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志传》系明代长篇历史演义，明余邵鱼撰，编写于明嘉靖、隆庆年间或万历前期，原刊本未见，今存明万历年间重刊本数种。本书所依据版本，系潭阳三台馆余象斗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重刊本，这是现存最早的《列国志传》刊本[1]。全书约二十八万字，所述故事起自武王伐纣，迄于秦并六国，历时八百年，系宋元平话之后较系统地演述春秋列国故事的历史小说。卷一约三万三千字，主要讲述商周易代的历史，共有苏妲己驿堂被魅、云中子进斩妖剑、西伯侯入商得雷震、西伯侯陷囚羑里城、纣立酒池肉林、西伯侯脱囚归岐周、西伯侯建台凿沼、姜子牙避纣隐磻溪、子牙代武吉掩灾、西伯侯初聘吕尚、西伯侯再访子牙、子牙收服崇侯虎、武王与子牙说伐商辛、子牙檄降殷郊助敌、子牙收服洛阳城、孟津河白鱼入舟、太公遗计收五将、纣王拜将征西、太公灭纣兴周十九则，整体框架“按先儒史鉴列传”[2]，亦羼入一定数量荒诞不经的情节。
学界一般认为，《列国志传》卷一是继《武王伐纣平话》之后，武王伐纣故事的再度集成，也是由《武王伐纣平话》过渡到《封神演义》的中间环节，对《封神演义》的成书有重要影响。如孙楷第《跋馆藏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列国志传》[3]、周贻白《〈武王伐纣平话〉与〈列国志传〉》[4]、柳存仁《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纣平话〉、明刊本〈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之关系》《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5]、曾良《〈列国志传〉与〈武王伐纣平话〉》[6]等文，主要从故事源流的角度考察了《列国志传》卷一与《武王伐纣平话》和《封神演义》之间的关系，但这些考察多着力于故事源流，缺少艺术与文化层面的观照，纵使偶有涉及也无意做深入探讨。就现存“封神”系列作品而言，《列国志传》卷一不仅在故事源流方面具有从《武王伐纣平话》向《封神演义》过渡的特征，在艺术风貌和文化意蕴方面也是如此。其主要表现，是该书已经具有折中正统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倾向，初步呈现出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的叙事特征，既对怪力乱神的因素予以适度保留，又将其纳入儒家话语系统之中。本章拟主要从《列国志传》卷一依违于历史与传说之间的叙事策略、革命与忠君相矛盾的文化特征、过渡性叙事特征的成因及其与《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二书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揭示该书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之间的过渡性叙事特征。
第一节 依违于历史与传说之间
——《列国志传》卷一的艺术构思与叙事风格
余邵鱼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申明《列国志传》的创作宗旨：
士林之有野史，其来久矣。盖自春秋作而后王法明，自纲目作而后人心正。要之，皆以维持世道，激扬民俗也。故董丘以下，作者叠出。是故三国有志，水浒有传。原非假设一种孟浪议论，以惑世诬民也。盖骚人墨客沉郁草莽，故对酒长歌，逸兴每飞云汉；而扪虱谈古，壮心动涉江湖。是以往往有所托而作焉。凡以写其胸中蕴蓄之奇，庶几不至淹没焉耳。奈历代沿革无穷，而杂记笔札有限，故自《三国》、《水浒传》外，奇书不复多见。抱朴子性敏强学，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迄今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词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庶几后生小子开卷批阅，虽千百年往事莫不炳若丹青，善则知劝，恶则知戒。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继群史之遐纵者，舍兹传其谁归？[7]
从这一段序言中，我们可以见出余邵鱼在作《列国志传》时既矛盾又通达的创作观念。他一方面对“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持不屑的态度，赞赏“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为“假设一种孟浪议论”的《三国》、《水浒》辩护，认为这些小说系沉郁草莽的骚人墨客“写其胸中蕴蓄之奇”，“往往有所托而作”。这其中虽有矛盾，但同时也是一种重实而不黜虚的通达的文艺观念，因为在他的意念中，文艺作品的终极目的是“维持世道，激扬民俗”，使读者“善则知劝，恶则知戒”，所以无论是“记事一据实录”，还是“假设一种孟浪议论”，只要能服务于教化民心的终极目标，就都可以被接受。《列国志传》卷一的文本形态颇能体现这一创作观念：历史部分更接近正经正史所载，并开始向理学文化精神靠拢；野史传说部分依旧荒诞不经，预示着民间文化蓬勃的生机。这一文本形态呈现出折中正统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倾向，具有处于《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以下主要从艺术构思回归正经正史、实际编撰兼采民间传说和叙事风格的折中取向等三个方面，对该书的折中性叙事策略予以说明。
一、“按先儒史鉴列传”
《列国志传》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构思颇受当时通行的“信史”观念的影响，即历史演义的创作要符合史实，传播史实，而不应凭空蹈虚，荒诞不经。是以余邵鱼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提出“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的编撰方法[8]，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又着重申明“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9]，并仿照通鉴体标明“起自商纣王七年癸丑至戊寅二十六年事实”。余象斗在《题列国序》中则盛赞该书“毫无舛错”，堪为“诸史之司南，吊古者之鵕”[10]。可见《列国志传》的编者特别注重历史演义的信实性，这也必然会在《列国志传》中有所体现。具体到我们所要讨论的《列国志传》卷一，较之《武王伐纣平话》，编者秉持“按先儒史鉴列传”的原则，对许多虚构人物与神异情节予以删削，而增加一些史有明文的情节，在整体艺术构思上确实有回归正史的倾向。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人物设置和情节设计两个方面。
1.人物设置
殷郊本系民间虚构的人物，但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却占据主人公位置，成为贯穿全书始终的核心人物；姜子牙反居其次，成为第二主人公。与主人公的设置相应，《武王伐纣平话》有两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一是殷郊成长复仇的线索，一是姜子牙伐纣兴周的线索，前者为主，后者为辅。[11]以一个民间虚构的人物作为讲史平话的第一主人公，这显然是有悖于正经正史的民间写意。宣称“按先儒史鉴列传”的《列国志传》，对这种“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的做法自然不能苟同。于是在《列国志传》卷一中，殷郊逊位为与雷震子、辛甲、南宫适等人物地位相当的次要角色，姜子牙名正言顺地担当起第一主人公的重任。
按照《列国志传》“记事一据实录”“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殷郊这样一个虚构的角色本应被删除。但或许是因为关于伐纣故事的历史记载过于贫乏，舍此则无以成篇；或许是因为殷郊这一角色深受民众喜爱，不写则民意不快，所以《列国志传》卷一还是将其纳入伐纣故事之中。但与此同时，《列国志传》卷一也对殷郊的故事予以改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删减，《武王伐纣平话》中大量具有民间怪异色彩的情节皆删削不用，仅取其平实可信者，以史传的笔法写出；二是改造，将纣王诛杀殷郊的情节改为贬其去守潼关，将殷郊手刃纣王的情节改为纣王鹿台自焚，其杀敌立功的情节和次数较之《武王伐纣平话》也大为缩减，而让辛甲、南宫适等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有更多杀敌立功的机会。在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殷郊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缩减了，重要性也降低了，仅是伐纣故事中一个居于被动地位且谨守礼法、缺乏生气的反殷归周的义士而已。
在殷郊这一民间虚构人物逊位的同时，既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又在民间颇有影响的姜子牙当仁不让地成为故事的第一主角。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出场时间的提前。
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姜子牙出场的时间是在全书的约二分之一处，这与编者并未把他设定为全书的第一主人公，而在其前用大量篇幅叙述殷郊的成长和逃亡有关。但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姜子牙出场的时间明显提前了，约在整个故事进展到三分之一处。这一方面是因为编者削减了一些民间传说色彩较重的内容，尤其是殷郊的故事；另一方面是因为编者采用半文半白、相对简约的语言形式，也节省了一定的篇幅。姜子牙出场时间的提前，尤其是通过削减《武王伐纣平话》第一主人公殷郊的“戏份”的方式使姜子牙的出场时间大幅提前，表明该人物在全书中的重要性的增强。
其二，线索作用的凸显。
叙事文学的主人公，不只是占据全书的主要篇幅，还应当具有结构全书的线索作用。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编者是以殷郊的成长经历作为结构全书的核心线索；在《列国志传》卷一中，编者则改以姜子牙的人生道路作为结构全书的核心线索。其写纣王纳妲己，自乱天下，正是写子牙避纣的因由；其写文王仁政爱民，天下归心，正是写子牙趋岐择主的因由。这一避一趋，也写出了子牙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不居乱世、不随世俯仰的高洁品格。其写文王一伐崇侯虎，正是为写子牙二伐崇侯虎张本；其写纣暴滋甚，正是为写子牙率军伐纣张本。这两次征伐，都体现了西岐军队仁义之师的性质，凸显了子牙吊民伐罪的政治理想。而其在整个伐纣战争中，亲自指挥和策划每一场战役，兼具指挥全军的统帅角色和运筹帷幄的军师角色，对于伐纣战争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总之，作为《列国志传》卷一的第一主人公，姜子牙的故事确实起到了贯穿始终、结构全书的线索作用，整个伐纣故事正是以姜子牙形象为核心展开构思和进行创作的。这一点为其后的《封神演义》所继承。
其三，在灭纣兴周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加强。
虽然姜子牙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占有仅次于殷郊的重要地位，但由于该书着意刻画殷郊的形象，加之叙事的粗疏简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姜子牙的重要性。《列国志传》卷一则扭转了这一格局，极力凸显姜子牙在灭纣兴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王对子牙的礼遇和伐纣兴周大略的制定。文王夜梦飞熊后，两次拜访子牙，极其恭敬虔诚。子牙被文王的精诚所感动，略陈“商不可伐”的两条原因，一以“道论”，文王作为“商家之臣”，“不可行下弑上之兵”，二以“势论”，“商家天命未改，成汤恩泽未竭”，尚有“一班贤臣相与辅弼”，所以目前“只宜尽守臣节，增修德政，抚宇怙民。若夫商秽不悛，民陷既极，一举吊民伐罪之师，以振顺天应人之旅。此时民心离叛，则商都不攻而破矣”。这是一篇识见高远的“隆中对”，言明天下大势与当行之策，与文王一贯的行仁政、缓图商的战略正合。通过这篇“隆中对”，既为读者刻画出一个深谋远虑、才识超群的战略家形象，又为文王对他的信任和重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不似《平话》和《演义》那般仅凭占卜、传闻便委以重任，让人觉得仓促草率。子牙归周后，文王拜子牙为镇国大军师，将大政全部交子牙评议，结果一年之间西方大治。可见《列国志传》卷一对子牙的角色定位，不是善用阴谋、略通韬略的谋士，而是助文王行仁政、安天下的帝王之师，其智慧与仁德为灭纣兴周的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武王对子牙的礼遇和子牙在伐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武王与子牙说伐商辛”一则，极写子牙登坛拜将的庄严仪式和武王对子牙的礼遇与倚重。武王所谓“争奈智微略短，莫知兵道，万乞师尚父为发谋之”，既写出了伐纣战争中武王倚重子牙的原因，又体现出编者重新设置人物关系的匠心。如此，方能将历史上武王伐纣的故事转化为《列国志传》卷一中子牙伐纣的故事。这一主弱臣强的人物设置方式，主要是因为武王毕竟是圣人，不宜在战争、谋略乃至阴谋方面过多渲染，而子牙这一形象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民间又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传说，是以成为编者着力刻画的人物。在伐纣战争中，子牙统率三军、运筹帷幄，对战争的推进和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四，个人道德色彩的加强，与整个故事以仁易暴的思想倾向一致。
《武王伐纣平话》具有暴力革命、以暴易暴的思想倾向。《列国志传》卷一对《武王伐纣平话》这一倾向予以改造，使整个故事更具儒家圣王革命、以仁易暴的思想倾向。与这一倾向相一致，书中无论是写子牙未遇、隐居磻溪，还是写子牙归周、率军伐纣，都着力凸显其儒家仁者的形象特征。如写文王二伐崇侯虎，子牙张贴榜文于崇城外，一则示崇侯虎之罪：“蛊惑商王，陷害百姓，蔑侮父兄，不敬长上，决狱不平，百姓尽力，不得衣食，此所谓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不可为民父母”；二则表伐崇之师乃仁义之师：“今西伯侯亲率大兵五万，前来与民除害，曾诫三军，入城之日，毋得杀人，毋坏房屋，毋伐树木，毋伤六畜，有犯一件，斩首不赦。”伐崇胜利后，“左右请斩崇氏父子，灭其社稷”，子牙认为不可，因为“崇侯虎作乱，此来正欲与除暴也，焉可覆其社稷”。遂斩崇侯虎，释其子崇应彪，立其为后。通过这些描写，编者赋姜子牙形象以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其伐崇，只为除暴安民，不为争城掠地，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仁易暴，所行的完全是儒家仁政王道的路线，与全书的思想正相契合。再如写子牙率军伐纣，编者也着力凸显其仁者形象。他劝说武王伐纣，主要原因是“商德滋昏，生民陷极，若举兵东伐，乃代天救民”。其军队仅三万六千五百人，武王担心人少不能克敌，子牙对曰：“用兵之道，不在众多，而在仁智。”伯夷、叔齐谏阻武王伐纣，左右欲杀夷、齐，太公曰：“不可！此义人也！”命左右扶而去之。在写给纣王的战书中，子牙在历数纣王十大罪过的同时，亦反复重申“以仁道而基天下”“天命人心恶恶归仁”之旨。凡此，皆可见其儒家仁厚长者之风。
在第一主角易位的同时，《列国志传》卷一的整个人物形象体系也相应调整。在正面阵营中，文王、武王成为仅次于姜子牙的重要角色，辛甲、南宫适、雷震子等人分担了原属殷郊的很多“戏份”，《武王伐纣平话》中殷郊一枝独秀的局面转化为《列国志传》卷一中的全面开花。在反面阵营中，妲己由诸恶之源的第一主角变为辅助性的第二主角，若干关于其妖狐身世的怪诞情节也被删除；纣王则成为第一主角，其作恶的主动性大大增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奸臣形象则由一而多，费仲的重要性和恶劣程度都降低了，蜚廉、恶来、崇侯虎、崇应彪等奸臣分担了他的一部分罪恶。经过这样的调整，《列国志传》卷一的民间色彩相应减弱，史传色彩则相应增强，至少在形式上达成了回归正史的初衷。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除上述姜子牙形象外，纣王、文王形象也明显具有向正史回归的倾向。如纣王，《武王伐纣平话》把他设置为一个由善而恶、由仁而暴的角色，始则颇有一些善端、仁政，但因修身不严，尤其是受到妲己、费仲一班乱臣贼子的怂恿，终于变成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这与在《史记》等书中便已然定型的有能无德的纣王形象并不符合。《列国志传》卷一则基本承袭《史记》，把纣王塑造成一个才能出众、品行低下、出场便“好声色，不理国政”的角色；其作恶的主动性也大大增强，很多恶行并非出于妲己、费仲等人的怂恿，而是其主动为之，妲己、费仲等一班奸佞在这里都成了纣王作恶的辅助角色，恶的源头乃在纣王自身；其结局也由被儿子殷郊亲手杀死转变为兵败后逃到鹿台自焚而死，符合正经正史的记载。再如文王，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其前期形象是忠臣，其后期形象是叛臣，这与正经正史的记载不符。无疑，把文王这样一个儒家极力推崇的圣人塑造为一个满怀仇恨、誓死弑君的乱臣贼子的形象，是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所以《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重新塑造了文王的形象，剔除了其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刚硬戆直、缺少权变的性格因素，赋予其仁爱宽厚、正直勇毅的性格特征，而其最大的变化则是由一个毅然决绝的叛臣形象变成一个宁纣王负我、我绝不负纣王的忠臣形象，其忠而近愚之处，已粗具理学文化的特征，《封神演义》中的文王形象即承袭于此。经过这样全面的改造，文王形象也与历史上，尤其是儒家经典中的文王形象颇为一致了。
2.情节设计
《列国志传》卷一把姜子牙设定为伐纣故事的第一主人公，以姜子牙灭纣兴周的过程为全书的主要叙事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将《武王伐纣平话》中民间传说色彩浓郁的武王伐纣故事拉回到正史的轨道上来。与此相应，《列国志传》卷一在故事情节设计方面也体现出回归正史的倾向。这主要体现于删、增、改三个方面。
先看删。《列国志传》卷一删削了《武王伐纣平话》中大量荒谬怪诞、于史无征的内容。单以人物而论，在殷郊的故事中，删去了为惩纣恶而生，奶母与生母以神异方式诉冤，纣王建法场斩太子，胡嵩劫法场救太子，纣兵追杀太子，入“浪子神庙”得“破纣之斧”，入华山为寇，救文王脱难，以及在伐纣过程中屡立奇功和最后斩杀纣王等诸多情节；在姜子牙的故事中，删去了卖卦占卜、纣王赏识，做司户参军，捉放黄飞虎，老母被戮，纣兵追杀，以及文王封子牙恒檀公和东海龙女托梦文王等情节；在文王的故事中，删去了脱羑里之囚后吐子肉化兔子、纣王派兵追杀等情节；在纣王的故事中，删去了玉女观进香、调戏黄飞虎妻子等情节；在妲己的故事中，删去了九尾狐精的身世来历、设计陷害姜皇后、欲置太子殷郊于死地等情节。民间艺人虚构的黄飞虎反殷的故事则被完全删除。那些对《封神演义》影响甚大的诸将神名及死后封神的情节，也全在删除之列。大体而言，这些被删掉的内容都是源自民间传说、于史无征且荒谬怪诞的情节。做了这样简单的删削工作后，剩下的部分自然就更像信史了，但同时也失去了《武王伐纣平话》所具有的民间意趣。也许正是出于故事趣味性的考虑，《列国志传》卷一并未将《武王伐纣平话》中于史无征、怪异荒诞的情节完全删除，如狐精换妲己魂魄、妲己食生人以养颜、云中子进剑除妖、雷震子出世、殷郊反殷伐纣、子牙代武吉掩灾等情节，以及几乎全部伐纣战争故事，都在适度修改的基础上被保留了下来。
再看增。《列国志传》卷一于删削之外，又增补了一些《武王伐纣平话》所没有的内容，如文王檄降苏护、建灵台灵沼、仁及枯骨、虞芮争田、讨伐崇侯虎等事，如杜元铣、梅伯谏君死节，商容辞官，伯夷、叔齐让国归周等事，如胶鬲、辛甲等人物。这些新增补的内容都是言辞雅训、史有明文的历史掌故，同时编者似乎特别注重这些增补内容的功能性，并非漫无目的的随意填充。
如文王伐崇，《诗经·大雅·皇矣》云：“执讯连连，攸馘安安。”译为白话，即捉来的俘虏接连不断，从容不迫地割下敌人的耳朵。可见战争是惨烈的，没有什么人道可言。在《列国志传》卷一中，作者以横云断岭法，分两次写文王伐崇。首次伐崇，文王因“不忍见生民被害”而退兵；聘子牙为相后再次伐崇，一战而捷。这种横云断岭的写法有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一是使故事更为曲折生动，二是体现了文王的仁德，三是凸显出子牙的谋略及其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构思立意之妙，非但《武王伐纣平话》难以望其项背，《封神演义》亦有所不及。
再如商容辞官，据《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记载，“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武王伐纣胜利后，特命毕公“表商容之闾”[12]。这样一位殷廷的重臣，在《武王伐纣平话》中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列国志传》卷一则依据史书中零星的记载，敷衍出一段商容辞官的故事，对商容的忠心耿耿、正直敢言，妲己的有恃无恐、妖言惑主，纣王的色令智昏、暴虐无道，都有生动的表现，通过正反忠奸的对照，把商容这一“百姓爱之，纣废之”的贤者形象鲜明地呈现于读者目前。《封神演义》承袭《列国志传》卷一的写法，将商容的形象刻画得更为丰满生动。
最后看改。对《武王伐纣平话》中史有明文的情节，《列国志传》卷一在予以保留的同时，又做了程度不同的修改。这种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剔除《武王伐纣平话》中富于民间色彩的荒诞不经的情节，一是修改文字、变动情节以使其与历史记载相符合。这两种情况又通常交织在一起。
如苏护送妲己进宫的故事。根据史书的记载，妲己是苏姓部落的女子，但并未言及其父的名讳。《武王伐纣平话》借这一由头，杜撰出苏护这样一个人物来。但在《武王伐纣平话》中，苏护的形象十分单薄。纣王命天下官员进献美女，华州太守苏护有女妲己，不敢隐匿，遂亲自护送妲己入朝歌。在故恩州馆驿，九尾狐精夜换妲己魂魄。至晓苏护见妲己愈发光彩精神，心中大悦思之：“我女有分与天子为皇后。”纣王见妲己后，果然大悦，敕令苏护为上父之位，赐宅一所，苏护遂成皇丈，享受荣华富贵。这只是一个惟王命是从、贪图富贵的地方太守形象，毫无异彩可言。《列国志传》卷一虽然承袭了平话中苏护进献妲己的故事，但却赋予这一形象以正直、刚烈的性格特征。因纣王不理国政，喜好声色，崇侯虎投其所好，奏冀侯苏护女美貌无双。纣王即诏苏护归冀，送女入朝。苏护出于爱女之心和对纣王的不满，谓同僚曰：“主上无道，贪淫女色，必有亡国之患，吾女岂作宫廷之妾，而陷丧身之祸乎？”遂回冀州，绝贡不朝。一年后，纣王因苏护不进宫女，又绝朝贡，遂令姬昌、崇侯虎两镇合兵，以征苏护。姬昌修书一封，派散宜生到冀州说服苏护送女入宫，苏护义正词严、据理力争：“主上失道，闻吾辱女颇有姿色，前岁入朝，挟吾进女于后宫，此吾所以恶其失道，故绝朝贡，今召西伯征吾，吾宁死于西伯台下，岂可更入无道之朝？”“夫妇乃人伦之首，商口不选令德，而强夺官民之女，弃礼失道，必有亡国丧身之咎。吾岂贪富贵而陷爱女哉！”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凛气节。最后散宜生晓以“普天之下，皆是王臣”的道理，苏护才同意送女入宫。编者经过这样的改造，一方面塑造出一个正直、刚烈、富于反抗精神的苏护形象，这与历史上那个敢于反叛纣王的有苏氏多少有几分相似；另一方面也刻画出纣王的荒淫暴虐，进一步表明其最终的国丧身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乱自上作的必然结果。同时，崇侯虎的奸佞邪僻和姬昌的仁厚通达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后来的《封神演义》正是承袭《列国志传》卷一的写法，将苏护刻画成正直刚烈、不慕富贵，最终反殷归周的义士形象。此外，通过对苏护形象和故事的改造，还使得这一情节具有前后勾连的功能。由纣王好色，引出崇侯虎、蜚廉，由崇侯虎、蜚廉引出苏护、妲己，由苏护、妲己引出姬昌，由姬昌引出崇侯虎妒恨，由妲己引出姜皇后被害，进而引出四大诸侯进朝歌和整个殷廷的忠奸斗争，最后导致姜桓楚被醢、鄂宗禹被斩、文王被囚于羑里，忠正者见黜，奸佞者当道，从而形成前后勾连、联系紧密的叙事链条。
再如文王礼聘子牙的情节，《武王伐纣平话》是一访即遇，但子牙欲试探文王是否有天子之德，乃以文王“出猎游戏亦不是坚心求贤”为由，隐而不见。文王清斋三日，沐浴圣体，二次来聘，子牙遂出来与文王相见，见文王谨意诚心，方允出山。其关目设置非但拙劣，而且造作。《列国志传》卷一则改作一访中遇渔夫、遇耕夫、遇武吉，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层层引逗，呼之欲出，但终不遇。再次访问，斋戒沐浴，心诚志笃，极尽敬贤之礼，诚宣欲拯民庶之心，子牙乃同意出山。其关目设置显然更为妥帖合理，后来《封神演义》中的相关故事基本承袭于此。其中的两个具体情节，系承袭《史记·齐太公史家》而略加增饰者。一是文王夜梦飞熊，散宜生解梦，文王卜而喜曰：“今日出猎，所获非龙非彪，非罴非虎，其所得者乃霸王之辅。”二是文王聘得子牙后，得知子牙号飞熊，乃顾谓群臣曰：“飞熊入梦，信不诬矣！昔吾先祖太公尝言，数十年后，当有圣人适此，以兴吾国。然则吾之太公久望子矣！”遂拜子牙为太公望。《列国志传》卷一将这两个源自史传的情节略做加工后，杂糅于文王礼聘子牙这一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中，从而使得虚构的故事也具有了史传的风貌。
二、“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
熊猫虽然长得像猫，但其种属却是熊。历史演义亦是如此，看起来像是历史，但本质上是文学。而既然是文学，就少不了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列国志传》虽然从艺术构思到行文风格都极力向史传靠拢，但就其文体实质而言，毕竟是文学而非史传。编者对这一点似乎也有清醒的认识。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余邵鱼颇为自得地写道：“庶几后生小子开卷批阅，虽千百年往事莫不炳若丹青，善则知劝，恶则知戒。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继群史之遐纵者，舍兹传其谁归？”可见他深受正统史家信史观念的影响，对“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颇为不屑。但同样是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他又为“假设一种孟浪议论”的《三国》《水浒》等多有虚构的小说辩护，认为这些作品皆是沉郁草莽的骚人墨客“写其胸中蕴蓄之奇”，“往往有所托而作焉”，与正经正史同样具有“维持世道，激扬民俗”的作用。[13]余象斗在《题列国序》中进一步指出《列国志传》的具体编撰方法：“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14]可见编者在编撰的过程中参阅的材料非常广泛，既有正经正史，也有野史笔记，实际上宋元以来与之相关的各种平话、杂剧也都在参阅之列。因此，就《列国志传》卷一编者的艺术构思和叙事策略而言，是采取一种近乎折中的方式；就《列国志传》卷一的文本形态而言，则呈现出一种近乎杂糅的艺术风貌：一方面秉持“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史有明文者多依从历史记载，对《武王伐纣平话》中许多虚构人物与神异情节予以删削，在人物设置、情节设计上皆表现出回归正史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排斥“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对《武王伐纣平话》中一些于史无征的虚构情节予以继承，同时又酌情处置，使其行文风格向史传靠拢，并尽力赋之以“维持世道，激扬民俗”的教化功能。这使得《列国志传》卷一在删削《武王伐纣平话》中部分荒诞怪异、于史无征的情节之外，仍留有大量“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狐精换妲己魂魄、妲己食生人以养颜、云中子进剑除妖、雷震子出世、殷郊反殷伐纣、子牙代武吉掩灾等故事情节，以及几乎全部的伐纣战争故事。以下主要以伐纣战争的故事为例，考查《列国志传》卷一对《武王伐纣平话》中“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的继承和改造。
关于武王伐纣的战争，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略，周军系以急行军的速度赶至牧野，一战而捷，中间并无许多曲折阻碍。但在《武王伐纣平话》中，伐纣故事已被杜撰成大大小小十余次战争，且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面对史传与《武王伐纣平话》这两种故事形态，《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无疑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中，若是坚持“记事一据实录”，严格按照史书的记载来写，则止得寥寥数行而已，根本无法敷衍成一部铺张扬厉的战争史诗，也无法达到动人视听、观者快意的效果；若是完全袭用《武王伐纣平话》的情节，则又成了“假设一种孟浪议论，以惑世诬民”之举，违背了其“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
面对这种两难处境，编者一方面并未将这些虚构的战争故事悉数删除，而是基本承袭《武王伐纣平话》战争故事的整体框架。如《武王伐纣平话》伐纣的路线是从岐州出发，历经殷商境内的潼关、负容城、渑池、洛阳、汜水关九项渡、黄河，最后包围朝歌，《列国志传》卷一的伐纣路线也大致如此，而攻城略地的谋略、阵法也一仍其旧，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动。另一方面，虽然在这些十九虚构的战争故事上，《列国志传》卷一对《武王伐纣平话》的承袭之迹明显，但也并非毫无原则地照单全收，而是根据其回归史传的编撰理念做了很多加工改造的工作，使得《列国志传》卷一中的战争故事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叙事风格上都更接近于史传。这项加工改造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框架及战争结局
据《史记·周本纪》，武王九年（即武王即位后第二年）曾“东观兵，至于孟津”，但并未发动进攻。又二年，纣王杀比干、囚箕子，武王认为灭商时机已到，才发动了真正的伐商战争。武王十一年元月周师出发，二月甲子日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和商军决战，结果纣王兵败，逃奔鹿台自焚而死。
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微子出奔是在武王伐纣之前，伐纣是一战而捷，八百诸侯会孟津的情节插入其中，牧野之战则只字未提，纣王是死于太子殷郊的斧下，凡此，皆与历史记载相乖违。
《列国志传》卷一则将伐纣战争改作两次，第一次进军至八百诸侯会孟津、大风吹折子牙伞柄、武王命周军回师而止，并将《武王伐纣平话》中发生在整个战争之前的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微子出奔等事插入此处；第二次进军与第一次进军在时间上被分成两段，但在进军的路线上，并未从头写起，而是接续第一次伐纣路线，自孟津写起，前面的战斗，只以哨马“一路关隘尽被打破”等语略作交代。其中大风吹折子牙伞柄之事，最早见诸晋崔豹《古今注》[15]；《武王伐纣平话》将其采撷入书，以为花絮，只是增加趣味而已；《列国志传》卷一则赋予其功能性，武王因此事而退兵，编者构思的痕迹由此可见一斑。《武王伐纣平话》中规模最大的战斗是“五武寨”与“五星寨”的较量，发生于围攻朝歌之前，但并未言明此役是否即为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列国志传》卷一则将此役作为牧野之战的一部分，且言“东兵阵上，虽有精兵八十万，皆怨商王之残虐，连损三将，东兵皆无斗志，倒戈自相攻击，以至血流漂杵”，这是以通俗的语言杂钞史书的结果。至于战争的结局，《武王伐纣平话》中纣王和妲己被殷郊杀死，《列国志传》卷一则改为纣王兵败后登鹿台自焚，妲己被殷郊杀死；《武王伐纣平话》写到殷郊杀死妲己便戛然而止，《列国志传》卷一则以较多的篇幅继续写武王登基和分封天下。可见，《列国志传》卷一虽然只是糅合了正史记载和《武王伐纣平话》情节，并未使故事完全与历史记载相符合，但经过这样一番改造，整个故事无疑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当然，《列国志传》卷一这种写法显然是把《武王伐纣平话》中在时间和路线上都很连贯的一次进军在时间上分成两段，且对第二次进军的前半部分完全不予描写，这就给人以文气断裂、详略失当之感，虽然合于历史事实，但却并不符合具体的故事情境，在艺术效果上也打了折扣。后来的《封神演义》虽然将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微子出奔等事穿插在八百诸侯会孟津之后，但并未采取《列国志传》卷一分两次进军的写法，而是承袭《武王伐纣平话》一次进军的写法。
《列国志传》卷一在具体战斗的描写上还做了一些具有整合性质的调整。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每至一地就会发生一场战斗，这些战斗都是并列的独立故事，除了地名先后外，前后颠倒置换均无大碍。逮至《列国志传》卷一，则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将并列分散的战斗故事整合为联系相对紧密的复合型故事。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负容城收千里眼、顺风耳和渑池诛秦敬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独立故事，但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则将千里眼、顺风耳的故事套在秦敬守渑池的故事中，西兵攻打渑池，城主秦敬无计可施，木刻千里眼、顺风耳二小鬼乃托物为人，化名高明、高觉助秦敬守关，后被子牙设计降服。又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邬文画系汜水关九项渡守将，屡败周将，后被子牙设计烧死；而在《列国志传》卷一中，汜水关关主是尤项，其坚守不出的懦弱之举激怒了手下大将邬文画，文画匹马出关力战周将，周营中无人能敌，子牙遂设火炼洪炉之计，将文画烧死于荆索谷，尤项闻文画败死，遂开城出降。《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显然是把《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汜水关九项渡改为汜水关，九项渡中的“九项”化为关主尤项，而让乌文画充当他手下的一员猛将。再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在周军渡过黄河、兵临朝歌之前，只有崇侯虎排下五星寨以应子牙排下的五武寨的故事，并无具体的牧野之战的故事；而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则有明确的牧野之战的故事，并将崇应彪排五星寨以应子牙五武寨的故事插入其中，使之成为牧野之战的一部分。通过这样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一方面增加了叙事的复杂性，使得故事更为曲折，时间相应延长；另一方面则似乎有将民间传说收编入真实历史的意图，使得整个战争故事至少在行军路线上更符合真正的历史。后来的《封神演义》大量采用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写法，在伐纣故事中插入许多神魔斗法的情节。
2.殷郊、南宫适作用下降，其他将士平分秋色
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殷郊是伐纣战争中立功最多的战将，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战斗，杀死和捉到很多商营中的重要人物；南宫适亦凭借高超的箭术屡立奇功，其活跃程度和战功都仅次于殷郊。但在《列国志传》卷一中，殷郊杀敌立功的次数较之《武王伐纣平话》大为缩减，只斩杀彭矫一人，活捉蜚廉、妲己二人，最后手刃妲己；南宫适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在第一次伐纣战争中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在第二次伐纣战争中表现较为突出。他们在战争中出现的频率虽然仍然很高，但已非独当一面的英雄人物，而仅是英雄群像中的一员而已。雷震子、辛甲等人物在战争中的作用则明显增强，分担了他们的很多功绩和“戏份”。
如雷震子，虽然历史上并无其人，但在《武王伐纣平话》中，他已经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只是在伐纣战争中的作用并不突出，直到围攻朝歌时，他才出现，而且没有什么杀敌立功的表现。这大约是《武王伐纣平话》的编者太喜爱殷郊，以至于让他独揽全部功劳，不希望雷震子这样厉害的角色出场太早，以至于抢了殷郊的风头。但在《列国志传》卷一中，雷震子则成为与殷郊同等重要的角色，在子牙檄降潼关之前，他便加入了伐纣队伍；而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在子牙檄降潼关之后，加入伐纣大军的正是殷郊。在伐纣战争中，他总是与殷郊同时出现、协同作战。在渑池遇千里眼高明、顺风耳高觉时，子牙又令雷震着青袍、执铜锤，殷郊着红袍、带火箭，立于天门左右，以按雷电二神，因为殷郊连放数枝火箭，高明、高觉将露本相，雷震轮起铜锤打高明，二将抵敌不过乘空逃走。周军渡黄河下五武寨，纣王派崇应彪率兵八十万迎敌，崇应彪特别称赞姜子牙“谋谟用兵，神出鬼没”，殷郊、雷震“智勇绝伦”，嘱咐手下人不得轻举妄动。最后雷震活捉费仲，殷郊活捉妲己，双双立下大功。
再如辛甲，在《列国志传》卷一中他和南宫适的关系颇为微妙。据《帝王世纪》记载，南宫适与太颠、闳夭、散宜生四人，是周廷最为重要的“四臣”[16]；据《古今乐录》记载，文王脱羑里之囚，多得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力[17]；据《尚书大传》的记载，散宜生、闳夭、南宫适三人俱曾问学于太公[18]。可见南宫适是周廷最重要的臣子之一。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南宫适在伐纣战争中任先锋之职，其活跃度和战功都仅次于殷郊。在《列国志传》卷一第一次伐纣战争中，他的地位有所下降，因武功不及辛甲，仅任副将之职，在渡黄河、打渑池、过汜水关、黄河收五将等战斗中，常与辛甲并肩作战，重要性较之辛甲要略逊一筹。辛甲则成为周营中武艺最高的主力干将。在伐纣先锋的选拔中，辛甲技压群雄，被任命为伐纣先锋。在第一次伐纣战争中，辛甲捉胡雷，斩秦敬，力战邬文画，是立功最多的周营战将。这是《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将《武王伐纣平话》中很多殷郊、南宫适的事迹都移之于辛甲的结果。作者这样写，无疑是为了突出辛甲这一形象，以削弱殷郊、南宫适独当一面的地位。但因承袭《武王伐纣平话》相关情节之故，在攻打汜水关大战邬文画时，南宫适又变成了先锋。至周兵卷土重来、发动第二次伐纣战争时，因编者未继续使用辛甲这一角色，南宫适的地位又上升到与《武王伐纣平话》相当的水平，子牙排五武寨时，他赫然变成了第一营“正先锋南宫适”，屯下广武寨；在其后的战争中，他枪刺彭举，与众将活捉方相，鞭打费仲；战争胜利后，武王“令南宫适除去酒池肉林，推去虿盆炮烙之刑”，位列灭纣兴周功臣之首。这样的写法，虽恢复了其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地位，但同时也掩盖了殷郊的一部分光芒。
总之，《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在描写伐纣战争时，不再将焦点集中于一两个核心人物，尤其是殷郊的身上，而是让其他将士分担他们的角色，着力塑造出众多英雄人物的群像。这是民间文学和史传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因为前者是以编者的想象和观者的兴趣为中心的，而后者则更多考虑所写的人物、场景与历史事实的相似程度。当然，这种相似仅是看起来很像而已，并不等于真正的历史事实。
3.强调伐纣大军仁义之师的性质
《武王伐纣平话》虽然也沿袭正统叙事话语方式，表彰伐纣战争的正义性，但因其更突出强调血亲复仇意识和善恶报应观念，民间思维占据压倒性的地位，所以对战争正义性的认识和表彰还相对较弱。但在《列国志传》卷一中，编者特别强调伐纣战争的正义性，极力表彰伐纣大军仁义之师的性质。
如武王念及“先君羑里之囚，吾兄醢酱之惨”，又闻知纣暴滋甚，“剖胎斫胫，民陷既极”，是以“欲举吊民之师，东伐商辛”。姜子牙认为“商德滋昏，生民陷极，若举兵东伐，乃代天救民”，进一步申明伐纣的正义性，坚定了武王伐纣的决心。可见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就已为战争定下了仁义之师的基调。再如天下诸侯闻武王伐商，皆不期而会于孟津，告武王曰：“商德滋昏，侯伯合宜征之，以救下民！”进一步申明伐纣战争的正义性质。但因狂风吹折子牙盖伞之柄，武王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德政未孚，所以天命不佑，遂令即日班师，退修德政。可见在编者的意念中，伐纣战争的正义性是建立在德政的基础上的，若德政不足，则战争既不可能胜利，也没有继续的必要。待纣益为暴、万姓怨望，而武王勤修德政、三分天下有其二时，伐纣大军卷土重来，一路势如破竹，兵至牧野，子牙檄传纣王，数其十恶，再宣“以仁道而基天下”“天命人心恶恶归仁”之理；在牧野之战中，纣王虽有精兵八十万，但皆怨商王之残虐，倒戈自相攻击，以致血流漂杵；朝歌百姓亦久怨纣王之虐，一闻西兵入城，各各牵羊担酒，争来相劳，是以伐纣大军无所拦阻、轻而易举地进入朝歌。纣王的行虐政、失民心与武王的行仁政、得民心形成鲜明的对比，伐纣战争的正义性在鲜明的对比中被凸显出来。再如武王登天子位后，即“传旨令闳夭奉太牢，祭王子比干之墓，召公奭释南牢箕子之囚，毕公高奉敕旌表商容之闾，及释百姓之囚，令南宫适除去酒池肉林，推去虿盆炮烙之刑，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赈济黎民，大赉于四海”，且“立纣王之子名武庚者为商之后，以存商祀”。用事实表明伐纣大军乃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伐纣战争具有除残去暴的正义性质。
此外编者还以诗赞表彰武王伐纣的义举。如卷一卷首诗开宗明义曰：
商辛因宠苏妲己，炮烙虿盆立惨刑。
飞熊贤士归西伯，武王欲扫商氛德。
当时初举一戎衣，不会诸侯期八百。
发粟散财斩独夫，诸侯推德为天子。
正因为商辛暴虐无道，武王为了除残去暴，才发动伐纣的战争；正因为纣王的暴政使得人神共愤，伐纣战争才具有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正义性，才会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共襄伐纣义举；正因为伐纣之师具有正义之师的性质，才能在伐纣战争胜利后发粟散财，救济生民；正因为伐纣之师是正义之师，是以仁易暴，是以有德代无德，所以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才能被诸侯推举为新的君主。又如卷一卷末有两首诗赞，其一曰：
成汤纪纲德声扬，放桀南巢正大纲。
六百乾坤传及纣，谁知付与武周王。
苦陷忠良恶不悛，惟耽妲己信谗言。
黎民不道君王死，反向天街鼓舞欢。
其二曰：
天丧商辛业，敌兵尽倒戈。
积山尸遍野，漂杵血流河。
扫尽烦苛法，谣吟铠捷歌。
太平今日定，换却旧山河。
其一表明了民众对暴君暴政的憎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其二则申明了民众对仁君仁政的拥戴以及天命归仁的道理。编者通过这些总结历史兴亡的诗赞，进一步肯定了伐纣战争的正义性。
综上所述，可见《列国志传》卷一对《武王伐纣平话》中伐纣战争的描写既有承袭又有改造，改造的结果是使得该部分的叙事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民间叙事的俚俗失真，回归于史传文学的雅训信实。
三、叙事风格的折中取向
史传的叙事，以平实、简约、雅正为尚，忌讳夸张失实、繁文缛彩。《武王伐纣平话》作为民间通俗文艺作品，虽然文辞浅陋，艺术水平不高，却仍具有夸张、繁复、俚俗的特征。《列国志传》卷一出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底层文人之手，秉持“按先儒史鉴列传”，“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的编辑宗旨，所以在叙事风格上有意向史传靠拢，对于《武王伐纣平话》粗疏鄙俚的文风自然要做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列国志传》卷一毕竟是给普通百姓看的通俗读物，文辞不宜过于深奥，是以《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词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19]，即注重文字的通俗易懂，避免因模仿史传而过于佶屈聱牙[20]。这样就形成了《列国志传》卷一半文半白、简约流畅，折中于史传与演义之间的叙事风格。为了使《列国志传》卷一的叙事风格尽力向正史靠拢，其编者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史有明文者，文字风格上多从史书之雅训，同时予以通俗化的改造；二是于史无征、仅见于《武王伐纣平话》者，则弃《武王伐纣平话》之鄙俚，按史传的行文风格予以雅化的处理。以下从这两个方面分别举例予以说明。
1.化微奥为晓畅
余邵鱼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指出，《列国志传》主要取材于“‘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经传，但经传的“微词奥旨”不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理解，所以编者为了“便人观览”，还做了将经传通俗化的工作。这个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化经传艰深晦涩的文字为明白晓畅，一是化经传过于简略的文字为丰富生动。后者是因为经传的文字往往过于简洁，只有叙述而缺乏具体的描写，为了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编者在对经传文字作通俗化处理的同时，还需益以细节的描写，以使故事更为曲折生动。当然，这方面的改造又通常是以《武王伐纣平话》为参照的，是在史传与《武王伐纣平话》之间相为折中的结果。
如《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二书开篇都有对纣王才能的描写，为便于比较，兹将《史记》《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三书的描写罗列于下：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史记·殷本纪》）[21]
若说三皇五帝，皆不似纣王天秉聪明：口念百家之书，目数群羊无错；力敌万人，叱咤［易］柱，声如钟音；书写入八分，酒饮千钟；会拽硬弓，能骑劣马。纣王初治世时，有德有能……纣王有感，招得忠臣烈士，文武百官。……纣王初登帝位，归朝治政，前十年有道，八方宁静，四海安然。天下皆称纣王是尧舜。（《武王伐纣平话》卷上）
纣王为人聪明、勇猛，才力过人，手能格禽兽，身能跨骏马，智足拒谏，言足饰非，常自以天下之人出于己下。……当时纣王好声色，不理国政，及诸侯来朝，纣令四方诸侯各举美女五十名，选入后宫洒扫。（《列国志传》卷一）
可见《武王伐纣平话》对纣王的描写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因袭《史记》，但却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文字也颇为繁复，其“有德有能”的形象特征显然与《史记》有能无德的描述相龃龉，而其才能竟然还包括“目数群羊无错”“酒饮千钟”这样的项目，更显得不伦不类。对于这样的文字，《列国志传》卷一自然弃而不用，从纣王的性格到行文的风格，《列国志传》卷一基本都是承袭《史记》的文字，只是略做通俗化的处理而已。这与编者“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词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的编辑初衷正相一致。
又如摔死姜皇后、醢姜桓楚、斩鄂宗禹、囚文王于羑里的故事，《史记·殷本纪》对此事的记载颇为简略：
（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22]
《武王伐纣平话》中言纣王有八伯诸侯，前四路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杨越奇、北伯侯祁黄广。前两路与《列国志传》卷一所写相同，但并未言明姜桓楚系姜皇后的父亲，在姜皇后被害后，他仍正常朝拜纣王，还一度为姬昌求情，使其免于死罪；后两路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则分别是鄂宗禹和崇侯虎，二人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无任何突出的表现。可见《武王伐纣平话》重点突出姬昌的故事，对其他几路诸侯未作具体深入的描写。但到了《列国志传》卷一中，由纣王摔杀姜皇后所引发的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宗禹、北伯侯崇侯虎四大诸侯之间的分裂，及以姜桓楚、姬昌、鄂宗禹为代表的清流和以纣王、妲己、费仲、崇侯虎为代表的浊流之间的斗争，成为开卷后的第一个高潮段落。编者以浓墨重彩展现出殷廷里惊心动魄的忠奸斗争，最终姜桓楚被醢、鄂宗禹被斩、文王被囚于羑里，崇侯虎、费仲、蜚廉、雷开、恶来等一班佞臣则受到提拔重用，从此纣王更无忌惮，无所不为。这一忠臣道消、奸佞道长的结局，预示着殷廷不可挽回的颓势。编者通过对史传的扩充和对《武王伐纣平话》的改造，既使这一段故事更符合正史的记载，也使这一段故事更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和领起全篇的叙事功能。
其他如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齐等人物，斫平民之胫、剖孕妇之胎的故事，以及对牧野之战的描写等，大都是依据史传，参以《武王伐纣平话》，畅其文字、扩其篇幅，作折中化的处理，既使其更接近于史传的风格，又使其避免过于晦涩、简略的弊端。
2.化俚俗为雅训
《武王伐纣平话》虽有若干杂钞史传的地方，但整体文字风格较为散漫俚俗，尤其是那些于史无征、凭空杜撰的情节更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无疑与《列国志传》卷一力求贴近史传的艺术取向有较大的差距，是以《列国志传》卷一在继承这些情节的同时，对其散漫俚俗之处予以相对精致化、雅化的改造。
如《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卷一对狐精换妲己魂魄的情节的描写：
夜至二更之后，半夜子时，忽有狂风起，人困睡着不觉。已无一人，只有一只九尾金毛狐子，遂入大驿中，见佳人浓睡；去女子鼻中吸了三魂七魄和气，一身骨髓，尽皆吸了。只有女子空形，皮肌大瘦，吹气一口入，却去女子躯壳之中，遂换了女子之灵魂，变为妖媚之形。有妲己，面无粉饰，宛如月里嫦娥；头不梳妆，一似蓬莱仙子。肌肤似雪，遍体如银。丹青怎画，彩笔难描。女子早是从小不见风吹日炙，光彩精神；更被妖气入肌，添得百倍精神。（《武王伐纣平话》卷上）
将及半夜，忽有一阵怪风，从户隙而入中堂。侍妾有不卧者，见一九尾狐狸，金毛粉面，游近卧榻，其妾挥剑斩之，忽然灯烛俱灭，其妾先被魅死。狐狸尽吸妲己精血，绝其魂魄，脱其躯壳而卧于帐中。（《列国志传》卷一）
较之《武王伐纣平话》的重复啰嗦、袭用套语，《列国志传》卷一的文字更为简洁雅训，接近史传风格。但《武王伐纣平话》在细节描写上则更为出色，其写狐精一吸一吹之间换妲己魂魄，怪异恐怖的景象使人有历历如在目前之感，这是说书人所独具的本领；《列国志传》卷一则仅以“狐狸尽吸妲己精血，绝其魂魄，脱其躯壳而卧于帐中”一语出之，有叙述无细节，不像《武王伐纣平话》那样具体生动，这是史家惯用的笔法。
再如《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卷一对乌文画的描写：
有将是乌文画，此人身长一丈七尺，腰阔数围，拳打万人，不可当敌。长食万人之饭。纣王游黄河时，有一只大船，名曰“和州载”，二名“七里州”，万人不可拽动。被乌文画独拽此船，逢间道岗坡或旱地，力如水中，拽亦然。乌文画者，即奡荡舟，本是东海人也。（《武王伐纣平话》卷下）
忽阶下一人，身长九尺，膊阔有围，怒目填胸，而进曰：“大丈夫当横行天下，与国家出力，奈何效儿女子缩首待擒耶？”众视之，乃东海人氏，姓乌名文画，能在陆地行舟，勇名盖世。（《列国志传》卷一）
《武王伐纣平话》中乌文画又名奡荡舟，盖出自《论语·宪问》“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一语，朱熹《论语集注》注曰：“奡，《春秋传》作‘浇’，浞之子也，力能陆地行舟，后为夏后少康所诛。”[23]可见“奡荡舟”的意思是说奡这个人力气很大，能陆地行舟。《武王伐纣平话》的编者不明文义，以奡荡舟为人名，化用得不伦不类，此段文字亦是反复罗列、夸大失真。《列国志传》卷一则舍奡荡舟之名不用，只言其“能在陆地行舟，勇名盖世”，且仅以寥寥数语，便塑造出其刚烈勇猛的性格特征，行文风格也较为整饬雅训。
再如《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卷一对斩妲己这一情节的描写：
二声鼓响，于小白旗下，刽子手待斩妲己。妲己回首戏刽子，用千娇百媚妖眼戏之，刽子堕刀于地，不忍杀之。太公大怒，令教斩了刽子，又教一刽子去斩。刽子持刀待斩姐己，妲己回首戏刽子。刽子见千娇百媚，刽子又坠刀落地，不忍斩之。太公大怒，又斩了刽子。有殷交来奏武王：“臣启陛下，小臣乞斩妲己。”武王：“依卿所奏。”殷交用练扎子面目，不见妖容。被殷交用手举斧，去妲己项上中一斧。不斩万事俱休，既然斩着，听得一声响亮，不见了妲己，但见火光迸散。似此怎斩得妲己了？太公一手擎着降妖章，一手擎着降妖镜，向空中照见妲己真性，化为九尾狐狸，腾空而去。被太公用降妖章叱下，复坠于地。太公令殷交拿住，用七尺生绢为袋裹之，用木碓捣之，以此妖容灭形，怪魄不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下）
武王、太公及文武群臣诣于法场，数妲己、费仲之罪，令刽子手先斩妲己。妲己颜容精媚，刽子不忍斩之。太公命斩刽子，换过刽子。其次刽子亦爱其仪貌，亦不忍杀之。太公又命斩其刽子。于是者三次，刽子俱不忍杀妲己，而自受戮。太公曰：“吾闻妲己乃妖类，必得其形，然后方可除之。”命左右悬起照魔宝镜以鉴之。妲己乃露出本相，却是九尾金毛之狐狸，咆哮于场上。太公命曰：“谁人速代我除之？”殷郊跳出，大喊一声，手起斧落，断其狐狸以为三截。（《列国志传》卷一）
《武王伐纣平话》写妲己回首两戏刽子，不避重复，描写细致；殷郊为避免被妖容迷惑，竟以练子扎住面目，想象奇特；最后以降妖镜照之，以降妖章落之，以生绢为袋裹之，以木碓捣之，民间特色鲜明，让人不禁想起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列国志传》卷一则以史笔出之，剔除了啰嗦、重复的文字和内容，给人以简明扼要、清晰畅达之感，但在形象生动方面似又有所不足。
可见，《列国志传》卷一在折中正经正史与《武王伐纣平话》的叙事风格方面有得亦有失，得者在于文字简约流畅，达到了向史传风格靠拢的意图；失者在于丢掉了《武王伐纣平话》所具有的民间意趣与浑金璞玉之美。
最后再对《列国志传》卷一与《武王伐纣平话》二书的关系从总体上予以总结。《武王伐纣平话》的整体故事框架系采用“两分法”，以第三十二目“武王拜太公为将”为分割点，分成两个大的故事单元，此前讲述殷纣暴虐、自乱天下，文王仁政、聘贤兴周的故事，此后讲述周军伐纣、商灭周兴的故事，此前重在朝野变乱、政治纷争，此后重在战场厮杀、过关斩将。就整体故事框架而言，《列国志传》卷一全面承袭《武王伐纣平话》的衣钵，以第十三节“武王与子牙说伐商辛”为分割点，也可分成两个大的故事单元，两个故事单元的大体内容也与《武王伐纣平话》基本相同。就具体故事内容而言，在《列国志传》卷一的前一故事单元，改造的因素大于承袭的因素，究其原因是有很多相关资料可供参考，编者遂据以改造《武王伐纣平话》中荒诞怪异、于史无征的内容；在《列国志传》卷一的后一故事单元，承袭的因素大于改造的因素，究其原因是没有多少相关资料可供参照，编者只能整体袭用《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相关故事而略作加工改造。《列国志传》卷一前后两个故事单元中的矛盾龃龉、扞格难通之处，正因前半部分多参史传、后半部分多袭《武王伐纣平话》，而又缺乏统一构思和加工润色所致。这是书坊主为牟利而草率编成此书的结果。
第二节 革命与忠君的矛盾
——《列国志传》卷一的思想文化特征
形式因素总是关涉着思想内容，形式的变化必然引起思想内容的相应变化，甚至形式变化本身就是由思想内容的变化所引发的，两者互为表里、密切相关。《列国志传》卷一所标举的“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辑原则，一方面意味着具体内容、叙事风格由野史传说向正经正史靠拢的趋向，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故事主旨、话语方式由民间形态向正统儒家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必然要面对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即革命与忠君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民间立场与正统思维、原始儒家与宋明理学之间的矛盾，前者认为君若无道则臣民可以伐之，可以取而代之；后者认为君若无道则臣民当忠谏至死，而绝不可以伐君、弑君。面对这一矛盾，《列国志传》卷一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策略，即把忠君归之于文王，把革命归之于武王，从而使得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的革命思想相对弱化，具有鲜明的正统特征的忠君观念相对强化，兼具民间色彩与正统特征的仁政思想相对深化。这是《列国志传》卷一思想文化特征的三个主要方面，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一、革命思想：一定程度的弱化
较之正统叙事对汤武革命犹疑不定的态度，《武王伐纣平话》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去暴立仁、改朝换代的革命思想倾向，虽然这种革命思想是以血亲复仇意识和善恶报应观念为其底蕴的。较之《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卷一的革命思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主要体现在文王革命思想的弱化、武王革命依据的变化以及伯夷、叔齐形象的演化三个方面。
1.文王革命思想的弱化
在《武王伐纣平话》的前半部分，文王是一个忠臣，在后半部分则转变为一个叛臣，有着强烈的复仇意识和革命思想。但在《列国志传》卷一中，文王虽然也遭受了囚禁之苦和丧子之痛，但对殷商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没有丝毫的复仇意识和革命思想。纣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囚于羑里，百姓知其冤，愿上表请赦其罪，文王止曰：“吾罪当诛，赖天子圣明，免死以谪此城，岂敢再渎圣颜。”进入羑里城中，又仰天自叹曰：“七年之厄，诚有定数，吾敢怨君而私民乎？”全然一幅近乎迂腐的忠臣形象。甫脱羑里之囚回到西岐，辛甲进言“举西岐之众，打入朝歌，与民除害”。文王大惊曰：“卿何妄发此言？商王乃君也，孤乃臣也，君虽失道，臣子当尽守其职，岂敢兴兵犯上？卿等无得再言伐商！”在临终前尚嘱武王曰：“商虽无道，吾之家世称臣，必当尽守其职”。作者亦盛赞其“终尽守臣节，不逞伐商谋”，引孔子语赞其“天下三分而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引程子语谓其“德似尧舜”。可见《列国志传》卷一中的文王形象正与儒家经典著作对文王形象的定位相吻合，并初步具有了理学文化的特征，《封神演义》中的文王形象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演化而来的。
但这样写，必然会产生上文所述的革命与忠君的矛盾，同时也使武王伐纣失去合理性，成了不忠不孝之举。为此，作者为文王设计的遗命中便多了“见善勿怠，时至勿疑，去非勿处”三句话，而后来武王伐纣，正是以“时至勿疑”一语为口实的。这样写，文王的形象便又类似于《史记》中“阴行善”以图商的文王了。其实在燕山得雷震、渭水访子牙等情节中，这种矛盾便已显现出来。文王燕山得雷震，谓从者曰：“此子非常下之人，他日必为西方出力。”文王具圣人之资，此时已然预知二十年后武王伐纣之事。但这或许只是前代故事的遗留，并非编者有意写其不臣之心。及遇云中子，文王以雷震之事相告，云中子曰：“此子非俗，他日长大，必能荡扫商家氛秽，然民间不能鞠育，小道愿收入本山，恩养成人，教其演习兵机，以候扶真主，破妖魅，以援陷溺之民。”对这一番公然犯上作乱的话，文王竞无异议。这表明文王此时已有反叛之心，只是时机不到、实力不足而已。文王一访子牙不遇，乃留诗曰：“宰割山河布远猷，大贤抱负可充谋。此来不见垂竿老，天下人愁几日休。”其中“宰割山河布远猷”一语，足见其图殷自立之志。文王二访子牙，子牙讲了“商不可伐”的两条原因，一以“道论”，文王作为“商家之臣”，“不可行下弑上之兵”，二以“势论”，“商家天命未改，成汤恩泽未竭”，尚有“一班贤臣相与辅弼”；所以目前“只宜尽守臣节，增修德政，抚宇怙民。若夫商秽不悛，民陷既极，一举吊民伐罪之师，以振顺天应人之旅。此时民心离叛，则商都不攻而破矣”。文王听后曰：“善！谨奉教。”可见文王完全同意姜子牙的判断和主张，同时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姜子牙还是文王，谨守臣节都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步骤之一，其最终目的是倾商而代之。
在《列国志传》卷一中，文王形象的矛盾性不是其性格逻辑使然，而是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矛盾性的体现，作者在既要写出文王的忠心又要写出伐纣的合理性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终，作者把对殷商的忠心赋予了文王，而将革命的任务委之于武王。
2.武王革命依据的变化
《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虽将革命的任务完全交给了武王，但革命的终极依据却发生了变化，《武王伐纣平话》的依据主要是血亲复仇意识，是为私仇；《列国志传》卷一的依据则是吊民伐罪、代天救民，是为公义。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武王是经姜子牙的提议后才兴兵伐纣；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则是武王得知纣暴滋甚后，主动提出伐纣。其欲伐纣，既是出于私恨：“先君羑里之囚，吾兄醢酱之惨，此仇未常少置，然先君之命不敢违”；又是出于义愤：“今闻商王剖胎斫胫，民陷既极。欲举吊民伐罪之师，东伐商辛”。子牙则进一步为伐纣正名曰：“臣曾对先君有言，不可行下弑上之兵。然商德滋昏，生民陷极。若举兵东伐，乃代天救民，何所不可。况先君临崩曾嘱主公，谓‘时至勿疑’。今商命当改，民心西归，正其时也。东征之举，不可迟疑。”武王闻言大悦，即令子牙准备东征。可见《列国志传》卷一之武王伐纣，一私一公两个动机交织在一起，而最后的行动，主要是因为后者，即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在殷乱既平后，众诸侯拥戴武王为君，武王辞之再三，诸侯奉册坚制曰：“四海臣庶，奉天宸运，咨尔姬发，乃值商纲之季，德坠政衰，慨生民涂炭，奉天命所归，吊民伐罪，拯溺亨屯，上应天心，下合人意，理合代商而有天下，率德以司兆民。”进一步表明革命的动因是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将革命的动因归之于公愤而非私仇，在宣传策略上自然更高一筹，也更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同时也更符合孟子等儒家学者为革命的合理性所做的辩护。
3.伯夷、叔齐形象的演化
关于伯夷、叔齐之事，古代典籍多有记载，而以《史记·伯夷列传》为集其大成者。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武王闻伯夷、叔齐之谏，并未表态，仅写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伐纣平话》的写法有所不同，武王不纳夷、齐之谏，历数纣王之恶，义正词严地申明“朕顺天意，伐无道之君；禀太公之智，东破不明之主。若不伐之，朕躬有罪”之旨，二人又谏，武王大怒，遂贬二人去首阳山下。《列国志传》卷一中的写法又有所不同：
武王心知其贤人，亦不致罪。左右欲杀夷、齐。太公曰：“不可！此义人也！”命左右扶而去之。
较之《史记·伯夷列传》，武王虽未明言，但内心持尊重、宽容的态度；较之《武王伐纣平话》，武王态度温和，几乎没有一点火气，也无怪罪之意、贬谪之举；太公的言行，则既是出于己意，表明太公的宽厚仁德，又是按照武王的意愿行事，凸显出武王的宽厚仁德。《武王伐纣平话》中强烈的革命思想在这里几乎踪影皆无。伯夷、叔齐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下，《列国志传》的编者引后人古风以昌其义：
商泽涸，商民苦万状，呻吟思乐土。
独夫之心日益骄，周家布作援民雨。
噫嘻！此心将何举，谆谆秉义留车舆。
成汤宗庙已丘墟，收羽藏身隘周粟。
君不见首阳山下人，至今千古扬芳誉。
“商泽涸，商民苦万状，呻吟思乐土。独夫之心日益骄，周家布作援民雨。”这几句显然是对武王伐纣在事实层面上的肯定。而“噫嘻”以下“谆谆秉义留车舆”“至今千古扬芳誉”等句，则是在价值层面上对伯夷、叔齐的肯定。既肯定伐纣的正义性，又肯定伯夷、叔齐谏止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前者是对君不君，臣民可以伐之的肯定；后者则是对君不君，臣民亦不当伐之的肯定。前者肯定的是具体行为，后者肯定的是普遍价值。这种双向肯定，与《武王伐纣平话》化用前人诗句对二人行为的否定大异其趣，这无疑是文人辩证思维的产物，在民间叙事中是不可理解也不可能出现的。在这种双向肯定中，虽然并未彻底消泯忠君与叛逆的矛盾，但其革命性较之《武王伐纣平话》无疑是大大削弱了。
综上所述，可见在《列国志传》卷一中，文王形象主要是一个忠臣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武王形象虽然具有较强的革命思想，但革命思想的基础已然由具有民间色彩的私仇转变为传统儒家的公义；至于编者对伯夷、叔齐的态度，则由《武王伐纣平话》的否定转变为肯定。概言之，较之《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卷一中的革命思想相对弱化了。而就“封神”系列作品而言，《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文王、武王形象直率失真，文王形象尤其与历史记载不符；《封神演义》则欲状文王、武王之仁德与忠君而近愚近伪，令人难以置信；只有《列国志传》卷一中的文王、武王形象与史书所载基本吻合。
二、忠君观念：一定程度的强化
在关于武王伐纣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一问题的讨论中，革命思想与忠君观念处于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在同一话语系统或叙事情境中，若推崇革命思想，则必然压抑忠君观念，《武王伐纣平话》即是如此；若鼓吹忠君观念，则必然压制革命思想，《列国志传》卷一就有这种倾向。这主要体现于文王与纣王的关系、殷郊与纣王关系以及殷廷忠臣的言行中。关于文王，其革命思想的弱化与忠君观念的强化，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文已有具体论述，兹不赘言。以下仅以殷郊及殷廷忠臣为例予以说明。
1.殷郊与纣王的关系
《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殷郊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其矛头所向不仅在妲己，而且直接指向纣王，最后亲手杀死纣王和妲己，报了杀母之仇。让纣王死于亲子之手，这是基于民众对暴君极度愤恨的写意。但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极度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社会中，这种做法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孔子讲父有过，子为父隐[24]，孟子说瞽叟如果杀人，舜便会弃君位而背着他逃到海边[25]，都是把孝作为无条件的道德伦理要求。而殷郊与纣王，不但是君臣，而且是父子，殷郊亲手杀死纣王，非但是不忠，而且是不孝。这样一个不忠不孝的罪名，无疑会损害作为正面人物的殷郊形象。因此，《列国志传》卷一对《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殷郊和纣王形象都予以一定程度的改造。
就纣王而言，他并没有完全听信妲己的谗言，执意诛杀太子殷郊，只是贬谪太子去守潼关。因此殷郊与纣王虽有杀母之仇，但却无杀身之恨，而纣王杀姜皇后又主要是因妲己而起，这样一来，殷郊诛杀纣王的动机自然也就减弱乃至消失了，其矛头所向全在妲己。妲己做虿盆残害姜后宫女，殷郊进谏曰：“今众妾无谋逆之罪，而加以极惨之刑，此皆妲己误惑圣聪，使天下谈父王为无道。请斩妲己，以正朝纲！”纣王听信妲己谗言，谪太子去守潼关，梅伯谏不可往，殷郊但言“君命已出，不可有违”，驱马直奔潼关。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殷郊是主动聚兵华州造反，子牙破潼关后即来投军；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则是先由子牙游说致生反念，数年后得子牙书而献关造反。当子牙与一起逃民欲过潼关西投文王时，殷郊与姜文焕不肯放关，子牙以“良禽择木而栖，良民择世而处”之词劝说殷郊开关放过流民，殷郊大怒，喝令闸关，还要押逃民入商请罪。姜尚复以纣王“三纲殄绝，伦理乖违，公等名呼君父，实皆仇敌”劝说二人，姜文焕被子牙说动，即令开关，放过流民，又说太子曰：“殿下有君父之义，不可弃职。吾愿西投，求兵伐商！”殷郊曰：“我母因妲己而死，梅伯为我而亡。我亦同母舅西投借兵，除此贱婢，以削母恨！”至此，殷郊已决心反殷，但其矛头所向，依然只是妲己，而非纣王。在伐纣战争中，殷郊被封为东征大将军，姜文焕为各营都巡检，共襄伐纣义举，最后活捉并诛杀妲己，报了杀母之仇；但并未如《武王伐纣平话》所写，活捉并亲手杀死纣王，而是按照史传的记载，还纣王一个兵败自焚的结局。
可见《列国志传》卷一中殷郊的故事与《武王伐纣平话》存在很大的差异，究其原因，是源于编者对忠孝观念的强烈认同，是编者充分权衡现实伦理道德对人物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制约的结果。《封神演义》中的殷郊形象正是沿着这一思维路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忠孝观念极度膨胀的产物。
2.殷廷忠臣的言行
唐李泰《括地志》云：“比干见微子去，箕子狂，乃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26]此类言论虽未必实出比干之口，但却颇能代表汉代以来的新儒家对忠君观念无条件服膺的态度。《列国志传》卷一塑造的很多忠臣形象，都是这种“忠之至”的忠臣形象的典范，我们从中可以见出《列国志传》卷一对忠君观念的强调与认同。如纣王醢姜桓楚后，下令群臣再谏者枭首示众，群臣皆退，独北伯侯鄂宗禹会集姬昌、崇侯虎曰：“吾等世食国禄，今主上溺于酒色，妄废皇后而醢大臣，岂可惧死而陷君主乎？”拟定三人次日合表冒死谏君。姬昌以“只恐主上执迷不悟”劝其慎重行事，宗禹曰：“天命虽有常数，然为人臣不可不尽其职，吾必冒死而谏！”第二日因崇侯虎惧死畏诛而退出，他与姬昌二人进表直数纣王之过，劝其痛改前非，纣王撕碎表章，以“妄进谤言”的罪名将鄂宗禹推出斩首，幸有群臣担保，姬昌才免于一死。又如纣王谪太子殷郊去守潼关，梅伯叩住马头，谏曰：“殿下请回东宫，臣奏主上。倘有疏虞，臣甘代死！”遂解下衣冠，延颈入见纣王曰：“我主若不追回太子，复立东宫，臣愿解还冠带，甘代其死！”妲己乘机进谗言，说梅伯与太子是同党，并献炮烙之刑，将梅伯解衣抱柱，化为飞灰。再如箕子见纣王游宴不息、日益为暴，乃叹曰：“社稷倾如朝露，尚且游宴不止。”即具表追至离宫，直言进谏。纣王不从其谏，令囚箕子于南牢，经群臣力谏才予赦免。箕子出离宫，即佯狂为奴，隐而不出。比干见纣王无道至极，叹曰：“君王有过，为人臣不尽死而谏，与其陷害生民，则百姓何辜？”乃以杀皇后、谪太子、嬖妲己、陷百姓等数十件暴行进谏纣王。纣王大怒，妲己乘机陷害，将比干剖心验窍。这些殷廷的忠臣形象，都是“过则谏，不用则死”的忠君理念的艺术化身。
此外，如因苏护忤旨失贡，纣王命文王和崇侯虎合兵征讨苏护，文王命散宜生为使者，喻苏护以“普天之下，皆是王臣，公当曲从王命”之理，苏护奉从其教，遂亲送妲己入商待罪。如伯夷、舒齐谏止武王伐纣曰：“父死不葬，援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褒其贤而不致罪，太公赞为“义人”而命左右扶而去之，编者复借古人之诗盛赞二人“谆谆秉义留车舆”“至今千古扬芳誉”的义举。从中亦可见出《列国志传》卷一对忠君观念的强调与认同。
三、仁政思想：一定程度的深化
仁政思想植根于民本思想和民心史观，是统治阶级爱惜民力、重视民生、让利于民的思想。这一思想经先秦儒家学者提出后，成为其后历朝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影响极其深远，以至于历朝的史家总是把一个王朝的兴衰系之于统治者能否施行仁政。在这一社会共识的笼罩下，文学作品凡涉及王朝兴衰，几乎都会归因于统治者行仁政与否。《武王伐纣平话》即是如此，《列国志传》卷一则非但如此，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深化。这一方面体现于具体的理论表述中，另一方面体现于具体的故事情节及其所隐含的褒贬倾向中。
1.具体的理论表述
就具体的理论表述而言，《列国志传》卷一仁政思想的深化主要体现于书中有很多关于民本思想和民心史观的具体言论。仁政思想所倡扬的爱惜民力、重视民生、让利于民，皆植根于民本思想和民心史观。民本思想即以普通民众为国家存在之根本的政治思想，民心史观即以民心向背为历史兴衰之决定力量的历史观念。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仁政思想及施行仁政的前提是对普通民众在历史兴衰、国家存亡中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
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已有“国本人民”一类的民本之论，在《列国志传》卷一中类似的言论更多。子牙未遇时曾发“国以民为本”“得天下者得其民”之论，既遇后又进“爱民”“富民”之策。殷廷忠臣的谏词中民本之论更多。如鄂宗禹与姬昌合表进谏曰：“且臣闻明王不自治，而听治于民；不自德，而信德于天。今大王废朝纲，变典法，上激天变，下兴民怒，社稷危亡，在于旦夕。”又如殷郊进谏曰：“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刑法者，国之治具也。民不可虐，法不可变。”再如箕子进谏曰：“夫民犹赤子也，慈爱保惜，尚恐不悦，焉有惨酷煅炼，而能得赤子之欢心乎？”凡此，皆是编者民本思想的反映。
《武王伐纣平话》系讲史平话，《列国志传》卷一系历史演义，所涉及题材都是历史上武王伐纣的故事。既然涉及历史，就必然涉及历史观的问题。《武王伐纣平话》中已有初步的民心史观的倾向，但因出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民间艺人之手，着重强调的是血亲复仇意识和善恶报应观念，所以对民心史观又有所冲淡。较之《武王伐纣平话》，民心史观成为《列国志传》卷一主导性的历史观念，历史发展、王朝兴衰皆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子牙闻伯夷、叔齐欲投西岐时所谓的“得天下者得其民”，子牙数纣王十罪的檄书中所谓的“天命人心恶恶归仁”，皆是民心史观的反映。而上文所述的民本之论，也可视为民心史观的反映。《列国志传》卷一对纣王虐政的批判，对文王、武王、子牙仁政的表彰，正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与民心史观的基础之上。
2.具体的故事情节
就具体的故事情节及其所隐含的褒贬倾向而言，《列国志传》卷一仁政思想的深化主要体现于对肆行虐政的纣王的批判和对施行仁政的文王、武王和子牙的赞扬这两个方面。
（1）对纣王虐政的批判
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编者将诸恶皆归诸妲己与费仲，几乎没有哪一件罪行是完全由纣王自作主张的；但在《列国志传》卷一中，纣王作恶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妲己、费仲、崇侯虎等人只是其肆行虐政的促进剂而已。
他一出场，便被定型为“聪明勇猛，才力过人，手能格禽兽，身能跨骏马，智足拒谏，言足饰非，常自以天下之人出于己下”的有能无德的形象，并已然一是个“好声色，不理国政”，“令四方诸侯各举美女五十名”的昏君。其讨伐苏护，摔死姜皇后，醢姜桓楚，斩鄂宗禹，囚西伯于羑里，杀比干，以及聚敛民财、滥用民力，广建楼台庭院等，皆出于己意。尤其是摔死姜皇后一事，纯系自己有意为之。书中写道：“妲己精通书史，贯博百家。纣王见其举止，遂有废皇后、立妲己为正宫之意。”姜皇后于受仙宫观师涓之乐、妲己之舞，谏纣王勿以“淫乐邪色”为宝，纣王颇有怒色，却默默不语，分明已动杀机。此时费仲知纣王有废后之意，乘机进谗言，纣王曰：“吾欲废姜后而立苏氏久矣！止恐群臣谏诤，今其抗拒百端，吾必废之！”次日，纣王与妲己宴于摘星楼，命妲己歌奏新声，妲己以“今正宫以小妾为邪淫谄媚，妾再不敢奉诏歌舞”为由推辞，纣王曰：“卿且勿以此介意，不日吾将册卿为正宫耳。”此时恰值姜后上摘星楼具表进谏，纣王始欲乘机将其斩首，后因姜后大骂“无道昏君”，遂将其投于十丈楼下。其后又不顾太子之悲，不从群臣之谏，册封妲己为正宫。可见姜皇后之死，完全是由纣王亲手造成的，是其色令智昏、主动施虐的结果。更有甚者，当妲己献炮烙之刑残害忠臣梅伯时，大臣们都吓得心惊胆落，纣王却大笑曰：“此刑极美！”妲己设酒池、虿盆残害宫女，死者浮沉，不计其数，纣王却拊掌大笑曰：“此乐尤称吾意！”妲己斫平民之胫以验髓，剖孕妇之腹以验胎，纣王不是拊掌大笑曰“卿真神人也”，就是大喜。妲己杀害平民，尚事出有因，是为了至夜吸食膏血，以益花貌；纣王则纯粹是将被杀者的痛苦当作乐事来欣赏，其残忍暴虐已然到了灭绝人性的变态程度。
经过这样的改造，《列国志传》卷一的女祸论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而对于暴君暴政的批判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是编者以理性精神观照历史的结果。
（2）对文王、武王、子牙仁政的表彰
《列国志传》卷一中的纣王和妲己的统治具有法家暴政、霸道、尚刑的特点，以为只有严刑酷法才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妲己亟称大臣进谏、民众叛逃“皆由刑罚薄故也”，纣王屡用炮烙、熨斗、虿盆、醢、斩等酷刑以儆臣民。文王、武王的统治则恰与纣王相反，具有儒家仁政、王道、尚德的特点，具体表现在薄刑简赋、节制用度、礼贤下士、视民如伤等方面。《列国志传》卷一正是以这种正反对比的笔法，表达了批判暴君暴政、赞扬仁君仁政的思想倾向。
关于文王的仁政爱民，在《武王伐纣平话》中亦有表现，但笔墨不多。至《列国志传》卷一中，则加大了这方面的篇幅，增补了文王檄降苏护、建灵台灵沼、仁及枯骨、虞芮争田、讨伐崇侯虎等《武王伐纣平话》所没有的内容，对文王的仁政爱民予以强调和表彰，同时也写出了文王的智慧和忠正。
文王首次登场，是因为苏护忤旨失贡，纣王命他和崇侯虎合兵征讨苏护，文王因“兵者凶器，吾不好用”，遂修书一封令其入贡待罪，苏护得书后奉从其教，亲送妲己入商，一场生灵涂炭战争遂被消弭于无形。通过这样的出场定型，既表现出文王不轻用武力的仁德，也表现出文王化干戈于无形的智慧。
纣王听信费仲谗言，宣四大伯侯入朝，欲借机诛杀东伯侯姜桓楚，使者赍诏宣文王进朝，自然引出文王的再次登场：
却说西伯侯，姓姬名昌。其先帝喾之后，喾名弃，事唐尧，封为农师，号曰后稷。又数代至公刘者，修后稷之业，居于豳。又数代，有古公亶甫者，积德行义，国人多归之。戎狄攻豳，亶甫去豳，徙于岐山之下，豳人携幼扶老从居岐下。亶甫生季历，季历生昌，守岐州，纣封昌为西方侯伯。生得龙颜虎眉，身长一丈，有四乳，目角丰隆。承祖父遗政，布德行仁，专恤鳏寡孤独，西方小邦诸侯，各各倾心服德以朝焉。两班群臣有太颠、闳天、散宜生、辛甲、鬻子等，皆贤明君子，以辅相治道。及闻纣王失德，每欲入朝进谏而未及。殆使者赍宣诏来至，遂问群下曰：“商王此诏，非宣议政，当有异论。吾尝观先天之数，吾有七年之厄。此行倘陷不测，尔等宣布德政，匡服西土，不必遣人访我。若待灾满，自当西回。”群臣曰：“主公既知此行不吉，辞而勿往何如？”西伯曰：“君命所召，焉敢故拒？”（《列国志传》卷一）
这一次编者详述文王历代“积德行义”的家世，“龙颜虎眉”“有四乳”的异相，并特表其“布德行仁，专恤鳏寡孤独”的仁德。“及闻纣王失德，每欲入朝进谏而未及”，是表其忠君爱阙之心。闻纣王宣诏，便预知“当有异论”和“七年之厄”，这是写文王之智。文王不忧自身之厄，但嘱群臣“宣布德政，匡服西土”，这是再写其德。群臣劝文王勿往朝歌，西伯以“君命所召，焉敢故拒”拒之，这是再写文王忠君爱阙之心。
东伯侯姜桓楚无罪被醢后，鄂宗禹邀文王、崇侯虎合表进谏，文王虽知“商德将衰，不出二十年后，有革命之象”，纣王必然“执迷不悟”，但仍与鄂宗禹合表向纣王进谏；崇侯虎则非但惧死畏诛不向纣王进谏，而且还先奏鄂宗禹与姬昌的诽谤君主之罪。编者通过鄂宗禹的正衬和崇侯虎的反衬，既表现出文王未卜先知的智慧，也表现出文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毅。这样的性格特征，既是文王仁政思想的体现，也是文王施行仁政的道德基础。
《列国志传》卷一写文王施行仁政，主要是在他脱羑里之囚后：
西伯广行仁政，厚恤下民，使耕者十一而税，仕者世食其禄，画土为牢，刻木为吏，不动刑罚，而民自劝。百姓有男不能婚，有女不能嫁者，则出公钱而嫁娶之。有老而无子者，幼而丧父者，皆给钱帛而赈恤之。于是西方百姓家给人足，歌颂太平。（《列国志传》卷一）
这样一派薄赋轻刑、家给人足的太平景象，正是儒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王道乐土。
《列国志传》卷一写文王修建灵台灵沼，与纣王建鹿台形成鲜明的对比。纣王建鹿台，完全是出于个人享乐的需要；文王建灵台，则是为了“观望灾祥”，造福于民。纣王建鹿台，“焚燎天下之财，疲苦万民之力”，“替换督工，昼夜不息，民有不胜疲苦，劳死于台下者，纵横枕藉”，耗时七年才建成；文王建灵台，百姓争先搬泥运木，服役无休，西伯闻知，乃以酒食亲赏百姓，劝其暂停休息，不须急就，百姓闻诏愈加用力，灵台不日而成。鹿台建成后，纣王给崇侯虎、费仲等奸佞之徒加官晋爵，使其重敛民财，以充鹿台之库，厚收粟麦，以实钜桥之仓，日与妲己赏宴其上，自谓天下崇台美室，皆不能及；灵台建成后，百姓知文王欲在台下开囿凿沼，即便开凿池沼，文王仁及枯骨，百姓愈加踊跃，不满三日沼囿毕成，文王大宴群臣于台下，又以金钱散赏百姓，百姓欢喜而指台沼曰：“此吾主之灵台灵沼也！”是以鹿台建成后，编者借后人四六之辞讥曰：
游宴者，姿情欢乐；供众者，劳力艰辛。涂壁脂泥，尽是万民之膏血；华堂彩色，皆收百姓之精神。绮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丝竹弦歌，变作野夫啼哭。真个以天下奉一人，须信因独夫残万姓。
灵台建成后编者借古人之诗赞曰：
沼凿深深囿僻开，经营不日万民来。
要知商丧西周振，须察灵台与鹿台。
编者通过纣王建鹿台与文王造灵台这两件事，将纣王的暴虐与文王的仁德对比鲜明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修建灵台灵沼、仁及枯骨等事，已将文王的仁政写到极致，但编者复益以虞芮争田之事，说明文王的仁政不仅泽被本国，还驰誉四方，达到了“使人迁善而不自知”的圣人境界，乃至“相率而朝于岐者，四十余国，更有彩凤鸣于岐山，以昭仁政之瑞”。编者写到这里不禁评论道：“当时西伯日行仁政，民争归顺。纣王日行暴虐，民多背叛。”指出能否施行仁政与民心向背、王朝兴衰之间莫大的关系。
编者还通过初伐崇侯虎和渭水聘子牙等事，表现文王以民为本、视民如伤的仁政思想。文王首次伐崇，系因“崇侯虎日与妲己蛊惑商王，剥削生民，使民冻馁”而起，又因西军围城三旬，“百姓有饿死者，应彪即斩于两截，丢下城外，以惊西兵”，文王认为自己“德政未孚”，不愿“强张兵势，以陷良民”，“不忍见生民被害”，遂下令退兵。通过文王首次伐崇的情节，既为子牙二次伐崇张本，又表现出文王的不忍人之心。渭水聘子牙，文王虔诚降拜曰：“当今商王失政，天下万民溺于水火。孤不度德，欲拯民庶，争奈智穷仁薄，不足以副民望。今闻先生道高德重，敢屈归朝，辅孤不逮，实为天下枯槁之幸！”其降拜、其坚请，全系出于救万民于水火之心，体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高尚情怀。
除正面描写外，《列国志传》卷一还通过一些旁敲侧击的笔墨，写出文王的仁德。如一再写殷商逃民弃纣归周，既从正面写出了民心的“弃暴归仁”，也从侧面写出了文王的仁政爱民。又如通过写伯夷、叔齐“闻西伯发政施仁，尤善养老，所以徒步而来，欲为西方太平义士”的举动和子牙“得天下者得其民，吾知商德丧矣”的浩叹，既从正面写出了夷齐、子牙归周的原因，也从侧面写出文王的仁政爱民。
《武王伐纣平话》中写武王施行仁政的笔墨极少，逮至《列国志传》卷一，描写虽然依然不多，但较之《武王伐纣平话》还是有明显的增加。文王死后，武王“继志述事，尽遵先王之政”，所行的自然是仁政。当他闻知纣暴滋甚，民陷既极，乃欲举吊民之师，东伐商辛，这自然也是出于爱护生民之心。伐商大军至孟津，忽起狂风将子牙伞柄吹折，武王望见急令班师，退修德政。这个情节也折射出武王对于德政的重视，甚至连战争的胜利与否都取决于德政施行得是否完满。伐纣战争胜利后，武王在诸侯的拥戴下登天子位，“传旨令闳夭奉太牢，祭王子比干之墓，召公奭释南牢箕子之囚，毕公高奉敕旌表商容之闾，及释百姓之囚，令南宫适除去酒池肉林，推去虿盆炮烙之刑，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赈济黎民，大赉于四海”，大行仁政于天下。叙武王分封诸侯后，编者借后人之诗赞曰：“一举戎衣定大周，分茅裂土赐诸侯。不如桀纣私天下，八百乾坤有自由。”正是表彰他除残去暴，使仁政复行于天下的丰功伟绩。
在“封神”系列作品中，子牙皆以兵谋见长，施行仁政不是表现的重点。但在《列国志传》卷一这部倡扬仁政的书中，编者也给子牙贴上了仁政的标签。他在未遇时，便多次发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得天下者得其民”等民本之论。文王二访子牙，子牙为文王谋划曰：“侯伯只宜尽守臣节，增修德政，抚宇枯民。若夫商秽不悛，民陷既极，一举吊民罚罪之师，以振顺天应人之旅，此时民心离叛，则商都不攻而破矣！”可见他把增修德政、抚宇枯民看作是得民心、灭商纣的不二法门，而不专以武力取胜。文王引子牙归朝后，子牙献“一敬天，二爱民，三亲贤”的治国三策，指出“王者之国富民”，建议文王“行仁政之实”，西伯即日发仓廪之粟以赈鳏寡孤独，与子牙共议大政，使得西方一年之间便臻于大治。子牙伐崇胜利后，“左右请斩崇氏父子，灭其社稷”，子牙认为不可，因为“崇侯虎作乱，此来正欲与除暴也，焉可覆其社稷”。遂斩崇侯虎，释其子崇应彪，立其为后。通过这样的处理，作者赋子牙以浓郁的儒家道德色彩。其伐崇，只为除暴安民，不为争城掠地，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仁易暴，所行的完全是王道仁政的路线，与全书的思想正相契合。余象斗还特为此事赋诗一首，赞扬子牙“谟谋西伯扇仁风”。武王筑坛拜将，捧毂推轮，命子牙伐纣，子牙接过金印说：“天命靡常，惟德是归。惟愿爱民敬事。其运筹料敌，尚之职也。”将赴疆场，仍不忘嘱武王行仁政，而其伐纣的主要目的，也正是要把仁政推行于天下。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是在具体的理论表述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故事情节及其所流露出的思想倾向方面，较之《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卷一的仁政思想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深化，这对《封神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思想特征的形成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节 过渡性叙事特征的成因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列国志传》卷一具有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之间的过渡性叙事特征；从文本自身的角度看，《列国志传》卷一初步具有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的特征。较之《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卷一显然具有正统叙事的某些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深受崇实黜虚的信史观念的影响，一是对仁政、忠君等儒家政治伦理的强调。但同时，《列国志传》卷一对以往武王伐纣故事中怪力乱神的因素并未完全剔除，而是适度加以保留，并将其纳入正统叙事的框架之中。《列国志传》卷一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的特征正源于此。这一叙事特征的形成，与该书编者的身份、成书的时间以及成书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皆息息相关。下面拟首先讨论《列国志传》的编者及成书时间问题，认为初编者为余邵鱼，余象斗系万历三十四年（1606）重刊本的编辑评点者，成书时间当在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间；然后对当时历史演义编撰中的信史观念予以简要说明，以期解释《列国志传》“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及其过渡性叙事特征的成因。
一、编者与成书时间
《列国志传》原刊本未见，今存明万历年间重刊本数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本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
潭阳三台馆余象斗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本，全名《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八卷二二六则，藏日本蓬左文库，系现存最早的《列国志传》刊本。内封上图下文，上图左右题“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下文左右题“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卷首有《题全像列国志传引》，署“大明万历岁次丙午孟春重刊”“后学畏斋余邵鱼谨序”。次有《题列国序》，署“大明万历岁次丙午孟春重刊”“后学仰止余象斗再拜序”。次有《列国并吞凡例》和“新锲史纲总会列国志传目录”。诸卷均题“后学畏斋余邵鱼编集”“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正文分上中下三栏，上栏为评，中栏为图，下栏为正文。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卷刊本，系此本的重刊本，卷首亦有余象斗《题列国序》，但序文正文无“是书著”以下一段，署“万历岁次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季秋重刊；□□□□余象斗序”。八卷本还有古吴文盛堂刊小字本、四川扬氏刊本、题“李卓吾评点”的文锦堂刊小字本等。
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全名《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二二三则，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卷首有陈继儒《叙列国传》，朱篁《列国传题词》。考目录叶后的《列国源流总论》，当为原刊本所有，则此版本所依据的是原刊本，而非余象斗重刊本。此本系析八卷本的八卷为十二卷，正文文字相同。十二卷本还有明万历年间姑苏龚绍山刊本，题“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列国志传”，藏日本内阁文库，除图版外，卷一、卷二系万历四十三年本的覆刻，卷三至卷十二用万历四十三年本旧版重印。[27]
关于《列国志传》的编者与成书时间，可供参考的材料主要有四种，其一是余象斗《列国志传》扉页小识：
《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28]
其二是前引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末题：
时 大明万历岁次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孟春重刊后学畏斋余邵鱼谨序[29]
其三是余象斗《题列国序》：
粤自混元开辟以来，不无纪载，若十七史之作，班班可睹矣。然其序事也，或出幻渺，其意义也，或至幽晦。何也？世无信史，则疑信之传，固其所哉。于是吊古者未免簧鼓而迷惘矣，是传讵可少哉！然列国时，世风愈降，事实愈繁，倘无以统而纪之，序而理之，是犹痛迷惘者不能药砭，复置之幽窆也。不榖深以为惴，于是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胤商室之式微，垍周朝之不腊，炯若日星，灿若指掌。譬之治丝者，理绪而分，比类而其，豪无舛错。是诚诸史之司南，吊古者之鵕也，讵可少哉？是书著，幻渺者跻之光明，幽晦者登之显易，宁复簧鼓迷惑之足患哉？谨序。
时大明万历岁次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孟春重刊后学仰止余象斗再拜序[30]
其四是余邵鱼《列国源流总论》：
《春秋列国志传》者，因左氏传记而衍其义也。西周之前，王化尚行，诸侯无釁，是以略举其大纲。殆至东迁之后，王政不行，诸侯多叛，故孔子作《春秋》，起自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春秋》之文，虽是当时史语，但孔子笔削其义，以定褒贬，然非富学之士，不能少达其旨，故左丘明氏因经而作传，大义明矣。然其数百年间人物臧否，国势强弱，并吞得失，又非浅夫鄙民如邵鱼者所能尽知也，邵鱼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丘明氏之传以衍其义，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然其间国多事繁，难以悉举，姑取其大国为主，小国之政有干大国者，则旁搜引出，若不干于大国者，则置而不录。……《列国志传总论》终。[31]
前三种材料出自潭阳三台馆余象斗万历三十四年（1606）重刊八卷本《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相列国志传》。第四种材料出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重刊十二卷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
依据余邵鱼《列国源流总论》“邵鱼是以不揣寡昧”，余象斗《列国志传》扉页小识“《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等语，研究者一般认为余邵鱼系《列国志传》的编者。但细考以上四则材料，我们会发现这一说法疑窦尚多。
其一，据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所言，“抱朴子性敏强学，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那么《列国志传》的编者系“抱朴子”。但目前尚无材料可以证明“抱朴子”系余邵鱼的别号。而从序文的语气来看，又似乎确系为他人之书作序。到底“抱朴子”系余邵鱼的别号抑或另有其人，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其二，余象斗的“扉页小识”与《题列国序》亦有矛盾龃龉处。“扉页小识”言“《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题列国序》却言“不榖深以为惴，于是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不榖”系“我”之谦称。“扉页小识”说编者是余邵鱼，序文中又说编者是自己，这也颇令人费解。我们若以余象斗的话为判断的依据，那么编者到底是他的先族叔翁余邵鱼还是他自己呢？这也是有待进一步考查的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列国志传》可能的编者至少有抱朴子、余邵鱼、余象斗三人；而从《列国志传》中屡次出现的余邵鱼、余象斗的诗赞来看[32]，后两者确曾参与过《列国志传》的编辑工作。虽然从《列国志传》的文本形态来看，必定有一位最后的加工写定者，但作为一部世代累积成书的作品，又加之相关材料的匮乏，其流传写定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的写定者均已无从判断。我们只能依据现存材料，尤其是诸卷卷首“后学畏斋余邵鱼编集”，“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的题署，大致认为其初编者为余邵鱼，余象斗系万历三十四年重刊本的编辑评点者。具体问题的解决，则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
《列国志传》的初刊本已佚，今人所见到的最早版本系万历三十四年（1606）重刊本，而此本并无初刊时间的明确记载，是以《列国志传》的成书时间殊难判断。今人所持成书于嘉靖说或隆庆、万历说，皆推测之辞，并无具体材料以为佐证。但因该书成书时间与《封神演义》成书时间关系紧密，不容忽略，这里仅就目前所见材料略陈己见。
因余象斗在《列国志传》扉页小识中称余邵鱼为“先族叔翁”，“先”系生者对死者的尊称，而余象斗活动的年代在万历初年，所以多数研究者据此推测其“先族叔翁余邵鱼”活动的年代当在嘉靖年间。其实未必。万历三十四年重刊本前有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与余象斗《题列国序》两则序言。余邵鱼序末题署曰：“时大明万历岁次丙午孟春重刊”“后学畏斋余邵鱼谨序”。余象斗序末题署曰：“时大明万历岁次丙午孟春重刊”“后学仰止余象斗再拜序”。从余邵鱼序末题署来看，“万历岁次丙午孟春”，即万历三十四年初春他应尚在世，并亲为该书的重刊本作序。概言之，这两篇序当是同时之作，两个作序之人亦当是同时在世。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至少在万历初年，余邵鱼仍然在世，而非仅活动于嘉靖年间。那么余象斗为什么在扉页小识中称余邵鱼为“先族叔翁”呢？可能的解释是两序写作及该书的重刊的时间都是在万历三十四年春，但刊刻完成时，余邵鱼不幸辞世，余象斗在扉页小识中遂有“先族叔翁余邵鱼”之语。
据万历三十四年重刊本扉页“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及“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等语来看，该本所依据的版本当为《列国志传》的初刊本，且初刊本问世后，便有其他书坊盗版刊刻，十二卷本很可能就是这一盗版行为产物。重刊本刊刻于万历三十四年，那么初刊本的写定及刊刻的时间自然早于此时，是以万历三十四年当为《列国志传》成书时间的下限。而据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故自《三国》、《水浒传》外，奇书不复多见”；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33]可见《列国志传》的成书时间当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是嘉靖壬午年，即嘉靖元年（1522），这是《列国志传》成书时间的上限。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判定《列国志传》的成书时间当在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间。而万历三十四年本系初刊本的重刊本，万历四十六年本系万历三十四年本的重刊本，由两个重刊本之间十余年的时间差来推断，《列国志传》的成书及初刊时间很可能是在万历前期。当然，这仍是猜测之词，问题的最终解决，尚待新材料的发现。
二、叙事特征的成因
《列国志传》初步具有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的叙事特征，这一叙事特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皆紧密相关。因为《封神演义》与《列国志传》两书的成书时间相去不远，是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所以这方面的情况留待讨论《封神演义》叙事特征的成因时一并予以说明。以下仅就当时历史演义编撰中的信史观念予以简要说明，以期解释《列国志传》“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及其过渡性叙事特征的成因。
古人写史，讲求“书法不隐”[34]，秉笔直书，以确保历史记载的真实可信。《榖梁传》的作者一再称赞《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35]的实录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6]的撰史原则。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反对“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的错误倾向，强调“文疑则阙，贵信史也”[37]，第一次提出了“信史”这个概念。宋人吴缜进一步指出：“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若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38]这是对信史原则最详明的表述。这一撰史原则不仅是史家追求的目标，也是人们评论史家的标准。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所以除史学领域外，这一传真求实的传统对文学领域亦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明代中叶历史演义初兴时，信史观念是编撰和评价这类作品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张尚德以“羽翼信史而不违”概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体特征，认为历史演义只是将较为艰深的史料“以俗近语，櫽括成编”，提出历史演义应忠于正史的艺术要求，启历史演义信史观之端绪[39]。林翰在《隋唐两朝志传序》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历史演义应当是“正史之补”，不允许有艺术的虚构[40]。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阐明自己的编撰原则：“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所以其工作主要是“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而非艺术的虚构与审美的诉求[41]。当然，此时也有提倡必要的艺术虚构的思想，但这类思想也往往是以忠实历史真实为前提的。如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指出，历史演义虽然“事记其实”，但只是“庶几乎史”，即大致像历史而已，所以作者对史料可以“留心损益”，对历史材料进行加工取舍，“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42]。蒋大器虽然不排斥艺术虚构，但毕竟还是以“事记其实”“庶几乎史”为前提的，这与后来袁于令等人提出的“传奇者贵幻”[43]“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44]等极力鼓吹虚构的主张是有所区别的。
在信史观念的影响下，历史演义的编者提出了“按鉴演义”的编撰原则。这一编撰原则的提出，既是历史演义文体特征的内在要求——既然是历史演义，那么自然是按照历史记载来进行通俗化、艺术化的处理；也与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有关——读者在阅读历史演义时，总是抱有在消遣娱乐中获得历史知识的心理。“按鉴演义”的编撰原则既符合历史演义的文体特征，又顺应了读者的阅读心理，所以被历史演义的编撰者所普遍推崇和遵循。嘉靖、万历年间编撰的《新刻按鉴编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新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按鉴增补全像两汉志传》《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等历史演义，皆以“按鉴演义”相标榜，这既是书坊针对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自高身价、招徕顾客的手段，也是编撰者在实际运作中所采取的编辑原则，虽然这些所谓的“按鉴演义”多名不副实，普遍存在“演义”有余而“按鉴”不足的现象。
这种以信史为尚的观念和“按鉴演义”的编撰方法，无疑会影响到既是书坊主又是编撰者的余邵鱼、余象斗，因此，《列国志传》题名《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提出“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的编撰方法，正文采取“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了。当然，虽是“按鉴演义”，但毕竟是“演义”，既然是“演义”，就不能完全剔除无鉴可按的民间传说。就武王伐纣的故事而言，一方面各种民间传说久经流传，以致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另一方面古代典籍中相关记载简略分散，不足以敷衍成为长篇故事。因此，《列国志传》的编者虽然秉持“按先儒史鉴列传”的编撰原则，但在具体处理武王伐纣这一故事题材时，又不得不大量取材和借鉴于野史传说，并予以适当的加工改造，使其在思想内容和叙事风格上更接近于史传。正是编撰原则与题材特征之间的这种矛盾性，造成了《列国志传》卷一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的叙事特征。虽然较之《封神演义》，这种整合尚不充分，仅处于初级阶段，但这一叙事特征对《封神演义》的艺术构思、人物形象及思想倾向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节 《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
自周贻白作《〈武王伐纣平话〉与〈列国志传〉》[45]一文以来，《列国志传》卷一系《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之间的过渡性文本的说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研究者多是从时间的先后和故事的演变方面来肯定此点，而对于《列国志传》卷一在《封神演义》成书过程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则尚缺乏明晰的认识。以下主要从《列国志传》卷一与《武王伐纣平话》的关系、《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的关系、《列国志传》卷一对《封神演义》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探讨《列国志传》卷一在“封神”系列作品中的地位及其对《封神演义》的影响。
一、《列国志传》卷一与《武王伐纣平话》的关系
关于《列国志传》卷一与《武王伐纣平话》的关系，前贤时彦所论甚夥，上文亦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里仅从题材损益的角度对两个问题予以简要说明：一是就《列国志传》卷一的具体内容而言，对《武王伐纣平话》主要有哪些承袭删改之处；二是就《列国志传》卷一所直接依据的文本而言，是否完全为《武王伐纣平话》。
1.《列国志传》卷一对《武王伐纣平话》的承袭删改
余邵鱼在编辑《列国志传》时，一方面秉持“按先儒史鉴列传”[46]的编辑原则，一方面赞成“假设一种孟浪议论”创作态度[47]，这就决定了《列国志传》卷一对《武王伐纣平话》既有所承袭又有所删改的故事面貌。以下主要从承袭、删削、增益、改写四个方面，对二书在故事题材方面的增删损益予以说明。
先看承袭。就整体故事框架而言，《列国志传》卷一全面承袭《武王伐纣平话》的衣钵。《武王伐纣平话》的整体故事框架以第三十二目“武王拜太公为将”为分割点，可分成两个大的故事单元，此前讲述殷纣暴虐、自乱天下，文王仁政、聘贤兴周的故事；此后讲述周军伐纣、商灭周兴的故事。《列国志传》卷一则以第十三节“武王与子牙说伐商辛”为分割点，也可分成两个大的故事单元，前一故事单元讲述殷纣暴虐、自乱天下，文王仁政、聘贤兴周的故事，偏重在政治斗争；后一故事单元讲述周军伐纣、战场厮杀，夺关斩将、商灭周兴的故事，偏重在伐纣战争。就具体故事内容而言，《列国志传》卷一在前一故事单元中做了较大程度的删改，但对于纣王、妲己、费仲、文王、姜子牙等人物形象，对于狐狸换妲己神魂、宝剑惊妲己、文王遇雷震子、姜子牙代武吉掩灾、文王两聘姜子牙等故事情节，仍多有承袭之处；在后一故事单元中，除了从全局出发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并将周军进攻次数由一次改作两次外，则全面承袭《武王伐纣平话》的写法，从情节线索到人物形象，一仍《武王伐纣平话》之旧。
再看删削。《列国志传》卷一删削了《武王伐纣平话》中若干荒诞不经、于史无征的内容，如殷郊、姜子牙、黄飞虎、扈敬达、费达、费孟、戌庚、豹尾、魏岁、魏鬼等人物的部分或全部故事，如纣王玉女观行香、梦玉女授玉带、西伯宝钏惊妲己、八伯诸侯修台阁、殷将追杀文王、南宫列杀费达、南宫适活捉费孟、豹尾等情节，这些被删削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前一故事单元。如殷郊，本系《武王伐纣平话》的第一主人公，其故事既贯穿全书始终，又占有很大的篇幅，但在《列国志传》卷一的前一故事单元中，天降太子殷郊，殷郊为奶母求情，殷郊金盏打妲己，胡嵩劫法场救殷郊，殷将追杀殷郊，殷郊梦神赐破纣斧，殷郊华山聚兵等情节被悉数删除，仅保留了殷郊进谏请斩妲己的情节，并将其后曲折生动的故事缩略为纣王谪殷郊守潼关的寥寥数语。再如姜子牙，《武王伐纣平话》中姜尚卜筮猜物，在殷廷为司户参军，捉拿黄飞虎，纣王杀姜尚老母，飞廉费孟追太公，太公与殷交约定日后起兵伐纣等情节，在《列国志传》卷一中被全部删除，《列国志传》卷一在简要介绍其家世之后，直接写其避纣隐磻溪的故事。再如黄飞虎，其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全部故事皆被删除，仅在太公数纣王十罪的书信中，尚有删削未尽的“欲乱黄飞虎之妻，君臣倒纲”一语。其他如《武王伐纣平话》中纣王玉女观行香、西伯宝钏惊妲己等较为荒诞无稽的情节，以及书中多次出现的某人为某神、斩某人封为某神的说法，都被《列国志传》卷一悉数删除了。这些被删削的内容多数都被《封神演义》重新拾回，并加以改造和发挥。
再看增益。较之《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卷一增益的情节主要有杜元铣进谏被斩，云中子西门题诗，文王小传，伯邑考拥马哭谏，梅伯进谏遭炮烙，辛甲奏请伐商，西伯令群臣无得再言伐商，西伯行仁政，西伯建灵台灵沼，西伯恩及枯骨，虞芮争田讼文王，姜子牙家世，姜子牙徙居东海之滨，马氏怪姜子牙直钩钓鱼，姜子牙以仁义之风化民，西伯出猎遇渔者作歌，西伯往磻溪遇耕牧之夫作歌，商容因谏辞官，周军教场操演定先锋，孟津河白鱼跃入武王之舟，孟津寨火乌覆于武王之屋，武王勒令班师，武王大军卷土重来，费仲主动请缨迎敌，辛甲杀敌立功等情节。在增益的情节中，一部分系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敷衍而成，如文王小传，梅伯进谏遭炮烙，西伯行仁政，西伯建灵台灵沼，西伯恩及枯骨，虞芮争田讼文王，姜子牙家世，姜子牙徙居东海之滨，武王勒令班师，武王大军卷土重来等，其余情节则为貌似历史的逸闻轶事、民间传说。这些增益的情节很多都被《封神演义》所吸收和改造。
最后看改写。《列国志传》卷一虽然承袭了《武王伐纣平话》的大部分内容，但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抄原文，而是在承袭基本故事素材的基础上，从局部到整体都予以程度不一的改造，这在前一故事单元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故事情节的合并。如将文王两次进京合并为一次，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文王两次进京，第一次为修建台阁，第二次系春首朝贺纣王，文王两次进京相隔十年，进京后皆向纣王进谏，第一次因卜筮无差得脱，第二次被纣王囚禁羑里七年；而《列国志传》中，文王仅进京一次，系纣王于摘星楼推杀姜皇后后，费仲献计宣四侯伯入朝，以除姜皇后之父东侯伯姜桓楚，姬昌入朝后，虽有崇侯虎、费仲进谗陷害，但因群臣力保，加之姬昌当庭占卜无差，纣王降诏囚西伯于羑里。又如取消殷郊故事的“时间差”，《武王伐纣平话》中在天降殷郊、姜皇之死后，时隔十年，再叙太子殷交事，殷交年方十岁；而在《列国志传》中则于姜皇死后接叙太子殷郊事，此时殷郊年已十三。以上两例，《封神演义》基本继承了《列国志传》的写法。又如姜显、殷郊归周的情节，《武王伐纣平话》中，姜显守潼关，殷郊在华山聚兵，先有姜子牙致书潼关守将姜显，姜显献关投降，后有殷郊投军，助姜尚伐纣；而在《列国志传》中，殷郊与姜文焕共守潼关，姜子牙檄降殷郊、姜文焕助周伐纣。又如宣纣王十过的情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武王先宣纣王五过，太公再宣纣王五过；而在《列国志传》中，太公令人递书至朝歌，书中并数纣王十过。
二是故事情节的分割。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酒池、肉林、虿盆、炮烙之刑同置，系为除去姜皇后宫中宫人；而在《列国志传》中则分别设置，设虿盆系为除去姜皇后宫中七十二名宫女，设炮烙系为处置梅伯，杜群臣之谏，设酒池、肉林，系为满足纣王、妲己二人奢侈享乐的生活。又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虽然经过了数次战斗，但进军的次数仅为一次，伐纣战争是一战而捷；而在《列国志传》中，则将伐纣战争改作两次，第一次进军至八百诸侯会孟津而止，第二次进军自孟津写起，前面的战斗，只以哨马“一路关隘尽被打破”等语略作交代。又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邬文画系汜水关九项渡守将，力战西兵，后被子牙设计烧死；而在《列国志传》中，汜水关关主是尤项，邬文画系其手下大将，子牙将文画烧死于荆索谷后，尤项遂开城出降，这里的尤项显然是由《武王伐纣平话》中的九项渡讹化分裂而来。
三是情节次序的调整。如雷震投军助武王伐纣的时间，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直到伐纣大军围攻朝歌时才出场，而且没有什么杀敌立功的表现；而在《列国志传》中，雷震子则在子牙檄降潼关之前便加入了伐纣队伍，并且在伐纣战争中屡立战功。再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刳剔孕妇、纣王斫胫、猎户皂雕爪妲己等三个情节位于殷交入华山聚兵之后，文王囚羑里城之前；而在《列国志传》中，则将纣王斮胫验髓、纣王剖孕妇验胎、蜚廉放雕抓破妲己面皮这三个相应的情节改置于西伯有疾而殁之后，武王与子牙说伐商辛之前，三个情节的次序亦有所不同。再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比干剖心、箕子佯狂、微子出奔等事发生于伐纣战争之前的姜尚隐为钓叟和文王夜梦飞熊之间，而《列国志传》则将三事插入到武王两次进军之间；而且在《列国志传》中，三事发生顺序为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微子出奔，与《武王伐纣平话》中三事的顺序亦有所不同。总之，《武王伐纣平话》是将纣王、妲己之恶一并写出，只是性质相近的故事的简单罗列，而《列国志传》则将纣王、妲己之恶分作三次写出，集中于“纣立酒池肉林”“武王与子牙说伐商辛”“孟津河白鱼入舟”三节中，每次皆有彰显伐纣战争的正义性、推动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的叙事功能。
四是故事情节及相关人物形象的改造。这方面的改写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尤其是在前一叙事单元中几乎随处可见，这里仅举几个较为显著的例子以见一斑。如苏护献女朝商的故事，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纣王听信费仲谗言，号令民间和官宦之家进献美女，华州太守苏护遂送女儿妲己进京，这一段故事情节简略，苏护只是一介循吏而已，毫无个性可言；在《列国志传》中，崇侯虎进谗言，谓苏护女美貌无双，纣王遂诏苏护送女入朝，苏护一怒之下绝贡不朝，纣王命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合兵征讨苏护，姬昌一面遣使止崇侯虎之兵，一面遣散宜生往冀州说服苏护送女朝商，在这段相对更为曲折复杂的故事中，纣王的荒淫暴虐、崇侯虎的奸佞邪僻、苏护的耿直激烈、姬昌的仁厚通达，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再如文王之死的情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文王系“忽思羑里城中之囚，醢百邑考之恨，想纣王不仁之政，无道极甚，遂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临终嘱武王“只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百邑考报仇”，是仇恨填膺的叛臣形象；在《列国志传》中，西伯系伐崇数月后有疾而殁，临终嘱姬发“商虽无道，吾之家世称臣，必当尽守其职”，由《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叛臣演变为“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臣。再如费仲之死的情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殷交活捉费仲，太公并众将士剐其肉烹而食之；在《列国志传》中，则是雷震子活捉费仲，太公将其活焚于市。再如纣王之死的情节，在《武王伐纣平话》中系由殷交斩杀，而在《列国志传》中则是登鹿台自焚而死。此类改写尚多，附录“《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封神演义》内容对照表”所列较详，兹不俱述。
2.《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所直接依据的文本
关于《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所直接依据的武王伐纣故事的文本，研究者一般以为是《武王伐纣平话》，如孙楷第就曾指出，余邵鱼的《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所据殆为同一底本”，即元刊本《武王伐纣书》[48]。虽然《武王伐纣平话》与《列国志传》卷一承袭之迹显明，但细考二书，《列国志传》卷一承袭《武王伐纣平话》的说法尚不完备。如上文所述，二书无论是在人物形象还是在故事情节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如《列国志传》卷一中的殷郊形象、文王形象，与《武王伐纣平话》迥异；而在苏护进妲己、文王谏纣王、太公归周及太公伐纣等具体情节方面，也与《武王伐纣平话》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所直接依据的武王伐纣故事文本不仅是《武王伐纣平话》，而且还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之外的当时流行但今已不存的其他武王伐纣故事文本；从时间上来看，这个文本很可能就是后文讨论的《封神演义》词话本[49]。以下仅就二书在宣布纣王十恶和秦敬请神助战两个具体情节上的差异，对上述观点予以补充说明。
先看宣布纣王十恶的情节。首先，在《列国志传》卷一中，太公手书所述纣王第七条罪状是“欲乱黄飞虎之妻，君臣倒纲”，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中，黄飞虎的故事已被彻底删除了。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太公宣纣王十恶的手书系《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直接承袭其所依据的武王伐纣故事文本而来，而未加以大的调整变动，否则，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疏忽。其次，二书宣布纣王十恶的方式不同，《武王伐纣平话》系由武王、太公当面各自宣布纣王五条罪行，《列国志传》卷一则通过太公手书宣布纣王十恶。再次，二书中十恶的具体内容和排列次明显不同。十恶的具体内容和次序的差异及其拆分合并的情况，见诸下表：
这进一步证明，《列国志传》卷一中太公宣布纣王十恶的手书所直接依据的武王伐纣故事文本除《武王伐纣平话》外，还有今已不存的其他武王伐故事文本。因文本不存，其具体面貌自然不得而知，但从其所宣布的“不敬天时，以致水涝灾旱”“不重民事，以致罢业荒农”这两条为《武王伐纣平话》所无的罪状来看，这个文本显然更重视“天时”与“民事”的因素，这与《列国志传》卷一和《封神演义》的思想内容都是比较接近的。
再看秦敬请神助战的情节。在《武王伐纣平话》“离娄师旷战高祁二将”一则中，姜尚计除千里眼、顺风耳的故事与殷郊斧劈秦敬的故事先后并列，二者并无联系。在《列国志传》卷一“子牙檄降殷郊助敌”一则的正文中，姜子牙率兵攻打渑池，城主秦敬无计可施，千里眼、顺风耳乃托物为人，帮助秦敬阻遏周兵；在与正文相配的插图中，有一幅题为“秦敬求神解围”，插图的上一栏有余象斗评语：“既为天地之神，纣王无道苦虐万民，反不助西而灭纣，乃助纣臣而敌西也。以此论之，为神者亦不知兴废胜败之势也，吾详之。正神可知一千年之去来，邪神止识眼前之事矣。以此求筮问卜，多有不灵者，皆因有邪神倚正神之名于庙觅食，不知去来□乱赐筮□以误人也。”在题为“秦敬求神解围”的插图和余象斗的评语中，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殷人请神的情节，一是对正神、邪神的解说。殷人请神的情节，说明在当时的讲史故事中，助纣的反面神魔人物是由殷人请来的，这正是讲史故事得以向封神故事演化的关键一环；对正神、邪神的解说，说明当时的讲史故事中已有正神、邪神的区分，正神之所以助周，是因为“可知一千年之去来”，邪神之所以助纣，是因为“止识眼前之事”，这正是封神故事中正、邪两派形成的深层原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殷人请神的情节和对正神、邪神的区分，虽然见诸《列国志传》卷一，却为《武王伐纣平话》所无。这说明《列国志传》卷一所依据的文本，除《武王伐纣平话》外还当另有所据。
总之，《列国志传》卷一的编者所依据的武王伐纣故事文本，除《武王伐纣平话》外，很可能还包括今已不存的其他武王伐纣故事文本；从时间上推断，这个文本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业已流行的《封神演义》词话本，上述宣布纣王十恶和秦敬请神助战的情节，很可能就是《封神演义》词话本的遗迹。
二、《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的关系
关于《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的关系，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列国志传》卷一系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之间的过渡性文本，《封神演义》与《列国志传》卷一内容相应的故事当取资于《列国志传》卷一。如柳存仁就曾指出，《列国志传》卷一为“《封神演义》作者所取资”，“《列国志传》卷一为《封神演义》最后编集以前之著作，《封神》之编著者资之以增润其故事之一部分素材，复予以极复杂繁缛之加工。”[50]这种说法虽然比较接近现存“封神”系列作品的文本实际，也因此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实则尚有未备之处，这主要体现于对《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通过对三书之间关系的考察，笔者认为：就《封神演义》中的讲史故事而言，主要是袭用《列国志传》卷一的内容，对于前一故事单元及后一故事单元的结局，即纣乱天下、文王兴周和纣王自焚、武王即位等内容，承袭关系尤为明显；除袭用《列国志传》卷一的内容之外，亦有取资于与《武王伐纣平话》相近的其他武王伐纣故事之处，对于前一故事单元的开端和后一故事单元的部分内容，承袭关系较为明显[51]。以下对上述结论分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1.《封神演义》曾直接袭用《列国志传》卷一的相关内容
通过对《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二书之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比较，虽然可以初步断定二书的先后承袭关系，但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尚需对两个似乎可以不证自明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一是二书是直接的承袭关系，还是间接的承袭关系？二是二书孰先孰后，是谁承袭谁？仅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比较，我们无法得到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确切的答案，但通过对二书中相同的诗赞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答案。
《武王伐纣平话》中虽有一定数量的诗赞，但没有一首被《封神演义》袭用；《列国志传》卷一计有四十首诗赞，其中十九首见于《封神演义》，卷二的一首诗亦见于《封神演义》。这二十首诗赞中，仅云中子所做谶语在二书中完全相同，其余十九首或是基本袭用原诗而文字略有变动，或在原诗的基础上做出较大修改。通过对二书共有的这二十首诗赞的比较，笔者认为二书的关系当是《封神演义》直接承袭《列国志传》。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封神演义》有袭用《列国志传》编者余邵鱼之诗者。《列国志传》卷一第六则“西伯侯脱囚归岐周”之余邵鱼诗：
孤身出西岐，万里探亲灾。
未入羑里城，先登纣王台。
辞琴孝志在，击王怒心摧。
可惜青年杰，化为异国灰。
《封神演义》第二十回之文王诗：
孤身抱忠义，万里探亲灾。
未入羑里城，先登殷纣台。
抚琴除妖妇，顷刻怒心推。
可惜青年客，魂游劫运灰。
《封神演义》中的这首诗显然系袭用《列国志传》卷一诗，并作了若干修改，以使其更符合《封神演义》的具体故事情节和思想观念。如“辞琴孝志在，击王怒心摧”中所谓的“辞琴”“击王”，皆系《列国志传》卷一的内容，《封神演义》写“辞琴”只是一笔带过，“击王”的内容则完全予以删除，是以《封神演义》将此句改作“抚琴除妖妇，顷刻怒心推”。再如《列国志传》卷一的“孤身出西岐”“化为异国灰”，被《封神演义》改作“孤身抱忠义”“魂游劫运灰”，显然是为了照应该书的忠孝思想和天命观念。
《封神演义》亦有借用余象斗诗意而敷衍成篇者，《列国志传》卷一第十二则“子牙收服崇侯虎”之余象斗诗：
渭水溪头一钓翁，谟谋西伯扇仁风。
止凭片榜收崇邑，能显先生第一功。
《封神演义》第二十八回“子牙兵伐崇侯虎”韵语：
除奸削党安天下，才离磻溪第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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