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双方】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国民党军第104、第163、第164旅等部
【指挥将领】王近山；康泽
【战果】歼敌2.1万余人
1948年上半年，全国战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开展新的强大攻势。
刘邓大军经过浴血奋战，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的“清剿”，而且还成功地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斩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平汉铁路。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与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等战役，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内线各部队则展开以拔除国民党军孤悬在解放区内的重要据点为主的攻势作战，进行了周张、潍县、兖州、益林、涟水、宜川、西府陇东、临汾、晋中等战役和东北1947年冬季攻势，攻克一批重要城镇，并于4月21日收复了延安。
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中国民党军被歼260多万人，虽经补充后总兵力仍有365万人，但新组建的和被歼后重建的师、旅占大多数，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被迫向大中城市收缩兵力，配置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的少数战略要点及其周围，难于实行战略性机动。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国民党民心尽失，内部矛盾加剧，通货恶性膨胀，政治、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
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组建了35个炮兵团，装备重炮1100余门，并建立了少量坦克部队。经过两年战争锻炼，解放军不但有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经过1947年冬到1948年春的新式整军运动，全军将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为提高。解放区面积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拥有县以上城市579座，人口达1.68亿人，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大大增长。
6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发动豫东战役，迫使国民党军从豫南、鄂北抽调胡琏、吴绍周兵团北上增援。
这样，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地区，仅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率3个旅守备。其中，“绥靖”区司令部和第104旅、第163旅和第164旅各1个团、化学臼炮连、教导队、特务营驻守襄阳，第164旅2个团驻守樊城，第163旅旅部率第488团驻守谷城，第487团驻守老河口。
为开辟汉水中段，建立战略前进基地，中原野战军决定乘敌兵力薄弱且孤立无援之机，集中所部第6纵队和中原军区所属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主力共14个团，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发起襄樊战役。
针对敌我态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以突然神奇动作”奔袭老河口、谷城之敌，然后沿江东下，攻取襄阳、樊城。
7月2日，第6纵队在司令员王近山的率领下自河南新野西进，袭占老河口。守军经谷城南撤，谷城守军亦随即南逃。
3日，陕南军区第12旅在谷城以南进行截击，将第163旅大部歼灭；桐柏军区主力在茨河西北截歼其辎重营。
随后，第6纵队等部沿汉水南下，日夜兼程，于7日开始襄樊外围作战，准备首先攻取襄阳。
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群山耸立。历代兵家认为欲取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在，山失则城亡。
康泽深知南山的重要性，按照蒋介石“依山固守，耗其兵力，争取时间，等待援兵”的作战企图，在城南羊祜山、虎头山、十字架山等制高点，构筑了大量碉楼、地堡、交通沟等坚固工事，并在阵地前密布雷区，形成能相互支援的立体防御体系。
虽说襄阳守军并不多，但守将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务头子，政治上极端反共，深得蒋介石的宠爱，而且襄阳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因此，攻打襄阳必将是一场硬仗。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点将，把这块难啃的硬骨头交给了猛将王近山。
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中国著名的将军县）的王近山，年仅15岁就参加了红军，是个不折不扣的“红小鬼”，作战出奇的勇猛，很快就当上了连长。
早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就听说自己的手下有个听见枪声就不要命的连长，此人名叫王近山。
一次激战中，王近山见战士们已和敌人战成一团，枪往腰里一插，加入了与敌人的肉搏。混战中，他抱住一个敌人滚下悬崖，头部被尖石穿了一个洞。等战友们在山下找到他时，王近山已昏死过去。自此头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日久天长，远近部队都知道有个听见枪响就像发了疯的猛虎一般的王近山，就送了他个“王疯子”的绰号。官越当越大，可这个习惯却一直未改。为此，他先后负过7次伤，动过了3次大手术。
毛泽东听说此事后，笑道：“这个王近山，疯得还蛮有水平嘛！”
国民党军中也有一个绰号“疯子”的高级将领——邱清泉。此人骄横狂妄，崇拜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笃信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甚至对不少国军同僚的仇恨不亚于对共产党。与“邱疯子”不同的是，“王疯子”疯，只是爱打仗，平日里毫不显露锋芒，既不会说豪言壮语，又不会夸耀战功。可一旦上了战场，其凶烈却足以令任何对手畏惧。
1943年10月，时任太岳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指挥韩略村伏击战，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参观团军官120余人，名噪一时。
60多年后，这一传奇战例被改编成电视剧《亮剑》在全国热播。剧中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原型便是王近山。
国民党南京国防部档案敌情通报栏里对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的评价是：
刘伯承匪部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杜义德。下辖三个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萧永银。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之为主力纵队。
王近山人称“王疯子”，打起仗来，却是猛中有细。他亲自组织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攻打襄阳城的方案。参加会议的第17旅旅长李德生在回忆录中写道：
王司令员对敌我情况作了周密分析：敌人的弱点是指挥官康泽不懂军事，但深得蒋介石的宠爱，飞扬跋扈；而副司令官郭勋祺虽有指挥经验，但处于寄人篱下的境地。敌人补充新兵较多，斗志不高，但凭山固守，占地形险要之利。我军斗志高昂，攻击精神旺盛，但经过大别山区半年多的艰苦斗争，部队减员较多，装备受到很大损失。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兵力只占相对优势，而且火力不强，仅有4门山炮，其中还有一门是坏的。如按历来攻城必先夺山的战法，则我兵力优势势必消耗在外围逐山争夺战斗中，增加攻城的困难。且城东、城南均为敌占区，若从东面、南面实施主攻，侧背受敌威胁较大。襄阳城西，南靠山麓，北临汉水，仅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城关，最窄处只有数百米，无回旋余地，不利于我兵力展开，特别困难的是南有琵琶山、真武山敌人火力的封锁，正面有铁佛寺一线守敌的坚固防御。然而正如刘司令员曾经指出的：“在一定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倒是最安全。”只要拿下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这“三关”，城西通道就处于敌人的火力死角内，攻城部队就可以直逼西关城下。而且老河口、谷城被我解放后，从西面攻城，侧后也比较安全。
讨论中，李德生提出由第17旅承担最艰巨的“刀劈三关”任务，并建议：为了隐蔽我军企图，应加强南山其他方向的攻击。
王近山高兴地说：“咱们想到一起去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会议决定：撇山攻城，将主攻方向选在西面，首先集中主力“刀劈三关”，夺取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尔后依托西关，突破城垣。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复电同意这一作战方案，指出：“睢杞已告大捷，白崇禧主力被钳制在周口一线；对南阳王凌云，已派二纵队前往监视和阻击。十天内敌援兵保证到不了襄阳，后顾之忧可完全解除，望安排计划加紧攻击。”
“刀劈三关”，突破西门，是攻克襄阳的核心和关键。李德生深知责任重大，于8日晚亲自带领几个团长摸到琵琶山下高粱地里侦察地形。
琵琶山，是从襄阳西南高地前伸下来的一个小山头，踞守在西面走廊的最西头。山头上耸立着两个高大的石头碉堡，火力可封锁走廊宽阔路段。岩壁前面遍布铁丝网、鹿砦。
针对地形和守敌工事，李德生决定首先集中第16、第17旅的4门山炮，摧毁敌人碉堡，然后步兵一鼓作气发起强攻。
9日黄昏，第16旅第49团3营在炮火支援下，攻占琵琶山。次日，该营凭借山上的石头工事，打退了敌人6次疯狂反扑。激战终日，第9连100多人最后只剩下6个人，仍坚守住阵地，从而扫除了通往西门的第一个“拦路虎”。
真武山在琵琶山以东，山虽不高，但地形突出，处于城的西南拐角方向，扼控着南门和西面走廊，号称“襄阳城的一把锁”。同时，它也是控制城关的最后一个高地。就连远在汉口的白崇禧也给康泽发来电报，叮嘱：樊城可以放弃，真武山千万不能丢！
为死守真武山，康泽命1名团长在山上设立指挥所，率领1个营（缺1个连）的兵力，并配属1个重机枪排防守。守军在不到300平方米的山头上构筑了30多个永久、半永久性地堡。
为顺利夺取真武山，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李德生带领担负主攻任务的第49团指挥员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并布置沙盘，进行反复演练。
9日黄昏，争夺真武山的战斗打响了。李德生回忆道：
康泽见我军进攻真武山，急了！忙命化学臼炮连向山上发射黄磷弹，企图阻止我军进攻。在我军炮火掩护下，战士们不顾危险，冒着敌人火力封锁，拼命往前冲。有些战士，过河时鞋子里灌满了河泥，冲锋时一步一滑，就干脆脱下鞋子，赤脚往上跑，山上到处是荆棘，两脚鲜血直淌，仍奋勇前进！
由于战前准备充分，上山的道路选择较好，进攻部队采取小兵群分散跃进式前进，大大避免了守敌火力和地雷的杀伤。仅用半个多小时，就全部占领了真武山。
樊城守军惧歼，于11日渡河撤入襄阳城。这样，李德生面前只剩下攻城的最后一道障碍——铁佛寺。
距西关大桥仅50米的铁佛寺，与西门城楼相隔100多米，互为掎角之势。与前两关不同，铁佛寺周围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却暗藏杀机。高大的院墙上密密麻麻地掏了大小不一的射击孔，墙外是数道铁丝网、鹿砦，再往外几十米的田野里遍布地雷。敌军1个营的兵力在此驻守。
在平原作战，要安全接近敌人，只有挖交通沟，逐步前移。于是，李德生向第50团团长陈绍富下达了任务：用两天时间挖两条通向铁佛寺的交通壕。
与此同时，扫雷组也开始行动。白天，隐蔽在草丛里搜寻敌军埋设的地雷；天黑后就用绑着三角钩的长竹竿，伸过去引爆地雷，踏雷就用手榴弹爆炸。
为掩护城西的土木作业，王近山来了个“声东击西”，命令第18旅隐蔽绕过文壁峰，沿汉水河套北进，突袭东关护城堤，摆出一副攻城架势。
这下康泽可慌了神，不知共军将从何处攻城，急忙电告白崇禧，请求对策。
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也中计了，回电称：“空军侦察报告，共军已架和正在架的浮桥有3座之多。”“匪向我西南面攻击困难，损失重大，将转用部队向我东面攻击。除饬空军轰炸浮桥外，希注意加强城东南面之工事及守备。”
康泽立即调整部署，加强东南面的防守。
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至13日，铁佛寺外的地雷基本扫光，交通沟也挖到了寺前四五十米处。当晚，第17旅一举攻占铁佛寺及其近旁的同济医院，全部控制了西关。
三关既克，襄阳城直接暴露在中原野战军攻击锋芒之下，南山守敌的补给陷入困境。康泽又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蒋介石电示“共军必无远射程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
14日，南山守军撤入城内。中原野战军不战而得襄阳城南羊祜山和虎头山等制高点。
15日，王近山下达总攻令：以第6纵队对西门实施主要突破，第17旅担任主攻，第16旅第47团在城西北角辅攻；桐柏军区第28旅、陕南军区第12旅分别从城东南、东北角攻城。各部会合地点为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
王近山特意叮嘱负责西南参战部队攻城任务的李德生：“康泽是个反共几十年的特务头子，蒋介石的亲信，目前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定会狗急跳墙，死命挣扎，我们不把他彻底打垮，瘫倒在地，他是不会求饶的。你要精心组织指挥打好。”
“坚决完成任务，保证全歼守敌。”李德生响亮地回答。
当晚8点30分，随着两红一绿3发信号弹腾空而起，中原野战军对襄阳城发起了总攻。
西门外，第6纵队集中仅有的3门山炮、2门战防炮、17门迫击炮、27挺重机枪，编成4个火力队，一齐向守敌开火。千万条金光闪烁直扑敌阵，持续不断的爆炸声惊天动地。
工兵分队一连4次爆破，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第49团第1营乘势攻入西门。后继部队纷纷冲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战后，该营被授予“襄樊登城第一营”的光荣称号。
不久，另两路部队也攻入城内。他们密切协同，向心攻击。至16日上午10时，将城内守敌大部歼灭，只剩下据守杨家祠堂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
这是一座四进深独立建筑，周围高墙耸立，四个角上还各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堡。院中心筑有一座更为坚固的三层主碉楼，康泽的司令部就设在里面。残敌依仗墙高碉固，拼死顽抗，拒不投降。
战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指示王近山：“康泽只能捉来，不能抬来，要活的。”为此，王近山命令攻城各部一定要活捉康泽。
担负捣毁康泽司令部任务的第18旅第54团发起猛攻，先用火箭筒摧毁了敌军机枪工事，随后步兵冒着硝烟冲进了杨家祠堂，全歼守敌。
奇怪的是，在祠堂内搜寻了一个上午，就是不见康泽的踪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难道他飞了不成？
正在纳闷之际，搜寻部队发现并消灭了一股躲藏在坑道内的敌人，当场抓获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郭勋祺。
起初大家误认为他就是康泽，谁知有个俘虏说：“康泽长得又白又胖，这个是副司令官，不是康泽。”
团长、政委马上命令战士们：“一定要找到康泽，不抓住他，我们就没有完成任务，襄樊战役就不算全胜。”
功夫不负有心人。战士们找来被俘的康泽卫兵傅起戎带路，打着五节电池的大电筒，钻进底层坑道，将敌人死尸一个个翻开看。最后在死尸堆里，抓住了装死躲在那里的康泽。
只见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再无昔日威风，头上裹着白纱布，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小号士兵衣服。
活捉康泽的消息传开，全军一片欢腾。
中央军委对活捉康泽非常重视，专电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此役，共歼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及所属第104、第164旅全部和第163旅大部2.1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7340支（挺）、炮122门，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樊、樊城等城镇。朱德称赞此战为“小型模范战役”。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称：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介石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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