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计前嫌，收服大才之心

    在官场中，很多重臣都经常将一些心腹安插到各个重要职位上。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王安石没有培养一些心腹，而且王安石也不善于拉拢人。当时，反对变法的都是一些朝中大臣，而王安石不仅没有想办法拉拢，反而大量起用新人。其实，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张居正在了解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症结所在后，深刻地吸取了教训。于是他在起用一些新人的同时，他还不计前嫌地拉拢才华出众的旧臣。

    高拱在朝时，其势力非常大，因此很多官员都依附在高拱的羽翼下。在高拱倒台之后，张居正正式接任，并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是张居正和冯保一起扳倒了高拱。这样一来，曾经依附在高拱门下的大臣们便开始不安，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张居正一定会借这次机会，彻底将朝中高拱的心腹大臣全部清理干净。

    高拱在用人方面十分高明，他的心腹大臣全部是出众之人。比如，张学颜、殷正茂等。虽然之前张居正想方设法排挤高拱，但是在高拱被革职后，张居正并没有为难高拱的心腹大臣，反而更加重用这些人才。

    在张居正的举荐下，殷正茂被任职为广东提督，并且在平定当地动乱和倭寇侵扰的过程中政绩十分突出，张学颜被升任为户部尚书。在张居正改革时，张学颜在清丈田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不仅如此，就连当初高拱最信任的大臣张佳胤，最终也投到了张居正的门下。

    张佳胤曾经是高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并且他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在高拱的提拔下，他很快被升任为应天巡抚。但是张佳胤到任后没多久，高拱就倒台了。张佳胤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他认为自己不曾做过坏事，所以没必要因为张居正上台而不安。然而，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发生的一件民事诉讼案让张佳胤觉得十分为难——被民众告上官府的人竟是徐阶的三儿子。人们都知道，徐阶在辞官返乡后，经常遭到高拱的打压。其实，正是因为徐阶教子不严，所以其三个儿子在当地为非作歹，而高拱也借机将徐家彻底扳倒。当时，徐家的财产全被充公，而且徐阶的两个儿子也被发配到边疆地区。最后在张居正的极力劝说下，徐阶的三儿子才避免了灾祸，留在了徐阶的身边。而在高拱倒台、张居正掌管内阁之后，徐阶的三儿子又开始胡作非为，硬是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于是被人家告上了官府。

    在了解到这个案子的始末之后，张佳胤开始犯难，他很想为民做主，但是又知道徐阶是张居正的恩师，而且这个阶段，官场上还有一些传言称张居正开始清理高拱的一些旧臣了。在这个敏感时期与张居正作对，下场肯定好不了。但是作为父母官，如果纵容徐阶的三儿子，那么就对不起百姓对自己的信任。在张佳胤反复思量之后，他决定辞官。

    张居正在收到张佳胤的辞官信之后，也十分为难。虽然张佳胤的信中只是称自己做事的能力还不成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担当此职，而并没有提及关于徐家的那件案子，但是聪明的张居正怎能看不出其中的原因。张居正明白，朝中流传自己要拿一些曾经依附于高拱的旧臣开刀，而张佳胤也正因为受此影响所以才要求辞官的。张佳胤的这件事虽然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如果此事处理妥当，就能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而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收到了徐阶的来信。信中的意思很明了，一方面，徐阶想要张居正帮他澄清高拱所加给他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另一方面，徐阶想要张居正平息自己的小儿子闹下的这场官司。

    这下张居正是真的犯难了——一个是自己多年的恩师，另一个是他想借此安抚朝中大臣的重要棋子。无奈之下，最后张居正想到了用“开诚布公”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不管在处理什么事情上，一向是单刀直入，从不拐弯抹角。比如，在当初杨继盛一案时，张居正明知道以徐阶的立场是不会答应帮自己的，但是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高拱在为难徐阶时，为了解救自己的恩师，他明知道高拱心胸狭窄，但是张居正还是直接找了高拱。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张居正这个人心有城府，但是他的这种处世方式往往达到的效果都非常好。

    最后，张居正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恩师徐阶的，另外一封是给张佳胤的。在给恩师的信中，张居正用真挚的语句叙述了这些年来老师对自己的恩情，然后表示对高拱曾妄加给老师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定会帮老师彻底澄清。而对于另外一件事，张居正详细地说明了现在朝中的局势，而这件案子虽然看起来是普通的民事诉讼，但是它牵扯的范围是十分广的。在看完信中的利害关系之后，徐阶也能体谅张居正的难处，因为徐阶也曾担任过首辅大臣，他也明白一切都应当以大局为重，一旦张居正在这个敏感时期废除张佳胤，其结果便会造成官场上人心惶惶。

    在写给张佳胤的信中，张居正首先直率地点明了张佳胤真正所顾虑的是什么，而对此自己也是非常理解的。在信中他还透露，其实当初是他张居正先发现张佳胤这个人才的，虽然没有机会深交，但是张居正曾多次在皇上面前极力引荐，所以张佳胤才被朝廷重用。这样说起来，张佳胤之所以高升是因为张居正的提拔，而不是高拱，所以张佳胤也算是张居正的门生。

    不管事实是真是假，但是张居正的这些话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信中张居正又说：“不管当初你是由谁提拔上来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不管是我身处的这个职位还是你身处的那个职位，其实都是在为国家效力。君子为了效力国家，作风应当坦坦荡荡，你又何必钻牛角尖，非要分清楚是谁依附于谁的不可呢？如果你一直固执地这样认为，那么怎能对得起自己满腔的报国热血以及满腹的才华呢？”

    在信的最后，张居正又对张佳胤的才华大大地赞扬了一番。

    由于张居正的这些话字字直击要害，所以在张佳胤看完之后，觉得既羞愧又内疚。最终，张佳胤被张居正的这些话打动，放弃了辞官的想法，并且秉公处理了徐家的案子。

    在此后的日子里，由于张佳胤一直勤勤恳恳地做官，所以在万历年间，张佳胤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并且成为万历年间的名臣。

    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为官的高明之处——不但安抚了朝中一些大臣动荡不安的心，而且他还彻底收服了张佳胤这个满腹经纶的大才。

    2.清除官道上的挡路石

    张居正借张佳胤一事留住了一些旧臣的心，而这些旧臣也逐渐开始效力于张居正。但是对于曾经高拱手下负责监察的那些官员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命了。当时负责监察的是六科给事中以及都察院御史，他们主要负责监督各个部门的工作，一旦发现有违反条例的人便立即上疏弹劾。

    当时朝廷之中，很多官员都将心思用在如何揭发同僚上了，经常出现你弹劾我，然后我再搜集证据弹劾你的情况。张居正虽然地位十分稳固，但是他也很清楚，言官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弊端，但是这种由祖宗传下来的制度他又无法取消。

    在张居正看来，大部分言官在朝中都十分嚣张，除了弹劾别人或者议论朝政，其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他们不但没有为国家作出任何贡献，反而还一次次地拖国家的后腿。由此可见，张居正对这些言官非常反感。于是，张居正下定决心要彻底地整顿言官一番。因此，张居正在上台之后便开始对官员进行考察，也就是“京察”。以前“京察”是每三年才进行一次，张居正提前举行“京察”，是想趁这个机会撤掉一些言官的职位，而被撤职的言官大部分都曾经是高拱的门生。

    这次整顿，使很多人都认为张居正是借机对某些官员进行报复。而实际上，站在朝廷的角度上来看，张居正的做法是有利而无害的。

    首先，当时朝廷中的局势非常混乱。虽然言官的品级非常低，但是言官这个职位却非常重要。因此，很多官员都想拉拢一些言官作为自己的心腹；同时这些言官为了能一步青云，因此也愿意依附于品级较高的官员。如此一来，朝廷中就形成了十分明显的派别现象。

    而高拱手下的那些言官与张佳胤等人是不同的，因为那些言官在高拱下台后所表明的立场十分明确，那就是绝不会依附于张居正。因此，张居正下定决心要清除这些潜藏的威胁。

    其次，张居正进行的这次朝政清理不仅仅是针对高拱的旧臣，一些经常争强好斗的官员也被撤了职。张居正曾经说过，那些经常议论朝政和那些经常与同僚争论的大臣，对整个朝廷来说，是有害而无利的，甚至会扰乱朝政。

    其实，张居正的这些做法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一旦开始施行改革，这些大臣就极有可能会成为挡道石。而改革最需要的便是意见统一。不仅如此，为了让官员们一心做事，不受言官干扰，张居正在上台后还大肆裁减合并了一些书院，而这也使他背负了专制的名声。

    其实，张居正的这些做法完全是为国家考虑的。他想为那些工作兢兢业业并为朝廷效命的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张居正担任首辅大臣后，他的同乡和校友都联系他，希望能得到一官半职。这其中有一个叫汪伯昆的人，他是张居正读书时的同学。汪伯昆与另外一位叫王士祯的人并称为诗坛两大领袖。当时汪伯昆在湖北做巡抚，在听说张居正当上首辅后便写信，意思是想通过张居正能调往京去工作。张居正收到信再三考虑后，认为汪伯昆是个有能力的人，而且资历也比较老，于是他就将汪伯昆调来京城担任兵部左侍郎。

    汪伯昆上任之后，张居正为了考验他的能力，便给他安排一项任务，那就是到西北各地区考察军事设施。汪伯昆先到蓟辽，当时蓟辽的总兵是戚继光。当他到蓟辽后，首先做的不是听当地官员汇报，也不是探讨任何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而是召集当地的文人进行吟诗作赋。

    张居正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在汪伯昆回到京城之后，写了一封奏疏给皇上。奏疏中汪伯昆汇报了他巡察西北地区的军事情况和结果。张居正在看完奏疏之后，直接批复了八个字：“芝兰挡道，不得不除”。其中的含意就是，你汪伯昆是出名的诗人，但是兵部是国家军事的重要部门，不是用以吟诗作赋的地方。最后，汪伯昆因此被撤了职。

    3.造就千古名将戚继光

    在用人方面，张居正从不徇私情。凡是被张居正重用的人，都是具有大才的人。不管是亲人还是仇人，只要有才华有能力，张居正都会加以重用。张居正上台后就曾说过：“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根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

    刑部尚书王之诰与张居正是亲家，其职位也是由张居正大力提拔而来的。但是王之诰确实是一位贤才，在任职之后做出了十分突出的政绩。所以，张居正在提拔人才时，朝中的官员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被张居正加以重用的人一定是大才。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才能，即使是朋友或者亲属，张居正也不会徇私用人。因而，张居正在朝执政期间，其用人之道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隆庆元年（1567年），正是张居正进入内阁的时候。当时明朝的兵力非常松懈，边防更是无纪律可言。俺答再次侵犯中原，在张居正与高拱的合力下，边防才渐渐有了起色。张居正明白，边防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他上台之后便开始调兵遣将，整顿军事。

    张居正经常与一些边防将士通信，了解当地的军事情况，并且再加以部署。由于张居正知道边防将领的挑选关系着国家的安宁，所以他在挑选边关将领时，既要求英勇善战，还要求将领一定是足智多谋的人。而张居正一旦挑选了合适的人选，便会无任何顾虑地将各个要塞交予对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的用人不疑。

    当时明朝有很多有名的将领，包括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等。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北方的俺答与南方的倭寇才无时无刻不胆战心惊。而这些将领中最有名的便是戚继光与李成梁。

    隆庆元年（1567年），北方边防的兵力懈怠，于是张居正便将戚继光派往蓟州担任主帅。

    戚继光祖籍是山东登州卫，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他的父亲是军中将士，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继承父亲的职位，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主要负责当地的海防，防止倭寇的侵犯。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夏，戚继光由于功绩突出被提升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在后来的十余年里，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都留下了戚继光的功绩。《明史》上这样评论他：“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

    张居正进入内阁后，便将戚继光调往北方，管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的军事。可以说，这个职务是张居正专门为戚继光特设的。目的是想让他多带兵。但是，与之前的职位相比，戚继光此时的职位却是降低了。那个时候的张居正虽然身居内阁，但是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做主的。对于当时的情况，张居正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便上疏隆庆皇帝，将戚继光改为总理兼镇守大将。

    戚继光起初到北方时，军中纪律十分混乱，于是他便和谭纶商议，从浙江调来了三千名浙江兵。浙江兵最初便是戚继光亲自训练出来的，每一名普通士兵都能担当要职，军中纪律也是非常严格的。三千名浙江兵到达北方时，正好赶上下大雨。三千名士兵就站立在大雨中，从早晨一直站到晚上，却没有一名士兵喊累。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北方边防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戚继光没有辜负张居正的厚望，在上任后便着手开始练兵，随后又从浙江地区招募民众负责屯垦，从而解决了一直以来军粮短缺的问题。

    戚继光有两个值得骄傲的发明。第一个是“马步车”。由于身处平原，因此蒙古骑兵十分彪悍。于是，在与蒙古骑兵的较量中，戚继光就想到了用大量的车围成堡垒状，然后将骑兵以及步兵藏在堡垒后。敌人冲过来，骑兵首先与他们厮杀，同时车辆列阵，一旦有大军逼近，骑兵便立刻退回车阵里。等到敌人的骑兵到了近前之后，所有兵力再一起上，这样就会让敌人摸不清动向，最终致使其队形散乱。这样，曾经善战的蒙古骑兵在戚继光面前就讨不到任何好处。

    第二个发明是“空心台”。原本京城附近的围墙是由明朝初期的大将徐达建造的。在嘉靖年间也曾屡次修补过，但毕竟是时间久了，因此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损坏的现象。而整个蓟镇的边防长达两千里，如果某一处有了损坏，那么整个边防就都会陷于危险之中；如果每年都出现损坏，每年都进行修补，自然就十分浪费人力和财力。戚继光考虑到这些问题后便上疏朝廷，建议在墙外面修建空心台，也可以称之为“敌台”。空心台高五米，里面呈中空，内设三层，上面设有雉堞，里面可以住上百人，并且可以储存铠甲、粮草、器械。士兵可以在里面时刻观望周围的环境，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士兵也能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兵力。

    对戚继光的建议，张居正是十分赞同的，并且他还亲自前往并监督建造空心台。经过三年的努力，共建造了一千二百个空心台，然后从浙江调来了兵力九千人，负责边防的防守。至此，蓟州这个明朝曾经的羸弱之地变得坚不可摧了。

    其实戚继光在最初调到北方时，很多巡抚和兵部的人都十分排挤他。戚继光在平倭中的功绩十分显著，因此这些人就以“南方兵不适合来北方”的理由反对戚继光的就任。此时张居正作出了回应，称戚继光的才能并不是只局限于一个地方，在南方可以施展才能，那么在北方也同样可以。

    在隆庆年间，由于戚继光的整军方法比较特殊，很多官员对此十分不满，致使戚继光险些遭受灭门之灾。而张居正一直坚持重用戚继光，并且张居正认为，戚继光的行事作风比较特殊，因此他才是可以成大事的人。

    张居正任首辅一职以后，便将谭纶升为兵部尚书，而谭纶也是戚继光的好友。接着张居正又将自己的心腹梁梦龙调到蓟辽，接替谭纶的蓟辽总督一职。这样戚继光就可以放心地施展才能了，即使再有一些人反对，谭纶和梁梦龙也会及时地给予援助。

    张居正十分清楚戚继光性格中的不足，每次他在给戚继光的书信中总会极力地教导，并劝说他不要一味地贪功，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谦虚谨慎。张居正的这些话是有明显效果的——戚继光的脾气因此收敛了很多。

    在镇守蓟州的时间里，戚继光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不仅根据蓟州的地形总结出一套独特的军事训练方法，而且他还摸透了蒙古骑兵的作战方法。此外，他在加紧训练的同时还大力地整顿边防。

    戚继光守护蓟州的十六年间，百姓安居乐业，蓟州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华景象。可以说，这些不仅是戚继光的功劳，同时也是张居正善于用人的功劳。

    后来，由于戚继光的军功非常显赫，于是他被升为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最后成为千古名将。

    4.重用大将之才李成梁

    李成梁是朝鲜后裔，《明史》上记载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虽然当时李成梁的家境十分贫寒，但是张居正认为李成梁是将才，应该加以重用。

    李成梁从小在辽东一带长大，对蒙古鞑靼的罪行深恶痛绝。隆庆元年（1567年），蒙古的土蛮部落侵犯永平府，李成梁因为及时援助而由参将升为副总兵，驻守辽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李成梁开始初露锋芒。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土蛮一族再一次侵扰辽东。战役中，辽东的总兵王治道不幸战死，辽东一带向京城告急。而当时的副总兵李成梁接替总兵的位子。李成梁继任以后从容不迫，在积极选将的同时大肆招兵，最后逐渐地稳住了辽东一带紧张的局势。

    隆庆五年（1571年），李成梁带领将士反守为攻，将侵犯中原的土蛮人围堵在卓山下，并斩杀了五百八十多人。因为明朝在与鞑靼的较量中从未占到过便宜，因此李成梁这次的功绩是十分显赫的。

    万历年间，李成梁带领的辽东兵更是威武，比较出名的便是那几次追敌二百余里，斩杀数百人的战役。在辽东平原上，由李成梁带领的辽东军所到之处，土蛮部落的精锐被杀得零零散散，致使其昔日的威风不见了踪影。

    其实，李成梁所打的这些战役中有很多都是由张居正谋划的。但是也只有李成梁这样的天生大将之才，才能将张居正的计划展现得如此完美。而张居正也认为李成梁是可造之材，并且经常请旨要求朝廷为李成梁加官封赏。

    屡立战功的李成梁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欣赏。据记载，万历皇帝曾经举行仪式告谢太庙，并在皇极门向百官告捷。后来，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李成梁步步高升，加封为太子太保，后又加封为世萌锦衣指挥使，封号宁远伯。可谓是恩宠无人可比，而且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非常争气，屡次立下战功。

    由李成梁所带领的辽东军犹如雄狮一样屹立在辽东二十二年，他的威名广传，令鞑靼各部都闻风丧胆。

    在被加官封爵之后，李成梁变得更加勇猛。万历十年（1582年），速把亥侵犯辽东，李成梁接到消息后率兵在镇夷堡各处埋伏下伏兵，待速把亥入境之后便将其一举歼灭，致使侵犯辽东二十多年的祸患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李成梁带领的军队下。

    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提拔下，屡次创下了无人能比的功绩，并被记录于史册。《明史》中这样形容李成梁：“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然而，李成梁也有他不足的一面。有记载称，他奢侈无度，贵极而骄。对于朝廷派发给辽东军的军费以及辽东地区的马政、盐业等方面，李成梁无不借机中饱私囊，而且后来他还经常向朝廷谎报军功。有时候为了邀功，李成梁甚至放纵自己的属下杀一些平民，然后取下他们的首级来冒充敌人的首级。

    其实，那个时期的明朝经常会出现一些滥杀平民，用他们的头颅冒充敌人的头颅去邀功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在当时属于流行了百年的弊端，所以一时间没有人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而李成梁的下属更是肆无忌惮，经常会在战后杀害边境的一些百姓，然后割下他们的头颅按照蒙古人的风俗稍加改变，冒充敌人的头颅交给兵部。通常，兵部只清查人头的数量，其他的则一概不管。

    虽然李成梁的这些做法瞒过了朝廷，但是地方上的一些官员看不惯，便站出来说话了，可统统都被他排挤下去了。而很多言官也试图向朝廷弹劾李成梁，但最终都没能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张居正将李成梁的一举一动都观察得十分透彻，但他却认为李成梁对于辽东甚至整个明朝来说，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所以张居正从未想过要撤换李成梁。

    因为李成梁这个人可算是非凡之人，更为关键的是他所带领的士兵也确实有抵挡百万大军的能力，所以在辽东军事方面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和他的军队。而张居正是一个凡事都以大局为重的人，所以对于李成梁的所作所为他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但是张居正却一直派人暗中观察李成梁的所有动向。也就是说，张居正对李成梁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了如指掌。因而，对于李成梁的恶性，张居正一直是恩威并用，致使李成梁对他服服帖帖的。

    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李成梁犯下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向朝廷告急，称土蛮部落再次侵犯中原，兵力有二十多万，而且他还称土蛮骑兵前锋已经到达边境的大凌，请求朝廷尽快拨些军粮以应急。

    辽东的巡抚张学颜在收到消息之后，赶忙派人快马加鞭地前往京城告知兵部。兵部闻讯惊慌失措，久久想不出对策。而万历皇帝在得到此消息之后也十分震惊，他急切地问张居正：“形势怎么样了？”张居正冷静地想了想，并且仔细地分析了当前的状况：现在是大暑天，而且大雨不断，根本不利于蒙古骑兵的作战，而且一向狡猾的蒙古人也不可能不了解此时不是他们侵犯的好时机。于是，张居正下令让戚继光作好防守，并且调兵前去支援。另外，张居正还派遣宣府巡抚吴兑前去察看敌情。

    很快，戚继光和吴兑便都给出了回应——根本没有蒙古人侵犯的事情发生，而是李成梁想杀一些平民冒领军功。

    张居正在收到此消息之后非常恼怒，便向朝廷请旨，要求对兵部及李成梁给予严惩。

    有记载，张居正是这样训斥兵部的：“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虽然张学颜和兵部尚书杨博同是张居正的心腹大臣，但是即便这样张居正也没有维护他们，而是对李成梁等人进行了严惩。

    蒙古的一个鞑靼部落在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与土蛮一族发生争执，于是有七百多名骑兵跑来投奔明朝。这时，李成梁的一名下属动了杀念，于是带领部下掩杀了前来投靠的鞑靼部落，共斩下四百七十个人的首级，并且掠夺了大批的牛羊。之后，李成梁便向朝廷上报，称蒙古兵来袭，但是明兵已经将他们全部斩首。朝廷在接到上报之后，万历皇帝举行了告庙仪式，并且对李成梁及其下属进行了嘉奖。而这个时候，张居正正在江陵探亲，接到下属官员的报告之后感到十分诧异，于是他便写信给兵部尚书方逢时。信中他这样说：“辽左之功，信为奇特。”信中的意思很明显，既然蒙古鞑靼是想偷袭，那么还带那么多牛羊做什么？既然是七百余骑兵前来偷袭，那么肯定是要作好充足准备的，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束手就擒。

    张居正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而最后兵部也查明了真相。但是万历皇帝已经作出了相应的表彰，自然不能让天下人看笑话。因此，张居正只能让心腹大臣透漏消息给李成梁。大体意思是：你的所作所为我看得清清楚楚！李成梁也明白，不管自己做什么都逃不过张首辅的“法眼”。自此之后，李成梁再也没有做过欺上瞒下的事。

    其实，从当时的整个朝政的局势来看，张居正对李成梁的重用十分有战略头脑。而张居正也屡次向人澄清，称自己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没有任何私心，都是因为戚继光、李成梁等人是能为国家做事的人。

    继戚继光和李成梁之后，张居正又重用了功绩突出的王崇古，以及满腹谋略的方逢时镇守西边大同和宣府。在他们任职之后，修整边防、开屯粮田、紧迫练兵，使得各地的防御能力提高了很多，从而致使那些经常侵扰中原边境的蒙古鞑靼每次都捞不到好处，最后只能迫于无奈与明朝进行和平的贸易往来。

    5.选用人才一向不拘一格

    其实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曾实行过人才方面的改革。那个时候，高拱提倡“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后来张居正全面接手内阁之后，并没有废去高拱的政策，也极力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甲科未必尽良吏”。意思就是说，针对那些已经为官的人，应该注重其政绩，而不应一味地注重其出身。

    万历三年（1575年）六月下旬，张居正下令各地官员在向朝廷举荐下属时要遵循“凡有司贤否，一体荐核，毋得偏重甲科”的道理，并且朝廷规定：在考选地方官员的时候也要遵循一定的比例。在任用地方官员时，要在不降低个人水平的前提下，按照进士四分之三、举贡人员四分之一的比例进行。虽然这种比例不一定完善，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张居正打破常规选用人才的良苦用心和决心。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他为朝廷、百姓作出过很多贡献，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打破常规任用潘季驯。

    万历六年（1578年），桃源北崔镇的黄河决堤，而最终导致淮安、扬州两府之间的高邮、宝应等地都被大水淹没。朝廷在接到上报后，万历皇帝也像往常一样，让张居正拿主意。张居正意识到黄河决堤问题是大患，而为了能找到治理黄河的办法，张居正可谓是寝不安席。

    朝廷中管理河道以及漕运的大臣，对于此事也分为两派意见。两派一直争执不下，对于黄河治理这个问题，张居正在短期内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不过，张居正虽然对黄河治理方面了解不多，但是他很清楚此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尽管当时朝中的两派大臣相争不下，但张居正并没有理会太多，而是专心地寻找在治理黄河上有潜力的人才。

    在张居正的多方打听下，他听说从前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人。这个人的官级非常低，但是他参与黄河和漕运的治理已经好多年，而且在水患治理方面非常有经验。但是因为他官级太低，所以他的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而他也因此一直得不到上级的提拔。

    张居正在听说有潘季驯这个人之后，便亲自前往拜访。张居正的突然拜访，使潘季驯感到很吃惊。

    张居正进入潘府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些模拟黄河的水道模型。通过模型的每个细节，张居正就能看出潘季驯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治水人才。

    得知了张居正的来意之后，潘季驯将自己治理黄河方面的想法以及见解都说了出来，而张居正听得非常认真，同时他也从中确定了潘季驯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治水人才。因此，张居正下定决心，要破格任用潘季驯来担任治理黄河的工作。为了避免官场上的一些争执给潘季驯带来麻烦，张居正上奏，要求万历皇帝批准将治理黄河的河道以及漕运的两个部门合并在一起，然后交由潘季驯全权管理。

    在治理黄河水患这件事上，张居正将所有的大权都交到了潘季驯的手上，并且张居正还帮助他扫清了一切工作上的障碍。潘季驯对张居正对自己的提拔十分感激，因此他下定决心不辜负张居正的厚爱。而事实证明，潘季驯最终没有让张居正失望。

    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潘季驯提倡“塞决以导河”以及“固堤以杜绝”的政策，并且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水患问题。期间他筑坝一百七十多里，堵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筑遥堤五万六千多丈。在黄河水患问题上，潘季驯发挥了自己全部的智慧，以致到后来数年，黄河都没有再出现过决口的现象。百姓们因此爱戴他，朝廷也因此重用他。

    潘季驯在官途青云直上以后，并没有忘记张居正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后来在张居正死后，朝廷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的时候牵连了整个张家，当时潘季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维护张家。因为那时潘季驯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的威望都极高，所以万历皇帝看在潘季驯的面子上才没有为难张居正的后人。

    由此可见，张居正极为善于用人，不但为朝廷选拔了大量的人才，而且也为他自己积累了大量的人脉。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张居正的知人善任。那就是张居正破格任用黄清担任通判一事。黄清一向为官清廉，在当时有“天下第一等清官”之称。他不仅才智颇高，而且应变能力极强。

    后来，黄清被升为嘉兴的同知，并且他还主持修建了海盐县的海塘（海塘总长二千七百余丈）。在这项工程中黄清不仅为朝廷节省了很多费用，而且他还以极短的时间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

    由于黄清比较偏执，因此他与同僚之间总会出现一些矛盾。而张居正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顾虑，还是将黄清提拔为两淮盐运特使，并放心地让他接手修建漕河最重要部分的一切事由。当时漕河最关键的部分是高宝内堤，而修建内堤这项工程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在黄清被调任到那里以后，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使这项工程全部完工。因此，张居正十分欣赏他的能力，并且将他提升为太仆卿。

    黄清过世以后，当时任职总理河道大臣的潘季驯上疏，建议朝廷为黄清立祠。因为黄清只是一名编制外的官员，所以这封上疏震动了整个朝野。而张居正却不顾大臣的议论，毫不犹豫地批准了立祠一事。

    张居正在用人方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比较重用循吏。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中有循吏一词，而在当时“循吏”的意思通常是指一些具有干实事精神的官员，而这些人比较固执，往往一定要将事情做好，并且认为结果代表一切。一般，这种人都不太注重名声等虚无的东西，大多为官比较清廉。张居正认为，如果整个朝廷能多一些循吏，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很有好处的。

    张居正在重用循吏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而实际上，对于当时由文官主政的朝廷来说，张居正的想法是非常实用的。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因为大部分官员都比较务实，所以万历年间才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在变革期间，张居正十分清楚什么样的人才能用，什么样的人才不能用。而不用海瑞就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

    虽然海瑞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清官，但是在张居正任首辅期间他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海瑞思想比较保守，在改革中常常与张居正唱反调。张居正对朝廷的事宜采取的措施大都有革新的意思，而海瑞却一直坚持要恢复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制度。第二个原因是，海瑞比较顽固，他所认定的事大多不能改变，而张居正也意识到了这点。这使得张居正认为海瑞肯定会阻碍到变革的进行，所以在任首辅期间没有重用他。据说，海瑞在辞官时写了一封奏疏，其中语言过激地讽刺了张居正与朝中的大臣，因此使他陷入了孤立状态。

    6.坚决不用顽固不化的海瑞

    海瑞为官极为清廉，那么为什么张居正不肯重用他呢？

    海瑞为官清廉，做事雷厉风行，性格极为固执。在民间只要说起海瑞，大家都会想起他带着棺材向嘉靖皇帝上疏的事情。

    据说，嘉靖皇帝看完海瑞的奏疏后十分生气，于是便对太监说道：“别让这个人逃跑了，速速去将他押过来。”太监回答道：“皇上，这个人似乎没打算要逃跑——他是带着一副棺材来的。”嘉靖皇帝听完之后感到十分无奈，于是又将海瑞的奏疏看了一遍，说道：“真是比干一样的人物啊，可我不会做昏君！”最后，嘉靖皇帝并没有处死海瑞，而是将他打入大牢。

    在嘉靖皇帝死后，徐阶出面将海瑞从牢中放了出来。由于海瑞在民间声望高，而且为官清廉，徐阶打算重用他。于是，海瑞被调到了江南，担任应天府巡抚，管理南京周围最富饶的几个地区。

    海瑞是个顽固不化的人，他上任之后坚决不坐轿子，而是每天骑驴出门。因为他每天骑驴出门，而作为他的下属当然不能逾越，所以很多跟随他的人都想要调走。

    在海瑞的管辖地，一般如果穷人和富人打官司，最终总会是富人输；没有势力和有势力的人打官司，那么最后有势力的人就必输无疑；如果哥哥和弟弟出现矛盾打官司，那么最终就是弟弟输。时间久了，一些当地有钱的人都开始惧怕他，甚至很多大户人家为了躲避他，搬离了他的管辖地。由于没有这些大户人家来纳税，州府就变得越来越穷。

    海瑞在应天府任职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相比之前少了三分之二。这使得海瑞干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开始骂“全天下满是妇人”。最后，在无奈之下，海瑞便辞官回乡了。

    在生活中，海瑞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古怪的人。在海瑞为官期间，海瑞是唯一一个不接受钱财贿赂的人。据说，海瑞家里一年只吃一次肉，即在他母亲过生日时才能吃一次。由此可见，海瑞家的生活十分拮据。

    海瑞非常注重孝道，而他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在海瑞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导他“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也就是说，不能与其他小孩子一起玩，因此海瑞小时候经常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海瑞三四十岁时还跟自己的母亲睡在一个屋子里，而且一旦妻子与母亲出现了矛盾，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刻休妻。据说，海瑞的前两任妻子都是因此被休。而海瑞的第三任妻子以及当时的一个小妾都在一个月内暴亡。有一些官员因此还弹劾过海瑞，称海瑞的妻子和小妾都是被他给逼死的。

    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及清代沈振辑的《野获编外补遗》都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海瑞的清廉，家中变得越来越穷。有一次，海瑞看到自己五岁的小女儿在吃烧饼，然后便问她烧饼是从哪里来的。女儿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海瑞在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张三是看那么小的孩子挨饿于心不忍，因此出去买了个烧饼给她。海瑞听后非常震怒地说道：“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意思就是，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要男人的东西吃，你是我的女儿，即使饿死也不应该做这种事。为了洗刷耻辱，你真该饿死。于是，海瑞的女儿在听完这些话后就绝食而死。

    孟子曾说过：“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意思就是说，嫂子如果掉到了河里，小叔子伸出援手将她救上来，即使他们拉手了，那么他们也不算违反“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节。而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从一个男人的手中接过一个饼自然不值得一提。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出海瑞有多么的极端。

    任首辅以后，张居正下令让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向朝廷推荐良臣。该条令下达到官员那里以后，很多人都极力地推荐海瑞。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杨博还私下找到张居正，夸赞海瑞清廉能干，并提议张居正能考虑重新起用海瑞。但是最终，张居正仍然没有起用海瑞。其实，张居正也觉得海瑞的人品非常不错，但是这不代表他就能做一个好官。

    在官场之中，想要做一个既利于朝廷又利于百姓的好官很难。而海瑞的原则性很强，又很保守，如果起用他，在张居正看来只会阻碍到改革的进度。

    其实，张居正不肯用海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海瑞的名声很高，如果要重新起用他，就要给予他比过去更高的职位；而如果给他更高的职位，那么他会更加顽固地施行他的那套理论，成为张居正改革路上的顽固绊脚石。因而，张居正坚决不用海瑞。

    张居正死后，海瑞虽然再次复出，但是他也只是担任应天府负责纪检的小官职，因而一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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