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些什么呢？”他沉思了片刻，说，“我在毛主席领导下，打了几十年的仗。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呕心沥血，在战争中度过了几十年。谈谈战争年代毛主席的一些事吧！”
“我们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和陕北红军编成红15军团，打了几仗，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红1军团和15军团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打了直罗镇战役，全歼敌军一个师。”先楚同志伸出一个指头，做着一个有力的手势：“这是个伟大的胜利。为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后，困难仍然很大。”
那时，继东北沦陷之后，日本侵略者已经染指华北，企图大举进攻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同时，陕甘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封锁下，非常贫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减员大，体质差，装备还没有得到补充。许多长征过来的南方战士，在寒冬依然穿着单衣，赤足行军。如何在这里扎下根来，不断地扩大红军、扩大苏区，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大事。
毛主席审时度势，认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首先应该向东，东渡黄河，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掀起抗日高潮，从而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同抗日战争联系起来。
韩先楚同志简略地谈了当时的敌我态势，说：“毛主席渡河东征的意见是正确的。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作出了红军主力东征的决策。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毛主席任总政委，叶剑英同志任总参谋长。”
1936年2月18日，毛主席在延长县古峪村，对红1师团以上干部进行动员，深刻阐明东征的形势与任务。很快，毛主席、彭总下达了渡河的命令，千军万马奋勇作战，突破了阎锡山所谓“固若金汤”的黄河天险。在75天的时间里，红军转战山西50多县，击溃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7000余人，筹款几十万元，壮大了红军力量，建立了一些基层政权，开展了地方游击战争，调动了围攻陕甘苏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胜利地完成了东征任务，全军班师回到了陕北。
“那时，我在15军团284团当团长。我们团担负围攻石楼的任务。战斗打得很激烈。后来留下两个营继续围攻石楼，一个营担负牵制敌人的任务，并保卫毛主席和彭总。我们亲自经历了毛主席怎样调动敌人，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斗争。”韩先楚同志语调缓慢而有力，“正是在紧要的关头，毛主席以他的英明决策，在我党我军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开拓了一个新的胜利的局面。”言语之中，蕴含着他对毛主席的敬仰、怀念之情。
“东征胜利结束不久，我们又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为了建立和发展陕甘根据地，解决物资经费供应上的困难，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而进行了西征。”韩先楚同志接着说，“那时我是15军团78师师长。我们到瓦窑堡领受任务，毛主席动员时说道：‘盐池是打不尽的土豪。’我们认真领会毛主席指示的意义，组织部队坚决把定边盐池打开了，缴获了敌人一批马匹和武器，还有很多物资，使红军的给养装备得到了补充，也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准备了些物资。”
他时而站起来，在会客室来回踱步：“抗战期间，有一次，我从冀鲁豫前线回到了延安，看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前方怎么样？’我说：‘前方打得好，形势好，八路军壮大了，老百姓都动员起来。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正确。’毛主席说：‘光中央领导正确还不行，还要下面能正确地贯彻执行。上面领导正确，下面不正确执行也没有用’。”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是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话，他清楚地记着。他说：“作为各级领导，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战争年代就是这样，大家信赖党，信赖毛主席，团结一心，无往不胜。”说到这里，他的神色专注而严肃：“讲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不是口头上的坚决，不是照搬照传，而是要深刻领会中央方针政策的实质，同时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切实地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他以1946年5、6月间东北战场上的鞍海战役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就从内地调兵遣将，进攻东北，抢夺胜利果实。1946年，国民党新1军、新6军等部向北满凶猛进犯，北满情况紧张，哈尔滨我东北野战军机关准备搬迁，有的物资行李已经装上了火车。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发电报指示我们，南满集中主力在中长路上选择较大的城市打几仗。”韩先楚同志说，“我们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不是派几个团去袭扰一下，而是要狠狠地打下几个城市。打痛敌人，才能牵制他们进而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才是毛主席指示要达到的作战目的。”5月23日，韩先楚等同志率领部队西进，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首克鞍山，全歼守敌，继攻海城。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举行战场起义，开东北敌军反内战起义之先例。鞍海战役的胜利，威胁沈阳，敌被迫从北满前线抽调4个主力师南援，不得不暂时停止北进的计划。韩先楚同志说：“这件事说明只有真正理解中央方针政策的实质和要求，才能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否则就要贻误战机。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也是这样。”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向蒋管区胜利进军。1949年12月，两广战役刚结束，党中央、毛主席下达了解放海南岛的命令。
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当时，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纠集反动军队约10万人，组成了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
韩先楚同志当时是兵团副司令兼某军军长。他说：“毛主席关于解放海南的指示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宜早不宜迟，二是要注意风向流向，三是大规模登陆必须不依后援、一次成功。”
但是，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变为广大指战员的实际行动，首先就要做好思想动员，提高认识。那时，我们只有陆军，没有海空军。要把陆军变成海战部队，完全用木帆船渡海战胜拥有现代海空军的敌人，这不仅在我军历史上没有过，就是在世界的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只有统一思想，使参战部队人人都下定决心克服困难，才能取得胜利。于是决定在军部驻地海康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全军团以上干部都参加，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解放海南的指示，统一认识。部队进行了热火朝天的战役准备，并且不失时机地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把胜利的红旗插到海南岛的最南端。
“这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同意了我们的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韩老感慨地说，“历史的进程证明主席的指示是英明的。再迟一二个月，就打不下来了。因为当时谷雨迫近了，眼看有利的季节风就要过去，过了这个季节，风向流向变了，会给战斗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
韩先楚同志的回忆把我带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好像一切都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深深地感染着我。然而，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韩老显得十分平静。他说：“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都是在中央军委、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进行的。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十大军事原则》等军事著作，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对我们教育很大。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思想武器。”
海南战役后，韩先楚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首批率部入朝作战，担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重任。
1950年11月下旬，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朝鲜北部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美10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鸭绿江南岸的惠山镇，形势十分险恶。毛主席针对美军分兵冒进，急于吞并朝鲜的狂妄野心，决定我志愿军大胆诱敌深入，在元山、顺川以北山区创造有利战场，在运动中大量消耗敌人，扭转朝鲜战局，将战线推到平壤、元山以南。这就是著名的朝鲜战场上的第二战役。当韩先楚等同志率领前线指挥所随某军穿插到敌侧后，激战4小时全歼伪7师时，毛主席立即发来电报，庆贺胜利。全军上下听到毛主席的贺电，一派欢腾。
“第二战役，我们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韩老语调高了起来，在室内走了几步，“毛主席一生中，十分注意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战争年代，毛主席教育我们，指挥作战要灵活机动，下级可以根据上级总的精神，从实际出发，执行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总是教育干部要深刻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贯彻执行。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也证明，凡是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就胜利，反之，就失败。所以，我们既要反对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也要反对照搬照传、教条主义的态度。战争年代这样，在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更应该这样。做到了这一点，才称得上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时针指向了5时，我起身告辞。韩先楚同志边说边送我到庭院，尔后，停住脚步，若有所思地说：“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这是毋庸讳言、令人惋惜的。但是，他为人民建立的功勋是长存的。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林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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