理都很简单。大土司是大豪酋，大豪酋下面还有很多小豪酋。大豪酋当了土司，各村寨小豪酋就是隶属土司的大小头人。这些大小头人，有一部分也受到清廷册封，是为比土司层级更低的土百户、土千户，仍受所在地域的土司管辖。
土司辖下百姓，主要的负担是各种无偿的兵役与劳役。因为生产还停留在粗放的自给自足阶段，即便有商业贸易，也为寺院或土司头人垄断，农牧民除了农牧生产的原始产品，并无其他收人。所以，对土司头人的贡赋，也是呈缴粮食或畜产品等实物。
土司们被隔绝了，在一±名块不规则的，犬牙交错的领地上。
他们作为至髙无上的王被隔绝。
实物税，无偿差役，对几千口子人生杀予夺的特权。
而这时，哥伦布们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以后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快地前行，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但土司们仍然被拘束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不知今世何世。每天升起的太阳和五百年的这一天升起的一模一样。每天，土司脑子里冒出的念头和几辈之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位土司的念头一模一样。无论是忧虑还是欢乐，都一模一样。
他们是贵族？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的。贵族是精英阶级，但他们只是权贵阶级，而不是精英。不要说精神生活，即便是物质生活也粗糖而贫乏。在精神领域，他们也只是跟属下的所有百姓一样，被喇嘛们引导到宗教世界。那个世界，非关现世，遥远而又晦暗不明。能期望这样的贵族阶层所领导的社会有所进步？没有丝毫指望。
在瞻对，贡布郎加统治期间，百姓负担主要是兵役与劳役，除了出兵打仗，还要服无偿劳役替其耕种土地。此外，有土地的自耕农民每户每年向贡布郎加家族交纳烤酒用青稞四批。批，藏式计量单位，相当于二市斤，由各村寨头人收齐上缴。牧民每年以所养牛群一天的产奶量，制成酥油、干酪经头人上交。如果不是长年对外用兵，瞻对地方这样的负担还可以承受。但一旦战争发动，每户都要出人、出马、出枪，自带口粮，远离家乡四出征战，因而负担沉重，以致破产逃亡。
藏军占据瞻对后，由拉萨派来的官员，并不顾瞻对经过十几年战争，当地人口，尤其是丁壮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现实，一面在现新龙县城所在地新修官衙和寺庙，都由当地百姓支应劳役，一面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将所得银两，押解西藏。既然“清大人”的皇上不给银子，拿瞻对地面充抵军费，那他自然要想尽办法，把花掉的军费加倍收回。
当年，驻藏大臣和川藏大道上塘汛粮台等费用，每年六万两白银由四川省拨付。所以朝廷要四川再出藏军征瞻军费，自是很不情愿。中央不愿拿或拿不出这笔银钱，便将瞻对地面“赏给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在这里征收各种捐税，用以抵还兵费。问题是，瞻对地面到底能有多少捐税，并无统计。藏军该占据瞻对多久，也就难有确切期限。我看到的资料，多说是三十年，也有一说是十年。
有资料说，以当时瞻面的人口与生产情形，每年可收的银子不过万两。
藏军大兵撤退后，还留下小部队镇守瞻对，并迅速派出官员管理地方事务。对当地百姓来说，无非是新换一个土司，基层社会结构并未有触动。藏官到任后，也未谋划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原来各村寨有势力的家族，摇身一变，又成为噶厦政府的基层官员。对百姓来说，变化的只是捐税一项。过去只要一些实物上纳土司，现在则必须真金白银，自是苦不堪言。加上噶厦政府和所有封建集权的政治一样腐败无度，送礼纳贿，都是公开行为。
这个腐败政府委派的官员，在瞻对这个深人川属土司，远离西藏的飞地上，天髙皇帝远，手握对百姓生杀予夺的重权，便是得了一块宝地。除了完成应上缴拉萨的指标外，自己为官一方宦囊也得装得满满当当，自然更加需索无度。当地百姓一旦不能满足其贪欲，或者表露不满，驻瞻对藏官便滥用刑罚。瞻对地面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形一下子就持续了二十多年。只要地方豪强不犯上作乱，百姓生活如何，无论清廷中央还是噶厦政府都无人关心。于是，当地百姓忍无可忍，最后只得起而反抗了。
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年代，贡布郎加作乱一方，被视为农奴起义的领导者。在我看来，这一回瞻对人起事才称得上真正的农奴起义。
这时，距西藏边界终归失败的隆吐山之战硝烟散尽不到两年。
一次真正的农奴起义
这次瞻对起义的领导者，名叫撒拉雍珠。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藏兵占据瞻对后的二十六年，驻藏大臣升泰上奏瞻对番民谋叛。
当时派驻瞻对的藏官青饶策批无比贪婪，对当地百姓勒索无度，而且残暴异常，百姓怨声载道。加上其儿子坚参扎巴和瞻对本地头人四郎旺堆横行四乡，百姓负担沉重，稍有不满便动辄得咎。
瞻对地面情形如此不堪，西藏方面也有所了解，却依然听之任之，并不打算出手整顿。1889年，驻藏大臣就把瞻对情形上奏朝廷：
“粤古特（西藏）派来大小番官，不理公事，只知贪诈银钱，近来苛索愈众，视百姓如牛马，鞭笞索取，无所不至。”
而且，不是青饶策批这一个派驻此地的藏官才如此行事。“唐古特自有瞻对以来，所有派来番官，惟以剥削为事。近来新派之番官青饶策批刻酷尤甚，视百姓若马牛，横征奇敛，殆无已时”。
不仅如此，瞻对藏官还插手相邻土司事务。青饶策批到瞻对后，邻近的土司地面发生民变反抗土司统治，青饶策批立即驱使瞻对壮丁出境援助，“替土司攻其百姓”。战争中，瞻对百姓耗去生命和财产，藏官非但不加体恤，还要趁乱渔利。史料有载，仅其中一次助战，青饶策批“其子与随员扎阿色、夺结扎对及传号等互相为恶，杀人抄家，总计赚银二万数千”。
瞻对百姓见藏官行如此苛政，便派人到西藏申诉苦情，同时也派代表前往打箭炉向清政府衙门投递“夷禀”，要求瞻对脱离西藏管辖，再归四川。但“清大人”高高在上，说这些事由都属“蛮触相争”，些许小事，非关国体而不予置问。又十多年后，有新任清廷驻藏官员路过康区前往西藏，在打箭炉查阅旧档，才发现光绪年间那番官“肆为无道，民不聊生，因而叛藏归川，诉呈至百余件之多”。但那些诉呈积压在清朝的地方衙门中十多年，无人过问。
康巴地区人民一方面号称强焊，但经过上千年佛教思想的熏染，深信天命，对于封建等级制度从来逆来顺受，不思反抗。此时，投诉苦情的“夷禀”都如石沉大海，忍无可忍，才由一个叫撒拉雍珠的铁匠带领，起而反抗。
撒拉雍珠的身世，在瞻对人上给清朝官府的“夷禀”中保存下来。
他本不是穷苦人，出身于一个小头人家庭。
他父亲叫作阿噶，“在前任藏官彭饶巴任内小心当差，并无过错。后任藏官索康色因与彭饶巴不睦，迁怒于阿噶。又因阿噶之兄松郎觉美手摹藏官图记，被索康色抛河溺死，抄没全家”。并将小头人阿噶带同儿子撒拉雍珠拘囚三年。
这位索康色任满回西藏前，才把他们父子从牢中提出来，令他们在神前赌咒发誓，此后不准到汉藏官员面前申诉冤情，又诈取银钱若干，才将撒拉雍珠和其父亲释放。到此，全家人一贫如洗，形同乞丐。撒拉雍珠做了一个身份低贱的铁匠。
卒我心目中，这位撒拉雍珠才是真正的瞻对英雄。他心怀深仇，除打造些日用器具出售谋生之外，“每一刀成，不售，择其亲戚之有才艺者予之，嘱其好好收藏。即使有以重价购买者，也不理会”。他其实是心怀大志，借此集聚反抗的力量。
1889年秋天，撒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等领导的反抗藏官的暴动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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