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瑞芳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场劫难过后，我和全家人终于能昂起头来做人了。我母亲摘掉了“漏划地主”的帽子，我儿子也因此够条件参军了，我则和千千万万个体经商者一样，加入到了小商品市场经商的行列，并于1989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我前半辈子所不敢想象的。

    1980年，生产队开始把部分田地分给个人，搞小承包，我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可把百姓们搞苦了，在“大锅饭”体制下，每10个工分仅折合0.8元的分红，为了生活，我一个女人家学会了种田、挑肥等，在生产队里拼死命地做，每工挣9.3分（每工的最高工分值为10分），但一年忙到头，仅可拿到几十元钱的余粮款。实行联产承包后，原先忙不完的农活，很快就做完了，我们有了空余的时间，于是，我就不愿死守着三分田地过日子，便想到了做一点小买卖，补贴家用。

    从1980年开始，在湖清门既不热闹又不冷清的街边就已有了20多个卖小商品的摊点。由于湖清门街离我家较近，我经商自然比别人更多些便利，所以，1981年初夏，我和亲戚凑起二三百元钱，开始了经商生涯。那时义乌稠城镇只有农历逢双的日子才有集市，而且仅大半天时间便收场了。街上没有正式的摊位，住在附近的农户，放两条凳子，铺一块门板，就可以5毛钱一天的价格租给小贩们当摊位。摆摊的人也没有固定的位置，也不一定每个市日都去摆，来去自由，只是那时的市管会、税务所的同志为了控制市场规模，经常要来驱赶。他们查得紧的时候，我就到廿三里去赶几个市日，那里的集市规模与稠城的差不多，市管会和税务所的检查不太严，只是那里的生意比较清淡一些。

    在做生意的同时，家里的农活我是绝不丢下的，自留地和承包田都必须种好。在那时的环境下，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田地为根本的意识，我根本没想到过做生意会赚很多钱，会富起来，更不会料到义乌会拥有现在这样的大市场。在经商之初，每次都是由我亲戚到外地采购小百货，由我在义乌销售。我总是摆一天摊，忙一天农活。农忙时，就暂时丢下生意，以种田为主。就这样过了将近两年。这个时期，在社会上甚至家里，人们的思想观念交锋很激烈。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做小商小贩是搞投机倒把，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的表现。社会不予认同，许多人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看不起做小生意的人，所以，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经商的人基本上是上了年纪的男女，没有年轻人和壮劳动力。我丈夫是位教师，他竭力反对我经商，唯恐政治运动一来要遭殃。因此，哪怕一天只赚几元钱，我也总是战战兢兢，不敢与任何人讲，更不敢大胆地在别人面前谈论做生意的事。

    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心思动，市场如巨大的磁场，将人们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当时做生意所需资本不多，获利虽不太丰厚，但风险也很少。几个月下来，我便尝到了甜头，生意好的时候，每月有百余元的收入，比领工资工作还强。于是，亲朋好友纷纷上门来求我带他们出去做生意，我不仅在资本上给予了一定的帮助，还带了一帮又一帮的人一起做生意。当时大家的心思也很简单，根本不存在要保密、怕抢生意的念头，只考虑出门互相有个照应，办事可以有个商量，大家一块干，互相帮助，有难同当、广开门路，被社会歧视的压力就要少得多了。当时，许多人也像我们一样，没有经商经验的人在他人的帮带下，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就这样，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仅半年时间，稠城市场上的摊位数由原先的20来个一下子发展到了200多个。随着市场的发展，原先逢双的集市改为了每日市，经商的人便基本固定下来了。接着，工商所又在湖清门沿街两旁铺上了固定的摊位，随着经商人员的不断增加，摊位一直延伸到新马路一带，形成了一个百米长的街道市场。于是，市场真正走向了发展的道路。1982年，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体察民情，发出了允许个体户搞长途贩运经商的红头文件，工商所也把经商称为“光彩的事业”，为经商的百姓正了名，给他们吃了定心丸。由此，我们开始放心大胆地经商，并逐步将经商作为正业了。

    从一进入市场经商开始，我便选择了做袜子生意，10多年来一直没变过。这条路可以说是靠着坚毅走出来的。就在我经商初期，绍兴的针织、纺织业就已有了名气，各种社办企业星罗棋布。我常常揣着500元进货款，差二隔三地往返于绍兴、杭州、宁波、诸暨与义乌之间，货往往是随身带的，拿到义乌市场上卖了后，再去进货。那时进货的渠道不稳定，碰运气的时候多，销售也以零售为多，能买几百双袜子的顾客就算是大主顾了。所以，每天收取的钱多为零钞，装在皮包里，晚上大家一块儿整理袜子、点钞算账，扣除一切开支后，每人每天约可分得3-5元钱。拿到这笔钱时的高兴劲真是没法说，因为当时做一天小工仅可得8角钱，而且没有门路还不行。我们这样的收入足可抵过几个职工的工资收入了。当然，这是绝对不敢对外声张的，如果被人知道了，税务所来查税的话就麻烦了。

    一般出门进货还比较稳当，一路盘算着：多少价格可以进，进怎样的货、如果碰到好的厂家会怎样，买多少货，回来该坐什么车，怎么走……这么一想，精神就很集中，只觉得紧张，完全忘了劳累。一路上总是不住地揣摸着身上的几百元钱，不敢随便与人讲话，连自家人也不谈天，唯恐让人听出外地口音，遭到抢劫。配好货后，便挑起担子急着往家赶，那时乡下没有公交车，货物总是在能挑得动的范围内，被挑运到几十里外的汽车站托运，因为乘公共汽车拿的行李多了会被拦住的。但是，在汽车站托运货物是要查税的，有时办托运的人多了，税收就要加重，明明是1000元的货，他硬是要按3000元的货来收税，没法和他说理，所以，查得紧时，我们常常绕道去赶火车，虽然不用托运货物就能挤上火车，但列车员看到你带着大包小包上车，总是瞪圆双眼，那时的列车员简直是凶神恶煞，让人见了害怕。有时，上车的人多了，他们就不让我们上车，甚至会将放入车厢内的包从窗口扔出来。所以，我们常常买了票坐不上车，再转别的路走。若是上了火车，则未到义乌站我就早早地挑上行担探头往窗外看，如果看到车站上有戴红袖套的检查人员，就赶紧缩回去，再坐一站，到一个小站下车，将货物挑回家。虽说一路偷偷摸摸的，只要不被查到就算万幸了。如果被查到，那么，这样那样的费一缴，这一趟就算白跑了。后来，我也有了很多对付检查的办法：要么在义乌火车站的前一站——荷叶塘站（是个小站）下车，再坐汽车进城；要么拦过路汽车，虽说过路车很少有直达义乌的，但只要中转几次，总能到义乌的。有一年冬天，天下着雪，我从厂里挑了货物出来，一路上满头大汗的。等我拦到一辆过路车，坐到萧山转车时，天已黑了。路上车子不多，当我得知一辆中型拖拉机是去义乌的，我就像看到了救星。可是，前面的驾驶室里已没法再坐人了，我只得蹲在拖拉机后面的敞篷车斗里。放在那里的一些装满液体的罐筒子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凛冽的寒风吹在我身上，让人感到冷得刺骨。我将自己没头没脑地套在一只编织袋里。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颠簸，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我又冷又饿，双脚早已失去了知觉。这种经历和感受，当时的生意人几乎都有过。也许是因为种田受穷穷怕了，就算是这样东躲西藏，吃尽苦头，我们也很知足。我母亲在解放前就做过生意。比起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要好多了，钱也容易赚，吃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在义乌碰到了一位绍兴汽车站拿小旗指挥汽车的老职工。因为经常要上他指挥的汽车，我就送了他几斤义乌红糖。从此，我去绍兴进货就方便多了，每次挑行李上车，都能得到他的关照，我自然对此感激万分。出门做生意没有熟门熟路是万万行不通的。当时，最让人害怕的是那些戴红袖套的检查人员，如浦江郑家坞站的那些检查人员，不管你有没有税票，是否已经补税，都要罚，真让人伤透了脑筋。还有义乌火车站税务所的龚所长，不认识他的人都害怕他，如果认识他那就像靠上菩萨一样。有一次，我在廿三里赶集，当地的生意人见龚所长走过来了，纷纷躲避，而我却浑然不知。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有多少货？全拿来。”我不明底细，见他说得这么干脆，还以为碰上了大主顾，老老实实地将寄放在别处的袜子如数挑了去，谁知被带到了税务所，心中直呼：上当！可这又有啥用呢！在那个时期，税务所不仅在市场内查税，而且市场外的查税工作也抓得很紧，并且规定：经营户不得将客商带到家中交易。场外交易一旦被抓住，就要补税，麻烦得很。后来，义乌推行了定额征税制度，才使我们定下心来。做生意没有好政策真是不行啊。

    我做生意很重信誉。金星袜厂、东湖袜厂等都做过我的经营伙伴，特别是大禹陵袜厂，我们一起合作已有14年了，该厂的厂长也换了一个又一个。记得该厂的第一任厂长在绍兴是出了名的办厂能人，在合作过程中，我以诚相待，为他提供袜子市场的信息，帮他出主意，改进工艺。他对我也很信任：我可以先提货后结账，有时甚至货价也由我来定。我们之间不曾签过什么合同，拿这位厂长的话来说：“我和龚瑞芳之间，说了的话便是合同。”我想：他办厂为的是赚钱，我做生意也为了赚钱，应该双方均有利可图才能继续合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只要薄利多销，他就能多生产，效益就能上去。我们双方互相信任，一心一意搞经营，配合得很好。虽然许多人都到厂里来拉过生意，可谁也不曾拉走过。

    我做了14年的袜子生意，这14年来，我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商业信誉。我主营的大禹陵牌童袜在市场上有着特别的声誉。虽然我从没有登过广告，也不曾自我标榜、自我吹嘘过，但是，由于这14年来，我对客商以诚相待，注重商业信誉，注意产品质量和产品更新，同时又讲究服务质量，在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所以，市场上经营童袜的摊点虽然很多，好些摊点经营的童袜牌子也和我的一样，我的客商却始终较为固定。

    如今做生意，已经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担惊受怕了。14年的经商生涯给了我丰富的经商经验。对于袜子的用丝、着色、款式、市场走势等，我都能做到了如指掌。再说，有绍兴这个袜子的生产基地作后盾，我根本不用担心货源问题。绍兴有3家个体织袜厂的产品是专供我销的，其产品的花色品种也由我来安排，送货则由他们负责。现在交通便利，运输是不成问题的。生意做到这种地步，应该说是很安稳了。但我仍坚持以诚为本，这么些年来，大小生意不知做了多少笔，我从来不曾拖欠债款、坑蒙拐骗，从来不做让人不信任的事。虽然我赚钱不多，但我心里却感到很欣慰。

    市场经营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会有一些让人伤心的事发生。我曾带过许多人走上经商之路，帮助找货源，甚至将自己的货让给他们卖，为的就是共同富裕。但是，生意场上不卖情面的事也常有发生，有一次，市场上出现了与我的货物款式相同的袜子，且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是质量很差，顾客不明底细，我的生意逃走了许多。一经打听，这事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人干的。我真是伤心透了。有时，我们几家摊点事先约定以同一价格销售某一产品，可有的人却偷偷减价倾销，顾客一比较价格，谁不跑去买便宜的？我倒反而成了替别人招揽生意的广告牌。这种愚弄，真让人又气又急又懊恼。

    在市场上，大多数经营户还是诚实、善良、讲究信誉的。如我现在的经营合作伙伴何义民，我们合作包销了中外合资企业芭莉丝袜厂的一部分产品。我们共同支付合同的款子，一起拆账，彼此都老老实实，谁也不曾计较过什么。说来也奇怪，我们之间没有丁点的亲戚关系，却合作得很好。做生意碰到守信的人，真是让人舒心啊。何义民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有一次，一位沈阳籍客商的一袋袜子不见了，硬说是何义民的女儿拿了。说是放在她的摊位边不见的。我们看他可怜，就问这袋袜子共计值多少，彼此都承担一点算了。可这位客商却不依，吵着要去工商所。工商所的同志了解情况后，指责客商的不是；既没有委托照管，又没有证据证明是何义民的女儿偷了他的货，只能怪他自己乱放包裹。然后，就不再理睬他了。这时，何义民赶来，他抱怨我们和工商所的同志不该这样处理此事，说是：客商丢了东西已够伤心的了，我们怎么能不管呢？硬是要赔给客商300元钱。其实，客商自己都说：那袋袜子总价值只有375元。何义民就是这么一个诚实、善良的人，虽不善言辞，但与他交往过的人，都会被他的这种诚实善良所感动。其实，这是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受过生活煎熬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又如原先在我隔壁摆摊的陈家盛夫妇，有一个时期，他们的生意被人挤掉了，可是摊位费、管理费、房租、税收等仍然需要支付，他们失去了继续经商的信心，又放心不下在家中的老父，打算回农村种田，待老父百年后再出来经商，我为他们那纯朴的孝心所感动，劝他们继续经商，换一种经营路子。结果，他们留了下来，改为经营温州产的时兴袜子，生意又红火起来了。去年摊位重新调整，我们隔壁摊的关系被拆散了，为此他们夫妻俩伤心了几个月，见面时还直掉泪。人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这话不对，对于这份在经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情谊，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诚招八方客，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实实做人是我的生活信条。在市场经营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是依靠市场的兴旺、发展逐步摆脱贫困的。在创业过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然而，只有从艰难中走过来的人，才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创业的不易；只有备受生活磨难的人，才更能明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只有从市场发展之初就在市场上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人，才能更深切地感到：市场就是我们的活路，我们必须珍视她，爱护她。

    从市场工商所在市场内设立摊位组开始，我便担任了摊位组组长，一直持续到现在。虽说我是个生意人，但我从来不贪财。在市场上经营，有许多回客商将钱物遗忘在我的摊上，我都如数奉还。有一次，一位江西客商将200元钱遗忘在了我的摊上，那时的2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由于市场内摊位太多，他发觉后却怎么也找不见我的摊，直到收摊时，他还在失魂似的找。当我上前将钱主动交还给他时，他简直要跪下来了。对于出门在外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他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但也有好心却带来冤屈的时候。有一次，一位浦江籍客商将装有500元钱的一只布袋遗忘在了我的摊上。由于是熟客，我和隔壁摊的吴彩仙商定：暂时将袋子搁在我这里，等那人回来来取。这时，一个眼尖的外地人跑过来，说这钱他也看到了，要我们分一些给他。我们说明情况后，他就是不信，还把一位工商所的同志叫来。这位同志不了解情况，硬说我们捡到东西不上缴，狠狠地训了我们一顿，气得我几天吃不下饭，心想：都十几年的生意做下来了，我们还会不顾信誉去贪图这么一点钱财？不要说是这种事了，这些年来，凡是政府提出救灾、赈灾，我总是带头捐款。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是摊位组组长，更多的是因为我对党的好政策、对市场的一种感激，是党的好政策，是市场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能不尽力报答吗？

    十几年来，我作为摊位组组长，积极代收组里的税款，做好上级布置的工作。为此，我年年都被评为市场先进工作者、协税护税先进个体户，还于1983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市女能人，原市场工商所徐至昌所长还专门为我写过一篇《经商务农两不误》的报道。1989年，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我走进市场经商开始到现在，市场真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便是这一变化过程的见证人。在这十几年里，我与市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我已是57岁的人了，岁月不饶人，我的勇气已远不及当年了。眼看着年轻的一代经营者在茁壮成长，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市场能在各级领导的努力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经营者也都能文明经商，讲信誉，重质量，维护市场声誉，使我们的市场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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