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骂道：你可记得当年合肥官亭一战，你的两万骑兵，与我战后，还有一骑活下来吗？

    1861年9月5日，太平天国安庆失陷了。

    在封闭社会的中国，双方在长江南北逐鹿，安庆乃是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洪仁歼、陈玉成等，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安庆的极其重要战略位置。洪秀全先后派出石达开、陈玉成等镇守安庆，他把太平天国第一流的统帅放在天京上游。洪仁玕也说：“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洪仁歼自述》）清王朝也非常重视安庆，认为如能攻占，从此势若建瓴，有如破竹。曾国藩也认为，安庆得与失，直接通关战争全局，为克复金陵之张本。

    敌对双方对安庆所处的战略位置都有认同。

    1860年4月，湘军开始围攻安庆，企图实现他们占领武昌、九江后的第三战略目标。

    太平天国这时正在打响围剿清江南大营之战。在安庆西战场采取守势；在取得苏常和长江三角洲后，天京最高层作出了决策，由陈玉成、李秀成率领的两大主力。分别从长江北面和南面西征，直指武昌湘军后方基地，以牵动围军回援。

    陈玉成军率先进入湖北，到达黄州，而李秀成军却迟迟还没有赶来。原来李秀成要经营苏、浙，勉强西征，脑瓜里闹别扭，行动就缓慢。等到姗姗进入湖北，只遇到陈玉成留守部队赖文光等，陈玉成因安庆围紧已率主力回援了。李秀成在召集本地造反民众十多万后，急忙回师。他不就近东出援安庆，与陈玉成同心合力解围，而急于南下取道江西，与侍王李世贤相呼应，夺取浙江和杭州。他说：“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他的战略眼光近视，只是一心一意要经营自己的苏杭天堂。

    陈玉成联合皖南的杨辅清、黄文金等部队，天京也派出由洪仁玕、林绍璋等卫戍部队前来协力解围。太平天国为了安庆得保全，出动了除李秀成、李世贤两支部队外的全部人马。但因安庆城濒长江，湘军拥有强大的水师、陆师由江滨起在城四周遍筑炮垒，围而不攻，以逸待劳。援军八战八败，接近不了安庆城。安庆围城终于因粮食油盐和军火弹药告罄失陷。湘军对全城实施骇人听闻的屠杀，尸体蔽江，以致停舶于江中的两艘英国轮船受阻难以航行。

    陈玉成等被隔离在集贤关外，望着失陷后火光熊熊的安庆城，无限沮丧，只得分头撤退。陈玉成的部队损失惨重，大伤元气。他回到庐州（合肥）。

    天王洪秀全得知安庆最后失守的坏消息后，大发雷霆。他不分青红皂白，严责解救安庆最为起劲的洪仁歼和陈玉成。洪仁歼被降为副军师，其实他原先担任的军师也是有职无权；又将陈玉成革爵留任。而莫名其妙的。天王却将英王麾下很多高级干部封王，如赖文光为遵王、蓝成春为祜王、梁成富为启王；不久，又封捻军总盟主、太平天国征北主将张乐行为沃王，还将那个反复无常、时常在太平天国和大清王朝间倒来倒去的皖北团练头子苗沛霖为奏王，为了向这个新封的奏王嘉赏，天京礼部奉命特地从女营选了几名美女，由专使护送到安徽寿州（寿县）。送给他做“王娘”。

    这种部属封王，主帅革爵的颠三倒四的奖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正是洪秀全后期的政治思维。

    陈玉成心灰意冷，不图进取，但很快就改变初衷，发愤重倡基业，向内地开拓，然后回师夺回安庆。

    1861年冬天，陈玉成先后安排三路人马出征。

    第一路，主将泳天义马融和等部由庐州到颍上，与沃王张乐行捻军合军攻颍州（阜阳）；

    第二路，由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二万余人，由庐州入河南；

    第三路，由苗沛霖部自寿州北上攻蒙城。

    陈玉成打算在各路人马陆续出发后，然后离开庐州北上，通过北征打开新的局面。

    正在此时，清军多隆阿部围困了庐州。陈玉成的大部分将士已随陈得才等远征，寡不敌众，只得采取守势。天王曾派护王陈坤书、对王洪春元等部渡江来援，但援军未过和州就被挡回去了。

    陈玉成坚守庐州三个月，其间也曾告急于马融和与陈得才等部将，不料告急信刚出庐州城就被敌军缴获。而他不知，以至还天天在庐州城头，望穿秋水，也无一兵一卒来援，只得另求出路。他找来部属商量，有人建议回天京重振雄威，他不愿意；他寄希望于北征的陈得才等军，可是孤城困守多时，不知北征军有否打破颍州。这时已潜通清帅胜保的苗沛霖特派专使前来，诱骗陈玉成，要他前赴寿州，合力并进，分兵扫北。此话正中陈玉成心意，虽然麾下多人阻止，说苗沛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赴寿州大有危险。但陈玉成力排众议，他不清楚苗沛霖已在两个月前向胜保输诚，全军剃发。围城里情报失灵，犹如聋子，还以为仍是停留在庐州被困前的格局。

    一幕历史的悲剧拉开了。

    5月13日，陈玉成和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得隆，王宗陈聚成、陈安成、祷天义梁显新等四千余将士，以及庐州英王府的家属，自庐州北门突围。15日到达寿州。苗沛霖装病不出面，命侄苗景开、寿州守将李万春和太平军驻寿州全权代表余安定负责款待。

    陈玉成见苗景开、余安定诚惶诚恐地拜谒道左，深信不疑，就带同陈仕荣等高级干部二十余人昂然坦怀入城。他不知此时余安定也已变节，和苗沛霖狼狈为奸。苗景开等候陈玉成入城。就将吊桥撤去，将他与所部将士隔开。

    5月17日晚上，苗景开等改换清朝官服见陈玉成，传达了苗沛霖要陈等投降意见。陈玉成勃然大怒，大骂说：“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颗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被擒记略》）。他和部属奋起格斗，寡不敌众，从王陈得隆在格斗中被杀，陈玉成等都被捉绑。

    一代天骄陈玉成就这样成为阶下囚。

    翌日清晨，陈玉成等被押送到颍州江口集。苗沛霖有否与陈玉成相晤，语焉不详，但苗就此改编了陈玉成的四千将士。

    5月21日，陈玉成等被押解颍州胜保大营。

    胜保是陈玉成手下败将，见捉得陈玉成心中大喜，他高坐帐中，瞪着圆眼说：“你为什么不跪？”陈玉成昂首挺胸地说：“我自投罗网，哪里是你的本领？我今日死，苗贼明日必亡！你可记得当年合肥官亭一战，你的两万骑兵。与我战后，还有一骑活下来吗？”胜保红着脸，哑口无言，后来又劝他投降。陈玉成冷笑说：“大丈夫要死就死，何必再多说废话。”

    陈玉成随即被押解北京。胜保杀死梁显新等人，将陈仕荣作为礼物送与庐州多隆阿处杀死，他并奸占了陈玉成的妻子。有人说此英王妻子就是吟唎所说的洪仁玕的侄女，不可信。陈玉成是有很多妻子的。他在天京、安庆、苏州和庐州都分别建有富丽堂皇的英王府。每个府都有所谓的“王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6月4日，陈玉成囚车行至河南延津，正逢到北京使者传旨，毋庸解京就地凌迟处死，遂被害于延津西教场。

    当陈玉成被解押颍州江口集时，马融和、张乐行打算前来劫夺，不料迟了一步，陈已在三天前被押送到颍州去了。

    陈玉成之死，标志了天京上游屏藩尽失。他对太平天国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后来洪仁玕颇有感叹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洪仁歼供词》）。

    当时远在安庆督师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是在十天后接到廷寄，才知道陈玉成被俘押解胜营信息的。他早已把丢失安庆、困居庐州后的陈玉成视为窖井之虎，不感兴趣了。这时，他的主要精力乃是指挥兄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的湘军十五营陆师和兵部侍郎彭玉麟的水师溯长江东下，以完成围攻、夺取天京的总体战略部署。

    天王却以天京围急，一日三诏催促李秀成回救，他只得撤上海、松江之围、不战而退。

    1861年秋，李秀成由湖北回师，在江西铅山会合了脱离石达开归来的吉庆元、朱衣点等十余万将士，胜利进入浙江，势如破竹。12月底占领了杭州。

    这是太平天国再次占领浙江省城。

    李秀成是非常重视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是从杭嘉湖地区的富饶物产、人丁兴旺来认识的。他多次表白说：我有苏州，没有杭州，犹如鸟缺了一翼。浙江巡抚王有龄是个顽固官僚，在城破后逃跑不了自杀。李秀成为了要笼络人心，却将王有龄礼葬，并莫名其妙地以太平天国王所着黄绫龙袍充作寿衣入殓，让巡抚衙原有的亲兵五百护送回籍，说是为表彰“忠臣”；还设所谓“招贤馆”，安置俘获的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总兵米兴朝等一班清王朝高级官员，并任命原清仁和、钱塘两县知县为太平天国两县的监军。

    1862年1月，李秀成就向上海进攻了。

    同时，派谭绍光率军攻浙江湖州，谭绍光和已在那里的黄文金军合力围攻，到5月底方才攻下州城。谭因此封慕王。谭绍光十七岁就参加金田起义，是元老级干部。他是李秀成部将群很会打仗的一个，也是封王较迟的一个。这时洪秀全分封天京朝官已相当宽松，但对外征将士还是论功行赏，封了王后尚得亲往天京受印。如李世贤部将范汝增封首王，就是在攻下浙江宁波后，到天京授印的。湖州攻占后，谭绍光即与黄文金分城而治，同年8月李秀成离苏州回援天京，他才由湖州调任苏州军事统帅。因而，太平军攻打上海的多次战役，他都没有参加，现在有些书上说他指挥上海战事，打死法国提督卜罗德，亲手活捉常胜军副领队福尔恩德，这都是张冠李戴了。谭绍光所参加和指挥的，也只是太平军进攻上海最后的一次大战役，即李鸿章吹嘘的四江口之战，但那已是强弩之末了。

    这次李秀成组织的进攻上海，分军五路，声势浩大。李秀成是熟读三国故事的，行军作战包括军事思维很多就以《三国演义》为蓝本，因此有人说，他是抄袭《三国演义》所说刘备死后，曹丕听从司马懿之计，五路出兵进攻蜀汉，使他首尾不能相顾，处处挨打的方案。此也一说。但说五路，主力也就是一路，即由李容发率领的太平军。当时李秀成因苏州发生徐佩瑗叛乱事，途中就赶回去了，由他义子忠二殿下李容发主持向浦东进军。

    这年冬天，气候特冷，冰冻三尺，积雪也深达尺许，太平军将士踏雪行军，占领了黄浦江东岸所有县镇和乡村，本地民众踊跃参军，仅高桥附近据称就有五千，武器不足，就在竹杆上按上铁矛；缺乏标志，就取妇女所着的红裤红衫缠扎为头巾。

    其他几支太平军也配合行动，来自苏州的一支部队打到了黄浦江西岸，两军隔江相望，从外滩的英国领事馆楼台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的太平天国飘扬的黄旗。

    英法上海驻军又一次与华尔洋枪队联手，向太平军反扑。华尔为取得与英方合作，不再搜罗英国逃兵、烂水手，而采取了以外国人当军官、雇佣中国人当兵。这时。洋枪队已大有扩充，它已拥有编制为六个团、三个炮队共五千人的兵力。

    它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浦东高桥。

    这天，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华尔打扮成两个狩猎户。偷偷地潜入高桥附近探察，等到太平军将士发现，要捉拿这两个行迹可疑的外国人时，他们已驾着小船逃脱了。

    高桥之战开始了。

    太平军将士还未见到敌人面目时，就遭到远处射来的炮弹袭击，损失巨大。高桥沦陷了。接着，萧塘等地也在强烈的炮火中沦陷。

    华尔洋枪队旗开得逞，清王朝喜出望外，把它纳入正规军队编制，给了一个“常胜军”的美称，华尔也授予三品副将衔。那个出面联络华尔、供给洋枪队粮饷的宁波四明公所董事杨坊也是得意非凡，还将自己养女张梅乔装打扮，送上门去，嫁给华尔做老婆，演出一场中外联姻的好戏。

    但是上海四郊仍都活跃着太平军。

    逃亡在上海的士绅商议，向安庆的曾国藩乞师。

    1862年5月，李鸿章的淮军六千五百人分三批陆续到达上海。

    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早在太平天国前期，他就带领家乡合肥团练在淮北对太平军作战，但每战必败，有年秋天，他驻扎河边，竟误识上游飘流的荷花灯是太平军偷袭，慌忙出逃，闹成一场笑话。后来在曾国藩大营里管理文案，参予军机，深得器重，被推荐任为福建延津邵道。曾国藩命他回乡募兵。李鸿章从庐州老家招募了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等的地方团练，按湘军编制组建各营，曾国藩又拨程学启、郭松林、韩正国等营交与管带，这就是淮军。

    李鸿章率淮军到达上海，清廷任命他署江苏巡抚。

    淮军和英法殖民军、“常胜军”组成联军，向太平军发起进攻；太平军奋起反击，双方在虹桥、徐家汇和龙华等地大战。

    几天后，淮军等攻打南桥（上海奉贤），太平军奋力抵抗，在击毙法国提督卜罗德后撤退。

    浦东战场太平军节节败退。

    在天京的李秀成得悉上海前线失利，回到苏州，军到太仓，正逢到卸任的江苏巡抚薛焕军在攻城，李秀成利用敌军急于取胜的心理，诱入重围，全歼五千余众。

    太平军胜利反击，将敌军分别包围在松江和青浦。

    十几天后，陈炳文部太平军再次攻占了青浦。

    华尔前来援救，眼看围城孔立，第二天就丢下守军逃跑了，副领队福尔思德被俘，仅被赶下水淹死的就有几百人。太平军优待俘虏，三个月后，就以军火为交换条件，将他释放回去。

    李秀成大军凯歌行进，兵分十二路进抵上海法华、徐家汇、虹桥等处，并在七宝击毙通判韩正国，前锋直逼租界和上海县城，胜利在望。

    可是天王却以天京围急，一日三诏催促李秀成回救，李秀成只得撤松江、上海之围，不战而退。

    针对骆秉章解嘲，石达开气宇轩昂地回答：“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

    石达开离开广西后，转辗云南、贵州，他的目的是进入四川成都，但两次入蜀，都受到清军阻拦没有成功。

    四川省长江及其支流纵串横贯，要在四川作战如履平地，攻城劫舍往来自如，非要建立水师。可是石达开和他的将士们，从来习惯于山地和平原的流通作战，他们进止无常，当然也不懂得舟楫的功能。

    1862年9月，石达开在川南綦江东溪会集诸路人马，商定了一个分道进军，奇袭成都的战略。他决定分军三路：由赖裕新部为前军，西南走云南，经沾益、平彝（富源）、宣威，由米粮坝（巧家）渡金沙江进入四川；

    由李福猷为后军，经贵州威宁、水城、遵义、桐梓等地，直趋四川酉阳，造成进攻川东声势。

    石达开自领中军，仍自叙府以南地区进兵，分五路人川，屡败清军，但在金沙江南的横江镇打了一个大败仗，伤亡惨重，退入云南境。这时，他得到了赖裕新部已由米粮坝顺利渡过金沙江北进的喜讯，心情十分欢畅，立即率领主力四万余人，决定循着赖部行进路线，亦步亦趋，兼程北进。

    1863年4月，石达开大军顺利地从米粮坝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北岸布防的清军，已被后军李福猷吸引，往东去了。但自此以后，由于战线拉长，石达开和李福猷、赖裕新两军都失去了联络，他们都只能是各自为战的孤军了。

    这是石达开第四次进入四川，也是最后的一次。

    渡过金沙江的石达开军，还是很有战斗力的。5月3日，他设伏于安宁河边，一举歼灭来自宁远（西昌）的几千名敌军，但这也是最后的一次胜仗。也许这仗给他也产生轻敌、冒进的负面观念，为后来的覆灭提供了参照系。

    石达开急于向成都进军。

    从宁远北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越隽大道，即沿大凉山，经越隽、海棠，到大渡河畔大树堡，由此渡河，东走峨眉、乐山到成都；一条是冕宁小道，由宁远（西昌）北上，经冕宁、大桥、铁宰宰到大渡河南的紫打地（安顺场），由此渡河，经天全、雅州（雅安）直向成都。大路坦荡而远。小路险狭而近。

    石达开决定走小路。他认为前些日子赖裕新部已走了大路，现在循着旧路走，必定有敌军重兵阻击；小路正是险奇，不会为敌人注意。而前面还有赖裕新部开山辟道，策应前进。关山远隔，他岂能知晓早在四十天前，赖裕新在大渡河南的越隽中所坝，因亲临一线指挥，被土司兵的滚木垒石砸死。所部也在大树堡以布匹缆船搭成浮桥、渡过大渡河远走了。

    他不知不觉开始走进绝境。

    石达开走的小路是彝族居住处，受土司管辖。据说当时他已与松林地番族土司王应元、田坝彝族土司岭承恩赠送重金买路，并得到他们承诺。由是四万人马全部北上。一路上，道路艰险，过铁宰宰后，更是高山峭壁夹道，人马不能并道而行，如果被截断后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5月14日，石达开军到达大渡河南岸紫打地。就此开始长达二十九天的苦难历程，受到清军和土司部队层层包围，天时失常，地理失利，最后竟导致全军覆没。

    紫打地位于大渡河和松林河交汇处，大渡河宽在涨水时也不过三百米，松林河宽只有二三十米，但水流急陡，周围都是壁立数百尺的峭岩。

    石达开在紫打地扎下大营，在营后马鞍山设立粮库，由于王应元等受到清方重贿，处处与石为难，已将渡船撤走，把松林河铁索桥的木板也都抽光。石达开命令将士们搜索粮食、砍伐树木、编筏造船，准备抢渡大渡河。

    当晚，石达开的一个妻子，即编号第十四王娘的刘氏在风雨中诞生一子。石达开大喜，取名定基。乃通令全军将士说：“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庆。”将士都顿首称贺。于是传令休息三天。大吹大擂，挂灯结彩，庆祝翼王小殿下诞生。

    不料，风雨不止。翌日，大渡河水陡涨数丈，连松林河也是浊浪滔天。他们雇佣的向导们说，这是暴雨引起的山洪突发，一两天就会退走的。

    石达开身入绝地，仍是心坦如常，他准备水退后再行渡河，却没有及时派军利用铁索桥抢渡松林河，更没有考虑到要是敌军把守了对岸，那是极其危险的。他仍以为是赖裕新的前军牵制了清军。

    庆祝儿子诞生和河水骤涨，耽误了时机。农民领袖很少是具备有强烈的时间观念的。但却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创造了调兵遣将的大好时间。

    5月17日大雨停了，天气转晴，水势稍退。

    午间，石达开命将士将造好的船筏拉到河边，准备渡河。这时，发现对岸出现了清军旗帜。他决定立即抢渡。大渡河水浪滔高，船筏刚人中渡，便被卷沉。首次抢渡失败了。

    强渡惨败，来路已为土司岭承恩用巨石塞断了隘口，并有士兵严密把守，两侧又都是千仞绝壁，无从攀援。石达开军只有向前强渡，突破大渡河天堑。方有生路。

    此后，石达开多次指挥部队强渡大渡河和松林河。其中大规模的渡河就有三次。

    一次是5月21日，石达开出动五千人马，乘木船竹筏抢渡，岸上将士也擂鼓呐喊助威，声震山谷，惊天动地，隔岸清军以枪炮轰击，抢渡将士，无一生还。此后，石达开挥军几次抢渡松林河，也失败了。5月29日，马鞍山营盘、粮库被岭承恩的士兵烧了，辎重全失。粮食至此全部丢失，石达开和将士只能采集野菜、草根煮食充饥，以至宰杀战马度日。

    一次是6月4日拂晓，全军出动分别抢渡大渡河和松林河，清军枪子如雨，猛烈轰击，而水势湍急，无法靠岸，又失败了。此时，全军只剩下一万余人。

    一次是6月9日晨，渡河船筏二十艘，每艘七八十人。也因清军开炮，被击沉十五艘，为水飘没五艘。

    当天，清军见石达开已陷入势穷力竭的困境，就开始主动出击，清军都司谢国泰与土司王应元军越过松林河，由西向东，清军参将杨应刚与土司岭承恩军从马鞍山而下，两路并进，直扑紫打地石达开大营。石达开指挥饥军英勇作战，体力不支，牺牲巨大，紫打地营垒全被焚毁，在突围东走途中，山径险仄，仰视是峭壁参天，俯临又是急涌河水，坠崖落水者不计其数。第二天黎明，到达大渡河另条支流老鸦漩西岸的利济堡。

    老鸦漩水势更为险恶。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石达开终于走上了英雄末路。

    当晚，他的五个妻子抱持幼子两人携手投河自杀。

    石达开穷途末路，部属里也出现了若干人投降活动。清军参将杨应刚与游击王松林乘机来到石达开处，指天誓日，他们劝石达开放下武器，可以保证全体将士生命安全，一律遣散归田。石达开本来想投河自尽，但听了这话后，觉得舍己可以解脱部众，他就同意赴洗马姑清营见越隽同知周岐源商谈。

    6月11日，石达开携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和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一行五人随同杨应刚、王松林越过凉桥，前往洗马姑清营周岐源处，经商定将石部将士遣散四千老弱病残，暂留精锐二千人，移驻大树堡。明日，当杨应刚要将石达开等送往富林（汉源），途中，为总兵唐友耕劫走；唐友耕就将他们送往富林。

    6月14日，清军夜袭大树堡，将二千多名石达开部众全部杀死；被遣散回籍的，途中也多被杀戮，也有的即被当地奴隶主掠夺为奴。

    6月18日，石达开等离开富林。6月25日解押到成都。骆秉章对石达开进行审讯。石达开盘膝而坐，当时参加审讯的四川布政使刘蓉后来记述，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养晦堂文集》）参加审讯的成都将军崇实问话多句，石达开不与理睬，而后又触了他一个霉头，说他不识时务。崇实气沮语塞。骆秉章虽然老练，也屡屡语塞。骆问：“你愿意投降吗？”石达开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骆自我解嘲地说：“你自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真是便宜你了。”石达开也针锋相对地答：“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

    每次审讯，石达开仍是气宇轩昂，理直气壮。

    8月8日，石达开等人被杀害于东校场，也有说在科甲巷臬台衙门杀害。

    石达开是叱咤风云、威震敌国的特级英雄，却是那么自投罗网，轻易地被俘杀，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因而当时就引起朝野人士的怀疑，认为骆秉章杀的是冒牌货。以至一年后曾国藩还问过李秀成：石达开究竟有没有死？李秀成没有回答。其实，自石达开部将吉庆元、朱衣点等归来后，李秀成，以至洪秀全等人对石达开下落和生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此时此刻，万里戎机，关山若飞，在云贵、四川穷山僻道中转战的石达开，又有谁能打听到他的行迹呢？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洪秀全在围城中更关切的是培养、扶植候补的第二代天王。

    1861年9月安庆失陷，极大地刺激了洪秀全。

    洪秀全事必躬亲，他对安庆保卫战确是呕心沥血的。本世纪有人研究洪秀全，说他后期不问政事，沉湎于声色，这真是有点冤枉，别的不说，就以安庆战例说吧。洪秀全为使安庆巩固，调兵遣将，日夜操劳，虽不出天王府，却遥控指挥，但是安庆还是丢掉了。

    只有臣错，哪有主错。洪秀全自从天京内讧后，从来就把自己放在最正确、最英明、最伟大的坐标位置上，安庆丢了，把失误全归于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陈玉成和洪仁玕；天京未能解围，就严责李秀成，多次革除李爵位，而他本人总是永远正确的。

    独断独行，那些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人，在用人方针上，必然是疏贤人亲小人。

    洪仁歼是德才兼备的军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洪仁歼的军师也是有职无权的，其直接原因，就是没有直辖的军队。它也表现在干王府的六部尚书形同虚设。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时曾应邀上干王府参观，他后来记录说：“入府门，经过污脏的空地，即到一排屋子，是为六部。有时有些苦力在屋内。有一较大的屋子，内有三个书手在那里写字于黄纸上——大约这几个人即是该六部的全部人员也。户部内装有好些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了。”（《天京游记》）可见洪仁玕作为军师，不过是秉承天王意志的一个事务官罢了。

    洪秀全用人不当。林绍璋也是奉命与洪仁玕一起带兵援安庆的。洪仁玕在援皖战役中奋勇向前，而林绍璋却借口粮不足，向后移营，“一战未开，即行自退”，以至贻误时机，影响军心。安庆之失他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华盖运却没有遭惩罚，反而更受青睐。当时李秀成说，他是办事勤劳、小心，能够讨得天王欢心；也有说，林绍璋的续娶夫人是天王的干女儿杨金英；杨金英还是天王府的第一女武官，负责天王保卫工作的，有了这层裙带关系，以后期天王用人出自亲缘圈，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1861年洪秀全和他家族老老小小大模大样公开走上政治舞台。在此之际，洪秀全高兴地将他两个老兄和老兄的所有儿子全都封为王。

    洪仁发洪仁达自暂时取消安王福王后，仍是大权在握。洪秀全开始赐给他俩是“王长兄”、“王次兄”封号，这两个仅用于家族不伦不类的符号，充满国即是家的内涵，正是意味着天王以洪氏家族治国。太平天国就是洪秀全和他家族之国。洪仁发、洪仁达是迟于他俩儿子们封为信王、勇王的，但他们爵位很高，都是“八千岁”。血浓于水而渗于水，以与天王出于同一血脉的洪仁发洪仁达儿子们，虽是襁褓中的婴儿也封为王。就在1861秋，洪仁发已五十多岁，又生了一个儿子洪硐元。洪秀全得悉喜讯，即封他为同王。他可能是太平天国最最年轻的王。

    这些奶臭未干的纨绔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管不了事，能做什么呢？洪秀全也是聪明人，年岁稍大些的就安排他们做些档次高的清闲事，像洪仁发长子洪和元，就是天京宗教传播官，主持讲道理，好在太平天国讲道理，也就是那末些条条，鹦鹉学舌，原原本本不走样就是了。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洪秀全更注切的乃是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即候补第二代天王。他的第一任妻子钟氏只生育了一个女儿洪天姣；长子洪天贵福还是在金田起义前夕，由第二任妻子赖莲英所生，年少不懂事。因而只能拔苗助长，九岁，就作为当然接班人，以幼主名义下诏旨了。洪秀全望子成龙，说他是天孙，还给儿子配了年纪相仿的四个幼娘娘，这些小姑娘，有的是广西人，也有的是两湖人，估计是沿途收容或抢掠来的。

    洪秀全在花县乡间，教过洪天姣读书；他没有给洪天贵福请师傅，估计也难找到适当的人选，洪天贵福的本本知识乃是比他大十岁的异母姐姐启蒙的。主要读的课本，也是太平天国那几部钦定红头文件和汇编本。他的智商也有限。洪秀全封建思想浓得很，洪天贵福到九岁，就不让他与母亲、姐妹以及宫中其他女人接触了，还写了《十救诗》给儿子读，它“都是说这男女别开，不准见面的道理”（《洪天贵福供词》）。洪天贵福说，“我九岁后，想着母亲姐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时，偷去看她们。”而日常接触的就是几个幼娘娘，因而当苏州徐佩瑗送上一只能言青鹦鹉，引起了他的诧异和欢心。徐佩瑗为了讨好天王父子，事先对青鹦鹉作了专门训练，使它天天能说：“亚父（天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洪秀全称它是“瑞鸟”，即吉祥之鸟，将它载人诏旨，洪天贵福更是时时相伴，印象犹深，以至后来在被俘，还两次在供词中神往这只能言鸟。

    晚年洪秀全也是够忙碌的。他的一项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礼拜。每礼拜要诚惶诚恐向皇上帝作祷告：在内宫，大群妻子和儿女跟着念念有词，跟着唱：“赞美上帝圣神为天帝父，赞美基督为救世天圣主。”六十年代，他已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两个小儿子都是1854年生的；还有一个是1858年时出生的，还未周岁，就过继给杨秀清，因此有时也叫杨天佑，洪秀全诏旨里称他是“天佑子侄”，即他有两重身份，与天王亦可是子，亦可是侄儿。有两个女儿，还在牙牙学语，可已招定了两个小男娃为东床驸马了。他还带领家族、重臣做礼拜，并向全国公布了自己设计的《朝天朝主图》，严格做礼拜时的前后序次。农民领袖讲究坐位排列，洪秀全更甚，而且还奉行父死子继，地位永远不变，有如幼东王，仍称九千岁，位在群臣之首；蒙得恩原排列在李秀成后、李世贤前，他病死后，儿子蒙时雍仍固定坐在父亲位置上，不再上下移动，等等。

    高层次例行做礼拜，中下层和民间也是规定必须要做礼拜。据说，做礼拜的前夕，整个天京城大街小巷就有专职人员打铜锣，提醒人们准备明日要做礼拜了。做礼拜如同迎节日，为表示去陈布新，多人还着新衫。像天王陛下就是里里外外全是着新的衣衫和鞋帽，而穿过的就当场焚烧，七天一次，年年如此，他是很注重政治影响，而不须讲节约的。

    洪秀全晚期亲理朝政，事必躬亲。

    大梦我先觉。自从杨秀清死后，代天父传言又回归了。因而洪秀全也恢复了所谓梦见皇上帝，传达皇上帝最高指示的梦，夺回了精神支柱的神权。他也为建设太平天国作规划，如为满足将士做官狂，在原来官制里。加床迭铺添加了不少官爵，如天将、朝将、神将、神使，又封了很多王，据说多达两千七百余人。这些王极大多数是在1864年封赐给天京城里将士的，洪天贵福就说过，天京突围，有一千多个王没有出城，他们很多来自基层。像有个替洪秀全管内朝门钥匙的广西人吉老头，七十岁了，封为梦王；还有个管天王府鸡鸭宰割的安庆籍老人董进泉，一字不识，也封了王。好在太平天国包括王爵的所有官爵没有编制，而且还都是供给制，不须拿天王和圣库里一文钱，多封了也是像撒胡椒面，皆大欢喜，这也是晚期洪秀全的政治思维。

    外务无小事，洪秀全也兼理外务，洪仁玕曾主持过外务。由此民初无聊文人还编造他代表太平天国出使美国、向美国总统送交国书、学习民主诸事宜。洪仁玕确是见多识广，他还是太平天国高层唯一能粗作英语会话的人物。但洪秀全却没有让他管下去，而选拔了不学无术的幼赞王蒙时雍和李春发主管外事。1861年12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和公使馆参赞巴夏礼来到天京觐见天王，采用软硬兼施，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条件是事成之后要平分中国，否则就要帮助清朝出兵进攻太平天国。洪秀全虽把他们视为同拜上帝，天下耶稣是一家；但当他们放肆地提出对中华领土要求，坚决拒绝了。

    李秀成号召：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他大概也发觉与会各路军事领袖有为保持自己的实力，不愿力战。

    湘军攻陷安庆后，经过半年的休整、扩充，由曾国荃率领的陆师、彭玉麟率领的水师东征。陆师连战连捷，先后攻陷安徽东西梁山、巢县、和州，水师控制天京长江上游。1862年5月，曾国荃在天京城南雨花台扎下大营，水师停泊护城河，互为犄角。

    湘军仅以三万人马，在短短的七十天，竟能攻破自安庆至天京间的太平天国的重重关卡，势如破竹。它的兵贵神速，完全出乎曾国藩的预计；湘军孤军深入，周边仍多是太平军控制地区，他再三关照老弟：次第进兵，不可孟浪。

    天王洪秀全也感到极为突然，不知所措，仓促应战。6月8日，天京凑集城防军及各馆衙人员二万人出战，被击败。洪秀全初战失利，就惊慌不安，沉不住气，一日三诏，命令正在江苏松江累败英法军的李秀成回援。

    李秀成只得解围回师。

    6月22日，李秀成在苏州召开首次援京军事会议，听王陈炳文、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相王陈潘武等六王和天将、主将等多人与会。李秀成认为敌军初至，锐气正盛，又有水师的支援，水道难争，解除天京威胁，时机尚未成熟。目前只须从苏州调运军火粮食，并抽调部分人马赴京，以增强城防力度。这样使敌人屯重兵城下，时间稍久必然会军心懈怠，然后寻找机会歼灭他。李秀成所说取得与会者的认同。

    会后，李秀成先遣胞弟李明成回援天京。初战即击毙湘军悍将、总兵张胜禄。张胜禄是为曾国藩评誉为“一军之中，得此等之人，千难万难”，一旦被斩杀，颇震湘军士气。不久，对王洪春元自浙江率军，会同李明成等猛攻湘军；洪仁歼、杨辅清也由皖南宁国率军而来。时天京城外援军已增至五六万人众。

    此时的湘军，目的是在天京城外能够立足，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对天京发动进攻。但洪秀全和朝内群臣多智不及此，庸人自扰，频频差官往苏州催促，严厉指责李秀成：“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知而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供词》）。

    洪秀全因李秀成迟迟不赴援，引起疑惑和不信任，李秀成为表示自己忠心，便把老母和家属送回天京。

    8月初，李秀成在苏州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上次会议未赴的辅王杨辅清、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得、护王陈坤书和堵王黄文金等王都到了，会上商定各王同时进军。李秀成在会后，还将两次会议记录整理编印了《会议辑略》一书，并自作序言，序言特别提出：“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这时，他大概也发觉与会各路军事领袖很有为保持自己的实力，不愿力战，离心力日增。

    李秀成将苏州、杭州和进攻上海的指挥权交与谭绍光、陈炳文。他自率大军自苏州西上，取道宜兴、溧阳，直抵天京。

    这次参加救援天京，有李秀成等十三个王率领的人马，号称六十万，实数也有二十万。由苏州来援的李秀成等王是主力，直接进攻湘军曾国荃大营，另外两路，辅王杨辅清进攻皖南湘军鲍超部，护王陈坤书进攻长江南岸重镇金柱关，作为偏师牵制敌人，阻拦他们支援曾国荃军。

    这时候，天京郊区瘟疫流行，湘军得病而死有二三成，活着的也有半数患病，因为用药巨大，附近县镇也都用光了，只有靠水师赴安徽、湖北等省购买。湘军官兵多因体弱、缺乏战斗力，与身强体壮的太平军将士形成对比。

    10月13日，一场大战开始了。

    李秀成率领的十几万精锐向雨花台的湘军大营发起进攻。湘军不满三万，且半数染病。太平军多于数倍，还拥有当时最新式兵器的开花大炮和两万杆洋枪。一开始，就分东西两路围攻，西路接仗失利，失去四垒；李秀成亲督东路，以洋炮洋枪猛烈轰击，并潜挖地道，直薄湘军营濠外，束草填沟，铺板于上，将士前仞后继，勇不顾身。这样日以继夜，连续攻击了十日十夜，阵毙副将倪桂等多人，曾国荃脸部左颊受伤，淌血把衣襟都染红了。

    湘军面临溃败。远在安庆的曾国藩得悉后，成日心胆俱碎，忧灼愤郁，他要老弟撤兵。

    10月25日，侍王李世贤自浙江率军四万前来助阵，会合李秀成等，连营一百里，几次猛攻湘军大营，又一次开挖地道炸塌营墙几处，将士踊跃争先，呼声动地，冲入缺口者各有几千人，湘军用火药倾桶倒下延烧，又未攻破。

    此后，太平军已呈强弩之末，李秀成等因久攻不克，乃撤围退走。

    雨花台大战以太平天国失败划上句号。

    李秀成等用了四十六天时间，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武器，不但没有打垮围城的湘军，反而全线撤退，正是功亏一篑，后患无穷。

    这次战斗，太平军杀死湘军多达五千余众。据曾国荃吹嘘，太平军战死五万人，这是不准确的，他们最多牺牲八千人众，两军交锋，攻的一方通常损失相对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损失不大，那末为什么不再坚持下去呢？李秀成后来小结是，粮食不足，未带寒衣，将撤军的原因归咎是后勤工作没有同步。其实当时苏浙粮道畅通，天气也尚未转冷。

    李秀成应该懂得，他所率领的各王部队，多已是暮气沉沉，沉湎于奢侈生活，而缺乏战斗的锐气了。李秀成自己就迷恋苏州花花世界，以至他行动迟缓，拖延了三个月才勉强出发援京。因此这支庞大的部队把作战看得相当随便，在开始与湘军对阵时，很多军事领袖竟然违背常例，不筑营垒，不深挖濠沟；仗着武器先进，未接触敌军，就盲目地放枪放炮了；在战斗激烈时，又彼此想他人做垫背，而不愿耗费自己的实力，这样的部队不打败仗才怪哩。

    李秀成是很有钱财的，洪秀全就乘他要去苏州存心敲诈，他嫌李秀成只拿出七万两，说，所缺银两回来后补缴，否则依国法严惩。

    雨花台战役，十三王解救京围失利后，天王大怒，严责李秀成指挥不力，革去他的爵位。

    湘军得逞，围攻天京的威胁并未消除，怎么办？

    洪秀全冥思苦想，在宫中闭门造车，这时他大概想起了两年前的攻取杭州以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妙计。

    农民领袖的单向思维定势，守株待兔，当一种方法取得成功，就会一而再的重复炮制。

    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率本部人马进军皖北和湖北，坚决执行他所制定的“进北救南”战略，调动湘军撤天京围。

    李秀成当时在苏州，正在组织对付常熟的叛乱。

    常熟是李秀成爱将钱桂仁的守地。钱桂仁早和淮军有勾结，但在离城上苏州汇报工作时，他的部将骆国忠等为争头功，却抢先一步叛乱。常熟叛乱非同小可，本来因为太平军的坚固防线，淮军虽磨刀霍霍，却被压缩在上海，难以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常熟落人叛军之手，这就给了一个缺口，大大影响苏州等地安全。所以李秀成和谭绍光必须要把常熟收复，阻止淮军东进。

    天王陛下的命令，李秀成只有勉强服从。

    曾国藩是懂得太平军“进北救南”用意的，反而要老弟猛攻天京，天王忍不住气，下诏给已到达皖北六安等地的李秀成，要他星夜火速回救。

    李秀成大军行进到长江北岸，没有渡船。他还是靠吟喇帮助渡江的。两天后他赶到苏州去了。他的大部队仍逗留在天京对岸，遥望天京，却无法飞渡天堑。时值江水猛涨，粮食给养都受影响。湘军陆师鲍超等部先后攻陷江浦、浦口，而强大的湘军水师彭玉麟、杨岳斌（载福）等部却攻陷了天京的下关草鞋峡、燕子矶、七里洲和九袱洲，严密控制了长江南北两岸。他们在江中用猛烈炮火轰击等候渡江的太平军将士，太平军无处遮挡，就像活靶子，处处挨打，损失惨重。二十万人众除了李秀成带走一万五千人马外，都战死了。

    这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次最多也是最无谓的巨大损失。后来李秀成痛定思痛地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李秀成供词》）。

    洪秀全制定、李秀成执行的“进北救南”战略破产了。它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危机。

    湘军水陆师加紧对天京包围圈，东至七桥瓮、南达雨花台、西到江东桥，北濒下关，都有敌军营垒。洪秀全神经兮兮，下诏命李秀成回京。

    李秀成正在指挥对淮军的防御。

    这时淮军已经为常熟叛军解围，并攻陷了昆山、吴江，正分路向苏州进攻。

    李秀成无可奈何又回到天京。

    可是苏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似地送进天京忠王府。

    李秀成向洪秀全请求出京赴苏州。洪秀全不允准。

    那时，天京也是在四面楚歌声中，继雨花台失陷后，印子山也失陷了，李秀成也曾亲率洋枪队前来争夺，失败，勇将梯王练业坤战死。天京城里，人心惶惶。

    天王对李秀成不甚放心，但因为他在天京军民群中有威信，又得把他放在城里稳定人心。晚年洪秀全最信任的是家族，包括与本家家族有瓜葛的一群小孩子，如幼西王萧有和、小女婿凯王黄栋梁、捷王黄文胜。萧有和是超级纨绔子弟，声色犬马，无一不会，但天王却最最宠信。他说：“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他还规定，凡是内外大臣的奏章，都要先送到幼西王处。如果幼西王不盖印章，他就不阅。可是要作战、守城，还得要靠李秀成。

    但苏州也是不能丢掉的。

    经过李秀成至少是五六回力争，陈说利弊，洪秀全答应了，但有条件交换；什么条件呢？

    洪秀全要李秀成拿出家财十万两银子。

    他说，现在军饷紧缺，你能捐献出来，放你走；否则，你还得留下来。

    太平天国设圣库供应全体官民的，它没有薪俸制。所谓圣库这时已沦落仅与基层将士配给基本生活用料，如油盐柴米。大小官员都有自己圈里的小金库。有权就是有钱，权重钱更多。李秀成是很有钱财的，有的是攻城掠舍后获得金银全纳入自己私囊的，也有的是部属以变相赠送形式的灰色收入，如钱桂仁就送上各一对几斤重的金狮子和金凤凰。

    洪秀全存心要敲诈，李秀成权宜得失，急于要走，同意了。他将天京明瓦廊忠王府的藏银和家属首饰折算共约七万银两呈交。

    当这笔巨款转到天王名下，洪秀全方才同意。但仍留下话说：四十天里必须回来，所缺银两回来后补缴，否则，依国法严惩，决不宽恕。他是知道苏州忠王府是有很多金银珍宝的。可是这种极不近情理难使人置信的咄咄怪事，竟然出自天王。洪秀全把国家存亡大事视为买卖，也是今古一大奇观。

    这真是燕雀处堂，不知大厦将倾。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但谭绍光不同意，他坚决主张死守，郜永宽等有叛降之心，也不同意。

    1863年9月下旬，李秀成由天京来到苏州。

    洪秀全是要保天京，李秀成却要保苏州，当时还有迁都苏州的传说。

    苏州是淮军东征的一大战略目标。这时，李鸿章淮军六万、戈登“常胜军”六千，还有湘军水师黄翼升、李朝斌等部，和作为第二梯队的英国军队，都已云集苏州附近。在此之前，苏州外围的江阴、洞庭东山都已失陷。

    李秀成组织了保卫战。

    太平军全部人马仅四万，还包括李秀成直辖的八千人马。其他是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桂文和宁王周文嘉等所辖二万余人马，他们把守苏州八门中的五门；慕王谭绍光的部队在上海四江口损失惨重，但仍有万余将士跟着他守卫苏州。

    战事对太平军不利。就在李秀成到达苏州的第五天，苏州南部宝带桥失守。敌军三面逼近。

    李秀成主动组织出击，双方在无锡大桥角（望亭附近）展开激烈战斗。淮军用的是英国人提供的后膛炮，炮弹有弹壳，射程远达数里，杀伤力极大；所用的常备兵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来福枪，对准目标，命中率极高，而太平军将士用的是前膛炮、炮弹是铁球，没有弹壳，射程不远也不稳定，所用的枪主要是鸟枪，更多的是大刀、长矛，因为冷热兵器的差距，带来的是成倍的战术差距，太平军在未正面接触对手时，就遭到他们的远射程大炮和火轮船上的新式榴霰炮弹轰击，伤亡极大。

    李秀成兵力不足，写急信向无锡、常州驻军求救，不料告急信都为敌截获。不久浒墅关、虎丘都失守了，运河交通也被切断。主战场遂渐移到苏州城下。

    李秀成召集高级将领商议，提出放弃苏州，全军作战略转移。这就是他后来向天王提出放弃天京，即所谓“让城别走”的前奏曲。

    慕王谭绍光不同意。他坚决主张死守苏州，不后退，“奋斗到底”。纳王郜永宽等有叛降之心，也不同意。

    谭绍光是参加金田起义的资深战士。他的事迹初见于文献乃是1858年二十四岁的谭绍光随李秀成援救天京，攻破江北大营。据吟唎说，李秀成很喜欢他，要把女儿金好婚配，但金好却与英国朋友自由恋爱和结婚。这是吟喇编造，不可信。李秀成有女婿是蔡元隆，与谭绍光没有瓜葛。谭绍光的罗曼史无记载，但在太平天国不允许男女混杂，晚期妇女更沦为男子附属品时代，他也是很难有情切切意缠绵的风流韵事的。

    谭绍光作战勇敢，苏州虽遭围攻，他仍斗志昂扬。因此连“常胜军”领队戈登都表示敬佩，几次写信劝降，但他用战斗来回答。谭绍光多次组织将士打败“常胜军”。尤其是发生在11月22日的战役。

    这天深夜，万籁俱寂，头裹白巾的“常胜军”向娄门外石垒偷袭，前锋已成功地攀上了垛墙，不料守军早已整装已待，他们英勇反击，坚守阵地，初攀者都成了刀下之鬼，后继者吓得见到自己影子也害怕。戈登只得动用大炮掩护退却。清晨，“常胜军”又动用全部的四十门大炮轰击娄门外石垒，猛烈的炮火把屋宇和装备炸毁以致天空飞满碎片。李鸿章亲临战场观看，见到这番场景得意非凡。炮轰以后，步兵冲锋。谭绍光跣足赤膊，冒着炮火，指挥守军坚守。这一仗杀死“常胜军”军官、士兵二百多人，是戈登领兵以来首次的惨败。

    戈登和“常胜军”受到打击，士气低落，于是他们也主张政治诱降。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谭绍光坚贞不屈，但他的同侪郜永宽等却消极怠战。

    郜永宽也是很会打仗的。他和谭绍光多年随李秀成南征北战。李秀成直属有多支军队，其中番号为“忠义宿卫军”的，是他的王牌军，主将是谭绍光，副手、大佐将就是郜永宽和陆顺得。

    有兵就有权。太平天国后期的诸王和高级干部都懂得这个道理。拥兵才能自重。由他们指挥的军队，也是他的私人武装，帮助一起当家作主的，是兄弟、家族、亲友、同乡，由此组合了一个非常牢固的领导核心集团。因此，洪秀全虽然有几次革除陈玉成、李秀成爵位，他们仍是可以在军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洪仁开、林绍璋没有自己直辖部队，革爵后就形影不立，听任天王摆布了。郜永宽也拥有很多军队，他和其他几个心怀异志的王沆瀣一气，就以己有实力，能在苏州举足轻重，作为和敌人谈判讨价还价的资本。

    郜永宽等人通过老相识，太平军叛徒、现为清副将郑国魁的牵线，和戈登、程学启等作了多次谈判。11月28日，由康王汪安钧为代表，偷偷摸出城去，在城北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议定投降条件。汪安钧表示明日作战，俟谭绍光出城后，就闭城不再让他进来，后因谭未出城，阴谋没有得逞。

    郜永宽等的鬼鬼祟祟，消极战斗，也有蛛丝马迹，李秀成有所觉察。李秀成有天闲谈，对他们说：“现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郜永宽等信誓旦旦，向李秀成保证决无此事。

    李秀成明知就里，却也到此为止了。后人指责李秀成没有对他们采取镇压，故意放纵，是受儒家仁义思想影响，下不了手。也有说李秀成自己也动摇不定。其实李秀成要采取紧急措施也难。郜永宽等敢于对他阳奉阴违，或者半公开地搞投降活动，是因为拥有庞大的私人武装，李秀成奈何不得。尾大不掉，这才是真正原因。

    11月30日，纳王郜永宽抗命不出战，而且命所属部队放弃齐门外炮垒。

    12月1日，山月已斜，夜将垂晓，李秀成与谭绍光痛哭相别，率本部万余人马出胥门，由光福、灵岩至马塘桥司令部。

    李秀成离苏州，加速郜永宽等叛乱步伐。

    翌日，纳王郜永宽等出城与程学启、戈登定约，同意让出苏州一门，交淮军接管；程学启要行骗到手，还提出，双方交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

    谭绍光早知郜永宽等有投降活动。

    12月4日，就在敌人炮火声中，谭绍光于玄妙观慕王府设宴款待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桂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花斑等八人。宴会后，一同祈祷上帝，然后到大厅会谈。

    谭绍光作主席，他在讲话中说，只有两广将士可靠，其余就不可靠了。其他诸王反驳，双方展开争论。汪安钧突然从坐位上立起来，拉下自己所披的黄袍，谭绍光问他要干什么。汪安钧抽出佩刀直刺谭绍光的头颈，谭受伤，大叫一声，倒在座前桌上，众人一拥上前，拉他下座，由汪有为斩下首级。当天，慕王府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叛徒们将谭绍光首级送与程学启，开门投降。

    郜永宽等投降后，以为很有功劳，向李鸿章提出要当总兵、副将，划苏州城一半给他们管理和安插部众；不但未将自己多年来搜括、储藏的财富献呈，反而要发给两个月军饷。他们是利令智昏而错位了。

    当他们得意洋洋奉召来到淮军大帐时，还未见到李鸿章，八个降王、天将就被预伏的刀斧手乱刀砍死。也有说是在大帐接受顶戴时，乘其不备，被诛杀的。淮军随即洗劫了所有王府，攫取财宝。据传仅李鸿章就从纳王府抢到价值十几万金的几十颗大明珠。

    戈登迟到了一步，没有捞到。他就假惺惺地指责李鸿章、程学启背信弃义，双方几乎要兵戈相加，后经英国公使等调停，又送上一笔巨款，方才言归于好。

    郜永宽等罪所应得，随投降的将士命运更惨了，几万人被关进双塔寺后院，就遭到集体大屠杀；他们的家属被赶到长江滩边，天寒地冻，缺衣无食，活活饿死和冻死。

    苏州失陷后，淮军继续西犯，先后攻陷了无锡、宜兴、溧阳、金坛等地，并在1864年5月，攻陷了围攻半年之久的常州。丹阳也为江南大营余部冯子材军攻陷。

    陈炳文好男色，他的第一号男妾是吴少溪，人称“大姑娘”、“四王娘”，被委派总理嘉兴、湖州各局丝捐。

    1864年春天，左宗棠的老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杭州城。

    老湘军是在两年前闯进浙江的，当时全省七十几个府县，只剩衙州、温州府城和玉环、舟山两岛有残敌盘踞，其余都遍插太平天国黄旗和归附太平天国的天地会所用的花旗。

    浙江是太平天国后期占领的，它以钱塘江为界，浙西地区和绍兴、富阳由李秀成部把守，其余浙东各府县，都是侍王李世贤的辖区。他有二十万人马，人数是老湘军的二十五倍。他们的装备也有若干洋枪洋炮，也不比老湘军差。这是一支战守可恃的部队。

    可是，经过两年的较量，老湘军却以少胜多，把李世贤的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还赶过了钱塘江。

    左宗棠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驾驭部众能力，用兵作战处处模仿蜀汉诸葛亮，他自称“老亮”，凡事相当谨慎，走一步，看两步。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从来不敢投入全部兵力和冗日持久的打攻坚战，害怕全军陷入险境，而损失做官带兵的资本。他作战注意稳守后路，保持、不轻易动用第二、三梯队。

    李世贤的军队虽多，但指挥不一。对王洪春元和金王钟万信是他麾下两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洪春元是洪氏家族圈里比较能带兵上阵的人物，钟万信是天王大女婿。他们不甚服从李世贤调度，相互之间常有武装摩擦。两人闹不过李世贤人多势众，先后撤出浙江往天京去了。它也削弱了李世贤在浙江力量。

    左宗棠军入浙后，并非一路顺风，在援解衢州围时。虽有进展，但步伐不大，和太平军相持在遂安、龙游一线。他的战略正确，先攻占龙游、寿昌、兰溪、汤溪，后取金华，即撤其藩篱，犁其巢穴，见于李世贤军力雄厚，布置严密，一时难以突破缺口。就在这时，洪秀全因湘军兵临城下，几次下诏命李世贤率军回援天京。李世贤请求击退老湘军即往，洪秀全不答应。就在寿昌失陷，浙江余姚为法国“常捷军”等攻陷时，天京再次送下告急文书，李世贤无奈，被迫率主力四万人，号称七万人马回援。他留下李尚扬主持兰溪、龙游、汤溪军务，要求他们死守四十天，以等待他回来决战。

    李世贤率军的离去，留守将领，各争雄长，致使左宗棠军转入战略的主动攻势。

    1863年1月，左宗棠派军偷袭了严州。

    严州失陷，引起太平军内部惊惶失措。左宗棠见有机可乘，强化了政治诱降攻势，他对汤溪城守军，“时复射示城中，晓以祸福”（《左文襄公奏稿》卷四）。这时，朝将彭禹兰动摇了，偷偷出城密议投降，还设计把李尚扬等几个主要将领骗出城来：李尚扬等不知就里，果然中计，莫名其妙地跑到城外树林里做了俘虏。彭禹兰趁机打开西门，献城投降。

    汤溪失陷，统帅被俘，金华、龙游、兰溪三城亦因孤立丢失。此后老湘军顺利北犯，势如破竹，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控制了钱塘江杭州上游大部分地区，直指杭州。但他们在距杭州八十里的富阳城下，受到了阻挡。

    太平军守富阳的是朝将汪海洋。

    汪海洋力主抵抗。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很有战斗力的；骨干多是他的家族、亲友，即当年在安徽和州参军时的老伙伴，如兄弟汪大力，结拜兄弟刘天祥和胡永祥。

    他们群策群力，在富阳坚守了半年。

    老湘军不敢打攻坚战，左宗棠只好请来法国德克碑的“常捷军”。经过十天激烈的战斗，“常捷军”用开花炮轰塌城墙，汪海洋的军队撤回杭州。

    又是长达半年的杭州保卫战开始了。

    太平军主持杭州的是听王陈炳文。

    陈炳文英勇善战，但这时也因位尊权重，势焰熏灼，穷求享乐，腐化了。相传陈炳文好色，尤好男色，在镇守嘉兴时，有盛泽劣绅汪心耕（吴清祥）阿谀奉承，因见陈身畔“有公子数人，傅脂粉，穿艳服”（《盛川稗乘》），遂将小友吴少溪引进，吴貌若少女，清丽动人，陈炳文一见大为欢喜，蓄为第一号男妾，朝夕不离；吴少溪被听王府上下尊称为“大姑娘”、“四王娘”，因为枕边得宠，封溪天燕，被委派总理嘉兴、湖州各局丝捐。在陈炳文周围，就麇集了一群劣绅、讼棍。他的斗志销磨了，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还几次派密使与在上海的李鸿章通款，表示投诚。因为苏州杀降，害怕了。在镇守杭州时候，他又动摇了，派族兄陈大桂为全权代表，赴严州左宗棠大营议降；还指使杭州艮山门的监军朱某和几个秀才牵线，和围军谈判。

    汪海洋发现内部有通敌，果断地逮捕、杀死了这批秀才，并查获、诛杀陈炳文弟朝将陈炳孝部的五名通敌军官。他的坚定立场，逼使陈炳文不敢暴露出通敌的本相。

    老湘军久攻杭州不下，“常捷军”开花炮虽然杀伤力大，但也因府城墙垣坚厚，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左宗棠既定方针是要将守军全歼的，可兵力有限，要打硬仗、夺取杭州这样省城，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他又担心长期相持，如不迅速攻下，则淮军主力在攻占嘉兴后将会南下争功，攻占杭州之功会让淮军攫取。想到这里，左宗棠忧心重重，急忙匆匆由严州奔赴富阳前线督战，并调回援皖的老湘军部分主力，前来助攻杭州。

    这时余杭危急，汪海洋率军来救。2月3日，左宗棠亲临余杭前线督战，进犯临清堰。老湘军逼垒而军，回程时，队伍长达五六里。新封康王的汪海洋先预伏将士于竹林里，在敌人来到时，率垒中精兵突出追击，竹林中的伏兵也排开枪炮，痛创敌军。这使左宗棠尝到了苦头，知道太平军仍有雄厚的战斗力。

    左宗棠终于改变了夺城歼灭守城兼有的既定方针，采取围其三面，网开一面的战术；为渊驱鱼，只须取得杭州省城的目的。他仍热衷于政治攻势，收买动摇分子。原先在常熟叛变未成的钱桂仁，这时已封为比王，帮助守卫杭州。钱桂仁很快和老湘军挂上了关系。

    大概左宗棠也摸清了杭州、余杭太平军弃城出走的动向。因而当3月31日拂晓，陈炳文全军弃杭州，同日午间汪海洋军离余杭北走，他都没有指令老湘军追赶、截击，这里有缺乏兵力和保存实力的用意，更主要的，他是达到了夺城的目的。此情此事，后来即为曾国藩、李鸿章指责纵敌一条罪状。但此时已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是不可能也不会与太平军一个二三流将领作和平谈判的。它有悖于历史。

    陈炳文、汪海洋两军在离城后于德清会合，进军江西，到外线作战去了。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后，陈炳文带领七万人马，内有洋枪六千，在江西金溪降敌；汪海洋仍坚持战斗，转战福建、广东，还打了不少漂亮仗。在太平天国晚期降将如潮，他却从未动摇过，处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困境里，孤军奋斗，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1866年春，汪海洋据守广东嘉应州（梅州），左宗棠调动各路人马，排成八面金锁阵团团围困。汪海洋在激战中伤死。几天后，嘉应州城失陷，余部随胡永祥南走途中溃败。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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