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双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白崇禧集团，以及海军海防第2舰队、江防舰队、空军4个大队等部
【指挥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汤恩伯、白崇禧
【战果】歼敌43万余人
“饮马长江”的时刻到了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的最后阶段。
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解放了华东大部，胜利在即；华北地区除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外均已解放；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也已解放，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国民党军精锐被消灭殆尽，只剩下71个军227个师的正规军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国民党在中国的败亡命运已无可挽回。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蒋介石也发表元旦《文告》，发出了“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绝不萦怀”的哀鸣，并声称为“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而甘愿“引退”。
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将蒋介石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而国民党内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已然看出蒋介石对他们已无多大价值，开始在国民党内物色新的代理人。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蒋介石真的是走投无路，除了下台。
但蒋介石是不会轻言认输，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追逐权力，对他来说最为痛苦的事莫过于失去权力。纵观其一生，他的性格确像一根高强度弹簧，千拉万扯也难改其顽韧的特性。
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写下“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神伤地离开总统府，回老家奉化溪口——这个他在政治上失意时总要回去的避风港，“归隐”去了。
蒋介石走了，表面上像闲云野鹤，游山赏水，但他并非真的退而为山野之人，只不过是由前台转到了幕后。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
在奉化溪口，当蒋介石逗留在雪窦寺中，或流连于四明山林木泉石之间时，仍操纵着一切。虽然名义上下野，但他仍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在幕后实际掌控着党政军大权，甚至比在南京时公务更繁忙更紧张了。
在溪口小镇，蒋介石架设了七部电台，昼夜不停地作情报联络，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下野”对蒋介石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也无所谓了，因为每次“下野”都成为他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契机。当年蒋介石曾两度“下野”，尔后卷土重来。有过这两次经验，蒋介石认为自己还会第三次“复出”。为此，在“下野”之前，他要抓紧时间进行部署，为和毛泽东争夺长江以南，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做好准备。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尽管东北、华北、华东已尽为共军所据，但他手中仍有最后一搏的本钱：70万美械装备的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和“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这足够阻挡共军南下的步伐，维系半壁江山，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于是，蒋介石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
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湖北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300余架飞机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
汤恩伯对守住长江天险信心十足，认为：“共军一贯不打阵地战，他们长于奇袭，我们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炮火优于共军，对民船偷渡不足为虑。”他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具体兵力部署是：
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七“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一“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
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
长江，在历史上多次大动乱的时期都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1949年仲春，蒋介石集团仍希望它能成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的天然屏障，但稳操胜券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坚信：这一次，长江不会再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了！
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总前委依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于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南部及浙江全省。其兵力部署是：
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
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避免部队过分拥挤，17日，总前委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至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工事和长江水情、两岸地形；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筹集、修理船只，到渡江前夕，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开展以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等。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仅随军参战的船工即达1万余名，临时民工达300万人，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与此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拔除了枞阳、土桥、仪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10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为主力渡江开辟了道路。
饮马长江的时刻到了。
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代总统，然而得到的却是一个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自称“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的李宗仁，上台伊始便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原来，蒋介石前脚走，最高军事统帅部后脚就跟到了溪口，孙科的行政院则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而顾祝同、何应钦等一班党国干将要员干脆搬到溪口办公，在那里部署长江防御战。军机大事固然唯溪口之命是从，政府各部门一应事务也都要溪口点头，没有蒋介石的认可什么事也办不成。一时间，京沪杭公路上轿车川流不息，各方大员有事无事便往溪口跑。这样，李代总统被孤零零地扔在南京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更叫李宗仁大为光火的是，蒋介石将国库银圆美钞统统运到台湾，弄得这位李代总统在“执政”期间竟不名一文。
尽管如此，李宗仁仍有信心，因为他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手里还有一张“和谈”的挡箭牌。
22日，上台伊始的李宗仁发布文告，宣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并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他还颇为自信地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然而，这位李代总统忘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失败者是没有资格谈和的。
因为任何政治谈判都只是军事战线的延伸，从谈判桌上所能得到的东西，不会超过战场上所能得到的。国民党从战场上都得不到“划江而治”，难道从谈判桌上就能得到？
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上台伊始就积极筹备与共产党的“和谈”，借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同时加紧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天真幻想，蒋介石是决不答应的。
李宗仁认为当前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第一，要立即与中共联系，迅速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寻求美援，抑制通货膨胀。
为此，李宗仁立刻致电宋庆龄、李济深以及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想通过这些平素与他交善的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增加和谈的砝码，“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
大大出乎李宗仁的意料，这些民主人士早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相反，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更为活跃，在香港的李济深等人纷纷前往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月27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并决定派刘仲容赴北平与中共接洽，商议和谈的事项。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年。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多次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畅谈建设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于刘仲容与共产党联系密切，以至蒋介石、白崇禧甚至连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都视他是共产党员。
刘仲容临行前夕，李宗仁亲自拟定了五项谈判要义：一是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二是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三是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四是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等原则；五是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白崇禧面授机宜：“德公（李宗仁字德邻）任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军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对李宗仁的和谈要求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刘仲容。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里，毛泽东谈笑风生。两位湖南老乡亲热地问候寒暄了一番。话题很快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询问到南京政府的动向。
“依我看，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谋和备战’者，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刘仲容如实地回答。
毛泽东轻轻点头表示赞许，笑着又问：“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怎样？”
刘仲容继续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的‘暗箭’，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
毛泽东吸了口烟，然后接着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谈话从晚上8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才结束。
4月3日晚，毛泽东再次接见了刘仲容。会谈中，毛泽东要刘仲容返回南京，继续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历史时刻，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
毛泽东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呢？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刘仲容十分真诚地说：“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补充道：“此次去南京，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会孤立，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就在刘仲容到达北平后，3月12日，南京政府正式公布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两天后，以“停战谋和”为号召的何应钦内阁宣告成立。
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首先议决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内定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黄绍竑、李蒸为和谈代表。21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
为防止国共在和谈代表人员上发生分歧，李宗仁派黄启汉将名单抄送齐燕铭转报中共中央，未有异议后才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上通过并宣布：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
26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和谈代表团，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成员有林伯渠、林彪、叶剑英和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以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项和平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乘“空中行宫”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平谈判之旅。
此后几天里，双方代表开始接触，进行个别交换意见。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渡江时间。
5日，刘仲容返回南京，立即面见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经过，并如实地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接着，刘仲容把一张报纸递给李宗仁。那是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刘仲容指着头版一篇名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李宗仁认真地看完了文章，一言不发，重重地叹了口气。
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谈判的有关事宜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
当晚，张治中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和谈情况：关于战犯问题，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毛泽东表示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关于惩治战犯问题，中共也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在和平协定上改写成：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诚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争罪犯，给宽大处理。此外，毛泽东对南京方面特别是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关于和谈方案，毛泽东表示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比较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
接着，张治中向李宗仁请示：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共方面已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但在解放军过江的问题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能否接受这个和平协定？
听到此，李宗仁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下子被浇上了一瓢冷水。这样看来，和谈成功是非常渺茫的。因为中共坚持要过江，而这一条连他的亲信白崇禧都不能接受，更何况蒋介石了。于是，他再三强调要张治中在谈判中继续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等要求。
12日，国共双方代表个别商谈结束，各方面问题基本谈清。
13日晨，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所拟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治中手上，并通知当晚9时开始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份《草案》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是在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分别列出具体条款。张治中回忆到：
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妄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
果然，当张治中召集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研究这份《草案》时，大家面面相觑。在他们看来，这哪里是什么和平协定，分明是“招降书”和“判决状”。与南京政府要求的“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条件，相距十万八千里。但事已至此，代表团并无别途可求，只有硬着头皮谈下去。
当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重申了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原则。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14日晚，张治中将南京政府代表团修改的《草案》交给周恩来。
15日晚7时，周恩来交给张治中《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通知当晚9点仍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
会上，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张治中字文白）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我们对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许多修正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都尽量采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凡是我们觉得应该妥协的，已尽量妥协。在这样原则下，拟定了这个定稿。
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大军就马上过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一个多小时后，会谈结束了。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又连夜开会研究，决定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签字权还是在南京政府，于是又决定派黄绍竑和屈武二人于次日带文件飞回南京复命，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这个得之不易的和平协定。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
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竑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只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一句话，就会把他哄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果然，蒋介石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当即指示李、何二人不能接受。
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钟山风雨起苍黄”
国共和谈破裂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随即发起渡江作战。
20日晚，夜黑风高，宽阔的长江江面上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整个长江两岸处于开战前的异常寂静中。
午夜时分，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在裕溪口至极阳镇100多公里的江面上，分乘数千只木船，乘夜幕扬帆起航。
时逢西北风，船借风力，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劈波斩浪，飞向南岸。先头船距南岸约300米时，国民党军才发觉，匆忙打炮拦截。
顿时，江面波汹浪叠，水柱冲天。早已严阵以待的人民解放军炮兵群立即以雷霆万钧之势齐轰对岸，敌军阵地随即陷入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夜空。
第27军第一梯队在荻港至旧县之间登岸，一举突破国民党第88军防线。第79师第235团1营3连5班所乘木帆船，首先在夏家湖附近登上南岸，成为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
听到开船命令后，憋足了劲儿的三连五班犹如一支离弦之箭，“嗖”地冲了出去，旁边的船以为战斗已经开始，也纷纷划桨开船。霎时间，全团上百条大船，黑压压一片，悄无声息然而又气势如虹地冲向江心，三连五班的船一马当先，眼看就要到达南岸，这时敌人发觉了，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嗖嗖的身旁上下乱飞，船老大中弹负伤，船头一扭，竟顺水下流去。在千钧一发之际，班长刘德翠一把抓起船舵，又把船转了回来。船老大忍着剧痛急忙跑过来大叫：“班长你快去指挥战斗！掌舵是我的事！”转眼之间，船靠拢了南岸，岸边是二三米高的土崖，刘德翠指挥大家下船架梯并自己率先登上了梯顶。登岸时由于他用力过猛，梯顶钩子滑脱，梯脚陷进淤泥中。紧急关头，李世松弯腰抓住梯子底部猛地向上一提，一下子把梯子扛在自己肩上。全班战士就这样登上了岸，成为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
按照过江信号规定，登岸部队立即点灯报信。这时，数十里长江南岸上，红灯闪烁，宛如璀璨群星。先遣渡江大队也按预定要求，在山头、高坡燃起一堆堆簧火，把胜利的捷报飞传大江南北。
登岸部队如猛虎下山，迅速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国民党军芜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后，汤恩伯如热锅上的蚂蚁，于21日慌忙赶到芜湖部署堵击，急令第99军前往增援。
但于事无补，第99军进抵宣城，第20、第88、第55军等部已放弃江防阵地，在一片混乱中仓皇撤逃。第99军旋即向南逃去。渡江中路集团随即部署追歼逃敌。
正当汤恩伯在芜湖忙于部署堵击时，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在长达500多公里的江面上，炮吼枪鸣，火光烛天，万船竞渡，人人争先。
21日晚，东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3、第28、第29军展开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
22日3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江阴要塞守军7000余人起义，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控制了炮台，并掉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守军和江上舰艇，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第23军的攻击正面是蒋介石嫡系第45军，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22日凌晨，第23军前锋在潘墅镇、师姑墩一带与第45军第291师遭遇，当即向敌发起勇猛冲击。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击垮该敌，击毙敌师长。至22日中午，第23军相继攻克坪塘、石庄、徐墅、磺土、百丈镇等地。
第29军登岸后，奋力打退敌第21、第123军的多次反扑，歼敌1个团，控制了张家港至黄山沿江阵地。22日上午，挺进至南闸、云亭、周庄一线。
第31军于21日午夜尾随第29军南渡。22日下午，攻占江阴县城。守敌第21军闻风而逃。第31军主力疾速向常州攻击前进。
至此，第10兵团建立了以江阴为中心的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发展。
在第10兵团南渡的同时，第8兵团各军也展开了渡江作战。
21日20时，第20军自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强攻扬中。因逆风逆浪，大部分船只未能按时起航，只有两个营船队于22时30分登岸成功。扬中守敌约3个团，由第51军第41师统一指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登岸分队大胆沉着，英勇顽强，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了登岸点。
至22日凌晨，第20军又有4个团登岸，随即发起全面进攻。守敌见大势已去，慌忙撤逃江南。22日中午，扬中县解放。23日，第20军全部渡过长江。第26军也于22、23日尾随第20军渡到江南。
第34军于22日由仪征至扬州段渡江，在炮火掩护下，先后攻占北新洲、瓜洲。次日，直插镇江，镇江守敌撤逃。
第35军于21日零点分别向江浦县城和浦镇守敌发起攻击。战至天明，攻占江浦县城，全歼守敌1个团；同时扫清了浦镇的前沿阵地，重创守敌1个团。21日上午，第35军重新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从浦镇东面进攻，威胁敌之侧背；主力在浦镇北面强攻，与敌进行逐点、逐线、逐堡的争夺。经过10多个小时激战，攻取了敌主要阵地。22日晨，守敌第28军害怕被全歼，慌忙南逃，浦镇、浦口随即解放。第35军搜寻船只准备南渡。
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主力乘胜向纵深发展，割裂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担任策应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在分别攻取荆门、汉川、浠水、黄梅等地后，继续向长江北岸挺进，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后4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
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汤恩伯惊惶失措。为逃脱沿江一线部队被分割围歼的命运，以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汤恩伯秉承蒋介石旨意，于22日下午匆匆下令全线撤退：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线退却，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退却，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退却。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
此时此刻，李宗仁心情凄凉无比，“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
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留在南京的政府官员纷纷逃向广州、桂林等地。
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二梯队继续渡江外，主力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展攻势，继续扩大战果。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并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起义。
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其父林朝曦曾供职于北洋海军，并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其舅也在海军供职，可谓海军世家。受祖辈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林遵从小就树立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对海军情有独钟。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林遵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思想进步，素有民族气节，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很是不满，有争取其起义的可能。如果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争取林遵起义成功的话，意义不同凡响，既可以瓦解国民党长江防线中的水上“钢铁堡垒”，加速渡江战役的胜利进程，又可以为组建新中国的海军创造条件。于是积极展开了争取林遵的工作。
正在西柏坡指挥淮海、平津战役的毛泽东，极为重视此事。在毛泽东眼中，像林遵这样具有民族大义的国民党军将领，只是由于跟随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使他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难以实现。一旦脱离了国民党，转向人民一边，他们的才智就可以充分得到发挥，为祖国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经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努力，林遵终于决定率舰队举行起义。4月，林遵派人秘密到上海向地下党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决定配合大军渡江，就地起义。
4月23日，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
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官兵1271人，舰艇30艘，在林遵率领下举起义旗，宣布投向光明。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起国民党海军的集群起义。
当晚，第35军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接应下，于23日晚开始渡江，进入南京市区。24日凌晨，第35军第104师第312团首先进占总统府，将红旗牢牢插在总统府的门楼上。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第35军是由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吴化文部与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的，吴化文任军长。由原国民党将领率部终结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这是蒋介石做梦都想不到的。
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消息传来，毛泽东兴奋不已，笔走龙蛇，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皇，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武汉以东以西的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后，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部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今湖州）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合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顾疲劳，不待重火器和辎重到达，顶风冒雨，日夜兼程，猛打猛追。
有的部队连续四五天急行军，没有很好休息，一天只能吃上一两顿饭，体力消耗很大。有的战士累得实在不行，就边行军边打瞌睡。撞到树上的，跌倒田里的，掉进河里的，时常发生。再加上雨淋衣湿，患感冒的，腹泻的，脚打泡的，也日渐增多。但是，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只想早一点包住敌人，多歼敌人。
4月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
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早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
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等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地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
攻取杭州，是京沪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南郊的钱塘江大桥，当时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东方第一大桥，是连接沪杭公路、浙赣铁路的交通枢纽。
在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南推进时，何应钦匆匆乘飞机赶到杭州，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岳、杭州市长俞济民等密谋后决定：“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炸毁大桥”，以阻滞人民解放军南进。
为粉碎敌人阴谋，第7兵团第21、第23军顶风冒雨，历尽艰辛，越过层峦叠嶂、道路陡峭的天目山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抢占钱塘江大桥，保住了南下的重要通道。
5月3日，杭州解放。随后向浙赣线奋勇前进，在皖南游击队的策应下，经屯溪、婺源、乐平等地，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88、第106、第73军各一部。
7日，第3兵团一部与第7兵团一部在诸暨会师，控制了浙赣线东乡以东地段，完全割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
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至此，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胜利完成，歼灭了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使蒋介石、汤恩伯在浙赣线山区组织纵深防御的图谋彻底破灭。
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解放浙江省；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并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第9、第10兵团并指挥第8兵团一部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们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福建北部、江西中部进击，视机进占南昌。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九江间待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至27日，驻守上海的汤恩伯集团20余万人，除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跑外，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被歼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
上海战役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
第二野战军一部解放江西南城和福建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另一部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作战，进至江西丰城、樟树（今清江）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起义，17日解放华中经济中心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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