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奇的是，琼让竟要求互相并不友好的谈判对手“托购杭缎、线春各五匹”，并且指定“新花样，其色要古铜、酱紫、深蓝、菜灰”。唐柯三当然要理解为这是索要礼品，专门致电蒙藏委会，“请购妥邮寄西康政委会收转，作为我馈送彼之物，祈速办”。对敌双方谈判未开，而谈判大员向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便不是委婉索贿，也足以成为一桩奇闻。
11月7日，唐柯三报闻，刘赞廷与琼让议订解决大白事件八项条件：
一、甘瞻暂由藏军驻守，俟另案办理；
二、大白事由琼让秉公处理；
三、双方前防各退后二百里；
四、穹坝、霞坝、朱倭均退还；
五、大金寺欠汉商款速还；
六、被掳汉军放回；
七、马驌、琼让互派员致谢；
八、恢复商业交通。
这个协议，过于委曲求全是一定的，等于变相承认了藏军对甘孜、瞻化的占领。所以，身为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刘文辉当即致电蒙藏委员会，“声明不便赞同”。最不赞同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以及政府采买东西馈送琼让。
在南京的西康籍人士为此更是群情激愤，“特组国防救亡会”对蒙藏委员会发出强烈要求：一、撤职查办唐柯三；二、公布康藏交涉真相；三、甘孜、瞻对划归西藏，到底是蒙藏委员会的意思，还是唐柯三个人妄断？
问题是，这样的条约，西藏方面还有人反对，“有藏官上书达赖，反对退还穹霞、朱倭一条”。
蒙藏委员会无权决断，把这个协议上呈行政院定夺。
蒙藏委员会这时可能也意识到采办杭锻作为礼品送给琼让颇为不妥，致电唐柯三：“杭缎昨交邮已追回。”
1931年12月10日，行政院同意了这个条约：“查唐委员与西藏代表琼让议定解决康案条件八项，揆诸现在情势，尚合机宜，仰即电知该委会即照此办理。”署名是“院长蒋中正”。
但到了12月21日，蒙藏委员会又致电唐柯三：“所订八条，外间颇多非议，旅京康人反对尤烈，本会及执事将为众矢之的，望暂勿签字，徐图转圜。”
12月22日，唐柯三日记：“晴。得成都友人电，谓当道始因省城各界对所订条件不甚满意，遂来电反对诘难……余非不知此案结束之日，愆尤必丛集于一身。但既遵奉中央意旨办理，只有牺牲一切，外界责难，在所不计也。”
唐柯三主持下的这个协定，本是遵从中央旨意，却遭到二十四军方面和康区地方各界强烈反对。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中央又收回了成命。其实，一部分在甘瞻地方的当地百姓头人，眼看协定签署后就要归属西藏地方管辖，也找到唐柯三申诉。
唐柯三日记就记载：“白利头人来谒，表示不愿归藏，声泪俱下，为之恻然。”“甘（孜）、瞻（化）、炉（霍）、理（化）四县人民闻之，异常惶恐，纷纷来谒，力陈誓死不愿归藏，声泪俱下。余力加抚慰，谕以无论如何，必设法将各失地收回，尔等放心，始各感谢而去。”
“大唐坝总保格子泽多来谒。据称其父自投顺汉官后，效忠无二，临死尚嘱其善继父志，渠奉命惟谨。自去年藏军攻占甘孜，迫其投降，彼不愿服从，复无力抵抗，遂率数百人逃至炉霍地方安身，今特来恳求赏给谕单保护。余嘉奖犒赏，并给谕单令去。”
在此情况下，唐柯三束手无策，焦虑万分，又电蒙藏委员会，“因患脑疾甚剧请准回京就医”。
上面自然并不允准，命他在当地坚持工作。
协议签订后的12月14日，唐柯三日记又记瞻化县长张楷释放事：“查张等一行三十余人到甘已一月，琼让借口请示达赖，不肯释回。”不释回也可以，你至少得管俘虏吃饭吧。但他连饭也不肯管，因为此前议定的两万元伙食费不包括此后的这些日子。所以，唐柯三在日记中说，“既未便向藏方借粮，而康定当局亦无何种接济，张之随员人等有沿街叫卖衣物以资糊口者。余以有关政府颜面，不能坐视，屡赠款接济，今已三次矣。”这恐怕也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闻。得胜方不管俘虏的伙食费，对方所付的伙食费用光了，就不再管饭。
终于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唐柯三在12月31号日记中说：“张知事等三十余人均抵炉霍。此事交涉七阅月，藏方屡次失信，今始释回。自念出关半载，惟此事得一结果，殊深愧怍。据该知事面称，自由瞻化被胁西去，计共居昌都两月，德格七十余日，甘孜四十余日。同行三十余人中，妇女幼孩约十名。惟方甘夫妇，回至甘孜病故。余幸无恙。”
记得一年前，1930年任乃强先生考察瞻化时，还夸赞张楷是一名能使当地政务“百废倶举”的干员，但在此时川边动荡的政局中，也成为一株随波逐流的飘蓬了。
在当时藏军德门代本夫人云中卓玛的回忆材料中，瞻化县知事张楷在俘虏生活中还可以设宴款待藏军军官。材料中说，一天，上面发放下来“准许亚绒（瞻化）守兵返回原籍四川的证书和征用沿途役畜的路条”。几天后，张楷一行便来到德格。代本德门的夫人和另一藏军代本凯墨等藏官受到邀请，前去出席“亚绒守军”时宴会。“吾即应邀前往，席上除了上述人员，另有翻译一人。席间凯墨称：‘本人尚未接到关于诸位事宜的噶伦阿丕训示，故请安心留驻几日，吾亦改日设便宴款待各位’。”凯墨代本也不是说客气话，真的就开始筹备宴席，不想正在此时，又接到驻昌都噶伦阿呸的通知：“将亚绒守军暂行扣留德格。”这使凯墨大为恼怒：“噶伦阿丕对我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却擅自发证签条，遣返亚绒守军。可今日又下令将其扣留德格！”文中只说这位代本对上级噶伦的不满，没有再提那个回请张楷等的宴会有没有举行。
原来，有时在血淋淋的战争中，也有这样稍带温情的场景出现。
第十节
调处失败，特派员遇兵变
时间进入了1932年，藏军依然拒不后退，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藏情狡滑，若知国内近况，野心益肆，决无和解可能。”
刘文辉也致电中央政府：“藏情忽变强硬，琼让致唐委员函，谓：‘汉藏边界，应以泸定桥为限，让步亦当划至泰宁为限’。”
十年后，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孔庆宗在拉萨多年，深谙西藏情形，他也发表过探讨大白之战的文章，其主要观点就是说，民国年间，藏军越过川藏传统边界，积极东向，乃是西藏方面彼时就已有了“大西藏”意识。与今日不同者，那时是积极行动，现时则是用于国际宣传的主张。这是后话。只说那时唐柯三对调处前途深感绝望：“柯三脑疾甚剧，延医调治已逾二周，毫未收效。康案仍难负责，万恳照准回京就医。”不得回复，便干脆报告：“拟于删（15）日赴成都就医。”
15日到了，唐柯三并未起行，人还在康定。
而且，遇到大事情——兵变！还差点丢了性命。
他当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事变经过：
“阴。余自去岁由省来炉城，及此次人关，均下榻于将军桥佟家锅庄楼上。午后七时，马旅长、龙主席、程处长、陈委员、杨顾问诸君，同来余寓挽留，力劝暂缓人省。谈至九时，犹未散去。忽有马部下巡查队兵士一人，气势洇登楼人室，大声向马报告，谓查街时被二十九团留守兵夺去手枪一支，特来请示办法。马命往报王参谋长，此兵竟不去。马又重言申明，讵该兵甫退出门外，忽闻楼下枪声大起。余犹认为二十九团兵士来此寻衅，与彼等冲突也。急往室外右侧暂避，马亦闻声离座，随余出室。斯时突有一兵奔至，开枪射击，其弹掠余面而过，热炙肌肤，药气刺鼻。在此间不容发之际，余急倒卧于地，继又飞一弹来，幸稍高，穿透木壁。第三弹击马倒地。闻变兵大呼打了打了，纷纷下楼，在院中放枪一排而去。余俟变兵去后，起而视马，见其卧地不动。时则枪声四起，余以楼上非安全地，急下楼，避往后门外。约经二三小时，四面枪声渐稀，登楼视马，已气绝矣。审视之，则一弹自腰人，并未透出。其护兵一名，亦被击毙楼梯下。变兵有来余寓者，约二十余人，戕马后，遂结伙抢劫旅部、造币厂、县署，并打劫监狱。中桥一带之小商店，亦抢掠数十家。幸在深夜，百姓无受伤者。变兵饱掠后，分向关外东、北两路逃窜。当即差人往请王参谋长前来商议，飞电刘主席请兵，并催王团长速速来炉以资震摄。至马旅长尸体，则差人抬往旅部。此次变乱，幸叛兵首领并无大志，腰缠既满，分途逃窜。如果盘跟炉城，则为祸更不堪设想。事后查悉所有马部下之工兵、机关枪二连及新兵护兵，约三百人全体哗变。其巡查队之捏报二十九团兵士夺枪，实欲借此事逛马回寓，击之于途中。嗣见马无去意，遂不得不在余处发难也。”
事后追究兵变起因，是马骑旅长长期克扣兵饷，导致所部士兵不满，加之时在农历新年间，士兵请饷不得，才有此暴力之举。马旅长也因此死于非命。
尚停留在甘孜的刘赞廷报告：藏军方面在此时正向前方增兵，似乎要发起新的进攻。
事不得巳，唐柯三便留在康定担负起维持局面稳定的责任。
18日，唐柯三日记载：“王团长到炉城，带来兵士无多。闻刘主席已电令驻邛之余如海旅长率兵星夜来炉震摄。”日记中还记一笔天气，“午后雪”，想必也是记自己萧索的心情吧。
“二十六日，阴。余如海旅长率兵五连到炉城，夜间来寓晤谈。余君甚精干，足负川边责任。”
3月4日，调处无果的唐柯三终于启程离开康定，“晴。午前九时启行，各机关、法团、学校均送于叶园子。六十里至瓦斯沟宿，天气颇寒”。
12日到达名山县，13日从此处坐上汽车，一天到达成都。
唐并没有急于回南京复命，在成都走亲访友之余，还上蛾眉山玩了一趟。也许是下了高原，也许没有大白事件再烦扰于心，此后日记也不见他说头痛病了。这样直到5月20日才回到南京，这时距他前去甘孜已经“十有四月矣”。
这时蒙藏委员会已换了新领导叫石青阳。第二天，“谒石委员长，详陈办理甘案前后经过”。
“三十日，晴。谒行政院汪院长。适值开国务会议，汪公嘱余列席，报告甘案经过。因时间所限，仅作简明之陈述而已。”
到此，唐柯三《赴康日记》终篇，其不成功的调处使命也告完结。
而一年多的调处，唐柯三这位特使甚至连藏方谈判代表的面都没有见过。
调处一年多的唯一结果，那就是无论国民党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刘文辉都意识到，中央与西藏关系，或者川藏关系，一味求和并不是解决之道，特别是国家多事之秋，更要宣示实力，以枪炮说话。
还是靠实力说话
1932年4月，刘文辉先是向中央报告：藏军大部军力，集中甘瞻，有向我进攻情势：
“本年四月乘唐特派员柯三返京，交涉停顿之际，以重兵三路分扑我军。幸仗中央德威，官兵用命，敌未得逞，我军乘胜收复甘、瞻。”
收复瞻化的经过，未见于汉文档案材料，当时驻守瞻对的藏军德门代本的夫人的藏文回忆材料中却记述甚详。那时，藏军不仅是军官，就是士兵也常带着家眷在身边。所以，德门代本的夫人也就亲历了瞻对之战。这位当时藏军驻瞻化的最髙指挥官的夫人在回忆材料中显示，很早前，德门代本就派手下军官化装到打箭炉侦察川康边防军的情况。不久，派出侦察的两人回来报告：“大部川军正往亚绒（瞻化）方向开进，战斗不可避免。”并派人去向驻昌都噶伦“请求增调援军及弹药、粮饷，上面也答应‘军火、军饷照供不误，’‘事实上军饷远未如期运至。’”
后来，“川军进抵噶塔、木里一带，并进行操练演习的情报接踵而至。斯时藏方军饱却仍未运到。而当地税收中酥油多粮食少，因此发饷时酥油居多，官兵叫唤用酥油很难换到粮食，代本、如本苦口相劝，方肯听从”。
这段话透露很多信息，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瞻对和藏军的基本状况。一、藏军一占领瞻化，就开始征税了。和过去的土司时代一样，这税收多半是实物——粮食与酥油。二、藏军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后勤，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军饷也常以在当地搜刮到的实物来充抵。但在瞻化却遇到了问题，油多粮少，而造成特别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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