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父亲的离世

    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可谓是官路青云直上——成功推行改革，并且通过他的努力，整个明朝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当然，明朝能达到如此鼎盛的时期，张居正的功劳是无人能及的。其实，看到自己所作出的贡献，张居正也经常私下里为自己感到骄傲。

    但是，在一个人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能太过于得意，尤其是在官场之中更需要谨慎，因为太过于得意常常会为自己招来麻烦。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而这句话也正是张居正那时的状态。在张居正为自己推行的新政而扬扬得意的时候，一个大麻烦找上了他。

    这个突然降临的大麻烦将权倾一朝的张首辅卷入了政治浪潮中。那么，这个大麻烦是什么呢？这要从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开始说起。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年轻的时候，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一直发奋读书，并一次次地参加乡试。在张文明二十岁那年，家里走后门帮他通过了当地的初级考试，因此使他得到了秀才的称号。后来，他不断地参加考试，但每次均以落榜告终。因而，最终他也没能考中举人。

    在那个时候，如果考不中举人地位就比较低，甚至秀才还不及富裕的屠户。到张文明四十岁的时候，儿子张居正考中进士，然后进了翰林院。这个时候，张文明彻底死心了，于是他决定不再参加考试。儿子张居正的官途青云直上，这让他欣慰了不少。

    张居正发达了，他的整个家里也跟着耀武扬威起来，尤其是张文明，仗着儿子的官职大，他就开始作威作福。在乡里，他仗着儿子的名声横行霸道，致使乡里的百姓对他怨言颇多。

    其实，对于父亲的行为，张居正是再清楚不过的，而且他也曾写过信劝说父亲，但父亲仍旧我行我素，没有任何改变。由于在当时家中的小辈是不可以顶撞长辈的，如果小辈顶撞长辈，就会被说成“忤逆”，会被人唾弃。张居正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写信给地方官员，希望他们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对他父亲多多包容。

    万历五年（1577年），七十四岁的张文明得了重病。按理说，此时所有的子孙都应陪在他的身边。但是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没办法离开朝野，因为万历皇帝也在这个时候准备成亲，并且将成亲大典的一切事宜都交给张居正来处理。张居正在收到父亲病重的家书后十分犯难。毕竟在这个重要关头是不能回乡探亲的。但是，十分注重孝道的张居正又想陪伴在老父身边，这使他情绪极为低落。而万历皇帝也发现了张居正的异常，并将此事告诉了皇太后。

    皇太后在了解到张居正的父亲病重这件事以后，便派内监代表朝廷，前往张居正的故乡探望，并且皇太后还赏赐了很多东西给张府。

    张文明这个人虽然平时作威作福，但是在收到皇太后的赏赐之后却变得深明大义起来。对朝廷所给的赏赐，他感激涕零，并且拜请内监向皇太后转告他的心声：“皇恩浩荡，今生我张文明没有机会再报答朝廷了，就让张居正代表我们张家效忠朝廷吧！”

    张居正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更加深了对朝廷的感激，一时之间他便不敢再有回家探亲的念头。但张居正依旧十分矛盾——作为朝廷的臣子，他理应尽职尽忠，而作为儿子，他又理应尽好孝道。可是以现在这种不能两全的情况，他又怎能不矛盾万分呢？最后，张居正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他写了一封家书给自己的叔叔，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矛盾，并且将自己想要将双亲接到京城来尽孝道的想法告诉了叔叔。但张文明获悉这个消息之后便大发雷霆，不但不同意张居正这样做，还专门写信斥责了儿子一通。

    虽然张文明一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他的文采却非常好，因此他的家书写得非常漂亮。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肩巨任者不可以圭撮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寻常论报，老人幸未见衰，儿无多没不然之虑，为老人过计，徒令奉国不专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肩膀上有重任的人，绝对不能用勺子来计算功劳，而受过大恩的人，更不能仅仅只用寻常的手段来报答，如果只挂念家中的老人，那么就不能专心地报效国家。

    张文明当然知道儿子的苦心，也知道不管自己怎样劝说，儿子还是会为自己担心。为了彻底打消张居正的思家念头，更为了张居正能一心一意地报效朝廷，张文明想出了一个计策，那就是每天他命令仆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和一些平日的老友到处游玩，装出很惬意、什么毛病也没有的样子。张居正获悉父亲的身体有所好转后，便开始专心地处理朝政。

    本来张文明的身体就已经很虚弱，再加上这样到处折腾，终于在一天清晨，张文明一病不起。

    那天清晨，张文明像往常一样，约了几个好友登上了“王粲楼”。由于张文明的身体本来就极其虚弱，而偏偏他又因疲劳冒着秋天的霜露小睡了一会儿，结果受了风寒，致使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张文明于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十三日去世了。一直到最后，张居正都没能见父亲一面。

    2.周旋于“夺情”和“丁忧”之间

    张文明去世的时候，张居正仍旧在京城中为万历皇帝的大婚而忙碌。本来张居正打算忙完皇帝的大婚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就回乡探亲。因为张居正已经有将近十九年没有回家了，所以对家中的亲人十分挂念，并且双亲的年纪已经大了，自己也应该陪在双亲身边尽尽孝心。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这么快就去世了。

    虽然张文明在生前给张居正惹了很多麻烦，但是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张居正还是感到十分难过，手捧家书就号啕大哭。朝中大臣吕调阳和张四维看到这种情景之后便询问缘故，张居正悲痛地说道：“家中老父病逝，我已经没有什么心情处理政务了，朝中的大事就交给二位了。”说完这句话之后，张居正便匆匆离开了。

    很快，张居正的父亲去世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朝野。一般来说，生老病死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张居正不是普通人，所以他父亲的去世也就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可以说，张居正的父亲的去世，对当时整个朝廷的局势影响非常大。在当时，朝廷中有一种叫“丁忧”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家中的嫡亲祖父母或者父母去世之后，官员要立即辞官回乡，并且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在服丧二十七个月之后回到朝廷，称为“服满起复”。一个重要官员要离职两年多，这显然会对朝廷的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朝廷次辅吕调阳和张四维觉得这件事情非比寻常，于是他们立即将此事上奏给了万历皇帝。在朝中万历皇帝一直依赖张居正，所以此事他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来。最后，他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下了一道诏书：“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已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如何。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显然，这封诏书写得感人至深。对张居正回乡“丁忧”这件事，诏书中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挽留之意，但是万历皇帝却赐予了张居正丰厚的丧仪，光白银就五百两。由此就能看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有多么的重视。除了皇帝的赏赐，两位太后也分别赐给张居正非常丰厚的丧仪。可见，张居正的地位不同于寻常人。

    如果换成别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一定会感激流涕。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心思了，他又开始矛盾起来：父亲生前自己就没有尽到该尽的孝道，现在老父去世了，如果自己不能回乡为父守孝二十七个月，自己也太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了。更何况，“丁忧”是祖宗传下来的风俗，如果自己不回乡丁忧，那么肯定会引起很大的风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自己回乡丁忧二十七个月，那么就有可能让别人钻空子，从而危及到自己的地位，甚至身家性命。虽然自己为官那么多年，一直是紧握权力，但是在很多方面自己考虑得也没那么全面，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如果自己回乡那么久，让他们钻了空子排挤自己，将是十分危险的。虽然自己一直保持着清廉的作风，但是自己的老父在乡里却横行霸道，而这些完全可以让有心人借题发挥。最主要的是，自己辛苦实行的变法，本来就有很多朝中大臣极力反对，而一旦自己辞官丁忧，那么变法就会中断，所有的努力自然就白费了。想来想去，张居正最终决定不回乡丁忧。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夺情”能使张居正脱离这场危机。

    夺情，又称为夺情起复，属于古代丁忧的一种延伸。其意思就是，被国家剥夺了丁忧的权利，这样相关人员就可以不辞官，在朝中身着素服，而且在夺情期间，相关人员也可以不参加任何吉庆的场合。

    一般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夺情”就可以不用遵守祖制。而《周书·王谦传》里也这样写道：“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

    对于张居正想要夺情的想法，虽然站在祖制祖规的角度来看是不合情理的，但是张居正对这件事仍然很有信心，因为李太后和冯保都会在暗中支持他的做法。从各自的利益来看，李太后和冯保都不希望张居正回乡丁忧二十七个月。而对于一切事情都依赖张居正的万历皇帝来说，更不希望张居正在此时辞官回乡丁忧。此外，朝中大臣在张居正回乡丁忧这件事情上也是态度不一。依附于张居正的那些大臣当然支持张居正留任，其中还有一些大臣位居冷眼旁观者的行列，而剩下的那些就巴不得张居正早点回乡丁忧了。其实，大臣们的态度，张居正心里也十分清楚。但他却相信，有了太后、万历皇帝、冯保以及个别大臣的支持，那些反对“夺情”的大臣最终会妥协。

    其实，在张文明去世后不久，就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批准张居正以“夺情”的形式留任朝廷。当时，张文明去世还没几天，张居正处于最痛苦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张居正还没有主动提出夺情的想法。

    户部侍郎李幼孜上了一道奏疏，他在奏疏中这样写道：“在丁忧这件事情上，臣建议皇上采取‘立即起复’的方式，可以在名义上批准张居正三个月的假期，但是假期中张居正可以不用回乡。这样，张居正就可以留守在京师，一旦有大事就可以让他照常批复公文！”

    按照常理来说，李幼孜奏疏中所提到的起复，应该是官员在丁忧二十七个月之后回朝时的说法。其实，李幼孜在此时提到起复，其意思与“夺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在这之前，也出现过很多“夺情”的例子。比如：宣德元年（1426年）的金幼孜、宣德四年（1429年）的杨溥、成化二年（1466年）的李贤，三人都为内阁大学士，当时皇帝特准他们可以穿着孝服在朝做事，不用回家丁忧就可以立即起复。

    但是，“夺情”这件事听起来比较绝情。一些大臣不但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而且他们还不能回家丁忧，这显得太不通情理了。因此，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朝廷明令禁止“夺情”这种做法，并且以后，如果官员有亲人去世，都必须暂时辞官回家丁忧三年，不能有任何例外。

    内阁次辅政吕调阳和张四维以及很多依附于张居正的大臣都曾上疏，建议皇帝以“夺情”的方式留住张居正。万历皇帝有些顾及祖宗留下的制度，因而对此没有明确批示。后来，李太后和冯保都暗中劝说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又想了想当时的朝政，觉得自己也确实离不开张居正，而正好户部侍郎李幼孜又在此时上奏，于是万历皇帝不再心存顾虑，就批准了李幼孜请求留任张居正的奏折。

    可以说，李幼孜的上奏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一方面，李幼孜在文官之中属于说话最有分量的人，既然他开口请示张居正留任，那么文官们一定会拥护。在朝廷中，最重视忠孝礼仪的便是文官们，只要他们没有意见，那么“夺情”一事一定会成功。另一方面，李幼孜在朝廷的官职是户部侍郎，而这个官职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夺情”一事由礼部和吏部上疏，是十分不合情理的，而且按道理来讲，礼部和吏部应该遵守祖制，不应该支持张居正“夺情”。如果万历皇帝直接下旨要求张居正夺情，那么就不仅仅是违反祖制的问题了，而大臣们就会认为连皇帝也离不开张居正。如果这件事由户部主动提出，那么就减少了很多舆论。因为丁忧制度跟户部的职责毫无关系，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不用避嫌，直接将想法说出来。

    在李幼孜上疏提出要张居正留任之后，其他官员也一一效仿，因而请求张居正留任的奏疏接连呈到了万历皇帝的面前，而万历皇帝最终全部批准。

    对于这些大臣的表现，张居正的心里非常满意。但是他却不能直接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为了做足样子，于是他写了一封请求回乡丁忧的奏疏交给了礼部。礼部侍郎看到后，直接交给万历皇帝批复，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批了两个字——不准。

    张居正看到皇帝批复的奏折后，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为了避免舆论，张居正又继续做样子。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上奏，请求皇帝批准他回乡丁忧。而且，奏疏中也诉说了对于老父的去世自己是多么的心如刀割。

    张居正做事情一向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万历皇帝在他的几封奏疏中连连批下不准之后，张居正也就此收手了。

    但随后张居正又向皇帝表达了自己在“夺情”这件事上的想法以及具体方案：虽然不回乡丁忧，但是父亲去世后的四十九天内不能上朝务事，在四十九天过去之后再重回朝廷。因为祖制有规定，在官员丁忧的二十七个月期间，朝廷不发给官员任何俸禄，所以张居正虽然不丁忧，但是他二十七个月内是不可以领俸禄的，这也算是尽孝道。万历皇帝批准了张居正的所有要求，但是在最后他又加了一条，每天由御膳房做一些丰盛的食物送到张府，也算是朝廷对张居正的补偿。

    至此看来，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而起初，朝廷中的大臣就分为了两个派别，一方是张居正的心腹大臣，在“夺情”一事中坚决拥护张居正；另一方是比较保守又坚决遵守祖制礼法的人，他们要求张居正一定要回乡丁忧。其实，张居正在想到“夺情”方法的同时，他就料定这件事肯定会有麻烦。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有一些大臣私下找他劝告他回乡丁忧，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然反对他。因而，在表面看来，张居正“夺情”的相关事宜进展得很顺利。

    3.被卷入了弹劾的浪潮中

    虽然“夺情”这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张居正却觉得心中很不安。而他的这种不安很快就应验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一些顽固不化的言官，看到身为首辅大臣的张居正不但没有做好榜样，反而还做了违反祖制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十分不满。但是他们也只是私下里议论议论罢了。而那些之前与张居正有私仇和那些本来就看不惯张居正的人是不会放过这次时机的，都想趁机抓住张居正的把柄，扳倒张居正。于是，这两派人偷偷地达成协议，打算找准时机弹劾张居正。

    很快，张居正就被卷入了一场弹劾的浪潮中。而首先引发这场浪潮的人正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吏部尚书张瀚。

    张瀚曾经在南京当职，职位是尚书。当时很多地方官员都在期盼自己的业绩能被朝廷知道，从而被调至京城做官。因为一旦能被调往京城，那么官途一定会青云直上。原任吏部尚书的杨博已经上了年纪，因此辞官回乡养老了，而这个机会正好被张瀚赶上了。当时的明朝有一种叫“廷推”的选举制度，也就是向朝廷推举各方面的人才。张瀚当时的政绩非常出色，而且为人也踏实，因此他被朝廷列入了吏部尚书候选人的名单中。但每一名候选人都是出色的，比如名单中排名第一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以及第名第二的工部尚书朱衡，他们都属于出类拔萃的官员。而张居正在看完候选名单之后，并未看重前两位，而是看中了张瀚。因而，最后张瀚被提拔为吏部尚书。但是跟之前两位相比，张瀚资历不够，而且没有太高的声望，这就致使张居正对他的提拔会引发两种结果：一是朝中大臣会认为张瀚是通过拍马屁而得到倚重的，因此一些想升官的大臣就会效仿他的做法；另外就是，吏部尚书负责任用以及罢免官员，因此这就意味着张居正间接地掌握了裁减大权。

    让人想不到的是，平日对张居正毕恭毕敬的张瀚会在这件事上与张居正较起劲来。万历皇帝下令让吏部发公文挽留张居正，而张瀚却对此保持充耳不闻的态度。在看到张瀚并没有积极地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做时，张居正没有多想，而是亲自派人去提醒张瀚，但是张瀚并不买账，每次不是假装糊涂，就是凑合了事。

    最后，张居正被他的态度惹怒了，便借圣旨的名义称张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很多大臣看到张居正真的发怒后，他们就接二连三地上疏挽留张居正。而在这种情况下，张瀚还是不为所动。虽然只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但是他仍然固执地与张居正作对，而且他还公然说道：“三纲五常沦丧殆尽了！”后来，在张瀚的鼓动下，整个吏部的官员都开始反对张居正“夺情”。

    张居正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动用权力震慑一下这些人。张居正一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所以他很快便让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共同找一些借口，对反对他的人一一进行弹劾。最终，张瀚被罢职，彻底告别官场，而吏部的那些反对张居正的下属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当这件事平息后，接着又有不怕死的人站出来说，即使张居正不回乡丁忧二十七个月，至少也要回去亲自操持葬礼。让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站出来当面指责他的人不是言官，而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翰林院编修，他的学生——吴中行。

    张居正看到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学生竟然与自己公然作对时，既羞愧又恼怒。吴中行是在隆庆五年（1571年）中的进士，而当时身为主考官的张居正亲自选拔了他。换言之，张居正与吴中行是师生关系。在当时，凡是主持会考的官员都被称为座师，而被主考官亲自选中的进士也会成为考官的门生。座师和门生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像普通的师生关系那么简单，他们之间经常会相互提携，相互支持，这样就在复杂的官场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关系体系，甚至有的座师去世之后，他的门生会为他守孝三年。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汉唐时期，这个道理就已经广泛流传了。而吴中行竟然会弹劾自己的老师，这样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不孝了。但是吴中行却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父子关系远远超过了君臣关系，所以他认为自己弹劾张居正是大公无私地违背了师生的感情，而站在与座师对立的角度去维护孝道，他的做法不但没有罪，反而是有功劳的。

    对此，张居正的愤怒不是一言两语就可以表达的。而在吴中行指责他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翰林院检讨赵永贤也上奏，上奏的内容也是想请求皇帝批准张居正回家亲自主持其父亲的葬礼，令张居正生气的是赵永贤也是他的门生。

    曾在一年前，因为张居正的学生刘台的弹劾，张居正差点就辞官了。而这次，反对他的竟然又是被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两个学生，这使得张居正极为心痛。

    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时又站出了两位大臣弹劾张居正——刑部员外郎艾穆以及刑部官员沈思孝。更令张居正心痛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张居正的同乡。

    在当时的官场，很多同乡官员之间都会互相提携。但是这两位不仅没有拥护同乡张居正，反而联名上疏，要求张居正回乡守孝，并且上疏中字字强硬。对此，张居正觉得很伤心。他这样说道：“在严嵩执政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曾弹劾他，但是弹劾他的人中没有他的同乡。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为官这么多年竟然还比不上严嵩！”由此可见，即使是权倾一朝的大臣，如果想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其过程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当时，吏部属于六部中最重要的部门。之前万历皇帝还下旨给吏部尚书，让他代表整个吏部出面，挽留张居正留任。当时，礼部的官员也有两派，一派是在催促吏部尚书按照皇帝说的办，而另一派则持坚决不支持的态度。由于最后的趋势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因此吏部尚书以及礼部侍郎达成一致，以“有碍礼义廉耻”的借口拒绝了张居正“夺情”的要求。

    而张居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夺情”的想法本来就不合礼制，因此他并未站出来为自己辩解，而是任由他人指责。

    4.陷于“廷杖事件”

    在这场接连出现的弹劾事件中，张居正能做的只有上疏皇帝，请求回乡丁忧。而万历皇帝也明白张居正的意思，因而两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张居正一再上疏，而万历皇帝则一再挽留——对于张居正的上疏，万历皇帝一一驳回。其原因只有一套说辞：先生是先皇认定的顾命大臣，朕心智还不成熟，所以还要依赖于先生，因此先生万万不能离开京城。

    就这样，两人来来回回地折腾，最后张居正也没有耐心了，他说：“朝中人才那么多，大家都是忠于朝廷的人，为什么偏偏我就不能离开呢？”其实，这句话只是他的牢骚而已，他的本意自然不是这样的。

    而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又有一个叫邹元标的人站了出来。他上疏称：“皇上一直说自己心智不成熟，所以还要依赖于张居正，更离不开张居正。但是如果有一天，张居正也去世了，那皇上也不活了吗？如果皇上一直这样放纵张居正，那么时间久了他便会恃宠而骄，甚至连皇上的话也不放在心上了。后人如果都效仿张居正的做法，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谋朝篡位的事。”

    邹元标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人，他的这些话如果放在私下说还好一些，但是他却将这些话搬到了台面上。而这样一来，不仅惹怒了张居正，还惹怒了皇帝。因为他的这番话也在间接地指责皇帝，说皇帝无能，只能依赖于张居正。最后，在冯保等人的煽风点火下，万历皇帝龙颜大怒，说道：“这些话不仅仅是对朕的侮辱，而且还诅咒张先生。打！狠狠地打！”

    于是，邹元标被重打八十廷杖后发配到边疆。而之前弹劾张居正的吴中行、赵永贤等人也被牵扯其中。吴中行和赵永贤被打了六十廷板，并且皇帝下令将他们贬为庶民；艾穆和沈思孝被打了八十廷杖，发配到边疆。

    自此之后，那些曾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都心有余悸。即便如此，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一些“夺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是一起来到张居正的家中，为那些人说情。虽然说情的这些人在政治方面的想法不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既然张居正已经达到目的了，就不要赶尽杀绝了。

    其实，张居正也不是心狠手辣的人，同朝为官那么多年，换成平日，他怎么都不会见死不救。但是这次情况不同，弹劾他的人竟然是他在朝中最信任的人。曾经他一心提拔他们，而现在他们却恩将仇报，因此张居正在这件事情上不打算心软。

    马自强是第一个到张府求情的人，他虽然非常擅长讲道理，但是在他的一番劝说下，张居正并没有什么表态。其实张居正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了，那就是不愿意出手相救。但是马自强并不知情，因此他仍然不厌其烦地进行劝说。最后他说得张居正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张居正跪下对马自强说道：“您老就放过我吧！”此时，马自强终于明白张居正这次是铁了心了，于是无奈地转身离去。

    王锡爵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在马自强将劝说张居正的经过以及结果告诉他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死心。他认为，马自强一个人劝说没用，需要多组织几个人去才会产生效果。于是，他便说服了很多官员同他一起前往张府。当他们来到张居正的府前，让他的管家通报他们要见张居正，而张居正听说之后直接让管家传话出来：“一律不见！”这些官员站在张府的门口从白天一直等到傍晚，也没有等到张居正要见他们的消息，最后他们只得各回各家了。但是王锡爵不死心，他竟然直接闯入了张居正的家里。这时张居正正在父亲的牌位前跪着，王锡爵看到后便直接走上前去指责他。对此，张居正并没有生气，只是十分冷静地说道：“这是皇上的决定，跟我没有关系。”王锡爵是直性子，听到这句话之后，直接反驳道：“皇上的决定还不是由你来左右的吗？”接着张居正就拿来了挂在墙上的剑，跪在王锡爵面前对他说道：“皇上一次次地挽留我，你们却一次次地想让我走，我到底该怎么办？你不如杀了我吧。”王锡爵看到这种场景颇感震惊，也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有转变了，于是他便转身离开了。

    朝中的官员们看到连王锡爵都没有办法说服张居正，便认定这件事情肯定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吴中行等人被执行廷杖之前，虽然张居正表现得很镇定，但其实他已经暗中示意行刑的人要狠狠地打他们。在得到张居正的暗示后，行刑的锦衣卫一点也没有手下留情。这致使廷杖之后，吴中行等人疼痛难忍，如果不是他们体格健壮，恐怕他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张居正没有想到，正是这场廷杖事件，原来那些支持“夺情”的官员也都不再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张居正对待同僚的手段太过残忍。

    如此一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指责他。其实，这些人早就对张居正的做法看不惯了，只是碍于他的地位太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这次的廷杖事件彻底激怒了这些大臣，因此他们都站出来弹劾张居正，并且坚决反对他的“夺情”。最后，万历皇帝忍无可忍，直接下旨称，再有弹劾张居正“夺情”一事者，格杀勿论！至此，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即便如此，在这场风波中，张居正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使自己落下了独断专政的名声。而实际上，张居正是一个干实事的人，他不在乎这些，认为自己只要能手握权力，成功改革制度，造福百姓就算达到目的了。但是，张居正几十年所拉拢的人脉以及所建立的威信在这次“夺情”事件中几乎化为乌有了。这使得张居正变得心灰意冷，不再相信别人。因而，在向朝廷推荐贤才的时候，他也推荐一些无能无才、只会拍马屁的人。由此可见，张居正也不是圣人，在为官期间他也犯过错误。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