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纳诺教父”原是一位聪明而彪悍的“组长”，但由于这个家族的多灾多难，终于“时势造英雄”。
“阿嘉西会议”之后，布朗·卡特诺才在甘比诺家族中脱颖而出，成为纽约黑道社会中一颗耀眼的“新星”。而在此之前，他却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沉寂。
自从塔梅莱奥离开了纽约回到罗得岛之后，卡特诺的“盗车集团”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他对这种偷窃生涯也开始心灰意懒，总想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的出路来。
但是，他自己从小到现在，除了撬锁爬高、偷鸡摸狗之外就是持枪抢劫，除此之外别无一技之长。卡特诺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继承父辈的衣钵重操旧业，拿起屠刀去卖肉。
也许是家传“基因”的缘故，这位曾经随父亲做过几天手下干过屠夫的人，对卖肉这一行无师自通。卡特诺不仅对有问题的肉类交易怀有特殊的兴趣，而且对诸如生肉装箱和熔炼脂肪之类的技术知识几乎是一点就通。他精通所有与脂肪有关的知识。
重操旧业没几天，他的“解剖学”水平几乎胜过科班出身的外科医生。他能单独肢解一只羔羊，不仅可以把它大卸八块，并且可以让每一块羊肉都白里透红，看上去鲜嫩无比。
当时曼哈顿的肉类市场，都是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一是这种脏活累活虽然与每位高雅的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却没有哪一位愿意挽起袖子去卖肉，这样，肉类市场自然而然地就是下层人一统天下；二是这些下层人大都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与黑手党人无不沾亲带故，没有血缘关系也有裙带关系。这些意大利移民早年来到美国之前，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人都是在西西里岛上干这种营生。他们到了美国之后，也把这种手艺带到了新的聚集地，卖肉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这种肉类市场被这些人控制和垄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黑手党垄断了这一行业之后，他们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让那些整天吃肉的富人自在地享受，吃上货真价实的肉。于是，他们便开始想出许多富人想不出来，甚至无法想象的花招来，既让富人买一斤肉掏两斤肉的钱，也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此，肉类市场上那种坑害顾客、以次充好的把戏便层出不穷，成了一种“时尚”。
在所有玩这种把戏的屠夫当中，卡特诺同他的父亲可称得上是其中的高手。他可以利用各种无人知道的办法，把那些腐臭、过期或未经检验的坏肉专门卖给顾客。尽管许多肉来路不明，但经过他们“加工”之后，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走进市场，走进千家万户，在食肉者的餐桌上热气腾腾。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卡特诺很快掌握了各种弄虚作假的方法。比如说，他非常熟悉一种“漂白”的方法，可以利用一种被称为“炸药”的白色粉末状的防腐剂，把腐臭的肉泡上一整夜，排干这些肉中的臭血和污液，使这些本来要丢掉的肉变得新鲜红润，让人看上一眼都垂涎三尺，食欲大增。
同时，卡特诺还懂得用一种叫甲醛的化学药剂去掩盖腐肉中散发出来的臭气，让其变得同新鲜肉别无二致。
为了应付卫生监督部门和那些官员的检查，卡特诺还很快地学会了一门新的手艺，那就是伪造图章。他可以很熟练地伪造出一枚农业部或卫生部门的印章，然后在那些过期的肉上一盖，按照自己的需要，伪造出这些肉的合格的等级和有效的保质期限。
除此之外，卡特诺还有许多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绝招”。他利用这些“绝招”，可以把牛肉变成羊肉，也可以使“猪肉”不总是来自猪身上，“羊肉”也不一定非得宰了羊才有。他对吃了坏肉拉肚子的现象从来不负任何责任。他的理由是，“人的拉肚子和痢疾发作，毕竟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并没有感到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当然，在当时的纽约社会，在肉类市场上作弊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布朗·卡特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纽约的肉类批发业，就是黑手党“五大家族”发财的地方。在20世纪30年代，《时代》周刊就在一篇社论中以默认的口气说：
“如果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减少的话，那么掠夺这个城市的食品供给的人，一定是站在最底层的附近。”
这句话说得很有哲学家的风度。
不过，在当时的纽约肉类市场，甘比诺家族并不是最有力的垄断者，这种市场几乎被纽约的“五大家族”瓜分了。其中的吉诺维斯家族通过在富尔顿鱼类市场上臭名昭著的势力，控制了海产品的供应，至于牛肉和家禽肉，据说是卢切斯家族和波纳诺家族的势力范围；还有科博纳家族也在每种市场中都依靠自己的势力分得一杯羹。在当时，波纳诺家族的合伙人查尔斯·安塞莫曾就他们出售的牛肉中，是否掺有马肉这一问题做了一个“著名”的回答。他说：“不错，它们中间有的哞哞叫，而有的并不哞哞叫……”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纽约五大家族中的波纳诺家族，几乎可以同后来成为“老大”的甘比诺家族相提并论，难分伯仲。只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才使这个负一时之盛名的家族开始出现群龙无首的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的“族长”或“教父”索尼·布莱克脱颖而出之后，这个家族才重振雄风。这是后话。
自从布朗·卡特诺打入纽约肉类交易市场之后，马上使甘比诺家族在这种行当中后来居上，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社会势力。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对布朗·卡特诺进行过一次为期三年之久的调查，目的是要查出卡特诺在肉类交易中的违法行为。联邦调查局把这次调查称作“笨蛋行动”，意思是要查出卡特诺这个“笨蛋”的破绽。结果最后成为“笨蛋”的，恰恰是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的那些官员们，因为这次行动一无所获。那些官员行为的草率和技术上的“外行”，使这次调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卡特诺由此名声大振，成为甘比诺家族中一位引人注目的“新秀”。
卡特诺使甘比诺家族在纽约肉类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没有引起同卢切斯家族和波纳诺家族等其他家族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没有因此发生抢夺地盘的战斗，这完全取决于卡特诺本人的老练成熟和稳重沉着。
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长时期操练，卡特诺已经机智地建立和巩固了他在布鲁克林黑社会中的地位。他那沉默的性格和短暂的监狱生活，使他在同龄人当中与众不同，显得高深莫测。他利用这些优势，迅速地网罗了一批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很快地建立了自己的帮派体系，在手下集结了一大批为他两肋插刀的亡命之徒，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但他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引起家族中老一代头目的反感和猜忌，反而得到了这些人的认可，承认他是一位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非凡能力的人，是家族中最具优秀素质的人才。
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卡特诺对自己婚姻的选择。
卡特诺的妻子叫尼娜，是他少年时代的情人。1937年的秋天，他们举行了婚礼，结为夫妇。而这位尼娜却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她恰巧是甘比诺家族当时的“族长”卡洛·甘比诺的小姨子，据说她刚刚长大成人，还是情窦初开之时，就同卡洛·甘比诺这位炙手可热的姐夫坠入爱河。所以，卡特诺同尼娜这样的女子结婚，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尽管他明知妻子的“第一个男人”并不是自己，但是他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表明他对家族的忠心和对“族长”的忠诚。何况从卡特诺的父亲那时开始，他就同卡洛·甘比诺有多种关系。甘比诺不仅同他父亲是堂兄弟，而且同他的姐姐凯瑟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关系。这个黑手党家族就是以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血缘关系结成一种纽带，从而编织成一道保护网。尽管这种近亲结婚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使许多后代不是患心脏病、精神病，就是畸形和弱智，但是这种保护网却使他们的家族牢不可破。这种复杂的关系网，正是卡特诺在家族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的外人眼里，卡特诺完全是个地道的商人，是一个勤奋而又坚定的家伙。像许多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一样，他不仅是一个真正的第二代美国人，而且从一个又穷又没有文化的底层人，变成了一个殷实的公民。当时，卡特诺经常驾驶着他的那辆敞篷汽车，那宽宽的白色轮胎护盘，同布鲁克林肮脏的马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衣着考究，喜欢穿戴精工制作的衣服和浅黑色软顶呢帽，穿宽松式的开司米大衣。他虽然依旧身材纤细，但考究的穿戴和手中的权力使他丰满了许多。他看上去既不凶狠也不卑劣，人们绝对不会把他同暴徒和恶棍这种人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一个为牟取暴利而不顾一切的暴徒。
肉类销售生意有三个行当，那就是批发、零售和收购。在这三个行业中，卡特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同父亲、两个弟弟一道，经营着纽约市有名的“戴尔肉类股份公司”。该公司是布鲁克林地区的总批发站，人们通常称它为“戴尔家屠”公司。它向三百多家零售商贩提供货源，并且有权决定促销哪些品牌的产品，又可以让哪些品牌的产品在货架上无人问津。他们父子几个人就这样进行市场垄断，在肉类市场赚大钱，生意做得十分火爆。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戴尔肉类股份有限公司”转到他的儿子乔和小布朗手中，成了一家以肉类加工和批发为主的多种食品集团。
在当时，卡特诺除了经营这家公司之外，还不声不响地同各家连锁店建立了合作的关系。一个叫帕斯奎尔·康特的人，是食品连锁店合作社的董事，他成了卡特诺打入连锁店的得力助手。帕斯奎尔·康特自己拥有十几家店铺，生意做得十分像样子。自从同卡特诺联手之后，更是财源滚滚。他为了保持同卡特诺的这种关系，保护自己的财产，不久后便加入了甘比诺家族，成为黑手党成员。
卡特诺的“戴尔肉类股份有限公司”在当地的权势是相当大的。如果某位零售商对戴尔公司提出的价格不满，那么就会遭到卡特诺的报复。往往在重大的节假日前夕，卡特诺就会卡断这位零售商的货源，使他的生意做不下去，无法在这些赚钱的日子里赚到大钱。又如果某家食品加工厂的老板对戴尔公司表露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不想同他进行业务上的合作，那么，这位加工厂的老板就会发现，自己工厂的广告和产品，很快就会在纽约各主要的超级市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不会再有哪一位批发商上门来同自己洽谈业务，自己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只能永远地堆在仓库中无休止地等待，资金不能周转，产品只会发霉，直到工厂转产或关门为止。
有一次，纽约那家沃尔鲍姆超级市场的老板因为一批香肠的价格，同卡特诺的弟弟闹得很不愉快。结果第二天一清早，沃尔鲍姆超市门前就聚集了一大群示威游行者。这些人打着牌子，喊着口号，声称都是这家超市的受害者。他们圣诞节在这里买的香肠都是变质的货，结果使他们其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成员不得不去看医生，以致吃药打针。
这种示威游行活动一直从早上6点持续到中午12点，整整六个小时的活动，最终将这家沃尔鲍姆超级市场摧毁了。从此以后，没有一位顾客走进这家超市的店门，使这家超市无论是货架上还是仓库中所有的商品，都原封不动地堆积在那里，除了一小部分由后门运出，折价处理给一些小商贩之外，大部分都变成了废品，最后不得不动用几十辆卡车，将这些变质了的商品拖往郊外的垃圾场。
沃尔鲍姆超级市场的老板虽然接二连三地跑法庭、工会和市场消费者协会，但依然一无所获。既找不到那次示威活动的幕后操纵者，也找不到承担责任的人。最后不得不血本无归，卷起铺盖离开了这条街，到纽约市的最偏僻的黑人街区经营一个香烟摊子去了。
一家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超级市场，就这样在卡特诺的不动声色之中消失了。
当年在布鲁克林及纽约市东区，被卡特诺以这种方式挤压的零售商和超级市场以及肉类加工厂，先后有一百多家。这些地方从此便成了卡特诺的天下，使甘比诺家族在纽约的肉类行当中扶摇直上，成为当然的霸主，渐渐地让其他四大家族望尘莫及。
卡特诺也由此令甘比诺家族的大头目卡洛·甘比诺另眼相待，被“内定”为未来的掌门人。
正当卡特诺在甘比诺家族中的地位日渐显赫之时，不料一场突然而来的事件，让他第二次被关进了监狱。这起突发事件就是前文提到的“阿嘉西会议”。
1957年11月14日，卡特诺受甘比诺家族的大头目卡洛·甘比诺之命，前往纽约北部的约瑟夫·巴巴拉的“山顶庄园”，出席这次美国黑手党头目的最大聚会——“阿嘉西会议”。
这种机会对卡特诺来说，无异是一种转变命运的契机。出席这样的会议，等于承认了卡特诺在甘比诺家族内，那种仅次于大头目卡洛·甘比诺的“二号头目”的地位。所以接到卡洛·甘比诺的命令之后，他欣然前往。当时卡洛·甘比诺给他的任务是，利用这次集会推销自己，结识包括新英格兰黑帮在内的美国所有黑帮头目，最终同自己志同道合的伙计们联合起来，在纽约来一场大的行动，削弱其他四大家族，尤其是吉诺维斯家族的势力，使甘比诺家族成为纽约帮的唯一霸主。
在出席聚会的前夕，卡特诺又接到塔梅莱奥从罗得岛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也将来纽约出席这次会议。这对卡特诺来说，又是一个机会。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位当年的合作伙伴，顺理成章地同罗得岛、新英格兰帮搭上线。如果这个目的实现了，那么甘比诺家族称霸纽约城，甚至将势力扩展到美国东海岸各大城市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更不要说纽约的四大家族了。
但是，前文已经交代过，这次“阿嘉西会议”尽管是美国黑手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但也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当会议的地点被警方发现之后，这些“体面人”便一个个地逃出会场，最后无论是坐车的还是步行的，都得一个个逃进庄园附近的山林之中，在警方的追捕下落荒而逃，有许多人被拘捕。卡特诺便是被拘捕者之一。
当卡特诺同他的老朋友塔梅莱奥、刚刚结识的新朋友山姆·吉安卡纳一同逃出巴巴拉豪华的庄园时，他们都没有去门前停车的地方上车逃走，而是立即钻进了旁边的密林。在警察的追捕下，三个人在密林中失散了，卡特诺独自一人走进了一片荆棘丛中。这时，他已经听到了身后那些追捕警察的喊叫声和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顶上飞过，将前面的树叶打得纷纷扬扬。
这时，卡特诺真有点恨自己只生了两条腿。他抛掉了身上一切多余的东西，有手枪、钞票、金表，还有那件藏青色的轻便薄呢大衣。尽管这件大衣还是来聚会前一天刚刚买的，花了他850美元，但他还是在所不惜。刚一钻进山林时，这件大衣就像一条长尾巴一样，在身后时不时被树枝挂住。现在他只有干脆把它脱下来，一边跑一边扔在树林里。
扔掉大衣之后，卡特诺才稍微感到轻松一些，紧身的真皮马夹让他干练而又利索。这时，他就像田径场上的一位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一样，甩开两条长腿，在荒草和乱石上狂奔。银色的丝巾滑落下来，吊在胸前，最后飘了几下也掉在地上了。卡特诺对这条150美元的丝巾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继续朝前逃去。黑色的皮鞋再也不是油光发亮了，而是沾满了泥巴，左脚的鞋很快也跑丢了，让他很难保持平衡，一颠一跛的，右脚的那一只鞋尖处也绷裂了，白色的袜子包着脚指头钻了出来。平日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此时也是又脏又乱，被汗水弄得湿漉漉，粘在发红的前额上，时不时掉下来遮住视线。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逃窜，卡特诺总算逃出了密林，上了通往县城的马路，结果还是被关卡上的警察给逮捕了。这时尽管卡特诺表现得非常镇静，但还是感到非常羞愧。他被关押在纽约市警察局的拘留所，等待传讯。
两个月以后，纽约市开庭审理这次拘捕的嫌疑人。面对陪审团的传讯，卡特诺依然表现出一副镇静的神态。在听证会上，他一口咬定自己那天去巴巴拉家，根本不是参加什么会议，而是去同巴巴拉讨论关于心脏病的问题。
陪审团中的一位陪审员对他说：
“卡特诺先生，您今年42岁，就有心脏病吗？”
卡特诺说：“我不知道是否有心脏病，但有时胸部发痛。所以我想找约瑟夫问问，因为他那时有心脏病。”
陪审团对于卡特诺的这种回答并不满意，因为当时所有拘捕的参加“阿嘉西会议”的人，都说是去“慰问”巴巴拉，因为他有“心脏病”。
接着陪审员便又说：
“卡特诺先生，您和您的朋友都说是去慰问巴巴拉，因为他有心脏病。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共同的串供？”
“是的，”卡特诺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确实是去同我的朋友巴巴拉讨论这个问题。”
于是，由于拒绝同法庭的合作，卡特诺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是“蔑视法庭”。
然而卡特诺对这五年的刑期并不在乎，他对那些去探望他的人说，他很快就会出来的，恐怕连五个月都不会满。
果然不出卡特诺所料，他在监狱中才待了几个月就被释放了。根据1957年制定的法令，“阿嘉西会议”本身还不能构成犯罪事实，出席的人员并不能由此被认定就是犯罪集团成员。当时对这些拘捕人员提出指控，是根据“召集秘密会议”而定罪的。因此，其结论最后被推翻了，于是，卡特诺被无罪释放。
卡特诺回到布鲁克林之后，受到了甘比诺家族的热烈欢迎，他由此成为比过去更重要的人物。他又一次赢得了家族的好感，大头目甘比诺也进一步承认了他的耿耿忠心。
从此，他正式被甘比诺家族认定为仅次于大头目卡洛·甘比诺的“二号人物”。他在家族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承认。
正当卡特诺在甘比诺家族中，一步一步地朝权力的顶峰迈进时，纽约“五大家族”之一的波纳诺家族却面临着群龙无首的困境。
波纳诺家族在当年纽约的“五大家族”中，一开始也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黑帮组织。这个家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大量被称为“西痞”的人。
“西痞”是一批并未加入美国国籍的非法移民，他们是意大利西西里人，大都是意大利黑手党党徒。这些人非法进入美国之后，被波纳诺家族的族长卡迈因·格兰特所网罗，在他的手下进行海洛因毒品走私和其他的犯罪活动。在许多的日子里，这些“西痞”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卡迈因·格兰特对他们下达的谋杀任务。一旦卡迈因将谋杀的对象确定之后，这些人就会进行长时期的跟踪和监视，最后看准机会下手。他们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些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没有美国国籍，因此一旦作案以后，在警察那里无据可查。这样，尽管他们都是真正的波纳诺家族的成员，但在美国又无人知晓。他们有时是来无影，去无踪，制造了一系列的“无头案”。
许多“西痞”都在纽约等地经营“馅饼店”，为走私海洛因进行掩护。美国有名的“馅饼贩毒案”的作案者，大都是这些人。他们势力庞大，又自成帮派，活动在布鲁克林这些最恐怖的街区，或者是尼克博克大街一带。他们是美国黑社会最出色的杀手，暗杀时无所顾忌，对谁都敢下手，即使是一般的黑帮不敢下手的法官和警察，“西痞”只要认为有必要，都照杀不误。
这股“西痞”的势力，让波纳诺家族在纽约的“五大家族”中成为一支不可小看的黑势力，使这个家族能同甘比诺家族平分秋色。所以，当甘比诺家族在纽约肉类市场上呼风唤雨时，波纳诺家族也能从中夺得一席之地。
波纳诺家族除了在肉类市场上与甘比诺家族争雄之外，其另一项最大的业务就是贩毒。继卡迈因·格兰特之后，波纳诺家族的首领布朗·西亚卡又因贩卖海洛因而被警方逮捕。这时，这个家族的领导层，又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个新的头目菲利浦·拉斯泰利继承了布朗·西亚卡的权力。但是，由于他触犯了“反垄断法”，又因暴力行为和勒索罪被起诉，被法庭判处十一年监禁。当拉斯泰利入狱后，波纳诺家族的领导层，又面临着一个后继无人的局面。这在纽约黑社会的五大家族中，实在是独一无二的。
这时，波纳诺家族中一个新的头目正在脱颖而出。此人就是索尼·布莱克。
索尼·布莱克当时是波纳诺家族一位行动组长，时年41岁。他身高约1.7米，体重170磅。矮胖的身材，粗壮的胳膊，厚厚的胸脯，看上去并不觉得可怕，其实他是一个很凶残的人。
布莱克皮肤黝黑，头发也被染得乌黑发亮。他的右臂上文着一头豹子，这就是他性格的象征。此人的脸很胖，眼睑下的垂肉使他看上去很疲倦，但真实感觉是凶狠。当他生气或对别人下命令时，他那双黑色的眼睛就会紧紧地盯着你，足足可以把你吓得腿肚子转筋。这时，布莱克的浑身上下就显得更黑了，不给人一丝柔和的感觉。而他又有一种遇事沉着冷静的做派，老练、自信而又傲慢是他的主要性格，互相依赖和忠诚是他最主要的人生信念……这一切，都让他具备了一位黑手党头目应有的素质。一旦你背叛了他，他就会将你杀死，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都不放过。
布莱克出道时28岁，是这个家族中最年轻的组长。但从出道到当上波纳诺家族头目之前的一二十年中，他有一半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主要的罪名是贩毒和抢劫。因此，他在家族中赢得了最大的荣誉，引人注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布莱克“忠诚”的性格，使他的社交十分广泛。他的私人社会俱乐部叫“威瑟斯意美战争老兵俱乐部”。该俱乐部设立在布鲁克林地区格雷厄姆大街415号，即威瑟斯街的街角上。这里幽静、安全、干净，大部分商店和临街的商号都设在两层或三层的公寓楼里。
威瑟斯俱乐部也是一幢三层的建筑物，在它的底层有一个大前厅，厅内有一个酒吧和几张牌桌，和其他类似的俱乐部没有很大的区别。大厅的右边是一间办公室一样的地方，这里有一张写字台，几部电话机。再往里面是一间浴室，还有一个男厕所。
这个威瑟斯俱乐部是布莱克的老巢和活动中心。每天这里都人声鼎沸、高朋满座，形形色色的人都来这里，同未来的大老板布莱克进行“社交”。
在威瑟斯俱乐部的斜对面，穿过十字街口，便是格雷厄姆街420号。这是布莱克及其手下那伙人另一个秘密聚集处——摩星俱乐部。摩星俱乐部的大门口无任何标志，即使走近了，也无法分辨出它是一家公司还是一幢民宅。在这幢三层楼的墙壁上，贴着一层仿花岗岩的墙面砖，显得似乎与众不同。摩星俱乐部的前厅同样是间大酒吧，里面有一台大屏幕彩电、一台弹子游戏机和一张台球桌。在靠近里墙的地方放着一个大鱼缸，里面养着热带鱼。在下层的其他几个房间里有小型舞台、台球桌，还有自动电唱机和几张牌桌。最里面是一间厨房。
摩星俱乐部里面没有电梯，布莱克的房间在大楼的顶层，是后来加盖上去的。这里一进门是客厅，左面是厨房，里面是餐厅。右边是起居室，室内有一张抽拉式的沙发床。布莱克的卧室紧连着起居室，整套房间朴素而又实用。房间没有通往大楼顶的门，但有一架梯子通到楼顶。
布莱克手下的那帮人经常出入这里。尤其是夏季，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这里都有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这些人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汽车，而且大部分是凯迪拉克牌的。他们的车不是停在大楼的两边，就是停在门前，沿街摆成一排。但无论怎么停法，都不会受到警察的干涉，没有哪一位警察会自讨没趣。这些人在这里吃喝玩乐，赌钱或者斗殴，有时合伙去抢劫或去红灯区鬼混，专门敲诈那些有钱的阔佬，即使是白人也不放过。不过他们也有干“正经事”的时候，那就是贩毒。每当布莱克和他的弟兄们从毒品市场弄到一批货以后，他就吩咐这些人来干这些事，有的对海洛因进行“加工”，掺进面粉和奎宁粉末，有的则把掺假后的海洛因包装成二十五克一小包，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兜售，或推销给那些老主顾。当一批货推销出去之后，他们每人都能分得一大笔钱。这时他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加滋润。
布莱克除了指挥这些活动之外，还有一项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爱好，那就是饲养他的赛鸽。他在楼顶上建了三排鸽笼，并在楼顶的周围装上了一圈小型的木栅栏，每根木条的顶端都削得尖尖的，主要是提防有人爬到楼顶上去偷他的宝贝赛鸽。
三排鸽笼中共饲养了一百多只赛鸽，布莱克真的把它们看成宝贝。他除了每天都要在它们的身上消磨大量的时光外，还专门雇了两名工人，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饲养这些鸽子。他常常对这两位雇来的工人和一些朋友大讲特讲赛鸽的饲养方法。他告诉他们如何在调拌鸽食时添加维生素，以增强鸽子的耐力，又给人解释如何用不同品种的雄鸽和雌鸽进行交配，以“远亲”交配的形式获得新的品种，他认为这样的鸽子会飞得更远。
同时，他对训练赛鸽更有自己的独特的一套方法。他命令人在每只鸽子的脚上，都绑上一只便于识别的带圈，然后派人把这些鸽子带到很远的地方放飞，让它们飞回自己的家。他训练这些鸽子不仅能借助不同的标志，顺利地找到自己的家，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高难度的飞行。他认为这是对赛鸽的起码要求。否则，这就是肉鸽而不是赛鸽。为此，他也会经常将那些“智商”极低的鸽子毫不客气地弄死，有时甚至一把就把它们的头拧下来，尽管鲜血溅了他一身，两粒小红豆似的眼睛还在骨碌碌地眨巴。他把每只鸽子飞行的速度都记在带圈上，对那些有培养前途的鸽子更是倍加宠爱。因此，他也的确造就了不少优良的赛鸽。他说他用这些赛鸽进行比赛时，每一次都能赢得3000美元以上。他还说他在乎的倒并不是这赢得的钱，而是每一只鸽子的素质。布莱克认为鸽子也同人一样，如果不是很优秀的，只能永远是个笨蛋，是别人的“下酒菜”。这就是他热衷于此道的原因。
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面对这些鸽子对他的朋友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他就是出生在这个街区，他的童年是在这个街区长大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喜欢鸽子，开始养鸽子。当时他家邻居的儿子常常爬到他家的房上，从他的鸽子笼中偷走他的鸽子。这位邻居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街上的一位小流氓，偷东西、抢劫和打架斗殴，手下有十几个年龄差不多的伙计，他是他们的头儿。到后来，这个家伙不再偷布莱克的鸽子，而是要布莱克把自己的鸽子送给他，否则，就拦在布莱克回家的路上打他，有几次把布莱克打得头破血流。
布莱克这时不但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鸽子，就连自己也保护不了。在经历过几次这样的耻辱之后，他便开始觉悟起来，同这个家伙对着干。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既保护了自己的鸽子，也保护了自己。
布莱克说，真要感谢这个家伙，是他教会了自己如何去面对这种生存的环境。他说：
“我一开始也仅仅是街头的一位小流氓，后来成了这条街上的霸主。我原来不想成为一名黑手党成员，因为我当时混得很好。”
但是，后来布莱克的生存环境再次受到了威胁，于是布莱克想道：“入他们的伙要比跟他们斗容易得多。”
于是，他便加入了黑手党，成了一个专门暗杀和抢劫的黑手党人，并干得“有声有色”，很快成了一个很有“声望”的组长。
布莱克对他的朋友说：
“一切的一切都在于你有多么强大，你掌握多大的权力以及你的手段有多么卑鄙，这一切，都是你在黑手党内能步步高升的主要原因。”
布莱克当时的确很“强大”。他在波纳诺家族内，渐渐地成为一个无可取代的人。在同其他黑手党人一起行动时，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且常做出许多非凡的惊人之举。这让他变得不仅受人尊敬，而且令人害怕。
从此，尽管波纳诺家族的头目一个个多灾多难，波纳诺家族也在纽约“五大家族”中日渐衰落，但是，由于布莱克的逐渐成熟，又使这个黑手党家族出现了新的希望。在布莱克的带领下，这个家族一半的成员开始涉足海洛因走私。在这个领域内，就是“五大家族”中最有权势的甘比诺家族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原因是布莱克利用家族中那些“西痞”的力量，很快同意大利最大的贩毒网络——“馅饼贩毒网”接上了头。
众所周知，“馅饼贩毒网”的创始人是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元老巴塞塔。巴塞塔来到纽约之后，通过一位经营乳酪公司的朋友开始经营馅饼生意。他这家馅饼店其实就是走私海洛因的公司。两年之后，巴塞塔又在彼特金大街上购置了两家馅饼店，全力以赴从事海洛因走私。由于业务量的扩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布莱克交上了朋友。尽管布莱克此时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那西西里人的血统和执着任性的性格却为巴塞塔所赏识。从此，他同巴塞塔合伙经营这几家馅饼店，每年将10万美元以上的海洛因推向纽约毒品市场。对于这一点，不仅在波纳诺家族内鲜为人知，就连甘比诺家族的大老板卡洛·甘比诺也让他给瞒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布莱克又伙同巴塞塔在贾梅卡和昆斯等街区开了几家馅饼店，并买下了位于曼哈顿区第8大街的“馅饼城”。
布莱克始终利用同西西里岛的亲密关系，经营着海洛因生意，并同巴塞塔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贩毒网每年都将价值6亿美元的海洛因运到美国，从而提升了布莱克的财力与权势。他与巴塞塔的这种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1981年巴塞塔在巴西被捕为止，即使是巴塞塔去了巴西开辟“拉丁美洲贩毒网”期间，都没有间断过。
他就是利用这种罪恶的毒品交易所得的巨额财富，将自己推上了家族首领的地位。
正当纽约城的这两大家族热衷于赚钱和毒品走私时，芝加哥帮和新英格兰帮的两个家族正在策划一场新的阴谋，这三个家族此时开始联起手来，准备将一位“意中人”推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此人就是约翰·肯尼迪。
1953年，参议员肯尼迪娶得有美国“第一美人”之称的女记者杰奎琳·布维尔之后，在仕途上更是飞黄腾达。1958年，他再次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在这次竞选中，肯尼迪大获全胜，他几乎是以破纪录的胜利，获得73.6%的选票，这是当年美国所有参议员候选人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绩。肯尼迪的这一胜利，让美国民主党领袖们大喜过望，他们一致认为，这位年富力强的参议员是一位出色的“得票手”，更是民主党角逐白宫宝座的最佳的总统候选人。
于是，在1960年7月11日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尼迪又以806票对409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约翰逊，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将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进行最后的角逐，争夺美国新一任总统的宝座。
但是，肯尼迪这次问鼎白宫，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面临着一系列致命的难题。
首先，他的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当时的美国政坛，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实力派”。他曾经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并以“共产党间谍案”和“伪证罪”罪名将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思送进了监狱。尼克松此举，充分显示了一位政治家铁的手腕。更主要的是，在东西方对峙、美苏争霸的年代，他又作为西方阵营的代表人物，同东方势力的霸主、苏联的头号人物赫鲁晓夫面对面地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的这一举动又让他身价百倍，声名鹊起。他从1952年到1960年已连任两届副总统。在这八年当中，他曾多次周游世界，并几次代表总统出席各种会议，处理过国内外许多重大的事件，充分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风范和治国的才能。而在这时，他又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格·格奇联手出击，向肯尼迪发起猛烈进攻。这样，就让肯尼迪这次向白宫的冲刺困难重重。他不仅没有长期出任副总统的经历，而且在政坛上也没有什么建树，更谈不上什么国际影响。
所以，面对肯尼迪年轻而又缺乏经验和经历的形势，尼克松在竞选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经验很重要”，以此诱发美国公民对肯尼迪是否成熟、是否能胜任一国之总统表示怀疑。
其次，肯尼迪家族的宗教信仰，也是他能否入主白宫的一大障碍。他们一家都是天主教徒，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出任美国总统，这在美国还没有过先例。选民们普遍担心，如果肯尼迪上台，那么有朝一日，美国的国策很可能会受到梵蒂冈所左右。这是美国国民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尽管是一位腰缠万贯的金融家，又曾多次以慈善家的面目在公众面前亮相，但是，他那不明不白的发家史，还有与黑手党之间那种暧昧的关系，是让每一个正直和清白的公民所不能容忍的。
这种种难题，让肯尼迪就像一位田径场上的跳高运动员一样，在仕途上哪怕是增加微不足道的一毫米，都会让他无法逾越。
但是，财大气粗的肯尼迪家族岂肯让自己家族的“希望之星”在最后的决战面前败下阵来。他们要的是最后的“冠军”而不是“亚军”。
于是，有了前几次竞选议员的实战经验，这个家族又倾巢出动，在为肯尼迪的最后竞选而拼搏。这样，肯尼迪的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的家族和朋友组成的庞大的“智囊团”为他出谋划策做后盾，而不是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肯尼迪家族为了家族的荣誉和希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万众一心，结成了一个令他们的对手望而生畏的战斗集体。
就像以往议员竞选一样，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再次为他的竞选提供经济基础。他曾财大气粗地公开宣称，如果需要，他的全部财产都可以拿来做竞选费用。肯尼迪的母亲罗斯又带领一群女儿，发起了一个声势更大的“女人行动”。她们几乎走遍了全国，与对肯尼迪抱有希望的民主党代表们见面，探听他们的个人爱好和私生活以及各种亲属关系，将这些“情报”编成卡片供肯尼迪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以获得这些议员的支持。这时，肯尼迪尽管有了一位令许多选民倾倒的夫人，但遗憾的是杰奎琳对政治不感兴趣，在这些“女人行动”中见不到她的身影。当时她有孕在身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未来“第一夫人”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在几次面对记者的话筒时，她也多次说道：
“我从小到大受的是共和党人的教育，但是你得先做一个共和党人，才能认识到做一个民主党人有多么好。”
杰奎琳的这句听起来似乎很费力的话，同样委婉地表明了她的政治倾向和“望夫成龙”的心愿。
肯尼迪的几位弟弟，更是跟着他鞍前马后地冲杀。肯尼迪的大弟弟罗伯特是他竞选的总管，利用肯尼迪对他的充分信任，以极高的权威代表候选人发表演讲，成了肯尼迪竞选时真正的左膀右臂。他的小弟弟爱德华刚从法学院毕业，但也被哥哥派到了西部“前线”，专门对付尼克松的势力。
当然，最卖力气吆喝的还是肯尼迪本人。他面对尼克松“经验很重要”的口号，处处强调自己的经验和阅历。他在演说中，多次提到自己在当选参议员之前，就先后以学生、旅行家、驻英大使助理、海军军官、记者和众议员的身份到过世界的每一个大洲，并同三十七个国家的学者、店主、总理和总统交谈过，而且在三届众议员和两任参议员的任期内获得了许多的从政和治国的经验和实践的机会。
这样，肯尼迪虽比尼克松小四岁，但通过这样的宣扬、炫耀，这种年轻和阅历的肤浅不仅没有成为他的弱项，反而成了他一种年轻有为的标志。
面对广大的选民，肯尼迪有时甚至幽默地把年龄问题当成一种笑料。他说：
“有一次，我在参议院大楼的电梯里时，有人还以为我是开电梯的，进来就要我把电梯开到四楼。我说先生我同您一样。于是那位很少见面的参议员先生只好对我说：‘哟，对不起，没想到您这么年轻……’”
肯尼迪的这种自编自演的“单口相声”，有时真的能博得一阵掌声。
有一次，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在演讲中公开向肯尼迪挑战，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极其成熟的人。”
对此，肯尼迪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回敬。他说：“如果年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美国将放弃对所有44岁以下的人的信任。这种排斥很可能阻止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华盛顿指挥独立战争、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
他这种回答，几乎要让这位前总统“闭嘴”了。
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赢得竞选，他当然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这一天主教徒的身份，又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时，难以让公众放弃的一个问题。对此，肯尼迪明智地意识到，无论是回避或者是掩盖都行不通，唯一的选择是勇敢地正视现实。于是，对于这一问题，他总是精彩而又带几分幽默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在休斯敦的一次牧师的集会上，肯尼迪发表了一通精彩的演讲。他说：
“……我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且过去美国也没有过天主教徒当选总统，因此我有必要声明，问题不在于我信任什么教派，这只是我个人的事，而在于我信仰什么样的美国。我相信，教会和国家在美国是截然分开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任何一位天主教徒都不能指点总统该怎样行事，任何一位天主教牧师也同样不能指点他的教区居民该选择谁。”
肯尼迪的这种关于天主教徒的“说服”，自然“征服”了不少的选民。为了使选民认识到他对天主教和天主教神职领导人员并不畏惧和顺从，在一次晚宴上，他对站在他身边的一位过于肥胖的教会人士说：
“和一群瘦骨嶙峋、信奉苦行主义的神职人员中的一位站在一起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那些神职人员告诉我们经常性的斋戒和祈祷会带来什么后果，同时也亲自给我们送来了信息……”
肯尼迪的这种不恭敬的挖苦之辞，让在座的许多太太小姐们感到十分舒服，也获得了出席晚宴的许多先生的好感。即使那位教会人士心怀不满，也只有到梵蒂冈教廷去诉苦了。
肯尼迪在竞选演说中，就是这样经常以一种幽默和调侃的语气，对许多问题做出声东击西的回答，表现出他的机智。
有一次，一家报纸趁机“起哄”，报道了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说：“肯尼迪的妹妹结婚时，他父亲手下的一位经理微笑着说婚礼将花费成千上万的美元。”
肯尼迪却说：“我知道这则新闻纯属虚构，因为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人敢‘微笑’。”
于是，他以这种口吻，化解了公众对他父亲万贯家财的敌意。
当又有人指责他的父亲约瑟夫用金钱为他收购选票时，肯尼迪的回答是：
“我刚刚收到我父亲发来的电报。他说，不要多买一张你不需要的选票。如果我为你的选举获胜而付钱的话，我将会受到诅咒。”
在另一个场合，肯尼迪又说：
“商业部长已宣布了一项防止黄金外流的新计划，那就是我的父亲约瑟夫今年得待在家里……”
对于这些轻松的调侃，当然能获得一些选民的掌声，但大多数选民在鼓过掌之后，也许会更清醒一些。
但是，肯尼迪的这种轻松的调侃和幽默，却被当时的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对他的这种“魅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一篇时评这样写道：
“一位总统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默感是不能用一两句俏皮话就能体现的。只有聪明睿智、精通政治、具有改造人类的远大目标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新闻界之所以对肯尼迪做出如此的评价，这完全是他讨好和巴结新闻界的一种回报。
曾经是新闻记者的肯尼迪，对美国新闻界的“神力”当然心中有数，对新闻记者的禀性、嗜好和心理更是了如指掌，因此，讨好这些同行，自然十分在行。怪不得许多采访过肯尼迪的记者都说：
“和尼克松一起旅行等于打杂，而同肯尼迪一同旅行却令人轻松愉快！”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肯尼迪同新闻界结下了从未有过的深挚的感情。竞选结束前的一天，有名的新闻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激动地同肯尼迪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玛丽流着眼泪说：
“终于结束了！”
肯尼迪用手搂着她，微笑着说：
“玛丽，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竞选结束以后，许多记者都成了肯尼迪的朋友，正是这些记者们那些有失公允的报道和评论，让肯尼迪捡了个大便宜。所以，对于肯尼迪的当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激动地说：
“似乎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进入了白宫！”
这位记者的这种感慨，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一个人，而是道出了美国新闻界的心声。
正如西奥多·怀特评论的那样，肯尼迪当选与其说是“总统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新闻界的成功”。
当竞选进入决战时，肯尼迪和尼克松曾共同面对七千万电视观众，进行了四次电视辩论。在这短兵相接的较量中，肯尼迪从形象上占了上风。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政治家，但由于过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反而“表演”欠佳，显得刻板、拘谨，不如肯尼迪轻松和洒脱。
1960年11月8日大选揭晓，肯尼迪的得票率为49.9%，尼克松的得票率为49.6%。两人得票率仅仅相差0.3%，这在美国总统的竞选史上，是差额最小、得票率最接近的一次。
就这样，在美国这个基督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一个爱尔兰后裔的天主教徒，仅以0.3%的微弱多数的优势，从容地走进了白宫，成为美国新一任的总统。这种结果，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奇迹。
那么，谁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呢？
当1961年1月20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踏着被大雪覆盖的街道，站在风雪之中，参加肯尼迪的就职典礼，等待着这位年仅43岁的、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出现时，他们谁也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也许认为：是时代选择了这么一位年轻的总统；是他的家族为他创造了这个奇迹……
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想到，共同创造这一奇迹的合伙人，也包括美国黑手党的新英格兰家族、波士顿家族和芝加哥家族，是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一奇迹。正是雷蒙德和吉安卡纳这样的黑手党巨头，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十五任总统，把肯尼迪推上了白宫的宝座。
此话听起来似乎太荒唐了，但也许，事实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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