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噶厦政府方面为扩军强军而增加税收，还造成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即九世班禅于1923年出走内地。藏文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对此事如此记载：“日喀则基宗、四品官穆夏从江孜打来电话向达赖喇嘛禀告，说明班禅大师师徒一行于11月15日突然离开扎什伦布寺出走。临行留有一信。信中说：‘下属官员违背达赖喇嘛意愿，不信守前例，摊派四分之一军饷。因无着落，只好赴汉、蒙各地向信徒募化筹款’云云。”
光绪年间陈观浔所撰《西藏志》有专章《西藏兵制》，其中说到那一时期藏军武器装备，还是一支相当原始的武装：“藏人兵具，当时仍用古代旧物。一曰大炮。每支重三四十斤或五六十斤不等，有铜铸者，有铁铸者。长三四尺，能容之药十余两，铅弹三四十两。二曰土枪。以熟铁制造，子药均由前膛装入，即内地鸟枪之类。其枪托上有饰以金、银、珠、玉者。弹用铅铸，其形圆。三曰快枪。有独子、五子、七子、九子、十三子等类。尚有青海购来之俄国式快枪。四曰戈矛。木柄缠以铁丝，其长不过一丈。五曰钢刀。其锋甚利，虽快枪亦能斫断。六曰弓矢。七曰铁蕊销，用以护身者，能御枪弹。”
又一章记《西藏人御敌之法》。讲有深林埋伏、夹谷包围、高坡滚石、窄路劫粮、黑夜扑营、阻挡关隘、掘险断路、据守坚碉等，这些都是从古典小说里常常看到的。
面对这样的军队，先行改善了武装与战法的赵尔丰所领边军，才能以区区数千兵力便纵横川边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所向披靡。从赵心愚与秦和平教授所编辑的《清季民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中，我读到一则赵尔丰所领边军《平定德格赠科行军规则》，其中详细规定边军的战法，让人想起外国影片中的战争场面，抄录几则，我们便可以想见那时的战争场面及细节：
“一、临阵时，我兵分作四十人一排，共列五排；卫队四十人，作为第三排；其余十人，看守两营械对象，并瞭望后路有无包抄之匪。”
“一、临敌时，如战地宽，则平列两排为一行；窄则以一排为一行，余四排，以次递列。虽系平列，总宜疏散，不可太挤，免受敌枪。若地方过窄，则以半排为一行，或分两排为雁翅形，以张两翼。是在该营官审察地势、敌情，神而明之。”
“一、临战时放枪，第一排先放，放毕蹲身；让第二排接放，以次递蹲，递放；放至第五排毕，第一排又复轮放。倘敌人攻扑太急，则前排蹲放，后排立放，敌未攻扑，则不准乱放一枪。”
“一、各排放枪时，营官弁长，须留神察看。若打至两轮，而不能中伤人者，是即毫无准头及手颤者，必胆已摇。似此者皆勿令再放，尚可节省子弹备用也。”
“一、临敌时，马队以四百人，分扎我兵左右，敌如远一二里外，令马队毋庸开枪击贼。贼败则纵马队追之，我兵紧随其后，保护马队。若贼退人村内，而我马队亦追之人村，我步兵即应缓缓而过，去马队两三箭远，防其村内设有埋伏，我兵犹可在后放枪，击其伏兵救援我马队也。村中有无埋伏，临时一望可知，敌被枪击死者过多，或战时已久，彼已慌乱逃窜，此真败也，可以乘之。若敌死无几，或少战即退，或应战之兵不多，退时复有整齐间暇之意，是必有诈谋，须谨备之。”
“一、马队只用四百人，夹我兵而立，马步相距，须一丈，不可太近。其余一百人，留在我兵后路，一二里外遵巡，以防敌人包抄。如遇敌来包抄，该马队一面力战，一面飞报前敌。”
“一、敌人如果包抄，即有后路马队与战，复有我瞭哨之十人，可以旁击。前敌闻信，切勿惊惶，包抄如已在二里之内，只将末尾四五两排，转而向后，贼来则开枪击之。再拨马队一百名，赴后路助战，其前面之一二三排，仍轮流前敌攻打，不必管后路之事，不准擅自移动，贼若扑前渐近，方可令马队一同开枪，仍以安闲从容自若为主。”
“一、临敌时，如欲诱匪，则以蛮兵马队在前，我兵步队伏后，勿使匪人望见。该匪与马队战酣之际，我即发号令，马队左右分开，我兵从中冲出开枪。不惟毙匪必多，且使匪骤见惊惶，未有不慌乱，败阵者也。惟此条几须与马队学习熟练，临阵方不致忙敌。”
“一、打散仗，将步队分散三人一堆，五人一簇，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藏山坳，或在石后，或站或跑，或蹲或伏，不论行列，不拘先后，人自为战，对准敌人，发枪而巳。”
这是赵尔丰所统边军一次战斗所作的战阵预案，临战下达，同时申明：“惟此次敌所，闻系山沟，且我马队多于步队，或散队，则有碍马队冲突，或步队尽在山脚、山腰，马队列于平地，庶不相妨，惟地势未曾目睹，难于遥度，姑备录之。以待该营官等，临时相机调度可也。”
为该战所定行军规则还有许多条，关于后勤，关于战胜后的善后等，就不一一抄录了。
由此可知，赵尔丰改土归流之时，所有用兵之处，战无不胜，与所辖边军已采用西式火器，并西式战法有很大关系。而民国以后，藏军经过英式训练，并用英式武装，战法与武器，如果不在边军之上，也该是旗鼓相当，更兼占有地利，形移势易，孤立无援的边军战败失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民初的瞻化县
赵尔丰驱逐瞻对藏官后情形如何？
瞻对设县后，第一个举措就是改名怀柔县，这其实很是名实不符。有清一代，对瞻对，先后数次强力征讨，战后，又没有什么真正于民生有利的怀柔革新之举。设县后，却发现河北省已经有了一个怀柔县，为避同名的麻烦，又将县名改为瞻化。
瞻是旧地名中的一个字，“化”，全然是个汉字，组合起来，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但如何“化”来，却是一篇复杂的头绪繁多的大文章。
整个民国年间，甘孜德格一带的康区北部变化频仍，地不当要道的瞻化没有什么本事，就不大见于官方史料的记载了。1992年编修的《新龙县志》，对民国时期记载也相当简略，如下：
“民国元年，1912年8月，改怀柔县为瞻化县。”
“民国二年，1913年，驻县军队开采甲斯孔、麦科沙金矿。”
“民国五年，1916年8月设上瞻、下瞻、河东、河西四个总保。”
最后一条因为关涉民国初期社会组织情形，值得细说一下。在藏官统治瞻对的三十余年中，西藏方面除派来少量驻军和有限的几位官员外，还是依靠地方豪强施行统治。其方法是百户人家左右划为一个行政单位，委派一名当地有影响有势力的头人征收赋税，催办差役，并负责地方治安。这些头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到藏官驻瞻对衙门轮流当差，一面保证衙门安全，一面向下传递驻瞻藏官的种种命令。民国后，除了县政府有一名知事主持和少量驻军，政令施行还是依靠当地有势力的豪强。主要措施就是将全县划为四个行政区，行政首脑叫作总保。这四名总保都委任当地有势力有威信者出任。
如此地方上绵延千百年弱肉强食的局面并未获改观，很多时候，老百姓仍然不能安居乐业，从事农牧生产。“民国七年，1918年8月，麦科哇西麦巴与然勒阿戈两部落发生纠纷，哇西麦巴头人麦巴龙洛率五百户，畜三万余集体迁逃阿坝今红原一带。”
“民国十一年，1922年，川边镇守使署改四总为区，即河东区、河西区、上瞻区、下瞻区。并以区为保，各委保长管理。”出任保长，依然是当地豪强。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改瞻对县知事为县长。张楷任第一任县长。”
关于此时瞻化县的各方面情形，任乃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当时当地的详尽记录，可以使我们一窥民国后瞻化一县的具体社会状况。1924年，任先生受刘文辉主持的川康边防指挥部之邀，以边务视察员身份，以一年时间对原川边土司地面新设各县进行考察。所到各县，绘制实在测绘地图一幅，编写视察报告一篇。其调查报告第七号，即为《瞻化县视察报告》。
先说生产。任乃强先生以治藏区史地著称于世，却毕业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所以，所过之处，特别留意当地生产状况。视察报告说，瞻对地方地处雅砻江河谷，地质与气候条件适合许多植物生长。他说，瞻化当地人“顽固守旧，饱则酣嬉，饥则劫掠，从无趋时厚生之志，故地利不能尽也。诚使诸夷向化，劝农得人，则此县产业，有可改善者三事”。
第一是“为治果园”，如梨、胡桃、葡萄、苹果等类。“以瞻化地候土宜言，并极相宜。目前瞻化竟无果种，此可叹也”。
第二条关于牧业。略过。
第三条，“为增加农产品。瞻化山地，甚宜马铃薯。河谷宜果、瓜、葱、薤、菘、蓝之属。凡康区所能种者，瞻对无不宜。然马铃薯及葱，购自道孚，余物购自甘孜，始得入口。昔番人简陋，糌粑、酥油、牛肉外，一无所需。农作简单，固无不可；近年诸番渐染汉习，口腹之欲日侈，则增加农产品，实满足人生第一要义也。”
不只生产极其落后，商业也极不发达。
任先生报告中说：“瞻化县治，仅民户五十家，又无喇嘛寺在其附近，故无商业。民户少则货品滞销，无喇嘛寺则小贩无从借贷资本也。前数年此处扎有汉军，各种小贩亦较多。近则仅存茶布店二家，营业亦甚寥寥。此处各村落，概无商店，亦无市集。……每年仅恃绒坝岔（其地在甘孜）之挑担行商，游走各村，贸易日常用品。又有汉商一二家，游走各乡，零购麝香等山货而已。”
手工业，“瞻化亦无工业，县治仅有铁匠一家，兼铸金银饰品，成器拙劣”。在此条件下，当地人“自奉甚俭。虽大富贵人家，被一布面羊裘，饮食亦酥茶、糌粑、牛肉而已。除茶叶外，甚少使用外来货品，无治生增财之欲。男子闲放终岁，急则劫人。得余一日用，则沽酒沉醉以为常。女子理家政，善织羊毛。少有积蓄，则布施喇嘛”。
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如此，新设不久的县知事又如何管理这个地方？
“然瞻对征服未久，西康吏治已坏。历任官吏，言行阛茸（低劣、卑贱），渐为诸番所轻。渐复纵肆不受约束。官吏多欲无刚，因循日甚，延至近年，已成千疮百孔之局矣。”局面到了什么程度呢？任先生记有一位叫张绰的县知事，在瞻化任一县之长三年，却弄得自己时常担心断炊，“诸事委之四瞻头人，划诺而巳”。
但这样的官还算是好官，因为这个县官“悉夷情”，了解当地民情风习，“能以小惠结诸夷酋欢，亦不曾枉取民财，故虽威令不行，而夷无间语。其长在官守无伤，其弊在官权日替，此固近世边吏之通病，未足责张一人也”。这是说，不贪不腐，不欺压百姓，已是好官了。至于说，在其位却不能有所作为，这是普遍现象，不只是瞻化一县的官长而已。
不过，任先生到瞻化时，这位县知事已经离任。新任知事张楷，“豪宕有干才，在边日久，亦悉夷情，而驾驭手腕，超越前张知事百倍，莅瞻数月，百废俱举”。
首先，命令此前委任为总保的四位当地豪酋“轮值县署候差”，其意自然是让他们明白权力所来，树立政府权威。
其次，以前因官吏因循无能，更加当地民风强悍，应缴粮税历年都不能征齐，张楷到任后，除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案件纠缠未缴外，“余皆于十月以前一律扫纳”。当时瞻化全县4区48村4578户，年征粮1300余石，对牧民征收牲税折藏洋6492元。民国十六年，又新增两项税收。屠税年收人300藏洋，酒税年收200藏洋。
再次，“县署旧虽养有土兵，全属徒手，张至饬各区总保借快枪五支，子弹百粒，发土兵使用，军容整然”。
更重要的是，“大小案件不假头人办理，虽其间亦有不能办动者，尚无委曲迁就、堕损官威之迹”。
也就是说，以前那些县官，并不亲自办理境内大小案件，以致政府形同虚设。原因其来有自。“昔藏官管理瞻对日，择各村豪强枭杰者，予以代本名义……藏官鱼肉百姓，全借代本力。代本亦借藏官威势，钳制其村民。瞻对村落散漫，民性慑狡，欲以一官管理之，非此法不能有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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