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犀利的一篇文章
毛泽东曾写过大量的大快人心的文章，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战斗檄文。毛泽东笔下最犀利的文章，当属他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其言辞之尖锐，火药味之浓，均十分之罕见。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到1948年9月，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经过三大战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军队已发展壮大至358万人，国民党总兵力则下降至204万人。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1949年元旦的上午，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当时与蒋介石一起前来参加团拜会的人还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等人。当时，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搁下了在危境中的蒋介石，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赴美乞援的宋美龄黯然离开华盛顿，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的种种努力化为了泡影。蒋介石一面在长江设防，一面放出“和谈”空气。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新年团拜会上，蒋介石还宣读了乞和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当天，《中央日报》的头版刊登了这篇文告。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表面上是蒋介石集团向国人的公开谢罪，也是蒋介石集团向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求和哀号。蒋介石的这篇文告据称有两个目标，一方面对“共党”提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另一方面则要制定出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据以与“共党”和谈的大纲。但人们在这冠冕堂皇洋洋洒洒又极尽狡诈之词的文字中，还是能感到蒋介石无可奈何的幻灭情绪。
然而对于当时的国共之争的战争起源与战争责任，蒋介石的文告中却避而不谈，唯见其一再推脱挑起内战之责任，可见其毫无和谈之诚意，但在当时也有少数人为蒋介石的虚假言辞所蒙蔽，对革命到底的信念不太坚定，对现实十分迷惘。蒋介石被迫发表的“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于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以正视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充满讥讽刻薄之词，有浓烈的火药味。”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在这篇献词的开头不容置疑地宣告道。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他在这篇新年献词中尖锐地指出：“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毛泽东在这篇新年献词中还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则寓言，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除恶务尽的道理：“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毛泽东用生活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把深刻的道理阐述得明明白白。在文末，毛泽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说：“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一剑出而天下惊，这篇檄文在全国全世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各战区指战员纷纷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战斗决心。全国人民无比振奋，热烈拥护，工厂、企业组织学习，各地纷纷举行集会，一致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李宗仁在听到此新年献词时，神情黯然地对夫人郭德洁说：“看来，和平之机会已经失去了。”蒋介石政权无可奈何地哀叹自己末日的来临，其“和谈”阴谋惨遭失败。
1949年元月4日开始，毛泽东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一系列评论，对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题做了进一步的引申，重申了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的信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毛泽东115字写尽人类历史
毛泽东有一首诗词，其涵盖历史面最大：上下几百万年。
这首词就是《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10]。
这首词上阕起笔就是“人猿相揖别”，说出人类刚诞生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但表面写来却是那么轻松，好像只是人与猿作了一个揖，就从此分道扬镳了一般。这个“揖别”用得极为形象，而且富有谐趣和十分厚重的历史感。接着是漫长的人类之“蒙昧时代”，几百万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人类发展最早的阶段——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在诗人眼中不过是磨过的几个石头，仿佛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时代。一个“磨”字让人顿生漫长而遥远之感，而“小儿时节”让人感到诗人对人类的把握是那么大气又那么亲切，这一句有居高临下之气势，更有对往事如烟之浩叹。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是全词中最经典之语，指的是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人民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战火不歇，流血遍野。一下子抓住了阶级历史是由血写成之本质，看得人触目惊心，感慨万千。
把这首词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与猿拱手作别进化到了原始社会的人类犹如呱呱坠地，再经过磨石为工具的石器时代人类进入了少儿时期。炉中火焰翻滚，那是青铜时代，也不过就是经过了几千个春夏秋冬。纵观历史，也如人这一生多忧愁而少开怀。放眼历史，尽是征战杀伐刀箭疆场。这大好河山，哪一处没有战争没有流血。一部历史读罢，我已满头白发，我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暮年。回顾起来不过是那些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什么王侯将相、功名利禄，有多少人为其白首执迷。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难道是真风流？我看不尽然。盗跖、庄蹻、陈胜、吴广这些敢于揭竿而起挑战统治者权威的人，那才是真豪杰。词未写完，天已破晓。天亮了，人民翻身了。
毛泽东的这首《贺新郎·读史》写于1964年春，是其一生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历史书的艺术性的总结，充满诗情画意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这首诗从人类诞生一直写到现在，纵贯几百万年的悠久历史，而着墨仅仅115个字，如大写意的国画，用笔不多，却挥洒自如，意境、情趣、神韵具备，把读者带进了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与之共悲欢。这是一首以政治家的气魄、诗人的才华、史学家的渊博、理论家的思辨发出的吟唱，大气磅礴，吞吐烟云，雄视古今，为中外文坛有史以来所罕见之大手笔。
毛泽东写诗批评警卫工作脱离群众
1955年夏秋之际，毛泽东来到杭州。其间，他心情很好，游兴也很高，兴致勃勃地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等。攀山途中，他时常被名胜古迹和南方山峦秀丽幽美的风景吸引得流连忘返，诗意盎然。在这期间他一连写了三首诗，《五律·看山》就是其中的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
曾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在杭州写的《五律·看山》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此诗是对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赞美，是一首写景诗。其实不然，此诗流露出来的是，毛泽东对在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词的方式对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市的活动都是由王芳他们负责安全保卫的。毛泽东三上北高峰，王芳都全程陪同。这三次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
王芳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陪毛泽东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峰的正面即灵隐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对在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毛泽东上山热了正在擦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若干年后你们就体验不到了。毛泽东的潜台词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就可能消失了。他是让孩子们作为生活体验去接触一下这种东西的。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上山的。下来时天色已晚，望见炊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毛泽东一行下山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闭，不见一人。毛泽东和大家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树下休息。松杉长得高大挺拔，树冠大，冬天不落叶，春天长新叶、掉老叶，风一吹，树叶纷纷落下。毛泽东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在思考什么问题。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走过来。这时毛泽东主席笑着对王芳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毛泽东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王芳，显然是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表示不满。
毛泽东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是石板铺成的，年代久远，多有破损，路面长满杂草，但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已是3月中旬，那日天气晴好，空气有些闷热。登山时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开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
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王芳他们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也特别小心。为确保万无一失，在毛泽东活动经过的地方，他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王芳他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毛泽东一路上见不到群众，他很不高兴，也不吭声。那首《五律·看山》，王芳估计，毛泽东就是那天打的腹稿。毛泽东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时刻不忘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王芳回忆，毛泽东第一次来杭州的第二天，对他说要出去走走。王芳就陪他去云栖，就是陈云同志后来题词“云栖竹径”的那个地方。他们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这里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王芳走在前面给毛泽东带路。毛泽东走路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抬头挺胸，双目远视，不看脚前的路面。不管脚下坑坑洼洼，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当时路高低不平，长满杂草，路中央还有一堆粪便。
王芳担心毛泽东只管抬头走路踩着粪便，便提醒他：“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毛泽东闻言，停下脚步朝王芳笑着说：“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王芳说：“我是中农。”毛泽东说：“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王芳说：“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毛泽东说：“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
毛泽东时刻不忘劳苦大众，借用各种机会教育大家要保住革命本色，不要忘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还有一次，毛泽东提出要去爬玉皇山。那时玉皇山下有滑竿，是给上山游客乘坐用的。毛泽东在杭州爬了那么多次山，从来不肯坐轿。王芳他们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打算让主席爬到中途累了再骑马上山。主席见后面有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的。知道用意后，又很不高兴，说是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那像什么话，命令我们立即把马送回去。
毛泽东登山不坐轿，中央的老同志来杭州登山也从不坐轿。记得为此事有关方面专门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说，老同志爬山，轿子不要坐了，爬不动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轿子上山，群众影响不好。不久，玉皇山下抬游人上山的轿子，被杭州园林管理部门取缔了。
毛泽东历来重视群众，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在《保持劳动者本色，密切上下级关系》一文中曾强调：“共产党员绝不可脱离群众，绝不可高居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而应当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深入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这首《五律·看山》，是毛泽东重视群众关系的有力见证！
毛泽东诗词中提到的两名国民党军将领
毛泽东曾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这些流传甚广的诗词不仅是一代伟人的心灵史，更是民族的精神史。这些诗词题材很广泛，但其中提及国民党将领的只有两首，所以致使这两位将军名扬天下：戴安澜名垂千古，张辉瓒则遗臭万年。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是毛泽东描述苏区军民取得反第一次“围剿”胜利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写于1931年春。“前头捉了张辉瓒”从此到处流传，张辉瓒就这样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人都是从这一句知道张辉瓒的。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885年。湖南兵目学堂、湖南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12年（民国元年）任湖南都督府参谋，北平军需学校总队长兼军事教官，后赴德国考察军事。1916年在天津进行反袁活动。1917年回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任游击司令，1918年任湘军兵站总监，湖南第4区守备司令。1921年任湘军第四混成旅旅长、湖南警务处长。1923年任建国湘军总司令部军务委员、第九师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四师师长。后任第二军副军长、代军长。1928年10月，第二军缩编为第十八师，任副师长。次年入赣，兼南昌卫戍司令，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1000余人。1930年任陆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930年12月初，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共动用了十余万兵力。
面对强大的敌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通过对敌情的分析，决定退出吉安城，向吉安县的东固和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进军，按“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敌人引入到赣西南苏区的崇山峻岭之中，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为监视进攻苏区的敌人，及时了解动态，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加强赤色戒严，在交通要道设立了瞭望哨，组织侦察队，还把油盐柴米都埋藏起来，断绝敌人的粮食。敌军每到一处，难找到吃的，也没人带路，使他们难以如愿。12月下旬，进攻苏区的敌军已迫近红军的集结地。毛泽东在宁都小布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军民们斗志昂扬。
敌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担任“围剿”前线总指挥，率部进入东固南龙。他们深入苏区腹地，已是疲惫不堪。但张辉瓒仍野心勃勃，扬言要立头功，“剃掉朱（德）毛（泽东）”。同时进攻的还有三个师，分头朝苏区扑来。毛泽东决定，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十八师，挫其锐气。12月28日，张辉瓒部队向永丰龙冈方向推进。红一方面军经过周密部署，于30日开始了围歼敌人的战斗。
龙冈是一个山区小圩镇，群山环绕，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峡谷，宽处四五里，窄处仅一两百米。红军利用地形悄悄地接近敌人。这天，龙冈山上山下大雾弥漫，几十米外难看清人。上午8时左右，张辉瓒部刚进入龙冈，红军便在山上迎头痛击，迫使他们缩小阵地。红军从四面向敌人进攻，敌人猛烈反击，企图突出重围。双方交战几个小时，到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击令，顿时杀声震天，枪林弹雨，敌人溃不成军，四处逃窜。赤卫军、少先队和战士们一起冲杀和搜寻敌人。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直捣敌军师部，警卫营长见来势凶猛，命全营官兵投降。战斗全部结束，全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多人，旅长、团长多人被俘或被击毙，可师长张辉瓒不知去向。
红军搜捕残敌，来到了万功山，在一棵大枫树旁，发现了一件皮毛大衣，捡起来反复察看，在胸口边发现一块写着“张辉瓒”三字的小牌子。战士们兴奋地说：“大衣在这里，人就跑不远。”“肯定躲在哪个地方，仔细查看。”
离枫树不远，有丛茂密的杂草，一个战士拨开杂草，发现有一个土洞，探头一看，不由得叫了一声：“有人！”战士们都围拢在洞口，喝道：“快出来，不然就开枪了！”可那人不动弹，缩做一团。有几个战士忍不住了，猛地拉住那人的腿，把他拖了出来。这家伙，胖得像只肥猪，头光光的，穿件士兵衣服，大肚皮绷得紧紧的，裤子是黄呢子，皱巴巴的，皮靴上尽是泥巴。战士们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快说！”那人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是个连长。”“你哄谁？是连长为什么穿士兵的衣服？肯定是个伪装的大头子。”一个战士说。另一个战士把皮毛衣甩在地下说：“这是不是你的？”那人吞吞吐吐地答道：“是，是我的。”“哈哈！你就是张辉瓒，想不到大师长还钻地洞。”战士们兴奋地讥嘲道。
红军战士把张辉瓒押到毛泽东、朱德的住所。毛泽东带着蔑视的口气嘲讽道：“张师长，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你也太狠心了，到处说要剃掉朱毛，想不到朱毛今天剃了你的光头。”
张辉瓒一脸尴尬地苦笑，说道：“还是你们剃了辉瓒的头。毛先生，辉瓒还求你饶我一命。”
“嗯”，毛泽东把大手一挥，“我们不杀你。但是你要知道，红军不杀你，并不是你没有可杀之罪，也不是害怕蒋介石会来报复。不杀你，是因为我们宽大为怀。”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辉瓒问了一些军情，张辉瓒把他所知的都讲了出来。离开张辉瓒后，毛泽东对陪同他前往的红军军长何长工说：跟战士们讲，这个张辉瓒要好好看着，不要杀他。杀他没有什么益处。留着他反而对我们有用，对革命有用。起码对国民党的官兵是一个教育，会有些影响。
1931年1月28日，苏区政府在吉安县东固召开了反“围剿”胜利的群众祝捷大会。谁都不曾想到，正是这个群众大会，使事情陡然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张辉瓒意外被杀。
由于当时通讯落后，联系不便，党中央的指示尚未送到中央苏区。东固的群众祝捷大会提出要公审张辉瓒。军长何长工得悉后拿不定主意，便急忙赶到红军总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很犯难，因为这个张辉瓒，在东固一带曾纵兵大肆烧杀抢掠，群众对其恨之入骨，这股愤怒情绪控制不好就会出意外。但是苏区在东固召开这么大的群众集会，不让公审张辉瓒又显然说不过去。
毛泽东最后决定让何长工多带些红军战士到场，对张辉瓒加以保护。这天上午，东固十里八乡的“老表”们纷纷向会场涌来，他们都是冲着公审张辉瓒来的。就在不久前，这个张辉瓒带着队伍在这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此刻，群众把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都集中发泄到了张辉瓒的身上。“剥皮”、“抽筋”、“点天灯”的怒吼声此起彼伏，情绪激昂的农民群众纷纷登上主席台揪打张辉瓒。局势失控了，青壮赤卫队员和激愤的群众硬是从红军战士的手里抢走了张辉瓒，将其拖到会场不远处的田头后立即处死。张辉瓒被当场砍下头颅，用木箱装着，放在门板上，上面插着“打倒军阀张辉瓒！”“打倒蒋介石！”的标牌从富水河随水流漂入赣江，漂到吉安城。沿途群众见了，无不感到扬眉吐气。
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红军、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动用了大量的军警在南昌、上海、武汉及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还将囚禁在南昌下沙窝监狱的100多名共产党人用电击昏装进麻袋丢进了赣江。蒋介石又重新部署兵力，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以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由于张辉瓒的被杀，共产党、工农红军被刻意妖魔化了。国民党官兵们的仇恨情绪被大大地增强了，这对工农红军分化瓦解敌军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第二次至第五次“围剿”，红军打了20多场大仗，但都极少能活捉到一个“将军衔”的国民党大官，这也是与张辉瓒的被捉与被杀有关联的。
张辉瓒的被杀给共产党、红军带来了麻烦，也带来了深刻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地记取总结了这个教训，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条款逐渐明晰，并被制度化，最后收进了伴随共产党军队日益发展壮大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
勇夺虎罴威
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11]。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因之成为唯一获毛泽东诗悼的国民党军队将领。
戴安澜是安徽省无为县风和村人，生于1904年11月25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作战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后晋升为团长。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七十三旅旅长、八十九师副师长。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五军第二百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35岁。据笔者考证，第二百师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师。
1939年冬，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率部在广西大明山区与日寇战于昆仑关（在广西南宁市东北宾阳县附近）。昆仑关地形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侵占昆仑关的日本军队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之主力第十二旅团，及后来增援的两个联队，由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自在九塘指挥。杜聿明麾下的戴安澜将军率机械化师担任正面反攻，用火牛战术，冒着密集的炮火，爬向日军堡垒，冲毁敌军层层铁丝网等防御工事，重创日寇。戴将军亲赴战壕指挥，冲锋陷阵，首克同兴堡。昆仑关战役一个多月，歼敌6000余人，俘获甚多，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和联队长三木吉之助于九塘和昆仑关之间。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十二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但基本干部仍健全。此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战例。战斗中戴将军身负重伤，仍奋勇作战，因此荣获国共两党联合颁发的三黄“宝鼎”勋章。戴将军初到昆仑关部署阵地时，即发出豪言壮语，说：“中国古时有上元三鼓夺昆仑之佳话，吾拟元旦夺取昆仑关。”后来果然如期攻夺。此役后，戴安澜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941年12月，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横冲直撞，连陷香港、关岛、威克岛、菲律宾，侵占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军港。继之将其魔掌深入东南亚各国，进犯缅甸，西进印度洋上，直叩安曼群岛之门。驻缅甸英军，一路惨败，士无斗志。日寇步步北犯，致使我国西南边疆遭受严重威胁。
1942年初，我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3月18日，戴安澜将军率第五军二百师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入缅抗日，进驻缅甸南部的同古（东瓜）地区，同日寇第五十五师团展开激烈战斗，戴安澜以孤军深入，奉命固守10天，以待援军。
同古地区乃一片平原，无防守之地势，3月20日，日军向驻守同古的第二百师各主要阵地发起了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于当日晚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他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并宣布了如下命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
后经十余日激战，敌军终于无可奈何，仍陆续增援，至兵力超过我军五倍。然其死亡人数亦超过我军五倍以上。戴安澜将军威名令敌胆寒。这是中国远征军对英军、缅军做出的重大贡献。当时，英国《泰晤士报》也予以报道，表示赞赏。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远东战场上唯一的捷报。
戴安澜将军完成固守同古，以待援军之使命已达，遂奉令突围，经一天一夜激战，进克棠吉据点。后因大批日寇由泰国、老挝边境窜入我军后方进行围攻，戴安澜将军孤军作战，四面受围，形势危急，上级急令其突围回国，相机歼敌。戴将军率部突围，退入泰、缅、老边区原始森林地带野人山，无衣无食，以野草杂菜充饥，爬山越岭70余日，备极艰苦。敌军据险阻击，1942年5月17日，大雨滂沱，戴安澜将军在一个小平山坡上指挥夺取敌军阵地时，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胸、腹部，血流如注，当时又无医无药，伤口发炎溃烂，进军至茅邦时，流尽最后一滴血，5月26日下午5时40分与世长辞。年仅38岁。全军闻之，无不泪下。
回国后，第二百师的官兵护卫着戴安澜将军的灵柩，途经昆明、贵阳等地，至全州，将灵柩安放于湘山寺内。沿途民众隆重奠祭，无不怆然泪下，哀叹痛失英豪！他的精神和业绩在当时曾得到包括国共两党和美英盟国在内的各方面的高度评价，称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中“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美国官方认为，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同古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英国的《泰晤士报》称之：“同古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也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对戴安澜的以身殉职给予极高的评价。在重庆的蒋介石献赠挽联一副，祭奠戴安澜：“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撰写了本文前面所提的那首大气磅礴的挽诗，遥祭戴安澜将军的不朽英魂。
毛泽东先后8次修改的得意词作
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这里峰高川多，处处奇险。当年，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先后经过六盘山地区，巍巍六盘，浩浩长风。一代伟人毛泽东一首气势磅礴的词章《清平乐·六盘山》使之名扬天下。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饱览了六盘山雄姿，毛泽东对张闻天等说：“这里可观三省，快到陕北了。”此时，天空雨后放晴，蓝天白云，秋高气爽。毛泽东居高远眺，目穷千里，看到大雁南飞，想到红军北上即将到达目的地，又联想走过的艰难历程，临风寄景，诗兴勃发，遂吟出《长征谣》一首：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气吞山河、激情飞扬的《长征谣》，后来经毛泽东先后8次修改，成为他诗词中的得意之作——《清平乐·六盘山》。如今，在位于宁夏固原市境内的六盘山主峰之上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珍藏着毛泽东4次改动的墨宝。
据有关记载，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当晚，红军总部机关和毛泽东就宿营在彭阳县河阳洼村。毛泽东住在村民张有仁家的窑洞里，在闪烁的油灯下，毛泽东趴在小炕桌前记下了自己白天在六盘山山巅上吟颂的《长征谣》。此歌谣一出，即在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广为流传，并于1942年8月1日在《淮海报》副刊上全文刊登。1949年6月天津知识书店再版的关青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在这本书中这首词题为《咏红军·长征》，分上、下两阕。
1949年8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由毛泽东作过删改的诗词，使用的词牌便是《清平乐》，内容便是今天人们所读到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5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再次收入了这首词，它的题目被改为《毛泽东同志长征词·清平乐》。
从《长征谣》到《清平乐》，经过8次改动后，尽管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却删去了一些反复出现的呼语和重复句。句中除了将“屈指行程已二万”的“已”字删掉以符合词的格律外，还将“望断南归雁”的“归”字改为“飞”字，将“赤旗漫卷西风”的“赤旗”改为“红旗”，将“今日得着长缨”改为“今日长缨在手”。
1957年1月《诗刊》创刊，毛泽东在应邀将这首词抄录发表时，又把词中“红旗漫卷西风”的“红旗”改为“旄头”，并写下了横、竖两幅书法，供《诗刊》选用。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59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布置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时，想将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手书题刻在宁夏特有的贺兰石上得以展示，于是，自治区领导请董必武副主席向毛主席报告。1961年，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挥毫泼墨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并回复一封信：“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顺祝健康！”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这次书写时，毛泽东又把“旄头”写成了“红旗”。
这首雄视古今的《清平乐·六盘山》，写于毛泽东在六盘山指挥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之后。长征途中，在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领导带领红军到达六盘山时，国民党的多股军队围追堵截。国民党三十七军第二十四师李英部已至静宁、隆德一线，第八师陶峙岳部二十二旅已尾追至六盘山西侧，紧跟在红军后面。正在此时，国民党三十七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的两个骑兵连，从六盘山东侧平凉进至固原县开城乡青石嘴准备吃饭、休息。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等用望远镜看清楚青石嘴村国民党骑兵部队的情况，遂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大队干部开会，决定消灭这股骑兵。毛泽东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翼迂回袭击。毛泽东在山头指着下面的青石嘴村说：“都看到了吧，隘口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他会挡着我们的去路。”毛泽东还指示：“一定要消灭他们，搬开挡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然后又转过脸，对杨成武和王开湘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稳，要狠。”
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政委萧华和五大队大队长张鼎山、政委赖传珠分别率所属部队从两侧迂回袭击；四大队迅速翻过垭口，从西侧正面接近青石嘴；一大队主力从北侧迂回插进青石嘴后侧，另一部兵力阻击从固原、开城方向前来援助的敌人；五大队迅速迂回到南侧，截断平固公路，切断陶峙岳部退向瓦亭、平凉之路。几路兵马对驻青石嘴之国民党军形成钳形包围之势。
各大队分路出击，配合行动，战斗打响后，红军指战员猛打猛冲，迅速扑下山去，毫无戒备的国民党骑兵部队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未来得及上马就被击毙，有的互相残杀，除该团团长胡竞先和团副米某各率一部分骑兵拼死逃往开城外，其余残部纷纷举手投降，战斗前后只有半个小时。
青石嘴战斗是红军战史上全歼国民党骑兵的重要战例之一，亦是红军组建骑兵部队的开始。此战共歼敌军2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十余辆马车的弹药、军装和大批布匹等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和纵队领导的指示，缴获的枪支、弹药物资武装了红军，缴获的战马组建起红军“骑兵侦察连”。
于是毛泽东在《清平乐·六盘山》里兴致勃勃地吟诵：“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缨，就是绳子，长缨当是长绳。传说西汉著名政治家终军出使南越前，曾请求汉武帝赐给他“长缨”，如果南越王不肯归顺汉朝，就用长缨活捉南越王。因此“请缨”也成为投军报国的代称。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一句“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意思是说自己已经长到终军的年龄了，却还没有被朝廷任用，真是怀才不遇啊。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终军还是王勃，他们要报国，都是需要封建帝王的批准恩赐的，要不然就是报国无门，怀才不遇了。
毛泽东则截然不同，只要活在今天就必须长缨在手，远不必发出无路请缨的喟叹，“枪杆子里出政权”，长缨就在自己手中，无须任何帝王的恩赐。“何时缚住苍龙？”虽是一问句，但是前面已经强调长缨在手了，缚住苍龙那是必然的事，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罢了。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
天纵诗才的毛泽东一生当中写过大量的浪漫主义诗篇，其中有六首诗词是写给女性的。
第一首是《虞美人·枕上》，是1921年写给夫人杨开慧的。杨开慧1901年生，湖南长沙人，1920年冬，同毛泽东在长沙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1930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21年夏，毛泽东告别新婚不久的夫人杨开慧，与何叔衡悄然登船，东下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夜间无法入睡，思念远方的爱人，写下了这首词。词曰：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二首是《贺新郎》，写于1923年，也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1923年冬，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受党委派，离长沙赴沪转穗，去参加国民党一大。辞别夫人兼战友杨开慧时，他写下了这首词。词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第三首是《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是1936年12月写给女作家丁玲的。曾与杨开慧在岳云中学是同学的丁玲，1936年11月辗转到达陕西保安（今志丹县，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那时，红军经过长征，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缺乏人才，尤其缺乏知识分子。国统区著名女作家丁玲此时到来，便成为一件重要事情。中央宣传部在一孔窑洞里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丁玲感到意外，更感到温暖，后来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毛泽东说，你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第一个作家，现在这里的条件很差，打仗的人多，文化人少，你来了好，可以把苏区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你在上海领导过左联工作，多想些办法，多发挥一点作用。丁玲建议：先要成立组织，比如文艺俱乐部之类，把文艺爱好者聚集起来，开展活动。
11月22日，在保安，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开始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毛泽东建议改为“中国文艺协会”。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协主任。毛泽东问丁玲，还想做什么？丁玲说：“我想当红军，上前线去，看看打仗。”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还来得及，还赶得上最后一个仗。明天有队伍上前线去，你就跟着杨尚昆主任他们走吧！”就这样，丁玲跟着工农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出发上了前线。
这一年的年底，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就是毛泽东的《临江仙》词，用军队电报拍发给前方的丁玲。词中表达了对于丁玲的高度赞许。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笔者刘继兴考证，在毛泽东诗词中，题赠现代作家的只此一首。1937年初，丁玲来到延安，又当面请毛主席亲笔抄录了这首词，写在两张16开大小的浅黄色毛边纸上。抗日战争开始后，丁玲为防丢失，于1939年初夏把毛主席的手书寄给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虽然历尽沧桑，几度风雨飘摇，但始终妥善保存着这件珍贵文物。1982年，胡风从四川回到北京后，终于将它归还给了丁玲。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新观察》1980年第七期。
第四首是《蝶恋花·答李淑一》，是1957年5月11日写给李淑一的。李淑一当时是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师，杨开慧的好友。1957年春节，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谈她读了毛诗的感想，并附了一首她在1933年听到丈夫柳直荀（曾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牺牲时写的《菩萨蛮·惊梦》。毛泽东5月11日回信，并赋此词。词曰：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词中的“杨柳”指的是杨开慧和柳直荀。毛泽东在此词中以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了为国赴死的先烈，与李淑一共同缅怀了自己的革命伴侣。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第五首是《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1961年2月写给已参加了首都民兵方队两个多月的军事训练的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李原慧。
在国际格局处在冷战期间，毛泽东非常重视民兵的建设。1959年，为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检阅，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李原慧参加了首都民兵方队两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国庆检阅后，李原慧全副武装地照了像，珍藏在自己的皮包里，作为她永远的纪念。
1960年，李原慧作为工作人员随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进行调查研究。有一天，李原慧等工作人员向毛泽东汇报当天的社会调查情况后，毛泽东同他们一起聊天、谈家常。这时，李原慧翻开小皮包，将自己在国庆10周年参加民兵方队的照片拿了出来。周围的人争着要看，毛泽东说：“小李啊，什么照片？让我看看。”李原慧面带微笑双手将照片递上，毛泽东仔细端详照片后，右手微微举着照片说：“好啊！是应该训练，既能文又能武。”随即他又说：“小李啊，这张照片送给我作纪念吧，行吗？”李原慧看看主席，十分腼腆，笑着点点头说：“好吧，送给您。”只见毛泽东又看了看照片后，小心地将照片放进了自己的手稿里。
1961年春，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翻开李原慧照片，在宣纸上欣然挥笔，写下了诗词《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李原慧正在机要秘书处整理资料的时候，毛泽东手托诗词稿纸，走进了机要办公室对李原慧说：“小李，拿了你的照片，我也得赠给你一份礼物，这诗词就送给你了，你瞧瞧。”
李原慧欣喜若狂，看了看慈祥的毛主席，再看看桌上苍劲有力、形若蛟龙的《为女民兵题照》的诗词草书，心如潮涌，她百感交集地说：“主席，真是太感谢您了。”其他工作人员看了毛主席题的诗词后，都为李原慧感到高兴。此后，李原慧视之如珍宝，将这首诗词原稿珍藏起来。
毛泽东的诗词《为女民兵题照》，随即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此诗既是一首题照诗，也是一首即景诗。作者用雅洁爽朗的语言，通过对女民兵军事训练的勾画，描绘了新中国妇女前所未有的飒爽英姿，赞美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颂扬了新中国妇女崭新的时代精神风貌和随时准备保卫祖国的不平凡志气。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
第六首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1961年9月9日写给夫人江青的。诗曰：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仙人洞及左右的那座险峰和那棵劲松，此后因毛泽东的这首七绝诗而闻名天下。凡来庐山者，不在洞口、险峰和那棵松下留影，似乎就不算来过庐山一般。
庐山锦绣谷内奇石林立，不仅花奇，而且石怪，垒垒巨石，形态各异，奇峰怒拔，气象万千。有的如白发老翁，有的似跳出水面的青蛙，有的若搏斗的双狮、扬鬃撒足的野马、翱翔长空的雄鹰，还有的像观音对台梳妆。人们给这里的峰岩取了许多动人的名字，赋予它们优美的传说，牵动了无数游人的思绪。
仙人洞位于庐山锦绣谷，是一个天然石洞，因形似佛手，故称“佛手岩”。传说吕洞宾在此修炼，夫妻恩爱，留下“相敬如宾”成语典故。唐朝时，这里敬佛，建有千佛阁；清朝时，这里改成了道家的洞天福地，始称仙人洞。如今里面供奉一座雕像，岩壁上有石刻，洞旁有太上老君殿。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李进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的照片，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写下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精神的不朽诗篇——《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松树在暮色苍茫中傲然挺立在山崖上，一阵阵乱云从容地飞过。天造地设好一个仙人洞，正是在这险峻的山峰上才能领略到无限美好的风光。多高的立意，多美的意境！
李进是江青的化名，一般人并不知道。1959年，毛泽东携江青第一次上庐山。一日黄昏，江青来到仙人洞旁，遥对着锦绣峰的御碑亭拍了一张风景照片。
毛泽东的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发表后的10多年里，人们并不知道李进是谁。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招待了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江青送给日本芭蕾舞团的领队一张风景照片，日本舞蹈家们认出了这是一幅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照片背后是毛泽东的那首诗，题词是“赠李进”。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江青摄。”人们这才知道，原来李进就是江青。
这首诗虽然所描写的场面较小，却体现出了宏大的主题与诗人毛泽东从容不迫的心态。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交迫，使国内局势出现恶化，国家困难重重，当时很多老百姓吃不饱饭，甚至吃树皮和野菜。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也与全国人民共患难，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酷爱红烧肉的毛泽东有7个月时间没有吃肉。
这是考验国人的关键时期，而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依旧泰然处之，并展现出在艰难时刻的宏伟气魄和积极主动迎挑战的心态。诗人以高超的写作技巧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浓缩于此七绝之中，从中可以领略到作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悠闲自得的超然风度。
松树一向被中国人视作坚强不屈、不怕压迫、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精神象征，在暮色余晖中，更能激起人们对它的敬佩。即使是乱云飞渡而来，它仍然从从容容，若无其事，显示了“劲松”不怕被包围的坚强风格。作者将当时的形势比作“暮色”，“劲松”比作自己以及敢于坚持真理、不惧外来压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含意深远，韵味无穷，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甚至于激起读者汹涌澎湃之激情、临危不惧之遐想。
“天生一个仙人洞”虚实结合，从写意中取寓。“无限风光在险峰”可以说是对诗人一生的人生哲学的概写，在“暮色苍茫”的环境中，他独能登临“险峰”，看“劲松”，观“乱云”，寄托着深邃而丰富的哲理的思考。将所描写之实物注入自己的意志，使人领会奇异于平淡之中。
正是由于诗人有着“从容”之心态，才有“无限风光在险峰”。同时也揭示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一浅显而又深刻的人生哲理。
诗人能将复杂的社会局面同自己的意志寄寓于短短的28个字，足见其卓越的文学造诣。“劲松”、“乱云”、“从容”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构造出不凡的意境，可以让人思维在此意境中任意驰骋，给人以刚健奇特之美，正如《文心雕龙·神思》里形容的那样：“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
毛泽东谈论最多的西方人是谁
当被问及“除了毛泽东之外，最喜欢哪个军事家”时，毛新宇表示他比较推崇拿破仑。这是2010年第三次参加全国“两会”时，毛泽东的唯一嫡孙、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答记者问的一个片段。
拿破仑，正是毛泽东一生中谈论最多的西方人。毛泽东饱读史书，对外国历史也甚为熟悉。他既读世界通史，也读国别史。毛泽东论史时，最喜欢谈论的西方人物是拿破仑·波拿巴。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谈拿破仑，不下40次。
1936年的延安，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兴奋地聊起少年往事。他说到为了看一本奇书，“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到灯光，正是它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这本奇书就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本最早开阔毛泽东视野的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那时的毛泽东只有13岁。毛泽东最早对拿破仑事迹的了解，正是从《盛世危言》一书里获得的。这本书多次谈到拿破仑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政策主张，使少年毛泽东获益良多。
拿破仑·波拿巴，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被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
1769年，拿破仑出生于法国科西嘉岛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15岁时拿破仑进入巴黎陆军学校专攻炮兵学，军校毕业后，拿破仑成为了一名炮兵少尉。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参加了革命军，与第一次反法同盟作战。1793年9月，拿破仑晋升为少校，他出任土伦炮兵副指挥。作战时他身先士卒，迅速击败英军夺回土伦，被破格授予准将军衔。
拿破仑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对当时的军事知识深有研究，善于将各种军事策略运用于实战之中。1796年3月2日，26岁的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在意大利，拿破仑统帅的军队多次击退了奥地利帝国与萨丁组成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联军，最后迫使对方签署了有利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停战条约。
取得意大利之役的胜利后，拿破仑的威信越来越高，他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人民的新英雄。而他的崛起令督政府感到大受威胁，因此任命他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国军司令，派往东方以抑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该地区势力的扩张。在拿破仑的远征军中，除了2000门大炮外，还带了175名各行业的学者以及成百箱的书籍和研究设备。在远征中拿破仑曾下达过一条著名的指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拿破仑本人精通数学，同时还十分喜爱文学和宗教，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十分大。
当第二次反法同盟侵略法国之时，督政府束手无策，正在远征埃及的拿破仑闻讯回到法国，发动了“雾月政变”，组成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在他的指挥下，法军最后击败了外来侵略者。1804年，拿破仑推出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同年他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
拿破仑连续五次打败了反法同盟，多次书写了世界军事史上的神话。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失利，元气大伤，1813—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击败拿破仑，将他流放到厄尔巴岛。法国的封建王朝复辟。但是拿破仑不甘心失败，1815年，他在国内对波旁王朝的普遍不满的情况下回到法国，重登皇位，欧洲各国十分惊恐，纠集了大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再度打败拿破仑，将他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结束了他戎马一生的军事政治生涯。1821年，拿破仑孤独地死去。
毛泽东在写作与讲话中，曾多次谈及了拿破仑。如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作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话时，很幽默地提到了拿破仑：“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12]
对拿破仑的传奇人生，毛泽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读过多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据毛泽东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分别回忆：“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直到七十年代主席还读过《拿破仑传》、《戴高乐回忆录》等书籍。而且对《拿破仑传》，他找过很多国家版本加以对照。”
1949年底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看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库图佐夫》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斯大林知道后评价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196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曾对这位远道而来的非洲政治家说：“我研究法国历史时读过《拿破仑传》，一个俄国人写的。实际上是吹库图佐夫。”这里指的是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写的《拿破仑传》。
1970年5月1日在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讨论拿破仑时，毛泽东又说，我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写的法国革命史”，“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评点的这几本书，除了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外，还有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英国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都是20世纪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权威读本。
毛泽东晚年想读一本《拿破仑论》的书。此书无中文本，需从英文翻译，这就需要一个精通中英文字的人来进行，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觉得文学家、翻译家萧乾是具备条件而又十分合适的人选。于是特地把他从劳动改造的队伍中抽调到北京，专为毛泽东译书。所以，毛泽东晚年所读的《拿破仑论》一书，实出自萧乾的译笔。萧乾夫人文洁若在其《我与萧乾》和《一生的情缘》两本书里，都谈到这件事。
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曾这样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
这个马纳克，还曾与毛泽东争论过。1970年10月14日，马纳克陪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突然问：“拿破仑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后来总也没有搞清楚。也可能是胃溃疡，也可能是胃癌。”德姆维尔说：“可能是胃癌。”毛泽东说：“他自己遗嘱中还说是要解剖的。当时医生也没有搞清楚。”随后，毛泽东同马纳克又讨论起法国大革命来。毛泽东说：英国人曾经占领法国的土伦港。而马纳克则说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没有占领土伦”。毛泽东仍坚持说：“我看到的拿破仑的传记上说，拿破仑是攻下土伦的，那时候英国人已经占领了。”马纳克也坚持说：“我记得英国是从海路上攻打土伦的，包围了它，但好像没有占领。还要再核实一下。”德姆维尔只好出来打圆场：“将来我们大使就此写一个备忘录交给中国政府。”
对于法国史，毛泽东比他们这些法国人还熟悉。事实上，毛泽东的记忆无误。1793年6月，法国保皇党人将土伦要塞和法国地中海舰队拱手交给英国、西班牙联军。这年12月，法国革命阵营的炮兵中校拿破仑率部从英国和西班牙军队手里夺回土伦港，一战成名，拿破仑也因此登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大概因为马里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毛泽东又和特拉奥雷讨论起拿破仑来，并想起同德姆维尔和马纳克说起的话题：“拿破仑是1769年生，1821年死的。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害胃溃疡还是胃癌死的，不清楚。”特拉奥雷告诉毛泽东，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化验了拿破仑的头发，证明是被毒死的。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是不是拿破仑本人的头发？”“怎么解释拿破仑长期以来总是胃疼的现象？”“是什么人毒他呢？英国人吗？”
随后，毛泽东又谈起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学术贡献，称他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发展了康德的观点，然后又讲：“拉普拉斯教过拿破仑的书。现在的一些法国人把他们的祖宗忘了，我说英国人占领了土伦军港，他们说没有。拿破仑是学炮兵的，他第一次立功就是收复土伦军港。拿破仑就不是法国人，他是科西嘉人，属意大利，刚刚割让给法国没两年，他就变成所谓的法国人了。他很不满意他的父亲投降法国。”毛泽东的渊博学识，令穆萨·特拉奥雷佩服不已。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穆萨·特拉奥雷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使后人向他表示学习。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那个人相当聪明。”
2010年初，美国的网站曾评出了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与拿破仑均榜上有名。其余的八位是亚历山大大帝、凯尤斯·恺撒、汉尼拔、理查一世、乔治·巴顿、朱可夫、托马斯·乔纳森、霍雷肖·纳尔逊。
《论持久战》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步步进逼上海、南京一带，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毙敌一万多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早在1936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全面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为了写好这部专著，毛泽东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了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写作，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仅仅用不到10天的时间，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就一气呵成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做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论持久战》是一部具有超前认识的创造性著作，它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昼夜写作，棉鞋烧了，才叫警卫员“来一下！”
翟作军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员。翟作军是河南省济源人，1919年1月生，1936年3月入伍，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翟作军曾这样回忆道：
“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生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主席多休息。”
有一天，又轮到了翟作军值班。正是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分别置于写字桌两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许多时候一样，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到了毛泽东该吃饭的时分，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给毛泽东，提醒毛主席趁热吃下，然后睡会儿觉。
毛泽东说着“你们先睡，工作没搞完睡不着”的话时，手中的笔仍不停地“沙沙沙”写着。见此情景，翟作军进一步恳求主席吃完饭早点休息。毛泽东抬起头看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好，等一会儿就睡。”
翟作军考虑到不便多打搅主席，便走了出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想去把碗筷收拾一下，好让主席睡觉。谁知他推开门一看，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只是不冒热气了。
翟作军回忆说：“我很失望，只好进屋去，把饭菜端出来放在火上热了热，又给主席送去。‘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我说。‘啊？我还没有吃饭？’主席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自己都不大相信，说：
‘好，就吃就吃。’我又走了出来，有意多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一回主席总该把饭吃了。哪知道进去一看，饭菜还是没动。主席还在低头写作。那股子专心劲儿，就好像把整个身心都投注到那支笔上去了。我过去看他，他根本就没发觉。我心里一阵难受，说不清是啥滋味。眼前这种情况，进去打搅显然不合适，天快亮的时分，我再次去主席屋里看看，见主席还在写，饭仍然一动没动。”
毛泽东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这样熬下来，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饭吃得更少了。天天看着主席因废寝忘食艰苦写作致使身体日渐衰弱下去的状况，警卫班几个人的心里都火烧火燎的，十分为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担心和焦急。可又没有什么好的法子能让毛主席注意适当休息。
翟作军描述道：“到了第七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还是不肯休息，继续在写。这里虽然已是春天，天气还是较冷的，夜间坐久了，还冻脚呢。我怕主席冷，弄了盆炭火搁在主席脚边，又想起主席硬板凳坐着累，就到饲养员那里找了条当马垫子用的毛巾毯给主席垫在椅子上。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得主席在叫：‘警卫员，你来一下。’我刚想站起身向主席房间走去，忽然闻到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煳味儿，心里在奇怪什么东西烧了，走进去一看，只见主席正微弯着身子在脱棉鞋，两只脚上还微微在冒青烟！原来是主席的棉鞋烤着了。我赶快过去伸手帮主席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随手用暖壶的水往鞋上一浇，火灭了，焦煳味儿直冲鼻子。主席的一双棉鞋烧破了好几处，棉花都露了出来。棉鞋是没法穿了，我把主席的单鞋找来让主席换上。”
“‘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主席两眼看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心想，要不是火烧痛了主席的脚，主席怕还不知道鞋烧了呢。‘主席，您该睡睡了。您老不休息，把大家都急坏了。’我趁势抓住这个机会，又劝主席。‘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就睡。’主席还是那句老话。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过不多久，我发现主席屋里的灯果然灭了，知道主席已经躺下，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又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想看看主席是不是真的已经睡着了，便轻轻走了过去。只见主席正侧身躺着，用手在不停地捶自己的腰。主席见了我，忽然问道：‘你们晚上睡得着吗？’‘睡得着。还睡不够呢！’‘唉，还是年轻人好啊，没心事，我就不如你们。我时常睡不着。’”
毛泽东心里装着中华民族存亡与发展命运的大事，装着全国人民疾苦与前途改善的大事，心事重重复重重，操劳过度又过度，又如何能像年轻人那样睡得着，好生睡个安稳觉呢！
接下来的一天，毛泽东就病倒了。症状主要为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过来仔细检查一番后，说没有别的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的。医生给毛泽东开了些药，一再劝说毛泽东要注意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但是心里总是惦念着文稿的事，还没有等病全好，就又坐到写字桌前，一手托着头全神贯注地继续写起来了。
翟作军说：“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我拿好卷卷，返身回屋子带上枪，就拼命向清凉山跑去。一路上，我高兴得自言自语说：‘这回好了，主席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过了三两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摞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这时，我才知道主席前些日子写的原来是《论持久战》。主席拿到这摞书以后，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做进一步的修改。当我兴高采烈夹着书往外去分送时，窗纸上已经透进白蒙蒙的光，天快亮了。”
就这样，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绞尽脑汁、奋笔疾书后，毛泽东的一部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名文稿《论持久战》及时雨一样问世了。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特里尔笔下的《论持久战》写作过程
美国作家特里尔广泛收集并潜心研究毛泽东生平，写出了颇具西方风味、令人耳目一新的《毛泽东传》的专著。在他的这本《毛泽东传》里，有一段关于毛泽东《论持久战》写作情景的描写：
“这一年（即1938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了很多东西。很具代表性的就是著述了《论持久战》。毛系统地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枪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毛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写《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毛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第7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想一鼓作气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然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
著名诗人卞之琳的诗：“《论持久战》的著者”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名为《断章》的短诗韵味深远、脍炙人口，为人们所熟稔。该诗作者就是才华横溢的卞之琳。
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卞之琳被革命圣地延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所吸引，于1938年暑假在何其芳、沙汀的积极活动和联系下，兴致勃勃地一同前往那个令许多追求进步的人士包括文学青年向往的延安。同年8月底到达宝塔山下。
卞之琳等热血青年被安排随陈赓旅第七七二团在前方体验生活，当时正值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热潮中，卞之琳有幸近距离切肤地感受了《论持久战》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魅力。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火热的现实。后来，他发挥所长，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讲学。这一段时间里，在战火纷飞、生死一瞬间的前线，他为毛泽东超凡的智慧和魄力所折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豪迈的革命热情和斗志所感动。于是，诗情奔涌，于1939年11月20日，激情满怀地写下了题为“《论持久战》的著者”的诗歌，讴歌了毛泽东和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陈云的建议使《论持久战》成书并广为传播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之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因此，他决定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一讲。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因此，他首次演讲，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毛泽东发表讲演后，并没有打算公开发表《论持久战》，甚至都没有考虑到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讲。《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成书，应该说，陈云起了关键作用。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及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陈云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想要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就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表，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公开出版《论持久战》的决定做出后，中共中央当作一件大事来办，采取了特别措施。延安当时缺纸，就设法从国民党统治区搞来一些纸，负责排字的同志日夜加班编校，印刷工人日夜加班印刷，很快就把《论持久战》印成了书。由于当时条件太差，印书的纸不太好，印出来的书并不太结实，但毕竟可以大批发行了。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思远先生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把书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得到了回报：《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和史迪威都肯定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认定《论持久战》是一部上乘巨著的有国民党军队中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
白崇禧当时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副总参谋长。他从周恩来手里接过《论持久战》后就一气读完。他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佩服毛泽东的分析，他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
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他是黄埔军校出身，恃才自傲。周恩来向他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他一开始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炒作的，因而不屑一顾。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经国读《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
余致浚，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余致浚遗留手稿中的这份材料里，记载了蒋经国与他的一次谈话：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是从外面归来，路过我们的办公室，听到我们的谈笑声，就推门进来看看。他好像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坐下谈了几句，就要茶喝。一看只有半瓶不大热的水，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热咖啡。他的办公室和卧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院子。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室内生了个木炭小火盆，当时正是隆冬，屋里有了火，暖洋洋的显得很舒服。”
“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他称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伟大政治家，表现对周恩来人格的无限崇敬，虽未谈具体内容，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
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可笑的是居心叵测的王明，他深知《论持久战》的分量，唯恐这部著作在自己和毛泽东的较量中加重毛泽东的砝码。1938年6月，毛泽东将《论持久战》文稿送到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却扣下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企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告倒毛泽东，以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时任共产党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季米特洛夫，他在收到王明的信之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拍手叫绝，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王明的行动十分反感。季米特洛夫从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会放弃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放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对毛泽东更加由衷佩服。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代表团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有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规律和英明预见，《论持久战》因之而名垂青史，成为了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也赢得全球军界的认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十分佩服。他在《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关于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载维达曾写道：“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压弯了。”
和《孙子兵法》一样，《论持久战》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必读之书。
《论持久战》的高明，连对手也为之折服。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反对本本主义》失而复得记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两句至今被人广泛引用的经典名言，我们都知道其出自毛泽东之手，出自毛泽东早期的一篇著作《反对本本主义》。
然而，这篇被称为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反对本本主义》，曾由于战争的原因遗失了30年，其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颇值得我们来回顾一番。
《反对本本主义》的原名是《调查工作》，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重要著作。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在红军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党的“六大”决议案。在当时，党的六大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我们党的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可是当时在党内有些人却认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
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抱着以往的胜利经验以为就可以无往不胜，无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目前的“最好”如果不在此基础上继续进步，就会停滞不前。为了从根本上遏制教条主义的蔓延，毛泽东决定搞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然后写篇东西，以事实说话来教育大家。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到达寻乌县城，他利用红军发动群众之机，进行了为期20天的社会调查，弄清了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不仅实地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还召开了有50多人参加的调查总结座谈会，请与会者核对材料，讨论问题，广泛征求对调查材料的意见，真正体现了集思广益。
毛泽东对寻乌调查非常满意，通过不断的加工分析，写下了10来万字的《寻乌调查》，并在写这篇调查报告的同时，还对自己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理论概括，写出了《调查工作》一文。毛泽东的这篇《调查工作》写出后，党内曾少量印发。1930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把这篇文章翻印成小册子。于是，这本小册子便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地区传播开来。
一贯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十分珍视自己的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尽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围剿”，战火连连，资料难于保存，但他坚持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调查工作》等材料捆好，一直带在身边。遗憾的是，《调查工作》一文在转战中不幸遗失了。
为此，毛泽东非常惋惜，多次与人谈起这本小册子，说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还多次说过：“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但这篇《调查工作》我是喜欢的。”
后来，这篇光辉著作终于找到了，在白色恐怖年代里冒死藏下这个小册子的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位农民赖茂基。
赖茂基是上杭县茶地官山村人，生于1893年。20世纪30年代，赖茂基以在代英县（1933年11月至1934年10月设立）苏区做生意为掩护，为红军送信送物。赖茂基的家是红军地下兵工厂，生产枪支弹药。红军长征后，一次，赖茂基偶然在家中发现了中共闽西特委于1930年8月21日翻印的石印本毛泽东编著的《调查工作》。凭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敏感和觉悟，赖茂基觉得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当时，茶地已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家里私藏毛泽东的书假如被敌人发现，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因此，赖茂基把毛泽东的《调查工作》及当时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的一些文件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箱子里，在自己睡的房间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洞，把小木箱藏匿在洞里，然后把洞封好。他相信，总有一天，革命会胜利，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总有机会重见天日。后来，国民党势力虽了解到赖茂基曾在苏区时期为苏维埃做过事，太拔民团也曾对赖茂基的家进行过全面搜查，但因赖茂基将《调查工作》藏匿得巧妙，使这本小册子终于得以逃过劫难保存下来了。
195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1957年2月，赖茂基老人把这本小册子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捐给中共福建上杭县委，后上交龙岩地委。
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同志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了《调查工作》这本珍贵的小册子，将之带到了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1960年底，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这本小册子。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那里发现这本小册子，立即要来并送交给毛泽东。
当这本纸张已经变得发黄的《调查工作》小册子送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为了感谢赖茂基，毛泽东曾立即派人联系，要邀请赖茂基到北京见见面。可遗憾的是，赖茂基老人已于1960年去世了。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要求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还亲自加了按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文章作了少量文字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作用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收入选读本时，田家英又作了一些文字修订，最后毛泽东审定文稿时，把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共编入158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1962年，《毛泽东选集》的修订工作开始后，毛泽东指出，第二版不再增加文章。这次修订，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篇，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毛泽东的这篇《反对本本主义》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著名论断。二、文章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三、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四、具体阐述调查的技术。
《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反对唯心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具有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针对有些领导干部不深入群众，不了解下情，对上级指示和书本上的理论一味盲目执行和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开出了一剂药方：“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反对本本主义》所提出和阐明的重要思想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做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想象奇特 纵论天上人间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力量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神秘力量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很复杂，宗教信仰会影响法律。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宗教常常被统治阶层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另一方面，宗教也常常被反抗者用来作为反抗压迫的工具。现代在许多国家，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种教的自由，也有信那种教的自由，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毛泽东对宗教工作很重视，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宗教问题，其战略眼光十分深远。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当代世界风云，他的视野却往往超越了眼前的时空。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有过一次关于宗教的妙趣横生的言论。
有一次，毛泽东同阿拉伯国家的一个代表团谈话，从中东谈到东南亚，谈到全世界。主人客人都感慨世界动荡不安，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纷争不休。感慨之余，毛泽东忽然望着客人，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客人听过翻译，张了张嘴，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话似乎离题了，客人有些惊讶不解，目光在毛泽东和翻译之间转来转去。毛泽东吸了两口烟，看着客人的表情笑了起来，却又连连发问：“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
也许是毛泽东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学者的优雅神态使对方意识到了他正在思考着什么深奥的问题，对方很快镇定下来，有礼貌地一一做了回答。
“噢，是这样。”毛泽东仍然带着哲学家的思考神色说：“中国还有一个道教。按照道教的观点，天国还有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是至尊至上了。”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都说天上好，如此看来，天堂也不会那么安宁呢。真主、佛祖、上帝、玉皇大帝，他们也需要划分权力范围呀！”
毛泽东俯视人间天国，借宗教信仰妙喻当今世界霸主争夺势力范围，既幽默风趣又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客人们听完翻译之后，都鼓掌叫好起来，纷纷称赞毛泽东真是一位富有想象力而又很幽默的人，一句普通的话从他的口中说出来，就能赋予新的涵义，打开人们的思路。在这充满想象力而又风趣含蓄的话语中，体现出沟通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的思路，说明五花八门的神仙和上帝，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而已。从这可以看出毛泽东那俯视人间天国，打通凡俗思想的巨人气象。他说，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我们是洋人还是中国人。他的结论是：别的星球如果有人，看我们便是住在天上，我们有做神仙的资格，外国人看我们便是洋人。
毛泽东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答典型地反映出他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表达出他不愿受现实既成原则束缚，力图超越其存在界限的渴望。提出接通天道与人世之间的神秘联系，从中也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这些思维上天入地、想象奇诡的浪漫主义诗人了。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当威廉斯询问毛泽东健康状况时，毛泽东指着旁边担任翻译的唐闻生、章含之、王海容说，我们中她们比较年轻。我是不行了，要上天呢。毛泽东还幽默地说：
“上帝请我喝烧酒，你说我去不去呢？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我的罪名洗刷不了。我去还要把我关起来。”毛泽东谈到这里时，威廉斯总理引用了英国诗人在《失去的天堂》中写的一句话：“宁可统治地狱，不在天堂服役。”毛泽东笑着说：“地狱我也不能做主。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宗教工作还有许多论述，体现着其科学的态度与群众路线的光芒：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3]（1945年4月24日）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14]（1952年10月8日）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回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毛泽东：同班禅的谈话（1961年1月23日）
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毛泽东：《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15]（1963年12月30日）
毛泽东的十个经典幽默
幽默是睿智和机敏的表现。钱钟书先生认为“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英国人用幽默增加风度和开展外交，美国西点军校可以凭幽默录取新生，美国总统靠幽默赢得选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幽默的国度，从《史记·滑稽列传》到《古今谭概》、《笑林广记》，无一不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幽默。
毛泽东就是一位公认的幽默高手。他早在1929年为红四军干部制定的《教授法》时，其第六条就规定：“说话要有趣味。”凡是与毛泽东交谈过的人，都为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所折服。
“小心打你的土豪啊”
毛泽东平易近人，喜欢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开玩笑，调节气氛。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度在瑞金东华山养病。一天，他问卫生所负责护理他的小战士：“你叫什么名字？”“钱昌鑫。”“是哪几个字？”“钱币的钱，日日昌，三个金字的鑫。”毛泽东一听，笑了笑说：“哈，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小心打你的土豪啊！”
“头上刚长了一点草”
1953年底，毛泽东去杭州，负责保卫和饮食起居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陪同毛泽东吃饭。席间，公安部长罗瑞卿对王芳说：“王芳，我建议你把‘芳’字上的草字头去掉。这个名字容易搞混，许多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是女同志呢。”“这可不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筷子说：“王芳，你是山东人，你们山东的绿化怎么样？”“刚刚起步。”“山东还有许多荒山秃岭没有绿化起来，你的头上刚长了一点草，就想把它除掉，这怎么能行！什么时候山东消灭了荒山秃岭，绿化过了关，你再把‘芳’字草头去掉。”
“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
1951年，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从抗美援朝战场回京向毛主席述职。谈话间，毛泽东开玩笑说：“德怀呀，你我都是同石头有缘分的。你的字号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同是石头。”彭德怀谦虚道：“我岂敢与主席相比。主席是块稀世宝石，我彭某只不过是一块冥顽不灵的顽石。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毛泽东摆摆手说：“不，同样都是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给了杜鲁门（时任美国总统），一块扔给了麦克阿瑟（时任侵朝美军总司令）！”两人相顾，发出会心的笑声。
“喧宾夺主”的“客人”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后，把战略改为“重点进攻”。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14个旅分兵进犯延安。50多架敌机对延安狂轰滥炸了一整天。那天下午，敌机扔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在王家坪毛泽东的窑洞门前不远爆炸，一阵山摇地动之后，便见硝烟弥漫，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卫士们很为他的安全担忧，警卫参谋贺清华心急如焚推门而进，但见毛泽东从容自若，根本没事似的，他右手拿着的那支笔正在大地图上移动着。他身旁的彭德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地图上移动着的那支笔的笔尖。
贺清华的推门而进惊动了毛泽东，但他的注意力还在那张地图上。他看着地图问：“客人走了吗？”贺清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愣了：哪有客人呀？于是反问：“谁？谁来了？”
“飞机呀，”毛泽东微笑着说，“真是讨厌，喧宾夺主。”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卫士拿着散落在门前的一块炸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来掂量一下，又风趣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
鞋垫“闹革命”
1961年在庐山开会期间，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参加舞会。跳了一场舞后回到座位上休息时，他的一只白色鞋垫从皮鞋里露出一半来，他自己未曾发觉。
当工作人员提醒他时，毛主席低头一看，忍不住笑道：“鞋垫总在脚板底下压着，见不到光明，怎么不闹革命啊？”
说得在座的中央首长都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妙论“空对空”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发生了这样的一则趣事：
一天下午，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拿着一份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联络人员一看，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尔德里奇说：“这是从我个人的房间里搜集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很显然，美方误以为这是中方故意这样做的。
这件事被汇报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那里。后来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哈哈一笑说：“去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
从那儿以后，“报刊事件”和毛泽东“空对空”的妙论，就成了工作人员聊天的一段“笑语”。
“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会晤前，蒙哥马利好奇之中有些紧张。须知，当时西方盛传毛泽东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当毛泽东的大手紧紧握住蒙哥马利的手时，蒙哥马利分明感到毛泽东的手是温暖的，一双深邃的眼睛是和善的，脸庞是慈祥的、微笑的。瞬间，蒙哥马利脑海中闪出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的样子像一位和蔼的老伯伯。”
“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西方国家把我国抗美援朝污蔑为侵略）谈话吗？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缩短了两人之间的“东西方距离”。
到第二次谈话时，蒙哥马利和毛泽东竟像交往颇久的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
“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
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毛主席谈论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16]，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paper tiger”（纸老虎）
1973年，基辛格来到中国见毛泽东。谈话间，基辛格突然问道：“听说主席阁下正在学英语？”毛泽东回答：“只会几个单词，如‘paper tiger’之类的。”在场的人开怀大笑。
“paper tiger”在英语中是纸老虎的意思，基辛格后来才明白，毛泽东曾用这个词来形容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又用它来比喻帝国主义。
两年后，基辛格带着妻子再次访问中国。这次相见，毛泽东不再和他开“纸老虎”之类的玩笑，而是好奇地指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基辛格后来在回忆中说：“（毛泽东）问我对比男人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基辛格觉得，这位中国的领袖在外交场合也是那么本色自然，让人感到很亲切。
毛泽东在会见各国外宾的时候，的确是常常不拘形式；不论肤色，不论地位，对客人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对待，总是那样地真实和真诚。1974年2月22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随行的夫人们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敬意，纷纷向他行屈膝礼。一向幽默的毛泽东也模仿起非洲妇女，向她们行屈膝礼，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诗赞彭德怀的来龙去脉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的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人们对此诗不陌生，许多人都能背诵之。然而，这首写于1935年10月的诗，问世后几多波折，直至51年后才被正式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这首诗的背后，有着几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捷报传来，毛泽东即兴赋诗
长征已近尾声的1935年10月，蒋介石发电报给盘踞在陕甘宁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各部：“朱毛赤匪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其时，蒋介石集团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部队追了上来。为确保长征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提出决不能把尾追长征红军的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于是毛泽东把砍掉尾追长征红军“尾巴”的重任交给百战名将、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
接到命令后，彭德怀马上深入实地考察，以做到知己知彼。基于对军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怀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发给前线作战部队及毛泽东的作战电报，在作战电报中分析该地区地理环境特点时，写了“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电文。根据彭德怀等人制定的作战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原红一方面军缩编改称）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在吴起镇西北部的五里沟口一带设下埋伏。
翌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敌35师骑兵团2000多骑兵进入我军伏击圈。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同时向敌骑兵开火。这一仗红军吃掉敌1个骑兵团，击溃敌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迫使敌军停止了对长征红军的追击，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战斗打响的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作战科长伍修权陪同下来到前线，心情异常兴奋，即兴创作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其中“山高路远坑深”一句诗，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作战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一句用语，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这次大获全胜的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作战情况时，恰逢毛泽东不在住处，彭德怀无意中看到毛泽东已写好放在办公桌上的赞颂自己的诗，感到很不安。于是随手拿起笔，将最后一句修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放在原处离去。
都是错注惹的祸
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以《毛主席的诗》为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首诗。由于没向毛泽东索取原稿，也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校阅，所以首发此诗的《战友报》不慎出现一个史实错误，编者注释误把该诗创作的军事历史背景注释为是在红军取得突破腊子口战斗之后写成的。此诗发表后也没有人对错误注释提出纠正。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作品的留存与流传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毛泽东诗词也概莫能外。也正是首次发表时的错误注释，为毛泽东后来否认他曾创作该诗赞颂彭德怀，留下了最初的隐患，使得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历史公案。
转眼到了1954年。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之际，《解放军报》沿用《战友报》发表的原文及原注释，再次发表了这首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豪迈诗句不胫而走，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
也就在这时，错误注释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参谋读报后，对林彪指挥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为何要写诗赞颂彭德怀感到不好理解，于是便向彭德怀询问这首诗的写作历史背景。彭德怀看了报纸，发现了上述错误注释，于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做出纠正：“攻占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一军团打的，不是我指挥的。这首诗不是在腊子口写的，是在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写的。”彭德怀向军事参谋简要介绍了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军事历史背景。
遗憾的是，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整日忙于事务的彭德怀也没有把这个太当回事。所以他对军事参谋面谈式的纠正，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关方面从此彻底纠正这个注释上的错误。
三年后的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毛泽东，准备再次发表这首诗，并请毛泽东校阅诗稿。该编辑部在致毛泽东信中沿用《战友报》的错误注释，继续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写出的诗句。而毛泽东此时仍清楚地记得，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是林彪指挥的，而不是彭德怀。
错误注释的误导，加上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暇深入回忆该诗写作的有关情况等原因，致使毛泽东决定不让发表这首诗了，他当时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了一封内容十分简单的回信：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彭德怀自述说原委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遭遇不公正批判，党内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乘机落井下石，歪曲历史事实，以诬蔑不实之词攻击彭德怀说：彭德怀在历史上与毛泽东就存在隔阂，毛泽东在历史上也并不信任彭德怀。面对上述诬蔑之词，彭德怀曾据史力争，为自己作了有限的辩护。彭德怀在蒙冤期间所写的自述中，写出了以下的这段文字：“有人说：‘在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与我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依赖。”
疑云散尽终入选
鉴于毛泽东在致《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该诗不宜发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中，就未把该诗收入其中发表。1959年彭德怀被错误罢官，这首诗更是很少有人提及了。在1963年和1976年两次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也都没有收录该诗。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彭德怀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一些老同志开始认真回忆当年的真实历史，长征中一直与彭德怀并肩作战的杨尚昆（长征前期彭德怀与杨尚昆分别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军团政委；长征后期中央红军改变为红军陕甘支队后，彭德怀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杨尚昆任该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曾创作该诗及彭德怀修改该诗的历史事实，指出了该诗写于长征末期，并非是攻打腊子口之后。
经过多方面史实考证，根据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料，疑云散尽，历史的迷雾终于被拨开了。由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正式收入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还了历史以本来面目。
毛泽东的十五个经典比喻很给力
毛泽东谈话和写文章时喜欢“打比方”，他的许多比喻信手拈来妙趣横生，令人叹为观止。现列举其中极为经典的15个例子，让我们共同领略一下一代伟人炉火纯青的比喻艺术。
一、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日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运用了“打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的合义就是“工人”。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二、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在为学员讲授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中，他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边讲边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然后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他接着说：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三、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他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一番话，澄清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四、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结尾在展望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时是这样写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样的语言尽管极富诗情画意，却一点不朦胧，因为那些意象全来自百姓的生活，人民大众一听就懂。
五、毛泽东1930年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在谈到“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个论点时，运用了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许多同志一时不理解。毛泽东在为抗大学员讲课中，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教育大家，讲了一个“毛驴上山”的比喻。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它，这就又要联合又要斗争。毛泽东的讲课发人深省，一方面使干部、学员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深刻理解；另一方面又结合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大激发了抗战热情。
七、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曾妙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17]
八、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参加第一期党校培训班的营以上干部作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这次出去，要能够团结广大党外群众。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那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丰富，生动具体，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九、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十、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曾在秘书王炳南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立夫。寒暄后，毛泽东又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说那是国共两党的“一段蜜月期”。陈立夫说，那段时期正在美国读书。毛泽东接着批评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说：
“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陈立夫则表示，这都是过去的事，无须再提。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国民党在过去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国共和谈，愿意“尽心效力”。
十一、还是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应《大公报》邀请，和周恩来等来报社做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
十二、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即将取得抗日的全面胜利，而党内还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用了打扫房子和洗脸两个日常生活例子做比喻，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他用“房子”和“脸”来比喻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用“灰尘”来比喻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用“打扫和洗涤”来比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说理既透彻深刻，又浅显生动。
十三、1951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与新闻出版文化界的朋友相聚。当他看到新闻署署长胡乔木与出版署署长胡愈之在谈笑时，便雅兴顿生，遂作一联。联曰：“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请众人续对。在座的专家、学者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趣味比喻和精巧构思所折服，纷纷苦思冥想，却无人能对，一时传为佳话。
十四、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其中说道：“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十五、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妙喻：“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
毛泽东痛失亲人时写的千古绝唱
毛泽东的诗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于痛失亲人时写下的诗句非常之凄美动人。他曾在慈母、岳父杨昌济的离世与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的牺牲时，都写下了催人泪下之千古绝唱，读来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一
1919年10月4日，毛泽东正领导湖南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韶山家里派人到长沙找毛泽东，给毛泽东送来一封紧急家书。毛泽东看了几行后，眼里立即涌出了泪花。家乡来送信的人是毛泽东的一位堂兄。他告诉毛泽东，婶婶在昨天晚上就只有出气没进气了，所以，叔叔要我来长沙，要你和泽覃立即赶回去，晚了恐怕见不到你母亲了。毛泽东一听，如五雷轰顶。两个月前，母亲患淋巴腺炎，自己还回去接母亲到长沙治过病。他匆匆忙忙出去安排了一下有关事情后，就带着小弟泽覃随来送信的堂兄跌跌撞撞地往韶山狂奔。
当时，由于韶山不通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100来里的崎岖山路，毛泽东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即便如此，当毛泽东赶回韶山时，由于送信的堂哥走了一天多的路，前后就过去了三天，这时母亲已过世两天了，按照韶山的习惯，母亲早已入棺。毛泽东紧跑急赶地走了一天一夜的路，但还是没有看上母亲的最后一面。面对母亲的死，毛泽东百感交集，悲痛万分。毛泽东久久伏在母亲的灵柩上，泣不成声。当晚，毛泽东不顾旅途的劳累，拒绝一切人的劝阻，坚持守在母亲的灵柩边。
母亲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不断地在毛泽东眼前出现。这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对母亲那伟大人格和善良心肠的追思之中。稍顷，他用笔在一张白纸上，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来祭奠的人们看到了毛泽东那发自肺腑的《祭母文》和两副挽联。
两副挽联，一副贴在大门口：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另一副则挂在母亲的灵前：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第二天，母亲出殡。毛泽东长跪在母亲灵前，声泪俱下地诵读了自己用泪写成的四言长诗《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忧，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二
1919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当时的病情已非常严重，杨家一家都非常着急。正在这时，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活动。他得知恩师因病重而不久将永诀人世的消息后，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前往医院探视。
杨昌济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而且时日不多了。他要毛泽东拿来笔墨，强支病体，给他的好友、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长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写完后，要毛泽东给装进信封里。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封向章士钊推荐自己和学友蔡和森的信。杨昌济在信中诚恳地对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写完这封推荐信，杨昌济如释重负。1920年1月17日，他便与世长辞了。此时，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
1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为杨昌济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恩师和岳父杨老先生三鞠躬后，庄重地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读到悲痛处，他不禁泪如泉涌。
毛泽东还为杨昌济的故去写下了沉痛的挽联：
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
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上联回顾了杨昌济一生为教育，一切为培养利国利民人才的志向，回忆了恩师总是教导学生努力，努力，再努力。下联则写了像恩师这样的好人不应该死得这样早，真是恨苍天无眼。这里充分表达了对恩师的无限怀念之情。
杨昌济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这从他后来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毛泽东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三
1931年春，在指挥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毛泽东领导红军行进到闽西的一个小镇时，从一张小报上看到了一则令他悲痛欲绝的消息：“共党匪首毛泽东之妻杨开慧昨日在长沙被处决。”
自从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一直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但是，当时正处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历史巨人，他暂时把自己心中的痛苦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
不久，第二次反“围剿”就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很快要警卫员找来笔墨，给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对杨开慧的死表示无限的怀念和追思，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在一张纸上为杨开慧写了碑文：“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百身莫赎”这个典故出自白居易《祭崔相公文》：“丘园未归，馆舍先捐。百身莫赎，一梦不还。”百身：死一百次；赎：抵。意思是：我就是死一百次，也无法把你换回来。指极其沉痛地哀悼。
同时，毛泽东还交给有关人员大洋若干元，要他们设法送到板仓杨开慧的亲戚处，作为立碑之费用。
对于爱妻杨开慧的死，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他深知杨开慧死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所以，多年来，毛泽东一直思念着杨开慧，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也始终占着主导位置。1950年，毛泽东在接见杨开慧堂妹时说：“你霞姐（指杨开慧）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不久，毛泽东就要毛岸英回湖南，代他为杨开慧扫墓。
1957年2月，杨开慧青年时期的挚友、时任长沙市十中语文教师的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1933年夏，道路传讯直荀牺牲，我结想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菩萨蛮》一首，曰：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
毛泽东在信的后面，还特别拜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大概是给李淑一回信后的第三个星期，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在长沙清水塘时的保姆陈玉英，他们又一次谈起了杨开慧的死。毛泽东说：“开慧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杨家对我的恩惠不浅，开慧帮我很大。开慧的牺牲是壮烈的，身边还有岸英啊！见到你，我就像见到了开慧一样。希望你今后能经常来北京走走，到我这里看看。”毛泽东说完，又站在窗子边，沉思了良久，像是对陈玉英，又像是自言自语：“不知淑一代我去扫过了墓没有。”
1962年，毛泽东恩师、岳父杨昌济的老朋友章士钊到毛泽东的住处叙旧。对于这位老朋友的来访，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的。他们又谈起了毛泽东刚刚写下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章士钊谈起对这首词的感受：
“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诗意实在是美，特别是以‘杨’‘柳’二烈士的姓组合成，那么轻巧而又一语双关，真是很贴切。你在这里通过杨花柳絮的飘扬，指出了两位烈士的忠魂已凌霄直上。杨、柳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死，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不过，我想请问主席，这词中的‘骄杨’之‘骄’，应怎样理解，是否可解释成‘娇’？”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行（章字行严）老，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应该做“骄”字解。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对于他的“骄杨”，他不能容许有任何越乎“引为骄傲”的解释。
毛泽东从未停止对杨开慧的怀念。特别到了晚年，对杨开慧的思念更甚。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有一次，他们请求父亲把怀念母亲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作纪念。毛泽东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4个字“我失杨花”。
当时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下笔有误，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怎么……”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称‘杨花’也很贴切。”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里，杨开慧始终是一朵娇美的花朵，永远绽放在他记忆的深处。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逝世。毛泽东在给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中特别强调：“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四
1950年秋。朝鲜战争烽烟正起。中南海毛泽东卧室写字台上，放着一封从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由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拟定的电报：
“主席勋鉴：今晨，我‘志司’指挥部遭敌机狂轰滥炸，洪学智，毛岸英将我送入安全地域。而后，岸英又返回指挥所取作战图。慌中未能劝住他，致使被敌机的汽油弹击中。主席的爱子、我们‘志司’的好参谋，岸英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从收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桌子上的饭菜已经热了几遍，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岸英！岸英！”主席用食指摁着紧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主席，”秘书进来小声说：“彭老总来电，说岸英是主席的长子、要求破格将遗体运回国。”秘书又说：“朝鲜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
良久，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死了，我当然很悲痛，可是，战争嘛，总要死人的。朝鲜战场上我们有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父母难道就不悲痛吗？他们就不想再见上一面儿子的遗容吗……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就尊重朝鲜人民的意见吧。”
接着，毛泽东缓缓地念出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古时候出征的将士阵亡后，一般收尸都是用马皮包裹着运回营地或者家乡埋葬。这句诗的意思是：英勇阵亡在外，青山连绵，哪里不是掩埋忠勇之士的好地方，何必一定要运回家乡安葬呢？
“青山处处埋忠骨”改自“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是刻在杭州西湖岳王墓石柱上的一副对联。“何须马革裹尸还”应出自清·徐锡麟《出塞》“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典故出自《后汉书·马援列传》。笔者刘继兴考证，《毛泽东诗词全集》，有一首《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西乡隆盛（1828—1877）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和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西乡隆盛的原作：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由此可见，西乡隆盛是引用中国的典故写成的这首诗，毛泽东的这两句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是直接引自西乡隆盛的诗作。
毛岸英喋血朝鲜战场，是在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日。这是毛泽东面对亲人死亡的最痛苦的时刻。老年丧子是中国人的大忌，已经近60岁的毛泽东却失去了他最心爱的，而且寄予很大希望的大儿子，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但他依然能忍痛而超然地吟咏“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表现出了无比博大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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