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小时候放羊的时光，一把这样的刀斜插在腰带上，羊躲在灌木丛里不肯出来，这把刀就派上用场了，一阵左劈右砍，那些树枝纷纷坠落，一条通道就开辟出来。
我们交谈的时候，二楼外的平台上，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我出去，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正在通红的铁匠炉边锻打一把新刀。我指着沉默的打刀人，问主人是你儿子吗？他笑了，看了看身边给我们端茶递水的女主人。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兄弟共妻的家庭。
那天，我就宿在这户人家。听着窗外金沙江的波涛声，难以人眠。我在想一个民族悲剧性的命运，为什么格萨尔那样开阔雄伟的时代，一变而为土司们小国寡民的时代。我还在想，直到今天，这个民族还很少有人去想这样的问题，甚至，想想这样的问题，都会成为有意触碰某种禁忌的冒犯？
早上离开时，这个过去的兵器部落，有些人家正在把打造好的宗教器物装上小卡车。是啊，和平时代，刀箭都隐退了。历史前进，一些器物的退场自是必然，但何以连宽阔蓬勃的精神也一起狭窄委顿了。藏方在大白战争中先胜后败，不自量力的决策是上面做的，下面的军官只是依令而行，但战败的责任却要由前线军官承担。德门·云中卓玛的回忆文章记载：“四品僧官扎康堪仲及三大寺代表自类乌齐发出文告，勒令三位代本前往接受军政处罚，三人即抵该地受审，凯、德二代本向其移交战事始末文牍。最后对三人免予死刑，罢黜代本之职，另罚琼让黄金一百五十两。”
而总管前线战事指挥的噶伦阿呸也于忧惧之中，病死于昌都任所。
其实，这些藏军军官，在前线屡与汉军交手，相对在拉萨中枢的那些僧俗官中，对战与不战，对战或和分别的结果，均是十分清楚的。
大白之战结束于193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有一节关涉大白之战，语气却冲淡平和，不见谱主的情绪：“本年，川藏交战，霍尔廓（即甘孜炉霍霍尔五土司一带）及娘绒（即瞻化地方）地区的藏军败绩失地。琼让代本与内地官员资深旅长谈判，以岗托渡口处之金沙江为界罢兵。因在交战和谈判中过分退让，达赖喇嘛处罚德格、涅绒、霍尔廓地区守官琼让、德门、凯墨等人，将其贬为普通俗官，并任命人员接替。”
1933年5月，年谱又记：“川藏协议签署后，达赖喇嘛下令昌都总管及其务事人员前来拜见……接受其所呈协议文本，详细听其禀告。”听了禀告后，反应如何，却不见记载。又五个月后，“十月三十日，达赖喇嘛于格桑颇章附近的寝殿其美巧期中示现圆寂之相”。这个十月，是藏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日公历是1933年12月17日，“佛龄五十八岁”。
1934年，国民政府派出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人藏册封致祭，6月，“二十七日，抵金沙江，藏方官民及如本等在江岸鹄候，遂渡江赴琼让代本欢宴会。自此康藏驻军双方，感情较昔稍好，而隔阂亦因减除不少”。黄慕松报告书中说：“查琼让代本此次奉藏政府派为招待专使之总招待员，渡江后，一切安全之及乌拉之前调集，均由彼负责。其人对川康事件素极熟悉，在康驻军历十六七年，民国七年之绒坝岔条约，及此次与刘军长所订结之岗托协定，均由彼办理。为人老谋深算，富机诈心。”看来，黄专使并不太喜欢这个人。这反而说明，琼让本人对西藏地方政府是忠诚的。1932年，失去军职，被贬为普通俗官。两年后，看来又官复原职，因为与“汉政府”打交道，还少不了他这样熟悉双方情况的干练之人。
诺那活佛的传奇
该离开大白之战，来说说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活佛故事了。
说他，我们又得把日历翻回到民国七年的川藏战事。
诺那活佛系统，原是昌都西北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昌奇寺管家。诺那活佛的前世，对藏传佛教宁玛派教义深有研究，在该地区的信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被清朝皇帝赐以呼图克图封号。
“呼图克图”，清朝授予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呼图克”为蒙语音译，其意为“寿”，“图”为“有”，合为“有寿之人”，即长生不老之意。原是藏语“朱古”之蒙语音译，意为“化身”，即汉语俗称中的“活佛”。凡册封“呼图克图”者，其名册皆载于理藩院档案中，其下一辈转世，由清廷加以认定。我末查到过资料，说这一位诺那活佛是这一系统的第几世活佛。史料只说诺那因封号得自清廷，“对汉军颇有好感”。这好感可不一般，民国七年驻昌都边军彭日升与藏军开战时，诺那活佛和他的寺院就站在了汉军一边，帮助彭日升所率边军攻击藏军。战争结果我们知道是边军完败。边军统领彭日升兵败被俘，被押往拉萨投人监牢，据说后来病死牢中。助战的诺那自然也没有好结果，他同样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押往拉萨，关人监牢。那时，西藏地方吏治腐败，只要大施贿赂，几乎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诺那也深知这一点，通过对狱卒重行贿赂，得以潜出监狱。他逃出生天，不敢在西藏境内久留，便一直往尼泊尔去了。到了尼泊尔，因王室成员都信奉藏传佛教，并不为难于他。许多藏传佛教高僧都涉猎医术，诺那活佛也不例外。他到尼泊尔时，正逢王室公主患病，经他问病施药并兼以法事，公主很快痊愈，王室对他更是优礼有加。而诺那最终的目标是要逃往中国内地，尼泊尔国王便厚赠川资，助他取道印度，前往中国内地。
不久后，诺那到达北京，那正是段祺瑞主政时期。他面见段，游说他派兵经边，收复民国七年边军战败后的失地。但段正忙于应付内地军阀间的争战，无暇他顾，诺那只好留在京城中讲经说法。在此期间，四川军阀刘湘的驻京代表李公度也成为他的信众。李邀他前往重庆。诺那想段政府不能助他，或许刘湘这样的四川实力派可以助他，便应邀去到重庆。到了重庆，刘湘并无经边的打算。诺那失望之余，便于1927年，转道前往已是蒋介石做了领袖的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
在南京，诺那广收信众，讲经说法，影响日众。
那时，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有一个年轻的藏族人格桑泽仁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格桑泽仁是巴塘人，是康区藏族青年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赵尔丰改土归流后在巴塘开办初等小学，格桑泽仁成为这所小学的第一期学生。辛亥后转人外国教会在巴塘办的华西小学，1917年到昆明上中学。后来，国民政府决定开发西康，在康定新设西康屯垦使署。为网罗培养人才，屯垦使长官刘禹九在当地开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格桑泽仁考人这所学校就读，并因通晓汉藏双语被任命为屯垦使署宣慰员。后又分别为九世班禅和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工作。再后又转往南京，因他平时留心时事，对康藏时局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为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传贤所赏识，举荐他到国民政府工作，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兼《蒙藏时报》社副社长，其间加人中国国民党。格桑泽仁在任期间，主张多培养康区藏族青年，参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受他影响，巴塘、康定等地许多有文化基础的康区青年到南京任职和求学。这些青年人，在南京聚集在格桑泽仁周围，成立了“藏族青年励进会”。格桑泽仁自任会长，意图还是为将来改变家乡，建设家乡储备人才。
诺那活佛到了南京，两人同为藏族，又都倾向于中央政府，自然过从甚密。有材料说，格桑泽仁“在各方面为诺那揄扬”，一是说他教法高深，一是说他倾心中央，在类乌齐时，助战边军的旧事。这样的髙僧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考试院长戴传贤亲自接见诺那。戴传贤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深研佛法，作为政府髙官，更关心西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戴传贤的种种询向，诺那无不给以很好的答复。这使戴传贤深感满意，认为将来国民政府开拓康区，诺那也是格桑泽仁一样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荐举他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批准他在南京设立“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办事处”，由李公烈担任办事处长。李公烈是最初将诺那引荐给刘湘的李公度之弟。诺那为了增加同康藏地区的联系，又在康定设立“诺那呼图克图驻康定办事处”。任命原类乌齐三十九族头人邛布彭措为主人。我读到过一些回忆材料，好些那时进出康定的人士，都见过此人。这个彭措也叫那麦彭措。民国七年后，他率族人助彭日升边军攻击藏军。战败被俘后，他被藏军施以則鼻之刑。以后有家难归，长期流落在康定一带。“那麦”，在藏语中，就是没有的意思。他没有什么？没有鼻子。这回，他出任诺那的办事处长，算是又拾回了过去做部落头人时的部分荣光。
日本人步步进逼前，西南地面为整个国家的后方，康区则是这个后方更纵深的后方，其局面的安定比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有“先定川康，后图西藏”的战略设想，同时，中央政府也忌惮这一地区完全处于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控制之下，一直在寻机楔入一股另外的力量。先是借大白之战的时机，委派格桑泽仁为国民政府参议，再派他以西康党务特派员身份，带领部分在南京学习工作的康区青年回到家乡，蒋的意图要他在康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在刘文辉的地盘上，培养一股异己的力量。格桑泽仁回到巴塘，见刘文辉驻康区部队，大部陷于甘孜炉霍一带与藏军的战事之中，又值康定兵变，马旅长被变兵枪杀，便联络当地实力派，提缴驻巴塘守军两个连枪械，成立西康省防军司令部，委任自己的秘书黄子冀为巴安县长。同时公布五条政纲：一、实行地方自治；二、力图民族平等；三、废除乌拉差役；四、改进耕牧技术；五、发展文教事业。这是藏族历史上由藏族人自己提出最与世界大势相契合的先进且有系统性的政治主张与施政构想。此前，西藏地方政府也曾力图有所变革，曾派出几位留学生去英国留学，那些人学成归来，却未曾在西藏社会产生影响。倒是那个派去监护这几位留学生的官员龙夏，曾经希图在促进西藏社会变革方面有所作为，结果却是触怒保守派下狱，并被剜去双眼。这是一个血腥的警告，不准睁开眼睛看到西藏之外的世界！
史料不载格桑泽仁在巴塘的激烈举措，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里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倒是他所造成的这个事变，被藏军视为一个良机。当时，唐柯三正在调处大白之战，川藏军在川藏大道北线甘孜炉霍一线陷于对峙局面。这时，驻川藏大道南线上的要点巴塘的武装，不再是刘文辉的部队，而是格桑泽仁的旗号，自然不在唐柯三调处范围之内。藏军随即向巴塘发动进攻。藏军进攻前，经格桑泽仁说服共同举事的贡嗄寺武装叛投藏军。藏军围攻巴塘三个月，格桑泽仁力量单薄，无力再战，遂以请求援兵的名义，潜出巴塘，经云南转回南京。“康人治康”，有很好的理念，借以实现这个理想的手段，却仓促草率，未经实际施行，便告烟消云散。
1946年，此后再无大作为的格桑泽仁于忧郁寂寞中，病逝于四川青城山。
那个时代，真是康区的多事之秋！
大白战事未了，中间出了一个格桑泽仁领导的“巴塘事变”。
大白战事刚了，善后工作如大金寺院重建，僧人安置等项尚未结，长征中的红军又逼近了康区。
为阻挡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十六军进驻康定，国民政府又宣布在西康设立“西康宣慰使公署”，任命诺那活佛为宣慰使。这自然是出于两个目的。一、如红军经过这一地区，可以借诺那的威望动员地方武装抵抗；二、趁机在刘文辉这个地方军阀的地盘上楔人另一股力量。宣慰使公署下分设秘书、宣慰、总务和地方武装四组。各组分设组长一名，组员若干。曾追随格桑泽仁在巴塘与藏军战斗的西藏商人邦达多吉为宣慰组长和地方武装组长，由湖北人韩大载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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