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档案中说的是白利土司地面上一个富商的情况。这位富商叫德主郎吉，开有一个商号叫甲本从。这位富商从名字看就是藏族人，他给一位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藏族人格桑泽仁写信申诉自己的遭遇：“此次大金寺因庙产小事，不听地方长官调停，擅动干戈，抢劫白利人民，焚毁白利房屋。本人虽与大金寺友善，既属白利乡之一分子，因团体行动不能不加人此方之自卫。因事属二十四军防区内一县地方上之争执，初无关乎西藏方面。且敝号甲本从数世经商，以前后藏为最大之营业处所，为自己利益计，亦绝不敢丝毫开罪于西藏。不意此次前藏政府借口大金白利之争，系本号所挑拨，将敝号在藏所有财产没收，伙友监押。据闻此事系部属所为，并非达赖佛令之命令。”
事实是这位在川藏大道上经商的白利商人，被西藏方面“诬以暗通消息”，遂将其在西藏打理生意的伙计占巴、阿罗二人捕人狱中，抄没财产外，并罚银百万余两。
这位藏族商人有些天真之想。他想，有个康巴老乡在中央政府里做官，就写了信去投诉，“函请发还财产，释放伙友”。他这是心疼自己巨额的财产损失，病急乱投医，却没有想一想，藏军都向国军进攻了，还会听国民政府的话，发还他的财产？
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格桑泽仁把这位商人的要求转呈上峰，并提出建议两条：“一、请由本会委员长名义电请达赖发还，或令知达赖驻京办事处转达；二、请呈报国府，以主席名义电饬达赖发还。”
蒙藏委员会真下了一个“训令”给西藏驻南京办事处，“令仰该处迅电达赖喇嘛，将所扣甲从本商号伙友财产分别释放发还，以恤商艰”。
从档案材料来看，对方根本未予答复。
不要说一个商人的小问题，即便对蒙藏委员会提出的大问题回答也极为敷衍。
这期间的大问题是两个。
一个是真正停战。一个是藏方早定谈判代表。
清廷覆灭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未能在拉萨设立管理或办事机构，倒是在1930年3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原驻北平雍和宫的喇嘛棍却仲尼为驻京总代表，负责和民国政府沟通关系，并筹备办事处。大白战事开启时，西藏驻京办事处刚成立不久，国民政府正好通过这个办事处与藏方不断沟通。
这些经过办事处转致达赖喇嘛的“训令”和电文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以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致信办事处“棍代表”：“政府一面径电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一面令饬本会和平了结。祥仰体政府意旨，劝告早日息争，函电往复，几将盈尺。”
此时，川康边防军受到中央调处令节制，缩手缩脚，藏军与大金寺却借此有利形势，步步为营，不断蚕食进攻。
蒙藏委员会还是只得函电拉萨达赖喇嘛。
3月20日电：“顷接刘文辉及西康民众各电，藏方三代本率藏兵四千余猛攻甘瞻各要隘，觉母寺已被占据。希飞饬前线立停进攻，退回原防，以维大局，否则公谊私交均难顾及。盼复。”这里的三代本，不是第三代本之意。而是说，藏军出动了三个代本的兵力。也是藏文史料《近代藏军和马基康及有关情况述略》一文说：“除警卫部队第一代本一千名兵员外，其余代本均为五百人左右。”也就是说，这四千余人中，有藏军一千余人。
3月28日，蒙藏委员会又“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再电达赖饬前线退守原防静候调解”。
3月30日，为藏军“进犯甘孜，所至掳掠一空，并分兵南窥巴（巴塘县）、盐（盐井县）”致电达赖喇嘛：“似此节节进逼，殊乖和平本旨，恳飞饬藏军立停军事行动，退守原防，静候调处。”
5月4日，蒙藏委员会又“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请转电达赖饬令前线军队退回原防，并派重要人员与唐委员商办”。
5月26日，蒙藏委员会的“训令”又到了西藏驻京办事处：“为藏军攻占瞻化迅转电达赖饬令退回大金原防以凭调处。”
5月29日，蒙藏委员会又对西藏驻京办事处连下了两道内容相同的“训令”，内容还是要攻占了瞻化的藏军“退回原防”。
前线情形如此，中央派来的调处大员唐柯三却还盘桓在路上。面对藏军的步步进逼，二十四军马骑旅长承受着重大压力，终于忍耐不住，直接致电蒙藏委员会，“前线官兵停止军事行动，殊彼方不体中央暨我公和平意旨，陆续增兵，着着进逼。我军一让白利、再让甘孜，现已退至炉霍，彼仍进逼无休。此时一线之望，惟冀派员早至，或可和平解决。否则，稽延旬日，则国防所关，骑亦不敢负其咎矣”。
在此情形下，前方指挥官无所适从，百姓流离失所，更是处境悲惨。这也有档案材料可查，是白利官民向蒙藏委员会申诉苦情的呈文：“驻康汉军自奉命后，节节退让，听候调解。殊知代表未至，而藏军则违犯命令。乘我不备，率领大军倾力来攻。此处官民无他援助，只得死守抵御，奈彼众我寡无济于事，终为所败。于是，白利、甘孜、瞻化等地相继失陷。此时白利官民随同汉军拟往丹葛避难，然瞻化早为藏军所得，无法过越。不得已，现暂居于色利科地方。”
“当我方败退以前，官民等均以为有中央援助，不致发生意外，故对于所有财物等件，并未想他移或藏埋。而藏军突来时求生之不得，焉有顾及财物之暇，故我等所有财物尽充于彼方。即随身带得一二者，亦在中途被追兵抢掠一空……现手中仅有一枪一马，目下官民等将有变卖枪马而就食衣之势，所受痛苦，可想而知矣。”
这封呈文中还对政府发出怨愤之言：“此次因一小纠纷乃扩大而为康藏之争。康民受藏军之揉躏欺辱，亘古未有。早知有今日之呼救不应，不如当时投降于藏军，此时恐未必有如斯之痛苦矣。”
唐柯三似乎并不着急，6月3日，报告蒙藏委员会。到达雅安。
6月11日，唐柯三到达康定。
这时，藏方也确定了琼让代本与唐柯三会商。但他们并未见面，而是函电往还，讨论会商地点。“琼让函请赴甘孜会商，但该处仍为藏军占据”，唐不愿去，他要“改在炉霍，得其复即行”。
蒙藏委员会的意见是“即在甘孜亦无不可”。
唐柯三仍然不愿亲赴甘孜，派副手刘赞廷前往甘孜与藏方代表琼让见面商谈。
这时已经是7月12日，距唐柯三到达康定又过去一个多月。
一周后，7月19日，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得刘赞廷信，琼让态度尚好，惟禁与土司喇嘛见。自谓甘案难负责，已请噶伦来甘。”也就是说，刘赞廷到了已被藏军占领控制的甘孜，对方态度还可以，但他想见见导致这场川边之战的土司和喇嘛双方，都不可以。而且，这位谈判代表自称没有临机处事的权力，实质性的谈判要此时正在昌都通盘指挥的噶伦出席才行。
7月30号，唐柯三又报：原来说好要来甘孜谈判的噶伦不愿来甘孜，要他前往昌都谈判，他则坚持对方来甘孜谈判。
对方噶伦见状，让了一小步，说愿到甘孜和昌都之间的德格和唐谈判。8月22日，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说“无法交涉，调解更谈不上……未便久羁”。这是说，来了这么久，不要说谈判，连对方的面都没见着，那我老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该回去了。
大白之战中的瞻化
国民政府中央做出和平调处的决定，调解大员还在路上时，藏军却在节节进攻，川康边防军不战而退，不久甘孜县全境及炉霍县一部陷落。
1931年5月8日，旅长马骑致电军长刘文辉：“据古路、通宵两村专人飞报，藏番由德格出发之前穹雅代本已于日前率兵五六百人，先后到达昌太夺古寺，随遣人持传牌到古路、通宵，命两村头人办站，两三日内定当进犯瞻化。”这里的古路、通宵两村今天都属于新龙县，也就是彼时的瞻化县。
5月10日，马骑又报：“接瞻化张县长楷函称，藏番已于三号由古路、通宵进据瞻城，特此飞报请示。”
5月12日，一个民间请愿团致电蒋介石、蒙藏委员会、刘军长等：“顷接瞻化急报，藏派穹雅代本率兵数百，进围瞻城，肆行掠索，迅即恳政府立派大兵，救民水火。”
5月21日，刘文辉致电蒙藏委员会：“藏兵分道猛攻，瞻化被围，当经飞令罗营往援，至麦理山，与敌激战数小时，已将敌击退，占领疆格村，并经马团长成龙率兵由马邱厂前进。殊上瞻桥梁被敌破坏，并将加拉沟及顺山之线扎断，各方道路，均被挖断，敌骑复增如至七八百之多，敌众我寡，进展困难，瞻城遂失陷，罗营因此被敌包围。经赏拉格总保，冒险由深山砍柴小道，顺谷背山沟底引导出险。”
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一书中说：
“康军（二十四军）收复白利失陷地，进占申科、汤古、维堆，围攻大金寺，久不能克。达赖电请中央制止康军前进。中央电刘总指挥发令制止。饬蒙藏委员会派员赴康调处。康军遂停攻。”
“藏军乘康军懈弛，协同大金寺僧，于民国二十年（1931）2月9日之夜，猛袭康军。康军仓促应战，大败溃。退人甘孜。见后方援军尚远，复退炉霍。朱倭土司素怨汉官，及是迎藏军。藏军遂占领甘孜全县及炉霍之朱倭一区，驰报达赖。达赖令更取瞻化。瞻化县长张楷，纠民兵固守至5月，援军不至，城陷被俘。藏军遂占瞻化全境。”
不止瞻化一县，藏军还顺势占领了瞻化南境外属于里塘县的穹坝、霞坝两处地方。
前方情形不断上报中央。而这时的中央政府更是焦头烂额，一面是东北方面日本人步步进逼，已在九·一八事变前夜；一面在南方正与几个红色根据地的红军作战，所以，还是希望经过调处，和平解决大白事件。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这时任四川省主席，又任川康边防总指挥，但四川军阀间彼此争雄，二十四军的主力拱卫在今泸州、自贡、乐山等富庶之区，驻川边军队只有马骑所领一个旅下属的一个多团。所以，也乐观中央调停。
西藏地方政府自然也明了这时中央政府陷于何种困局，回电中央政府，说：“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唐特派员屡提撤兵，殊属非也。”
6月18日，唐柯三报告“准备出关”，也就是出康定，前往已是前线的炉霍。
7月8日，唐柯三电报：“今日抵炉霍。相偕刘赞廷赴甘与琼让商妥和议地点，并催噶伦前来负责谈判。惟琼让函中竟谓瞻系已地，已将张知事及署员眷属四十余人解昌都矣。”
这个张知事，正是任乃强先生瞻化视察报告中提到过的那位能干的瞻化县知事张楷。
此后，中央致达赖电，唐柯三致驻昌都的噶伦信，从要求对方退兵，又加上一条，释放张知事，把这两条作为谈判条件。但藏方只争论谈判地方，而对撤兵和释张两条不做答复。
8月15日，唐柯三又致电蒙藏委员会：“瞻化上瞻总保多吉郎加密派人来称：瞻境藏军增至八百。德门代本召全瞻头人宣布中央已将瞻让藏，彼等不相信，特来探询。如中央武力收瞻，愿做内应，可出快枪千五百支。”
17日又电：“刘赞廷赴甘月余，琼让毫不见。阿丕（驻昌都噶伦名）复刘信谓，占瞻乃收回原地，与达赖语如出一辙……自刘到甘后，由藏兵保卫，夕卜方消息隔绝，有同监视。”
唐柯三这位调处大员本负和平使命前来，此时也建议中央：“愚见中央若主张强硬，电饬川省速拣精兵数营出关，并利用民兵表示收复决心，再饬滇青两省武装警告藏军，或不战自退。”
刘文辉也通过唐柯三向中央表示：“已电商刘军同意，如中央授予筹边全责，补助饷弹，并饬青滇协助，不但收回甘瞻，并可恢复全康。”
9月，中央的答复仍然是要和平解决：“中央慎重边务，处理仍取和平。”
10月11日，唐柯三再电：“阿丕来函，每自称神圣国家、敝政府、拉萨国等语，妄自尊大如此，兵决不撤，亦不来甘。”
几天后，西藏驻京办事处也给蒙藏委员会上了一函：“达赖喇嘛早经派代表到康静候中央专员接洽。现当日本侵占辽吉情形紧急，我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御外之时，爱国热情谁不如我。宜亟泯国内一切纠纷，集中全力以赴之。”具体怎么办，没有说。没有说撤不撤兵，没有说放不放人，也没有说纠缠了几个月之久的谈判地点和人员问题，但说清楚了一点，知道你们遇上了大麻烦。
10月20日，唐柯三以母亲患病为由，请求终止使命回京尽孝。
-藏委员会还是请他留任，继续和平使命。
这时，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那就是藏方的谈判代表琼让态度好转了。刘赞廷从甘孜回到炉霍，“据称受琼让托，请其回炉解释，表示好感，并谓诸事易解决……张县长等行抵大金寺，不日释回”。这位张县长，就是瞻化的张楷知事。张楷主政瞻化时，正逢一县首长从知事改称县长，所以，史料中会有两种称谓交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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