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全境，参加暴动者达六千余众，藏兵各驻扎地和藏官官寨都受到攻击。很快，驻瞻对藏兵即被击败，或死或逃。被围困于官寨中的藏官青饶策批这时只好哀求说，既然你们不愿归我西藏管辖，我回西藏好了。
暴动百姓要他先交还搜刮的银钱，可是大部分钱财早已运回西藏，只剩下新搜刮而不及运走的很少部分重归义军手中。
暴动百姓本欲将此藏官杀之而后快，这时，瞻对境内各寺院有头脸的喇嘛出面调解，说杀了藏官，就是违犯王法，只需将他留下姓名，准其回藏，还给以盘缠，鞍马并枪刀，往西北方礼送到德格土司地面。这位青饶策批并未老实回藏，而是南下潜逃到里塘土司境内，伺机反扑。
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领导瞻对百姓暴动胜利后，“上、中、下瞻对均各动兵”，分头把守出人瞻对的各个隘口关卡，“无论何人不容进出”。
同时，撒拉雍珠等继续向清廷呈递“夷禀”，控诉藏官，要求内附。
时任成都将军歧元，在所上奏折中说：“臣等前接该暴动首领的信折，陈述藏官种种贪虐，不愿隶藏之意，尚无悖谬之词，其派兵守隘，亦在瞻境，并未扰及邻界。”
驻藏大臣的奏文中，虽然也承认此次民变起因是“番官苛敛”，却诬蔑撒拉雍珠等“勾结野番谋叛西藏，并围困官寨，肆行焚掠”。
其实撒拉雍珠只是激于义愤，率众起事，消灭了驻瞻对藏兵，驱逐了藏官后，就迭次上书清廷，请求脱藏内附，而且也没有像从班滚到贡布郎加等暴乱首领那样要做瞻对以致更大地域的“王”的野心。
他起事成功后，听说贡布郎加的一个儿子邓登贡布，兵败后潜逃到了果洛地方的游牧部落中，便和大家商议要迎他回瞻对，拥立为义军领袖，并派义军二号人物巴宗喇嘛亲自前去果洛迎请。
巴宗喇嘛果然在果洛游牧部落中找到了邓登贡布。这时的邓登贡布已经须发半白，在当地也能号召数千人众。而且，邓登贡布经过二十多年前的惨败，知道无论如何不能与清廷为敌，便对巴宗喇嘛说，他要“奉大皇帝谕旨，赏给翎顶，准回瞻对”，有“字样可凭”，才敢率其属下“野番”回归瞻对。他转而推荐其兄弟东登贡布之子，也就是贡布郎加之孙贡布确邛出山，“彼在山中牧羊，先将此人迎回瞻对，暂立为主”。
于是，巴宗喇嘛便先带了贡布确邛回到瞻对，撒拉雍珠等便将其拥立为主。《清季外交史料》中载有撒拉雍珠等上呈清廷的“夷禀”译文：“现经瞻民迎回贡布确邛为瞻对头目，誓不归西藏管辖，愿归大皇上为良民，不能滋事，求照各土司例归内属。”
其实，这位新主贡布确邛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还是暴动民众的实际领导者。这时的清廷当然已经清楚知道瞻对暴动的发生，只是反对贪官苛政，和此前几次反抗朝廷统治性质大不相同，却不顾瞻对方面的一再申诉，一面命令驻藏大臣要噶厦政府将“办理不善之代本青饶策批革职査办”，一面又谕令成都将军歧元、总督刘秉璋，“派兵镇抚，设法解散”，“亟应查明为首各犯擒拏惩办”。川督刘秉璋奉旨后，立即派试用通判王延龄、后补知县张炳华、巴塘都司李登山等“密带兵勇”进剿瞻对。
清廷第五次用兵瞻对
是为有清一代，第五次对瞻对用兵征讨。
于是，清廷调派的汉土官兵又一次向瞻对地面合围而来。
和前几次用兵瞻对时那些欺下瞒上的清朝官员不同，这次领命的几位，官位不高，对于清廷来说，倒确实是几位“实心任事”的干练之员。
他们率清军由章谷土司地面到达瞻对边界，陈兵此地，一面防备邓登贡布率果洛“野番”从北方草原南下；一面征调瞻对东面的明正土司，瞻对南面的里塘、巴塘等土司“率土兵严堵要隘”。
做好这些准备后，张炳华和李登山也深知瞻对此次民变并不是反抗朝廷，所以敢轻骑简从，借勘查瞻对和各土司界线为名，深人瞻对各地，大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偷撒拉雍珠和瞻对百姓，终于盼到朝廷命官，对他们并不戒备，任其在瞻对全境自由行动。张炳华和李登山等在瞻对民众中声言“有大皇帝做主”，定要废除藏官苛政，欺骗起事群众放下武器，以此孤立暴动首领。很多群众果然中计，便收起刀枪，回家生产。
张炳华还通过一名叫李朝的通事（翻译）收买了撒拉雍珠的侄儿，也是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撒拉阿噶，和一些大小头人，利用这些叛逆之人“与以机宜，自相劝解，俾其藩离自开，自释众惑，继解胁从，党羽散去，瞻对势孤无助”。
做好这些准备后，1890年3月间，驻防打箭炉的阜和协副将徐联魁率汉土官兵急行军潜人瞻对，将撒拉雍珠及所率民兵重重包围。至此，撒拉雍珠才明白“清大人”不是来替瞻对百姓做主的，反而要对他们痛下杀手。他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便率众拼死突围。战斗中撒拉雍珠奋勇作战，不想却在冲锋时让已被清军买的亲侄子撒拉阿噶从背后放枪击中，死于突围战中。
突围不成，巴宗喇嘛接过指挥权，率众在寨中坚守。
后来，又一任驻藏大臣长庚在《瞻番就抚首恶次第歼擒折》中这样追述当时的战斗情形：“寨外墙高数仞，围房数层，中有大碉高插空际，寨外小碉回环相应，巴宗喇嘛分布胁从，在内持枪死拒。”这样，战斗持续了半月有余，清军终于攻抵寨前，“命精锐各顶方板，掘挖寨墙，用柴薪堵塞寨门”，准备放火攻寨。孤立无援的巴宗喇嘛见寨破在即，只好率众突围，力战被俘。从果洛迎回的贡布郎加之孙贡布确邛也于突围时被枪击而死。
于是，瞻对地面这次真正意义的民众起义被清廷镇压了。
到此为止，清军已经是第五次用兵瞻对。对于那些真正反抗朝廷的战斗，每一次都代价巨大，虎头蛇尾，不得善果。倒是这回镇压一心要归附朝廷的瞻对起事百姓，如此迅速就得了完胜。这是瞻对百姓的悲哀，在一直声称要“用德以服远人”的清廷，则是一个荒诞无比的巨大讽刺。
清廷此次用兵，不是不明白民变情有可原，而是出于所谓“大局”的考虑。这个大局，就是清朝中央与噶厦政府之间此时已相当微妙的关系。镇压瞻对起事百姓，意在安抚西藏上层。所以，事后对俘虏的巴宗喇嘛毫不容情，“瞻对叛番巴宗喇嘛首先造意煽乱，勾结野番夺寨逐官，情罪重大。现经长庚等审讯明确，即著正枭示，以昭烟戒”。这个炯戒是什么呢？那就是噶厦政府官员，无论僧俗，无论如何以一己之贪残，虐民于水火，老百姓都得各安天命，不得反抗。历朝历代，所谓治藏安疆，都是笼络上层僧俗权贵，而于民意民情则无所体恤。这样的治藏政策，于今思之，仍不无教训的意义！
有此指导思想，瞻对第五次乱平后，清廷一些善后措施，比如所谓列出“应禁苛政酌议八条”，“以安地方”等，也都是官样文章。
两年后，驻藏大臣升泰上奏，是关于那位促成了瞻对撒拉雍珠事变的藏官青饶策批的处理意见：“讯明已革瞻对番官青饶策批参案苛虐情状，皆其头人四郎旺堆勾同其子坚参扎巴所为。”也就是说，这个人回到西藏后，不知又使了多少从瞻对勒索而来的银子，大事化小，终于申明自己没有苛虐之罪，至多是失察之过，所以，驻藏大员要上奏“请免治罪”。
得旨：“允之。”
此时，新的藏官巳经在瞻对上任，重演旧事了。
哀哉，铁匠撒拉雍珠！
哀哉，巴宗喇嘛！
呜呼，瞻对百姓！
可以补充一点的是，这段历史事实也被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加以独特的关注。在意大利人毕达克著《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中，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记载的：“1889年，那个地方爆发了动乱，驱赶首席西藏地方长官……形势要求四川总督再次加强汉人的直接统治。面对这一困难局势，拉萨政府派霍尔康赛和堪布洛桑扎西前去调查。不久，霍尔康赛接任髙级地方长官职务，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叛乱。四川总督将一位首领——巴宗喇嘛当众处死，并依法对他主要的追随者起诉。”
需要指出一点，这时的中国，是清朝满族皇帝的江山，不是“汉人的直接统治”。这是一本很有权威的学术书，那样的血雨腥风在优雅的学术文体中是多么平静啊！但倾向性还是难于掩饰的，只是同情没有落在最该得到同情的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们身上！
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第七节
养痈者遗患
清廷如此息事宁人，听之任之的结果，是六年后，瞻对地面又有事情发生了。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朝中又接到上奏：“瞻对番官对堆多吉等以追逐瓦述三村百姓为由，起意吞并明正土司，胆敢率兵一千余人长驱深人，互相杀伤，商上多方袒护。”前文说过，“商上”，藏语译音。本为管理达赖喇嘛财务和行政事务的专门机构，清代史书中有时用来称代噶厦政府。
瞻对藏兵越界，当朝者自然感到愤怒：“……率兵越界，意图吞并明正土司地方，实属横恶异常，肆无忌惮。”下旨将番官对堆多吉，僧官夷喜吐布丹均著革职，并令驻藏大臣将此谕令译为藏文，交与噶厦政府，要他们“另派贤员接管”。后来，这命令噶厦政府撤换驻瞻对官员的命令也不了了之。因为这时恰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讷钦从四川往西藏赴任，正要路过番官出界滋扰的地方，番官听闻，也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遂即退兵”。于是，京城又下旨说：“该番官等尚有畏惧之心，即可相机开导。”
还是在西方人所写的《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一书中，这场冲突被这样描述：“1895年后期。明正土司侵犯瞻对。西藏高级地方长官对堆多吉……提出抗议，抵抗、反击明正土司。四川总督鹿传霖将此视为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因他的请求，驻藏大臣奎焕要求达赖喇嘛将对堆多吉和他的僧官同事堪穷夷喜吐布丹召回，并提出起诉，达赖喇嘛拒绝执行。两位官员仍留在瞻对，组织抵抗，并任命孜仲则忠扎霸为他们武装力量的指挥。”
这时，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一些举措也开始及于藏区。
先是四川总督鹿传霖主张开办四川矿务。但“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
那些“距省较近，土司驯良之区，即著派员详细履勘，认真举办”，至于“打箭炉毗连藏地，甫经开导土司试办，即有纠众闹哄之事”。而这些地方，沿河金矿都极易开采，正好补充清朝空虚的财力，所以，清廷还是要求四川方面“体察情形，酌量开采”。
光绪二十二年，考虑到“川藏文报迟缓，拟由成都至打箭炉先接电线”。
电线架好了，可以打电报了，但乘电报到京城来的几乎还是坏消息，烦人的消息，只是来得更快。
随便摘引几段：“廓、藏失和，派员航海取道印度前往查探解散，请宽给公费。”
“据堪布巴勒党吹木巴勒呈称，近年贡使到京，屡被白塔寺等处居住之喇嘛、商人等串同诓骗银两，请饬传讯。”
“鹿传霖奏瞻对番官现复带兵出巢越界侵扰，不服开导。”
“瞻对番官上年与明正土司越界构兵，经鹿传霖等将驻瞻僧俗番官先后撤参，均经降旨允准。乃该革番官并不遵照撤换，近复带兵越界滋事，干预章谷土司案件，勒令书立投瞻字样。”事情比原来更大了。不仅是出兵侵略明正土司，还干预章谷土司案件。
地处炉霍的章谷土司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贡布郎加为乱康区时，首当其冲的就是章谷土司。清史记载，藏兵平定瞻对后，章谷第九代土司又回到辖地，官复原职。这时，藏军不仅占领瞻对，也占据着章谷土司地面。甘孜当地史料《霍尔章谷土司概况》记载，瞻对事平后，藏军恢复了章谷土司权力。第九世章谷土司去世后，扎西汪加出任第十代章谷土司。藏方同时委任一名僧官担任章谷宗本，掌控章谷地面。当地史料说，扎西汪加自幼身处战乱之中，缺少教养，没有执政能力，加之藏方宗本的节制，继位后基本不问政事。1896年，扎西汪加去世。因没有子女，章谷土司绝嗣。土司的空位，引起章谷内部各实力头人相互争斗。而邻近的朱倭土司和麻书土司等，也觊觎章谷地盘与人口，介人围绕土司权位的明争暗斗。
而据《清代藏事辑要》记载，第九世章谷土司死于光绪十八年，死后无子继位。继位第十世章谷土司的是麻书土司扎西汪加，人主章谷为“兼祧”。在封建宗法制度下，这是一个男子同时承担两个家族的传承。有考证说，“一子两祧，为乾隆间特制之条”。
麻书土司“兼祧”了章谷土司，引起了直接与章谷接界的朱倭土司不满。朱倭与麻书两家，传说中本是同一个蒙古祖先。这时又是翁婿关系——麻书土司之妻为朱倭土司之女。第九世章谷土司病故后，朱倭土司就唆使他女儿把章谷土司的印信号纸“携回朱倭收藏”。麻书土司不满，把官司打到打箭炉的清朝衙门，“打箭炉文武屡次催交，朱倭土司不特不肯交出，且敢声称往投瞻对番官理论”。光绪二十二年，朱倭土司调集土兵，“勾结瞻番添兵相助攻打章谷土司地方”。其实是瞻对藏军出境，帮助朱倭土司攻击麻书土司。
这就是四川总督和驻藏大臣上奏中所说的“干预章谷土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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