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9月19日，湘赣边界起义部队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曾到过文家市了解社会情况，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这次工农革命军到达文家市后，群众立即行动起来，配合部队展开斗争。当天下午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清算大土豪彭伯堂罪行大会，会后打开了他的仓库，把粮、盐、油等物分给了贫苦农民。群众第一次分到自己斗争的果实，个个喜笑颜开。街上张贴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工农专政！”“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文家市呈现一片革命气象。

    当晚，毛泽东在师部驻扎地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内，主持召开了决定这支队伍命运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摆在起义部队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又迫切的问题——进军方向。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几位前委成员之外，还有一团代理团长陈浩、三团团部总支书记彭商人等师团主要负责人，何长工、杨立三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大家就围绕起义10天来的战斗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在讨论下一步“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时，则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毛泽东分析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转入低潮，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要改变攻打长沙的原计划。他主张作战略退却，主张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去做“山大王”。退却的路线应沿湘赣边界经萍乡、安源、莲花、宁冈一线至湘南。

    师长余洒度极力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他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计划。当他听到毛泽东要上山做“山大王”，立即站起来质问：“做山大王，那还算什么革命者，干脆还不如回家哄孩子去吧！”结果，引来讥笑声一片。

    毛泽东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我这里是做个比方。我们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有作为的山大王。这样的山大王有何不好呢？”

    总指挥卢德铭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认为，目前敌人集中兵力来攻打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再攻打长沙，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会议直开到半夜，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否定了余洒度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

    何长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他分析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南段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都不好。中段，是两省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其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来革命去，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却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个别人如余洒度坚持错误主张。’”

    9月20日的清晨，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田野和山林的树木呈现出它们永远变换着的浓绿的色调，几乎没有一片落叶告诉你秋天已经来临。工农革命军1500多人集合在学校的操场上开会。操场周围还聚集了好几百名看热闹的群众，其中站在学校围墙上的还有两个高小学生：一个叫胡耀邦，另一个是他的姨娘表兄杨勇。

    根据前敌委员会会议精神，毛泽东向战士们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略带湘潭口音，语气铿锵有力地说道：“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组成的革命武装，所以我们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了南京，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就必须坚决斗争到底，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他还打了一个比喻说，“今天的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就像一颗小石头，敌大我小，但是只要我们团结紧，打仗勇，总有一天我们这颗小石头一定会打烂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

    整个会场上静悄悄的，所有官兵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努力地捕捉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官兵们的情绪很快便被毛泽东的讲话激荡起来，脸上露出了笑容，浑身充满了力量，心胸也豁然开朗。不少人感到虽然打了败仗，但是现在又有办法了，知道中国革命又有奔头了！

    随后，部队离开文家市，按照前敌委员会决议，朝萍乡方向实施退却。

    文家市会师后的转战成了秋收起义的一个重大转折。会师之前，部队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执行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路线；会师之后，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部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二）

    在军号声中，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毛泽东、卢德铭的率领下，高举军旗，向湘南转移。

    9月24日傍晚，工农革命军抵达江西萍乡县芦溪镇。这里是萍乡县与宜春县交界的一个小镇。虽说镇子不大，由于是交界地带，所以平时也还热闹。到达芦溪时已是傍晚，就在部队准备宿营之际，毛泽东环视了镇子一圈，担心在镇内宿营目标太大。此时，江西军阀朱培德听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官兵向罗霄山脉中段挺进的消息后，极为恐慌。他根据国民党湖南当局的通报，派兵来“协剿”。云南军虽然战斗力不很强，却善于走山路，喜欢搞偷袭。

    第二天天未亮，毛泽东就率领部队出发，向莲花前进。当时月黑风高，官兵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忍不住你呼我喊，相互提醒，这很容易暴露目标。头一天晚上，滇军从地方民团那里已经了解到有共产党的部队在附近宿营。现在又从工农革命军的叫喊声中发现了目标，于是赶向工农革命军前进的路边，准备中途截击。

    当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从芦溪镇行至15华里的山石岩时，突然从后面传来一阵阵的枪声。听到枪响，卢德铭内心知道情况危急，便赶紧命令参谋长何坚：“我率领第1团第2营占领左前方的山头，掩护后面部队的到来，参谋长，你速派人前去查询后卫情况和响枪的原因。”

    很快，第3团士兵零零落落地向莲花方向跑来。原来，他们遭到了中途截击。此时的3团纪律涣散，奔跑的士兵根本不听指挥。敌军随后追上来，一时间敌我部队交错在一起。在这紧急关头，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营的兵力，顽强地抵抗住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连续几次冲击，都以留下大片尸体而告终。卢德铭看见后续部队全部转移进山时，才率部从高地撤退。可是就在他率部通过一片开阔地向后继续撤退之时，树林深处的一挺敌人的机枪，突然疯狂地朝着撤退的起义军扫射，子弹击中了总指挥卢德铭的胸膛！鲜血从胸口汩汩地冒出来，灰白色的军装立即被鲜血染红。就这样，卢德铭倒在芦溪的一条河沟边英勇牺牲，他当时只有23岁。毛泽东对卢德铭的牺牲至为痛惜，仰天长叹：“还我卢德铭！”他从一名战士手中接过枪来，朝着天空连发三枪！毛泽东失声痛哭，高声呼喊：“今失卢德铭，苍天无眼，老天不公啊！”

    芦溪一战，工农革命军损失了第3团，失去了总指挥，部队情绪受到了极大影响，士气也跌到了谷底。

    9月26日，起义部队冒雨向莲花县城前进，在当地工农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莲花县城，俘虏县保安队长。这是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南下以来攻克的第一个县城，极大地鼓舞了部队低落的士气。当晚，毛泽东通过调查证实了井冈山确有两支革命武装，于是他决定在井冈山“安家”。

    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鉴于部队人员锐减，原有编制有名无实，毛泽东在三湾进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较大的村庄。

    部队到达三湾村的当天，在“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是毛泽东从文家市到三湾的途中逐渐形成的。从文家市出发后，毛泽东原打算将部队带到罗霄山脉中段的崇山峻岭中，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路上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逃亡不断，士气不振，眼前的这些现象使毛泽东深有感触，解决这些问题显然已成燃眉之急。他认为当前革命最需要的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要有一支精干的、可靠的队伍。大浪淘沙，不坚定的走了，留下来的才是金子。只有这样，才能去开创艰苦卓绝的革命事业。

    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缩编为1个团，下辖2个营10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整编中，对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5元的路费，开证明信允许离开部队。并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还可以；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并初步拟定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关于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和任务，陈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叙述：“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至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委员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一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至19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一人任主席。全军按30人至50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至7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由于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在军中享有一定的权利，深受士兵的拥戴。

    10月1日清早，部队在枫树坪下集合。针对少数人的悲观情绪，毛泽东首先站出来讲话，鼓舞士气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走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当敌人100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接着宣布“三湾改编”会议精神，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三项决定。

    10月3日，部队在枫树坪集合。毛泽东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在三湾期间，毛泽东还特地到村里最穷苦的孤寡人罗莲英老婆婆家里，和她谈心。罗莲英嫁到三湾后，丈夫40岁上便被反动派抓去当兵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被活活地饿死，一个给财主放牛，在山上被老虎吃掉了。毛泽东到她家后，亲切地和她拉家常，安慰她，临走时还送了几尺青布给她做衣服。罗莲英老人手拿青布，目送着毛泽东离去的背影，赞叹说：“为了使我们穷苦人翻身，工农革命军吃尽了千辛万苦，到头来连这点鱼也不肯收，这样的军队真是世上少有啊！”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初步形成。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三）

    10月3日，在三湾群众的热烈欢送下，踏上了征途。毛泽东穿着草鞋，拄着拐杖，坚定而深邃的目光，眺望远方。此时他忽发奇想：倘若站在巍峨挺拔的井冈山巅，罗霄的崇山峻岭一定尽收眼底，像海浪般奔涌。还能望见韶峰的翠竹，岳麓山的红枫吧。

    很快，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县是深山之中的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小县。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带领当地群众，在街西文昌宫前的大樟村下欢迎工农革命军。这个100来户的农村小集镇沸腾起来。

    当天，毛泽东在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党员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中共宁冈县委龙超清、龙国恩、萧子南等人，会议历时两天。在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今炎陵）、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这里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袁文才，江西宁冈县人，因不堪忍受谢家豪绅的欺凌，串通村民联合抗捐。谢家豪绅诬告他“通匪”，搬来官军烧毁了袁文才的家，并打死了他的母亲。袁文才愤然投奔绿林组织“马刀队”。北伐战争开始后，江西省党组织派遣青年学生龙超清偕同刘辉霄、刘克犹等人回到宁冈县，秘密地成立了党的支部。在活动中，龙超清等人认识到把袁文才争取过来的重要性。袁文才开始断然拒绝，龙超清反复劝说，“马刀队”只有利用这一时机才能取得生存和发展。袁文才被说服，1926年9月初，袁文才率领50余人，带着30多条枪，开到新城接受统编，几天后成立了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10月初，北伐军由鄂入赣，宁冈县的党支部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10月上旬袁文才指挥保卫团包围了县公署和伪清乡局，缴获了枪支、捕捉了沈清源和一批反动官绅，使共产党掌握了全县。保卫团改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人认为，袁、王部队名为农民自卫军，实则是土匪部队，主张武力消灭，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扫清道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意见，强调指出：袁、王部队的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和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形势是逼迫他们革命，我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广大群众。经过讨论，会议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10月6日，毛泽东亲自约见袁文才。他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见面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与王佐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双方谈得非常投机。当场宣布赠送袁文才100支枪，这大大出乎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大洋，并答应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这样，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

    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款，同时也能够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队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应袁文才的请求，派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了。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一部，历经艰难曲折，抵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经过秋收暴动和艰苦转战，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由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四）

    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毛泽东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发生之际，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大多卷入了这场军阀混战，井冈山地区仅有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1月攻占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部队占领遂川后，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

    1928年1月中旬，江西敌第27师第81团和第79团的1个营，由吉安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又以第79团的1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此紧急情况下，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以对付敌人的进攻。前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该敌。2月4日，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1、第2两团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对新城之敌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攻占新城。此次战斗，我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一个营，俘敌近300人，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后来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1928年1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之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王佐本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1928年2月底，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在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县一部分的区域，初步建立起来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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