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汪精卫在“七一五”宣布“分共”后，其手下的反动军人开始大开杀戒。据国民党内部报告，汪精卫确定分共政策之后的短短几天，发生捣毁党部、残杀共产党员的县已有35个之多。第35军的一名团长在一个镇上便枪杀了20多名共产党员。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原定1927年7月28日举行，但由于外省代表来不及赶到汉口，只好推迟到8月3日。此时中央临时政治局的6位常委有3人已去南昌领导起义，留在武汉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3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地址选择在中国当局平时很少注意和管理的旧俄租界一幢西式的银灰色的小楼——汉口市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设在武汉的秘密联络机关。这里是外国侨民的住处，相对要安全些。

    8月3日，来的人仍不多，会期只好再次推迟。8月7日，实在不能再等了，会议正式开始。由于代表不齐，不能称之为“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称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被称为“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为“八七会议”。当时，正值暑天，整个武汉三镇如同火炉一般酷热。而举行会议的小会议室内挤满了20多人，代表们大汗淋漓，闷热难耐。尽管如此，由于安全问题，房间的门窗只好关得很严密。

    8月7日，毛泽东准时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二）

    会议结束后，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认准了毛泽东是位有胆识、有卓越才能的人，所以想留毛泽东在党中央机关工作。面对瞿秋白的这一要求，毛泽东一时难以表态。但经过慎思，毛泽东还是认为下面的实际斗争更需要人，不愿待在高楼大厦，愿意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这一要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8月8日，中央写了《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信，正式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9日，毛泽东正要乘船去湖南，又被通知留下参加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此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湘省工作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离开武汉前往湖南领导秋收暴动。

    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参加改组后的湖南新省委会议，讨论制定秋收暴动计划。毛泽东主张：“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他在“八七”会议上意见的进一步阐发。

    讨论时，毛泽东认为暴动力量不足，主张缩小暴动的范围，由原来的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区暴动，改为只在湘中四围各县举行暴动。于是，省委决定放弃其他几个中心，进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七县。会后，省委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共中央。接到湖南省委的报告后，中央常委立即开会讨论湖南暴动问题。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认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仍主张“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

    8月30日，毛泽东和省委再次讨论中央的计划，决定坚持原来的意见，实施湘中暴动。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此次暴动，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师长；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为行委书记，负责组织暴动各县的工农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等。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回忆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1）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2）组织工农革命军；（3）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4）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5）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东、赣西的革命武装，主要集中在修水、铜鼓和安源这3个地方：驻修水的部队主要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这是以北伐时中共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为基础组成的。后来加入了一部分安源工人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进驻修水的还有平江农军及湖北崇阳、通城的农民自卫军；驻铜鼓的部队主要是未能赶上南昌起义的浏阳农军，他们打着二十军独立团的番号。南昌起义后他们去追赶起义军，未能赶上，便转战在湘赣边，不久前来到了铜鼓；安源是工农武装聚集的另一个中心，这里主要有安源工人纠察队，600多人的工人武装。此外还有醴陵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衡山农军以及萍乡、安福、莲花的农军。这些武装总共约有5000多人，2000多支枪。

    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第2团位于安源，第3团位于铜鼓。

    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星夜从长沙出发，前往位于湘赣边境的安源、铜鼓地区，做起义的组织工作。9月2日毛泽东到达安源，两天后在张家湾召集了部分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研究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

    参加张家湾军事会议的有：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杨骏，浏阳县委书记和农军负责人潘心源，安福、莲花、永新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毛泽东传达了上级指示。随即，潘心源将军队的情势作了详细报告。

    从潘的汇报中，毛泽东方才知道：我党掌握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已从武汉“跑了出来”，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与平江、浏阳的工农义勇军“合在一处”，正在集训待命。形势发展得这样快，真叫毛泽东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秋收暴动的武装力量已经基本具备，既有农军主力，又有军事力量；担忧的是，中央、省委指令他到平、浏军中当师长，兼任秋收暴动前委书记，可自己只有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还从未带兵打仗呢！

    经过安源会议的讨论，毛泽东代表前委果断决定，参加秋暴的全部武装力量，兵分三路、会攻长沙：

    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由煤矿工人暴动，夺取矿警的武装；然后再进攻萍乡、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

    第二路以平江农军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得手后再向长沙进展。

    第三路以浏阳农军及余洒度之警卫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进逼长沙。

    这次军事会议可以说是毛泽东主持和领导中共军事斗争的起点。

    在安源会议上，毛泽东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结识了王兴亚，对井冈山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王兴亚曾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7月间与贺敏学、袁文才等领导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四县农军攻打永新，随后退至安源。他在会上向毛泽东介绍了一座山、两个绿林好汉即井冈山和雄踞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王兴亚对毛泽东进言：如果秋暴失败，可投奔到井冈山去。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护送下，由浏阳义勇军刘建中和周吉明负责带路，从安源出发，奔赴铜鼓，亲自领导秋收起义。这是湘赣交界的山区，山峦重叠，云雾弥漫，山坡谷底，散落着星星点的村庄。毛泽东和潘心源均穿夏布长衫，并肩急步，一路上日夜兼程，绕过敌人重兵把守的萍乡，在进入浏阳、铜鼓边界张坊镇双溪的一个小山村时，被一帮团防队员扣留，在押往浏阳团防局的途中，毛泽东急中生智，把口袋里的银元好像无意间撒落在地上，团丁们争着去抢银元时，毛泽东乘机挣脱出来，往田野里一口气跑了几十丈远。这时潘心源越发高声叫骂，并做出一副也要跑的架势。那小头目一边看住潘心源，一边让团丁快去追赶毛泽东，就在毛泽东继续向竹林里跑时，潘心源乘机朝大路跑去，吸引敌人追赶。当他被团丁追上抓住后押往浏阳县城，被关进了监狱。后来，潘心源机智地从监狱里逃了出来。毛泽东跑出竹林，隐藏在一个高地下面的水塘中。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一直躲到太阳落山。敌人还强迫一些农民来帮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搜寻的人几乎要碰到毛泽东了。毛泽东有五六次心里已经放弃希望，觉得自己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他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敌人放弃了搜寻。毛泽东马上从水塘里爬出来，翻山越岭，连夜赶路。

    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在30年代饶有兴趣地向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我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一到铜鼓，毛泽东不顾脱险后的疲劳，立即召开铜鼓、修水的干部会议，安排军事布置，最后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毛泽东还风趣地讲了浏阳遇险的情况，说：“最后我身上只有几块钱了，要是再找不到你们，就没有办法了。”

    毛泽东在他几十年革命斗争生涯中，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落入敌人手里，又奇迹般地脱了险。

    （三）

    9月10日，毛泽东在铜鼓县城西侧的肖家祠主持召开了第3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了这个团在起义中的行动计划和进军路线。

    9月11日，天刚破晓，驻守在铜鼓的第3团起义军将士，分别从肖家祠、武曲宫、蓝家祠、奎光书院等驻地汇集到铜鼓定江大沙洲，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的猎猎军旗下，毛泽东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墩上，大手一挥：“我们暴动了！”

    与此同时，分驻修水的第1团、萍乡的第2团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3团互为策应，犹如出弦之箭，按照既定目标，分3路直指长沙，震惊中外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

    然而，用几乎全部由工人和农民仓促组织起来的一个师去攻取一个省会城市，力量实在过于悬殊。可在当时，没有经过几次血的代价，谁又能说已经由伟大的十月革命验证了的俄国式“以城市为中心”革命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呢？

    第1团2000余人在驻地修水发动起义后，向平江进军。驻扎在长寿街以北的黔军邱国轩部不知起义军实力，为保存自己前来投诚。师长未经请示，将其收编为第4团，用为前卫。11日，由1团团部和二、三营组成的第一梯队跟进至长寿街附近的金坪，邱国轩派人送来情报，说前边小河对岸发现有敌人。10连连长张宗逊奉命率队过河搜索。10连正在搜索，后面突然响起枪声。邱国轩部哗变，从两侧高地发起袭击，1团被打个猝不及防，伤亡很大，团长钟文璋等一些军官失踪、跑散，辎重全部丢失，有的连队士兵仅存30余人。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3团攻取浏阳白沙镇后，12日，进占东门市，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退至达浒。毛泽东要求警惕达浒、官渡之敌，黄埔4期生苏先俊不以为然。14日早饭后，毛泽东在教堂的2楼上召开3团党的负责人会议，部署恢复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等工作。会议进行中，有与会者突然从窗子上看到，后面山上有军队正向东门市急进，随即，弹雨瓢泼。原来，退守达浒的国民党军由一个熟悉道路的反共分子指引，抄小路反扑。3团只在东门通往达浒的大路上设置警戒哨，山上的瞭望哨也只注视大路，没有发现敌人。国民党军占据浏阳河大溪支流两岸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其火力得以充分发挥。3团处于不利地形，加之病号较多，难以支撑，退至上坪。

    此时的毛泽东不得不率部撤出战斗。他冷静地意识到长沙不可能“啃得动”，甚至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难攻。审时度势，他果断命令全军停止进军长沙，回兵湘赣边区，并通知一团到铜鼓排埠与3团会合。

    9月15日，毛泽东带着他那支疲惫不堪的3团官兵折回铜鼓排埠的万寿宫。他接受了起义失败的现实。

    毛泽东深深明白，起义已呈骑虎之势，进，按既定方针硬去攻打长沙，已无异于用鸡蛋去砸石头。可是退又退往哪里，路在何方呢？

    从9月15日至17日，在兵退排埠的三天两夜间，毛泽东没有强咽眼前失败的苦果，而是在万寿宫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深层次地反省着、思索着：邱国轩为什么叛变？还不是因为我们人少枪少吗？革命正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在力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我们只有先保存力量，避开强大的敌人，到敌人最少的地方去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仅仅两三天时间，毛泽东便完完全全地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9月17日，尽管还没等到1团的到来，但毛泽东似乎是已下定了决心。在给1团寄信、留言，告知行动路线后，他毅然率部队从排埠出发，离开铜鼓向南挺进。

    9月19日，3团南进途中，在浏阳文家市与移师中的1团会师；当日，2团余部也从浏（阳）铜（鼓）边界赶至会合。此时，集中到文家市的队伍只有1500人，与10天前起义时的5000人相比，队伍大大减少了。然而，在失利之后保存和集中起来的这一批有生力量却是非常宝贵的，它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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