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长篇小说全集Ⅱ-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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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年间,蒙古准噶尔部人侵西藏,藏区秩序十分混乱。雍正七年,为保障从里塘地方选出的七世达赖嘛嘛的安全,清政府专门拨出库银,建成该寺。寺院占地五百亩,修建僧舍一千余间。寺庙建成后,雍正皇帝钦定寺名,亲书匾额曰“惠远寺”,并迎请七世达赖来该寺暂时居住。七世达赖喇嘛驻锡该寺达七年之久(1728—1735)。西藏安定后,雍正皇帝才特派其御弟,时任理藩院主事的果亲王,和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将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到拉萨。行前,七世达赖喇嘛要求惠远寺由他继续管理,得到朝廷允准。七世达赖遂留下堪布一名,喇嘛七十多人礼佛诵经。清廷又从明正土司辖下划百姓数十户为寺院差民。此外,清政府每年支付白银七百七拾两,作为该寺的香火钱。以后历任惠远寺堪布都由西藏方面委派。

    我们的瞻对故事,也与该寺发生过关联。乾隆年间,清代第二次用兵瞻对,战败的瞻对土司班滚潜逃多年后,就出现在这个寺院。并由该寺堪布代为向清廷表示悔罪,乞罪免死,得到允准。

    五年前,我从德格到康定,因公路翻修,阻于道孚县境的八美镇。我得暇前往几公里外的惠远寺。那一天,风和日丽,草地青碧,寺院安静无声,大殿后方的蓝空中停着白云团团。我在寺门前读碑,是雍正年间该寺落成时的御赐碑文。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碑上字迹已经模糊漫漶。然后,又驱车到对面小山冈上,在一片白桦林中享受阴凉。小山前,一片沃野平畴,麦子正在熟黄。麦地中央是一个宁静村庄,十一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眼前这个村庄。可惜这位达赖喇嘛活到十八岁,刚到亲政年纪就神秘暴亡。历史没有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想,假如这位出生于皇寺所辖村庄中的达赖喇嘛得以亲政,会如何行事,影响所及,西藏乃至川属土司地界,又会有怎样的情形。

    清廷以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始,其势力得以深人西藏以致藏区全境,接下来,维持对藏区的统治,也以扶持格鲁派为主要手段,开始阶段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两百余年,世界大势与社会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时,后继者毫无觉察,只知陈袭旧规,却因教派势力的雄强而渐渐失去对藏区的有效控制。惠远寺此案,就是一个例子。寺院反对采矿,自有其行事与情感逻辑。但对清廷来说,自家修建的寺庙,使着自家每年颁给的香火钱,而倡民作乱,反对自家开矿,当然是清廷治藏政策失当的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十分清晰的佐证。

    而驻藏区清军,纪律松弛,鱼肉乡里,骚扰百姓已非一日,进剿泰宁,战胜后也在惠远寺大肆抢掠。所以,乱平后清廷一面下旨赏助战有功的明正土司以总兵头衔,一面将“纵兵抢掠之靖边营管带已革知县穆秉文发新疆充当苦差”。

    泰宁金矿乱平后,又查得这事不但关涉惠远寺堪布,还有驻瞻对藏官在背后唆使,这不得不引起清廷的警慑。噶厦政府控制瞻对一地,但其影响所及却远远大于瞻对。此时清廷担心英军人侵后,失去西藏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瞻对。更有理由担心,到了那时,瞻对于四周的土司地面,怕是会有更大更坏的影响。于是,为稳固川边,下旨四川总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和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三位地方大员:“西藏地方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对收回内属。”

    凤全行动迅速,当即派员前往瞻对考察民情,了解当地头人、百姓和藏官对于改土归流的态度。调査结论是当地头人和百姓都情愿回归川属,藏官则表示去留只听从噶厦政府命令。也就是说,没有噶厦政府的命令,他们绝不会撤离瞻对,而噶厦政府是绝对不会下此命令的。想当年清兵征瞻对,藏军大败,清军完胜,噶厦政府都从清廷手中收回了瞻对,重新派官统治。现在清廷危机四现,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噶厦政府岂会甘心将此地拱手送还?

    见此情形,凤全便敦请四川总督锡良,希望他派兵强行收回瞻对。锡良却不并急着动兵,只是告诉凤全,正在筹集二十万两银子,准备偿付藏军当年出兵收复瞻对的军费。

    凤全又致书驻藏大臣有泰,请他在拉萨就近多做工作,说服噶厦政府放弃瞻对。

    殊不知有泰此时在拉萨正焦头烂额,面对英国军队人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等种种复杂局面无所措手,哪里还有心管瞻对的事情。所以,有泰回复凤全说,他赞同垦荒练兵,以此威慑西藏,却不赞成收回瞻对,“以大局而论,示以天威则可,失此大信则万万不能”。

    凤全并不因为驻藏大臣有泰是正职,而自己只是帮办而屈从听命,致信有泰时针锋相对,说收回瞻对不存在失不失信的问题,因为瞻对划归西藏,原是为偿还兵费,藏官“岁收瞻民赋税九千余两,迄今三十余年”,早超过应收军费了。所以,“瞻对应收不应收,惟问贵大臣。西藏自主之权能终保不能终保?若能终保,则瞻对之收回可缓议也”。也就是说,他和朝廷此时力主收回瞻对,是因英兵已抵西藏,“一经立约,枝节横生,再议收回瞻对,噬脐之悔无及也。瞻对四旁皆川边土司,赏还达赖,譬如幅帛抽心,不成片断,一旦有事,不惟门户不清,亦且防守无据”。

    结论自然是:“藏亡而瞻对亦亡。”

    泰宁金矿事件后,四川总督锡良上奏,说到金矿事件的原因,将此事件看成与朝廷欲在瞻对改土归流有关:“瞻对改土归流,泰宁寺(即惠远寺)喇嘛煽乱,枪毙弁兵。”

    朝廷下旨却奇怪,不让四川总督办理,而是“著凤全就近剿办”。对凤全来说,手里的新军还没有练成,朝廷又不派兵,如何就近剿办。

    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他去剿办别人,而是他的改革必然触动到旧制度的命门,人家要起而反抗,来半他了。

    巴塘死了凤大人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四川总督观望不前,驻藏大臣有泰明确反对,凤全计划中的新军还远在康定编练,他身边只有一支百余人的卫队,自是孤掌难鸣。瞻对改土归流,事情没有真正着手,他就把动静闹得很大,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

    吴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纪》中说:“当是时,收瞻对改流议传遍草地,夷人咸愤怒,凤全不知变计。”吴光耀清末时也在四川为官,曾任职于四川总督衙门,和凤全是同时代人。所著《西藏改流本末纪》,虽然态度趋于保守,但所记事实应该还是可信的。他说凤全“强抗开爽,能吏也。苦不学,好谑侮人”。意思是说,凤全性格强悍爽快,是个能干事的人。但学问和修养差,不尊重人。不尊重人这个缺点,到了藏区,加上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就更加膨胀。吴光耀记他“在巴塘亦以旱烟杆热窝击土司头,曰:‘此头在尔身能几时?’土司或受朝廷一品封红顶花翎,夷人之小君长也。大臣向务柔远人,恒以均礼。凤全独廷辱之,于是夷人益怨愤”。

    “明年正月春,夷人流言愈狂悖。”

    他要垦地开矿,当地就传言,“夷人服事大皇帝数百年,大皇帝故爱厚夷人,何来钦差夺我矿地’夺我垦地?”

    他在巴塘操演新军,当地又传言,“大皇帝兵何来洋装,是洋钦差,非大皇帝钦差”。

    并公开扬言:“夷人当为大皇帝杀此人。”

    巴塘丁林寺更提出,要他收回每寺只给三百名喇嘛名额等限制寺院的命令。

    凤全自然不会听从。

    于是,从1905年,巴塘乱发。三月,“丁林寺始抢垦场兵”,“杀法教士”。

    丁林寺,是格鲁派在巴塘的最大寺院,时有僧人一千五百余人。

    “四月二日,烧载石洞垦场,遂烧教堂。凤全居粮台……夷人三千余围攻粮台,枪石如雨,彻夜不绝。知县秦宗藩知事已不救,独出粮台开导,死之。参将吴以忠领炮队亦死之,卫队伤亡二十余。夷人伤亡百余。”

    凤全退居正土司官寨,“使告夷人解散赦罪”。

    凤全更不知道,巴塘正土司罗进宝和副土司,也怕他在巴塘的种种举措危及自身利益,见此情形,只是一味劝他离开巴塘。这时凤全身边只有一百多名兵丁,事变发生之前,他见巴塘局面一天坏过一天,就多次向四川总督和打箭炉催请调兵,但直到乱发,局面不可收拾,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增援。凤全见状,不得巳只好答应离开巴塘。

    四月五日,凤全一行动身离开。行至距巴塘五里处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便中了早已设下的埋伏。“伏发,夷人隆本郎吉枪凤全中脑后,喇嘛阿泽就而戕之。取其顶珠翎管。巡检陈式钰、县丞王宜麟、赵潼、千总李胜贵卫队五十余人同时被戕”。

    之后,又上演一番官场故事。

    巴塘案发,清军近在打箭炉等地,凤全也曾请求援兵,但打箭炉同知刘廷恕因何按兵不动?这一件公案当时就莫衷一是,至今也各有说法。还有一则公案,凤全到巴塘,无以为居,便驻进粮台。当地粮员吴锡珍让出住房后,另择民房居住。所以事发之时,这位吴粮员匿身于寄住的藏民家中,没有陷人包围。这也是情理中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事变之后,死去的凤全从生前颇有争议的人物摇身变为一个死于国事的英雄,吴锡珍作为巴塘乱后少数的幸存者,需要出来说明自己在事变中的表现。

    大部分记巴塘事变的书都说,凤全临离巴塘前,吴锡珍推窗望见凤全正要离开土司官寨,便不顾房主劝阻,冲出房屋,拦住凤全的轿子痛哭劝阻,但凤全不听。于是吴锡珍要求随行护送,凤全见他衣冠不整,命他回去穿戴整齐,戴上官帽再来。等他收拾妥当后,凤全一行已经去远,而他又被用作乘骑的骡子踢伤,以致不能前往追赶。

    这个故事中,凤全要粮员正了衣冠再一同上路一节,在一个英雄故事中正是一个动人的细节。所以,很少有人质疑,而是作为一个传奇故事中的生动细节一再被人重复提起。

    但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吴光耀在《西藏改流本末纪》对此却有质疑。他说,“吴粮员实无土司官寨挽留之事”。根据是“予在营务处,见吴粮员报凤全死事,前后两禀歧异,皆极力摹写急迫不及救护之状”。初禀曰:“跣一足,提一袜,造钦差之所居挽留,钦差令且著袜。”

    后禀易为:“钦差所居,夷人攻毁,痛哭不得往见,派人为钦差请安。”并明言“前数日巳为夷人隔绝,汉官不得往来相见。是时夷人巴塘劫杀,横暴市间,睚眦之怨不能免”。这是说,变乱一起,乱民横行,不但劫杀汉官,就是平常民间积累的仇怨,也在这时趁乱报复。这样的情形,吴粮台孤身一人,怎么可能跑到被乱民包围的钦差跟前?

    吴光耀说:“吴粮员习气油滑见于文牍,非赴难之人也。”

    中国社会,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反而时时被吹毛求疵。但这个社会同时又极欢迎别人成为烈士,一旦成为烈士,又唯恐其人格不完美,愿意随时替这个传奇增添动人的细节。

    于是,吴粮员送钦差的故事又有了完美版,从凤全要求吴粮员穿袜子变成要求他正衣冠。往事已矣,巴塘事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哪个故事最接近真实的情形呢?我已无力判断。但吴光耀所批评的现象,在今天却是愈演愈烈了:“近世公牍,上下相欺如此,未尝有长官诘责之者。”

    不仅如此,染有凤全那种只求事功,藐视民众,藐视少数民族作风的,在各级政府官员,恐怕也不是官样文章中“少数人”一词可以指代的。

    凤全死难,其在巴塘藏区尝试实施清末新政的举措彻底失败,朝廷收回瞻对的想法也随之流产。清廷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联豫不再驻巴塘或察木多,仍到拉萨就任,这意味着朝廷巳放弃了由驻藏帮办大臣在康巴一带垦殖练兵的打算。

    此次巴塘事变中,乱民趁势烧毁天主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列,此外打死打伤教民多人,并挖了此前死在巴塘的两位司铎的墓,弃遗骨于野外。在此前的1900年,当地人也杀过天主教堂的传教士,当地有史料说,“将法国神父捆在河西村木桩上,胸画黑圈,活靶射死”。有史料说,这是“巴塘人民在义和团反帝运动影响下,闻风而起”,这我就存疑了。

    与此疑问相比,我想知道的是,此时逃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是否知道了巴塘事变的情况,他又作何反应。但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只说:“四月中,三次会见钦差大臣和库伦办事钦差大臣,交谈有关西藏苦乐安危等事,增进相互间友谊。”不知道“有关西藏苦乐安危事”是哪些事。这时中英间正在就西藏问题展开艰苦谈判,他自然会关心谈判的结果,这算是“安危事”。再者,在他逃亡路上,经驻藏大臣有泰上奏,清廷已革去了他达赖喇嘛的名号。这应是他的“苦乐事”之一,但他一直说,这是驻藏大臣的阴谋,不是朝廷的真实旨意。所以,他与皇上和皇太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见面,对此事也定会谈及。而巴塘事变,与清政府正面冲突的主要力量是奉他为最髙领袖的格鲁派寺院,对他,对西藏地方来说,就既是“安危”事,也是“苦乐”事。但年谱中既然未着一字,我也就不能妄加推测了。

    凡操心“苦危安乐事”的人,心情都不会轻松。在外蒙,达赖喇嘛还遇到了更不愉快的事情。外蒙古的格鲁派最大活佛哲布丹增巴,见宗教地位髙于自己的达赖喇嘛久居不走,便一改当初热情欢迎的态度,时时显得倨傲无礼,这就让和自己同一教派的最高领袖感到不愉快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明确记载:“哲布丹增巴日渐不愉,逐步产生厌离之感,捣毁了达赖喇嘛法座,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吸烟,做了各种有失体统的事情。”几个月后,达赖喇嘛就离开库伦,转往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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