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接了这样的折子，自不满意。别的不说，起码得保证一下藏官返回瞻对后不“挟嫌抱怨，愈肆苛虐”吧。文海等又与噶厦政府几经交涉，两月后，才“递来约章一纸，原载五条，译语间有支离”，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大意约束番官，不准侵扰苛虐，亦属遵旨办理”。也就是说，你要我这样保证一下，我拗你不过，也就随你的意思保证一下罢了。
第九节
民国来了
民国了！
我们的瞻对故事似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瞻对终于收回了。
辛亥革命胜利了。
但是，且慢，革命的初衷，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是民族、民权、民生，而在当时更激动人心也更为响亮的口号恐怕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若以清政府的倒台为标志，革命是胜利了。若是用上其他标准，倒可用孙中山后来的话，叫作“革命尚未成功”。因为革命的结果，肯定不是军阀割据，以及因之产生的频繁内战。
而且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革命，必然也会激发多民族国家中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特别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还未曾有一种国家意识将所有这些民族有效整合时，民族主义这个武器是需要慎用的。道理很显明，看看今天的中国现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并没有弄清楚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祭起这个武器来对付外部挑战，却忽略了这同时会唤起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从而削弱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从社会内部产生着动荡与不安。而这个过程，从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从川边藏区来说，随着清王朝覆灭，赵尔丰们的藏区新政也就人亡政息，种种社会改良刚刚初显效果便烟消云散。赵尔丰回任四川总督前，推荐自己得力助手傅华封继任川滇边务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赵尔丰密电傅华封率边军三营驰援成都。傅率部到迗雅州，被新军彭光烈部击溃，傅被俘解成都听处。当局劝降，傅华封不从。监禁期间，写成《西康建省记》一书，记述清末康区各地改土归流经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史实较详。留在藏区金沙江两岸的边军，也都易帜拥护革命，推顾占文为临时督军，驻巴塘。并将边军改为三标，分驻察木多、德格和江卡。攻势改为守势，各据其地，任务也不再是声援西藏，防御英国图谋西藏，而改为防备藏军进攻了。
接下来，先是数年前被赵尔丰大兵镇伏的乡城变乱，当地武装占据乡城后，又攻陷了里塘等地。刚被废除不到一年的明正土司聚兵于川藏大道上的河口，也就是今天康定和理塘之间的雅江县。道孚灵雀寺喇嘛拘押设治委员，整个康区陷人大乱。不久前才被赵尔丰废掉的土司们趁民国初年内地军阀间频繁的内战，驱逐汉官，自行恢复各家对于原来属地属民的统治。金沙江以东赵尔丰所设波密等十余县，也相继被藏军攻陷。
这就是川边地区的民国元年。
1911年6月，尹昌衡得中央电准，将四川都督一职由他人代理，并请得中央接济军费四十万两，自任西征军总司令，率大军西进，加上原驻藏区的边军策应，很快将大部失地恢复，领军到达察木多。云南都督蔡锷也出兵，恢复了盐井等处。这其实只是尹昌衡西征军的第一步，他真正的目标是拉萨。蔡锷领导的滇军也愿意与他合兵继续西进。
这时的西藏是什么情形呢？
1912年2月，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三天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4月，在拉萨的清军向藏军缴械投降，连同清朝驻藏官员被全数驱逐出境。5月，流亡印度三年之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不久，达赖喇嘛接到了改朝换代后的袁大总统的电报，恢复他被“前清”第二次剥夺的达赖喇嘛封号。
袁世凯的电文中说，“现在中华民国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五族和如一家，达赖喇嘛自然被一种深厚的依附祖国之情打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从前的过错应当得到宽恕，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也因此而得到恢复，以期望他能够支持黄教，帮助中华民国”。
袁世山凯在电文中还对辛亥后在拉萨作乱的清军的行为表示了歉意。
但达赖喇嘛却不领这个情了，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请求原来的官位与封号了，只是“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治权”。继而达赖喇嘛在西藏发表声明，梅·戈尔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中说，这是“一个单方面重申他对全藏统治的声明”。
这个声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汉族当局竭力使我们的版图殖民化，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把大批军队派进了卫藏”，“这时清王朝帝国也已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把东藏朵康的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但这时，尹昌衡大军西进，非但“东藏朵康的剩余军队”不能驱逐，拉萨也将成为他们的进军目标。
任乃强先生《康藏史地大纲》中说：“达赖闻川滇军西征，惧，向英使乞救。英借口保护商务，派兵进驻江孜，为藏声援。”
我们记得，宣统年间，川军进藏，当时的理由也是保护江孜等通商口岸，也是“为藏声援”。这时，却一变为英军进驻，保护西藏了。到此时十多年前，藏方坚决抗英时，清廷任用有泰这样的昏聩大员阻止西藏方面抗英的恶果便显露无遗了。与此同时，噶厦政府还以盐池作为抵押，向英国借款四万英镑，充作军费。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以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相威胁。中华民国中央因此下令尹昌衡停止西征。西征军司令部撤销，改设川边镇抚使府，尹昌衡任川边镇抚使。
尹昌衡在此任上时间不长，民国二年秋，即被解职。
影响至今的西姆拉会议
民国二年，西姆拉会议开幕，这回，英国人扮演主角。实际上，谈判的双边以中华民国政府为一方，英国人和西藏噶厦政府为另一方。中华民国政府做出的最大让步，就是中国承认西藏自治。但英藏方面，认为这巳是一个既成事实，并无讨论的必要，而把谈判重点确定为边界问题。边界问题重点又不是英国殖民地印度与西藏间的边界，而在于明确所谓中藏边界。梅·戈尔斯坦在《唰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说：“西藏最初提交的文件在政治和领土问题方面都划出了一条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界限，不仅要求所有操藏语的人（包括安多以及远至打箭炉的康区的所有藏族）都重新统一在达赖喇嘛的管理之下，而且还要求独立的政治地位，汉族官员禁止进入西藏。”
需要说明，“重新”这个词不对，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有操藏语的人”统一在达赖喇嘛管理之下的局面。
在《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459号《藏案交涉经过》中附有噶厦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提出的条约草案六条：“民国二年10月13日藏议开始，藏方要求条款计有六事：（一）西藏独立；（二）西藏疆域欲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三）光绪十九年暨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四）中国不得派员驻藏；（五）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住持。”
也就是说，“藏独”的主张，在民国初年已经明确提出。而且，这个西藏不仅是噶厦统辖下的那个西藏，而是包括了所有藏族文化区所谓的大西藏，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大藏区了。
噶厦提出的这个条约草案第六条，即最后一条，与瞻对有关：“中国政府要尽快赔偿从西藏政府那里夺取的钱财和用武力勒索的瞻对税款”。
这里说的是两笔钱，一笔钱是“从西藏政府那里夺取的钱财”，这实有其事。辛亥革命后，到西藏不久的川军以革命的名义杀了统帅，指挥权被军中哥老会控制，在拉萨烧杀抢掠，先劫去驻藏大臣衙门存银十八万两，又勒索噶厦政府白银八万两，声言是做回川的费用。但得到这两笔巨款后，他们并未回川，继续在拉萨肆意作乱，激起藏族僧俗民众公愤，群起反抗。川军大败，被全体解除武装，遣送出境。这笔钱索之有据，但“用武力勒索的瞻对税款”就不知所为何来了。
而民国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的川藏边界，远到金沙江以西，自然也不会被藏方所接受。
最终，英国人操纵谈判而拿出的条约，未被民国政府批准，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自顾不暇，谈判中止。
以后三十多年的中华民国，多年内战没有打完，又打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是更大规模的内战，川藏间边界既无条约明文规定，那就只得靠双方实力说话，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实际控制线几经变化，最后，战线以金沙江为界，稳定下来，直到今天，还是西藏自治区与四川间的省际边界线。
某年，我沿国道317线从甘孜到德格，抵达金沙边时，赫然看见对岸江边一面岩右上，两个红色大字“西藏”。大字下面，江流浩荡，大字背后，是河岸台地上正在熟黄的青稞地，倚山临江，是安静的土房组成的村庄。书写这样的大字，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确定边界的方法。须知行政区划的边界也是变动不居的，有清一代，对岸那一带地方，就是川属德格土司的属地。
“五族共和”口号下的边局糜烂
民国初创，虽说是以“五族共和”为号召，但在内地，各地方实力集团拥兵自重，争战不休，并没有政令军令的统一。少数民族所在的边疆地带，如蒙古、新疆、西藏，更是各图自保自立。在此情形下，川边藏区也乱象丛生。政府方面武装有赵尔丰时代留下的边军，又有民国后新编练的川军，还有那些被废除的土司于清代覆亡后自行恢复了在其领地的统治，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武装。
民国六年，还有赵尔丰创建的边军一营，以赵的旧部彭日升为统领，驻扎在金沙江西岸的察木多，并以此为中心，控制着金沙江以西相当于今天几个县的地面。其中一个炮兵连西出驻扎在类乌齐，与藏军处于对峙局面。类乌齐在察木多西北边。清人所撰《西藏志》，对察木多到类乌齐的距离有明确记载：“自察木多五十里至恶洛藏分路，六十里至杓多，四十里至康平多，五十里至类乌齐。”共四站二百里地。这个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我走过这个地段，并特意用车上计数器测过公路里程，从类乌齐县城到昌都，显示数字为一百零五公里。今天，察木多叫昌都，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首府，类乌齐则成为昌都下属的一个县。昌都地处澜沧江边。再往东二百多公里，是江达县。江达县，清代为川属德格土司属地。也就是说，民国初年，金沙江以东，今西藏昌都地区大部，实际上不是由噶厦政府控制。
1919年，两个藏军士兵越界被边军驻类乌齐那个连的士兵俘虏。那两个藏军士兵不是故意越界挑衅，只是割马草不小心越界被擒，但送到昌都后却被统领彭日升下令斩首。藏军前来谈判索回士兵，得到的却只是两个人头，被激怒的藏军于是向边军开战。此时的边军已不是赵尔丰时代的边军了，他们得不到内地新编川军支援，帅老兵疲，势单力孤，连战连败，后被藏军围困于察木多，最后向藏军乞和缴械。彭日升被送往拉萨关押。从此，赵尔丰经营川边时在金沙江东改土归流的地区全部丧失。藏军一发而不可收，越过金沙江继续进攻。相继将赵尔丰时代所设德格、白玉等县攻克，继而兵分南北两路进逼甘孜与巴塘。川军集中九个营，在甘孜地方苦战四十余天，才抑制住藏军攻势。
后经正在这一带探险的英国人台克满居中调停，边军统领刘赞廷与噶厦政府官员降巴登达在甘孜绒巴岔缔结停战协定。停战协议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是重新划定了川藏界线。条约承认，清末由边军实际控制的类乌齐、恩达、察木多、宁静、贡觉、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等地都由藏军占领。
清代的瞻对，这时是民国的瞻化县，在这份停战协议中，依然划归川省管辖，但如果瞻化人民“安靖如常，无虞出境扰乱之时，汉官应不驻军于该县境内”。也就是说，在该协议中，瞻化虽然划归川省管辖，却不能驻军于该地。瞻化在川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也因此得以显现。
此协议虽然未得到民国政府批准，而且协议中也写明“本约及停战退兵条件，非正式议和条约”，但协议中划定的川藏两军实际控制线，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所改变。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赵尔丰时代改土归流的地方，又失去十二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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