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是继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四三方案”之后，新中国又一次集中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22项成套引进设备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项，一、二期工程共计划基建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的外汇资金。原计划一、二期工程分别于1982年和1984年建成，因一度停缓建和调整计划，分别推迟到1985年和1991年建成。二期工程的引进方式进行了重要的调整，由原来的成套设备引进，改变为在保证技术水平不低于一期工程的前提下，通过引进主体设备的制造技术和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制造等方式，实现了“基本立足国内设计制造”的要求。

    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中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中国历年来从国外引进的最大的工业项目，在引进和建设的过程中，有过比较大的曲折和反复，在国际上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国内争议更大。中央领导对这个项目倾注的心血和花费的精力也是最多的。姚依林曾不止一次对我讲过，宝钢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宝钢建成以后，它的规模大，投资多，工艺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品种多，管理科学，企业的经营理念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中国的钢铁工业，乃至整个现代化工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示范效应。

    建设宝钢的决策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工作中“大干快上”和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激发和调动了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积极性，大家都争着引进成套设备，来加快本部门、本地区的发展，这是宝钢决策的大背景。上海钢铁工业长期缺乏生铁，是困扰国家计委、冶金部和上海市一个大难题，它们希望借成套设备引进的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宝钢决策的小背景。

    上海钢铁工业成材率高，品种多，是国家调出钢材的重要基地，但是由于缺乏生铁，上海钢铁工业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1976年，上海生产钢376万吨，需要生铁308万吨，其中由上海自己生产的生铁只有91.7万吨，不足需要量的1/3，所缺少的2/3，也就是216万吨的生铁，需要从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马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等调进。调出生铁，就意味着相应减少调出企业钢和钢材的生产量，影响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调拨工作很难做，而且是越来越难做。调进上海的生铁，要占用大量的交通运输能力，还要高温熔化，耗费焦炭，经济上非常不合理。因此，国家计委、冶金部一直在想办法要早日解决上海的生铁供应问题。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后，林乎加主持经济工作，他曾为调生铁的问题到处求人，伤透了脑筋。1977年4月，在林乎加的要求下，国家计委、冶金部派出规划小组到上海实地调查，研究生铁的解决方案。经过规划小组的调查研究和建议，1977年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的供应问题。

    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内有国家计委的同志）访日，考察日本钢铁工业的情况。代表团一共考察了12个大的钢铁厂，其中主要是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新日铁）所属的钢铁厂。代表团回国以后，向国务院写了考察报告，介绍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报告强调：日本1960年生产2200万吨钢，1973年钢产量达1.19亿吨，13年翻了两番半；而在同一时期，中国1960年生产钢1866万吨，同日本的2200万吨差距不大。但是到1973年，中国钢产量还只有2522万吨，为同年日本钢产量的近1/5，13年只增加了35％，即656万吨。对比之下，中日两国钢铁工业的差距迅速扩大。报告强调指出日本的主要做法是依靠进口矿石、煤炭、石油，引进和消化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新技术、新设备，实行钢铁工业的设备大型化、生产连续化和操作自动化，同时特别重视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培训工作，取得了比中国高10倍以上的劳动生产率，能源消耗比中国低1倍左右，产品质量好，成本低，增强了同欧美钢铁工业的竞争能力，也提高了日本机械制造、造船、汽车等行业的竞争能力。报告还指出：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出现世界性经济不景气，日本大钢铁厂均不能满负荷生产。日本钢铁界急于找出路，输出技术、设备的愿望非常强烈。报告建议：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引进一些必要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把中国钢铁工业搞上去。代表团回国的时候，新日铁还送给代表团一套介绍君津制铁所、大分制铁所生产与建设的电影和幻灯片。国务院领导同志看了代表团的报告；以及代表团带回来的电影和幻灯片，认为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些电影和幻灯片，后来我也借到上海，安排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看了。这次代表团的考察，对宝钢的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铁君津制铁所，他对陪同参观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上海缺乏生铁，想建设大的炼铁厂，而国家正在考虑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技术，上海市委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遇，应当积极争取放在上海。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和我都分别找过中央领导同志，表达上海的愿望，希望把成套引进设备放在上海。此事得到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和冶金部的大力支持。当时争取这个项目的有好几个省市。国务院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进行考察，经过全面的权衡，最后决定把第一套引进项目建在上海。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与其他地方比较，上海具有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诸多有利条件。第一，市场条件好。同上海和华东首先是江浙一带的机电、造船、汽车等行业相配套；一就地二就近供应，减少运输和损耗，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第二，运输条件好。一个年产几百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运输量大，产品同需用的原燃料之比是1:3.4，采用水运，成本最低，建在上海的长江口，依江邻海，内外水运都极为方便、经济。第三，我个人还十分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像宝钢这样具有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联合企业，需要有大体相适应的社会配套水平，否则就难以很快达到引进、消化、创新的目的，甚至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拥有比较全面、比较完善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才、管理、知识等条件，可以承担这个重任。1979年5月，陈云到宝钢视察，他特别关心宝钢的人员素质，还详细询问了配套问题。我说，对配套问题一直很担心。武钢一米七轧机投产后一直达不到设计水平，这并不是一米七轧机本身设备不行，而是武钢的钢坯在数量、质量上同一米七轧机不配套，加上外部配套的电力供应等问题，以致引进的先进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陈云又问到上海的万吨水压机。我说，万吨水压机也是个配套问题。上海自力更生搞的12000吨水压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因为没有相应解决好配套问题，利用率只有20％，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宝钢这么大项目，主体工程花了这么多钱，一定要搞好配套，才能充分发挥先进装备的优势和投资效益。陈云赞成我的观点。其实，不仅是宝钢，其他大型引进项目的厂址选择，都必须考虑综合配套条件。

    1977年11月下旬，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写了《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装备，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报告》，建议“抢建上海炼铁厂”，“拟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的大高炉”，“在国内矿石未解决以前，先从澳大利亚进口矿石”，“拟在1980年建成第一座高炉”，等等。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并指示：“对于支付能力，首先立足于出口和各方面节约外汇。”11月29日，李先念接见日中长期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谈及双方合作建设大型钢铁厂时，稻山作了积极回应。以这次会谈为契机，经国务院批准，冶金部邀请新日铁派出一个技术咨询组来北京，就建厂地点、工厂规模、产品大纲、原燃料来源以及其他建厂有关问题进行技术咨询。12月13日，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带领技术咨询组到中国考察。他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看了很多厂，最后提出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新技术资料》，一个是《现场调查项目的方案》。

    根据新日铁技术咨询组的建议，1977年12月中旬到1978年1月中旬，国家计委和冶金部派出规划小组和上海市一起研究新建钢铁厂问题。国家计委的顾明、金熙英，国家建委的谢北一，冶金部的唐克、刘学新，一机部的周建南，外贸部的崔群都是规划小组的成员。1978年1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正式听取规划小组的汇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韩哲一和我都参加了。冶金部副部长刘学新主讲，推荐在上海建设引进的大型钢铁厂，着重介绍了厂址选择、工厂规模、工厂组成、长江航运，以及在绿华山转驳运输等问题。市委听了汇报以后，苏振华等当场表态同意规划小组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建设两座4000立方米的高炉，3台300吨的转炉，年产生铁650万吨，钢67万吨，钢坯604万吨，其中供应上海各个钢铁厂的钢坯232万吨，热轧钢板320万吨，无缝钢管48万吨。1月7日至8日，林乎加、韩哲一、顾明、唐克和我等规划小组人员共108人，乘坐苏振华特批的一艘导弹驱逐舰视察了长江航道、绿华山过驳海域和镇海北仑。不久，以规划小组的方案为基础，由冶金部牵头，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冶金部和上海市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建设上海钢铁厂的报告。这就是后来通称为“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建厂方案初步确定以后，我以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的名义，于1978年1月25日带队去日本考察，一行21人，李东冶为顾问，鲁纪华、许言为副团长。稻山嘉宽会长在新日铁总部第一次会见我们时，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要重视钢铁工业。他认为，基础材料工业上不去，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都会受到影响。他还强调，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农业不发达；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有发达的钢铁工业。他竭力主张把发展钢铁工业放在整个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位置上。在交谈中，我说这个看法和我们是一致的，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说法：“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多年来，我们就是照这个思想办的。稻山先生连声称赞说：“讲得对，讲得好！”在日本我们参观了大分、君津制铁所和八幡的一个设备制造厂，真是大开眼界，对日本的大工业，大批量、高质量、自动化的生产印象非常深刻。我至今还记得在参观大分制铁所热轧车间的时候，碰到一个美国冶金代表团，其中的一位专家看了以后很受刺激，想找人发泄一下，就主动和我们搭话，他说：日本人太厉害了，把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都做到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受到很大刺激，在现实面前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在结束考察以前，我们开会研究同新日铁交换意见的问题。我们的一些专家提出，新日铁的技术确实包罗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但是还有一些没有采用，如无料钟、干熄焦、烟气热能回收综合利用等。这些技术是我们专家在资料上看到的，真正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见过。在最后会谈中，我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希望新日铁能够提供。新日铁方面说没有这些技术，如果提供他们还要花钱去买，因此不能提供。后来我们一再要求，新日铁答复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来努力，始终没有正式承诺。

    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对中日合作建设宝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稻山先生在日本财界享有很高的声望，长期从事中日贸易活动，主张中日友好。早在1958年2月，就同中国签订了日中钢铁协定。因为主张同中国合作建设宝钢，稻山先生承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文化大革命”期间，新日铁曾同中国合作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那时武汉打派仗很厉害，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新日铁方面，包括稻山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记忆犹新，担心宝钢建设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1978年底，受北京西单墙的影响，上海的淮海路贴了很多大字报，日方担心宝钢开工典礼不能按时进行。后来还是按照原计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会后的第二天，宝钢举行了开工典礼。稻山先生来参加典礼，我在飞机场接他。看得出来，武钢一米七轧机的事情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在我送他回国的时候，稻山先生仍是忧心忡忡，问我会不会再次发生武钢一米七轧机的事情。我说不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了，国务院还决定派国家建委主任韩光作为国务院代表协调宝钢建设有关各方的工作，宝钢建设不会有大的波折。他听了，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我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但是时过不久，宝钢建设就遇到了麻烦，被迫进行调整，波及新日铁，再加上新日铁内部原本就有的人事矛盾（新日铁由八幡制铁所和富士制铁所在“二战”后合并组成，尽管已经合并了很多年，但是原来两个企业的人员在人事关系上还是疙疙瘩瘩，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两个企业的人事关系问题就要显现出来。都要借机造成一些矛盾，甚至相互攻击），新日铁内部开干部会，大柿谅受到责难，稻山先生也受到牵连。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守信誉，对宝钢的调整很圆满。在他的自传中明确写道：依我看，中国处理得非常好。他的自传还介绍说他对两个外国名人很敬佩，一个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个是古巴的卡斯特罗主席。

    我们从日本考察后回到上海，林乎加到机场接我，告诉我，第二天去北京，参加国务院讨论宝钢问题的会议。国务院会议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到会的有余秋里、谷牧、方毅、康世恩副总理等，人比较多。会议主要讨论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冶金部、上海市关于建设宝钢的报告。会议讨论了三个半天，有关部门提出过一些问题，但没有反对建设宝钢的意见。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了“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以后曾有人说宝钢是仓促上马，国务院没有认真讨论。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会上林乎加对李先念说，锦华刚刚从日本回来，要他讲讲对日本钢铁工业的看法。我谈了两点：第一，宝钢项目在日本影响很大，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对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经济合作影响很大。当时的日本经团联的会长土光敏夫有个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这样一个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我讲的这一点没有看到原始材料，是在日本时听翻译讲的）。李先念对这个反映很重视。第二，关于配套问题。宝钢本身建好了，不等于就能顺利投产，不等于顺利达到设计指标。要顺利投产，要顺利达到设计指标，还必须有外部的协作单位同步配合，从山东的兴隆庄煤矿到耐火材料厂，从电力供应到水厂建设，所有这些协作单位都要做到同步同责，哪一家耽误了，都会出问题。从日本引进这个项目主体工程装备是先进的，但配套的工作量很大，从系统工程上讲，配套工程要抓早，抓晚了将会影响宝钢建成投产，影响投资效益。配套工程一定要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投产，包括原料、辅料、耐火材料、煤、电、水、气，以及港口码头、铁路、公路、邮电通讯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宝钢即使建成也投不了产，或者是低负荷生产，经济效益不好。李先念听了以后很赞成，说我们的问题就是重主机，轻配套，往往是锣齐鼓不齐，常常因为一点小的问题而拖累了整个项目的投产。

    从抢建到调整、退够再到复建、扩建

    宝钢工程建设，开始时决定的体制是冶金部、上海市双重领导，以上海市为主。上海主要依靠冶金工业局和上钢一、三、五厂组织力量，抽调干部，筹建有关钢铁生产厂；其他配套厂，参照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经验，由有关对口局成建制地分包建设。为了迅速调集干部，开展工作，加强对这个项目的领导，在市委常委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振清主动表示他负责抓这件事。会后立即行动，在上海总工会借了办公室集中办公，找各局主管干部的同志，边商议名单、边审批、边通知。接到调令的同志都按限定的时间到现场报到，并立即投入紧张的建设工作。由于当时项目还没有正式列入国家计划，没有资金，上海就先垫出几千万元，搞动迁、“三通一平”，建立一批永久性建筑替代临时性大型设施，节约了土地和投资，开创了国家大型建设工地的成功先例。

    1978年3月30日，在中央批准宝钢建设项目以后，上海市委在工地现场雷锋中学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会议，由彭冲主持，传达中央批示，动员上海各条战线开绿灯，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宝钢会战，要什么支援什么。彭冲还强调建好这个项目对上海工业，以至华东各省机械、钢铁、运输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会上，我在讲话中说道：“上海南有金山（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北有宝山（宝山钢铁厂），它们将为上海的‘四化’建设积聚金银财宝，成为真正的金山宝山。”这次会议，体现了市委的强有力的领导，体现了上海这个工业城市的集中、实力和大协作的优势。市委动员后，全市各路建设大军迅速开进工地，前期工作全面展开。就在市委动员会的当天晚上，市委常委连夜开会，研究征用土地问题，决定“征地一万亩，一次批准，分批使用”，“动迁进度，按建设实际使用土地进度安排”。同时决定，给动迁农民盖房子，建设月浦、盛桥两个农民新村。建成后，市委领导都去看过，比较满意。这一段，上海各局，如冶金局、市建委、建工局、城建局、规划局、三航局、物资局、华东电管局，以及市计委、经委、财政局、二商局、建设银行、杨浦区委、宝山县委等，都是出了大力的。他们迅速按照市委的动员和部署，大开绿灯，积极行动。整个建设形势发展很快。这一段的实践效果证明，把这个大项目放在上海是对的。

    冶金部与日本新日铁签订的总协议书第4条规定，一号高炉系列在1980年建成投产。1978年正式动工之前，冶金部又把建成时间改为1981年底，1982年初全面投产。这就是说，从正式动工到建成投产，满打满算只有3年的时间，时间十分紧迫。因此在建设中提出了“抢建”的口号，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争时间、抢速度。

    市委动员大会开过以后，各方的大批人马就开进现场，开辟工作和生活场地，设立现场的指挥机关。所有这些工作，只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一位曾转战全国各地的工程指挥讲，宝钢现场准备工作的效率是创纪录的，比他此前参加的所有工程项目的准备工作都快。这是上海的优势，说动就动起来了。冶金部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强将参加宝钢建设。设计单位有：重庆钢铁设计院、武汉钢铁设计院、鞍山焦耐设计院、北京钢铁设计院、长沙矿山设计院、交通部三航局设计院、上海电力设计院、上海冶金设计院以及武汉勘察院等。施工单位主要有：冶金部的第五冶金建筑公司（简称五冶）、十三冶、十九冶、二十冶，基建工程兵0029支队、0039支队，上海建工局，上海市政工程局，交通部三航局，华东电力局，上海铁路局等，总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6.4万多人。在不到2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远郊农村，集中这么多人，没有道路，没有住房，面临的重重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喝水靠农村原有的水井，因为人多，很快就干涸了，每天靠市里派洒水车送水。南方天热，住地没有水，工人就到附近的河中洗澡，但是施工队伍多数从北方调来，不懂水性，淹死人的事情一再发生。临时工房搭建在原来的稻田上，地面潮湿不堪，而屋顶是两层苇箔加一张油毡，太阳一晒就透，雨一大就漏水。施工队伍的生活条件的确是非常艰苦。尽管如此，现场职工的情绪很好，在困难面前没有人发牢骚。他们表示，能参与国家的第一号工程的建设，感到非常自豪，非常光荣，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1978年9月，冶金部派叶志强副部长到上海，负责主持宝钢建设工作。他摸了一段情况后，提出要改变原来的领导体制，即由原来的冶金部与上海市共同领导、以上海市为主的体制，改为由冶金部为主，直属领导。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市委讨论后同意这个意见。彭冲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因为我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配套工作量很大，有原料矿、辅料矿、备品配件，还有钢铁方面的专业技术力量，加上工期紧，需要数量很大的专业设计、施工队伍。从上海调来的同志，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承担宝钢建厂任务的主要是冶金系统的几个建筑公司，以及基建工程兵的二、三支队。后来苏振华又找我，当面再谈这件事。我说，我已表态同意了，这样改变是合适的。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经验，领导体制的及时改变是对的，但执行中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够好，主要是干部问题、团结问题。上海市选派到宝钢去的领导干部，是多年搞冶金的，对建立和发展上海钢铁工业有过贡献，也有丰富的经验。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宝钢建设充满热情，有很强的事业心，在筹建阶段做了大量工作，很有成绩。但是，冶金部有的同志看这些同志的长处、优点不够，没有看到上海这批干部不是作为个人去的，而是代表了上海冶金系统的广大干部和技术人员，代表了上海各界对支援宝钢、建设宝钢的深厚感情。把他们先后都调离指挥部，不仅挫伤了这批干部的积极性，也引起了上海有关部门和广大干部的不满。市委为了尊重冶金部领导的意见，同意把这些干部调出。这些被调走的同志是不愉快的，意见较大，一直反映到市委。市委要我做工作，要这些同志顾大局。我找他们开了会，个别谈话，还在指挥部的大会上赞扬了他们为宝钢创建所做的种种贡献。这些同志表现很好，不仅当时没有对宝钢讲不好的话，而且在后来，在宝钢面临重重困难、受到各方责备的时候，他们仍然维护宝钢、关心宝钢、支持宝钢，表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宽广胸怀和对宝钢的一往情深。我对这些同志一直怀有敬意，对他们没有能留在宝钢继续工作而感到过意不去。

    在领导体制改为冶金部直接领导以后，我还说过，由冶金部为主，是为了调动全国冶金系统的力量，这同发挥上海地方积极性并不矛盾，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把宝钢建设好，但不能像攀枝花那里的做法。攀枝花是在“大三线”的深山老林里建厂，是比较封闭的，可以“占山为王”。从攀枝花到上海，要跨越很大的空间。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开放的国际性大城市，人才济济，知识分子集中，见多识广，在上海工作，必须尊重和发挥地方积极性，必须依靠上海的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成功经验，宝钢顾问委员会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宝钢顾问委员会是叶志强倡议组织并经市委同意成立的。这件事办得很好。我认为，不仅对宝钢有重要贡献，而且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意发挥中国自己优势的做法有普遍意义。

    在宝钢“抢建”的过程中，尽管发生了基础桩的位移问题，甚至有人借此说宝钢要滑到长江里去，但是建设仍然没有受到影响，进度还是很快。后来，“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造成的恶果日益暴露，国民经济的困难开始显现出来，特别是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目标是宝钢。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5月30日，陈云到上海，对宝钢建设问题作调查研究。他先召集上海市冶金局一、三、五厂的几位专家座谈，我和他的办公室主任王玉清在座。然后，找市委严佑民、韩哲一和我谈话（当时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另有活动，没有参加）。他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对大家说：宝钢上马是仓促了，考虑有不充分的地方，反复比较不够，工作有欠缺之处。同时他也指出，宝钢生产的钢材都是国家需要的，因此这个厂非常重要。他还说，他已经派人到工地看了，现场建设进度是快的，质量是好的，听了很高兴。对建设宝钢有些争论，他已告诉北京有关同志，包括原来搞过冶金工作的领导同志和专家进行论证。他鼓励市委和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同志，说宝钢中央已经定下来了，要搞就搞到底，不要再动摇了，现在已经签字了，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很注意，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说，时间是否可以拉长一点，何必自己弄个东西把自己套起来呢？时间拉长一点，稳步一点，顺当地走比中途停下来进度要快。他还一再对我讲要实事求是，鞍钢从日本人开始搞算起，搞到600万吨钢花了60多年，宝钢搞到600万吨钢，连6年都不要，是不是真的能做得到？

    陈云虽然强调不要再动摇，抓紧建设好宝钢，但上海还是有人，主要是个别领导有不同看法，在市里有关会议上借“群众”反映，公开讲“两座大山（金山、宝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还说“老百姓的房子欠账已够多了，还花大钱搞这么大工程”，吹冷风。我表示，中央决定的事，我们地方党组织只能执行办好，而不能用另一种语言说不利于办好这项事业的话。且不说宝钢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义，就是对上海来讲，也是首先得益，而且是很大的得益。参加宝钢建设的施工队伍有6万多人，上海只去了几千人（1982年以后基本撤走）；宝钢花了近亿美元资金进口大型施工机械装备，给上海的就近千万美元；宝钢花钱新建扩建改建了一批配套工厂、公路、桥梁、铁路、码头、邮电通信和城乡住宅等，其中有些事是上海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通过宝钢建设，帮助、带动和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和市政建设，为什么看不到这个重大变化呢！我当时年轻气盛，借传达陈云的指示，在常委扩大会上批驳了这种论调。市委经过讨论，决定贯彻陈云的意见，继续配合冶金部把宝钢建设抓紧抓好。

    陈云回到北京，3次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6月1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陈云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宝钢是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都关系重大，事关全局，投资很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广泛征求更多人的意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考虑。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当中，施工力量有5万人，工程进展是好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需要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接着，陈云讲了8条重要意见：（1）同意李先念同志的意见，这个项目要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将来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2）不要漏列项目。是否还有没有想到的，预先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外部协作条件，如煤炭、电力、运输、码头等都要考虑周到。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3）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专利。（4）要提前练兵。宝钢这样大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掌握先进技术，以保证产品质量。掌握了这个技术，还可以用于鞍钢、武钢等其他钢厂。比如，焦炭的灰分含量不能超过8.5％，铁矿粉的含硫量不能超过0.6％，这些问题要及早解决。（5）宝钢建设由国家建委负责，负责人第一是谷麻子（谷牧），第二是韩麻子（韩光），还有冶金部的叶麻子（志强）、上海市的陈麻子（锦华），要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斩马谡”。（6）建设中，要严格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因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作出榜样来。（7）冶金工业部有带动机械、煤炭、铁道、电力等其他有关各部的责任，特别是壮大一机部的机械制造能力。冶金部应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像煤炭、电力、一机部等，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8）冶金工业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长期聘请的外国专家只是极少数，如何建设，建成以后如何管理，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工人。会议讨论的目的是把工作做得更好，要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意见也要听取。

    参加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一致同意陈云的讲话，会后，主要是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传达和讨论了陈云的指示，并着重对苛求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落实措施。我还针对指示中的苛求，讲了5条具体的贯彻意见。

    陈云对宝钢的意见，是在内部传达的，加上一些公开报道内容不够充分，针对性也不强。因此，社会上对宝钢的质疑依然此起彼伏。1980年9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共提了60条意见，主要是：关于建设宝钢项目的决策问题；宝钢建设规模和进展情况；厂址的选择问题，地基是软土层，听说桩基位移，工厂要滑到长江里去，是不是这回事；环境保护问题；进口矿石问题，外国人会不会卡我们；投资问题，宝钢是不是无底洞；宝钢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能不能就像唐克所讲的13年收回投资。

    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李非平、周传典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详细介绍了有关的数据。但是代表们仍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我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没有参加人大会议。后来上海代表团的秘书长张世珠告诉我，上海代表团的一位代表慷慨激昂地批评说：“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上海市委副书记韩哲一是上海代表团成员，和这位经济学家很熟，就劝他：“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讲。”这位代表回答：“我激动什么，宝钢要花200个亿，全国10亿人，一个人20块钱，我20块钱还不能买一个发言权哪？”

    我听了以后笑笑说，这是抬高了我，我还不够“罪魁祸首”这个格。宝钢上马是邓小平决定的，我只是具体执行人，怎么当得了罪魁祸首呢？但是我承认，我是建设宝钢的积极分子。我也反思过，在宝钢决定建设的时候，我确实对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了解得很少，对“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宝钢确实是上马仓促了，“抢建”的口号也提得不恰当，3年建成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陈云考察宝钢的时候，对我讲过这个问题，他拿鞍钢同宝钢对比来说明建设进度的问题，我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因为大项目我还是管过的，知道其中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认为批评宝钢是对的，从宏观情况来讲国家承受不了，从项目本身来讲搞得过急，过于匆忙，工作不那么周到，总是不对的。我想，刚刚上马建设的时候，如果考虑得周到一些、冷静一些、科学一些，工作做得更仔细一些，宝钢初期的建设工作有可能搞得更好。

    《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向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等质询，引起国内外关注。新日铁不摸底细，尤其担心，怕重复武钢一米七轧机的麻烦。新日铁在东京找中国驻日大使馆，使馆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不清楚底细，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新日铁在北京也找不到答案。没有办法，新日铁特地派出日本朝阳贸易株式会社副社长铃木，找到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说稻山、斋藤先生委托他，要求见我，即使5分钟也行。

    我们因为工作中有来往，比较熟悉，不能不见。我见了铃木。铃木说：“新日铁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很关心宝钢的建设，稻山先生、斋藤英四郎先生派我到上海来找你，想了解全国人大质询冶金部到底是怎么回事？宝钢会不会下马？唐克部长会不会下台？上海会不会也质询陈市长？”

    说真的，当时我也是心里没底，也只能从一般的意义上正面地做些回答。我说：“全国人大质询，是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好现象，是应当高兴的事。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宝钢问题，要冶金部回答，这正说明全国人民对宝钢的关心，是好事。主管部门有责任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你们日本国会开会，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吗？你们的新干线的建设、成田机场的建设，不也是经过国会长时间的辩论吗？宝钢会不会下马，我没听说。唐克会不会下台，我也不知道。但中国正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部长调动将是正常的事情，我这个副市长也不一定就一直担任下去。干部职务终身制要废除，但中国政策则是连续、稳定的，不会因为领导干部变动而中断。宝钢是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签订以后的第一个大项目，中方是守信用的，是要履行合同的，请转告稻山先生放心，我们会继续合作下去，把这件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事业办好。”

    会见后，我要外事办公室把谈话记录印成书面材料，寄给了谷牧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报告国外的动向。后来我想，我也只能是这么讲，日方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说真的，高层决策有变化，下面不知道底细，工作实在是不好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一点的感受尤为深刻。

    1980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两个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决定宝钢采取下马办法停建。会议刚开完，宝钢尚未接到国务院和冶金部的正式通知，有的省领导回去后转达会议的精神，说宝钢要下马，要他们省里参加宝钢建设的队伍回去，这样宝钢下马的消息就传开了，在宝钢引起思想混乱，工作波动。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但也是没有讲得很详细，重点是：“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L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还要求损失最小或不受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当时也没有其他高招，只有天天关门开会，不做记录，敞开思想，无所顾虑地大胆谈自己的想法，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教育全体职工服从大局。我们在讨论中琢磨国务院对“两板退货”态度非常坚决，对“一期停缓”有些含糊，不那么坚决，如果我们把现场工作做好，待到国家财政状况有了好转，是可以争得续建的。本着这个想法，我们没有接受上级要我们新建仓库保存设备的办法，而是提出厂房按原设计继续建下去，以厂房代仓库，把设备安装上去，“就地维护”和必要的“动维护”的方案。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案是成功的，既省了钱，又保证了宝钢建设在停缓建期间实际上没有停工，整个施工进度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1980年12月23日晚，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宝钢问题。万里、姚依林、谷牧，国家计委、建委的领导同志，冶金部的几位部长，上海市的陈国栋、胡立教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决定，宝钢要“调整、退够、下马”。当时，要宝钢下马的舆论压力很大。国家计委、冶金部的同志都像做错了事情等待挨批的样子，低着头一声不吭。我是从地方来的，还是如实汇报了现场实际情况。我说，下马，损失太大。当时国外供应的设备和材料源源不断运来，6万多施工队伍正在现场奋战。谷牧举着我在会上交给他的宝钢寄来的高炉正在吊装的照片说，问题是已搞到这个程度，下马确实损失太大。会议议论的看法不一。陈国栋就出来转圜，说宝钢建设问题是否再论证一下。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会后，在走廊里我追上万里说，如果下马，从国外进口的设备材料到货照样付款，贷款照样要付利息，几万职工照样要开支，这些都是省不了的开支；如果不是停下来，而是接着搞下去，今年只要几千万元，用于购买砖瓦砂石等建筑材料，工程就可以不停。万里搞过大工程，熟悉基本建设工作，听我这么说，表示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研究。

    当夜，我住在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陈云在上海时对我讲过，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他。我想现在已到了应该找他的时候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给陈云办公室主任王玉清打电话，说了昨天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的情况，请他转达，并要求见陈云。他说陈云已不再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讲话不合适。我要求他转达意见，并说如果能在上午10点接见，我就不去飞机场了。但等到10点多钟，没有接到电话，我就离京返沪了。一路上总在想这件事。我总认为，当时每年要进口钢材几百万吨，要用几十亿美元的外汇，钱都让别人赚走了。宝钢建起来，一年生产400多万吨优质板管，就可以顶替进口，节省外汇，还可以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带动冶金工业和整个工业的现代化，这不是几全其美的大好事吗？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工程项目有可能就此放弃，我实在是有点不甘心。我还记得在日本时，日本人说我们，你们天天买鸡蛋吃谁也没有意见，而要买一只母鸡回家天天下蛋倒是意见通通来了。对日本人的这种论说，你能说没有道理吗？你能反驳吗？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自己在下面接触实际，有责任把真实情况报告给上面的决策层，提出个人的建议。供上面定夺，于是决定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有关副总指挥（马成德、黄锦发、方如玉、韩清泉）找来，把有关的情况核实了一下，就给国务院负责同志写信。在信中，我说宝钢的现状是：第一，施工已进入高峰，1号高炉系统一共引进23个单元工程，已开工了20个；第二，1号高炉系统引进设备共36万吨，已到16.8万吨，明年将到17.5万吨，到1981年底累计达34.3万吨，占总量的95％；第三，进口材料25万吨，已到12万吨，1981年到10万吨；第四，现场职工有7万多人，其中施工队伍6万多人，生产准备职工1.3万人。这些已到现场的材料、设备，只需开支人工费用和少量国内建筑材料，就足够继续施工，下马损失太大。因此，我建议：“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在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对国内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

    信发出后，我把副本送给了市委书记们传阅。我说，这是以我个人名义给中央的信，不当之处，由我负责。后来，我听李先念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宝钢一片下马声中，只有一个人坚持不同意下马，此人就是陈锦华。其实当时还有许多人都与我持有相同的意见，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不方便公开说罢了。马成德就给中央写过信，不赞成宝钢下马。

    1981年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的金熙英、国家建委的李景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洪等，带了一批专家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来宝钢现场，召开论证会。会上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宝钢顾问委员会的同志们反应强烈，认为“不能以宝钢论宝钢，要以全局论宝钢”；“不要从零开始论宝钢，要从现状出发论宝钢”；要“从钱看”，更要“向前看”。他们建议“缓中求活”。委员们甚至要求将他们的建议列入档案，载入史册，接受后人的检验。顾问委员会中的一位教授甚至说，如果宝钢要下马是因为资金问题，那么为了使宝钢不下马，他愿意到社会上去“沿街叫卖”，为宝钢募集资金。这些同志为宝钢真是一片赤诚。宝钢建设起来，对他们个人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但他们确信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利。论证会带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转的我给他们的建议信。为了不影响会议发表意见，会上没有印发，我也没有发言。后来国务院听取论证会议情况汇报时，正式印发了我的信。

    论证会结束前，市委听取了汇报，由陈国栋主持，常委都到了。市委同意由市计委主任马一行代表市计委、经委、建委等部门提出的积极方案，即宝钢电厂、焦炉等不停，出了产品交上海市，收益归宝钢，“自己养自己”，继续搞建设。其他先缓建，集中力量搞好“就位保管”，实行“动维护”。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等精密设备、电器仪表，一定要精心保管，不能损坏。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的汇报。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也只是需要25亿元。”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就问他：“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指宝钢已用的投资），少用10个亿，100多亿就付诸东流了？”马成德回答：“是这个意思。”

    1981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到上海，一下火车就给市委警卫处的同志说，他先到宝钢去看一看。两天后再同市委的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见面。我接到警卫处同志的电话后，即同汪道涵商量，提出由我陪他活动，以便有事可以及时办理。汪道涵表示同意。

    我到宾馆，他正在吃早餐，问我：你怎么跑来了，不是说好了，两天以后见面吗？我说他们不来，我来一下，有事可以照料。我陪他先看宝钢，后到金山，然后又相继看了上海灯泡厂、上海牙膏厂和上海炼油厂。看了宝钢现场，听了汇报，他当时就表示宝钢已建到这个程度，还是要搞好。当前，要把维护保管工作搞好。

    回到北京以后，他就于8月1日在韩光的报告上正式批示：宝钢一期工程作为续建项目，不要再犹豫了，请计委早日定下来。在此以前，姚依林、谷牧、薄一波三位副总理也先后到了宝钢，对现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宝钢提出的方案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8月7日，冶金部转发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文件，通知宝钢一期工程改列续建项目。宝钢工程指挥部按一期于1985年建成的要求，编制了“六五”计划的基建规划。

    从决定宝钢“调整、退够、下马”到恢复建设，时间不过半年，但动荡不小，影响很大。有一天下午，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有一位管科技的副书记、副市长讲到，市科委的同志对他说，国家科委的同志讲，国务院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在国务院会议上讲，上海郊县农民在抢宝钢的东西。正巧那天上午我在宝钢，中午刚从宝钢现场回来，我说现场很平静，根本没有发生抢东西的事。多年以后，曾先后参加过鞍钢、武钢、攀钢建设的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陆兆琦，在回忆文章中说：“近40万吨的设备和20万吨的材料，无一丢失，无损坏或者失效，所消耗的资金降到最低的限度，维护工作完全成功。这不要说国内是首次，在国际上也属少见。”现在回想，这些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的。

    有一次邓小平当面问我，说有材料反映，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是旧设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即答复说，那是从日本进口的几十台柴油打桩锤，在上海商检局检查时，其中有几台拉出活塞时碰伤了表面，上海计量局参加工作的同志回到机关一传说，还讲是在伊朗用过的旧锤，于是就变成了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是旧货这样一个大问题。后来我为这件事专门开会检查，会上计量局的同志承认，他们的简报反映问题不准确，主观地加上了“有分析”、“有可能”等用词。实际上伊朗建运动场时还没有这种锤呢！我向小平同志作了说明，他听了我的说明后放心了，说你们应该出来讲话，我说我们尽力做工作，但现在是几乎隔三差五就会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有点讲不胜讲！

    这段时间，有两个情况，我认为很好，值得在宝钢史上记载一笔。一个是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党委始终团结一致，认识一致，一面积极向上如实反映情况，千方百计地寻找可行方案，提供建议；一面搞好现场工作，搞好设备的接运、保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稳定队伍。既对中央指示实行令行禁止，又要求自己坚守岗位，在困难面前不动摇，不退缩。这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的集体。二级指挥班子也是如此，上下同心，合力战斗。

    另一个情况是，宝钢从抢建到缓建到续建起伏幅度很大，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冶金部常驻现场的领导同志，在冶金部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使宝钢在大起大落、动荡不定中没有造成大的波动和损失，工作基本上没有中断，这是很不容易的。主持或管过宝钢建设的冶金部副部长，先后有六七位，其中常驻过现场指挥的，第一个是叶志强，第二个是马成德，已经去世了，第三个是李非平，也去世了。我则是连续的。那时候我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除兼市计委主任以外，还兼市委劳动工作委员会主任，宝钢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成天忙早忙晚，但不管怎么忙，只要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有事，我都是随叫随到。十天半月总要去一次。平时实在抽不出时间，就星期天或晚上去。马成德代表冶金部住在现场主持工作，认真负责。他身体不好，在困难时不怨天尤人，以身作则，坚持在现场，尤为难能可贵。我一直对他非常敬重，工作中配合得很好。韩清泉也同样是在困难面前坚持得很好的。他在稳定冶金建设队伍、处理同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系上，也都是做得比较好的。过去，我同冶金部的同志多数不认识，通过这一段合作，相处很好，我从他们那里得益甚多。

    我还要强调说，宝钢的建设成功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方面大协作的成果。在社会各界不了解宝钢的真实建设情况、意见纷纷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组织各高等院校学生代表，到宝钢现场考察，实地了解建设情况，取得了良好效果。韩光、李东冶同志作为国务院的代表，先后主持宝钢建设中的上下左右协调工作，适时帮助宝钢解决工程建设中的种种难题，成效极为显著。冶金部更是指挥和调动全国冶金系统的资源，集中投资，全力以赴。上海市始终把支援宝钢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

    1995年，我陪卡斯特罗参观宝钢，黄菊同志介绍我过去在宝钢的工作情况。我接过话说，我在一期工程时工作过，但宝钢的成就是后来的事。我指着黄菊和黎明、谢企华对卡斯特罗介绍说，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他们比我干得多，也干得好。谢企华因成功整合购并企业，连续入选《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位商界女强人。

    宝钢建设经历了从抢建到调整、退够，再到恢复建设的曲折过程，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是最终还是证明了邓小平的那句话：“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宝钢的建成投产，直至进入世界500强，还向世界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建设和管好世界一流水平的工厂。宝钢的成功，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有上海市、冶金部、有关地方和部门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持，以及参与建设的成百上千位的辛勤劳动。我感到，这中间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在全国上下认识不一致，纷纷责备宝钢的时候，邓小平凭着他在全党全国的崇高声望和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洞察力，在关键时刻，一再对宝钢发表一言九鼎的讲话，影响特别大。1979年7月21日上午，邓小平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时，在谈话中指出：“宝钢，市委还要管，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干好”。

    当时，我们在现场指挥宝钢建设的同志承受着巨大压力。宝钢开始建设的时候，抢建的口号响彻四方，到处都是开绿灯。后来要调整、要下马，一下又变成了千夫所指，到处都是红灯，说你们还忙什么，还不赶紧下马。从大红大紫到灰溜溜，反差太大，我们很难求得心理平衡。听了邓小平的讲话，从心底里感到受用，感到温暖。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同志听了我的传达，一致表示，感谢小平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宝钢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示范效应

    1995年，我陪同古巴的卡斯特罗主席参观宝钢。他看得兴致勃勃，赞不绝口，对我说他到过世界上60多个国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工厂，这是中国的骄傲，是社会主义的骄傲。宝钢的漂亮当然不仅仅是外在的，它的很多地方都值得称道，尤其是在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方面。1977年冶金部考察团从日本取经回来，明确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口矿石、建设深水码头、设备大型化、计算机管理等，都要走新路，不走老路。这些新路，我们听说过或者看过材料，但是究竟怎样入门，怎样起步，大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都到日本去看。只是在建设宝钢以后，我们才真正看到了一个样板，对进入先进行业的门径有了一个真实而全面系统的了解。宝钢一直是很开放的，对所有来参观的、考察的、学习的，都是敞开接待。要看、要问、要资料、要培训，统统照办。他们把引进消化和创新的900多项成果，无保留地提供给冶金、机械、电子等兄弟企业，同他们一起分享创新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宝钢成了中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一座桥梁、一个平台、一所学校。国际上发展钢铁工业的成功经验，首先通过宝钢吸收消化再创新，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经营理念、管理制度和充满活力的运作机制，然后向中国的广大企业，首先是中国的钢铁企业扩散、传播。中国的钢铁工业，尤其是大型钢铁企业，都结合自身的情况学习宝钢的经验。通过宝钢这个样板，大家了解了钢铁工业怎样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巴西、澳大利亚、印度这些国家进口铁矿石，利用中国港口的条件建设大吨位的20万吨直至40万吨的深水港，都是宝钢首先搞起来的。兴建和扩建大型设备也是宝钢首先搞起来的。过去我们搞的高炉一般只是200立方米、300立方米，600立方米、1000立方米就算大的了，而日本的大高炉是4000立方米以上，最大的为5000立方米。宝钢的4063立方米的高炉示范效应是很大的。有宝钢和没有宝钢就是不一样。

    正因为有了宝钢的示范效应，中国的钢铁工业才可以借鉴加快发展的步伐和路径，在不到20年的短暂时间内，从1978年的钢产量占世界第5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1位。宝钢对中国的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电子技术等相关产业，对汽车、造船、家用电器、各类设备制造、房地产等产业的市场开拓，都起了广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以设备制造为例，宝钢一期工程，国产的比例只有12％；二期工程，通过合作设计、合作制造，技术要求更高的冷轧、热轧、连铸部门达到了43.5％，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高炉、烧结、焦化部门达到了86％；三期工程更是全面地扩大了国产的比例。

    宝钢的示范效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4个方面：

    第一，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钢铁工业，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学习苏联，是一种不快的模式。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是又一种模式，结果失败了。20世纪60年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实行“鞍钢宪法”，仍然快不了。直到改革开放，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宝钢的消化、创新，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加快发展钢铁工业的模式。中国钢铁工业从此跨进了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良好的科学发展观。宝钢的一、二、三期工程都贯穿了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注意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资源与环境、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宝钢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不断地降低消耗；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热心回报社会，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出资几千万元设立了宝钢高雅艺术奖、宝钢教育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学生获得了奖励，沿红军长征路建设了十几所希望小学，并积极援助雪域高原——西藏的经济建设。

    这里，我想特别说说宝钢的环境保护工作。宝钢投产之初，就提出了“001”的目标值，就是高炉。焦炉煤气发散为0，转炉煤气100％的回收。宝钢投产以后，从1991年起，一直保持着全年负能炼钢水平，即铁水冶炼成钢时，回收的能源超过了消耗的能源。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6.82％。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倡导的循环经济要求达到的理想目标。

    1984年，我已经调回北京工作，宝钢的同志来看我，说上海人大代表对宝钢环保不放心，意见很多，特别是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很难说服。事情也碰巧，不久，全国人大开常委会，袁大姐是全国人大常委，也来参加会议。开完会以后，她到我家里来看我（那时我住在木樨地）。我抓住机会给她做工作。她说：上海已经有十几条黄龙，不能再增加黄龙了，上海群众的意见很大。

    所谓黄龙，指的是上钢一厂、三厂、五厂十几个大烟囱，生产的时候，不断地排放烟尘。由于这些烟尘没有经过除尘净化处理，所以在排放的时候，携带很多粉尘和烟气一道出来，形成黄颜色的尘柱，被群众称作黄龙。我给她讲：宝钢不可能有黄龙，它是完全按照日本君津制铁所的环保标准建的。日本那个厂我去见过，排放的烟气都经过严格处理，干干净净，都是白的。我还和她说，邓小平也参观过君津制铁所，他也说很好，要新日铁按照它的样子建设宝钢。我劝她不要在人大会议上再讲宝钢黄龙问题了，要不然宝钢的同志压力太大。袁雪芬听了我讲的情况，联系过去的交往，对我讲的话还比较相信，就答应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后来我听宝钢的同志讲，宝钢投产以后，她又到宝钢去看了，表示很满意，称赞宝钢确实非常干净，是一个花园式工厂。

    国家计委在批复宝钢计划任务书的时候，明确地提出要求，要把宝钢真正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清洁工厂、国内钢铁联合企业的样板。按照这一要求，宝钢一期工程建设环保的投资占总投资的5.3％，二期占3.3％。宝钢环保建设完全达到国家的要求，有些方面还做得更好。宝钢股份公司是中国冶金系统第一家通过ISO14001环境认证的企业，厂区绿化率达42.71％。宝钢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的排放量都优于国家风景区的一级环境标准。这些都给参观宝钢的人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

    我到过国内外很多有名的工厂，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比较，宝钢的环保不说是最好的，至少也应该讲是最好的之一。我参观过欧洲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奥地利的“奥钢联”，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它的环保比宝钢差远了。

    第三，善于学习，勤于创新。宝钢是成套引进的项目，但宝钢人的工作从来没有满足在引进上，而是坚决贯彻邓小平“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要求。宝钢在引进技术的高起点上，制定了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科技指导方针，制定了中长期和年度规划，确定攻关的重点，依靠社会协作力量，充分发挥本企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工程建设、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和形成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和方法，取得了739项科技成果，开发新产品104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技术进步贡献率就达到了65.28％。宝钢许多成果都与其他企业共享，从来不搞封锁，不搞保密，受到国内广大企业的欢迎和称赞。

    第四，精品意识。宝钢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已经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优化升级、质量品种规格问题，中国现在和将来最需要的是高附加值的精品。在未来的钢材市场上，没有精品就没有企业的地位，就没有竞争能力。他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利用宝钢的工艺设备和技术人才优势，在精品的开发、制造、供应上下工夫，把精品意识变成精品行动。在国家和上海市的统一规划下，他们正在以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打造世界一流的钢铁精品基地。

    宝钢对中国工业，首先是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示范效应是多方面的，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它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学习和创新相结合的精神、精品意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对21世纪中国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着普遍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是面对21世纪世界潮流的极具战略眼光的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企业应对国际挑战的指导方针。宝钢这样做成功了，在短短20年里，从无到有，不断做强做大，它所走过的道路，应当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在世界钢铁权威杂志WSD2003年的排名中，它的综合竞争能力已名列第2位。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在评述中国上市公司时指出，宝钢的综合竞争力被认为是“世界一流”。2003年标准普尔对宝钢的评价是：前景展望为稳定，信用等级提高到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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