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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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4年首次读到《北回归线》原著时算起,译者与这部作品的缘分已有二十八载。拙译《北回归线》先后有敦煌文艺版(1993)、时代文艺版(1996、1997)、中国人民大学版(2004)等几种版本见诸坊间。

    囿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译者未能对以往的版本做较多修订。

    此次再版,蒙译林出版社鼓励,译者借此良机对原译本做较为细致的修订。

    语言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化,读者的阅读习惯亦会与时俱进。据此,译者以“归化”翻译观为指导思想修订译文,如将长句缩短等,以适应新世纪的读者。

    借助新近出版的工具书,尤其是所有读书人的良师益友“维基百科”等网络资源,译者校订一百多条译注,纠正错讹之处,完善不够清晰之处,并酌情增补、删节部分条目。

    “译者序”亦有部分改动。

    此次修订,译者听取读者及专家的意见,对译文中的禁忌语进行修订,尤其是涉及性事的种种表达,使之更符合亨利·米勒的行文风格。

    所谓社会进步,似应在文学领域内也得到体现。倘若二十多年前的禁忌在今日仍是禁忌,进步、宽容、理解、多元等概念也就无从谈起。

    1989年译者初译出《北回归线》之时,虽经冯亦代先生等译界和研究界大家从中斡旋,偌大中国,多家享有盛誉的出版社竟均表示爱莫能助,不愿接受书稿。迫于形势,译者将许多禁忌语“杀菌消毒,变成了委婉语或医学术语”[1]。即便如此,译者当年仍遇到诸多麻烦,被迫向诸多懂的、不懂的、不懂装懂的、懂装不懂的责难者做出解释。其实,解释根本不是译者的职责。在这四类责难者当中,最具杀伤力者自然是具有行家头衔、别有用心的“懂装不懂”者。因此,译者看到真正在行的“海客”的批评后深以为然,真想对他道一声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你懂的”,虽然他的批评话语十分犀利。在此应特别提及的是他对语言“越界”的分析以及对译者的处境和心理的准确揣测。

    当然,我能理解译者为什么要把里面的污言秽语中性化。他在翻译的时候,也许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不一定是来自出版社的压力,也许是来自他对自己可能会触犯社会关于语言避讳的力量强大的禁忌,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意识的压力。[2]

    “文以载道”并非只是中国人的专利,自柏拉图时代起,一定程度的“载道”理念在各种文化背景的民族中均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北回归线》不至于激发读者性欲,不是色情文学作品,自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但是,犹如绘画、雕塑、音乐……文学毕竟归属于艺术范畴,与人生经验无法严丝合缝地重叠或重合在一起。时至今日,许多读者已就文学与人生的分野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有人反对因有父亲横穿铁道的描述而从语文课本中删去《背影》,亦有人反对出于暴力的理由删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涉及到其余许多文学作品(绝非可收入教科书的典范之作)中的性,这种共识似乎仍远远不够。

    米勒的作品是处于衰退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他对西方社会伦理价值观持虚无主义的看法,刻意以主观的心态探究主客观世界。他向往化腐朽为神奇式的解构,以凤凰涅槃的精神在毁灭中获得新生,即“艺术作品因为招致消亡而得以存活”[3]。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人们是否应当容许米勒这类不屑于载道或卫道的解构型、开创型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存在呢?

    过于关注《北回归线》中涉及性事的污言秽语会妨碍对作者超越时代精神的审美认知。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使一代又一代读者以生命去感悟其中荡气回肠的人生体验,其审美价值无疑是第一位的。这类作品试图以独到的方式回答柏拉图提出的、使人性无限贴近神性的那个近乎理想主义的问题:“人应当是怎样的?”

    几百年前,业余文学评论家“东吴弄珠客”论及“秽书”《金瓶梅》时以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读者的不同感受,并据此断定读者的道德水准:“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译者以为如今亦可以戏仿“东吴弄珠客”的笔法论《北回归线》:读《北回归线》而洞察人类之无助、人生之悲怆者,智者也;不细察个中原委,惺惺作态,混淆艺术与人生,无思考能力、批判能力者,庸人也。

    同译者认真交流过对《北回归线》的认识的读者人数极为有限,大约有几十位。论及作品的社会意义时,他们感触最深的不是性,而是悲观主义者亨利·米勒大彻大悟的离经叛道,他在对西方文明的无情抨击中彰显出的个性,以及接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解放倾向。在读者旁观之下,米勒向自己发毒誓,其誓言便是以绝然的态度、解构的思维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至少表现方式的不同。

    每一既成的事物都是必死的。民族、语言、种族和文化都是暂时的。从现在开始再过几个世纪,将不再有一种西方文化,不再有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如同罗马人在查士丁尼时代便不复存在一样。[4]

    在此,斯宾格勒不啻是用现代语言表述《圣经》中发人深省的大智慧:“太阳底下无新事”。换一种方式,玩世不恭的老米勒试图在《北回归线》中表明类似或相近的观点。这一结论令人悲哀,却比亘古至今以宏大叙事形式出现、自诩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种种难题、欺世盗名的“终极解决方案”中肯。

    译者希望,《北回归线》在21世纪的中国会有更多知音,至少不致落到“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地步。

    感谢《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与《飞天》合并)总编、资深文学批评家、出版家谢昌余先生和兰州大学资深教授吴小美先生。二十年前,他们慧眼独具,联袂玉成《北回归线》在中国大西北首度付梓。

    感谢兰州大学法语讲师高清,她不辞辛劳,助我澄清几处法文疑难问题。

    感谢译林出版社编辑方芳。

    注 释

    [1].谈瀛洲,《被阉割了的<北回归线>》,《万象》,第四卷第十一期(2002年11月),第82页。

    [2].同上,第89页。

    [3].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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