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诺那由成都启程，以煊赫的仪仗高调入康。史料载他“乘坐八抬黄轿，前后华盖宝伞”。诺那人康后，刘文辉对他也以礼相待。
8月，宣慰使公署广招舌康区拥有实力的地方僧俗首领到康定参加宣慰大会。这些地方首领中便有瞻化县上瞻对头人甲日·多吉郎加。秘书长韩大载主持大会，并代表国民政府向康区各界表示慰问，诺那发表长篇讲话，宣扬教法之外，号召拥护贯彻中央政令，巩固边防，维持治安，在五族共和国家加强团结等等。接下来，宣慰使公署又以调查民情为名，秘密召集康属各县土司头人，寺院住持等会议，要他们反映地方情况。其实，就是搜集于刘文辉不利的材料。果如他们所愿，事后，公署很快收到控诉二十四军在康区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的书面材料三百余件。公署当即转呈国民政府中央，此事又很快被刘文辉知晓，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9月，诺那离康定，计划沿川藏大道北路各县进行宣慰活动。当诺那一行到达折多山外塔公寺，有乾宁寺喇嘛来报，有一个排的散兵正在乾宁抢劫寺院财产。诺那当即派邦达多吉和江安西率部将这股散兵包围缴械。经查，这些散兵是二十四军与红军作战失败后退下来的。公署缴获他们的武器后，发给路费，遣散回家。
公署进驻道孚后，又获悉二十四军余如海旅三个营在北面的丹巴县被红军击溃后，旅长不知所往，其中两个营败退道孚县城。这些失控的败兵，沿途抢劫，进驻道孚后，吸鸦片，聚赌，军纪败坏。公署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堂皇名义，决定解除这两个营的武装，以壮大自身的实力。为避免冲突，公署以慰问之名，设宴请排级以上军官出席。同时，公署武装将宴会场所悄然包围。酒至半酣时，秘书长韩大载假中央名义宣布：二十四军驻康区军队，由宣慰使公署接管，听候改编。并当即勒令赴宴的各营营长签发缴械命令，由江安西等率武装，前去兵营宣读缴械命令，并保证士兵们缴了枪械后，保全性命，并照发军饷。以此办法，将二十四军两个营顺利缴械。不久，又发动地方武装，将余如海旅另一营在行军途中包围缴械。这三个营，大部士兵被遣散，留下的士兵，改编为宣慰使公署直属的武装力量。
此一事件发生后，刘文辉自然万分恼怒，调一个团的兵力出康定向道孚进击。公署驻康定的秘书陈济博早把刘文辉出兵的消息与日期电告诺那。
结果，公署立即调动武装一千余人，由那麦彭措指挥，将刘文辉部队击溃。此战胜利后，诺那将刘文辉派驻孚的县长撤职，另委别动队员徐某为县长，直属公署领导。
事后，在只有诺那、韩大载、江安西和邦达多吉参加的会议上，诺那活佛说：“一个人吃大蒜，吃一个口臭，多吃几个亦是口臭。”意思是以这种方法化二十四军的武装为自己的武装，既然已经开头，就不能半途而废，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会后，公署在稳定住道孚这个立脚点外，派出邦达多吉率他自己的私人武装前往巴塘，那里有二十四军一个团，他们的打算是要按道孚方式，将这个团也解决了。邦达多吉，西藏人，出身于西藏三大商业家庭的邦达昌家族，曾任藏军军官。后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带领所属二百余人枪离开西藏，长期驻扎巴塘。
长征途中的红军一、四方面军，从泸定桥等处过了大渡河，在丹巴大金川一带盘桓一段时间，便北上去了阿坝草原地带，并未进人康北地区，而二十四军的主要兵力都用于防备红军进人雅安一带，以致康北一带几乎没有驻军，这便给了诺那的宣慰使公署很大的活动空间。
邦达多吉出发后，江安西从别动队中抽出三十名精干人员，每人配长短枪各一支，组成一个警卫排，随他出发肃清康北各县二十四军的残余部队，并撤销各县原任县长，另委县长，并由别动队中派出一名队员协助县长办理县务。江安西巡视了康北数县，都早无二十四军部队驻守。后来，江安西侦知地处德格和瞻化两县之间的白玉县有二十四军一个连，便动员地方武装二百余人，半途设伏，迫使这个连缴械投降。
大白之战后的瞻化
1932年5月，刘文辉部击溃藏军，收复瞻化。
战后，瞻化全县按原上瞻、下瞻、河东、河西四总保又编成四个土兵营，以原委四个总保为土兵营长。同年，修复了被藏兵破坏的从江东通往江西岸县治的雅砻江大桥。原县衙建筑被藏军焚毁。继任县长因陋就简，将县衙就设于县城关帝庙内。
1934年，西川邮政管理局甘孜三等局在瞻化设立邮政代办所。这是瞻化县继设县之初即开办小学外，第二件趋于现代化的机构设置。
瞻化县磨房沟、日巴、拉科等地有汉民进人开采沙金矿。
当时瞻化地面，四个总保中，以上瞻总保甲日·多吉郎加势力最大，可以和其抗衡者，只有下瞻总保。可惜多吉郎加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便从甘孜招一婿翁须协巴人赘，“二女并嫔之”。两女中，一女姓名不传，一女青梅志玛性格强悍。男方也是甘孜大户出身，自然也不愿意事事听从妇命，以致家庭不睦，夫妇间屡起纠纷。大户人家，夫妇相争，不只是情感问题，重要的还是土地财产和百姓的控制权，最后矛盾达到难以调处的地步。翁须协巴主动多方结纳县长，县府便在家庭纠纷中倾向于男方，这让青梅志玛对县府极其不满。
此时，上瞻与下瞻两总保间因争夺一块草场又起了纠纷。读惯大历史的读者会说，怎么都是这样的鸡毛蒜皮呀！但那个时代，康区土酋间的争端，都起于这样的小事。有一本甘孜州政协印行的书《西康史拾遗》，出于冯有志先生之手。冯先生民国时期长期在西康工作，很多事件都是其亲历，自有相当史料价值。他在书中也记载了这次瞻化两总保争夺一块小小草场的官司：
“地方县长，亲往查勘。见这片草场，都在下瞻对境内，上瞻对仅在交界处有宽仅一米，长约数米的一小地段，照理这片草场，应属下瞻对所有，便把这片草场判属下瞻对所有。”
这件事在青梅志玛看来，是县长不待见上瞻总保的又一例证。当即便带了贴身随从，到康定告状。这时，国民政府正在筹备西康建省。刘文辉主持西康建省委员会，康区各县县长都是他所委派，青梅志玛自然告状无门。在康定，也有人告诉她，西康建省委员会虽属于国民政府设立，又与中央政府不完全是一回事。青梅志玛得到指点，便将状子递到了国民政府中央直属的重庆行辕。这时，诺那活佛已到达西康。行辕便将这状子转批给宣慰使公署，让他们就近处理。
1935年，上瞻总保甲日家女婿又怂恿县府出兵，袭击甲日家官寨。《新龙县志》大事记中说：“男方勾结瞻化县府官兵，袭围甲日家官寨，甲日·多吉郎加逃至康定寻其女青梅志玛。”
诺那正担心插手刘文辉操盘的西康事务不能名正言顺，得了这上头批转来的状子，马上就带了随从前往瞻化。
青梅志玛见宣慰使到来，又是藏人，又是活佛，当即前往参拜，并发愿皈依，做了诺那活佛的女弟子。诺那此来，真正的意图，是要夺属于西康建省委员会的县政府的权。但县府所属有一个排的兵力，让他一时难以下手。这青梅志玛便自告奋勇，集中上瞻土兵武装，向县城发起进攻。事情的结果《新龙县志》有载：“父女在西康宣慰使诺那支持下率武装返瞻化夺回家园，捉甲勇村批等数十人，并趁势解除了二十四军驻瞻化县城一个排的武装，活捉县长、师爷、通司、退役营长等四人，并处死。”
这个被处死的县长叫郭润先。
诺那遂委任青梅志玛为瞻化县长。
这青梅志玛不意间做了一县之长，她却不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格桑泽仁，有“康人治康”的明晰主张，有改变家乡的宏图大略，她除了像过去的土司们一样，借手中权力去解决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争夺更多一点的百姓、土地与财富，不会另作他想。
宣慰使诺那在康北一路顺遂，到委青梅志玛为瞻化县长为止，已经控制了康北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白玉、邓柯数县。但邦达多吉率兵回返巴塘解决二十四军驻军的事情却频频节外生枝，颇不顺利。后来，江安西也带领警卫排和大量地方武装南下，支援邦达多吉，准备对刘文辉部巴塘驻军长期围困。不想此时红军再次逼近康区，这回，是从云南人境的红二方面军和进攻四川失败的张国焘朱德等率领的红一、四方面军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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