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死了。
洪秀全是病死的。他是生了十天的病，又不肯服药而病死的。
洪秀全生的是什么病？
有人据李秀成说，洪秀全的病是因为吃“甜露”而引起的。
当时粮食来源已经断绝。洪秀全号召：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
所谓“甜露”，出自《旧约圣经·出埃及记》。据说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到荒野，饥饿交迫，但当清晨，营地四周普降朝露；露水干后，荒野上覆盖有薄薄的鱼鳞模样的东西。他们问摩西这是什么？摩西回答说：这就是主赐给你们食物。它就是野草。
洪秀全随即就要臣下把野草收割后，制作草团，充当米粮充饥。洪秀全也吃，他得病了。
洪秀全不是吃野草得病，否则何以解说，所有吃野草的臣民并未都得病。其实当时天京很多王府，包括天王府，都贮藏粮食，只是供高层和他家属。天王吃“甜露”也是做做样子，以身作则，也就那么一会事。剧作家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写洪秀全当着李秀成等大臣面，捧起青草团吞服，背过身子吐在地上，这样的场景，是合符历史和人物性格的。
他的儿子洪天贵福在谈及洪秀全病状时，虽然没有讲清老子如何得病，生什么病，但从他交代中也似乎可以看出洪秀全得病的来龙去脉。他说：“父亲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
疾风起于青苹之末，看来这是出自多年以来嗜食生冷、油腻之物，肠胃消化道功能失灵了。
洪天贵福在平时，每天最少就有四次见洪秀全的，而且每次都要分别向老子面呈千篇一律的所谓《早朝请安本章》、《早饭请安》、《午时请安》、《夜饭请安》报告。他说，四月初十（5月22日）老子起病。是天，他出来坐殿，我乃看见，后我总未见他了。可见，洪秀全的病，开始还以为是常见病。洪秀全从来是讳疾忌医的，过去患病不吃药，也能转好，此时得病，他也坚决拒绝服药。我行我素，这正是洪秀全固执的性格。
洪秀全身体不错，晚年高大身段由于养尊处优，稍稍有点肥胖，但仍是红光满脸，思维敏捷。他也从未受过外伤。看来当时的洪秀全未必会想到自己病势会加剧，他从来是凭自己坚硬身体的防疫力，克服病势，转危为安的。既来者，则安之。这也滋长了他对抵抗疾病的自信力度。
还有不能忽视的天京危机。
是天京危机，强化了天王的忧患和不安，致使心力交猝，而使病情恶化的。
在此十天里，洪秀全一直躺在床上。
人之将死，其言亦哀。野史有说洪秀全在病重时召见李秀成，握持他的手痛苦地说：“朕惩于东杨，惑于四王（指洪仁发等），能任尔而不能信尔，至于如此！如今要迁都也来不及了！朕已和天父约，誓殉此城了！福瑱（洪天贵福）若可扶，望扶之成立，为我复仇。”
也有说，洪秀全已知国运危如累卵，而身患重病，已将不起，在死前一天，诏令官内外军民：“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它都是后人对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洪秀全心理行为猜测。
但洪秀全确是死了。
洪秀全死后第五天，早就成为接班人的幼主洪天贵福在敌人炮火下嗣位、称幼天王。他是太平天国的第二代天王。太平天国只有两代天王。
洪天贵福在天京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幼天王。
太平天国草草安葬了洪秀全。没有什么仪式，从简处理。
据洪天贵福回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官来葬的。葬在新天门外御林苑东边山上”、“尸身未用棺椁，以随身黄服葬于宫内御林苑山上”。
秘不发丧。看来更是秘密安葬，知之者甚少。似乎连洪天贵福和诸亲贵都不在现场。
湘军攻陷天京，在饱掠后，就开始寻找洪秀全的尸体埋葬处。
曾国藩到天京后，有营官陈寿武前来报告，说他所掠得天王府女官、道州人黄氏知道洪秀全的葬处。黄氏当是亲手埋葬洪秀全的几个女官之一。
曾国藩很是重视，亲自问讯了黄氏，并由她指引发掘。洪秀全虽死去两月，尸体尚未腐坏，中衣皆绣龙，头秃、胡须已微白。
曾国藩连洪秀全尸体也不轻易放过。翌日，它被乱刀砍为鱼鳞片，然后焚烧成灰。
这天是天京失陷后的第十二天。
这些都是后话了。
李秀成很会识别地道的开掘、走向，当发现城外某处草色萋黄疏落状，就认定下面是在开挖地道，即组织人力破坏，无一不中。
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战火熊熊的天京城。
天京岿然不动。
洪天贵福登基后，由洪仁发、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被尊为“沈真人”的沈桂主持朝政，洪仁达并兼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由李秀成总管。沈桂议封六主帅，由李秀成为大主帅，纪王黄金爱为副主帅，顾王吴如孝为东方主帅，戴王黄呈忠为西方主帅，刘逢亮为南方主帅，养王吉庆元为北方主帅，负责天京和东西南北的城防。
当时天京全城原有的十三万人众，因为缺粮，先后开城放出去十万人众就食，在留城的人数中，太平天国的王府、官衙和将士只有一万余人，而且能够上阵作战的是三四千人，他们主要是天京卫戍部队和各王府的牌刀手和卫队。人数虽少，但很有战斗力。
但没有飒爽英姿的女兵女将。
天京城防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百计环攻，破坏了敌人的三十余处地道，还经常主动出击，以少胜多，先后击毙了湘军官兵共有四千余名之多。坚守天京对太平军有利。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这时，西北太平军雄师四十万已闻讯从汉中出发，兵分三路星夜兼程，在路剽疾异常，前锋执有高脚木牌，上写“急救天京”四大字，使路人让道。这时已赶到鄂东，驰援天京来了。
清王朝焦灼万分，深怕这支大军逼近天京，那未岂不是前功俱废了嘛！他们急令僧格林沁等部截击，严责曾国荃湘军攻城不力，为此从本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的仅二十天里，就先后连下六道谕旨给李鸿章，要他火速带领淮军到天京前线，会同湘军攻陷天京。
那时候，淮军已经攻陷了常州和天京周边的金坛、句容、溧阳等地，它的主力部队已屯扎天京附近，听候待命。
传闻天京之富，甲于天下，李鸿章和淮军诸将帅也是垂涎三尺，跃跃欲试的；可是他们知道，遵循王朝谕旨，助攻天京，就得和曾氏兄弟的湘军发生武装冲突。湘军长达两年，忍受传染病和战争的重大惨伤而迟迟不撤，图的无非也是天京的金珠财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卧。湘军是坚决不会相容的。李鸿章很知趣，按兵不动，还向曾国荃表态：“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能静居士日记二十》）。
曾国荃也急了。
他也采取了政治攻势，即搜罗动摇分子。
在天京城里搭上线的，至少有名有姓的就有朱兆英、陈得风和宋永祺。
朱兆英封慰王，是太平天国掌握人事选拔干部大权的吏部天官领袖；陈得风封松王，也是金田起义时的元老级干部，宋永祺是李秀成妻弟。陈得风潜通于湘军提督萧孚泗，他还向宋永祺打听李秀成对投降的态度，很是积极。李秀成部将列王傅正纲也向湘军通款。
天京城里潜伏一阵投降风。天京正阳门守将竟通信湘军黄少昆说：所守地袤延约三里，愿缒攻军献城；并且约定，明日（6月30日）四鼓，先缒百余人上城。湘军以为是好机会，几个营竞相争先，至四鼓分赴城下，已悬四索，遂攀登而上，多达三十余人，并将正阳门的三重闸门拉起了二重，第三重闸门也拉上几尺，忽然队伍中有枪走了火；由是惊动了守城将士，纷纷赶将前来。湘军见了，放弃继续开闸，缒下城墙逃命；来不及逃跑、关在闸门里的几十名勇丁都被打死。
其实在围城中通敌的叛徒，是从未有好收场的。果然湘军在攻陷天京后，即使像陈得风那样的通敌分子，在迎降后仍是和俘虏一样被杀死。这时候，这些无脊梁的狗确实也失去了任何使用价值了。当然征服者目的还是垂涎他们敛集的家财。
搜罗动摇分子和叛徒是为了打开天京城门。湘军还是继续挖地道、埋炸药，打开缺口。从7月3日到天京失陷，湘军几乎天天在开挖。
7月3日，天京城外最后一个要塞地保城（龙膊子）失陷了。地保城位于钟山第三峰（富贵山）上，贴近太平门城根，踞高临下，城内动静全在视线之内。湘军利用此优越地势，架设大炮百余尊，对准天京城内，朝夕不暇轮流轰击，并以炮火为掩护，更前筑垒，在城根近处开挖地道，准备用火药破城。
太平军将士坚决反击，大炮轰时，持枪伏在城角隐蔽处，炮声过后，又机智地出来窥测动静。他们非常聪明地学会识破外来的地道，通常是遥望敌军临时扎营于前，却无军行动，就猜准是在开挖地道，即算准它所在行进位置，先从城里挖一直地道出城外，然后分头横挖暗濠，使敌方地道到此曝光。相传李秀成很会识别地道的开掘和走向。他每天巡城，当发现城外某处草色萋黄疏落状，就认定下面必是在开挖地道，即组织人力破坏，无一不中。
太平军将士以地道对付湘军开挖的地道，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与此同时，湘军仍在地面上组织强攻。
他们在地堡城下又新筑了十几座炮台，连轰太平门，迫使太平军将士不能上城守卫。然后命令全军五六万将士，在两天里，每人都须送交柴草一担，贮于城墙下堆聚，作为攻城台阶。
太平军将士奋起反抗，并趁机出城主动进攻，给敌人很大杀伤，湘军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多名高级将领都被打死。曾国荃心中如焚，他们深怕长期这样下去。疲劳不堪的湘军会因厌战发生兵变。
天京保卫战也到了最后的时刻。
7月17日，即天京失陷前两天，湘军在一次拼搏中，炸开了神策门缺口，当湘军蜂拥而入时，太平军将士干脆就将点燃了火药线的几十桶火药掷下去，歼灭了首批冲上来的三百多名湘军，终于堵住了缺口。
翌日，贴近太平门的湘军地道开通，形势十分危险，这天深夜，李秀成亲自带了几百名将士缒城而下，分两路猛攻地道洞口，钉死草堆旁炮眼，焚烧火药几桶，几乎获得成功，奈因兵力太弱，只好撤回。
太平军将士是不会轻易与让的，人在屋在，寸土相争，他们高喊：“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
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了。
拼死吃河豚。湘军此举是为了不让李鸿章淮军争功，而不得不孤注一掷的。
就在昨日曾国荃将前线指挥部移扎地堡城时，接到李鸿章急件，内称由于北京多次送下谕旨，他只得派刘铭传、潘鼎新等二十余营，将于7月19日拔营前来助攻。
淮军将领早就想参加攻打天京了。天京是只聚宝盆，谁不想名利双收。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生之嫌，但他部属却不卖帐。刘铭传更是大声喊道：“湘军算什么，他若要阻拦，老子先解决他。”
曾国荃接到快马传递的信件后，趁机招来湘军将领会议，把它传示，激动地说：“他人至矣，艰苦两年以与人耶！”将领们才同声呼应，“愿尽死力”。
可是太平门外苦心堆集的柴草，因守城将士经常向上掷火种被焚多次，终究难与城齐；要打进城去，还只能是靠地道。
也是李秀成和将士们的一时疏忽，或者说是过于疲劳、顾此失彼。他们成功地破坏了几十余条地道，但恰巧没有想到敌人却将其中地堡城下的一条废地道重新开挖。就在7月19日这天上午，地道已伸进太平门城墙下。
这天，晴朗天气，万里无云。午间雷雨过后，仍是一片蓝天。大概是下午二时，地道中火药爆炸，隆隆如雷，烟雾迷漫，太平门东侧城墙被轰塌了二十余丈。
湘军已安排了三支敢死队。
先锋是总兵朱洪章部。
李秀成和东方主帅吴如孝亲自督军，塞住缺口，拼力挡，把首批冲进来的四百名湘军官兵歼灭干净，接着又将跟进来的三千人马打死一半。
太平军将士前仞后继，英勇抵抗，直到战死。
但湘军刘连捷部和武明良部接踵拥进。天京其余各门和中关也先后被攻破。湘军如潮涌进，沿途四面放火劫财杀人。这是一群亡命之徒，冲进天京，就是抢金宝。掳女人。有如总兵李臣典在曾国藩奏折里是因作战受伤而死去的。其实不是，李臣典好色，他破城后接连强奸了两个女人，致脱阳而死的。李臣典是曾国荃湘军官阶仅次于萧孚泗的武将，纪律败坏，他的部属也可想而知了。
曾国荃原先规定，每个营六成兵员冲杀，四成兵员守营，但到了此时，湘军铁的军律也等于零，所有兵员都争先恐后进城去抢掠，就连军营里的长夫、雇工等勤杂人役也跟去捞外快，整个兵营为之一空。以致城中向外载送的，都是车水马龙，装运或肩负的都是财帛和女人。
湘军官兵在天京城里有如盗匪，胜如盗匪。
天王府、忠王府和几乎所有的其他王府、馆衙，都被洗劫一空。当天夜里，城里多处起火，红光烛天。
第二天中午，湘军提督萧孚泗洗劫天王府后，当即纵火把它烧了，以灭罪迹。
“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湘军上下都发了横财。湘军将领，抢掠得财十万以上的，就有一百多人，其中萧孚泗发了大财，就弃官回乡了，清王朝也因此不再录用他。曾国荃抢得宝物金银最多，据上海报纸报道，他用了几十条大船装载回乡。为此引起左宗棠、沈葆桢弹劾。曾国荃遵曾国藩意托病回乡休养，在家乡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顷。
湘军的掠夺，每条街巷，每个馆衙，也是作了血的代价。
太平军将士是不会轻易与让的。人在屋在，寸土相争，他们高喊：“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
当时督军陷天京旱西门的湘军道员陈浞，曾亲睹一件事，可见一斑：
“诸酋各据大宅，负隅抗拒，穴墙发矢铳，颇伤官军。尝有一次守甚坚，攻亡两日不下。余亲往视之，见两贼立屋脊上，望见余兵至，乃下。余方审视间，见两媪由后门逸出。使人召之至，问中有几许贼。答曰：不过数百，皆首逆也；又妇女百余。问贼方何为。答曰：方驱妇女运珍宝聚于一堂，不知何意。余闻之，即麾军退。从谔皆丧沮。余怒曰：不速退者斩！众谏乃不敢言。退至里许，忽闻大声訇然。余乃驻马笑曰：可矣！使骑返觇之，已化为平地。盖贼知不免，以火药焚死，使不见机速退，则所伤必多矣”（《病榻述旧录》）。
据时人目睹后判断，天京城所焚烧的房屋，太平军自己焚烧的占十分之三，湘军所焚烧的占十分之七。太平军将士逐屋逐巷地进行战斗。天京城里的零星战斗，直到8月1日，即天京失陷后十几天，还有刀光剑影和枪声。
城破了，李秀成把他所骑的那匹强壮快速的雪白战马让给洪天贵福作坐骑，自己换骑了一匹普通马。
太平天国本来在天京有作永久的打算，坚守孤城，在城里空地广种稻米，以等候来自西北的远征大军和约定于三个月后由江西来援的李世贤等部的。
围城中的太平将士，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困难的还是粮食供应不上。城里不少有权势的王。府，都贮藏大量粮食，鼠目寸光，却不肯拿出来充军粮，仅恃中关向外国商船高价购粮，毕竟是有限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有头脑的军事领袖，如李秀成，也作了对天京城陷时的妥善安排。
城破了，怎么办？
看来是有一套完整的应变措施的。就是护送幼天王赴广德、湖州，重开太平天朝。这也是“让城别走”战略的续篇。
当时，黄文金、杨辅清和洪仁玕等头面人物都在湖州。湖州及其周边的广德、四安、孝丰、安吉等城镇，麇集有来自江苏、浙江各地的十几万太平军将士。太平天国坚守湖州，是为江西李世贤等部来日援京的中枢站，也为天京突围有一个着落点。
后来事态发展真也如此。天京城破后，分散出围的诸王兵将，很多是殊途同归，走向广德、湖州会合的。
其中最大的一支队伍，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卫护幼天王洪天贵福的队伍。
洪天贵福一行几百人等是7月24日到达广德的。第二天，洪仁歼前来晋见，尔后同赴湖州的。
他们是在天京失陷的翌日五更杀出包围圈的。
7月19日城陷这天，洪天贵福和四位幼娘娘在天王府望楼赏光，他望见湘军打开太平门缺口，冲上了城内龙广山，又见吴如孝统兵来挡，挡不住，败退下来；就往下跑，和两个小兄弟光王、明王奔到荣光殿，守朝门的女官不让外出。时李秀成由太平门败回，和视王黄享乾等人朝，对他说，能救他出城。但只带他一人，两个小兄弟就顾不上了。天王府的大小妻子、家属，包括洪天贵福的姐姐洪天姣（长天金），也都留在天王府随他去了。
在途中，李秀成把他所骑的那匹以强壮快速的雪白战马让给洪天贵福作坐骑，他自己换骑了一匹普通马。回到忠王府，和母亲、弟侄告别，为了轻装，将士们都没有携带家属，金银财帛也留下了。他们似乎也摸清了入城湘军意在掳掠、不顾其它的心理行为，一行人众，乔装着湘军服饰，寻路出城。开始李秀成欲由太平门缺口出去，将近太平门时，又率众折回，欲出大南门，又想到大南门外雨花台，乃是湘军大营所在地，乃回头去西门，在城上却看到西门外是水，洪仁发见出不了，就跳水自杀。这时南门、东门城楼上都有湘军，执掌兵部的尊王刘庆汉建议上清凉山暂避。乃上清凉山，这支队伍聚集已有一千多人、六七百匹马了。暮色苍茫，诸王商议俟头更时从太平门缺口出去。因天黑，刘庆汉用长枪竿系着白带在前引路，洪天贵福等人紧跟着白带走：李秀成一马当先，冲出几乎无人把守的太平门缺口，然后一直东走，又由孝陵卫层层迭迭的湘军营垒边奔过。湘军极大多数人员都进城抢掠去了，只截杀了尾随的几十个人。沈桂被流弹打死，洪仁达也是在出城时被俘。李秀成和洪天贵福等一行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孝陵卫取道南下。
南下广德、湖州的有一千多人众。李秀成把他们分为两队，前队刘庆汉、吉庆元以及卫护幼天王的其他诸王等三百余人先行，他和林绍璋等七百余众为后队，拒抗追军。敌人马步追赶，李秀成未到淳化镇就走散了。7月21日，湘军在淳化镇赶上后队，后队且走且战，在湖熟大桥几乎全军覆没，林绍璋等战死。而前队已远至句容郭庄，经溧水东坝，走了四五天，到达太平天国尚存的一块干净区的广德。同日，昭王黄文英前来觐见，后几天，洪仁玕从湖州带着很多贡物来到广德，并护同进入湖州。因湖州粮乏军单，不能建都立业，即弃湖州去江西。出湖州时，杨辅清走散；至昌化时黄文金伤死。敌人前堵后追，最后在江西石城杨家牌军覆，洪仁歼、黄文英和洪天贵福先后被俘，送南昌杀害。它已是天京失陷突围三个月后的事了。
因为曾国藩想捞全功，在初悉湘军攻陷天京时，他就从安庆以六百里加急红旗报捷奏折说，“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到南京后，又两次提及“洪福填以十六岁童，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以为洪福填必死于乱军无疑矣”。后来，左宗棠在围攻湖州时，发现洪天贵福并未在天京自焚或被杀，却好好地在湖州，就参奏了一本。害得曾国藩很是狼狈不堪，但仍强词夺理地说，“或洪福填实已身死，而黄文金伪称尚存，亦古来败贼常有”。见于洪福填有否事，曾左关系自此更加交恶，但这也是后话了。
李秀成功罪与否，仍可凭人评说，但他写的供词，却是中华两千年最长最详的一份出自农民将领的文字，它自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李秀成是在天京被攻破的第四天，即7月22日，在天京东南方山身遭诱捕的。他的被捕有很大的偶然性，是给湘军的一个意外收获。湘军围困天京两年，战死九千，得传染病死两万五千，耗费钱粮百万，却得到的是一个被洗劫的空城。如赵烈文说：“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使槛中之兽，大股脱逃。”这使曾国藩哥儿俩很难自圆其说的。李秀成的被捕，总算是一个弥补。因此，曾国藩在后来把李秀成供词写的“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用朱笔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解送前来”，到抄送与北京王朝和刻板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他之所以一改再改，就是要突出攻破天京，湘军所立的大大功劳，是拿获了李秀成。
李秀成本来是可以脱险的。他因是马劣，力不足，又未得食，于7月21日天明之时落伍走散的。他向西走上了方山顶的破庙海会寺。据他的供词说，他在山上因天热乘凉，将随身绉纱捆带的珍珠宝物吊在树下，有山脚下百姓发现他是忠王，有意掩护。他为表示感谢，要将所吊之物相谢，不料已为另批百姓取去。这帮百姓要平分，那帮百姓说，“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他人不可能有，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才答应平分。”两股百姓由此争吵起来。因而藏身不住，被告发捉拿。
据今人调查，告发李秀成的是上山砍柴的二流子王小二，他来到海会寺看见了，就下山告诉村董陶大来。他们带领人众上山捉拿了李秀成，押送到萧孚泗营。萧孚泗就冒为己功，送往曾国荃处。
也存一种版本，乃是薛福成事后所调查的，说是陶大来原本是要赴太平门外李臣典营告密的，路过钟山，腹中饥渴。就在钟山萧孚泗营的相识某伙夫处休息，闲谈中说及此事。伙夫对亲兵说了，亲兵报告了萧孚泗；于是故意宴请陶大来，让他不得脱身。萧孚泗自领亲兵百余飞奔涧西村，将李秀成押解而归。
两说稍有不同，但李秀成终究是成了阶下囚。
7月23日清晨，曾国荃听说李秀成已被拿到，穿着短衣急于赶出来审讯，他手握着铁锥，对着李秀成遍体狠刺，血流如注。李秀成挺身直立，大喝道：“曾九，各为其主，且兴灭无常，今偶得志，遽刑我乎？”幕僚赵烈文怕当场把李秀成杀了，不好交待，随即附着曾国荃的耳朵悄悄地说：这是大酋，不可随意处刑。曾国荃更加暴怒，于座位跳起来说，“此土贼耳，有什么必要留下来，难道要送往北京去吗？”说着，又命亲兵拿着小刀子，宰割李秀成的手臂和大腿，鲜血不断地流下来。李秀成依旧是挺直胸膛，毫不为动。
这时，洪仁达也被捆缚进来。曾国荃命亲兵如法炮制。他也表现得非常坚强，忍着全身疼痛，闭口不说一语。
曾国荃发足了私泄，过后命制作两只木笼，一只大些的木笼，关押李秀成；另只小些的木笼关押洪仁达。
当晚，赵烈文等和李秀成作了一次谈话。
李秀成谈了前半生生涯。
赵烈文问：“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李秀成淡然地说，“不过一死罢了。但环视江南各地还都是旧部，如能允许我写封信，让他们解散，并得到妥善安排，免得无辜的死去，我也死而无憾了。”
《大乘经》有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
《华严经》也有相似的话。
李秀成未必读过《大乘经》或《华严经》。
但这是一种农民领袖舍己为人的行为。
他和当年被俘后的陈玉成、石达开，都有同样的思维：自己可以死去，但愿部下得以保全。
五天后，曾国藩由安庆来到南京。
当晚，曾国藩初审李秀成。他装得有点和善。
当李秀成戴着镣铐进来时，故意看了很久，然后以怜悯的口气说道：“你就是李秀成吗，可惜！可惜！”还说，“人杰也，不早遇知己，乃如此。”
李秀成被触及心境，哭了。这时他所执持的倔强气熔化了。
两天后李秀成开始写供词。供词写了太平天国始末，和所谓“天朝十误”等失败因素。在曾国藩第二次谈话后，又写了“招降十要”。李秀成被俘后原以为像他那样的身份，那是必杀无疑了的。不料曾国藩对他和善，客礼相待，这又出乎意料的。在供词里，他处处吹捧曾氏兄弟，凡提及他们时就处处流露感恩感德的情感，阿谀奉承，说“中丞大人（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佩服，救世之人”，“中堂（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在提及与湘军时，他都大肆夸奖，说他稳练不摇，冲锋猛战，而为了显示己才不凡，又处处诋毁非湘军，如淮军、老湘军（左宗棠部）和绿营。他的意愿是讨好曾氏兄弟。
李秀成毕竟执着的是农民单向思维，没有想到他越是阿谀、灌米汤，却适得其反。尤其是竟劝曾国藩做皇帝，更遭曾所忌。他以写供词表示降意。
也有说李秀成是假投降。说他是仿效三国蜀汉姜维。李秀成很爱读《三国演义》，言语和行为确实多有受《三国演义》影响。
但不管李秀成当时出于何种动机，他在被俘后任何屈膝行为，都为自己带来了莫大的污辱。
李秀成奋笔疾书，连续写了九天供词。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全身有伤，但供词写得有条不紊，粗细浑合。曾国藩对供词也很注意，每天写了的就索去审阅，边读边删改。李秀成每天写7000字，共约六万余字，但现今见存的手迹只有27818字，其余都给曾国藩毁掉了。据说其中最多部分就是他劝曾国藩做皇帝，也有的是谈及天京窖金，等等，这些都是忌讳的、不可为外人道传的。
曾国藩原来打算献俘，将李秀成槛送北京。他在安庆时就向王朝报告中就作了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这时他变了原意，决定就地处决李秀成。
言多必失，李秀成说得太多了。
在秦骂楚，在楚骂秦。他在供词中骂洪秀全，难道不会在北京揭露曾国藩和湘军，如湘军的冒功，所谓破天京三天里杀了太平军十余万人。
在杀死李秀成的前夕，曾国藩还假惺惺地设宴款待李秀成。这时他已接到了北京发来的圣旨，命速送李秀成等往北京。李秀成当然不清楚内情，“有乞恩之念”，自以为可以解脱。曾国藩说：我不能作主，要听圣旨决定。但早已与赵烈文等亲信商及，决定杀死李秀成。
李秀成受骗了。
翌日，即8月7日清晨，曾国藩命候补知府李鸿裔通知他今天要处决。
李秀成面无蹙容，也许有所准备，做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
傍晚，李秀成谈笑自若，从容走上刑场，供词也没有写完，临死前只写了一首绝命诗，以抒尽忠之意。曾国藩对他算是例外照顾，不采用前两天与病重洪仁达所施的凌迟极刑，只是斩首，一刀了之。
事后他对北京王朝报告说，圣旨由安庆转到南京。迟了四天，怕有不测，已将李秀成杀死了。
先斩后奏。清王朝明知就里，也只得不了了之。
曾国藩重视李秀成所写供词。他在审删后，又命赵烈文等得力幕僚等分段、誊抄，一式几份：一份连同奏折送缴北京军机处存档；一分就交安庆付梓、刻印；又一份快马递送到上海，由《北华捷报》转译公布于世。
李秀成其人功罪与否，所谓大节晚节，在二十世纪几番成为讨论热点。但李秀成所写的供词，却是中华两千年最长最详的一份出自农民将领的文字，它自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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