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辉潮

    别看我如今手握“大哥大”，家住稠州路182号3间五层楼高的街面房，且有“桑塔纳”牌私人轿车，人们看到我也戏谑地叫我“大老板”，其实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靠“鸡毛换糖”起步的。

    我出生在1957年4月5日，正是清明节。我老家在稠城镇福田办事处畈田王行政村下面的黄塘村——一个坐落在黄土山坡的小村子。全村只有30户人家，100多口人。我有兄弟姐妹10人，我排行第九。俗话说：“三牛难牵，五口难供。”在农村靠工分吃饭的“大锅饭”年代里，像我家这样的当然成了十分困难的户头。幸而靠上面的兄长与姐姐们帮忙，我没吃过多少苦，还读到了初中毕业。

    1971年7月，我离开了福田初中的大门，开始独立谋生。从我懂事起，我的爷爷、爸爸都是每逢年节或农闲季节就走村串户去“鸡毛换糖”的，我的兄长们也一个个先后挑上了糖郎担，我自然也不例外。

    1973年（时仅17岁），我就开始“鸡毛换糖”了。那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姐夫来我家，谈起他马上就要上江西上饶“鸡毛换糖”了。由于我与这姐夫特别亲近，我就主动向爸请求，要跟姐夫去见见世面。爸爸当然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给我30元钱作本钱。于是我跟着姐夫跑稠城集市、赶廿三里集市配货，其实，也不过是鞋带、缝衣针、纽扣、棒棒糖之类小商品与小食品而已。

    12月20日，我就与姐夫一起出门了。一到义乌火车站，好家伙！整个候车室以及外面的车站广场，全是出门“鸡毛换糖”的兄弟。吆喝声此起彼落，箩筐、扁担互相碰撞，尤其令我头疼的是，整个候车室内都是抽烟的人，烟雾呛得我不住地咳嗽。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我对抽烟深恶痛绝，即使现在为了经商打交道，我每天口袋里均放有“中华”或“红塔山”，但只是递给人家，自己是不抽的。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去赚钱打天下，我心中充满着激动、迷惘，但有姐夫在身边，离家的失落感还没有。晚上坐上了火车，虽说车上挤得不可开交，空气也浑浊得令人发闷，但我完全不在乎，只是呆呆地望着灰暗的车窗外面闪过的星星点点的灯火，连姐夫叫我、喊我，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应答着。火车抵达上饶时已是凌晨2点了，我们一行七八人下了车，马上赶路，走到1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村时天才亮。我们住进一户农家，每人每天付1.5元的食（早晚两餐）宿费。

    第一天出门，由于我个子不高，挑起担子人与两只箩筐一样高，尤其是走上坡路时，箩筐底总是拖着地。姐夫与我分路走了，他再三叮嘱我要小心，该喊的要喊，该做的生意要做，不可太胆小。可一等姐夫走远，我独自来到老表门口时，想吆喝一声“鸡毛换糖啰！”可哪儿叫得出口，声音在嗓子眼里滚动了几下又掉进肚里去了。而且脸发热，似乎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遇到人多处，更是惶惶然不敢停步。山区狗多，而且有的是猎犬，样子特别凶狠，叫声也很吓人，而且还边叫边跳的，我遇上这种场面，更是心惊肉跳，哪儿还想得到“鸡毛换糖”呢？一天下来，收获甚少，鸡毛连两只箩筐底也盖不上。我没精打采地回到住宿地，端起碗吃饭也没有了往日的香甜。姐夫却一个劲地夸我，其实我也明白，姐夫是在鼓励我，万事开头难，如今迈出了第一步就是个胜利。这么一想，心里也宽慰了许多。

    第二天出门，奇怪，一张嘴就很容易、很自然地喊出了“鸡毛换糖啰！”声音悠长、响亮，透着一种自信与自豪。见到生人，我也不再羞红脸了，而是能坦然地相对，平静地对答。我走遍了所到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一村中老表都叫我“小鬼”，我感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因为我这个“小鬼”竟能出门赚钱了。当然也有一些恶作剧的人，一次，有人见我走过，竟然“呜啰啰”地打起呼哨，唆使三四只狗来追我。这些狗都长得膘肥体壮的，“汪汪”地叫着向我冲来。我放下担子，手握扁担挥舞着，狗就站住不动了，满目凶光地瞪着我，我一挑上担子开步，它们又追了上来，如此多次的人犬对峙、僵持，狗群也显得厌烦了，夹着尾巴走了。我这才舒了口气继续走路。如此过了四五天，我才慢慢地习惯。其实狗也通人性，后来我再去村子时，它们还友好地跟着我走，胆大的竟来舔我的裤子，我也只是友好地吆喝一声“去！”

    出门换鸡毛，中饭一般是没有吃的。而我当时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没有中饭吃实在难熬。刚开始时，由于人地生疏，我不敢开口向老表买，饿得肚子咕咕叫，头昏眼花的。见别人吃饭，只能傻乎乎地看着，口水不住地往肚里咽，越咽越难受，眼泪也就不自觉地冒了出来。风一吹，脸都觉得特别凉。几天下来，我的脸皮也厚了，还能拿腔拿调地学着江西老表的话，向他们商量买中饭吃。遇到不肯卖的，我就识趣地赶快离去，遇上好心肯卖给我的，我就用带去的针、线跟他们换饭吃。幸亏没有碰到熟人，否则，他们真以为我在江西当乞丐了。

    春节期间，寒风刺骨，雨雪交加，路面往往冻得像玻璃路面。我的手与脚都冻伤了，每到一个村庄，第一件事就是求爷爷告奶奶地向老表们借个“火囱”烘手，等人暖过劲来才能做生意。遇上跟我开玩笑的，我都不敢答理。如有人玩笑开得过分点，对我动手动脚的，我也只能一味讲好话。一次，天寒地冻，我一步一颤地挑着担子走路，虽已十分小心翼翼了，但仍脚下一滑，连人带担重重地摔倒在地，箩筐也滚出好远，山货盒上的玻璃也破了，小商品与换来的鸡毛、兽骨等撒得满地都是。我举目四望，杳无人烟，只得边哭边拾，还不敢大声哭，怕冷风灌进嘴里。过了好半天，我才重新收拾好担子，一步一瘸地走，心里想的是：人与人真是不一样，我要这么背井离乡地受苦，而人家却可以安安心心地在家享福；我受冻挨饿无人理睬，而与我同龄的人却在读书、工作、欢乐……真是越想越悲，越想鼻子越酸，于是，我干脆放开喉咙哭了起来，直哭得累了、乏了，才止住哭声，继续赶路。

    我到的江西一些地区不像义乌，那里没有大村子，而且村与村离得好远，往往几十里没人家。有时远远看到有大树、有炊烟，急急忙忙赶过去，才发觉只有一二户人家，吆喝半天才换得只把鸡毛。

    我走的地区河溪多，上面没有桥，连礅步也没有。为做生意，我只得打赤脚，在刺骨的流水刺激下涉水，一上岸，脚都麻木了，等跑得发热时，冻伤的地方又开始发痒，直痒到骨缝里去。有时好不容易在河边看到有一只渡船，但找不到艄公，我就自己动手撑船。船在路晃，竹筒又不听使唤，手忙脚乱的，在风雪夹击下，真让人不得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呢。

    “鸡毛换糖”的黄金季节是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七开始，这时家家户户都在杀鸡宰鸭，除夕夜，小孩子们还能从大人手中分到一点压岁钱，这些都是我们做生意的对象。为了多收点鸡鸭毛，我们连中饭也顾不上吃。有时为了争生意，竟也顾不上面子，赔笑脸帮老表们煺毛，蹲得腰酸背疼才获得一两只禽毛。春节后鸡鸭毛就没有收了，我就用手中的小玩意儿与小孩换压岁钱。也有不少好心的老表见我年纪轻轻的，春节前后还要穿村走户，就催我回去过年，其实，看到小孩、姑娘、小伙子们穿上崭新的衣服，我心中就羡慕，还不由得一阵阵心酸。

    直到正月初四，我才与姐夫会合，两人忙于晒毛、包装。由于阴天多，阳光很少，禽毛晒不干。到火车站去办理托运手续，又被一口回绝，并要求我们卖给当地供销社。于是我们就把大家打包后的鸡毛集中起来，雇了辆中型拖拉机往义乌运。运到家中开包一看，由于禽毛太潮，已是开始发热，霉变了。我爸拿起一把毛，痛心地说：“唉，第一年出门就倒霉。”接下来的事，就是全家人一起来择“三把毛”（即公鸡的颈毛、翅膀毛和尾巴毛），这些毛经羽制品厂的姑娘加工，制成鸡毛掸子，可漂亮了，还能出口呢。至于剩下的下脚毛，那可是上等肥料，可以送到生产队里换工分。

    由于我换回的毛质量差，择不了多少“三把毛”，而且卖给收购站的过程中也受到不少挫折，跑到东阳南马，他们嫌毛潮不收购；赶到东阳李宅，又不收；后来总算卖给了廿三里收购站。事后一算，卖毛收入加上卖牙膏皮、鸡内金等的收入，除去开支，扣下本钱，半个月的成绩也还可以。除这半个月的饭白吃进来外，还盈余了40多元。

    第二年，我凭着自己对江西上饶地区比较熟悉，竟然说服了两位哥哥，由我带他们赴上饶去“鸡毛换糖”。结果在准备将货物托运回家时，车站又是不准托运，于是，我们就雇了两位江西人，在当地择了“三把毛”，准备只带这点毛回义乌。可在上车后才发觉那两人担着鸡毛送我们上车时，被车站工作人员拦住了。我急了，马上又换了一趟回程车赶回上饶，然后自己带着鸡毛上火车，不料又被车站工作人员拦住了。我抽空瞄上了一辆到金华停靠的列车，偷偷地上了车。到金华一下车，我就匆匆忙忙地往出口处走，一递过去车票，人也就离开了收票员。等收票的大喊：“鸡毛，他背有鸡毛”时，我已经走远了。我们兄弟3人就这样在江西“鸡毛换糖”，度过了4个春节。

    “树大分丫，儿大分家。”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出门“鸡毛换糖”，兄弟们也自立门户，各奔前程了。

    1976年，我与畈田王村的王芳柱到江西吉安地区“鸡毛换糖”，梅雨季节主要收破棕（即破蓑衣）、牙膏皮与破旧胶鞋等。吉安地区大多是山，出门就得爬山越岭。这些废品重量大、体积大，我只得生意做到哪里（一般住宿地点都是乡一级政府所在地），货就寄放在哪里，到最后出来时，再把一个个点中的货集中起来发运或卖给当地收购站。等生意全部结束要返回义乌时，我经过4个乡，把寄放在那些地方的货集中起来，妈呀，有130多斤重。我咬着牙挑着赶了六七十里路，担子太沉，我向老表借了把柴刀削了一根担柱，才稍有好转。离住宿地只有几百米路时，天色已暗下来了，我也已经精疲力竭，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干脆把担子一搁，躺倒在路边直喘粗气，直到王芳柱来接我，才跌跌撞撞地空手走到旅店。一躺下就再也不想起来了。

    俗话说：“吃次亏，学回乖。”从那以后，我就不肯要破棕、破鞋之类的笨重货了，到后来干脆连担子也懒得挑，改为背只麻袋，里面装着一只盛满小百货的玻璃盒子，开始在吉安地区赶市了。每逢某乡集市，我就赶到那里，把麻袋往地下一垫，放上玻璃盒子，就扯开嗓子穷吆喝。袋里有了几元钱，也不像以往那样舍不得花了，去路近的地方我就步行，路远就乘车。人们说。生意人是“神仙、老虎、狗”（赚到钱飘飘欲仙，腰板硬了老虎般地有精神，蚀本无钱时就如夹着尾巴的狗），我这时已有一种“神仙”之感。可也有难堪的时候，吉安地区多雨，有时，我走到半路上，突然天下起了大雨，我身边又未带伞，开不了步。好不容易拦到一辆货车，驾驶室又满员了，只得呆在车斗上淋雨，淋得连眼都睁不开，比落汤鸡还不如。如是冬天，情况就更糟，往往被冻得浑身发抖，回到住地后，边烤火边烘衣服，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真是死“狗”一只。

    1978年开始，我在江西赣州市的一个公园门口设摊。当地人告诉我，离此20里地，有一小市口——唐江，我就心动了，要去闯一闯。一到唐江，发现这里从来没有义乌的生意人到过，在转悠过程中，我发现一条小街两旁都是摊点。我向小摊贩们兜售我带去的小百货，他们一见货物就满口应承，生意很快就成交了，售价也比义乌高。我摸清他们需要哪些小百货后，第二次就带上货物，和我姐夫一起上唐江。我们的货物一脱手，足足赚了160多元，我高兴极了！回义乌后就买了一辆“长城”牌自行车。在当时，我神气地骑着自行车进城、回村，曾招来多少羡慕的目光啊。如今，我有了“本田王”、桑塔纳，但回想起来，还没有当时骑自行车神气、风光呢。

    随后，我又带着两个姐夫，在义乌配上小百货后到赣州、唐江兜售。在这时，我又动开了脑子：去时有货，回来却是空手的，唐江有没有货可以带回义乌呢？经过摸索，我发觉唐江有塑料表垫，于是以3分钱1只收了2000只表垫带回义乌，结果以7分1只卖出，不费吹灰之力就赚了80元。我当即叫姐夫把唐江及赣州市公园门口摊上的塑料表垫全部买过来。你猜带回义乌后赚了多少？足足500多元！

    1979年，我与小姐夫出门，遇到一位姓蔡的广东揭阳商人，我们跟着他来到广东汕头。我年轻，未见过大世面，一路上提心吊胆地，死死地拿着包不敢放手，生怕有人来抢。汕头、揭阳对我来说，真像外国一样遥远。到那里后，令我大开眼界，当地家家户户都在生产塑料小玩意儿。我们每人都有选择地买了几百元钱的小百货，坐汽车到漳州，再转火车回义乌。当时没有托运点，一两百斤的货都得肩扛手提地上下车，且一路上检查站多，如一疏忽被他们查到就要被没收。有时带着货物从站台上不了车，还得雇人帮着往车窗里递。可由于有利可图，劳累、麻烦、担风险都不在话下了。当时，义乌小商品市场虽说还没有开放，但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各地来义乌配货的客商也日益增多。我们拿回义乌的这么点塑料制品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于是我就又带了大姨夫、内弟及其他的亲朋好友，上汕头，赴澄海，到峡山，把那里的塑料发扣与玩具背回义乌，半躲半藏地在稠城或廿三里抛售。

    1982年，义乌湖清门市场（即第一代市场）开放后，允许我们长途贩运，我的心里也更踏实了。经过考虑，我就不跑汕头这条路了，我妻子在市场摆摊，我跑到安徽芜湖贩草子种（紫云英种子），但由于缺乏经验，亏了本，也就草草收场了。

    随后，我就改做拉链生意。起先，是我们义乌人把袜子运到福建石狮，再从石狮带回拉链，批发给我们经销。我知道这条门路后，就自己上石狮运拉链。可惜当时运输条件差，没有托运处，加上运输费用后，拉链的成本过高，根本赚不到钱。于是我又到处寻寻觅觅，曾到过江苏的苏州与本省的海宁等地贩运拉链。摸索久了，我对拉链的生产工序与技术要求也逐步地熟练掌握了，于是就想办厂自产自销。为此，我跑遍了苏州、宁波等地购进设备，从1984年开始，我与弟弟、内弟一起，把石狮生产的拉链半成品运回义乌，在义乌清塘下村办起了加工厂，制成成品后再上市。

    拉链半成品的再加工，是一种简单化的手工劳动，男女老少，一看就懂，一学即会。农村劳力富余，人人都想赚一点加工费，一时间，上门来讨活干的人多得都要挤垮门槛了。我们的加工厂，不说别的，每年光加工费就得付出几万元，乡亲们有了这笔收入，生活当然也有所改善了。

    办厂是一件辛苦活，我得每天挨家挨户地收集加工好的拉链送到市场上去卖，又得把半成品运回乡间分发下去加工，昼夜不得空闲。往往是货主指定什么时间要货，就得什么时间送去，生怕一延搁就会溜走一桩生意。半夜或凌晨四五点钟，跑火车站与汽车站是家常便饭，幸而我年轻，身板好，这么东跑西颠的也不觉得累，更不感到苦。

    我自己办厂挣到了钱，还开导我的亲戚朋友也来加工拉链。这些人听了我的话，并在我无私的帮助下，也通过加工拉链致富了。

    1987年，我还到温州桥头黄田进拉链。当时黄田朱涂拉链厂由于产品质量差正面临倒闭，我去要货，他们当然喜出望外。当时我是玩命干，往往今晚去，第二天就赶回义乌，货一脱手又马上返回去。结果，不长时间内，我就把该厂的库存产品全部销光了（其间还顺便销售了温州地区其他厂的拉链），使该厂得以起死回生。他们在我的劝导下，注重了产品质量，生产日趋正常并有了生气。这里还要说几句，原先，厂方对于像我这么年轻，又是个体户的人实在瞧不上眼。可是当我在厂方陪同下，看了整个生产流程，并对每一流程的质量问题都能一针见血地指明，同时提出如何改进的措施，有时甚至手把手地教他们。几次下来，质量果然日益好转，厂方的人无不服气。

    我在义乌清塘下的这个加工厂一直到1987年才停办，不是因为经营不善，也不是由于资金上的原因，而是我在实力强了一点以后，决定把加工厂由农村迁到义乌城里。1988年，我根据义乌市委、市政府关于欢迎我们这些人进城办企业的通知精神，在政府批给我的三间地基上（今稠州路182号位置），开始动工建房。建房是一件艰难的事，我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负债动工，借贷建房，其中的酸甜苦辣就不用细说了。

    在此期间，我还替本市杨村乡（今稠城镇城西办事处）一家台湾老板办的专门生产拉链拉头的厂家推销产品。由于厂方设备差，管理不严，致使产品积压。我在推销过程中，及时向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要他们根据市场行情安排生产，终于使该厂生产转入正常。可是好景不长，厂方一见产品由我包销，以为天下太平，又故态萌生，在质量上仍马马虎虎，而且对我提供的信息不屑一顾，使我心灰意冷。最终，这家厂还是倒闭关门了。

    人总得有理想、有追求。我从经商中深深体会到：自己之所以能从一个年纪轻轻的敲糖佬起步，成为首先富起来的一员，拥有了自己的房产、拉链加工点等等，并非由于我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比我能干的多着呢），也并非由于我肯吃苦耐劳（以往农村中谁不吃苦耐劳，可还不是一样贫穷吗），而是靠党的好政策，才有我的发家致富。因此，我对邓小平同志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激之情，也时时想为他人、为集体多作一些贡献，也时时激励自己追求进步，追求人格的完美，做一个对党对人民都有益的人。

    我所在的这个小村子，直到1982年还没通电，人家早已一片光明，我们却仍离不开煤油灯，加工粮食也得挑到邻村，连许多老人都在唠叨和挂念着电、电、电。1983年，我就首先捐款1000元，同时动员兄弟们也参加捐款，共捐了3000多元款，把电灯装进了家家户户。通电那天，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激动，为之流出幸福的泪水。

    “若要富，先修路。”对于我们黄塘村来说，修路是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第二大问题。我们村坐落在黄土山坡上，只有步行的小路，要开拖拉机、通汽车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于是我在1985年就开始盘算解决这一问题。我出面请来了福田乡及邻近各兄弟村的干部商议修机耕路一事，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后，就发动全村老少投入修路。至于在修通往清塘下、共和村的机耕路中不可避免地要毁掉一亩多面积的庄稼，这青苗赔偿费就由我一人包赔。

    对教育事业的捐款，对抗灾救灾、助残的捐款，我也从未犹豫和吝啬过。福田初中盖校舍，我捐款1000元，朝阳小学建教室我捐1000元，村里小学修校舍，修理费全由我承担。

    1985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我被推选为协会委员兼劳协组长，每年都被评为先进个体劳动者。1992年还被金华市工商局评为先进个体劳动者。我并不是在为自己评功摆好，而是这些荣誉的获得，靠的是我的言行，因为我一直以来坚持文明经商，礼貌待客，一直以来遵纪守法，并努力协助工商、税务部门做好治安、调解工作，还协助我户口所在地的下车门居委会参加巡逻、查夜……

    我在经商中还懂得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一切。因此，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就成了我的最大理想。经过党组织的长期培养、考验，我已经在1994年8月份正式加入了党组织，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谈到以后的打算，说来很简单，我要继续坚持以往做得好的地方，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在自己富的情况下，带领更多的群众走上致富之路。当然，条件成熟后，我还准备办一个较大的企业，为繁荣义乌市场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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