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隐忍不发，磨炼心智

    在张居正还是少年时，他便心怀宏伟之志。在他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写过一本《论时政疏》，从中流露出了张居正的强烈责任感。

    当时朝中的严嵩权势遮天，而嘉靖皇帝又经常不上朝，将本该与朝臣商议朝政大事的时间和心思全部用在了斋醮上。因此，朝中大事几乎全部由严嵩来做主。而正因如此，严嵩才独断专权、作威作福，一旦有违背其意愿的大臣通通会受到打压、排挤。

    当时的朝政局势可谓是国君昏庸，致使国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中。对于严嵩的所作所为，张居正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是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翰林院七品编修的他虽满腔热血，但所有的宏伟大志却无处施展。于是，他愤然离开了他努力多年才考中的职位。

    张居正从小就喜欢苦读经书，他记得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在当时的情况下，张居正只能将心中的抱负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因此，不管朝中局势如何混乱，张居正一直都保持着旁观者的状态。

    直到严嵩倒台、嘉靖皇帝去世后，张居正才有机会进入内阁。这个时候在位的是穆宗，而穆宗还不及之前的世宗。他对朝政之事一概不理，即使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也一律置若罔闻。而在这个时候，能代替皇帝整顿朝政的只有内阁大臣了。

    隆庆二年（1568年），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升到了第三位。张居正左思右想之后，他认为这个时候自己应该站出来为国家做些什么了，因为他现在有一定的能力了。于是，他写了一封《陈六事疏》的奏折。在奏折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省议论”，意思就是做实事，不说空话。

    二、“振纪纲”，意思就是整顿朝中风气，重振法律威严。

    三、“重诏令”，意思就是提高做事效率，令行禁止。

    四、“核名实”，意思就是说通过严格的筛选，为朝廷选拔大量人才。

    五、“固邦本”，意思就是减轻徭役赋税，安抚百姓。

    六、“饬武备”，意思就是提高士气，广练精兵。

    可以说，张居正在奏折中所提到的这些针针见血，这些正是当时明朝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时间会锤炼人的心智，而张居正也在岁月的磨炼中变得更成熟。张居正的上疏没有像往常一样被皇帝置之不理，这次皇帝给予了批复：“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虽然奏折一开始没有石沉大海，但是结果仍然没有被重视。

    当时的首辅大臣是李春芳，他是一个比较沉闷的人，因此他对张居正的奏折并没有重视，而皇帝也只字未提。最后只有户部、吏部和兵部尚书在上朝时象征性地提了一些整顿方案，但是效果不佳。

    很多年之后，张居正在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道：“其实我当时是想彻底清除朝政之中的所有弊端，但是力不从心，只有接着努力，一切看天命了。”

    张居正不仅看出了整个朝政的局势与弊端，而且他也越来越现实地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地位是没有资格进行改革的。于是，他的目标便锁定在了首辅大臣的位子上。后来，将高拱排挤走之后，张居正便坐上了首辅大臣的位子。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能够成为首辅呢？

    张居正在为官的道路上，一直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从未产生过放弃的想法。在他年轻时考中进士之后，当他提的建议通通不被朝廷采纳的时候，他才明白，只要有像严嵩这样的奸臣在朝一日，他的抱负就不可能得以施展。

    虽然张居正当时心如火烧般地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他仍旧不动声色地将一腔热血埋在了心中。在所有人眼中，张居正都只是一个只会做作诗、读读书的文人。而对严嵩来说，张居正这种不会参与政治的人才正合他的心意。因此，严嵩便开始慢慢提拔张居正。

    在严嵩执政的那些年里，很多正直、不畏惧他的威严的官员都被排挤陷害，而张居正却毫发无损。这足以说明张居正有过人的“忍术”，他可以将自己的锋芒隐藏得很好。

    在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大臣时，由于张居正和徐阶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高拱一直担心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便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但是不管怎么调查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在穆宗去世之后，高拱与冯保之间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而这时担任次辅的张居正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张居正却持事不关己的态度，每天像平常一样照常工作。但是在暗地里，他却一直偷偷地支持冯保。

    高拱在政治方面有真才实学，但是他却不善于用人，而且人还比较自负。他认为，他与张居正之间有多年的情谊，即使张居正作为旁观者，他也不会支持冯保。而在他与冯保争斗期间，他也曾怀疑过张居正，并对张居正说：“天下大事不决于内阁而决于太监，成何体统？”听罢，张居正只是一笑而过，高拱并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反而经常与张居正商讨怎样才能彻底铲除冯保。

    在这场政治争斗当中，在立场问题上，张居正与高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张居正当时所忧虑的是，如果帮着高拱铲除了冯保，之后高拱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因为高拱比较自大，他不会容忍像自己这种能威胁他的地位的人。但是，如果帮冯保铲除了高拱，结果肯定是自己顺利成为首辅大臣。因此，张居正坚决支持冯保。而最终结果证明，张居正的做法是正确的。

    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张居正一步步地蜕变。在冯保与高拱之间的争斗中，张居正耳濡目染，并且总是能从中悟出很多道理。对待朝廷之中的问题，张居正总是处于谨慎的状态。他不像夏言也不像严嵩，他认为夏言那种人容易得罪人，而严嵩那样的人私欲太强，不会受到别人的推崇。于是，张居正就琢磨，应该怎样做既不会显得卑微，又能轻松驾驭下属并让下属对自己忠心这一问题。后来，他苦读诗书，从中总结出了经验。他认为，成功的政治家，在做事的时候应该随时调整方案，一旦遇到了政治压力，那么就要懂得隐忍、屈服和退让，而在压力消失之后自己要随时恢复原来的状态。

    “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呐呐不轻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为异同。”是他为人处世的信条。

    2.出色的驾驭能力

    对那些心中有抱负的人来说，虽然有独特的个性很重要，但是如果其中欠缺了智慧，那么结果往往会一事无成，而懂得审时度势的人才会被人称为具有大智慧的人。

    从古至今，凡是创下一番事业的人，都比较善于驾驭时势。如果一个人什么时候都墨守成规地来做事，那么在发展的洪流中只会成为淘汰者。而只有能够驾驭时势的人才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

    纵观历史，在政治家的名单中名列前茅的便是张居正。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性格刚毅，而且在处理大事上也能深谋远虑；在少年时期，他便喜欢读诗经，而诗经中的人物对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张居正在书籍中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因此在时机成熟时，他没有任何顾虑，会紧紧抓住机会不放手，而且他还擅长驾驭人。从张居正进入内阁一直到担任首辅大臣，在处理自己和冯保之间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驾驭人的能力非常出色。

    冯保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可以说古代宦官的通病在他身上都有完美体现，比如：疑心重、阴险、狡诈、虚荣等。一旦与人结怨，便会心狠手辣地置人于死地。

    在后宫中，冯保并不安分，他培养了一些心腹大臣，处世横行霸道。据记载，皇上有所赏罚，不征得冯保的同意，就不敢随意进行。

    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来看，冯保这个人与刘瑾和魏忠贤这些人又大不相同。因为他从来不会误导万历皇帝，而是和张居正一起以严厉的方式教导小皇帝刻苦读书，而且在后宫的整顿方面，他也能经常处理得十分得当。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正式升为内阁首辅大臣。在任职后，如何处理冯保成为张居正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要么发配到边境或者直接处死，要么驾驭住此人，将此人收为己用。

    当时朝中局势很敏感，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在一切事宜上全部听从皇太后李氏的意见，而当时李氏非常信任冯保，甚至可以说是依赖。如果处死冯保，那么肯定会得罪太后，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投靠冯保，就显得自己十分卑微。于是，张居正最后决定只能驾驭此人。

    在与冯保的相处中，张居正并没有表现出对宦官的讨厌，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卑微。他在保持了自己尊严的同时，真诚地对待冯保，再加上自己过人的才能，最终将冯保收服。

    而张居正在一些方面也维护冯保。当时后宫中的宦官经常因为喝醉而作出出格的举动，结果便是遭到相应的处罚。但是在被处罚之后，朝中的一些言官还是不肯罢休，一次次地提出要彻底杜绝这种事。而张居正对此事的态度是，建议言官大臣，以国事为重，对小事不必耿耿于怀。

    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与冯保的关系非比寻常，张居正观察到了这点，因此经常适度地迎合李太后。但是，张居正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一旦冯保犯下了大错，那么他一定不会包庇。有一次，冯保身为都督的侄子冯邦宁在喝醉之后无故暴打了衙役。在张居正听说这件事情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冯保，信中严厉要求冯保要对此事作出表态。当时冯保和张居正的关系正处在密切的状态之中，在收到张居正的信函之后，冯保便招来冯邦宁将他重打了四十大板，并且之后他还将冯邦宁的官职罢去。

    在张居正的努力下，宦官不再过问朝中之事，而且在后来的很多大事中，冯保都竭尽全力地帮助张居正。例如后来的“夺情”事件，如果没有冯保和太后的推动，“夺情”便没有那么容易成功。

    在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冯保虽然有参政的权利，但是在张居正的控制下，整个朝政都出现了一种宦官不敢阻挠政事的局面。由此，我们便可得知张居正的驾驭能力有多么强。

    3.官场上的伯乐

    可以说，一个国家是否富强与当政者是否会选用人才密切相关。明朝初年（1368年），朱元璋登基之后，在选拔人才方面非常重视，而且他还制定了“朝觐考复之法”。也就是说，将官员分成三个级别，而且对待每个级别的方法都不同。一级官员是非常认真、从不犯错的官员；二级官员是做事认真、曾犯过小错的官员；三级官员便是那种不负责任、经常犯错的官员。

    而在明朝中期以后，官员的职位大小则由贿赂多少决定，而且这种行为越来越猖狂。在宦官刘瑾掌管政权的时候，很多官吏为了升职，都会向刘瑾进行贿赂，而且银两从一千两到五千两之多。因此，科举成了摆设——不管有才还是无才，只要有钱便可以为官。

    一五○八年，科举开始，刘瑾当时写了一个名单，而名单上的五十个人都被录取了。因此，最后主考官员只好将朝廷原本定下来的三百人的名额增加到了三百五十人。由于朝廷愈来愈腐败，导致经济停滞，百姓苦不堪言。

    在张居正担任首辅大臣之后，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强，国库的粮食可以吃十年，而国库的银两也有几百万，萧条的经济也变得兴盛。这些都与张居正的用人有关——他经常选用一些大才之人。可以说，朝中的贤能大部分都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的，而且由他提拔的大部分官员都政绩斐然。

    在《答李渐庵论用人才》中张居正这样说道：“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持衡者，每杂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云‘乏才’，误矣……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意思是每朝每代都有人才，只是很多人都不能发现这些人才。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不能只看重关系亲近与否或者这个人是不是曾犯过错误，最主要的是要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

    对张居正来说，选才的目的是要用才。他认为在这方面一定要避免“六毋”，就是“毋徒炫于虚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生平，毋以一眚掩其大节”。意思就是，不要只求空名，不要计较资格，不能受个人名誉的影响，不要在其中夹杂个人情感，不要用一件事来给人定格，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过失而否定一切。

    在用人方面，张居正真可谓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认为，在让一个人为自己做事之前，必须给予绝对地信任，这样他们才能毫无顾虑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此外，张居正还非常护才。因为他选用人才不拘一格，所以有时他会选一些性格比较特殊、做事方法也比较特殊的人。这些人在做事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此时张居正便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维护他们，并且会为他们清除一切障碍。

    更值得人们尊重的是，张居正对于那些与自己站在对立角度上的人才，经常保持既往不咎的态度，而且他从来不嫉妒那些有大才的人。

    当时要想进入官场有三种方式，首先是中进士，其次是中举人或者贡生，第三是成为吏员。在这三种途径当中，进士是最被人尊重的，因此朝廷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举人和贡生常常不被人重视，而吏员想要升任更是万分困难。这在张居正看来，会对选拔人才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下令在选拔官员的时候，不看出身，一切以才能和政绩作为主要考核内容。

    当时有一名小吏名叫黄清，非常有才干。在张居正发现这个人之后，便将此人直接升职为三品的太仆寺卿。而进士王世贞虽与他曾是同学，而且在当时的诗坛中也非常有名气，但是张居正认为，他只会谈诗论画，并不会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作用，所以一直到最后，张居正都没有重用王世贞。

    由此看来，张居正是官场中的真正伯乐。

    4.雍容进退的洒脱

    在古代历史中，有很多著名的宰相，其中有爱国爱民之人，也有祸国祸民之人。而张居正便属于担当天下大任的贤良之臣。

    在张居正担任首辅大臣之后，他便开始为国家大业而筹划。当时很多大臣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张居正每次都是一笑而过，然后依旧会认真地做自己利于国家的事。

    张居正一心想要变革，在他看来，只有变革才能改变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弊端。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改革的路很艰难，期间会触怒很多人。比如那些守旧派的大臣。

    其实，在改革前他便想好了一切可能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情况，也作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在提出变法后他这样说：“在二十年前，我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愿意贡献出我的身体，让人坐在上面，或者撒尿、或者拉屎……如果有人想要割取我的耳鼻，我也愿意，更何况仅仅只是毁坏我的声誉。”

    在变法进行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守旧派开始强烈地反对张居正。

    在万历五年（1577年），大臣们抓住“夺情事件”大做文章，大骂张居正是“不孝子”，甚至还有人骂他是“衣冠禽兽”。在这种状况下，张居正仍旧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明白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对这些流言作出了这样的回应：“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在国家大事面前，张居正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并被人排挤。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意思是，如果国家出现了危机，这种状况就不能再按照常用的方法来解决，而要用特殊的方法来整治，不管这种做法有什么样的质疑，但如果不这样做有就有可能无法救国。

    虽然张居正有非常强烈的权势欲望，但是在封建社会中能做到他这种以国家为己任的却是十分少见的。一直以来，在以权谋私和以权治国两者间，他始终是选择后者的。

    张居正接任首辅大臣时的局势非常特殊——当时万历皇帝只有十岁，没能力亲政。而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既要严厉地教育皇帝，又要帮他处理很多朝廷之事。

    在万历皇帝即位之后，张居正依然非常严厉地教育他。每天他都会十分耐心地监督皇帝学习明君批阅奏章的方式，从而避免宦官专权。

    在张居正的改革过程中，他十分会把握火候。比如：振纪纲。《明史·刑法志》中有记载：“世宗时，百官有失仪者，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张居正并不主张这种方法，因此在惩罚官员时，张居正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用了“考成法”来督促官员。

    张居正一心忠于朝廷，很多时候为了国家利益，他常常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他几乎每次都能极为洒脱地雍容进退。

    5.只为官却不为人

    在明朝的内阁大臣中，张居正是将内阁权力行使到极限的人。在他执政期间，百姓安居乐业，整个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得到了大大改观。由此可见，张居正是影响历史的人物，因而后人经常称他为“宰相之杰”。

    据记载，张居正和冯保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冯保这个人非常贪婪，张居正为了能顺利地担任首辅大臣，所以经常用各种各样的珍宝贿赂冯保。据说张居正曾经送给冯保很多颗夜明珠，而且他还给冯保送了无数条珍珠项链。最后，在冯保的帮助下，他达成了自己的心愿，顺利地坐上了首辅大臣的交椅。而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抱负和才能才得以施展。

    张居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为官之道方面他深有体现。一旦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想法，他就会倾尽全力付诸行动。

    虽然在为官方面张居正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他却不明白为人之理。张居正十分清楚，如果想要将自己的抱负和才华全部施展出来，就要在官场上结交一些权贵，而在此方面他也不遗余力。这使张居正在权衡官场利弊上做得十分出色，而且每次遇到问题最终都会被他轻易地化解。即使他要做的事情最初对他是不利的，但是他最后总能将对他不利的事情变成对他有利的事情。但是，他却从来不懂得如何去揣测皇帝的心思。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在他去世没多久的情况下，他的改革成果便全部被万历皇帝推翻了。万历皇帝还称他为：“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并且将他生前的谥号和管制全部抹去，并且查抄了张家所有的家产。

    可以说，这种状况是为官者的大悲。其实，曾经也出现过类似于张居正的改革家，那就是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和张居正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王安石当时的改革没有成功，而张居正的改革成功了，并且也给明朝带来了好的影响。但是，王安石虽然死了，可他所主张的变法被下代人延续了。而张居正在生前费尽心思地改革，呕心沥血地改革，在他死后一切便成为泡影。也就是说，他生前那么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了。

    张居正的结果让我们看到，虽然在为官方面他做得十分成功，但是在为人方面他却没有长远的眼光。他生前竟然没有挑选自己改革的接班者，更没有从根本上让万历皇帝了解改革的真正意义。他一直是在运用自己的权力实行改革，并没有让万历皇帝从心里支持改革。

    张居正在为人之道方面的欠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权力欲望太大，而且他将权力看得太过重要。如果在他的权力到达顶峰时，他能见好就收，那么也许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虽然他对朝廷忠心，对万历皇帝也忠心，但在他死后却落得一个悲哀的下场。

    如果张居正在为人之道方面懂得明哲保身，或者趁自己手握权力时，培养一个在政治方面与自己有同样见解的人；如果他在权力到达巅峰时能够知足一些，早早地从首辅大臣的交椅上退下来，或许就不会在死后落得如此令人感到悲哀的下场了。

    而张居正不仅没有培养接班人，而且一直还留恋于高位，甚至在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他竟然不回去为父亲守孝。这样就为那些一直想抓住他把柄的人制造了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懂得为官之道，如果不懂得为人之道，那么最终也不会得到好的下场。而这就是张居正最大的悲哀。

    6.不检点的个人操守

    海瑞曾经这样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一代首辅张居正也有道德上的一些缺陷。

    当时的明朝贪腐之风非常严重，在风气败坏的情况下，张居正也难免受一些影响。但是相比之下，他还算得上比较理智、清醒的官员。

    在他接任首辅的前四年，他一直提倡廉政。隆庆二年（1568年），在他比较有名的《陈六事疏》中，提出了“吏治不清、贪官为害”等问题。在他正式主政之后，严厉地整顿了朝中的贪腐之风，而且也惩治过一些贪官污吏。比如辽王朱宪炜案和云南黔国公沐朝弼案。

    当时，张居正在廉政方面做得也非常好，而且在他执政之后表示过自己“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也就是说，他直接就不给别人贿赂他的机会。但是毕竟他是朝中权力最大的人，即使他这样宣称，仍然有很多官员想贿赂他，从而依附在他的羽翼下。

    但是，那个时候凡是向他行贿的人通通被他当面拒绝了。例如有一次，两广当地的官员曾经向他行贿了数十次，而且贿赂的黄金数万两，每次张居正都下令退回去，但是接着又被送回来。无奈之下，张居正写信给两广巡抚刘凝斋，责令他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张居正在信中这样道：“现在朝廷官吏都有很广泛的交际，而且肯定花费也不少。这些珍贵的物品，如果不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那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如果我昧了良心收下这些东西，那么这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在当时腐败的风气中，能说出这样的话非常不容易，张居正身居高位能够以身作则，其精神值得肯定。

    虽然张居正非常清廉，但是他的家人就没有那么好的控制能力。隆庆三年（1569年），辽王朱宪炜被罢黜，奢华无比的辽王府最终却是在张家没有出任何钱的情况下给了张家。

    隆庆六年（1572年），湖南巡抚及巡按要为张居正立一座牌坊。在当时，想为张居正这样的人立牌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怕百姓受到压榨，因此当场拒绝了。而巡抚看到张居正的态度极为坚决，便把建牌坊的费用折合成现银送到了张府，而张居正的家人收下了这些钱，并用钱改修了辽王府。后来，辽王府的改修超出了预算，而这笔超出的钱都由地方官给垫上了。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很多官员纷纷效仿，于是每次送礼通通送到张居正的老家江陵的府中。

    起初，张居正是从来不接受贿赂的，但是谁能在贪污成风的官场中一直保持清白呢？后来张居正也开始接受一些贿赂，但是前提是在对国家利益没有损害的情况下。因此，在万历四年（1576年），刘台上疏称，张居正经常贪污受贿，而这些事情确实也是存在的。

    大部分文人都曾有过“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在古代，从读书到做官，中间都有一段过程，而那就是科场。古代科场的意义重大，因为它代表了所有士子的地位和名声。

    在张居正起初执政的时候，他经常警告自己的家人，让他们不能与那些权贵等人交往过密。但是在他开始改革之初，当他的权力到达巅峰之时，他才明白如果一个人内心富有极强的责任感，那么权力和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权力和地位，那么责任感就无处可使。因此，张居正一直想让自己的儿子也走仕途之路。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在顺天参加考试，并且中举。第二年，张嗣修参加了省里的会试。考试结束之后，张嗣修的成绩排在榜上的第二位。而那个时候张居正的权力正是最巅峰的时刻，因此李太后和冯保指使万历皇帝将原本状元的第二名之位换成了张嗣修。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万历皇帝又将之前和张嗣修共同学习的沈懋学提成状元。

    考试结束以后，万历皇帝叫来了张居正，并说道：“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先生子孙。”而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结果。

    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家和掌权者都处于权力的中心。在官场中，如果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着想，官员之间就必须形成互相提携的关系。如此一来，相互之间大肆贿赂、结党营私等做法在官场之中就无法避免。在张居正执政的前四年，他一直保持着清廉的姿态，但是越到后来他越是不能免俗。

    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夺情”事件落下帷幕之后，张居正向万历皇帝建议，以“星变”作为理由，下诏彻底考察群臣的政绩。本来按照正常程序来算，当时明朝的例行考察每六年才举行一次，而这次考察却离下次的考察还差很长时间。其实，张居正建议万历皇帝下诏考察也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借此机会，彻底排挤在“夺情”事件中反对他的官员。

    在这次考察中，仅吏部就罢黜了五十多名官员。在这五十多名官员中，大部分都是当初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比如何维柏、习孔教、赵志皋等人。虽然任职于南京操江佥都御史的张岳是一位人才，但是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最后被随便找了个理由降职并调到了边外。而经常被很多大臣弹劾的南京吏部尚书，只因支持夺情，被破格升了职。

    第二年的六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看不惯张居正的作风，因此上疏弹劾，称张居正不仅将私人恩怨牵扯到工作上，而且他还借这个机会提拔一些巴结者，如果任他这样发展，早晚会出现谋朝篡位、结党营私的事情。

    张居正看完上疏之后勃然大怒，随后将王用汲罢黜并革为平民。而万历皇帝的纵容确实致使朝廷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内的人全部是依附于张居正的大臣，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有真本事的人，比如工部尚书承天人曾经平定过西南一带的土司叛乱，而他为人也比较清廉。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阴险狡诈的小人，比如吏部侍郎王篆。这个人心狠手辣，经常排挤同僚。此外，这其中还有一些善于巴结张居正的人，比如张四维。之前他为了能进入内阁而时常巴结张居正，但是在顺利进入内阁之后便经常与张居正作对。

    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之中，高明的人懂得怎样保持理性和清醒。而张居正在经历“夺情事件”之后越来越偏激，经常因为一些官员与自己意见不同而将其罢免或者贬职，以致到了后来，他完全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万历八年（1578年）六月，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向朝廷上疏，建议朝廷能广开言路，广招名士，并且在奏疏中赵世卿还说出了这种风气是如何形成的，他指责很多言官只会巴结高官，而对国家大事却置之不理。此外，他认为几年前对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的处罚太过严厉，因此他在奏疏中极力请求朝廷能重新起用这些人。如果是在之前，张居正会认为赵世卿所提出的广开言路的建议是对的，而且也许会对这个人万分欣赏。但是现在的张居正已经不同以往了，他认为赵世卿所说的这些话全部是针对他的，并且要严惩赵世卿。后来在吏部尚书王国光的劝说下，张居正才没有做得太过分，只是将赵世卿调任到楚王府做右长史一职。但是，在第二年的例行京察中，张居正随便找了个理由便将赵世卿罢黜了。

    万历八年（1580年）八月，任职为侍郎的刘一儒（张居正的亲家）写了一封信给张居正。在信中他夸赞了张居正执政这些年来所作出的贡献，并且提出了一条建议，说现在朝中的弊端已经差不多清除完了，建议他效仿周公施行宽简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虽然刘一儒的建议完全是为张居正考虑的，但是张居正看了之后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张居正晚年的很多行为都非常不检点。虽然在张居正身居高位时大臣们都畏惧他的权力，因此不敢公然反对他，但是在畏惧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怨恨和蔑视。

    7.深远影响

    张居正去世六十二年后，明朝被旗人终止了。而张居正最初执政的时候，全国的土地有七亿亩之多，而当时明朝的人口就有六千多万，但到了张居正执政的后期，土地减少人口下降，并且国家的经济收入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把从张居正府中搜刮来的珠宝全部挥霍干净，然后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万历皇帝派了一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并且将工商税强行提高了很多，致使民间百姓怨声载道。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朝廷所收上来的赋税比之前增加了八万多两，竟然比万历初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赋税率。而万历皇帝的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的——整个明朝的商业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行商的不敢再贩运，而坐商的也接连倒闭。

    万历初年（1573年）的时候，河西务仅布店就有一百六十家，而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其中的一百三十多家无法继续经营而倒闭了；原来临清的三十二家店铺中的二十一家店也倒闭了。

    因此，整个明朝的商业税收总额就大幅度地减少了。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整个明朝全部所能征收的关税下降了三分之一，这些都是由于朝廷的腐败造成的。张居正去世以后，整个明朝官场的风气明显开始发生变化。而万历皇帝终日只知道享乐，无心治国。由于万历皇帝不再批复奏折，所以开始出现了官员缺少的现象。京城以及南京科道方面的官员大量减少。而朝廷之中也减少了一半的官员。

    明朝开始陷入经济和政治的大萧条状态，而张居正在世时的中兴景象也彻底消失。在万历末年（1620年），非常多的人开始记起张居正的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一位叫高以俭的文人为张居正制作了一本文集，在文集中大肆称赞他的功绩，并且朝廷内外开始出现为张居正喊冤的声音。

    熹宗朝，张居正被平反了，曾经坚决反对张居正“夺情”的邹元标也公开称赞张居正为明朝作了非常多的贡献。在天启二年（1622年），身为左都御史的邹元标向熹宗上疏，提出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官衔的建议，并且把曾经属于张府的那些田地，还有没有变卖的房产一并还给张家。

    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为张居正喊冤，随后，崇祯皇帝便恢复了张居正当初的官衔和称号。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提出恢复张敬修礼部主事职位的建议。而此时的明朝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开始想念张居正所执政的时代了。

    张居正在明朝历代的宰相中是最有政治眼光和魄力的一位，因此，他的影响才能如此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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