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瞻对故事，也与该寺发生过关联。乾隆年间，清代第二次用兵瞻对，战败的瞻对土司班滚潜逃多年后，就出现在这个寺院。并由该寺堪布代为向清廷表示悔罪，乞罪免死，得到允准。
五年前，我从德格到康定，因公路翻修，阻于道孚县境的八美镇。我得暇前往几公里外的惠远寺。那一天，风和日丽，草地青碧，寺院安静无声，大殿后方的蓝空中停着白云团团。我在寺门前读碑，是雍正年间该寺落成时的御赐碑文。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碑上字迹已经模糊漫漶。然后，又驱车到对面小山冈上，在一片白桦林中享受阴凉。小山前，一片沃野平畴，麦子正在熟黄。麦地中央是一个宁静村庄，十一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眼前这个村庄。可惜这位达赖喇嘛活到十八岁，刚到亲政年纪就神秘暴亡。历史没有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想，假如这位出生于皇寺所辖村庄中的达赖喇嘛得以亲政，会如何行事，影响所及，西藏乃至川属土司地界，又会有怎样的情形。
清廷以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始，其势力得以深人西藏以致藏区全境，接下来，维持对藏区的统治，也以扶持格鲁派为主要手段，开始阶段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两百余年，世界大势与社会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时，后继者毫无觉察，只知陈袭旧规，却因教派势力的雄强而渐渐失去对藏区的有效控制。惠远寺此案，就是一个例子。寺院反对采矿，自有其行事与情感逻辑。但对清廷来说，自家修建的寺庙，使着自家每年颁给的香火钱，而倡民作乱，反对自家开矿，当然是清廷治藏政策失当的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十分清晰的佐证。
而驻藏区清军，纪律松弛，鱼肉乡里，骚扰百姓已非一日，进剿泰宁，战胜后也在惠远寺大肆抢掠。所以，乱平后清廷一面下旨赏助战有功的明正土司以总兵头衔，一面将“纵兵抢掠之靖边营管带已革知县穆秉文发新疆充当苦差”。
泰宁金矿乱平后，又查得这事不但关涉惠远寺堪布，还有驻瞻对藏官在背后唆使，这不得不引起清廷的警慑。噶厦政府控制瞻对一地，但其影响所及却远远大于瞻对。此时清廷担心英军人侵后，失去西藏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瞻对。更有理由担心，到了那时，瞻对于四周的土司地面，怕是会有更大更坏的影响。于是，为稳固川边，下旨四川总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和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三位地方大员：“西藏地方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对收回内属。”
凤全行动迅速，当即派员前往瞻对考察民情，了解当地头人、百姓和藏官对于改土归流的态度。调査结论是当地头人和百姓都情愿回归川属，藏官则表示去留只听从噶厦政府命令。也就是说，没有噶厦政府的命令，他们绝不会撤离瞻对，而噶厦政府是绝对不会下此命令的。想当年清兵征瞻对，藏军大败，清军完胜，噶厦政府都从清廷手中收回了瞻对，重新派官统治。现在清廷危机四现，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噶厦政府岂会甘心将此地拱手送还？
见此情形，凤全便敦请四川总督锡良，希望他派兵强行收回瞻对。锡良却不并急着动兵，只是告诉凤全，正在筹集二十万两银子，准备偿付藏军当年出兵收复瞻对的军费。
凤全又致书驻藏大臣有泰，请他在拉萨就近多做工作，说服噶厦政府放弃瞻对。
殊不知有泰此时在拉萨正焦头烂额，面对英国军队人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等种种复杂局面无所措手，哪里还有心管瞻对的事情。所以，有泰回复凤全说，他赞同垦荒练兵，以此威慑西藏，却不赞成收回瞻对，“以大局而论，示以天威则可，失此大信则万万不能”。
凤全并不因为驻藏大臣有泰是正职，而自己只是帮办而屈从听命，致信有泰时针锋相对，说收回瞻对不存在失不失信的问题，因为瞻对划归西藏，原是为偿还兵费，藏官“岁收瞻民赋税九千余两，迄今三十余年”，早超过应收军费了。所以，“瞻对应收不应收，惟问贵大臣。西藏自主之权能终保不能终保？若能终保，则瞻对之收回可缓议也”。也就是说，他和朝廷此时力主收回瞻对，是因英兵已抵西藏，“一经立约，枝节横生，再议收回瞻对，噬脐之悔无及也。瞻对四旁皆川边土司，赏还达赖，譬如幅帛抽心，不成片断，一旦有事，不惟门户不清，亦且防守无据”。
结论自然是：“藏亡而瞻对亦亡。”
泰宁金矿事件后，四川总督锡良上奏，说到金矿事件的原因，将此事件看成与朝廷欲在瞻对改土归流有关：“瞻对改土归流，泰宁寺（即惠远寺）喇嘛煽乱，枪毙弁兵。”
朝廷下旨却奇怪，不让四川总督办理，而是“著凤全就近剿办”。对凤全来说，手里的新军还没有练成，朝廷又不派兵，如何就近剿办。
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他去剿办别人，而是他的改革必然触动到旧制度的命门，人家要起而反抗，来半他了。
巴塘死了凤大人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四川总督观望不前，驻藏大臣有泰明确反对，凤全计划中的新军还远在康定编练，他身边只有一支百余人的卫队，自是孤掌难鸣。瞻对改土归流，事情没有真正着手，他就把动静闹得很大，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纪》中说：“当是时，收瞻对改流议传遍草地，夷人咸愤怒，凤全不知变计。”吴光耀清末时也在四川为官，曾任职于四川总督衙门，和凤全是同时代人。所著《西藏改流本末纪》，虽然态度趋于保守，但所记事实应该还是可信的。他说凤全“强抗开爽，能吏也。苦不学，好谑侮人”。意思是说，凤全性格强悍爽快，是个能干事的人。但学问和修养差，不尊重人。不尊重人这个缺点，到了藏区，加上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就更加膨胀。吴光耀记他“在巴塘亦以旱烟杆热窝击土司头，曰：‘此头在尔身能几时？’土司或受朝廷一品封红顶花翎，夷人之小君长也。大臣向务柔远人，恒以均礼。凤全独廷辱之，于是夷人益怨愤”。
“明年正月春，夷人流言愈狂悖。”
他要垦地开矿，当地就传言，“夷人服事大皇帝数百年，大皇帝故爱厚夷人，何来钦差夺我矿地’夺我垦地？”
他在巴塘操演新军，当地又传言，“大皇帝兵何来洋装，是洋钦差，非大皇帝钦差”。
并公开扬言：“夷人当为大皇帝杀此人。”
巴塘丁林寺更提出，要他收回每寺只给三百名喇嘛名额等限制寺院的命令。
凤全自然不会听从。
于是，从1905年，巴塘乱发。三月，“丁林寺始抢垦场兵”，“杀法教士”。
丁林寺，是格鲁派在巴塘的最大寺院，时有僧人一千五百余人。
“四月二日，烧载石洞垦场，遂烧教堂。凤全居粮台……夷人三千余围攻粮台，枪石如雨，彻夜不绝。知县秦宗藩知事已不救，独出粮台开导，死之。参将吴以忠领炮队亦死之，卫队伤亡二十余。夷人伤亡百余。”
凤全退居正土司官寨，“使告夷人解散赦罪”。
凤全更不知道，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和副土司，也怕他在巴塘的种种举措危及自身利益，见此情形，只是一味劝他离开巴塘。这时凤全身边只有一百多名兵丁，事变发生之前，他见巴塘局面一天坏过一天，就多次向四川总督和打箭炉催请调兵，但直到乱发，局面不可收拾，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增援。凤全见状，不得巳只好答应离开巴塘。
四月五日，凤全一行动身离开。行至距巴塘五里处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便中了早已设下的埋伏。“伏发，夷人隆本郎吉枪凤全中脑后，喇嘛阿泽就而戕之。取其顶珠翎管。巡检陈式钰、县丞王宜麟、赵潼、千总李胜贵卫队五十余人同时被戕”。
之后，又上演一番官场故事。
巴塘案发，清军近在打箭炉等地，凤全也曾请求援兵，但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因何按兵不动？这一件公案当时就莫衷一是，至今也各有说法。还有一则公案，凤全到巴塘，无以为居，便驻进粮台。当地粮员吴锡珍让出住房后，另择民房居住。所以事发之时，这位吴粮员匿身于寄住的藏民家中，没有陷人包围。这也是情理中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变之后，死去的凤全从生前颇有争议的人物摇身变为一个死于国事的英雄，吴锡珍作为巴塘乱后少数的幸存者，需要出来说明自己在事变中的表现。
大部分记巴塘事变的书都说，凤全临离巴塘前，吴锡珍推窗望见凤全正要离开土司官寨，便不顾房主劝阻，冲出房屋，拦住凤全的轿子痛哭劝阻，但凤全不听。于是吴锡珍要求随行护送，凤全见他衣冠不整，命他回去穿戴整齐，戴上官帽再来。等他收拾妥当后，凤全一行已经去远，而他又被用作乘骑的骡子踢伤，以致不能前往追赶。
这个故事中，凤全要粮员正了衣冠再一同上路一节，在一个英雄故事中正是一个动人的细节。所以，很少有人质疑，而是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中的生动细节一再被人重复提起。
但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吴光耀在《西藏改流本末纪》对此却有质疑。他说，“吴粮员实无土司官寨挽留之事”。根据是“予在营务处，见吴粮员报凤全死事，前后两禀歧异，皆极力摹写急迫不及救护之状”。初禀曰：“跣一足，提一袜，造钦差之所居挽留，钦差令且著袜。”
后禀易为：“钦差所居，夷人攻毁，痛哭不得往见，派人为钦差请安。”并明言“前数日巳为夷人隔绝，汉官不得往来相见。是时夷人巴塘劫杀，横暴市间，睚眦之怨不能免”。这是说，变乱一起，乱民横行，不但劫杀汉官，就是平常民间积累的仇怨，也在这时趁乱报复。这样的情形，吴粮台孤身一人，怎么可能跑到被乱民包围的钦差跟前？
吴光耀说：“吴粮员习气油滑见于文牍，非赴难之人也。”
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唯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的细节。
于是，吴粮员送钦差的故事又有了完美版，从凤全要求吴粮员穿袜子变成要求他正衣冠。往事已矣，巴塘事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哪个故事最接近真实的情形呢？我已无力判断。但吴光耀所批评的现象，在今天却是愈演愈烈了：“近世公牍，上下相欺如此，未尝有长官诘责之者。”
不仅如此，染有凤全那种只求事功，藐视民众，藐视少数民族作风的，在各级政府官员，恐怕也不是官样文章中“少数人”一词可以指代的。
凤全死难，其在巴塘藏区尝试实施清末新政的举措彻底失败，朝廷收回瞻对的想法也随之流产。清廷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联豫不再驻巴塘或察木多，仍到拉萨就任，这意味着朝廷巳放弃了由驻藏帮办大臣在康巴一带垦殖练兵的打算。
此次巴塘事变中，乱民趁势烧毁天主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列，此外打死打伤教民多人，并挖了此前死在巴塘的两位司铎的墓，弃遗骨于野外。在此前的1900年，当地人也杀过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当地有史料说，“将法国神父捆在河西村木桩上，胸画黑圈，活靶射死”。有史料说，这是“巴塘人民在义和团反帝运动影响下，闻风而起”，这我就存疑了。
与此疑问相比，我想知道的是，此时逃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是否知道了巴塘事变的情况，他又作何反应。但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只说：“四月中，三次会见钦差大臣和库伦办事钦差大臣，交谈有关西藏苦乐安危等事，增进相互间友谊。”不知道“有关西藏苦乐安危事”是哪些事。这时中英间正在就西藏问题展开艰苦谈判，他自然会关心谈判的结果，这算是“安危事”。再者，在他逃亡路上，经驻藏大臣有泰上奏，清廷已革去了他达赖喇嘛的名号。这应是他的“苦乐事”之一，但他一直说，这是驻藏大臣的阴谋，不是朝廷的真实旨意。所以，他与皇上和皇太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见面，对此事也定会谈及。而巴塘事变，与清政府正面冲突的主要力量是奉他为最髙领袖的格鲁派寺院，对他，对西藏地方来说，就既是“安危”事，也是“苦乐”事。但年谱中既然未着一字，我也就不能妄加推测了。
凡操心“苦危安乐事”的人，心情都不会轻松。在外蒙，达赖喇嘛还遇到了更不愉快的事情。外蒙古的格鲁派最大活佛哲布丹增巴，见宗教地位髙于自己的达赖喇嘛久居不走，便一改当初热情欢迎的态度，时时显得倨傲无礼，这就让和自己同一教派的最高领袖感到不愉快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明确记载：“哲布丹增巴日渐不愉，逐步产生厌离之感，捣毁了达赖喇嘛法座，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吸烟，做了各种有失体统的事情。”几个月后，达赖喇嘛就离开库伦，转往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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