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为何能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中宣部代理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要职。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23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决意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革命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样，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还通过决议，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次会议代表总额196人，到会165人。代表中一半由各省党部选举产生，一半由孙中山指定。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0%。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王尽美、李维汉等人都以个人身份出席了大会。
1月31日，举行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等。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林伯渠）等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关于这次会议确定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人选问题，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40]
根据毛泽东这个自述，我国许多著作记述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其实毛泽东的这个自述，可能是由于时隔十几年之后的谈话，与事实有所不符。他当时在国民党内的职务不是宣传部部长，而是代理宣传部部长。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8号（广州1924年印本）记载：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后，于1月31日至2月6日接着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任秘书。
《毛泽东年谱》记载，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伦、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6年1月1日至19日，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8日下午，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18日，向大会宣读参加起草《宣传报告决议案》。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仍推举汪精卫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秘书为沈雁冰。2月5日，汪精卫提议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部长，经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长由沈雁冰代理。然而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政治周报》是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主编的一份重要刊物。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代理部长后，为反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军阀、豪绅之流的反革命舆论的进攻，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认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宣传阵地，因此极力主张创办《政治周报》，此举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同意。就这样，经过积极筹备，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名义，12月5日，《政治周报》正式创刊了，毛泽东兼任主编，并为该刊第1期撰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了7篇杂文，揭露和抨击广东军阀、政客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据沈雁冰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政治周报》共发行了14期，每期发行4万份，是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此党务案被通过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于是，毛泽东也被迫辞去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一职。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时候，比蒋介石的地位还高。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时候，蒋介石连一大代表都不是，只是列席者。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当时，毛泽东为何能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中宣传部代理部长这样的要职呢？与四个人对他的赏识有关。
陈独秀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就以其卓越的表现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毛泽东曾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经杨昌济推荐，刊登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陈独秀，虚心向其请教。陈独秀对毛泽东很有好感，后来他俩又数次见面交流。在建党工作中，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实干才能。1923年1月，在国共合作的重要时期，陈独秀考虑到毛泽东一直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便决定调他到广东，协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派李维汉到湖南接替毛泽东。
1923年，毛泽东离开长沙到达广州。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这些观点较好地阐发了当时陈独秀的思想，从而深得陈独秀的信赖。于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毛泽东和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一道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还当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实际上毛泽东这是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陈独秀对他委以重任，所以，这个秘书不同于一般的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毛泽东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以后，便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常和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拜访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谭延闿。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共产党内被陈独秀提携到核心领导层，这样的政治地位自然让国民党不敢对他小瞧，为他随后在国共合作中进入国民党内部担任高职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l月28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针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目的在于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时，李大钊一方面有力地驳斥这种谬论，另一方面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得到廖仲恺等人的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
国民党“一大”在是否通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就是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出比例选举制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也颇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从而否决了比例选举制的提案。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注意和赏识。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
汪精卫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汪精卫对毛泽东的才华很赏识，他两次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两次提议均获得国民党常委会的通过。
易培基
易培基，湖南省善化人，1880年2月28日出生。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湖南方言学堂，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易培基因不愿随黎元洪依附袁世凯而弃职回湘，先后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长沙师范以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湖南第一师范校长，与学生毛泽东过从甚密，被毛泽东尊为恩师。此后，易培基两次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过从甚密。正是他介绍毛泽东去北京“闯天下”的。
易培基是汪精卫的挚友。在汪精卫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易培基便将自己的得意门生毛泽东推荐给了汪精卫。最终，思维敏捷、文辞颇佳的毛泽东不但被纳入中央执委名单，还被委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要职。
有趣的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任职的80多年后，有关国民党中央当年欠毛泽东薪水的消息从台湾传来了。中新网2008年10月27日电：据中国台湾《联合报》报道，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证实，党内已解密的文档发现，当年国民党中央还一度积欠毛泽东6个月薪水，共计720大洋（俗称袁大头）。有关大洋的实际物价，按《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记载，当年北京大学教授月薪是80块大洋，上海书店店员月薪约6块大洋，白米一担约4块大洋，720块大洋十分可观。
对于欠薪的原因，该报道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国民党中央研议全面减薪，致使党工罢工抗议，上海党部隔年元旦虽核发薪水，但毛泽东已转往广州党部任职。由此欠下毛泽东半年薪水。
毛泽东当初是如何发现井冈山的
当年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作为落脚地，不能不说是最佳的选择。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长青，山泉淙淙，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两省即湖南、江西，四县即遂川、永新、宁冈、酃县（今炎陵县），在那湘、赣军阀各自为政的年月，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
那么，毛泽东当初是如何发现井冈山的呢？是在两次听别人说到井冈山的情形之后，毛泽东才知道了这座原来鲜为人知的大山，并最终将其作为武装斗争之依托，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考察五县的行程是这样的：1927年1月4日从长沙启程，先到湘潭、湘乡县考察，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衡山考察。24日下午离衡山回长沙，在长沙郊区考察。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考察。2月4日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了解农运情况。2月5日，毛泽东便结束历时32天的湖南5县的考察。
就在这32天的考察期间，毛泽东第一次听说了井冈山。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人，应当说是衡山县妇女会干部张琼。这个说法来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1927年年初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遭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藏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
据中共衡东县委党史办、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中共南岳区委宣传部编撰的《云气纵横话衡岳》一书记载，毛泽东是于1927年1月15日至24日上午在湖南衡山县考察。在此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召开妇女座谈会，了解有关妇女方面的情况。第一次妇女座谈会是于1月15日到衡山县白果镇后，在芳山公祠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是1月20日到衡山县城后，于23日在县妇训班召开的。张琼应该就是在1月23日的座谈会上和毛泽东提及井冈山的。
毛泽东第二次听说井冈山，是在时隔7个月之后。1927年8月7日，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决定由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7年9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部署秋收起义的行动计划。前委把参加秋收起义的革命武装5000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武汉中央警卫团原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警卫团原副团长余洒度任师长。全师分三个团：第一团由警卫团大部、平江工农义勇队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由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组成。前委计划：在当地农民起义军的配合下，第一团夺取平江；第二团夺取萍乡、醴陵；第三团夺取浏阳。上述任务完成后，三路齐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
正是这次会议，吹响了秋收起义的冲锋号。会议对秋收起义暴动的军事计划作了详尽的部署后，毛泽东忽然对众人说：“大家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有道是有备而无患，倘若暴动失利，我们往哪里退却？”
兹事体大，众人都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坐在毛泽东对面的二团团长王兴亚说：“要是我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即结拜兄弟）那儿去，那个地方到处高山大岭，林深草密，连绵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还怕容不了我们几千人？”与会者有人迫不及待地问：“这地方叫什么？”王兴亚回答：“井冈山嘛，你们没听说过？”
毛泽东听到“井冈山”三字，明白了就是衡山县妇女会干部张琼此前曾和他提及的那座山，他兴致勃勃地说道：“兴亚同志能不能把你两个老庚和井冈山的情形说清楚一些？”
王兴亚团长曾参加北伐战争，当过北伐军营长，负伤后回湖南家乡，到井冈山一带领导农民运动，对井冈山的情况比较熟。王兴亚曾任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首领，1927年7月与袁文才、王佐一同率队打下过永新县城。于是他就扼要地把袁文才、王佐怎样与官府豪绅结下怨仇，逼迫投身绿林，又怎样参加了大革命等情形以及井冈山是如何有利于与官兵兜圈子、保存自己讲了一遍。众人听后都甚感兴趣，都说那真是个保存我们革命实力的好地方。
毛泽东等王兴亚讲完以上的情形，也觉得井冈山是个日后积蓄力量打击敌人的好地方，也就决定一旦情况有变就上井冈山。
秋收起义受挫后，起义队伍撤退到浏阳的文家市。在文家市召开前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在那里立脚的主张。会后毛泽东率领队伍转战湘赣边界，上了井冈山。
当时井冈山有实力的两支农民武装领头人是袁文才和王佐。他们最缺的是枪。毛泽东送108支枪给袁文才，又送70支枪给王佐。向来讲究义气的袁文才和王佐也投桃报李。袁文才送给毛泽东部队600块大洋，王佐一下子给了毛泽东部队5万斤谷，使毛泽东的部队有了钱粮。袁文才此前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王佐开始还对这样的合作将信将疑。很快，毛泽东设计伏击了王佐的仇敌——地主武装头子尹道一，并将其活捉了，割下了其脑袋送给王佐。王佐看到了尹道一的脑袋，连打几个耳光，方才解气。从此，王佐心悦诚服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加入毛泽东的队伍。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正团长为袁文才，副团长为王佐，何长工为团党代表。后来，王佐还主动提出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壮大了队伍。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巧妙结合起来，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各地共产党人也领导了武装起义，纷纷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夺取了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为何1943年才正式成为全党最高领袖
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深入分析起来，这种“确立”仅仅是“实际上”的，又是刚刚开始。从此开始到1938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像后来那样稳固，而且曾经两次受到冲击。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一次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明企图取代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苏共由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而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王明回国说服中共中央改变政策。
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6月11日召开专门会议，做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做出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9月14—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王稼祥在会上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敌后。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
张闻天会后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做决断。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从组织手续上讲，张闻天、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交替过程正式完成，也就是说，毛泽东正式成为全党最高领袖，是在1943年3月。
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泽东商量，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然后写文件、发电报，这一类文字张闻天写得多些。据说，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署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张闻天妻子刘英为“娘娘”。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他思想上早有准备。
实际上在六中全会之前，宣传工作与干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张闻天过问的。当然，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从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六中全会后于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内蒙古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3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纵观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自身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等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因此，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曾对王震说过：“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毛泽东是如何盛赞粟裕的
粟裕是共和国第一大将，军事才能非常杰出，身经百战，有“常胜将军”之誉。战争年代，苏中一带曾流行民谣“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毛泽东多次称赞粟裕。如张雄文先生曾撰文说，2006年7月，华东野战军原作战参谋秦叔瑾老人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编写的《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上，以书面语言郑重地说：“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1945年6月，粟裕接连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毛泽东对粟裕率先迈出大兵团正规战步伐十分欣赏，极富远见地对在场的周恩来等人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后来粟裕果真做到了，队伍越打越大，越战越强。
解放战争之战略防御阶段初期，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的率领下，在江苏中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而连续进行的七次作战，七战七捷，首创打败国民党美械装备部队的胜利模式，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亲自起草电文，将这一仗作为范例通报全军学习：“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1947年8月24日，毛泽东盛赞粟裕的战绩：“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在西柏坡毛泽东向粟裕面授中原战机时，提起一年前孟良崮战役，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粟裕脱口而出“蒋介石”，“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到”，毛泽东又问：“还有一个人呢？”“陈诚？”“不足挂齿。”“何应钦？”“何足道哉。”“白崇禧？”“离题千里了。”粟裕没法猜了，毛泽东说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
连同很少夸人的林彪，也唯独对粟裕赞扬有加，而且还把粟裕的用兵比做神仙之举。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区的战况通报林彪基本不看，华野的战报林彪却都认真研读。豫东之战胜利后，林彪感慨地对刘亚楼说：“粟裕尽打神仙仗。”见刘亚楼没听明白，林彪接着又解释道：“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
《虎啸血野——华东野战军征战录》一书中披露，当淮海战役结束后，林彪对于粟裕的敬佩之情更是日渐愈深，更加深入地研究粟裕的指挥艺术。刘亚楼对此很是不解。刘亚楼说：“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
1955年授军衔时，毛泽东曾感慨地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啊？难得粟裕！壮哉粟裕！”
抗美援朝战争中，由谁来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呢？毛泽东亲自点将。从有关文献记载及毛泽东与粟裕的通信考证，毛泽东最早选择的是粟裕，林彪、彭德怀二人皆为粟裕的候补人选。后因粟裕和林彪都有病需疗养，才由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可见，粟裕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0年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任务。
由于粟裕在战争年代曾六次负伤，其中的一次伤势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疾病缠身，不得不向毛请假治疗。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和中共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8月1日，粟裕特地通过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泽东看到粟裕的信后，立即亲笔复信：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之。
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
1983年4月，粟裕将保存多年的毛泽东回信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并亲笔做了说明：“这是1950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主席写信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新任务是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委等职，198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粟裕逝世后，中共中央在讣告中说他“尤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这样的评价在开国将帅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代军神刘伯承也曾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
毛泽东为何称程潜为“老上司”
1949年，解放全国已成为历史必然发展趋势，国民党政权开始土崩瓦解，此时，守卫湖南的国民党军政要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我党的推动下与蒋介石、白崇禧巧妙周旋，摆脱种种阻挠，毅然率部起义，共有37位国民党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
1949年9月7日晚，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亲自来到北平火车站，迎接北上参加和平建国的程潜。程潜见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自己，感动不已地说：“主席，您那么忙，怎么来了？”“我再忙也要来的！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吗！”毛泽东风趣地说。
毛泽东称程潜是老上司，是一段陈年往事。只不过那时，程潜根本不认识毛泽东。
1911年春，青年毛泽东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求学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10月10日武昌起义像一声平地而起的春雷，震醒了中国大地。两三天之后，毛泽东到城外兵营里去看望一个同乡，才知道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一天下午，湘乡驻省中学来了一位武昌的革命党人。他在讲台上慷慨陈词，痛斥清朝政府昏庸误国。接着，他又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毛泽东说：“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汉口去……”[41]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会党，联络新军起义，向长沙城发起进攻。清朝驻长沙的巡抚余诚格闻风而逃，起义兵们组织了湖南军政府，推选焦达峰和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30日，湖南的立宪党人又策划了一起政变，杀害了焦达峰和陈作新，重新推举谭延闿当了都督。
既然湖南也有了革命军队，于是毛泽东等人就在湖南参加了军队。毛泽东说：“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军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
参军后，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军营生活过得很呆板。采用日本和德国的步兵操典，每天三操两讲，点名训话。一切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稍有辩解，就会遭到打骂。毛泽东很不喜欢这种生活，但为了援助湖北的革命党人，他坚持下来了。
短暂的新军生涯，毛泽东却给当时在新军里的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几十年以后，还有新军里共过事的人写信给毛泽东。1949年11月，曾在当时的湖南新军辎重营做过文书的毛煦生就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帮助他在北京谋份职业。毛泽东回信告诉他：“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毛泽东在回信中还问起了当年辎重营的营长“尚在人间否”，可见毛泽东对于那时的同伴仍然萦记在怀。
1912年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南北实现“统一”，一时无仗可打了，毛泽东离开了湖南新军军营，继续去求学了，初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后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
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当兵期间，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部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程潜是与共产党人渊源颇深的国民党将领。除毛泽东曾是其老部下外，林伯渠曾担任程潜第六军的党代表，彭德怀曾经是程潜部军官，左权、陈赓等也曾经是程潜湘军所属学生队的学员……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唯一的国民党籍副主席。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出身耕读世家，9岁入私塾，16岁考中秀才。两年后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开始了解中外时局，后决定放弃科举之途，弃文习武，1903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通过考核被保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成为坚定的革命者。1905年，程潜即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曾与孙中山面谈。同时加入以军人、学生为主的丈夫团。1907年，程潜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1908年底毕业后回国，到四川训练新军，1910年任新式陆军第十七镇参谋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到武昌，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担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失败后，转往长沙。
其时，谭延闿已取代焦达峰任湖南都督。经黄兴介绍，程潜担任了湖南督军府参谋部长，协助谭延闿裁军，1912年12月26日授陆军少将并加中将衔。1913年3月13日，长沙发生退伍军人围攻都督府事件，湖南军事厅长张孝准辞职，3月15日程潜接任湖南军事厅长。3月22日宋教仁被刺身亡，程潜义愤填膺为之痛惜。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义旗，程潜在反袁军兴之际，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团，使湘军的兵力达到了两个师。“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湖南并不放心，他派出北洋军曹锟等部进入湖南，最后由海军中将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程潜受到入主湘政的汤芗铭的通缉而逃亡。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春，程潜被湖南四十八县代表推举为护国军湘军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程潜在昆明向滇军借了一个营，经贵州入湘西，沿途收编地方武装，兵力迅速扩充到三旅之众，进逼长沙。而谭延闿也卷土重来，第二次主政湖南。他对程潜心存猜忌，在重建湘军时，将程潜的部队裁撤一空。程潜再次黯然离湘。
可没多久，谭延闿就被段祺瑞赶下了省长宝座，以段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接着，段祺瑞废《临时约法》，引发“护法战争”。程潜受孙中山委派，回湘运动，被拥护《临时约法》的湘军将领们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湖南护法军兵力单薄，与北军血战经月，眼看支持不住，此时广西陆荣廷的桂军上来增援了。程潜击退了北军，占领长沙，被各界公推为湖南省长，但他还没来得及宣布就职，就被随后赶到的桂军否认，说省长未得中央明令，不得自举，其实表现出桂系染指湘政的强烈野心。
程潜为了不与桂系发生内讧，未就省长职。不久，北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湘桂联军抵挡不住，桂军率先撤回广西，丢下程潜独立支撑。程潜据守湘南，总算未被北军消灭。
北洋皖系的张敬尧督湘时，桂系欲重新入主湖南，但因为与程潜伤了感情，就转而支持谭延闿出来收拾湘局。谭延闿在湖南零陵就任湘军总司令，可这时程潜驻扎在郴州，也用的是湘军总司令的头衔，一时间两个湘军总司令并存。
谭延闿毕竟比程潜更会玩权术，又恰恰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把柄落到他的手上：皖系欲联合程潜打倒占领湖北的吴佩孚，派了一个说客携密信来见程，却被抓住，密信落在了谭派手里。湘军中舆论纷纷，说程潜是“通敌有据”。程潜自己并不知道此事由来，但百口莫辩，只得辞职出走。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另组民国政府，任命程潜为陆军部次长，实际主持军务。之后程潜曾任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程潜与之力战，又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始终不离左右，当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誉。
程潜以孙中山委任的“讨逆军总司令”身份，指挥讨伐陈炯明的战争，重新肃清广州，迎孙中山返粤就任大元帅，自己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他还在孙中山授意下，首创“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这是早于黄埔军校的革命军官培养基地，在黄埔军校成立后，程潜将其师生并入了黄埔。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曾一度考虑以程为校长，以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广州组织国民政府，程潜为政府委员之一。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同年国民政府之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程部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军代表林伯渠，下属三个师。北伐时，第六军攻陷南昌，但之后被孙传芳成功反攻，第六军损失过半。经重组后再战，并于1927年12月23日首先攻陷南京。
1935年，程潜升任二级陆军上将，任副参谋总长。抗日战争时期，程潜历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等职。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的一个秋日，毛泽东邀程潜到中南海游赏观景，饱览这里迷人的景色。吃过饭，毛泽东和程潜边走边聊，随后一起荡舟中南海。两人登上船后，毛泽东亲自操起木桨。程潜见此情景，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毛泽东笑着回答：“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啰！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再说，你是客，还是客随主便吧。”俩人不停地交谈着，笑声朗朗，成就了一段政坛佳话。
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会议上作了详细而很有见地的发言。会后他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呈报毛主席。毛泽东认为程潜的意见很有道理，复信给他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毛泽东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总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程潜曾和章士钊先生三次向毛泽东提出要严肃整治一些不良风气的问题。毛泽东诚恳接受了他们的谏言。不久，即在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那天，在中南海举行了家宴，仅请了两桌客人，除了毛泽东自己的亲属外，还邀请了四位湖南人，即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程潜还带了他的夫人郭翼青和女儿程熙同往。
家宴的桌子上，摆满了湖南家乡菜，毛泽东还特意叫厨师为程潜加了个豆豉炒辣椒和熏鱼，因为程潜平日最喜欢吃这两样菜。席间，欢声笑语，气氛颇浓。这天，程潜特把书写好的12首组诗赠给毛泽东，为他贺寿。原迹先装帧成册，由章士钊先生亲置封面。诗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深情厚谊，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之情。
程潜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将自家的100多亩田契一一分给农民。程潜的夫人郭翼青比程潜足足小了37岁，她与程潜结婚时，年仅17岁，而程潜当时已50多岁。程潜支持夫人郭翼青将南京的二层楼房捐献给国家。毛泽东主席特批给他每月5000元的特别费，多数用于救济确有生活困难的“辛亥革命同志会”的老人及其后代。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则非常简朴，他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浪费，不要讲排场，乱花国家一分一文。”而对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他却总是慷慨相助。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的湖南省省长一直当到1968年病逝于北京为止，一连当了十五六年省长。
工作之余，程潜经常写诗、练书法，他的诗、书法都颇有造诣，早年在国民党将领中就有“军中才子”、“儒将”的美誉，晚年更是笔耕不辍。他著有《养复园诗集》等书，曾被章士钊等文坛名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1983年在由叶剑英元帅题词出版的《程潜诗集》题记中，赵朴初先生给予崇高评价：“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
毛泽东为何仰慕胡林翼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字是润之（芝）。但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字“润芝”来自于胡林翼（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毛泽东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与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张恨水谈起：“我以前常用的‘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仰慕清朝的湘抚胡林翼，觉得胡林翼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在湘军集团中，胡林翼绝对是个无可替代的人物。他既是湘军大佬，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能文善武，懂经济，擅理政，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称为大清“中兴三名臣”。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曾任御史的晚清名士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曾撰著《湘军志》的晚清大学者王闿运说“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林翼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清史稿》评价他：长于综核，干济冠时。
曾国藩自己也曾在奏议中称赞“润芝（胡林翼）才力过国藩十倍”。曾国藩还说胡林翼之功在于“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常挂在口边的是“先师曾文正公”与“前辈胡文忠公”（胡林翼谥文忠）。清人唐文治在《胡文忠公语录序》中对胡林翼有两句恰如其分的赞语：“此其量，江海之量；此其心，江海之心也。”
胡林翼很善于理财。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可谓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在当时东南诸省中仅次于江苏和浙江。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为此，曾国藩赞誉胡林翼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42]在他苦心经营下，“糜烂众弃之鄂”变为了“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
《清史稿》对胡林翼识才、爱才和用才方面的过人之处也评价甚高，说他“驭将以诚，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显”。胡林翼在晚清还以善于发现和擢拔人才出名。其中尤以七次举荐左宗棠传为政坛佳话。左宗棠尚为“湘上农人”时，胡林翼身为黔中僻地小小的知府，人微言轻，便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云贵总督林则徐举荐左宗棠为幕宾（左未成行）；后又多次致书湖广总督程矞采，称誉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如便中访问，必有裨高谅”，此事终因左宗棠不愿出山而无果；胡林翼并未就此放弃，后来又致函湖南巡抚张亮基，褒美左宗棠“廉介方刚，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他以其诚意感动了孤傲的左宗棠，左宗棠终于出山了，开始了其风起云涌的报国生涯。
1861年9月30日，胡林翼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他死后，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的日记中感叹道：“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调护诸将，天下宁复有斯人哉！”曾国藩还赞胡林翼“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其评价之高，在曾国藩论人之语中，是绝无仅有的。
胡林翼生前倾其所有，在益阳石笋瑶华山修建了箴言书院“以公邑人”，培育人才，造福桑梓。其所著《读史兵略》46卷，奏议、书牍10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他还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
胡林翼虽然英年早逝，他所开创的地方自治的政治格局却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他在湖北的自治使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岌岌可危，湖北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国。后来，清朝各级政府在汉族官吏掌权之后纷纷加强自治，使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名存实亡。
就在胡林翼去世50年后，1911年，在胡林翼发动改革的武昌，辛亥革命打响了第一枪。随后，中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清政权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护国军神”蔡锷特别欣赏胡林翼的军事才能和用兵思想，曾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治兵语录》，用于指导和武装他的部队。后来。此书被增订为《曾胡兵法十三篇》。蒋介石也十分推崇胡林翼的军事思想，于1924年将《曾胡兵法十三篇》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国共两党出身的黄埔军官人人带着这本书走向北伐战场，一连串的胜利也有着胡林翼的一份功劳。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
毛泽东为何否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治理蜀国很有一套，但在军事上可圈可点处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用兵如神。《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真正史书是《三国志》。鲁迅先生批《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受《三国演义》之深远影响，民间对诸葛亮奉若神灵，认为诸葛亮是古今第一的军事天才，并纷纷为其最终的失败找来“不得其时”等借口。军事造诣颇深的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对诸葛亮的屯田、兵器革新、民族和戎等历史功绩是肯定的，但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基本持否定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熟谙历史与军事的毛泽东分析事物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让人无法不佩服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功力，总是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他曾多次指出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严重过失，认为诸葛亮的最终之败怨不得天时，失败的根源在于其军事战略与实践的屡屡失误。
毛泽东先后指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三大失误：
一是选错将帅。
1948年5月中旬，西柏坡。一天上午，李银桥正在花山村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收拾，从外边散步回来的毛泽东像个孩子似的蹑手蹑脚地走到李银桥的身后，猛然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突然间，李银桥一个转身动作，双手急出抱住了毛泽东的双臂。毛泽东挣开双臂，笑道，“你这个卫士组长，我没有选错哩！”
李银桥说：“主席什么时候选错过人啊。”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
李银桥不解地问：“诸葛亮怎么错用关羽了？”毛泽东回答：“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棋呢！关羽骄傲呢！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
李银桥点点头：“我只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失了街亭，害得诸葛亮用了空城计。”“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毛泽东回答。
荆州，《三国志》说“北据汉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其战略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由于诸葛亮用了骄傲且拒不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的关羽，才有了后来的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悲剧。荆州失守，孙刘反目，蜀汉的局势便从此无可逆转。错用关羽守荆州，诸葛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蜀汉是毁灭性的打击。连很少评说历史的小平同志也说“诸葛亮用人是讲手段的，但对关羽就非常迁就甚至不讲原则，助长了关羽的骄傲情绪，故后来铸成大错”。
用错马谡导致街亭之失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正如毛宗岗在评三国时所说的：“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于是南安不得不弃，安定不得不捐，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撒，西城之饷不得不收。遂使向之擒夏侯、斩崔谅、杀杨陵、取上邽、袭冀县、骂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乌有。悲夫！”总之，它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整个形势发生逆转，蜀军除了撤退之外，已别无他途。夸夸其谈的马谡失败的原因，毛宗岗对此也有比较恰当的评论：“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耳。孰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二是不懂关键时刻主帅应亲自临阵调度以策应战事。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又在《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接受了教训，所以街亭之败，诸葛亮也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者要随时把握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克敌制胜。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郃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郃展开决战，战胜张郃。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后来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又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纵观毛泽东的这两个评价：司马懿的军事智慧在曹操与诸葛亮之上。
三是军事战略的失误。
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赞誉有加，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很有卓见。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诸葛亮的这三大失误使蜀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历来认为他是伟大军事家的错误舆论在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在《三国演义》小说中，将诸葛亮演义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1953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毛泽东尽管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但对其别的方面的才华很欣赏。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做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还很欣赏诸葛亮在实践中革新。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认为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其执行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他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论诗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生于1879年，清代举人出身。于右任自小受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益增长，立志反清救国，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于右任30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作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从现存史料看，在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诗词极力称赞，言其大气磅礴。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如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2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86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毛泽东与“民国第一写手”的交往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4000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民国第一写手”之称。有人誉他是中国的大仲马加半个巴尔扎克，也有人将他和鲁迅相提并论，称他俩“代表着中国20世纪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峰尖”。
张恨水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唯一消遣。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看张恨水的作品，对其评价很高，他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张恨水长谈时曾这样评价张恨水：“……先生以笔为利器，揭露国民党达官显贵之腐败和社会之黑暗，呼吁团结，对鼓励民众起来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对此，深表敬意。”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924年，张恨水因90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更将其声望推到最高峰。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成功地对旧章回小说进行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茅盾赞曰：“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老舍则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20多次，先后6次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纪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100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6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6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想象。那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24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100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
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1944年5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因为张恨水那时也在《新民报》，赵超构与他时相过从，比较熟悉。一天晚上与毛泽东坐在一起看戏时，赵超构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毛泽东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1945年秋，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同各界知名人士会见。9月13日，毛泽东认识了张恨水，对他在抗战时期以小说、诗文为武器，为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很欣赏。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重庆单独会见张恨水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他说：“张先生的《水浒新传》我们延安印过。”
“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张恨水感到很惊奇。
“我拜读过，很好，有意思。我还读过先生的一些诗文、部分抗战题材的小说。很欣赏先生嬉笑怒骂、痛快淋漓之文笔，先生以笔为利器，揭露国民党达官显贵之腐败和社会之黑暗，呼吁团结，对鼓励民众起来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对此，深表敬意。”
“毛先生过奖了。我是一个正直的中国报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写伪作品。”他仍然有些拘谨，“我只是凭良心为文。我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让毛先生见笑了。”
毛泽东接着问张恨水：“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先生答道：“还可以，谢谢！主席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
毛泽东说：“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说到此，毛泽东使劲将手中的烟蒂摁灭。“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张恨水频频点头。
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即国文教员袁吉六）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张恨水谦逊地说：“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语的那样，自己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毛泽东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张恨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毛泽东一向关注人的姓名，问道：“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其详。”先生答：“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还是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起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绝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南唐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二字作为笔名，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两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可50年来，仍是蹉跎岁月。”
毛泽东笑说：“先生著作等身，望可欣慰。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过许多笔名，却无先生之名寓意隽永……”
就这样，两人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张恨水十分感动，回到家便对夫人说：“这是延安来的小米和红枣。”
张恨水家里的人也都感到很兴奋。当小米红枣粥熬成，全家围桌喝粥时，张恨水有所感触地说：“毛先生知识渊博，是了不起的人物。”
1945年11月14日，张恨水先生亲自安排将后来引起巨大轰动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比《新华日报》早一天刊登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上，即署名毛润之。
有人非议张恨水的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捕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43号的一处小四合院（也就是如今的95号）。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1955年春节，在全国政协团拜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张恨水，问他：“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
此后不久，周扬便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1956年1月，张恨水应邀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会。去报到那天，他特地穿上了那件用毛主席送给他的延安产粗呢做的中山装，以示庄严。这件衣服虽然褪了色又加了染，他仍然很珍爱，除了重要场合，他很少舍得穿。会议期间，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哈……”毛泽东乐了，他诙谐地说：“可见张恨水这三个字很值钱啊！”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20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100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张恨水家的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毛泽东一生中的三个座右铭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学习时的座右铭是：“贵有恒何必五更起三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青年时代，醉心于学习与革命的毛泽东还有一个座右铭：“不谈家庭琐事，不谈金钱，不谈妇女。”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还有第三个座右铭。这个座右铭是延安时期续范亭写给他的一首诗。诗曰：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43]。
续范亭生于1893年，山西省崞县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卫士长。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后组织西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1925年前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军军政学校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纳谏。1935年，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他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
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爱国心切，救国无门，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以死来唤醒国人抗日。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续范亭剖腹明志时还留下一首绝命诗：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续范亭的壮举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有力揭露和抗议，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遇救后侥幸活下来的续范亭继续为抗日奔走。1937年9月，续范亭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任新军总指挥。1939年，他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任晋西北军政民联会委员会副主任、晋西北行政公署行署主任。同年11月，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1940年冬，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大“扫荡”，续范亭率行署机关日夜转战，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他本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明志后，身体更坏。
当中共中央得知续范亭的病情加重时，即专门打电报要他到延安去治病。对此，续范亭热泪盈眶，感激不已。想到能去毛泽东身边治病，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使续范亭感到莫大的幸福。
1941年4月初，当担架抬着续范亭到达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特地走到山坡上去等候、迎接他。在延安，续范亭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百般关爱和敬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许多在延安的负责同志，都关怀他的病情，四处给他寻找药品，经常到医院看望他。对此，续范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倍感在延安就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为此，他曾经赋诗感慨：延安如故里，诊疗施百般；衣食愧饱暖，同志复时看。
在延安，续范亭多次同毛泽东交谈，视毛泽东为良师益友。1942年3月间，他写了一篇漫谈毛泽东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找不到了。同时还写了一首诗歌颂毛泽东，就是此章开篇的毛泽东的第三个座右铭。
对这首诗，续范亭曾给予这样的解释，他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勤务员，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对待，推心置腹，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所以，我说他‘领袖群伦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识分子，博大精深，满腹经纶。从外表看，他文质彬彬，完全是学者风度，但他实际上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样大胆的政治、军事谋略家，才能在双十二事变时力主释放蒋介石；才能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两个反共高潮中，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第二句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第三句‘先生品质难为喻’。的确，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历史上一切伟人都有本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句名言，当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之一粟。所以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做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所以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是杜工部赞颂诸葛亮的，是《咏怀古迹》中的一句。原诗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这里面，‘万古’一句，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诸葛亮比喻毛主席，还是不够的，但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只好这样了。”
续范亭先是把文章和诗寄给毛泽东，接着又写了封信，请毛泽东同意他公开发表。
毛泽东于1942年5月14日回信表示：“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44]
被毛泽东当作“修省录”的“漫谈文章”，由于没有流传下来，不知写的是什么，想来对毛泽东是褒赞有加的，最终是没有发表。被毛泽东当作“座右铭”的诗，却有幸留存下来了。
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因病重辞世，享年54岁。毛泽东和许多中共中央领导均发来唁电。毛泽东还派人送来花圈和挽联。挽词为毛泽东亲笔所书：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横幅为：范亭同志千古。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军事高参
入学考试时名列榜首、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高材生郭化若不仅是开国中将，战功赫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当面拒绝给蒋介石当秘书，而在战争年代几度为毛泽东做军事高参，深受毛泽东信赖与欣赏。
郭化若曾写过《孙子兵法之新研究》。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毛泽东住所对郭化若说，“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许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答：他是我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和郭沫若先生没有亲戚关系，但他在我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应该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上的地位相当。”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福州人。1904年8月10日，他出生在化民营一个破落书香之家。1920年，郭化若小学毕业，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但该校学费昂贵，只好放弃，改到免费的农林学校。先读预科，后转入本科。但两年后，他连免费的农林学校也读不成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郭化若只得去做工。1923年冬，经人介绍，郭化若到桂军警备司令部当上了书记员。
1925年10月，郭化若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名列榜首，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不久随团东征惠州。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参加周恩来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二年考入炮兵科，屡受表彰。一次蒋介石到炮兵科检查学员的作业。当他翻到第三本时，说：“怎么把字帖混在一起呢？”负责的教官大笑：“这是学员郭化若的作业本，不是字帖。”蒋介石连声赞叹：“化若的字写得太好了！明天叫他来见我。”蒋介石要郭化若来当他的秘书。郭化若在蒋介石面前，慷慨激昂：“学生不喜欢当秘书。校长说过，军人应当战死在疆场！”蒋介石只好作罢。
1926年，在炮兵科毕业后，郭化若任炮兵第二队代理队长，在党内，他任炮兵科支部书记兼炮、工两科党团书记，第二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炮兵大队第二队队长，不久分校缩编为教导团，他任教导团炮兵连连长。八一南昌起义炮声一响，郭化若急着赶到南昌参加起义。8月6日他们一行7人到九江，获知起义部队已撤离武昌，到上海才找到党组织。组织安排郭化若他们南下，在广东梅县找到起义部队，参加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10月，党组织派他护送一批同志到上海。到上海后，被党中央送到苏联炮兵学校学习深造。
郭化若在苏联期间，正是王明搞宗派活动最严重的时期。王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对不同观点的人打击和排挤。郭化若想：与其在苏联受打击，不如回国干革命。他找刘伯承、叶剑英等汇报思想。刘伯承说：“回国跟朱德、毛泽东干革命也好。”于是郭化若不上课，关禁闭7天后被“驱逐”回国。1929年初春，他到上海向党中央请求到江西参加红四军，得到批准，他乔装成商人到南昌。但红四军已转移到闽西，他又徒步赶到龙岩，接待他的是红四军军长朱德。朱德分配他到二纵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在二纵，他率领第四支队，攻入漳平县城，全歼守敌，扭转了二支队两次攻打漳平受挫的局面。朱德很高兴，签署命令，将郭化若提拔为二纵参谋长。
这时毛泽东受党内排挤而辞职，正在福建蛟洋养病。郭化若认为，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领导，请求朱德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信是郭化若写的。毛泽东看了信，很受感动，又得到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的《给红军第四军的指示信》，于11月26日回红四军，恢复前委书记的职务。朱德向毛泽东汇报了郭化若写信的事。毛泽东觉得人才难得，说：
“我要见见他！”
此次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毛泽东说：“你说的问题很好，能否写成材料？”郭说：“试试！”他回去写了三天三夜，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当前部队的错误思想及解决办法”。此材料同毛泽东正在整理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观点一样。毛泽东很高兴。他对朱德说：“红四军很需要这样高参。我提议化若当参谋处处长。”于是郭化若出任红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
1930年5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三军、红二十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郭化若为参谋处处长。翌年5月，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病重，郭化若接任参谋长，兼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秘书长。中央红军到延安后，毛泽东请郭化若任红军庆阳步兵学校校长，不久又命令郭化若担任他的军事教育顾问，协助他从事军事理论研究。
1931年3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在起草第二次反“围剿”通令时，提出了游击战的十项法则，即“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这样就使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更加具体化。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十六字诀”要灵活运用，“这个战术本身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如果进攻之敌并非优势，并且情况已经明了，我军已有准备，则无先退后打之必要，自可代之以‘敌进我打’。驻止之敌也是一样，如果并非优势，情况已明，我军又已准备好，再加敌方尚无坚固工事与严密警戒，自然也应该打他，而不仅限于扰乱他。”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同时成立，郭化若担任训练处处长。其后，他又历任红军教导师参谋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训练处处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教育长，主要从事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1937年7月，郭化若致信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部队军事教育的一点意见》，指出应重视军事教材的编写和军事教员的选拔。毛泽东阅后回信，表示以后“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
两个月后，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郭化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同班同学有黄华、陈少敏、罗炳辉、赖传珠等。郭化若既是学员，又当教员：他和罗炳辉两人讲授“游击战争”课程。郭化若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教学活动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高参的确不简单”。
年底，郭化若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学习，就先后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军委一局）局长兼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等职，负责编辑《抗日战争丛书》，重新成为毛泽东的军事高参。毛泽东专门致信郭化若：“你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接受任务后，郭化若跑遍了延安各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最后《抗日战争丛书》和一系列文章顺利出版，《抗日战争丛书》中收录有郭化若和毛泽东等合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文。
在担任军委一局局长期间，郭化若还牵头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会（现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前身）。同时还专心致志地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拟出《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的提纲，重点论证两个问题：一是游击战争是否有战略问题；二是抗日游击战争究竟有哪些战略问题。论证结果深受毛泽东好评，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吸收了郭的部分观点。
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了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共有学员130余人。毛泽东特派郭化若主授“战略学”课程，并对希望他主授“战略学”课的训练班负责人说：“你们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亚于我。所谓‘不亚’，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过我！”
郭化若是我军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是现代中国威望最高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1939年底，郭化若写出了4万多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让他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专门讲演，后又全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郭化若出版了著作《新编今译孙子兵法》，毛泽东知道后欣喜地说：“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1940年8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郭化若以自己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著述的深入思考为主线，作了题为“军事辩证法”的报告。1941年春，《八路军军政杂志》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该刊第三卷第一、三、四期上。毛泽东阅后大喜，指出：“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编辑出版。郭化若的这部论著，是毛泽东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诞生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
1941年秋，郭化若奉命离开了军委一局，又回到了军事教育工作岗位上，从事军队院校的教学工作直到抗战结束，历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延安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教育长，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化若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自此又横枪驰马，拼杀战场。1947年他调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用“急进奔袭”、“包围迂回”、“猛打猛追”的战术，仅1个月，解放10余座县城，俘敌1000多人。
1948年8月，郭化若调任华野四纵政委兼党委书记。四纵司令员陶勇乐不可支：“有主席高参坐镇，我陶勇真的是既无忧更无畏了！”郭化若到职不久，著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陶勇、郭化若率领四纵围歼黄百韬兵团，干净利落地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的战斗中，陶勇、郭化若统一指挥六纵、一纵、十二纵组成东路阻击集团，配合友邻部队坚决阻击徐州南援之敌，随后又协同各兄弟部队合围杜聿明集团，获得了巨大成果。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俘虏了杜聿明本人。当这个黄埔一期的学长被押送到他的师弟——黄埔四期的郭化若面前时，开始还摆出一副骄横高傲、不肯认输的姿态。在听说此人就是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后，杜聿明才露出惭愧之色。
1949年9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郭化若为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后该部队改编为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郭化若仍然为司令员。1955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1973年调任中国军事学院副院长，1982年退下岗位后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1995年11月在京病逝，享年91岁。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
毛泽东与二弟毛泽覃分别娶了贺子珍与妹妹贺怡；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又分别娶了刘思齐与妹妹邵华，两代人都是亲兄弟娶亲姐妹，真可谓“亲上加亲”。
一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时相识，在那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产生了感情，彼此恩爱，两颗心走到了一起，结为了夫妻。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09年9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逝世。
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是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
1929年2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西村村头锣鼓喧天，乡亲们正在欢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辗转来到了东固西村。活泼可爱的贺怡得知姐姐、姐夫要来，兴奋得满脸绯红，双眼在红军队伍中到处寻找。贺怡渴望看到久日不见的姐姐，更想看看还没见过面的姐夫。
多情自古伤离别。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只在东固村休整了几天。正当贺怡与姐姐依依惜别时，赣西特委交给贺怡一项特殊任务：护理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四军三十一团党代表毛泽覃同志。
此时不满18岁的少女贺怡早已参加革命了。听姐姐说，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红军的一位年轻领导干部，在大庚战斗中腿部受了伤，不能随队行动。经组织决定，毛泽覃留下担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工作，一边养伤。为此，赣西特委指派特委妇女干部贺怡专门照料和护理毛泽覃。
这一对青年男女志同道合，相处长了不免暗生情愫。在东固养伤的那段日子里，无论在村头村尾、河边溪旁，都留下了贺怡搀扶毛泽覃的身影。两人在一起时，谈儿时的贪玩、家乡的山水；还谈各自生活的经历，憧憬革命的未来。在与贺怡的交谈中，毛泽覃知道了贺怡很小就投身革命，并带着父母深夜逃出敌人魔掌，投奔革命根据地的曲折经历，心里对此不由肃然起敬。
毛泽覃也向贺怡谈了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还谈到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当讲到曾与自己结成伴侣的赵先桂、周文楠因斗争需要及环境恶劣，现天各一方，音讯隔绝，婚姻已名存实亡时，毛泽覃充满了思念之情。贺怡由此感受到，毛泽覃是一个很重感情的男子。
在贺怡精心护理下，毛泽覃腿伤好得很快。两人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彼此都有了解：贺怡那炽热、活泼、开朗、充满青春气息的性格，给毛泽覃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而毛泽覃那诚实、稳重的性格，也留在贺怡的记忆中。
毛泽覃伤愈归队后，贺怡心绪很乱，脑海里浮现出在护理毛泽覃前的一件事：赣西特委书记唐在刚上门提亲，父母亲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
1928年8月，贺怡经组织调动，到赣西特委工作。而在特委工作期间，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个男人这是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
贺怡当时17岁，性格外向，活泼开朗，颇得刘士奇赞赏。平时，刘士奇就像大哥似的关心和帮助贺怡，对贺怡的父母说话和气、谦逊有礼，深得贺怡父母的好感。贺怡的父亲贺焕文也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向刘士奇倾吐。
刘士奇身任特委秘书长，工作上正缺一个文书，见贺焕文文字功底不错，便在特委会议上，推荐贺焕文担任特委文书工作。
从此，贺焕文就在特委机关担任文书工作，刻钢板、印材料、誊抄文稿，贺怡母亲也在机关帮助做些杂事。
作为特委秘书长的刘士奇常常到贺怡家嘘寒问暖，帮助贺焕文夫妇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贺焕文夫妇对刘士奇感谢不已。贺怡也从内心感谢和敬重这位兄长似的领导。
有一天，刘士奇动情地向贺怡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贺怡听后吃了一惊，对刘士奇，她一向是把他当作兄长和领导看待、敬重，从未把他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恋人，更未想过彼此结成亲密伴侣。
贺怡陷入了烦恼之中，母亲温吐秀见女儿心绪不宁、愁眉不展的模样，便问女儿怎么回事，贺怡便把刘士奇求爱的事告诉了父母。而父母听后，没表示反对。母亲还说：“刘秘书长为人诚恳，处事稳重，只是年纪大些，但也不是很大，我看还可以。再说，你岁数也不小了，早点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我们也放心啊。”
在接受护理毛泽覃的任务前不久，时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唐在刚亲自为刘士奇提亲。贺怡本是个极孝顺的女儿，见事已如此，心里虽不十分情愿，也不便说什么，只好默认了。
就在1929年4月，即贺怡护理毛泽覃回到特委后不久，她便和刘士奇结婚了。
贺怡和刘士奇婚后的生活并不愉快。两人之间，客客气气，不冷不热，缺少夫妻之间那种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真实感情。
贺怡没有因婚姻不如意而消沉，她尽量控制感情上的失意，拼命地工作，在工作中她感到充实和愉快。
1930年8月中旬，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由于会议贯彻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担任特委书记的刘士奇被指责为“思想右倾，观念保守，反对中央会师武汉”，受到批判和错误处理，被撤销了特委书记职务，调离赣西南。由于刘士奇的“错误”，贺怡也被停止了工作。父亲贺焕文被解除了特委机关文书职务，安排在一所小学教书。刘士奇被迫离开赣西南，以后再也没回过江西，他和贺怡的婚姻自行解除。刘士奇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赣西特委在全面检查贺怡担任特委妇女部长的工作表现后，对贺怡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她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赣西特委恢复了贺怡的职务。
1931年6月，贺怡担任了江西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委员兼保卫局长，不久又负责妇女部工作。这时，毛泽覃也调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和贺怡工作上又有了接触。
贺怡自两年前护理毛泽覃以后，尽管两人也常见面，但毕竟不常在一起。尤其和刘士奇结婚后，与毛泽覃见面就更少了。有时两人见了面，也只是一般地寒暄而已。但在贺怡的心中，毛泽覃的身影总是抹不掉，与毛泽覃相处那段日子的情景，常在她脑海深处浮现。
现在，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了，贺怡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感。他俩在工作上共同商量研究，生活上互相体贴关心，彼此之间的了解自然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颗早已相互爱慕的心，终于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这段时间，毛泽覃既担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又兼红军独立五师政委，既要领导苏区建设，又要指挥红军打仗，整天又忙又累。贺怡在生活上对毛泽覃细心照顾，体贴入微。
有情人终成眷属。1931年7月20日，经组织批准，毛泽覃和贺怡结为夫妇。
毛泽覃、贺怡婚后，感情甚笃。他们把儿女情长都投入到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组织决定毛泽覃、贺怡夫妇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上级考虑贺怡怀有身孕，同时她的父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决定贺怡不随部队行动，携父母去赣州坚持地下斗争。12月的一个早晨，天低云暗，冷风阵阵，在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毛泽覃和贺怡依依惜别。他俩相互紧紧握着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一别，竟是他们夫妻的永诀！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的红军独立师被打散，他便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穿山越岭，来到瑞金县黄鳝口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高山上有个名叫黄田坑的小村子，在一位好心老乡的带领下，毛泽覃和红军战士夜宿在村后一个僻静的小屋里。
第二天清晨，山中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原来是敌军在叛徒的带领下，向房屋包抄过来。毛泽覃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游击队员迅速从后门撤往山上，他自己则端起枪向涌来的敌人猛烈扫射。敌人以小丘、丛林作掩护，从四面向毛泽覃逼上来。一阵枪弹飞过来，毛泽覃右腿一阵剧痛，鲜血染红了草地。毛泽覃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枚自己珍藏的红星奖章，这是苏维埃中央为表彰他卓越功绩而颁发给他的。毛泽覃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奖章落在敌人手里！”毛泽覃把奖章丢在小溪边的杂草中。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毛泽覃牺牲的小溪边寻找到这枚奖章。
身经百战的毛泽覃尽管腿部中彩依然挺立，忍着剧痛端起枪，满腔怒火与子弹一齐向敌人射去。不料从右后侧又打来一枪，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他的胸膛……
红军的杰出将领毛泽覃就这样牺牲了，年仅29岁。
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差点把贺怡击倒。她泪流满面，抱着襁褓中毛泽覃未见过面的孩子，深深怀念与自己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的丈夫。但这时的贺怡已经是经历了九年严酷斗争磨炼的共产党员，丈夫英勇牺牲的精神给了她战胜一切挫折的力量。她为革命仍不畏艰险、呕心沥血地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中共华东局分配贺怡到江西工作，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同年11月，贺怡经组织同意先回到家乡永新，接回寄养在亲戚家的自己与毛泽覃的孩子贺麓成（又名毛岸成），然后转道赣南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长征前夕留在赣南的孩子毛毛。但是多方寻找，音信全无。
11月21日，贺怡怀着失望沮丧的心情返回吉安途中，驾驶员因疲劳而方向盘失控，在离泰和七八里路一个名叫凤凰圩的地方发生车祸，贺怡不幸遇难，时年38岁。儿子贺麓成腿胫骨折断，所幸生命无虞。
贺怡遇难后，贺麓成由姨妈贺子珍抚养成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导弹专家。他曾翻译了近百万字的导弹技术资料，拟制的图纸资料达数十本。尤为重要的是，贺麓成和另一位工程师经过反复钻研提出了自己创造的导弹控制方案，为1964年6月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第二代和第三代导弹研制方面，贺麓成均做出了独特贡献。1980年贺麓成成为总参系统第一个被评上高级职称的人，职称证书上印着“001号”。
二
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毛岸英弟弟毛岸青的妻子邵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姐妹俩共同的母亲张文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是一位老革命家。张文秋在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失去两任丈夫的痛苦和两次入狱的磨难，但她始终对理想忠贞不渝。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因此她是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知道她结婚才3天，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结成儿女亲家吧。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成了事实。不仅张文秋的长女刘思齐1949年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而且张文秋的次女邵华1960年也嫁给了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
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早年是毛泽东情投意合的战友。1931年，刘谦初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时，因被叛徒告密，与妻子张文秋一起被敌人逮捕入狱。当年4月5日，刘谦初遭军阀韩复榘枪杀。临刑前，他唯一的遗言是对张文秋说：“你怀的孩子，我再也见不到了。不过，今后你们不论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这片热土，因此孩子出生后，就取名‘思齐’好了。”
1938年春节，毛泽东在延安观看话剧《弃儿》。当他知悉扮演小主角的女孩，便是刘谦初的女儿时，立即将张文秋和她的后夫陈振亚召来，郑重其事地交代说：“思齐是烈士的后代，我们都有责任好好培养她。”接着他抱起思齐说：“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毛泽东再次见到“干女儿”，刘思齐已经16岁了。她刚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牢狱中出来，陈振亚已牺牲了。毛泽东对张文秋说：“你安心工作，思齐就交给我管吧！”从此，刘思齐与毛岸英便以“干兄妹”相称，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8岁，但处得却十分亲密。1948年5月，毛岸英与刘思齐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确立了恋爱关系。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房里举行。新郎穿的一身标准制服是他给李克农当翻译会见外宾时配发的，新娘的上衣是灯芯绒布做的，半新不旧，方口布鞋是张文秋买的“陪嫁物”。
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更加关怀刘思齐，为了尽快减轻她沉痛的心情，改换一下环境，同意她赴苏留学。毛泽东对刘思齐一直有信必复，抬头不是称“亲爱的大女儿”，就是“思齐儿”。在毛泽东的敦促下，刘思齐于1962年初，与空军学院教师杨茂之重建了家庭。毛泽东还亲手题书了“贺匾”：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她“思齐”。
邵华是毛岸青的妻子，毛泽东的二儿媳。她193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父亲陈振亚一反传统，让女儿随母张文秋姓，取名张少华（北大毕业后，她用谐音，取笔名邵华，沿用至今）。邵华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均在《少年文艺》上发表。参加工作后相继发表了《刘谦初传》《陈振亚传》等传记作品。
1960年，邵华和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毛新宇。她与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迄今为止，邵华已单独创作和与人合作编纂、出版采拍了画册、文学作品及各类丛书、电影、电视剧数十部（套、集）。1984年，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邵华主编了《娇杨画册》，并与家乡人民一起修复了杨开慧烈士陵园；1993年毛主席百岁诞辰时，邵华和毛岸青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画卷》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她与薛启亮同志主编了《我们的父辈丛书》，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和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邵华和毛岸青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计27册600多万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五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赞许。
邵华兴趣十分广泛，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她尤其热爱摄影，其作品曾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锦绣中华》《解放军画报》《舞蹈》等报刊上发表，并多次在重大摄影展播活动中获奖。2002年，邵华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和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成为执掌中国摄影界帅印的第一位女主席。
邵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正军职）、少将军衔；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6月24日傍晚，邵华将军因乳腺癌扩散，在北京301医院去世，终年69岁。中新社报道，6月27日傍晚，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在北京向记者介绍了妹妹邵华生前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
毛泽东是如何处理礼品的
中国的送礼文化源远流长。送礼行为在历朝历代都是痼疾，而且总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两袖清风的毛泽东对礼品的处理方式很独特也很感人，值得每一个手握权柄者好好学习。
解放初期，地方上常常向北京送一些土特产，请中央领导同志品尝，以表达心中的敬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召集各省的书记、省长等负责人在小会议室开会。他说：“我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可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狠刹送礼之风，使共和国的开局之年荡漾着习习清风。
在大江南北巡视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早有指示：“我们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领导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他首先从自己做起，盖的、铺的、穿的、用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盐酱醋茶，统统带上。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得知身边工作人员收受了地方送的水果、茶叶、丝绸等物，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立即进行整风：“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统统给我滚蛋，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大发雷霆，并大刀阔斧地作了人员调整。接着他又根据统计情况，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3万多元作为礼品的费用，由工作人员转交有关省市。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现在保存两份礼品清单。一份清单上记载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非卡尔·阿里·布托送给毛泽东5箱橘子共90斤，中南海供应科从外交部礼宾司取回，登记时间为1972年2月5日。第二份清单登记了1958—1959年中外人士送给毛泽东的部分礼品，抄自中央秘书室，上面有汪东兴的签字和批示：“请张仙朋同志阅查。”
从第二份清单上看，有广播收音机、摄影软片、立体幻灯机、兔毛背心、雨衣、地毯、枕席、龙须草席、海产标本、人参、鹿茸、酒杯等物品，共计40余种。这些礼品大部分是单位送的，也有个人送的，如1958年12月10日，唐山杨庆俭送人参两棵；1958年12月29日，甘肃谢成德送熊掌、鹿茸五斤；1959年10月17日，上海的黄正和送刻有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永久牌钢笔一支；1959年10月15日，西安的谢芝镜送象牙筷一双；1959年11月25日，香港太古船坞的杨慎德送仿古玉鲁两件、玉扁笄一件，等等。
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下外，其余的都造表交公。毛泽东留下这极少的几件，是由于与送礼人有较浓厚的私人情谊，比如和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因为同是湘潭人，所以交往较密切，二人多次互赠礼物。1953年春，齐白石老人九十大寿，毛泽东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一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特制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支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齐白石先生给毛泽东送过图章、自己珍爱的书法、绘画精品、砚台等，毛泽东也仅留下砚台，其余的均上交了。
不少外国领导人给毛泽东送过很珍贵的礼物。比如，1964年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送了一个大象牙，两个人都抬不动；瑞士总统送了全金表两块。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把这两块金表给毛泽东看，问他是否留下，毛泽东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
20世纪60年代初，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的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只好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且表示感谢。
湖南人对毛泽东有更深一层的浓浓乡情，尽管中央不允许地方送礼，但湖南人认为送点自己种的时鲜蔬菜，熏的腊鱼、腊肉，山上采的寒菌总是可以的吧，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最爱吃的。毛泽东对故乡也有一种浓浓的眷念之情，对从小吃惯了的食物时常回味，所以，对湖南捎东西的行为没有予以批评，但他坚持原则，总得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
据陪伴毛泽东12年的管家吴连登说，外宾送的礼品，内宾送的土特产，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那时候，毛泽东一家子就靠他的每月404.8元工资生活，常入不敷出。因此，吴连登曾劝说毛泽东，反正这些礼品是送给您的，您吃了用了都应该的。不料，毛泽东耐心解释：“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比如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毛泽东处置这些没法保存的土特产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是水果，送幼儿园；是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管家吴连登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
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这些海外同胞。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且不说今日每500克需1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当于毛泽东一个月的工资。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转眼，英雄暮年。10多年后的1975年，已届高龄的毛泽东已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管家吴连登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被他喝掉了7两。
清廉若此，试问古今中外有几人能做到？从这个角度去看，毛泽东也不愧是千古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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