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曰礼

    1977年1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后简称为省委六条。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突破左倾禁区的第一份开拓性文件，为农村的伟大变革吹响了号角，拉开了序幕。

    在迷茫徘徊中寻找出路

    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拼命捂盖子，继续推行极左政策，有关“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触动。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派万里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任省委书记。1977年6月21日，万里到任后，立即采取措施，果断行动，快刀斩乱麻，全面开展清查“四人帮”在安徽的有关人和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清查工作即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清查过程中，万里不断收到邻省发来的电报和信函，反映安徽省大批灾民外出逃荒，涌进了他们的城市，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要求安徽派人前去，将这些灾民带回来。万里感到农村问题严重，急于要了解农村的情况。在省委书记王光宇的安排下，于8月21日（星期日），在稻香楼宾馆西苑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我（时任省农委政研室主任）全面汇报农村的严重情况。参加会议的除万里外，赵守一、王光宇在场，顾卓新因事未能到会。第二天下午，我又单独向他作了汇报。

    我汇报的内容，是从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瞎指挥，大搞形式主义、浮夸风，农民负担重，以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列举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四人帮”在农村推行极左政策，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把理论和政策搞乱了，把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搞乱了，把人的积极性搞完了，给农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安徽成了重灾区，农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期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一直徘徊在60元上下，由于价格的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比“文革”前下降了30％。全省70个县中，有大面积的后进县，即著名的三大片10个县，如滁县地区的定（定远）、凤（凤阳）、嘉（嘉山），宿县地区的泗（泗县）、五（五河）、灵（灵璧）、固（固镇），宣城地区的宣（宣城）、郎（郎溪）、广（广德）。全省有28万多个生产队，人均年收入100元以上的只占10％，60％的队只有60元左右，40元以下的约占25％；还有5％的队，约300万人左右，常年处在饥饿线上挣扎。从上面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除10％的队可以维持温饱外，其余90％的队成为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根据各地匡算，大约有30％的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全变卖了，也还不清国家的贷款和扶持款。这些生产队名义上有一块集体经济的招牌，实际上是个一无所有的空壳，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

    汇报进行了4个半小时，大家边谈边议，心心相印，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汇报的这些情况，对万里震动很大。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是长期搞城市工作的，对农村情况知之很少，对安徽的情况则是一无所知。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想不到农村还这样穷。万里严肃指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一切都是空谈。”“看来，经济上的拨乱反正，要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更复杂，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很难搞好。”他表示决心说：“我要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解决农村问题。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你们农办的同志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帮助省委尽快搞出几条切实可行的办法。”

    万里身先士卒，带头下去调查，看农村，看农民。用三个多月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他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不给地方领导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他亲眼看到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种种情景，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裤子穿，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沿淮、皖东地区有些穷村，房子墙壁是泥巴垒的，门窗是高粱秆编的，桌子、凳子是泥土坯做的，连睡觉的床铺也没有，只是在地上铺一层高粱秆，上面放一张芦席，甚至找不到一件木制家具，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呀。面对农村的贫困面貌，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遵照万里的吩咐，一方面省农办通知各地市农办，派人下去调查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一方面由我带领几位同志，分别到不同类型的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社队，走村串户，边看边谈，就如何加快农业发展，征求干群意见。9月20日至24日，我们在滁县地委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农村政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和部分县的农办主任，共35人。这次会议形成了两个文件：一是将会上反映的农村情况，汇编成《宋佩璋（“文革”后期的省委第一书记）紧跟“四人帮”，破坏农村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在这个材料的第一页的左上端加注了“绝密”二字，印发给省委常委参阅；二是经过会议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草稿的内容有六个方面，即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不足为奇。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时期，这些都成了长期无人敢于逾越的禁区。万里下决心要冲破这些禁区，他多次说过：“不要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好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不能只唯上、不唯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

    六条草稿送到省委后，10月6日，顾卓新首先批示：“这个规定很好，文件也写的明确，可以考虑批转各地执行。但是，一、这些办法是否真能做到？有多大把握？二、各地区的社队收入分配情况如何？每个劳动日多少钱？能否分到现金？三、真正贯彻这个政策，须经过社队彻底整顿，现在下面很乱，没有保证。应考虑明年派社教工作队下去结合完成这个任务。”万里看过后，通过省委办公厅主任于廉，在电话里向我提出：“这个六条如果能贯彻下去，确实很好，是对农村工作中的极左路线敲响了警钟。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如何看待，还有没有新的要求，这个意见是否能代表他们的意愿。总之，这事关系到全省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万里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要下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根据万里的交代，我们在合肥附近，选择了比较先进的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和比较后进的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分别将两个点的公社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组成三个小组，顾卓新参加公社大队干部小组，赵守一参加生产队干部小组，万里、王光宇参加群众代表小组，用两个下午，听取发言。当时会场上气氛热烈，发言踊跃。群众意见大致上有两点：一、对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和经营正当家庭副业，非常感兴趣，表示拥护。二、提出希望，对建立生产责任制问题，政策要放宽些，要相信干部群众是不会胡来的。万里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对参加会议的刘家瑞、辛生说：“如何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还会出现瞎指挥现象，农业还是上不去。你们的草稿上只写了一句话，远不够分量，是否加上生产自主权、劳动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生产队既然作为一级核算单位，应当有自主权。做什么，怎么做，应该由他们自己研究解决。过去上面指手画脚，实际上剥夺了生产队的权力，还谈什么积极性！老百姓最懂农业，最懂土地的好孬。最适宜种什么，长什么，能否丰收，他们比我们心里有底，还是让他们当家。如果上面什么都管，反倒把农业搞糟了，这是多年来的教训。”他还一再强调：“你们要告诉老周，把我的意见传达到。”在我的主持下，省农办政研室对草稿做了一次重大修改，对六条的内容作了调整，单列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并加上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内容。

    万里看了修改后的草稿，觉得还是放心不下，他想听听地市县委干部的意见。所以，省委决定于11月15日至21日，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大会开幕式上，万里没有做长篇报告，首先宣布，这次会议只有一个任务，把省委六条修改好。万里简明扼要地指出：“安徽是个农业省，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就大了。农村政策怎么搞？主要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抓农业机械化是完全对的，但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机械化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要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会上得快。”“过去母亲送儿子去参加革命，去当红军，一是为了政治解放，二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现在进了城，有些干部把老娘给忘了，忘了本。我们一定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万里的讲话，只用了十几分钟，会议便转入分组讨论。刚开始的两天，各小组在讨论中，大家情绪激烈，分歧很大，争论很大，持赞成态度的是少数，多数人不赞成。他们认为，这个文件给农民自主权太多了，这样下去会滑坡，会滑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那样就违背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甚至有人提出说，这个文件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愿意为会议重新起草。省委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会议情绪逐渐安定下来，对六条草稿逐条逐句进行认真研究修改，如有不同意的条文，都能够写出不同意的理由。经过几天的讨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问题上。万里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再三考虑后，对会议秘书组同志们说：“你们对六条草稿再修改修改，不要勉强，多数人思想不通，该让步的就应该让步，我们要耐心等待，允许人家有个转变思想认识的过程。因为他们都是地、县委一把手，具体工作要由他们去做。如果他们接受不了，硬要他们去做，那就会把好事办坏，会搞糟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这些规定，现在提出来可能不是时候。”我们对六条草稿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删去了一些大家意见较多的内容。对此，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了。11月28日，六条草稿经过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以试行草案形式，转发各地执行。

    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六条后，拍案叫好。1978年春，他出访巴基斯坦，路过四川省成都时，对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作了一篇高瞻远瞩的讲话：“安徽的万里搞了个农村政策六条规定，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搞多少条嘛，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企业管理中那一套是学苏联的，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把这一套也砍掉了，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农村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还是原来的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是在老概念中打圈子。”并让秘书把安徽省委的六条交给了赵紫阳。

    省委六条产生了巨大威力

    省委六条经过几上几下，数易其稿，集中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反映了农民的意愿，得到了普遍欢迎。在传达贯彻中，干部态度积极，群众衷心拥护，六条一经和群众见面，立即在农村产生了轰动效应。干部群众把宣传贯彻六条看成是一件大喜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许多地方在传达文件时，通知一户只来一人，但很多是全家老小都来了。听传达的人数之多，群众的热情之高，都是多少年来少有的。经过三个月的传达贯彻，六条的基本内容，在全省范围内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六条规定的各种政策得到了全面落实。

    在贯彻六条过程中，各地首先对生产队的规模进行了调整。当时，生产队的规模确实太大，有的一个生产队达70户到80户，一般也有40户左右。生产队的规模经过调整后，全省生产队总数由28万多个增加到37万多个。大多数生产队都建立了常年的或临时的生产小组。生产小组规模10户左右，15到20个劳动力。生产小组普遍建立了比较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其中有不联产和联产的两种。不联产的实行定额记工或按时记工加评议的办法；联系产量的，采用定产到组、以产记工或田间管理责任到人，田头估产，超奖减赔；也有的采用小宗作物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等办法。总之，在一个生产队内，各种责任制办法同时并存，互相间开展竞争，发挥各自的优势。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我们在1978年9月22日前后，选择了长丰县朱集大队（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凤阳县马湖公社进行对比调查。朱集大队实行的定额记工办法，“社员只想千分，不想千斤”的情况是很突出的。马湖公社部分生产队实行的是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办法，生产年年发展。通过两个典型对比，明显看出，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实际上没有责任制。

    我在马湖公社调查时，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吉绍宏专程来到公社，和我广泛交换意见，从凤阳谈起，谈到全省，谈到全国，整整谈了一天。最后，就生产责任制问题，我们两人跑到野外，坐在田埂上，敞开思想，畅谈看法。吉绍宏是位坚定的包产到户吹鼓手，他长期担任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工作，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颇有研究，颇有见解，在1959年反右倾时，受过冲击。他很感慨地说：“农村问题，从高级社时就开始出现了，焦点是如何对待农民个人利益问题，离开了农民个人利益，办法再多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曾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学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小段包工、包工到组、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什么戏法都玩过，什么招数都用过，农业并没有搞上去。农民一年忙到头，连吃饭穿衣都不能解决。”他的结论是，“包产到组小翻身，包产到户大翻身，大呼隆永世不得翻身。”对于包产到户，我们共同的看法是，由于安徽的历史原因，不少人特别是曾希圣为此罢了官，许许多多人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人们谈包色变、心有余悸的情况相当普遍，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各地还普遍开展了一年早知道活动。所谓一年早知道，就是各家各户根据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家庭副业开展情况，计算出全年能够做多少工分、收入多少粮食和现金、人均年收入多少，用表格的形式，公开贴在家门外边的墙壁上，互相监督，开展劳动竞赛。

    以上这些做法，对于遏制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收到了明显效果，群众热烈拥护，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特别是过去被看成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家庭副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从全省510户的典型调查看，1978年，家庭副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24％，1979年上升到42％。

    1978年2月25日，万里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有的同志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纲到哪里去了？不怕再批唯生产力论吗？万里解释说：“‘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有些同志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以什么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些普通的道理。”他用坚定的语气说：“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一切工作要为生产服务，尽快地把生产搞上去。”在抓纲治国的政治气候下，万里敢于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这是对抓纲治国的公开否定，是继六条之后，又一石破天惊之语，是农业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惊人之举。

    这一年的三四月间，万里又在考虑如何搞好午季粮食分配问题。他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问号：麦子的产量为什么这样低？产量为什么长期上不去？农民为什么常年吃不到细粮？你们下去作点调查，为省委决策提供材料。我们在宿县褚栏公社请了几位群众代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谈了来意后，众说纷纭。主要意见是埋怨政府不按政策办事，只顾国家，不顾农民，麦子一登场，上面就派干部下来，督促生产队卖粮，说是爱国粮，谁能不爱国呢？粮食任务一完成，再留足种子，剩下的就不多了。每年都要缺半个月到20天的口粮，只有靠瓜菜充饥。有位60多岁的老农民，谈了很多掏心窝的话，他说：“上面年年提出要主攻小麦，农民不感兴趣，年年攻不上去。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多收不能多吃。大家就把小麦看成姑娘，姑娘长大了要找婆家，要嫁出去；把山芋看成是儿子，因为山芋干子不好保存，粮食部门不愿多收。农民一年到头靠山芋馒头、山芋茶过日子，连烧锅做饭的柴火，也大多是山芋干子。有人就编了顺口溜：山芋是个宝，离它活不了。所以，山芋种植面积越种越多。”我觉得农民这些话，既真实又深刻，既反映了午季粮食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农民的心理状态。便亲自动笔，写了一篇三四页纸的简明扼要的调查报告，派专人坐火车送回合肥。

    对午季粮食如何进行分配？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如何兼顾？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常年吃不到细粮，今年可否将午季粮食的起购点从65斤提高到75斤，以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征求分管财经工作的副省长胡坦的意见。胡坦当即要粮食厅的同志当场算账，算盘珠子打得哗哗响。胡坦拿着算账的结果说，起购点65斤，已经不少了，如果再加10斤，午季征购任务很难完成。我插话说，根据我们在各地的调查，今年的小麦长势很好，总产量有望达到50亿斤以上。胡坦笑着说，老周，你是在说梦话吧！万里说，当前，安徽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如果只顾国家这一头，不考虑农民利益是不行的。兼顾三者利益的正确做法，应当坚持因地因时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原则，丰收的年景，在保证农民多收多吃的前提下，国家可以多购一些；减产的年景，国家应当少收一些，千万不能购过头粮。关心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关系到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大事，也是关系到加速农业发展的大事。今年，国家宁愿少收购一点，每人增加10斤粮食，让农民能够多吃一些细粮。会议同意万里的意见。就是这么10斤粮食，一下子把几千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线。六条的深入贯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战胜1978年严重旱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群众基础。1978年，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地区沟塘干涸，河水断流。我国五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只剩下0.5个流量；巢湖因水位太低，停止了航运，在巢湖港，停泊的船只一望无边，有些船只漂浮在淤泥上面动弹不得；定、凤、嘉一带，不少地区人畜没有水吃，沟塘里鱼虾老鳖干死，天上的麻雀因干渴掉落地面，野地里奔跑的兔子因干渴死在路边。全省有6000万亩农田受灾。

    所谓百年不遇，就是1856年，清朝咸丰六年，遭遇过同样的大旱。那次大旱给农民造成深重灾难。有人翻阅了《合肥县志》，县志记载了这次大旱的惨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庄稼颗粒无收，逃荒者络绎不绝。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却是另外一片新天地。面对大旱，省委提出破产抗旱的口号，拿出大量资金和物资，全力支持抗旱斗争。广大农民群众不惜一切代价，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旱中。7月中旬，我陪同顾卓新到沿江一带视察抗旱工作，亲眼看到了从芜湖到繁昌县到铜陵市，在几十公里的江堤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山人海，在严夏酷暑、骄阳似火的高温下，利用各种抽水工具提取江水，大小电动抽水机日夜轰鸣，再通过用塑料薄膜和毛竹架的人工渡槽，将江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需要灌溉的田间。再仔细观察田里的庄稼，秧苗生长茁壮，看不到一点受旱的痕迹。面对这样的壮观场面，顾卓新激动地说：“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是可以胜天的。”经过顽强抗争，大灾之年不减产，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13元，比1977年增加了47元。有人高度评价说，这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前无古人的奇迹。

    10月，旱情尚未解除，秋种无法进行。在这关键时刻，省委又提出三点政策措施：一是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不计征购；二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少量给社员私人种麦种菜；三是社员利用四旁零星荒地所种小麦、蚕豆、蔬菜，谁种谁有谁收。这些政策措施同六条一样，都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是很得人心的。群众反映说，现在是心顺（心情舒畅）、风顺（干部作风好）、气顺（干群团结一致）。秋种的进度明显加快，播种面积大，全省计划面积2700万亩，加上社员开荒地，总的播种面积达到了3100多万亩；质量好，田间管理做得细致，肥料上得多，这就为1979年午季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写完这篇材料后，我深切地感受到，1978年，是创造性地贯彻落实省委六条的一年，是农村大变革蓬勃发展的一年，是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一年，因而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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