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暮年为何情寄《枯树赋》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1月和7月，毛泽东的两位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1976年4月21日新华社长春电震惊世界：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1976年4月22日，听到这个消息的毛泽东当时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对身边的护士小孟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不过，接着毛泽东又以他一贯的唯物主义史观自言自语：“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4秒，一个黑色的可怕瞬间……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地震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唐山市区变成一片废墟。据不完全统计，地震造成242769人丧生，数十万和平居民转眼成为失去家园的难民。
唐山大地震时，毛泽东已达83岁高龄，这位革命一生的老人，晚年身患多种疾病，但仍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1976年6月1日，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被抢救过来后，医生不允许他动。进入7月，他的病情刚有平稳，地震便突如其来，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肉体也痛苦万分，真是雪上加霜。
毛泽东将华国锋叫到床前，语气深沉地对华国锋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活。”唐山地震期间，毛泽东虽重病缠身，但仍坚持卧床批阅重要文件，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泽东亲自审阅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介绍说：“毛主席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他在重病期间批阅的这份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这份文件也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在即将走到他人生尽头的最后时光里，还时刻不忘遭到地震灾害的唐山人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记述：“地震后，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上新华社内参和各大报纸，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这期间，毛主席时刻关心着受灾的地区和人民，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
1976年的毛泽东承受着诸多事情的刺激。他那时的痛苦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不免有悲凉之感，在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只好靠诵诗读赋寄情。
有一天，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这首赋毛泽东是早已熟读过的，前些年他还嘱印过大字本，全赋大部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这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庾信的后期作品尤为可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他“暮年诗赋动江关”。《枯树赋》为庾信暮年所作，感伤遭遇，以树喻人，感人至深。在他的病床边，毛泽东让张玉凤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的吟赋，但仍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地背出：“……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泽东一连背诵了两遍《枯树赋》。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后来，他因听力减退只能用那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一只眼睛自己看书、看文件了。
《枯树赋》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熟谙古代文学的毛泽东对于庾信颇为欣赏。他曾对为他伴读古籍的芦荻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他爱读《枯树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作品的描写生动，刻画出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联想力十分丰富，且是以物喻人的上佳之作。
毛泽东高风亮节严教子女
毛泽东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巨人，而且还善于“齐家”，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人、影响着他身后的几代人。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忧虑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他从自身做起，从自家的娃娃抓起。
1946年春天，毛岸英大学毕业后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一天下午他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由于长时间在苏联生活和学习，回来后在接人待物方面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话时，岸英喜欢用欧洲式的说话语气并加些手势动作，这让毛泽东感觉不舒服。毛泽东就告诉岸英：“延安不是苏联，在这里就得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舞足蹈。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就喊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可称同志、哥哥，不能随随便便地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泽东接着对岸英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这个大学国外没有，中国过去也没有。在这个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我已请好了一位老师，他是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上他那里学习吧。
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迅速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临行前，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劳动的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毛岸英背上行李，步行去了30里外的劳动大学——吴家枣园。
到了农村这所大学，毛岸英虚心请教老农，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有对这位谦虚的学生也特别喜爱，教得十分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各种农活。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火辣辣的，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但一想到父亲的谆谆教导，仿佛浑身又来了劲，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生活。金秋时节，毛岸英背上自己生产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告别了尊敬的老师和建立起深厚情谊的众乡亲，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看到儿子后，真有点不认识了。曾经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后生，在风吹日晒中，脸变成了黑红色，头上扎着羊肚子毛巾，手上布满了一层厚茧。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实践锻炼后，毛岸英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做秘书和翻译工作，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和期望，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普通劳动者。
对毛岸英的婚姻，毛泽东也是从严要求，告诫他“不能光图人漂亮”。1947年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抗大”有个从北平来的姑娘，姓傅，长得很漂亮。见到傅小姐美丽出众，岸英又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江青立刻动念头把毛岸英和傅小姐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傅小姐走后，江青问岸英对傅小姐的印象怎么样？毛岸英红了脸，说要先问问他爸爸的意见；江青又大包大揽地去找了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说：“见一面就定终身，太轻率了。”又把岸英叫去，批评他“不能光图人漂亮”，还得从人的理想、品德、性格各方面加强了解，告诫岸英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事情的结果也正如毛泽东所料，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途未卜的毛泽东一家人，也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不久便跑回北平，还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江青后来说，通过这件事，承认毛泽东说得对：“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和刘思齐两人都被分配到农村搞土改，工作上的接触使两人产生了感情。在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帮助下，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后来岸英提出结婚要求，毛泽东就不同意，因为解放区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才能结婚，岸英虽已26岁，但刘思齐还差几个月不到18岁。岸英有点不服气地辩解说：“岁数不到结婚的人多着呢。”毛泽东则严厉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直到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才在北京为他俩举办了婚礼。婚礼也很简单，毛泽东亲自请了几位革命老人吃了一顿饭。婚礼结束后，毛泽东把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一件黑色大衣送给了他们，并风趣地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物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出兵朝鲜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江青和一些老同志力劝毛泽东不要让岸英到朝鲜，但毛泽东毅然坚持，并严肃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毅然决然地把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则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星期天，李敏随父亲去十三陵水库视察，李敏对那里的龟驮石碑很感兴趣，便拉着毛泽东停了下来。毛泽东问李敏：“你说说为什么王八要驮石碑呢？”李敏当然不懂，毛泽东就用浓重的湘音再加上小曲调唱道：“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了什么罪，上辈子卖酒兑了凉水。”毛泽东然后告诉李敏，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罐葫，这是个民间戏说。李敏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诚信，取信于民，否则就得落个王八驮石碑的下场。
李敏和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与大家一样睡上下铺，吃清淡的菜，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于学校离家远，卫士们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先将车子停到僻静处，然后进校找人，出了学校悄悄坐车回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严厉批评了卫士们。卫士们争辩：“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便厉声说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不管卫士们如何争辩，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1959年的一次周末，卫士长用车接了在北大学习的李讷一次，让毛泽东发现后批评了卫士长。后来卫士长知道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送吃的，就给李讷送了一次饼干，这也让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说：“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并拍着桌子说：“谁让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那时期，粮食供应紧张，李讷周末回家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先把肚子填饱，有一次，毛泽东看女儿没有吃饱，便把自己的一份也给了女儿，他自己选择了饿肚子。
毛泽东为何爱读奇书《何典》
有学问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见过的字句，往往爱诘问：“语出何典？”殊不知，还真有一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名为《何典》。此书为清代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成于清嘉庆年间，翻刻于光绪四年（1878），而真正流传开来则在1926年。
《何典》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全书采用吴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借鬼说事，书中一个一个两脚行走的动物，无一属于人类，说的是鬼话，干的是鬼事，吃的是鬼饭，看的是鬼戏，怀的是鬼胎，做的是鬼官。小说通过“下界阴山”、“鬼谷”中的“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讽刺与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它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满目脏字却不下流，油嘴滑舌却很严肃。句句风趣幽默，字字入木三分，可令人大笑之余不觉悲从中来。
作者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书中如此生动叙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处处闪耀着民间语言的智慧与魅力。
《何典》的这种藐视一切的魄力以及无规无矩、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的写作方式，既是对传统文学的叛逆，又是对俗文学的真实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经典。全书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据考证，作者张南庄，书法欧阳（欧阳询），诗宗范陆（范成大、陆游），著作等身。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下了一抹书香。
毛泽东非常喜欢《何典》这本书。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记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眉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两本书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一本是《子不语》，《子不语》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本就是本文所说的《何典》。从这份书单上就可看出毛泽东对《何典》的看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他早年是非常崇拜颜李学派的。
《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更是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后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受《何典》一书的影响，在审美趣味上也是如此。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他特别重视
“俗为雅用”，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
除毛泽东外，还有不少现代名人对《何典》推崇有加。
1926年5月，刘半农在无意间得到了《何典》的旧版本，欲借出版此书以自救。他标点校注后出版，并请鲁迅作了序。刘半农且做狂语：“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因而引发一场文坛大战，被陈源教授攻击为“大学教授而竟堕落于斯”。
1926年5月25日，鲁迅怒而连撰两篇文章力挺刘半农：“即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认为《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展示了活的人间相”。
1932年，日本打算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把《何典》作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增田涉，并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20世纪初，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嬉笑怒骂的文章名重一时，他自称做文章的范本就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是岂有此理！”吴稚晖在读到《何典》开头的这句话后，大彻大悟，于是力主文风口语化，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吴稚晖对《何典》说过一段话：“我只读他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对《何典》的文化意义，除毛泽东、鲁迅、刘半农、吴稚晖外，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耐人寻味的“孙悟空情结”
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一生中对《西游记》百读不厌，在他晚年的书房里，还一直放着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供他随时翻阅。他对孙悟空这个角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其著作、讲话、谈话和诗词当中，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是很多的，但是，引用最多的或者说他最有兴趣的，大概就要数孙悟空了。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抗日军政大学的师生说：“唐僧就代表坚定正确的方向，百折不回；猪八戒不讲究吃穿，就是艰苦朴素的作风；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是灵活机动。再加上沙和尚、白龙马等实干家，所以能取得真经。我们有了这三条，就能获得全中国。”毛泽东以人们熟知的《西游记》人物来诠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生动而又形象。
杰出外交家、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在《阳光普照雾山城》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回忆：“1945年10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他先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又作为正面人物来宣扬了。
《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有一个故事，说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还能变为各种各样人。有一次，他和天上的皇帝——玉皇大帝的战将杨二郎相遇，孙悟空变成一物，杨二郎即变降他的一物，双方变来变去，最后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杆，结果还是被二郎神识破了：“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人要锻炼，并以孙悟空的故事来比喻：“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毛泽东在读《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曾写下一段批语。吴承恩在这一回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术把千余来犯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
孙悟空的这段话毛泽东用黑铅笔都画上了道道，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这一批语表明了毛泽东爱憎分明、惩恶不贷的革命立场，对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式的乡愿哲学深恶痛绝。
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孙悟空还以反面形象两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言论中。第一次是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泽东认为，“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18]
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19]
总的说来，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反抗性格和英雄形象很是欣赏。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中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向玉皇大帝挑战是“反对官僚主义”。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针对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有感而发，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著名诗作，其中有这样歌颂孙悟空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到了1964年1月，在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借孙悟空这个人物故事，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考做了进一步的表露。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尤为有趣的是，毛泽东对孙悟空的故乡花果山也颇有兴趣，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短短四年间三谈花果山。
毛泽东第一次提到花果山，是在1955年11月上旬。其时，毛泽东南巡，专列途经镇江西站时，他在专列上接见了中共镇江地委书记陈西光和镇江专署专员高俊杰，听取关于农业合作化等工作汇报时，问道：“你们知道《西游记》里的花果山在哪里吗？”陈西光和高俊杰不敢贸然回答。毛泽东风趣地说：“就在你们江苏嘛，新海连市（1961年10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你们年轻人（陈、高当时均为38岁）应该去转转，说不定碰上孙悟空呢。”
毛泽东第二次谈花果山，是1956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徐州火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中共徐州地委书记胡宏和徐州专署专员梁如仁。二人汇报了徐州地区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问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花果山、水帘洞在哪里呢？”胡、梁二人都说不知道。毛泽东接着说：“花果山、水帘洞就在你们管辖的新海连市，有空可以去看看。”毛泽东又说：“孙悟空在花果山占山为王，由水帘洞跳进东海，从东海龙王那里寻得金箍棒而后大闹天宫。”关于孙悟空的传奇故事，毛泽东还意犹未尽地对他俩讲了许多。
1958年3、4月间，毛泽东第三次谈起他情萦于怀的花果山。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即将离京外出调查研究前，请示毛泽东主席有何指示。毛泽东嘱咐胡耀邦：“孙猴子老家在江苏省新海连市云台山上，你路过江苏，去新海连市看看孙猴子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胡耀邦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交待，于1958年4月20日到新海连市视察，两次向党团领导骨干谈到过这件事。
毛泽东三谈孙猴子老家在新海连市，引起了省、地、市领导及当地人民的重视，经过调查证实，果然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云台山确有与《西游记》描述相一致的花果山、水帘洞、南天门、玉皇宫、老君堂、娲遗石、八戒石、猴石、唐僧崖、白龙洞、七十二洞等地方，特别是团圆宫里的唐僧全家塑像，与山下唐僧外祖父殷开山的故里，则更和《西游记》完全吻合。
如今花果山一块巨大的摩崖石刻上，镌刻着毛泽东之语“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连市（现连云港市）云台山”，其书法集毛泽东手迹而成，被人们称为“毛公碑”。
毛泽东博大精深的地名学问
事事留心皆学问。古今中外，没有一个领袖能像毛泽东那样，地名知识那么渊博，且善于因地、因时制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索取地方志阅读。阅读地方志、读地图是他最大的嗜好。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通常会问其贵乡何处，有时还会将此乡来源和典故作一番解释。
“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
1955年，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游览在黄浦江上，毛泽东突然向陪同人员提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在场的上海人无言以对，谁也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应该有。”毛泽东的话如同在黄浦江中投下一块大石头，于是上海市开始寻找这个不为人知的下海。找来找去，还真的找到了。在虹口区发现一座叫下海庙的小庙，位于昆明路73号。据史料记载，下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庙小故事多。上海人通过这座小庙破解了上海、下海的由来。黄浦江的“浦”，在吴方言区原意是小河，多指人工河。宋代为解决吴淞江泄水能力，在吴淞江两岸，大约每隔五里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称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当时，吴淞江现在虹口区海门路一段，南岸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着，北岸有个浦，叫下海浦。
上海之名起源于上海浦，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一下子繁荣起来，竟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
下海呢？明初，因吴淞江河道已经严重淤塞，另外开挖了一条新河，这条河大致是现在的苏州河下游。于是，下海浦被抛弃了。清末，黄浦江西岸被辟为租界，兴建船坞、码头、堆栈、工厂，下海浦渐渐淤塞。1922年，下海浦被完全填埋了。原来的下海浦变成街路，就是现在的海门路。下海没有了。只有一个残破小庙——下海庙，记载着它的往事[20]。
“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
193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会见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派往中央苏区和红军总部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员袁血卒。据袁血卒回忆：
毛泽东在谈话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陕西宁陕人。”“噢，宁陕是个军事要地。县内有个子午谷，你知道吗？”我笑着答道：“知道，我家就在子午谷。”毛主席颇有兴趣地说：“《三国演义》里描写诸葛亮从汉中伐魏，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出兵，奔袭长安。诸葛亮批评那是冒险，没有采纳。司马懿就比诸葛亮高明些。他认为，孔明先生要是从子午谷出兵，长安早就被汉家占领了。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一段话又把大家说笑了[21]。
“风萧萧兮易水寒。”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由平山西柏坡乘汽车出发，经保定于3月25日在涿县换乘的火车去北平。车过定兴县时，对周围人们介绍：你们注意了，这里向西是易县，有一条易水河，是中国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的出发地呢！又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荆轲在告别燕国的太子丹时发出的悲壮之声啊[22]！
“侯马是一个好地方。”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初见来自白区的彭真。当彭真介绍自己是山西侯马人时，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23]。
“杨六郎在清凉山‘坚持抗战’。”
入秋后的一天上午，毛泽东来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院子里，这时全校同学正集合欢送二期的部分同学到前线去。毛泽东向大家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三大队这边走了几步，对大家说：“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了[24]。
“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1938年6月，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来到晋察冀，聂荣臻在五台山金刚庵迎接他。白求恩告诉聂荣臻，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了后，曾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25]。
1948年4月初，毛泽东一行在途经山西五台县的台怀镇时，不仅在此住宿了一夜，还参观了寺庙。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等看望了这里的住庙僧尼，同他们谈了话。他不仅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趣地向他们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问他们在哪个寺庙当和尚[26]。
“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见到和周恩来同来的师哲。
毛泽东问师哲：“你是哪里人？”“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交谈的话题，激起了师哲的万千思绪。
接着，毛泽东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脉。
师哲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毛泽东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27]
“中国有两个嘉定。”
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做准备，曾邀请作家曹葆华等人谈话。
“你是什么地方人？”毛泽东在询问了姚时晓之后，又问曹葆华。“四川嘉定人。”毛泽东点点头，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是的。”曹葆华睁大了眼睛，有点惊奇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对他的家乡居然还知道得这样清楚。由于谈到了四川的嘉定，很自然地又谈到了成都。曹葆华饶有兴趣地对毛泽东说：“成都有几个有名望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这时毛泽东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饶有兴趣地问道：“哪‘五老’？哪‘七贤’？”曹葆华说了一个名字，毛泽东就弯下一个指头，又说出一个名字，他又弯一个指头。但毛泽东弯了两三个，就不动了。因为曹葆华支支吾吾，已经说不出更多的名字来了[28]。
“你知道‘九江’这个地名的来源吗？”
1942年夏天，毛泽东在延安邀请几个漫画家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
在有几棵高高的枣树的院子里，围着一张桌子，摆了几把椅子。毛泽东就在这里接见他们。毛泽东这天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戴着八角帽。同他们一一握手以后，毛泽东首先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一个漫画家说是九江人。毛泽东就问：“你知道‘九江’这个地名的来源吗？”这个漫画家小时候听到过这样的传说——有九条龙原来在地下，后来变成了九条江。他以为这是封建迷信，毛主席不会是指它，就说他不知道。想不到毛泽东讲的正是这个传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毛泽东把手指举起来，说了一条江就弯下一个手指，一条江一条江的名字他都记得很清楚[29]。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薄一波研究薄姓的兴趣
薄一波所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这样写道：“1943年11月，我去了延安。翌日毛泽东同志约我谈话，我同他也是第一次见面。谈话开头，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山西省定襄县。他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薄注）。’听了这席话，引起了我研究薄姓的兴趣……经有关专家介绍，翻了翻《元和姓纂》之类的书，才知道薄姓原来是殷商的一支，周武王灭纣后，徙之于亳（今安徽亳县），以地名为氏。亳薄同音，后来就写作薄。《吕氏春秋》提到过一个薄疑。大概是最早见于典籍的薄姓人了。汉高祖有薄姬，文帝即位后尊太后。她的弟弟薄昭曾任车马将军，封轵侯，后来因为杀了文帝派来的使者，被迫自杀了。”[30]
“项羽破釜沉舟之处。”
1947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回到小河村，见到由晋西南赶来的陈赓。他决定命陈赓兵团出师豫西，抄敌后路。
“主席的意思是……”陈赓的手指在“潼关”徘徊，目光沿“黄河”移动。
“这里！”毛泽东将他的手指按在地图上的陕州和洛阳之间，“项羽破釜沉舟之处。”
陈赓望着地图略作估量，脱口叫出一声：“好棋！”他将手在地图上作扫荡势，说：“东可以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大军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主席这一着棋一下，全局都活了！”毛泽东说话历来是言简意赅，只要下面理解了他的意图，他便再不多解释一句，剩下的只是提出要求：“当年项羽很坚决，过河之前把河北岸的军锅都捣烂了，过河以后又把渡船凿沉，这是何等坚决壮烈的决心！你们这次过河，也要有这种无比坚决的精神……”[31]
“尧山县以前叫百人县。”
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时，据阎长林回忆，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和警卫人员聊天，毛主席问我们：“你们河北人，总说你们河北好。咱们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河北，你们说，这里比延安好在哪里？你们再说说，咱们坐在这里，这里周围远的、近的，都是些什么地方？”我说：“河北比延安就是好，河北有大平原，延安就没有大平原。我是顺德府尧山县人，在石家庄南边180里。我小的时候，到过石家庄，也到过平山县，再往北就没有去过了。也没有听说过阜平县。”毛主席说：“阎排长是尧山县的。我问你，你们尧山县以前叫百人县，你知道吗？”我说：“我们那里有百乡县，没有百人县。”毛主席笑着说：“那你连你们县的历史都不知道吗？以后有机会了，你可以查一下你们尧山县的县志，上边会有的。”[32]
“你们那儿有多少个沽哇？”
毛泽东和警卫战士李松茂谈话。他问：“你是哪里的人哪？”“天津海下东沽人。”“你们那儿有多少个沽哇？”李松茂怕说不完全，又怕说错了，便答道：“说不清楚。”毛泽东说：“你们那儿有七十二沽。”一边说一边又掰手指，一个一个地数起来：塘沽、东沽、西沽、咸水沽……一直数了十好几个[33]。
“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
据1986年9月5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毛主席非常重视地方志，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比如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他就讲，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后来我看到笔记小说上有这样说的。毛主席大概也是从这种书里看来的。像这类的掌故，毛主席知道的很多，他谈这些掌故有什么道理呢？他对我说，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34]。
“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
1950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新中国将要派出的大使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边界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35]
“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
1950年9月，毛泽东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理好[36]。
毛泽东的爱好：下车伊始问志书
1959年6月30日，正在庐山的毛泽东对地方接待人员讲了个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说的是朱熹初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甫一下轿，就开口问迎接他的当地官员是否带来《南康郡志》，迫切地想通过方志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治下的人文风土。
讲了这个典故，毛泽东微笑着“问志书”——要求看《庐山志》。当地的干部很快从庐山图书馆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随后他又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
“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成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千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转身对周小舟等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
时隔两年的1961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美庐别墅中留影，影像中他捧在手上凝神细读的，依然是吴宗慈修的《庐山志》。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开完庐山会议返京途中路过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开座谈会。会间，他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山搔了一会儿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问浙江歌舞团的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当回答是“浙江海宁硖石人”时，他马上引用《海宁州志稿》，说明硖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等等，如数家珍。
地方志，简称“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其作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有“信史”之说和“经世致用”之特殊功能。中国传世志书8700余种，11万余卷，占了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毛泽东历来喜欢通过阅读地方志书，摸清、摸准国情、地情，了解和掌握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从而在决策的关键时刻发挥其重要作用。毛泽东深知地方志的价值，他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1929年红军打开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住下，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得到清代续修的一部8卷集《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毛泽东仍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托秘书到所在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有一次毛泽东到无锡，第二天就讲了无锡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生动事例，在场的同志感到惊奇，原来毛泽东到无锡市的当晚就浏览了《无锡县志》。
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等认真阅读。以后还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他提倡党政干部学会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
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37]毛泽东说的汉武帝时有人建议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入海，在《汉书·沟洫志》里确有记载。原文是：“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在和毛泽东谈话中，陶鲁笳还说：“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说的闻喜县的来历，《汉书·武帝本纪》里也有记载。原文是：“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越南破，以为闻喜县。”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武昌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书记梅白同志谈到地方志工作，具体谈了《荆门县志》。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官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第二，我发现《荆门县志》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到那里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民，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薄一波、谷牧、余秋里等谈到三线工程建设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白帝城吗？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为什么叫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薄一波曾回忆说：“解放后，有一次我到福建考察，曾粗略地翻了翻《福建通志》。那时毛主席有个指示，到外地考察、调查工作的同志，都要看一看当地的地方志，以便了解那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38]
下车伊始问志书，山河风物胸中收。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和认真阅读地方志书，是因为他认为地方志书是了解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情势，就能帮助我们在工作中取得胜利和成绩，减少挫折和失误。再者，与地方干部、工作人员讲话，穿插有关地方志书记载的传说典故，也可以把气氛搞得生动活泼些、和谐轻松一点，使大家不感到拘束，实乃大家之风范。
毛泽东最欣赏的“三绝碑”
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妙无比，尤其是书法与诗文的完美结合。目前，在中华大地上，有历史上留下来的著名的十大“三绝碑”：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岭三绝碑、四川成都“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湖南永州柳子庙“苏轼荔子碑”、山东“潍坊新修城隍庙碑”、福建泉州“万安桥记”大字碑、河南临颍“上尊号与受禅碑”、湖南祁阳“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开善寺“宝志公象赞诗碑”、陕西高陵“李晟墓碑”、河南郑州“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石碑”。
其中，郴州苏仙岭三绝碑位居十大著名“三绝碑”之首，以“秦少游词、苏东坡跋、米芾字”之“三绝”而名世。此“三绝碑”，颇受毛泽东之喜爱。
1960年3月上旬，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湖南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莅湘，在专列上接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地方领导。当介绍到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时，毛泽东突然向陈洪新发问：“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陈洪新调郴州时间不长，对之一无所知，只好不好意思地回答：“没看过。”熟知历史的毛泽东挥挥手，便给大家讲开了：“1096年冬，北宋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著名词学家秦观因‘元祐党人’的牵连，遭章惇的排斥和打击，被削职流放到郴州，他远离亲朋，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便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说到这里，毛泽东抑扬顿挫地背诵起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毛泽东进一步讲到，这首词将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受排斥打击的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心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很喜爱这首词，因为他深感同病相怜。四年后，秦观病死，苏东坡为怀念朋友，将此词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附上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后来，书法家米芾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将秦词苏跋写下来。宋朝以“秦观词、东坡跋、米芾笔”之造诣精深而谓之“三绝”。南宋咸淳元年，郴州知军邹恭到任后，“首访旧刻，把玩不止”，命工匠模刻于景色与秦词意境相似的苏仙岭山麓石壁，史称三绝碑，使之成为洞穿千年的绝响。
陈洪新等听得如醉如痴，感佩主席的学问真大。毛泽东亲切地望着陈洪新，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文人墨客多贬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陈洪新激动地回答：“现在很好，我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毛泽东说过去郴州是瘴疫之地，确非虚言。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幽禁的那些日子，于1937年在郴州苏仙岭上住过一段。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患疟疾）”。苏仙岭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除了几个出家人之外，游人十分稀少。张学良将军被关在山顶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荒岭破观，环境凄凉。
郴州苏仙岭上的“三绝碑”曾吸引张学良久久驻足。“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等语，引起身陷囹圄的张学良的强烈共鸣，以致发生“经常借酒浇愁，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的事。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
毛泽东对黄河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其名作《沁园春·雪》中的“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描绘的就是气势磅礴的黄河。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曾两次东渡黄河。一次是在1936年2月底，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兵分两路渡过黄河转战山西，击败阎锡山的军队完成东征使命后，5月又挥师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再就是1948年3月，毛泽东在陕西吴堡县川口渡过黄河，对国民党开始战略大反攻。
他第一次渡黄河时，正是黄河的凌汛期，激流里漂浮着许多磨盘大的冰块，不时发出与船身冲撞的惊心动魄的巨响。毛泽东坐在东征的木船上，谈笑风生。船工们头上包着白羊肚的毛巾，赤膊袒胸，喊着悠远浑厚的号子。毛泽东说，看，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他又问警卫员们谁敢游黄河，几个人七嘴八舌，有人说给彭总送信游过，有的说发大水时游过，有的说枯水季节游过。毛泽东说：“那太好了！来，我们不用坐船，游过去吧！”卫士们都吓坏了，说河里还有这么多冰块，怎么能游？毛泽东笑了，他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在延安时，毛泽东敞开心扉，曾同斯诺进行了数次长谈。斯诺问毛泽东：“如果您卸去领袖重任，最想去做哪些事情？”毛泽东虽然不知疲倦地为他的祖国操劳，但内心深处却仍旧怀有诗人的情愫，蹈李白步履，观黄河远去，不断萦绕在他的心头。于是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骑马沿黄河流域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的时间，出京对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进行了现场视察。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第一机械部部长黄敬、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和汪东兴等同志。10月27日，毛泽东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济南历史上决口频繁、灾害严重的泺口险工处。毛泽东站在抗洪大坝上，远眺滚滚的黄河水，深思后问：这里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高多少？有人回答：6—7米。毛泽东深情地交待，要把大堤、大坝修牢，万万不要出事。毛泽东顺堤前进，边走边谈，怎样修好堤、修好坝，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许世友说，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毛泽东在前进中，看到堤外大片盐碱地，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人回答道：“黄河高（悬河），堤外低凹，再加小清河多年未疏通，排水不畅，造成耕地盐碱化，种不保收。”群众说，“春天一片霜，秋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趴秧”。这一片上下有15万亩地种不成庄稼，群众生活困难。毛泽东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引用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不行吗？”省领导说：“没经验，我们一定试试办。”
在河南，毛泽东来到兰考县杨庄察看黄河险工，在第9号坝上察看了工程和黄河形势。他不无忧虑地问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毛泽东问王化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王化云回答后，毛泽东幽默地说：“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
毛泽东看到水面比开封城高出三四米的黄河柳园口，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他对大家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黄河的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治理说过无数次气吞山河话语的毛泽东，面对着世界上最桀骜不驯的黄河，表现出了少有的敬畏和谨慎，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殷殷地嘱咐王化云等有关领导：“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第二次专门关注黄河是1953年2月。在乘坐的专列上，毛泽东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与王化云进行了探讨。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高兴地说，革命成功了，事情好办了，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在汇报过程中，王化云老想让毛泽东就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表个态，毛泽东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研究。
1953年5月，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以个人名义向当时主管水利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呈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两个报告。邓子恢将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对报告“很欣赏”。
1954年冬，毛泽东在南巡返京途经郑州时，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第三次专门听取了“黄委”负责人王化云、赵明甫二人关于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
1955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会客室第四次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汇报，这次他关心的热点是关于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
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1961年8月在庐山时，毛泽东曾和身边的卫士张仙朋闲谈，他感慨地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可使我多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官员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三个愿望中，就有沿黄河实地考察，可见毛泽东的黄河情结之深。其时，毛泽东是全国人民伟大的舵手，工作自然是千头万绪，许多大事需要他去考虑。这些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他来说就成了奢望。
1963年的金秋时节，毛泽东坐在中南海丰泽园的摇椅上，心头一片空明。十几年过去，共和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与苏联的争论也以“九评”的发表暂时告一段落，国内反动势力已逐步被肃清，自然灾害已基本度过，“大跃进”的问题经庐山会议也初步得以平息，经济建设正处于调整发展状态。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忽然感到一阵少有的轻松。于是，诗人的情愫又在他的身上复活了。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与好朋友萧三交流过，他一要通晓中国各朝代的历史，寻找一条中国之路；二要周游名山大川，结交天下志士墨客，找到国家兴衰的规律。旧年的夙愿被点燃了，毛泽东告诉身边的汪东兴，他要到黄河源头去开始他的叩问，这江山如何千秋万世，无疆无限。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固执拍板了，汪东兴就只能马上去落实。
翌年元旦刚过，解放军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将军就急忙通知内蒙古军区保卫部，立即派一名负责人两天内赶到总政保卫部。时任内蒙古军区保卫部部长的恽汝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副部长图们毕力格图。仅用了一天半，图们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总政保卫部。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和保卫部蔡顺礼部长立即布置任务，提出要求。第二天，蔡顺礼带图们去中南海，汪东兴把任务向图们做了交代，并强调绝密，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只能告知乌兰夫和政法委书记，内蒙古军区领导只能告知第一书记和主管政法的副政委。
这年的2月，图们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带着汽车和马匹，出发考察内蒙古境内的18个旗县。他们不仅要考察沿黄河的地形、文物、史志、风土、人情，还要调查社情、道路、人员成分、政治环境，包罗万象，详细之至。小分队的成员们除了内蒙古公安厅警卫处处长查德格尔隐隐约约猜到一些外，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执行这次任务。图们心里清楚，他要向伟大领袖提供考察路线上的一切细节。
考察的路上，历尽了艰辛。小分队踏着未融化的冰雪，顶着西伯利亚刺骨的寒流，吃着冻硬的干粮，喝着雪水，艰难地行进在广漠的草原、戈壁、沙漠上。这一群现役的或者曾经的军人，以长期军旅生活磨练出来的韧性，不怕野狼的袭击，不怕沙暴的疯狂，不怕刺骨的冰河，走过了18个旗县，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和战争期间送情报一样火急，这些资料迅速报到了中南海。
转眼又到了夏季，又一批专家、学者被派来，从专业学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考察，考察形成的资料迅速报送到了中南海汪东兴那里。
图们在此期间，精心挑选了马匹和好骑师，到北京教毛泽东骑马。又专门从骑兵部队抽调武艺、胆略、骑术都十分精良的战士，组建了骑兵警卫部队，一边等待中南海的指示，一边严格训练。1965年就在等待中悄然过去了。
1966年，毛泽东在他丰泽园宽大的书房里，吸着烟，踱着步子，对阶级斗争问题、领导权问题、修正主义问题的思考已占据了他的几乎全部身心，考察黄河的问题已经没有它的位置了。
毛泽东一直很关注黄河，曾多次想畅游黄河。1958年8月7日他视察郑州兰封东坝头，就打算横渡黄河，保卫人员再三劝阻，终于作罢。1959年9月20日，他在山东泺口险段视察黄河，对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但终其一生，毛泽东没有游过黄河。这对毛泽东和黄河来说，都是一种遗憾。
毛泽东与《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从乾隆年间的鸿儒纪晓岚到当代世界文豪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都是其铁杆粉丝。有两位世纪伟人也很爱看这部作品，他们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
少年时代，毛泽东就非常喜欢读《聊斋志异》。毛泽东终生爱读这部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身边就一直放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办公桌旁还放着《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1939年5月5日晚，毛泽东专程到延安鲁艺来看望刚从国外归来的老同学萧三，谈起文学问题。谈到《聊斋》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狐精来呢？《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了‘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主席约见文艺界何其芳、陈荒煤等时曾谈道：“《聊斋》可以做清朝的历史来读，《席方平》含义很深，席方平在阴司的遭遇，实际上是人间官吏鱼肉人民的真实写照，是对封建社会人间酷吏官官相护、残害人民的控诉书。”毛主席又说：“小鬼同情席方平故意锯偏，这个细节写得好。”他还说：“《席方平》应该选进中学课本。”
《聊斋志异》中的《小谢》，写倜傥正直的书生陶某，身处鬼魅惑人的宅第，不受女鬼小谢、秋容的诱惑，并教她们读书写字，通事明理，从而使这两个女鬼由敬慕而爱恋上陶生。后来陶生因事入狱，小谢、秋容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抢去，也得陶生搭救。女鬼的善良、勇敢、多情和她们同陶生的和睦互助、真心相爱的关系，感动了曾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施展法术，帮助小谢、秋容还阳复生，促成陶生和她们的结合。毛泽东读《小谢》后写下批语：“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写在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聊斋志异》第526页上面。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马介甫”的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河北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名叫杨万石。杨非常害怕老婆。杨的妻子尹氏，非常强悍，杨稍微触犯了她，就要挨她鞭打。一天，杨在府城里等候乡试时遇见了马介甫。从此，他们交往越来越亲密，便结拜为弟兄。在交往中，马介甫得知杨妻尹氏横蛮地欺侮和摧残杨家的老老小小。因此，马对杨家老小深表同情，于是，他就施种种小技，帮助杨万石制服这个悍妇。但是，每当杨万石看到老婆的气焰稍微收敛一些时，就不照马介甫说的办法去做，或者向悍妇讨好献媚，或者向悍妇泄漏真实情况。当悍妇一次一次地知道事情的真相时，便认为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因此，在马介甫离开杨家老小之后，她仍然轻视他、嘲弄他、辱骂他。没过多久，那悍妇的故态完全恢复了。读罢这则故事，大概是因为作者对杨万石怕老婆和对这个悍妇的横蛮、凶残描写得淋漓尽致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个性斗争，此妇虽坏，然是突出典型。”
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白莲教”的小说，说的是，白莲教的首领徐鸿儒，得到了一部旁门左道的书，能够役使鬼神。略微试了一试，看到的人无不惊异，奔走在他的门下，像一群鸭子争先恐后地来了。于是暗地里图谋不轨，便拿出一面镜子，说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终身结果。挂在厅堂上面，叫人自己去照，有时是一顶平民所戴的幞头，有时是一只贵人所戴的纱帽，有时是一袭大官所穿的绣衣、所戴的貂蝉，出现的形象很不一样，人们便更加感到惊异。因此到处传播，登门求见的，挥着汗珠络绎不断地来了。徐鸿儒于是宣称：“凡是镜子里出现的文武官员，都是如来佛祖注定要参加龙华会的人。各自应该努力，不要退缩。”便拿镜子自己来照，只见冕旒龙袍，就像一个帝王。大家互相看着，大吃一惊，一齐拜伏在地。徐鸿儒于是造起旗帜，拿起武器，莫不踊跃相从，希望能和他在镜中出现的形象一样。没有几个月，聚集的人马以万计，山东的滕县、峄县一带，听到风声，就倒向他一边了。
后来，朝廷派了大兵来围剿，有一个彭都司，济南地区长山人，武艺和勇力都超过了别人，徐鸿儒派了两个垂着头发的少女出来应战。两个少女都拿着双刀，骑着大马，刀白如霜，马嘶若怒，轻快迅速，周旋进退，从早到晚，两个少女没有能够伤害彭都司，彭都司也没有能够打败她们。这样打了三天，彭觉得精力俱竭，气喘吁吁地死了。等到把徐鸿儒杀了，捉到徐的同党拘系起来拷问，才知道刀乃木刀，骑乃木凳，假的兵马战死了真的将军。
这篇小说写得虽然很离奇，但它说的是与农民起义有关的事，所以毛泽东很喜爱看。看了以后，他还提笔写下这样一条批注：“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聊斋志异》卷六中还有一篇题目叫“细侯”的小说，写的是：
浙江昌化一个姓满的书生，在杭州教书，偶然到街上去走走，经过一所靠近街坊的阁楼时，忽然有一只荔枝壳掉在他的肩上。抬起头来一看，一个年轻的女子靠着阑干站在那里，姿色妩媚，十分美好，不由得凝神注视，心动情摇。那女子俯着身子往下一看，微笑着进去了。一打听，原来是妓院里贾家的养女名叫细侯。她的声价很高，满自己想到无法如愿以偿。回到书房里冥思苦想，整夜都没有入睡。第二天，他拿了名片来到妓院里，见到细侯，两人说说笑笑，十分开心，于是更加被她所迷惑了。他假借别的事由，向他的好友借了一笔钱，带到细侯那里去，得到极其殷勤的招待，便在枕上口吟绝句一首赠给她云：膏腻铜盘夜未央，床头小语麝兰香。新鬟明日重装凤，无复行云梦楚王。
细侯皱着眉头说：“我虽然出身卑贱，常常希望找到一个同心同德的人托以终身。你既然还没有娶亲，看我可不可以给你做个当家的？”满非常高兴，再三叮嘱她要坚守盟约。细侯也很高兴地说：“吟风咏月的事，我自己认为也并不难。往往没有人在的时候，也想学作一首，恐怕不一定就好。如果能够嫁给你，希望能指点我啊。”顺便问了问满：“家里有多少田产？”回答说：“薄田五十亩，破屋几间罢了。”细侯说：“我嫁给你以后，希望常常生活在一块，不要再出去教书了。种四十亩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再种十亩黍，织五匹绢，缴纳平常的赋税还有多了。关着门互相照应着，你读书，我织布，有空的时候，喝几杯酒，吟几句诗，消遣消遣，就是千户侯也不过如此啊！”
毛泽东的批注就是在读了满生和细侯这一段对话之后写下的。他在此写的批注是：“资本主义萌芽。”
1959年4、5月间，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议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编选工作落实到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大概是到这一年的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序言，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
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陈伯达、周扬、胡春木。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笔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说完《妖术》和《宋定伯捉鬼》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与会的同志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在讲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之后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他那如同我国历史文化知识库的大脑里立刻又浮现出了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我国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说着，他就很有兴趣地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又强调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毛泽东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毛泽东风趣的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当时的会议记录上，注明“笑声”二字的就有6处之多。
在这次讲话之后的第21天，即5月6日，在与周恩来、陈毅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了上述“狂生夜坐”这个故事。在毛泽东看来，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相信，任何鬼都可以被战胜的。
毛泽东很喜欢《聊斋志异》中的《狼三则》，这篇故事包括三则小故事，写的都是屠夫与狼的斗争。第一则，写一屠夫被狼追着，他用卖肉用的铁钩子把肉挂在树上，狼缘树求肉，结果“钩刺狼腭，如鱼吞饵”，缢死于树。第二则，写一屠夫依靠场边的麦垛，先杀死面前的一只狼，又杀死麦垛后边正在打洞的那只狼。第三则，写一屠夫以窝棚为掩护，用小刀割开狼伸进来的前爪，用吹猪的方法置狼于死地。这三则小故事都是写屠夫运用自己的生产知识杀死贪欲很强的恶狼的。这篇故事，毛泽东早就读得很熟。据何其芳回忆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和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还很有兴致地给他们讲了这篇《狼三则》中的第三则小故事。
何其芳回忆说，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毛泽东还笑着对他们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把小说当作生产斗争知识来读，从阅读这些故事当中来学习生产斗争知识。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独特之处。
直到年过古稀，毛泽东在一次与家人的谈话中还称赞《聊斋志异》写得好。他很有感触地说：“《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邓小平也是聊斋迷。据邓小平夫人卓琳说，邓小平最喜欢看的书是《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到外地也带《聊斋志异》。他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
《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是个700多字的故事，写一位“巨公”知道徐秀才有对付妖怪的办法，将他请到家里，但是不告诉他缘由，只将徐安排在花园里。半夜时妖怪来了，徐某将被子蒙到妖怪的头上大叫，妖怪吓跑了，不再出现。巨公“吃了泰山不谢土”，设好了局，令人上钩，别人驱怪，他坐享其成。但不管怎么说，谁驱走了怪，功劳就该是谁的。
篇末，蒲松龄以“异史氏曰”之口感慨：“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的名言“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与之只有一字之差！
邓小平原来说的就是“黄猫黑猫”。1962年，邓小平讲了这样一番话：“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把邓小平这段话最后一句恢复成文言，就是“黄狸黑狸，得鼠者雄”，和聊斋的原话一字不差！可见邓小平的这句名言脱胎于他很喜欢读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当年在穷困潦倒时写的《聊斋》曾担心难觅知音，不免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他要是知道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世纪伟人都是他的知音，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毛泽东解说周瑜死因：被孙权气死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钻研颇深，兴趣十分广泛，尤其喜欢看戏曲。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主席遗物中，共有唱片和磁带2000多张（盒），其中数量最多的便是戏曲。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很喜欢看戏。当时条件很艰苦，文化娱乐活动很单调，只有周末舞会和偶尔的戏曲演出。而只要演戏，时间又允许，毛泽东总是争取去看。在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的时候，毛泽东休息的方式就是听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或是程砚秋的《荒山泪》，他尤其喜欢高派的唱腔。1949年，尚未进城的毛泽东连续两次看了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其中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他向不懂戏的警卫员说：“梅兰芳是中国第一名旦，在四大名旦中，他可是排在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毛泽东看戏的记载更多。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兴致很高的毛主席亲自邀请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演出《牡丹亭·游园惊梦》。195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说：“梅先生很会扮演，通身是白，惟上额头一个红缨，银装素裹一点红，美极了！”事后梅兰芳听说了主席的夸奖，非常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其实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的。”1958年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娱乐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一次在湖北视察工作，他提出要看已流传不广的原始黄梅戏。他看了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有黄色之嫌的传统戏《张二女推车》，边看边说：“有意思，有意思。”1975年8月，毛泽东要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上手术台之前，毛泽东让放一首岳飞的《满江红》，选的是上海昆曲剧院岳美缇的演唱版本，唱腔高亢、有力，毛泽东正是伴着激昂的旋律到手术室接受手术的。
毛泽东看戏很专注，很容易入戏，与剧中人同悲欢。1953—1954年，他连续看了几遍《白蛇传》，每次看都流泪。
1958年他看了李玉茹主演的《白蛇传》，几次为许仙和白娘子的生离死别哽咽，当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毛泽东激动地站起来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在演出结束的接见中，毛泽东热情地和演小青的演员握手，表扬其见义勇为、不畏强暴和助人为乐；和演许仙、白娘子的演员热烈握手，赞扬他们乐善好施、大胆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此时，完全沉浸在戏中的毛泽东是把舞台上的一切都当成现实。故而，那个倒霉的“法海”演员备受冷落。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立即“憎恨地”扭头便走——根本不和他握手。
毛泽东看戏动情之余，还进行很认真的理性思考，凡是不合情理的、违背历史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曾多次为传统戏曲“挑刺”，而且往往一针见血。
一次，毛泽东看谭富英与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陈宫有一段流水板的唱腔：“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戏后毛泽东问谭、裘两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两人都答不上来。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两人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谭富英感慨地对师妹王则昭说：“当初学戏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就怎么演，所以演了这么多年还是不知其所以然。看来真得钻研文化和历史，不然难免闹笑话。”此后几天两人按毛泽东的意见修改，把最后一句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早年，他担任除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担，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王芳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毛泽东给戏曲挑错的趣事：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还一步一摆地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纵使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那两句台词，主席认为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有道理，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那样唱。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有兵。”对“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毛泽东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应穿紫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门作过考证。“文化大革命”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化大革命”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杭大历史系教授查一查当时历史，岳飞应当穿什么衣服。他们说，应当穿紫袍。岳飞和杨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39]
王芳的回忆录中，还记载了毛泽东与他讲京戏中的周瑜的真正死因，由此我们可看出毛泽东极为渊博的史学知识。“
1959年三四月份，毛主席来往于沪杭之间，并于4月6日至1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刘庄、汪庄还未改建好，于是主席办公、休息的地方都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饭时，他因为知道我喜欢京戏，在山东根据地时又演过京戏《黄鹤楼》中的周瑜，就问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说，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因此，孙权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他的看法更大，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毛泽东还常常古为今用，将戏曲和现实结合起来。如1956年4月，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新本《十五贯》，毛泽东曾两次到剧场看戏，赞扬《十五贯》是个好戏：“这个戏全国都要看，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看。这个戏反对主观和官僚主义思想作风，提倡调查研究，对于巩固新中国政权，警告业已滋生的腐化行为是大有裨益的。”
毛泽东偏爱的四位诗词大家
毛泽东对古代诗词大家的偏爱，可用10个字来概括：诗最爱三李，词最合稼轩。
三李指的是李白、李贺、李商隐。据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的统计，毛泽东圈画过的唐诗约600首，其中“三李”诗约占三分之一（200首）。他非常欣赏李白的浪漫飘逸、李贺的奇艳瑰丽以及李商隐的沉思缜密。
毛泽东认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富于幻想和浪漫情怀不仅在艺术创作中是有益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定积极意义。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曾这样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党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
稼轩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号，他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有论者曾这样赞美：“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郭沫若曾为辛弃疾之墓撰写挽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是对辛弃疾词的风格与价值的最有见地的评价。毛泽东对辛弃疾词作中洋溢的弓马英雄之豪气颇为赞赏，对辛词评价甚高。
“三李”
毛泽东十分喜欢李白的诗歌，身边常有几个录有李白诗歌的唐诗选本，如《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等，所以对李白的许多诗作都熟稔。《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卷》里，就收有毛泽东手书李白的16首诗作，其数量居毛泽东手书古人作品之首。
据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回忆，1942年4月13日，他和作家严文井、周立波去见毛泽东，谈到文艺工作，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是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喜欢李白的诗，不但自己读，而且还经常推荐他人也读读李白。1959年8月6日，毛泽东曾把李白的《庐山谣》推荐给儿媳刘思齐，鼓励她开阔胸襟，从毛岸英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1961年9月16日在庐山，毛泽东又将这首诗书赠党中央常委诸同志一读。
毛泽东喜欢李白的诗歌，首先是欣赏李诗的艺术成就。他曾对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他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在《注释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中的《蜀道难》这首诗的批注中说：“此篇有些意思。”在同一本书的《将进酒》的标题前，毛泽东画了一个大圈，标题后又画了三个小圈，并在天头上批注：“好诗。”毛泽东还对李白的《梁甫吟》《古风五十九首》《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做过批注。毛泽东还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李诗的艺术成就，说“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毛泽东对李白尽管很喜欢，但他一贯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人与事的辩证法，也指出了李白的消极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他批评说李白“尽想当官”和有“道士气”。李白诗歌的清晰洒脱融合了道家的飘逸和楚骚的瑰丽，但其不少诗作中的道士气确实很浓，如有时流露出及时行乐、放浪形骸以及理想破灭时的消极遁世思想。在李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
“做大官”的意识也很浓。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的名诗《梁甫吟》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梁甫吟》是李白被排挤出长安后官场失意之时的悲愤之作，他在诗中引用了汉代郦食其的故事。郦是一介书生，嗜酒如命，被称为“高阳酒徒”。他曾给刘邦献计而克陈留，被封为广野君。公元前204年，他游说齐王田广归汉，使刘邦不战而得齐国七十余城。但此时韩信乘机奔袭齐国，齐王以为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他，便把郦扔进了油锅。李白很推崇郦食其以三寸不烂之舌建功于风云际会之时的才智和气概，故说“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一举成名。
毛泽东不赞成李白在这首诗中透露出的在建功立业上那种书生式的纯理想化的思想和认识，他在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说到秦始皇时随口引出了《梁甫吟》，并用打油诗的方式批评了李白：“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对李白的《梁甫吟》，毛泽东还是很喜欢的。在他的故居藏书中，有一份《梁甫吟》的手抄本，是用一寸大小的毛笔字抄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7页。这是毛泽东晚年视力减退时，为阅读此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从此本右上角的两个圈记看，毛泽东两次读过这个手抄本。在《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旁，也画有表示读过两遍的大圈；并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红铅笔画着直线。
李贺是继李白之后唐朝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多种版本的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选》等，几乎每本都被毛泽东圈画过。至今传世的李贺诗共240首，毛泽东圈过的就有83首，有的圈点多达四五次。
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在一则有关王勃的批注中，称李贺是“英俊天才”，但“死时二十七”，“惜乎死得太早了”。在50年代末，每次提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总是提到李贺，称他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
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的最后，他写道：“李贺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毛泽东本人的诗词也颇受李贺诗的影响，在其词句中经常可见到李贺的影子。所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中“一唱雄鸡天下白”及《念奴娇·井冈山》中“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即点化李贺《致酒行》中“雄鸡一声天下白”而成。在1949年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更是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只是毛泽东的诗中赋予了新的含义。
毛泽东多次圈画李贺的《致酒行》中“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之句，对之百读不厌。
李贺的另一首诗《梦天》也是毛泽东非常喜爱的。此诗有晋人游仙诗之风，“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诗人对想象中月宫的描绘可谓美丽奇特，在所有写月宫的诗中独树一帜。“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诗人梦游月宫，感宇宙之博大，察地球之渺小，九州大地，自天外观之不过是烟尘九点；大海汪洋，从高处俯察，不过是杯中之水。诗中揭示的永恒与短暂、伟大与渺小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也是极富哲理的。雄视千古，善于从大处着眼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毛泽东特别欣赏这首诗，他在黄陶庵评本《梦天》一首题头评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有所不及”处，每处都圈点断句，表明他对黄陶庵说的极其赞同。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诗句以及《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很显然有李贺《梦天》一诗的影响。
毛泽东曾对随行人员谈到李贺“专门做鬼怪的诗”，其作品“是鬼诗，不是人诗”。毛泽东欣赏的是他那富于想象、浪漫奇崛的诗风。
毛泽东喜爱读李贺的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很欣赏李贺不满封建统治、不迷信封建帝王的叛逆精神。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写到“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天迹”，在《苦昼短》中写到“刘彻藏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诗中敢于称汉武帝为“刘郎、刘彻”，直呼秦始皇为“嬴政”，正是表现了作者的这种勇气。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中提倡振作精神，破除迷信，曾举李贺为例。毛泽东说，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
李商隐是晚唐的著名诗人，他的诗继承了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毛泽东也很喜爱李商隐的诗。不但喜欢他的《无题》《锦瑟》《嫦娥》等情致缠绵的爱情诗，而且也喜欢李商隐的《贾生》《马嵬》《隋宫》等政治诗，并对其好多作品都能熟背如流。据大学者周谷城回忆：1965年他在上海见到毛泽东，谈到旧体诗及李商隐，兴之所至周背诵李商隐诗《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背到此，周忘记七、八两句，背不下去，毛泽东便接口背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1965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学者刘大杰谈话，毛泽东问刘大杰：“《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刘背后，毛泽东慨叹：“写得好哇！写得好！”
1958年11月1日，在河南新乡视察工作的毛泽东，召见了时任沁阳县委第一书记的赵汉儒。毛泽东问赵汉儒：“沁阳是李商隐的故乡，李商隐的诗写得好哇，我很喜欢他的诗！雍店这个村还有吗？李商隐就是这个村的！”赵回答说：
“这个村现在叫新店。”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接着说：“应该叫新店，叛匪火烧雍店，叫新店好，好！”
1975年6月，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北京大学中文系芦荻老师为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的毛泽东读书。据她回忆：有一次给毛泽东读李商隐诗，读错了一个字，毛立刻让她停下，并进行纠正。可见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李商隐诗歌还是那么熟悉。
毛泽东对李商隐生平事迹以及其生活也有兴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天，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过一封信：“田家英同志：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
毛泽东还关注和参与李商隐诗歌研究。他读《历代诗话》，关于李商隐《锦瑟》中的“锦瑟”解释，对苏东坡的“适、怨、清、和”说和其他几种关于“锦瑟”的不同解释，一路画了密圈。1965年6月和刘大杰谈到李商隐“无题”诗，毛泽东发表意见：“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1975年8月2日，刘大杰为修改其《中国文学发展史》，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答：“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定语，暂时存疑可也。”
毛泽东常以李商隐诗作为书法练习内容。《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收有李商隐的《锦瑟》、《筹笔驿》、《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马嵬》、《嫦娥》、《贾生》等。
由于对李商隐部分作品烂熟于心，毛泽东能够随口化用其诗句。余泊流、陈钢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书谈道：“1933年底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后，与妻贺子珍常在福建长汀卧龙北山散步，一次贺被路边腊梅吸引，让毛泽东看，他看后随口吟了两句：‘春心乐于花争发，与君一赏一陶然’。”这第一句显然从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句化用而来。
毛泽东的《七绝·贾谊》明显吸纳了李商隐咏史诗《贾生》。《七绝·贾谊》全诗：“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李商隐《贾生》全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七绝·贾谊》第一句“贾生才调世无伦”显然从《贾生》第二句“贾生才调更无伦”引化。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一般是“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读书时常在书上写批注，还用各种圈、点、勾、画等标记。每读一书、一诗，通常在书封面、诗标题前画上一个大圈，几个大圈就表示读过几遍。在诗标题前连画几个小圈，表示对该诗重视或欣赏。对诗中好句子和值得注意的地方，则画直线、曲线，或加以密圈。据整理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的张贻玖统计，毛泽东圈画李商隐诗30余首，毛泽东圈画过多次的李商隐诗有《有感二首》《重有感》《锦瑟》《夜雨寄北》《马嵬》等。还有《贾生》，6处圈画。《北齐二首》《隋宫》和《韩碑》，分别圈画3至5遍。《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在标题上连画三圈，圈画5遍。《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画着大圈、小圈。读《随园诗话》时，毛泽东对杨守和、尹文端集李商隐诗句的对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加了圈画。需要说明的是，张贻玖统计仅限于中南海故居藏书，不包括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前的阅读，也不包括其后毛泽东在外出考察时所读的书。
辛弃疾
据统计，毛泽东圈画得最多的还是辛弃疾的词，共有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四册《稼轩长短句》，每册的封面上，都有毛泽东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还有毛泽东评点过的几部《词综》，其中辛弃疾的词也是圈画量最大、次数最多的。
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的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弃疾的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600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
毛泽东对辛弃疾的词都很欣赏，尤其欣赏他想象奇特且具科学色彩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这首词别开生面，词人从“送月”这一新的角度，以朦胧的想象探讨了月亮绕地球旋转这一宇宙观，是一首想象奇特、构思新颖的送月词。词的视野广阔，构思新颖，想象丰富，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包含生活逻辑，且有难能可贵的科学断想，彻底打破了前人咏月怀乡的陈规，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其意义比那些对月伤怀的作品寄托深远，其境界比那些单纯描写自然景物的咏月词更高一筹。辛弃疾（1140—1207）生活的12世纪，这种奇思异想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荒诞的。可是到了15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关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理论出现后，辛弃疾的想象就被科学真理所证明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曾对之叹曰：“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这首词。1964年同周培源、于光远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了这首词：“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
毛泽东欣赏的三大政论家
毛泽东爱读史书，喜欢评骘历史人物。他尤其喜欢读那些纵论治国的政论文。他极为欣赏的政论家有三个，一是西汉的贾谊，一是初唐的马周，一是中唐的刘贲。
贾谊
贾谊，又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河南洛阳人。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得到郡守吴公（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的赏识，收为弟子。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任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
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出改定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等，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
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公元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但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后来梁怀王骑马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而逝。
贾谊是杰出的政论家，其作品最著名的是《过秦论》（多年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与《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载于《汉书·贾谊传》。
毛泽东最喜欢贾谊的《治安策》，该文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居安思危，痛陈盛世下潜伏的危机，直指西汉同姓王分封制之弊：诸王幼弱，可暂免为祟，但将来长成，国家必现“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的尾大不掉局面。建议朝廷“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早削弱其挑战中央的能量。贾谊还提出了匈奴侵扰、抗外不力、世风奢靡、仁义不施等种种弊端。所提措施都有的放矢，分析时势亦有理有据。毛泽东曾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全文切中当时事理”。“事理”者，治国方略也，现实政治也。
毛泽东赞扬贾谊，在其早年诗句“年少峥嵘屈贾才”中已见端倪。后来在评价初唐诗人王勃时曾说：“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毛泽东1958年4月27日还专门写给秘书田家英一封信，让其读《贾谊传》。全文如下：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说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常常提到贾谊。如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作“破除迷信”的讲话，一口气讲了几十个年轻有为的例子，其中也谈到贾谊。毛泽东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江，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史专家。他写了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与《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
毛泽东曾两次写诗歌颂贾谊。他一生两次写诗歌颂的历史人物，仅贾谊一人而已。一首是1954年写的《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斗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异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另一首是1964年写的《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这两首诗均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马周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著的《新唐书》时，读到《马周传》中“马周上疏”的那一页，毛泽东在其天头处写下：“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历代仰作文坛北斗的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这还不足以表达毛泽东对马周的极为推崇，针对这篇传记所谓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由奴隶而成为商朝宰辅的，吕望即协助周武王灭纣的那位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马氏超逾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可以想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所评点的“马周上疏”，那是马周于贞观六年给唐太宗的一封奏折。该奏折不粉饰太平，直言各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痛陈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后果就是在贞观之治下，依然“百姓未安”，“自五六年来，百姓咸有怨言”。马周总结历史提出治国原则：“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此段话语之上方画了三个大圈，又特意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边上逐字加双圆套圈。毛泽东赞赏的是出身卑贱的马周深谙社会病症，且能准确地提供矫正之道。
马周生于山东农家，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广搜博览，以至满腹经纶。因生性豪放不合于时，浪迹天涯，后到长安给中郎将常何家当门客。有一回他替主子常何代写的奏章被唐太宗李世民赏识，遂崭露头角。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唐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人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当时的宰相岑文本也说马周的才能可比汉朝的张良和终军，对马周的才能也是深为敬佩。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马周当上了宰相（中书令）。他同时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谆谆教导，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这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马周因为一直为国事操劳，在长期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最后一病不起。唐太宗见到马周病倒了，便派当时医术最好的名医给马周看病。笔者刘继兴考证，马周病重期间，唐太宗还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来看望马周，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可惜医治无效，马周就在这一年离开了人世，年仅48岁。他在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马周死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国葬，并特别把马周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皇陵。
刘贲
刘贲，字去华，唐幽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人。中唐大和二年（828），他在参加被举荐“贤良方正”之士的考试中，针对其时宦官专权的现状，大胆上策。刘贲在上策中称：“宫闱将变，社稷将危”，“阍寺持废立之权”，“四凶在朝，虽强必诛”。痛论宦官专权，能废立君主，危害国家，劝皇帝诛灭他们。考官赞赏刘贲的文章，但惧怕宦官的专横，不敢录取他。令狐楚、牛僧孺都征召他为幕府从事，后授秘书郎。终因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客死他乡。
敢于把矛头直指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刘贲的胆识确实非同寻常。其论述亦切中时弊，“慨然有澄清之志”。不愧为唐一代之俊杰。难怪同时代“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诗人李商隐写了五首关于刘贲的诗，竟有四首是在刘贲死后哭刘贲的。这既是哭刘贲，也是哭诗人自己，更是哭那个不幸的黑暗时代。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刘贲传》时，对刘贲的政论很赞赏，并在旁边批道：“起特奇。”1958年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咏刘贲的《七绝·刘贲》：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贲。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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