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双方】东北野战军12个军、1个铁道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华北军区7个纵队、1个炮兵旅，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和东北军区所属冀热察、内蒙古、冀东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北岳、冀中、冀南军区等部；国民党军第4、第9、第11、第17兵团共51个师
【指挥将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傅作义、陈长捷、孙兰峰
【战果】歼敌52.1万余人
大战将至，傅作义在“撤”与“守”之间摇摆不定
1948年深秋，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的统治已是穷途末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东北，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刚刚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的辉煌战绩，一举解放了东北全境；在华东、中原地区，淮海战役激战正酣，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歼灭了黄百韬兵团，正在围歼黄维兵团，驻守徐州的刘峙、杜聿明集团不久就会成为两大野战军的囊中之物；在西北战场，胡宗南集团主力被西北野战军压缩在关中地区，军心动摇，眼见厄运难逃；在华北，傅作义集团屡遭重创后，固守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区，失去了南北两面的依托，陷入了孤立无援的混乱境地。
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转折，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上升到30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则下降到290万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迎来了收获季节。
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并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为夺取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内一切反动势力，不给国民党军以喘息的时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战场上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
当时，据守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有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连同地方保安部队，共计50余万人，面临着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的联合打击。是撤是守，蒋介石和傅作义一时都拿不定主意。
在蒋介石看来，一方面，东北既失，华北孤危，而淮海战场上黄百韬兵团已全军覆没，黄维兵团身陷重围，凶多吉少，徐州的刘峙、杜聿明集团也已如惊弓之鸟。如果徐、蚌有失，则南京、上海就将暴露在共军的直接攻击下，他自然不想看到出现这种局面，唯一出路就是放弃北平、天津等地，将傅作义集团南撤，增强徐蚌战场的兵力，同时加强长江防线，与共军在淮河以南地区一决死战。但另一方面，不战而弃守华北，在政治上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在美国盟友面前就会颜面扫地。此外，50多万大军不是说撤就撤的，从陆上南撤要经解放区，难度太大；从海上撤退则运力有限，所需时间又太长。
傅作义同样也在进退维谷之中。他深知老蒋的为人，自己是长期活动于绥远地区的地方实力派，毕竟不是嫡系。一旦南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己半辈子积攒起来的这点本钱定会血本无归；若西逃绥远，又怕势孤力单，难以生存。同时，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至少要休整3个月，才会大举入关，因此“华北不致遭受威胁”。他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扩编部队、调整部署，说不定能在华北创出一个新局面；万一支撑不住，他则率部西撤老巢绥远或从海上南撤。
11月初，蒋介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谈华北作战方针。经过磋商，蒋介石决定暂守北平、天津、张家口，并确保塘沽海口，以支撑华北，牵制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部队，使其不能南下。
据此，傅作义制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于11月中下旬调整兵力部署，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除归绥、大同两个孤立地区外，以4个兵团12个军共42个师（旅），连同非正规军共50余万人，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今怀安）长达1000里的铁路沿线上，摆出了一个长蛇阵。
其中，以蒋系的3个兵团8个军共25个师，防守北平及其以东廊坊、天津、塘沽、唐山一线；以傅系的1个兵团4个军共17个师（旅），防守北平及其以西怀来、宣化、张家口、柴沟堡、张北一线。
这种部署反映了蒋介石和傅作义虽然在方针上已统一于暂守平津，但仍各有打算，即战局不利时，蒋、傅两系部队分别向南和向西撤退。
毛泽东以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看到了傅作义集团犹豫不决、撤守难定的矛盾心理，判断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位于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向南撤退的可能性增大，一旦蒋系部队南撤，傅系部队亦必将西逃。而将其留在平津地区，对整个战局比较有利。这样，人民解放军可以集中华北、东北主力，将傅作义集团全歼在平津地区，使蒋介石难以组成江南防线。但若傅作义集团西逃或南撤，我军虽可不战而得平、津等大城市，但国民党军加强了长江防线，对于尔后渡江作战不利，势必影响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提前调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包围天津、唐山、塘沽，在包围态势下继续休整，以防止国民党军南撤。
11月17日，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命令华北军区第1兵团停攻太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以稳定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感到孤立而早日撤逃；利用蒋介石、傅作义对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间的错误判断，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及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沈阳活动的消息，迷惑、麻痹敌人；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首先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绥远的道路，吸引傅作义派兵西援。然后，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击北平至张家口一线，隔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以便抓住傅系部队，拖住蒋系部队，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争取时间；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开进中夜行晓宿，隐蔽入关，迅速隔断北平、天津、塘沽、唐山间的联系，切断傅作义集团南逃的道路，以便尔后逐次加以围歼。
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12个军、1个铁道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共80余万人，华北军区7个纵队、1个炮兵旅共13万余人，连同驻察哈尔、绥远边界地区的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和东北军区所属冀热察、内蒙古、冀东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北岳、冀中、冀南军区等地方部队，总计100万余人，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
18日，鉴于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为防其西窜或南逃，中央军委下令正位于沈阳、营口、锦州地区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80余万大军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隔断了唐山、塘沽、天津和北平之间的联系，切断了傅作义集团南逃的道路。
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率第1、第2、第6纵队由集宁地区东进。
29日，华北军区第2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率领下向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就此打响了。
傅作义判断，华北军区部队对张家口的进攻是一次局部行动，决心乘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之际，集中主力首先击破华北军区部队的进攻，然后以逸待劳，迎击东北野战军的攻势。遂令其主力第35军（欠1个师）及第104军第258师分由丰台、怀来向张家口驰援；令驻昌平的第104军（欠1个师）移至怀来，驻涿县（今涿州）的第16军移至南口、昌平，以确保北平与张家口的交通。
12月2日，中央军委鉴于吸引傅系主力西援的目的已经达成，命令杨得志、罗瑞卿率第3、第4、第8纵队由易县、紫荆关向涿鹿、下花园急进，切断怀来、宣化间的联系；命令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41、第48军等部组成的先遣兵团，由蓟县向怀来、南口急进，切断北平、怀来间的联系。该两兵团到达后，协同华北军区第3兵团抓住平张线上的守军与援军，使其既不能西逃，也不能东撤。
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在行进途中攻克密云，歼灭国民党军第13军1个师，尔后主力继续南进；华北军区第2兵团进至涿鹿以南待机。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后，感到北平受到威胁，急令第35军主力由张家口星夜东返；令第104军主力及第16军由怀来、南口向西接应；令第94军（欠1个师）及第92、第62军由杨村、崔黄口、芦台地区开往北平，加强防御。
6日，第35军主力乘坐400多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东撤。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12旅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节节阻击，将其滞留于新保安地区。第2兵团主力随后赶到新保安以东，打退了第35军及第104军主力的东西夹击，将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
第35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素有王牌军之称。当晚，傅作义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率第104军（欠1个师）、第16军（欠1个师）及第35军（欠1个师），迅速击溃包围第35军之敌，星夜向北平转进。
至9日，第104军主力从怀来经贾家营、宋家营直推进至新保安东南之马圈。马圈距新保安只有10里，只要第35军能冲出城，两军则可会合。
谁知，第35军军长郭景云与安春山宿怨颇深，互不买账。第35军副军长王雷震回忆道：
郭景云与安春山，在过去谁也瞧不起谁。此时碰在一起，真是“狭路相逢”。适傅又给安春山加了个“西部地区总指挥”的头衔，这就更把郭景云激怒了。郭曾公开对干部们说：“我郭景云怎能受安春山的指挥呢？”当安春山攻打沙城时，郭未从新保安向东打，而在安军进攻失败之后，郭反而埋怨说：“安军救援不力，迟滞不前，故意看我的笑话。”乃至安军到了马圈后，郭和安在电话中商谈，又各持己见，争执不下。郭说：“傅命令你来解新保安的围，你的部队就应该打通道路，到新保安城下来接第三十五军，不然，我就不走。”安却说：“我的部队来接第三十五军，就只能到这里——马圈。”甚至还互相破口大骂，郭骂：“安春山这小子！看我将来突围回到北平后，和你小子打官司。”
9日晚，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前出到怀来、康庄、南口间。进至康庄的第16军指挥所及2个师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撤逃，被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追上歼灭。
安春山发现腹背受到威胁，又得知第16军已经东逃，即放弃接应第35军的计划，由新保安以东地区经怀来向北平撤逃。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立即展开追击和堵击，于11日在怀来县城以南的横岭、白羊城一带将其全部歼灭。军长安春山率军属骑兵大队突围，侥幸逃脱。他回忆道：
我只带了二十多人，翻过东山，进入一条长沟，只见四面山头都有三五成群的民兵，注视着我们的去向。我们遇到村庄也不敢前进，因为这是解放区，怕有民兵活捉我们，这时地图已经丢失，我们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只是盲目地在高山深沟之间乱窜，随从越来越少，最后踉踉跄跄走到妙峰山附近被解放军俘获。这时我已伪装为伙夫，未被查出身份。解放军纪律严明，优待俘虏，看我年老，发给我回北平的还乡证和几元钱作路费。
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3兵团解放宣化，并于7日在沙岭子追歼由宣化向张家口撤逃的傅系第101军第271师，8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由华北军区第3兵团指挥的北岳军区部队、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骑兵旅和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1师等部攻克张北，歼灭守军一部，孤立了张家口。东北野战军主力第一梯队6个军，由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到达河北蓟县、玉田、丰润地区。
此时，人民解放军虽已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的道路，但尚未切断其南逃的道路。同时在淮海战场，人民解放军继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正在围歼黄维兵团，又在徐州西南包围了杜聿明率领的3个兵团，并歼灭了企图突围逃跑的孙元良兵团，胜局已定。
11日，毛泽东指示平津前线领导人：目前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傅作义率部从海上逃跑。为了不使蒋介石、傅作义定下迅速放弃平津向南逃跑的决心，在两星期内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如对新保安、张家口；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不作战役包围，如对北平、天津等地，以待把傅作义摆下的一字长蛇阵切成数段后，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和“先吃小点，后吃大点”的攻击次序，即先打张家口、新保安、塘沽，后打天津、北平；先攻占小城市，后解放大城市，从容歼灭各点之敌。
毛泽东还指示，尤其不可将南口以西诸点都打掉，以免南口以东诸点之敌狂逃。同时又命令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在歼灭黄维兵团后，留下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命令山东军区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铁路线上预作准备，防止傅作义集团沿津浦铁路经济南向青岛逃跑。随后又指示华北军区抽调部队，控制保定、石家庄、沧州一线，准备搜捕由平津溃散南逃之敌。
根据上述指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以防止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向东、向西突围为重点，构筑多道阻击阵地，待命攻击；东北野战军主力克服疲劳、寒冷等困难，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急进。
傅作义发现人民解放军骤然逼近平、津，已陷入欲逃不能、欲守亦难的困境，于是匆忙放弃南口、涿县、卢沟桥、通县（今通州）及唐山、芦台、廊坊等地，向北平、天津、塘沽收缩兵力。将第62军（欠1个师）、第86军由丰台、芦台开往天津，将第87军由唐山开往塘沽，并将北平和天津、塘沽划为两个防区，实行分区防御。
战局急速发展，至1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指挥第41、第42、第48军占领南口、丰台、卢沟桥，从北面和西南面包围了北平；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第40、第43、第47军及华北军区第7纵队占领通县、采育镇、廊坊及黄村（今大兴），从东北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北平，17日又攻占南苑飞机场。
至20日，东北野战军第46、第45、第44军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切断了天津、塘沽间的联系；东北野战军第38、第39、第49军及特种兵部队正由宝坻、汉沽、山海关向平津疾进。
当解放军百万大军云集北平郊区，将北平城层层包围得像铁桶一般时，傅作义如梦初醒，没想到共军行动如此之快。但为时已晚，东北、华北野战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迄塘沽的千里战线上，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
这样，傅作义集团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陷入东逃无路、西窜无门、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困境。固守孤城的傅作义感到空前的迷惘、惶惑和恐惧。
想当年，傅作义正是以坚守孤城而一举成名。
1926年，晋军与国民军宋哲元部大战于平绥线。晋军主力败退雁门关后，独留傅作义率一个团死守天镇城。国民军围攻三月不克，遂撤围而去。
次年10月，时任晋军第4师师长的傅作义率部响应北伐，从晋北突袭奉军腹地要地——涿州。不久晋军主力战败，撤回山西，涿州守军孤悬于奉军重围之中。
奉军集中五万之众，动用了步、骑、炮、工各种兵种和飞机、坦克、毒气等武器，猛攻涿州城。傅作义以8000疲惫之孤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竟苦守涿州三个月，令奉军无计可施。此役使傅作义一举成名天下知，“国内报章以至海外人士，无不惊服，传颂不置”。
1937年11月上旬，日军大举进犯山西。傅作义临危受命，率第35军固守太原。战前，他慷慨激昂地对部属说：“我们今天守太原，就像活人躺在棺材里，只差钉上棺材盖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守住太原，就能把棺材盖子给顶开了，大家也就得救了。否则，棺材盖子就被敌人给咱钉死了。困兽犹斗，我们抗日军人，为何不能和敌人决一死战呢？”
在顽强坚守太原城三天后，傅作义奉命率部突围。这一系列的坚守孤城的防御战，为傅作义赢得了“守城名将”的美誉。
然而，事过境迁。当傅作义身负北平防务之责时，可谓兵多、将广、城坚，但却茫然失措。因为傅作义清楚地看到了民心之背向，大势之所趋。
对于当时傅作义的心境，正在北平小住的副总统李宗仁颇有感触，在回忆录中写道：
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5军新保安遭全歼，傅作义痛心疾首，哀叹道：“我的政治生命完了”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和平方式解决战争问题，对革命对人民最为有利。
中共中央分析，傅作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抗日，并和共产党有过友好往来。虽在内战中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反共政策，但随着国民党军的不断失败，逐步对蒋介石的统治失去信心。在兵临城下、面临绝境的困境下，傅作义有两种可能：一是傅曾经是抗日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着比较深的矛盾，现在蒋介石反动政府即将覆灭，有可能走选择和平的道路；另一种可能是，傅长期反共，与共产党兵戎相见，他在整个华北统帅着50多万国民党军队，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轻易接受和谈。
鉴于北平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为保护文化古迹和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央军委在立足于打一场大仗的同时，又力争和平解放，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早在11月初，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即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多种渠道直接与傅作义及其周围的人员进行接触，争取其走和平道路。
当时北平地下党有四条渠道与傅作义发生联系：第一条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她的丈夫周毅之（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记者），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安排，来到傅作义身边，以照顾他身体为由，进行开导；第二条是傅作义的中将参议刘厚同（傅的老师和高参），地下党人王甦通过关系与刘厚同结识，在说服刘后，由他直接作傅的工作；第三条是杜任之（华北大学教授），他是傅作义同乡，两人交情很深，关键时刻出面劝说傅走和平之路；第四条是李炳泉（北平《平明日报》新闻部主任），通过其堂兄李腾九（傅作义保定军校校友，长期担任傅作义联络处长，与傅交情颇深），直接游说傅作义。
平津战役开始后，北平地下党首先通过刘厚同向傅作义陈说利害，建议他走和平之路。
傅作义接受建议，草拟了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求和谈的电报。电文的内容为：为了国家和平统一，不愿再打内战。过去幻想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中心挽救国家危亡，现在认识到是错误了，今后决定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电报由傅冬菊通过在北平《平明日报》工作的中共北平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发出的。
由于没有收到回音，傅作义又要傅冬菊直接约请中共地下党面谈。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派李炳泉代表北平党组织找傅作义，建议他派代表同解放军谈判。
此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城内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使傅作义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仗绝不能再打下去了，也无法再打。出路在哪里，只有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蒋介石眼见华北大势已去，决心放弃华北，退保江南，便致电力劝傅作义突围。电文大意是：平津在战略上已失去意义，目前共军刚刚合围，立脚未稳，愚意以突围为上策，望兄激励所部奋力向塘沽突围，中正当派海空军全力掩护，撤离陷地，希早下决心。
傅作义接电后顾虑重重，举棋不定。
形势急转直下。傅作义眼见自己的嫡系部队第35军被围新保安，危在旦夕，而北平城又迅速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于12月14日决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陪同下，与解放军洽商和谈。傅作义此举无非是想探清共产党的态度，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悉，也可以推到新闻界身上。
第二天一大早，崔载之、李炳泉携带电台，以及报务员、译电员等一行5人，秘密出城。
中共中央获悉后立即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电，指出：
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生命财产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有否命令中央军缴械之权力，如无，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傅所提条件不像是真正的条件。这是一种试探性行动。傅作义如有诚意谈判，还会派代表出来。
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派参谋处长苏静为代表，与崔载之在北平城外八里庄进行谈判，希望傅作义集团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可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崔载之对苏静说：“我们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纯属诚意，绝非阴谋把戏，过去曾有谈判之蓄意，这次军事情况是直接推动，愿意谈解放问题的方案。”
接着，崔载之又提出：傅作义希望解放军放回被围困于新保安的嫡系部队第35军，以便加强傅作义在北平城内的力量，共同对付蒋嫡系部队。若有必要，还可以掺杂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战士一起进城。组建华北联合政府，自己的军队可以交给联合政府等等。
傅作义的意图是以华北五省二市作筹码，参加联合政府，将平、津、保、察、绥划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领导，其目的是想在军事上保存实力。显然，傅作义认为尚有实力，可再坚持3个月，观望全国形势的变化。这是中共中央所不能答应的，谈判未获结果。
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
为了打破傅作义依靠自己的实力，建立所谓华北联合政府的幻想，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击次序，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第4、第8纵队共9个旅，于12月21日发起了新保安战役。
当日，各纵队扫清外围，逼近城垣。22日晨7时发起总攻，经1小时的炮火准备和连续爆破，摧毁守军前沿工事。
在炮兵掩护下，第4纵队首先突入城内，至午时占领东城大部，歼第35军军部和第267师全部。第3、第8纵队也相继从西面和西北面突入城内，随即展开巷战。战至17时，全歼新保安守军1.6万人，军长郭景云自杀。
中央军委估计到在攻击新保安之后，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可能向西突围，同时考虑到华北军区第3兵团在兵力上与张家口守军相比不占优势，遂令东北野战军第41军于攻击新保安之前，由南口西进，归华北军区第3兵团指挥，加强对张家口的包围。
张家口守军为傅系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所部第105军等共7个师（旅）。22日下午，傅作义急电孙兰峰：“郭军在新保安被歼，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经察北、绥东与董其武军靠拢”。
23日拂晓，张家口守军弃城向北逃窜。时任第258师参谋长的王鸿鹄回忆道：
拂晓前，我师的部队在东山坡马路上集合完毕，沿着明德北大街向大镜门方向前进。有的连队是住在市民家中，部队出发的秘密，不可能不泄露。大街上已出现了三三两两仓皇乱窜的行人。
出大境门后，冷风刺骨，东南天空，已出现了鱼肚白。地上的景物，已能察看出来。行进路附近的两旁，有些障碍物还没有排除。行进队伍的两侧和间隙，夹杂着不少省、市政府各单位的行政人员及其家属，还有车、马混杂其间。
华北军区第3兵团指挥所属第1、第2、第6纵队及东北野战军第41军共11个旅（师），在北岳、内蒙古军区部队配合下，冒风雪严寒，展开堵击和追击。
至24日晨，将突围之敌压缩包围于大境门外的西甸子至朝天洼一条长10公里、宽不足1公里的狭窄沟内。随即实施穿插分割、猛打猛冲，展开全面围歼。战至16时，解放军仅以900人的伤亡，歼灭第11兵团部、第105军等部共5.4万人，生俘第105军军长袁庆荣，只有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脱。塞外名城——张家口重新解放。
至此，北平、天津、塘沽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傅作义赖以支撑下去的实力基本遗失殆尽，到了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绝境。
傅作义戎马大半生，所倚仗的就是第35军。可万万想不到自己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第35军竟然在几天内就化为乌有。这在傅系中引起极大震惊。
这使傅作义既痛心又害怕，心情非常沉重，一连数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双手插在棉裤裤腰里（傅作义的习惯动作），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坐立不安，甚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痛心疾首地说：“哎！我的政治生命完了！”
12月23日，即解放军攻打张家口的同一天，新保安解放的次日，傅作义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遣，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的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速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决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乱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傅作义
12月23日
25日，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赫然名列其中。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样做，颇有深意：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二是在客观上加强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介石一方的地位，防止蒋介石谋害他们。但为解除傅作义的顾虑，毛泽东指示在宣布战犯名单同时，配发了一篇短论，称：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可能不惩罚，但减轻惩罚还是可能的，唯一出路就是保证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物、武器，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但傅作义对毛泽东的意图并不理解，本来就怕和平解决后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而且自己的主力部队在新保安、张家口连续被歼，情绪非常低落。所以，当共产党把他列为战犯时，傅作义精神上受刺激很大，思想上更想不通。就连他的亲信人员也说：“这样不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
此时，崔载之给傅作义连发几封电报，劝他考虑解放军的条件，军队要放下武器，否则谈不下去，并请他及早复电。
就在宣布战犯名单的第二天，傅作义发出急电，令崔载之立即返回北平，电文如下：
总座纯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亦即帮助成功者速成；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个人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可先从自我缴起，吾克迭次来电意见均甚好，希即返平面谈。
崔载之立即将傅作义的电报转交给苏静，由苏静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平津前线司令部随即以林彪的名义同时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发给苏静的：“望傅之代表稍待，然后再回北平”；另一封是发往中共中央军委的：“傅之来电转上，该电似非真意，似另有企图，我们拟准其回去，并告以傅本战犯，现如能下令缴械，则对其本人及其部属可予优待，军委有何指示，盼复之。”
但苏静还未接到林彪的电报，崔载之就已走了，而李炳泉和报务员、译电员则仍留在谈判所在地的八里庄，电台也留下了。
27日，林彪将崔载之已回北平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傅作义与中共的第一次和谈就这样结束了。
再度和谈，傅作义迟迟难下最后决心
在傅作义同中共秘密接触、进行和谈之际，蒋介石已有所察觉。为了保住他在平津的军事实力，阻挠破坏北平和谈，蒋介石立即派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飞赴北平，对傅作义进行拉拢利诱。
此时，傅作义正深深陷入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解放军兵临城下，自己的嫡系部队第35军等主力被全歼，首次派人出城和谈未果，自己又被中共列为战犯，同时还受到蒋介石的胁迫，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是战，是和，傅作义一时难以决断。于是，他一面下令在城内动工修筑环城马路，在东单、天坛修建临时机场，准备战事；一面召集幕僚心腹商量，准备继续与中共进行和谈。
与此同时，傅作义给毛泽东又发去一封电报，其大意是：傅作义主张起义，并公开发和平通电，他本人不去参加南京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次高级军事会议，再派人进行谈判。
此间，傅作义还约见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要其找中共，表示他自己无任何要求，只希望给他一个台阶下野，并用协商办法处理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和政权问题。
对于傅作义的思想脉搏，毛泽东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为实现和平解放北平这一目的，毛泽东及时采取措施，大力加强对傅作义的政治争取工作。
战犯名单公布后，毛泽东发电指示北平地下党：傅作义虽列为战犯，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仍要争取。讲清只要傅作义使北平和平解放，就是为人民立了大功，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傅作义传递了这一信息，向他及其幕僚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和平解放北平符合人民的利益，讲清只要傅作义接受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就是为人民立了大功，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2月31日，中央军委电示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请他派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
（一）傅作义不要发和平通电。因为电报一发傅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其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的此种做法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接受他的这一想法。
（二）傅作义跟随蒋介石反共多年，我方不能不将其与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况且我们这样一宣布，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军面前地位也加强了。傅作义也可借此大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从而和平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编为一个军。
（三）希望傅派一有地位能负责之代表携同崔载之及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四）傅作义此次不去南京是正确的，今后也不要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做第二个张学良的危险。
平津前线司令部收悉中央军委电示后，立即研究，确定派李炳泉回城，当面向傅作义传达中央军委的意图。
傅作义听了这四点意见后，如释重负，消除了不少疑虑。但是并未表示完全接受中共所提的条件，只是说：“为了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5日，林彪、罗荣桓公开发表《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严正指出：
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包围，你们的陆上通路已完全断绝，从海上和空中，纵然有少数人逃跑，但你们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立即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我们一律宽大待遇，对于你们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傅作义本人虽然罪为战犯，只要能够迅速率你们全体投降，本军也准其将功折罪，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种办法，即望速派代表前来本司令部接洽。本军总攻在即，务望当机立断，勿谓言之不预。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傅作义决定派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为代表，与张东荪秘密出城，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和谈。
周北峰与中国共产党的渊源颇深，早在1937年他就曾受傅作义之托，赴延安谒见过毛泽东主席。抗战胜利后，周北峰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同八路军进行停战谈判。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由周北峰代表他参加的。
6日凌晨，周北峰与张东荪一起前往平津前线指挥部，与中共代表聂荣臻谈判。
聂荣臻问周北峰：“这次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
周北峰坦率地回答：“我看老总（傅作义的部下对傅作义的称呼）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放的条件。”
聂荣臻又问：“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的全部统辖的部队和地区呢？”
周北峰说：“我是奉命来谈全面的问题，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聂荣臻点了点头，问道：“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
周北峰诚恳地说：“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老总还有不少顾虑。我们这次商谈是要比较具体点的。”
聂荣臻说：“好吧！我们仔细谈谈。”
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要求向傅方代表严正表示下列诸点：和平让出平津；傅系军队以解放军名义编为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
8日，聂荣臻与周北峰、张东荪举行第二次正式谈判。双方就如何改编，傅作义总部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所属地方如何解放区化，行政机关如何改组，军政人员如何安排等事项进行了会谈。
9日，双方最终形成了一个《会谈纪要》，并规定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作出答复。周北峰回忆道：
上午十时，林、罗、聂、刘等几位将军一起来了，我与张东荪随着一同走进一间布置好的会场，分别坐下后，还是由刘亚楼同志做记录，又开始了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有关傅部数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情况，并将昨天所谈内容重述一下。全部谈完后，又问我与张有什么意见。张东荪说：“我没什么意见。”林彪说：“请周先生说吧！”我说：“傅的希望与要求全都谈了。”于是林彪让刘亚楼同志将会谈的结果，整理一个“纪要”，以便草签。这次会议较顺利，气氛也比较融洽。
聂荣臻立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军委复电指示：
（一）平津绥塘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二）为避免平津遭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之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令地点，用改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规定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同日，毛泽东再次电示平津前线司令部：“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傅作义只有和平让出北平、天津，才能赦免其战犯罪；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部可以改编为一个军，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眷属的安全、财产均可保障。
11日，周北峰回到北平向傅作义做了详细汇报。
傅作义听后信心倍增，但当看完了《会谈纪要》后，只是唉声叹气，摇摇头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显然，傅作义仍持观望态度，协议未能达成。周北峰回忆道：
这几天内，我内心非常不安。看傅的样子是要拖延时间，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如果是傅先生一时想不开，背城一战，北平这个数百年的故都岂不同锦州的情况一样了吗？明清两代王朝的文物古迹岂不都要付诸战火……
几天后，傅对我说：“你可以电告林、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十四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偕邓宝珊将军再去。”
傅作义请出老朋友邓宝珊与中共进行第三次和谈
原来，外受解放军政治、军事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要挟逼迫的傅作义，内心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成为蒋介石的殉葬品，又不想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背上“叛将”的名声，更不愿血战到底做共军的俘虏。
危急关头，傅作义想起了老朋友邓宝珊。
邓宝珊，国民党军陆军上将。1909年赴新疆新军当兵，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参加伊犁起义。1916年参加护国运动。1918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参与发动三原起义。1924年与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1926年后任国民第2军第7师师长、第8方面军总司令，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丹等人亲密合作，并请邓小平、李子洲等人在其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担任要职，人称“粉红色的将军”。抗日战争时期，任第21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期间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6月，任第12战区副司令长官。1948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司令兼华北“剿总”副司令。
邓宝珊不仅资历深，地位高，有政治头脑，而且与共产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合作。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称赞道：“先生支持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傅作义知道只有邓宝珊才能不辱使命，于是派专机将他接到北平。
1948年12月28日，邓宝珊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天坛临时机场，对前来迎接的傅作义说：“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两人促膝长谈，分析时局，一致认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和平解决华北问题是人心所向。针对傅作义怕把他以战犯对待的顾虑，邓宝珊开导说：“只要你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中共中央在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的同时，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国民党的其他部队加紧争取工作。
经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第92军军长黄翔等人准备起义；西直门、崇文门的守军也同意在解放军攻城时，来个“里应外合”，开城门迎接解放军进城；甚至连傅作义的嫡系第35军（原35军在新保安被歼后，重新在北平组建了35军）副军长丁宗宪也准备率部在德胜门、安定门一带单独起义。
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刘峙、杜聿明集团55余万人。消息传来，世界为之震惊，特别是平津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14日，解放军约定答复的最后期限到了。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在周北峰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当日下午1时，邓宝珊、周北峰等人来到北平通县西五里桥的一个大院子。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在院子门口亲自迎接。
罗荣桓说：“你们先休息休息，等一会儿再谈。”
邓宝珊连忙摆手说：“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
聂荣臻郑重地对周北峰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谈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限期，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攻击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情况报告总司令请示。”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有200万人口，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地处水陆要冲，海河经市区流入渤海，西上约120公里是北平，东下约70公里可经塘沽出海，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明清两朝定都北平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驻守天津的为国民党军第62军（欠1个师）、第86军等部10个师及非正规军共13万人，附山炮、野炮、榴弹炮60余门。警备司令陈长捷同傅作义一样出身晋军，又同为保定军校毕业，与傅作义有多年的袍泽之谊。傅作义主政华北后，念其旧谊，就将陈长捷从兰州调到天津。
天津设防坚固，其城防工事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的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千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还结合市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以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陈长捷回忆道：
天津市区是东北和西南偏斜的长方形，南北二十五华里，东西窄处尚不及十华里。经过傅总部指示，缩紧构筑的周沿城防工事线，达九十华里，间隔着海河、永定河、运河，分成河北（金钟河、运河以北）、河东（海河以东）和市区的三个方面。西北和西，南和东南，地面低洼，河渠交错，形为河网与泛滥区；只有东及东北方较广坦，来攻者可以展开大的兵力。对此设成三带阵地，虽未完全达成原计划，配以临时野战工事，已经基本是设堡的坚固阵地。以为来攻者若非很长时间构成攻城工事，步步逼近，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不可能攻破的，更不可能以强攻急袭摧毁的。
对天津的城防，陈长捷颇为自负，自诩为“固若金汤”，企图凭恃“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并多次向部下吹嘘：“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作义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绩，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要坚持胜利。”
傅作义仍不放心，问：“共军围城，你能独立撑多久？”
陈长捷信心十足：“不会比长春差，起码也耗他半年。”
于是，傅作义的心底又萌生了一丝希望：如果陈长捷能坚守天津几个月，那么他的和谈砝码必将大大加重，故一再命令陈长捷：“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起初，中央军委计划先攻塘沽，后打天津。但由于塘沽东面靠海，其他三面为水渠盐池，不能对敌形成包围，也不便大部队展开。同时判断北平、天津国民党军有突围的可能，林彪、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建议：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
中央军委批准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并命令第41军迅速归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全部由平绥铁路沿线东调，协同东北野战军严密包围北平。
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决定集中5个军共22个师，连同特种兵总计34万人，附重炮538门、坦克30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夺取天津。
1月2日，各攻击部队进至天津周围，至13日基本肃清了外围据点。
在此期间，指挥夺取天津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敦促陈长捷仿效长春的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可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陈长捷拒不接受。
东北野战军根据天津国民党军在部署上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坚固、中部兵力和工事均不很强的情况，以及天津地形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发起天津战役。具体部署是：
以第38、第39军为西集团，从和平门两侧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以第44、第45军为东集团，从民权门两侧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以第46军附第49军第145师，从前后尖山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第39、第45军各一部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警卫团从北面实施佯攻；以第43军第128师为预备队。另以第49军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守军。
14日10时，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
同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时刻关注新华社电讯的傅作义，在听到毛泽东的这一重要声明后，马上意识到：人民解放军用武力解决平津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一声令下就可攻城，以前所幻想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现实的，拖延时间也是不可能的，眼下唯一的出路只有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放。于是，他给周北峰复电：“请和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
天津战役打响后，各攻城部队仅用40分钟就在东西南三面9个地段突破了国民党守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
15日晨，东西主攻集团于金汤桥会师，将守军分割成数块。尔后采取击弱留强，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法，经过29小时激战，全歼守军13万人，俘虏陈长捷、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86军军长刘云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等。据守塘沽的国民党军第17兵团部及第87军等部5个师共5万余人乘船南逃。
这样，驻北平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4、第9兵团部及第13、第16、第31、第92、第94、第101军和重建的第35、第104军等部，共8个军25个师，连同特种兵和非正规军总计25万人，陷入绝境。
邓宝珊、周北峰深感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相继解放后，北平已成孤城，只有促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是最佳的上策。周北峰回忆道：
上午开始了通县谈判，但是已经不包括天津了。参加谈判的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邓宝珊和我，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参谋处处长苏静同志做记录。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主要内容包括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专指北平部分），对傅的华北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共整理归纳出具体条款十余条。第二天下午，继续会谈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林彪说：“绥远的问题，党中央指示缓缓再谈。但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都能够完整回到人民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将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最后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并决定次日由邓宝珊先生、刁可成和王焕文偕同苏静同志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队列科王科长进城。我仍留通县以备联系。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驻平郊部队开赴指令地点，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释放被俘人员，对被俘人员不以战俘看待；双方在北平成立联合办事处，处理过渡问题等。
邓宝珊临走前，林彪让他给傅作义带一封信。信是毛泽东亲自执笔，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敦促他当机立断，早日下定决心，接受“八项条件”，放下武器，站到人民方面来。目的在于保全北平文化古城，并且指出傅部官兵出路。信中还提到，天津已经解决，平津战役只有北平一城了。中央军委已下达攻城命令，希望傅作义将军不要再拖延，及早抉择为好。
17日，邓宝珊一行返回中南海傅作义的住处，详细汇报了会谈经过和达成协议的情况。
根据第三次谈判所取得的结果，双方代表对和平解决北平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商讨，于19日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21日，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傅作义方面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协议书上签字。双方议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
北平和平解放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不死心，一面以恫吓、暗杀、封官许愿等手段极力阻挠和破坏傅作义的和谈行动；一面派次子蒋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飞抵北平，面见傅作义，要其坚守北平或南撤。
宜生吾兄勋鉴：
去岁送迭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维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遄此敬侯勋安。
弟 蒋中正
傅作义婉言相拒：“请向总统致意，时至今日，一切全晚了……”
蒋纬国忙说：“不晚不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并代表蒋介石许诺，只要傅作义撤到青岛，则由美军援助南撤，届时一定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的国民党军队。
傅作义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用意，郑重地说：“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国家大局高于一切。我是炎黄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
蒋纬国见无可挽回，只好回南京复命。
21日，傅作义发布文告，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方法细则。各报刊纷纷登载，国民党中央社也发表了这份文告。
北平城的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奔走相告。越来越多的人围在文告前，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有的聚集在广播喇叭下一句句地细听，各报馆的号外也被抢购一空，到处都在谈论解放军，谈论和平解放。
22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参加此次会议的华北“剿总”司令部作战处上校参谋方正之回忆道：
傅作义首先讲话，他音调低沉，语言简短。大意说：我们虽然尽到最后最大的努力，但大势已去，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生命，为了保全几百万人民和文物古迹，我不得已才走和谈这条道路，大家是我的部下，历史责任由我来负，与大家无干。大家跟随我一场，我对大家负责到底。愿意随我干的，我竭诚欢迎，愿意走的，我一定派飞机送走，绝不勉强（主要是针对中央军将领说的）。大家回到部队之后，最重要的是要向官兵耐心解释。尤其是要控制住部队，一方面防止出事，一方面注意自己的安全。等一会儿宣布和平条款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在傅讲话时，我仔细观察中央系将领李文、石觉、袁朴等的表情，只见他们一个个面如土色，眼中无神。傅讲完话后，大家沉默一阵，即由王克俊宣布和平条款。内中关于军队的改编，干部的处理，等等，说得十分具体。最后说明绥远问题，另行解决。宣布之后，大家默不作声，既没有表示赞成的，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接着宣布休息，准备会餐。傅系将领看来倒很冷静，反正跟着头儿走。中央系将领却有的窃窃私议，有的跑到参谋长李世杰房中，探听究竟。……傅作义就用飞机将中央系的高级将领以及在北平的特务系统的高级人员送走了。据我所知中央系师长以上的将领，如李文、石觉、袁朴等，凡自愿离开北平的，都送走了；还有总部第二处长军统特务头子史泓等也都送走了。
当天，国民党军开始陆续撤离北平城，接受改编。至31日，20余万国民党军全部开出城去，听候改编。古城北平宣告解放！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上午10时，4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解放军入城部队以坦克部队为先导，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从永定门进入北平。
解放军盛大的入城仪式使古老的北平城焕发了青春。整个北平城沸腾了！到处人山人海，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将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成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八项条件”解决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榜样，争取了大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和建制部队站到人民方面来，是中共中央战略指导的一大成功。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地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华北地区，进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予以各个歼灭，并以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实现了对北平守军的和平改编，共计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及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包括战役中新建和重建的军、师），连同非正规军总计52.1万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据点外，其余均获解放。华北解放区与东北、华东、中原、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强大而巩固的后方，为下一步向全国进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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