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9年9月28日，在山清水秀、风景幽美的江西省永新县城的一户贺姓人家，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户人家的户主叫贺焕文，他看到自己的这个皮肤白皙、模样俊俏的女儿，脸上露出一丝喜悦。夫妻俩商量着给这孩子取名字。商量结果，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给她起名桂圆。这个叫桂圆的女娃娃，就是后来的贺子珍。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是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读了不少书，最后只是捐了个举人，当了一段时间的县长。贺子珍的妈妈温土秀是广东梅县人，随父辈从粤迁徙江西永新，长得很漂亮，聪明能干，待人和蔼，操持家务勤俭为本。

    童年时代的贺子珍家境比较好，父亲任过官职，因为一场冤枉官司，家境走向衰败。父亲开设了一个杂货铺，供全家生活和子珍兄妹读书。

    贺焕文很重视子女的学习，几个孩子都先后被送到禾川镇秀水小学和县城的福音学校（基督教办）读书。在家里，贺焕文还教给孩子们读一些古诗文。

    贺子珍自幼生就鸭蛋形的脸庞，读中学时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成为永新城里有名的校花。她性格刚毅泼辣，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从小就不驯服于旧社会恶势力的压迫。当时，女子读书深造的机会不多，但她顶住社会的舆论和社会恶俗，坚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并且在学生时代就积极支持当时大革命的浪潮。1926年春，大革命的浪潮涌进永新县城。在外地读书、工作的永新籍共产党员欧阳洛、刘真等受党组织派遣，相继回到家乡进行革命活动。贺敏学、贺子珍、贺怡进入了他们创办的平民夜校学习，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姊妹三人政治上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贺焕文知道子女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有危险，但却是正义的，他没有干预子女们的志向。这以后，贺子珍三姊妹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北伐军打进永新县以后，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兼共青团副书记。1927年6月中旬，永新的国民党右派收买土匪武装夜袭县城，包围县工会、农会和临时县委等机关团体，将80余名共产党人抓捕入狱。这天晚上恰好贺子珍不在家，因此躲过了敌人的魔爪。

    包括贺子珍在内的永新县一些逃离虎口的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在吉安成立了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他们一方面派人去南昌请愿，一面同附近几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络。他们联络了已加入共产党的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为组织这次监狱暴动，贺子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取得联系——她委托了个可靠的老表，秘密回到永新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舅母，让舅母设法通知狱中的同志。接到贺子珍的口信后，舅母在送饭的竹筒里塞了一张小纸条，让先圆送到监狱里。永新暴动成功，从监狱里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们。并以曾在狱中成立的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为党委书记，王兴亚为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

    由于当地形势险恶，经会议研究决定，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回井冈山，永南乡的农民武装一部分回到家乡去，撤退前再打一仗。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永新县的人民和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贺子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南门。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百余名，缴获100多支枪。因贺子珍在这次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她的事迹被越传越神，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双枪女将”。接着，永新的共产党员跟随农民自卫军上井冈山。贺子珍也跟随队伍出发，她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20多个共产党员中唯一的妇女。

    一个多月过去了，避难于茅坪的永新党员大部分返乡回去，而贺子珍与兄长仍然留在袁文才部。兄妹俩在此停留了20多天，正好赶上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

    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在村口迎接毛泽东的一群人当中，贺子珍立于袁文才身后。毛泽东与“山大王”握过手，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在这绿林啸聚的山野之地，竟然有这样一位秀丽超群的年轻女性！贺子珍长着一副匀称颀秀的身材，穿着蓝底碎白花的斜襟衣衫，一头短发展现出知识女性的干练与和谐，鹅蛋形的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明净的眼眸里闪烁出热情的光彩。

    袁文才见状介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委的妇女部长，才满18岁呢。”“噢，我还以为是哪位首领的‘千金’呢，想不到是党内同志啊。”毛泽东风趣地说。同毛泽东握过手的贺子珍，在一旁端详着这位前委书记。只见这位前委书记身材有些瘦长，一头黑发自中间往两边分开，虽然面颊有些清瘦，显出疲惫之色，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却不断闪射出刚毅和睿智。

    两支队伍合并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贺子珍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女战士。不久，贺子珍成了当时为红军旅长何长工手下唯一的妇女队长。正如何长工说的：“她作战勇敢，机智灵活，骑马打枪，都很在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带过兵、打过硬仗的巾帼英雄。”

    （二）

    进驻井冈山之后，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泽东住进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事有凑巧，贺子珍也因患疟疾留在茅坪养病。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相处很好，常去袁家串门。毛泽东出出进进，与贺子珍见面多了起来，有时候不忙，还坐下来和她聊聊天。从她的口中，毛泽东不仅了解到边界各县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也了解到当地党团活动和群众工作的情况。言谈中，毛泽东发现，贺子珍不仅貌美，而且很有内秀。

    一个月后，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住进了前委机关驻地茅坪攀龙书院，帮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同时协助毛泽东在宁冈、永新等地做社会调查。前委有了专职秘书，也就有了常设机关，毛泽东也常常到茅坪攀龙书院三楼来过问工作。他看了贺子珍整理的材料，见贺子珍的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觉得非常满意。

    在贺子珍最初任秘书的日子里，她成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活字典”。井冈山的敌情我情，特别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天时地利，都由贺子珍来给他一一介绍。同时他也经常把贺子珍带到身边，不懂就问。贺子珍也一一满足了他。

    不久，贺子珍受前委的委托去永新的九陇山和南塘村了解根据地的建立情况。为了安全期间，毛泽东派了两个战士一同前往。贺子珍从茅坪出发到茨坪，翻过一座山，来到九陇山区的万源山。大革命失败后，敌人称这里是永新的“土匪窝”，血洗了这块红色的土地，许多亲友和同乡惨遭杀害。他们走进村子，贺子珍就已经看到，这个不足200人的小山庄，男女老少都组织了起来。万源山成了永新县的东南特区大本营，特区的区党委就设在贺子珍家的祠堂里。另外，东南特区的同志还陪贺子珍到九陇山附近几个村落都看了看，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她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成一封长信，向毛泽东做了如实汇报。毛泽东接到贺子珍的信，很高兴，带着警卫班，也到九陇山来了。当毛泽东看到这里的工作进展很快，也很高兴，夸赞道：“你们工作做得很好。”

    相处久了，贺子珍也逐步了解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性情，渐渐被他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胆略和刚毅的性格所吸引。她还以女性特有的敏锐隐隐感觉到毛泽东喜欢上她了。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前特地来叩她的门，告诉她说，我要出发了。贺子珍当时还云里雾里的，心想，你要出发了，来告诉我做什么。后来，毛泽东每次临走都来敲敲她的窗，贺子珍这才知道他对自己有心了。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1928年2月下旬，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携贺子珍来到茅坪东约7里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们俩一个整理，一个誊写，忙乎了好几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里，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毫无拘束地交流，谈革命，谈斗争，也谈身世，谈家庭。他们有时一起到田地里捉泥鳅，有时一起到山上捡松菇采野蕨，一起烧菜做饭。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温馨。心与心的撞击与交融，使他们之间的情感从同志式的友谊渐渐发展成纯洁的爱恋之情。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贺子珍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撞击在一起，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毛泽东热情地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和家庭。

    贺子珍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斗争的经过。他已经35岁了，结过婚，妻子和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毛泽东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如何，是死是活也搞不清。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

    1928年3月，毛泽东与张子清、何挺颖等人带着红军离开龙市。出发的前天晚上，毛泽东要贺子珍暂时回到永新去，待他从湘南回来再派人去接她。转眼到了5月初，毛泽东忙完两军会合后一系列工作之后，这才想到了还在永新的贺子珍，于是给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要贺子珍回井冈山。他等了5天，仍不见贺子珍回来，心里有些着急，因此在八角楼又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刘真，并把信交给勤务员龙开富，嘱托他去永新接人。龙开富骑马来到永新，刘真见到毛泽东的来信，得知毛泽东发了脾气，只得派人通知贺子珍回来，让龙开富把她接走。贺子珍回到茅坪后，毛泽东见了非常高兴，忘情地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贺子珍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不住地询问毛泽东去湘南后的情况。

    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情感日渐升温，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一直阻碍着这种情感的发展。而袁文才和王佐促成了他们跨越这道屏障阻碍。

    自从毛泽东率部进驻茅坪以来，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地呆在井冈山，一直对毛泽东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一天，袁文才对王佐说：“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待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主意，把毛泽东拴住。”说到此，他再没有往下说。王佐急切地问：“你说，怎么个拴法？”袁文才说：“这还不好办，叫贺子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大家都有好处。”王佐听了说：“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子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此时，王佐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他心里踏实多了。

    于是，他们联手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桩婚事。毛泽东深知团结袁、王对开展边界武装割剧的重要性。经过再三权衡，加上他和贺子珍也已相互钟情，毛泽东同意了这桩婚事。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的张罗下，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当时，毛泽东35岁，贺子珍19岁。婚礼很简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为婚宴弄了几道好菜，带来两壶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类的点心，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等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走到了一起。贺子珍晚年曾这样说道：“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三）

    1928年6月初，婚后的毛泽东与贺子珍从宁冈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住下来帮助农民分田。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要离开井冈山，看着要离开和告别生活一年多的地方，贺子珍心里还真有点难受，有些依依不舍。毛泽东很快觉察到她留恋的心情，一面帮她整理文件，一面满怀深情地劝说与安慰。

    5月，红军回到闽西。3次打开龙岩，歼灭了陈国辉的一个旅，在龙岩、上杭、永定、连城和长汀等地建立起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军第二次打开龙岩时，贺子珍分娩了，生下的是一个女孩。在那个年代，所有在红军中出生的孩子，不是送回老家，就是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等到以后环境好一些，再设法接回来。贺子珍的女儿当然也不能例外。孩子生下后，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红军这次打下龙岩，没停留几天，又主动撤出。毛泽东没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把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家老百姓家里，为的是让贺子珍产后能多休息几天。不久，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就这样把孩子送走了。送走孩子以后，她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冷清，令人感到茫然。

    将近3年后，当红军再次打下龙岩时，贺子珍回到这个县城，她没忘记要去看望自己的女儿。经过反复打听，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贺子珍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愣愣地坐在那里。她痛苦、愧疚，她觉得对不起孩子。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贺子珍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落选前委书记，心里难过极了。他们一起从龙岩来到上杭县蛟洋，不久毛泽东就病倒了。此时，传来敌金汉鼎部进攻汀州、前锋已抵长汀河源的消息。为安全起见，邓子恢决定将毛泽东转移到永定县岐岭山区，继续治病休养。

    8月21日，贺子珍随同化名为“杨子任”的丈夫，由地方赤卫队护送来到永定县城以东60里的岐岭乡牛牯扑。这是一个竹树茂密的深山窝，十几里的大山只有陈添裕一户人家。不过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陈添裕家只住了4天，山外就出现了粤军陈维远部已进至下湖雷的敌情。为防不测，陈添裕带了几个赤卫队员在离家约5里的青山窝搭建起一座竹子寮棚，让毛泽东夫妻俩转移到这里。贺子珍与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全由竹子搭建的寮棚。毛泽东还对贺子珍说：“子珍，我总感觉到我们结婚以后，还欠你一个蜜月，在井冈山那会儿，是那么地忙，根本顾不上。现在正好在这里补度蜜月。”贺子珍柔声回道：“就按你说的，我们补度蜜月吧。”

    9月17日，岐岭乡土豪张克识见到气宇轩昂的“杨先生”，认定他是共产党的大人物，便向国民党本县民团团总林蔚民告密。林蔚民推测“杨先生”就是毛泽东，马上与下洋民团头子胡道南商议，纠集13个乡民团，配合国民党大埔县保安团600多人，兵分两路，向牛牯扑村扑来。形势十分危急，粟裕和陈兆祥紧急商议后，决定转移。陈兆祥派出忠实而健壮的陈添裕等4名赤卫队队员，火速护送毛泽东转移。贺子珍获悉后，赶忙收拾东西，打好包裹。从毛泽东住所到目的地有10华里崎岖陡峭的山路，当时贺子珍已有几个月身孕，行动不便。陈添裕立即叫两名赤卫队员架着贺子珍边走边跑，陈添裕和另一名赤卫队员架着正患疟疾的毛泽东跑。毛泽东跑不动了，陈添裕俯身背起毛泽东继续跑。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毛泽东整整跑了10华里，终于到达安全地点。这时，陈添裕才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刚放下毛泽东，就昏倒在地。毛泽东和先行到达的贺子珍，赶忙扶起他，毛泽东感动地说：“多亏了陈添裕同志啊。”贺子珍很是感激，要付给他们3块大洋作为答谢，几个农民赤卫队员婉言谢绝了。毛泽东叫贺子珍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毛泽东感激地说：“我忘不了牛牯扑人民！”贺子珍也感叹道：“革命就要靠你们这样的人！”

    1932年1月中旬，在“左”倾中央的错误打击下，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鉴于身体欠佳，离岗休养”。中央政府总务厅给他选择了休养地点——瑞金城东25华里的东华山一座古庙里。在这座古庙里，贺子珍陪伴毛泽东待了将近40天。

    1932年10月上旬，宁都会议要求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深感困惑的毛泽东因心力交瘁再次病倒，他向苏区中央局递交了病假报告，很快便得到了批准。休养的地点是汀州卧龙山金沙寺。在这里，贺子珍又陪伴毛泽东度过了艰难困苦的20多个日日夜夜。

    对于政治失意、心绪郁闷、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来说，妻子的悉心照料和感情慰藉成了他忘却不快、静神养息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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