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河南府驻洛阳的首席长官钱惟演，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贵族，一位很有学问的文人，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他是吴越王钱俶的次子，随父降宋，历任右神武军将军，知制诰，翰林学士，工部尚书，枢密使。参加过编修《册府元龟》，还作为“西昆诗派”的代表人物，与杨亿、刘筠齐名，他们互相唱和的诗，辑为《西昆酬唱集》，诗词精工稳切，文章真切清丽。
但他在官场中，趋炎附势，巴结讨好，排挤构陷，固权恃宠，可说得上名声不佳。第一手，赖其妻妹的关系，得以攀附皇族，第二手，用与名门联姻的手段，裙带权贵，都一直是御史和舆论的攻击对象。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人品与文品的悖背现象，他不是最初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倒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此公最差劲的，是在洛阳任上，做了一件特别拍马屁的事情，留在历史上，便永远被人诟病了。他来西京为官，而西京有什么可以让他得以表现讨好的呢！
也就只有牡丹了。当然，他这样做，也是怕东京遗忘了他这位贵族子弟，竟仿效唐代以驿马传送荔枝的办法，每到洛阳牡丹花季，一定要大动干戈地将各色名贵品种，如姚黄魏紫之类，兴师动众，快马加鞭，送到开封供内廷赏玩。同时代的苏东坡，写过《荔枝叹》一诗，结尾两句：“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诗人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就是明明白白嘲讽他的。在《东坡志林》里也提到过此事：“钱惟演留守洛阳，始贡花，识者鄙之。”
可能在钱惟演看来，送花是一件雅事，一个贵族，而且又是一个官僚，显然不会把给老百姓造成的骚扰麻烦当回事的。尽管他的人品为世不屑，但也有值得称道的另一面，他是一位极好读书的文人。欧阳修晚年着《归田录》，这样描写过他的老领导：“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宋史》也称他“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还说他“尤喜奖励后进”，像欧阳修、梅尧臣这些名士，未出道前都受到他的推重。
当时，北宋政权面临着从河北方向而来的契丹入侵，形势比较吃紧，而西北方面，由于范仲淹作陕西经略时，较好地处理了西夏和羌族的关系，外部压力，相对来讲，就不是很紧张的了。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样一位爱才的领导，自然会招徕一群风流倜傥的文人，聚集在他周围，谈诗论文，丝竹唱和，当时洛阳所营造出来的文化气氛，一定是非常浓厚的。《清波杂志》就记叙了他们的一次远游：“一日，群游嵩山，取颍阳路归。暮抵龙门，雪作。登石楼，望都城次，忽烟霭中有车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即钱惟演）遣厨传、歌妓，且致俾从容胜赏毋遽归之意。”
我想，这也许是人的多重性格了，这位钱思公，在官场斗争中，人品不高，可在文人中间，一旦放下官架子，那诗人气质，倒显得十分可爱了。他不但不叫他的这些部下，赶紧回府，签到上班，奉公办事，否则的话，面孔一板，要扣奖金，扣工资。还兴致勃勃地从洛阳城里，派来了做饭的厨子，唱歌的歌女，过伊水，登龙门，让他们在大雪天里，尽情地玩个痛快，这样一位领导，实在是令人对他要刮目相看的了。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终结，不久，此公又倒霉了，“思公既贬汉东，王文康公晦叔为代。”领导换了，欧阳修等年轻人好像没有改变他们的快乐生活，以致这位新上任的王文康公大为不满：“讶幕客多游，责曰：‘君等自比寇莱公（即寇准）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大家愣住了，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对，只见年轻的欧阳修站起来，侃侃而论，从这时起便显出他后来终于要不同凡俗的气势。“众不敢对，欧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四座伟之。是时，文康年已高，为之动。”
年轻时意气用事的一句话，到欧阳修老年时，也没有忘却，而且身体力行，退出权力中心，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故欧公六十五即休致，门生或有言：‘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岂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惟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被驱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先退，盖以文康公为戒，且践畴昔之言也。”欧阳修的回答，可谓字字掷地有声。老实说，该退则退，恋栈何必，晚节不全，一生英名都玩儿完的话，那倒更不划算了。
通过《清波杂志》的这则小故事，使我们从古代文人的长长短短中，多少得到一点启发，也算有所裨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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