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围棋是什么

    如果说国际象棋的巴洛克规则只能为人类所发明的话，围棋的规则竟会如此浑然天成、有机而严谨，以致假如宇宙间还存在其他有智慧的生命体的话，他们一定是下围棋的。

    ——爱德华·拉斯克人的行为的复杂，是环境复杂的结果。——赫伯特·塞蒙

    爱德华·拉斯克（1898~1981），德国人，柏林大学机械电子工程系毕业，著名的国际象棋国际大师和发明家。当他听说还有一种可以与国际象棋媲美的棋种时，觉得颇为可笑。然而接触围棋后，逐渐为围棋的深邃博大而折服。当时的“国象”世界冠军阿曼纽尔·拉斯克从爱德华那儿得知世界上还有围棋这个东西，并向爱德华了解了围棋的规则后，也开始学习围棋，并对围棋产生了浓厚兴趣。两人在达到一定水平后经人介绍，与当时访问德国的一位日本数学家兼围棋高手下了一盘让子棋，由日本棋手让9子，两位拉斯克互相商量出招。两人苦思冥想，对手几乎不假思索，结果依然是德国人大败。两位拉斯克不得其解，遂相约一起赴日本学围棋，可惜后来因二战等原因未果。

    正如篇首所题的拉斯克的感言，围棋完全没有象棋或国际象棋那样的世俗内容。确实，围棋的抽象性，几近于数学，它用黑白子所构筑的语言，就像数学用数学符号表述的逻辑关系，对一个没有接触过围棋的人来说似乎无法借助日常经验来意会。那么，当初创造围棋的人，又是受到什么启发，发明了围棋的呢？围棋评论家曹志林认为，围棋的经验依据，可能是植物斗争：“植物的斗争是生根、蔓延，由此而争夺空间，生存下来。而且两个眼很像是植物所需要的水源”。曹志林又推测，围棋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又有记载说，它是尧或者舜发明出来开发儿童智力用的。

    数千年前发明围棋的灵感来自何处，对今天的人来说，只是一种历史的好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对它的本质的认识。但这个任务似乎并不容易。比较通常的说法是，围棋是争夺地域空间的战争。确实，围棋中的攻防、厮杀计谋，与军事作战相似，可以把棋手看作是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的将军也不为过。但是，又有人看到围棋中的深奥经济学：你难道没有看到操纵着棋手决定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吗？你难道没有看到围棋的本质是资源、利益的纷争、妥协和再分配吗？而很快，又会有人指出棋手需要学会精深的确立目标和协调各个环节的管理手段，属于商业管理学范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更是把围棋看作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模式。或许你会说，其实围棋就是一个智力游戏，一个考验你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展现你的想象力和分析力的绝好场合。围棋的奥妙，正在于横看成林侧成峰，难以曲尽其妙。就像鲁迅对《红楼梦》的论述一样，不同背景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那么，如何从心理学角度看围棋呢？

    一、围棋的本质

    要说清围棋是什么，最好还是有比较和参照。对国际象棋和围棋作系统的对比有利于看到围棋作为智力游戏的共性和个性（见表一）。

    围棋与国际象棋的最明显区别是围棋疆域的辽阔，和它的自由运用子力（或深入敌穴，或占据要津）的灵活自如的想象空间。国际象棋只有一个目标：擒王。8%×8%的空间和有限、固定的阵势和兵力，是一个目标和手段相对被规定了的空间。围棋则是在没有任何本质规定的空间里不断界定自我，它在行棋中的目标和手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在进行调整，虽然它的终极目标是确定的，获得比对手更多的地盘。国际象棋是子越下越少，围棋则是子越下越多。和国际象棋相比，围棋的特点是空白的地方全是棋，在空白的地方需要做的想象和计算，比国际象棋更加复杂。当然，有些条件已经在棋盘上制约你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子下得越多，互相纠葛越多，制约也越多。

    如果把这些棋类游戏看作是战争游戏，与围棋相比，国际象棋更像是一场遭遇战，冲突是正面的、短兵相接的。而围棋则是持久战，它的战线并不明确，它的疆域不断在重新划分和界定（比如“转换”）；而且，它并不总是硝烟弥漫的，有时，你能感到兵临城下的压力，但有时甚至主战场在哪儿都难以确定。所以有人认为围棋比国际象棋更需要前瞻性战略思维。国际象棋虽然也有全局的战略考量，但更多的是战术技巧的运用。

    但是，围棋与国际象棋最根本的差别，还在于“目标结构”的差异。国际象棋（或中国象棋）的输赢是看谁制服谁，这很像战争，有战败国，有战胜国。因此，它的起源和结构有直接的世俗内容，比如每个子尊卑有别，各司其职。将围棋看作军事游戏，有其相符的一面。围棋在争夺地域中充满对对方的间接威胁或直接攻击，尤其是当对方入侵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时，或双方卷入你死我活的搏杀状态时，白热化的战斗有时是难免的。同时，在战略上的长线谋略与战术上的出奇制胜，也是围棋中体现的克敌制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在论抗日战争时，提出要用开辟敌后战场，形成敌我攻防犬牙交错的态势，显然是受到围棋的启发。（对此《文化篇一》将作具体讨论）但是，围棋的目标从本质上说不是歼灭对手，而是在攻击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围棋并不以制服对手为目标，因为在棋盘上处处用强，甚至要让对手百依百顺是不可能成功的，该妥协的时候就应该妥协。在围棋中，获利时对被攻击的棋网开一面是常有的事。从军事角度上，制服对手是终极目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逻辑是不可理喻的，可见，围棋与军事的类比是跛足的，不完全准确的。

    先行的价值 不确定的优势 现在估计在6目半，用贴目形式补偿后行的白棋源、维护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和妥协以及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二、围棋与军事、经济、政治的类比

    我们回到曹志林关于围棋与植物生长的类比。这个类比的合理性在于它所强调的生物本能。我家的后院如今还保留了好几棵参天的杨松，足足有五六层楼高。它们为什么长得如此高？因为它们都要“争出头”，来获得阳光。无论是树叶、地上蔓延的植物，还是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要经历生存和发展的竞争。这是我们喜爱围棋的一个重要原因。被人“镇头”，我们会感到压抑和难受，一旦出头，我们又会感觉到一种畅快。这是生物本能的一面。

    但是作为游戏，围棋给我们以生存、发展竞争的替代体验，让我们对生命的生机和顽强加以审美关照。这一点，人是高于动植物的。更重要的是，仅仅将围棋形容为盘根错节的植物斗争，忽略了人的理性层面。一般生物的生存竞争具有原始性和盲目性。比如我家后院的杨松，光往高里长，根却扎得很浅，越高也就越有可能被风吹倒。人寻求眼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平衡。在生存竞争中出现利益冲突时，也并不是盲目对抗，矛盾有时引起激化，有时则获得妥协的解决。

    想象一下，如果棋枰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那么，棋手一粒子一粒子地经营各自的地盘，限制对手的发展，可以看成是人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首先，在围棋中，盘面上的地域可以看作是自然资源，角地为大家首先争夺的对象（开局总是走星位或小目），是因为棋盘的四条边构成天然屏障，寥寥数手就能拥有实地。而吴清源、木谷实掀起的围棋革命和后来武宫正树的“宇宙流”，则是对中腹资源的发现和挖掘。

    如果说棋盘呈现的是自然资源，投入的子力则是人力资源。因为轮流行棋，每颗子就必须用在刀刃上，追求最大的效率。但是，在面对辽阔的地域或多处的利益纷争，有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而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时，棋手就必须考虑效率与风险、机会成本这样的问题，就会考虑对手也是一个有同样智力，能够进行同样的理性思维的人。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围棋乃是一场持久的商战：棋手的最终目标不是消灭对手，而是追求更多的自然资源或更大的市场份额。

    围棋的另一特征，是它的漫长性。股市投机作为投资行为，可以是做短线投机，预见利空，见好就收；也可以从长计议，拉长战线，不追求眼下的即时利益。围棋虽然有马上能看到的实利，但相对对手的利益来说，棋盘上的优势往往是逐步积累的。而且，建立的优势也会由于一个错误而顷刻间丧失，甚至是在不经意中被逆转。因此，它不仅要求棋手有举重若轻的魄力，而且要有如履薄冰的审慎。仅仅会算计就不够了。你必须有耐心，等待时机。你必须有长远的眼光，不为贪图小利而丢失全局利益。

    围棋不仅是军事、经济，更是一种政治生态。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你随时可以打入对方的腹地，挑战对手的领地的合法性。战斗由此而生，但歼灭对手很少是战斗的目的，这就形成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这场利益纷争：政治权衡。政治从内部来看是对自己核心价值、核心利益的确认：哪里需要优先发展，哪里相对次要。围棋的每一方内部会有各种利益诉求，比如许多点都有一手棋的价值，都有某种迫切性，但是你只能下一步棋，好处不能给你都占了。政治权衡起到协调这些内部利益诉求的作用。政治表现在对外，则是外交策略，即与对手在争夺资源发生冲突时的应对，比如什么时候必须出击，什么时候抗争，什么时候要遏制，什么时候要妥协，什么时候要“不争”。棋手能否兼顾不同的利益，能否争取主动，能否恰当地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何把握时机，这些都是考验棋手的“政治智慧”的时刻。孙子《谋攻篇》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由于围棋的（或广而言之，大部分国际关系的）目标不是制服或歼灭对手，而是获得相对的利益优势，政治解决利益纷争为上策，军事解决为下策。李昌镐的棋，颇得这一深味，正如《棋经十三篇》曰：“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

    三、作为复杂系统的围棋

    围棋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诸多形态上的可类比性，使它成为研究人类本身的极好工具。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管理、生物等类比关系外，围棋作为一项智力游戏，它还有某些更为抽象、一般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在更抽象的意义上，围棋和人生、历史一样，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围棋由虚向实发展，即黑白双方在棋盘上设计自己的未来和揣摩对方的意趣。人称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围棋则看似凝固实为流动，已经落下的子，决定了整个棋的走向。稍有对局经验的人都明白，只需一步细微的变着，就是另一盘棋了。

    虚是可能性，实是现实性，现实的存在制约将来可能的发展，将来的可能性引导现实的行进，这就是虚实相生。棋盘越下越小，也就是越来越具体，下到官子，就是纯计算问题了。一盘棋，就是不断由虚向实，由宏观向微观，由战略向战术转化，由定性到定量，由模糊到精确的过程。其中的计算（广义）的复杂性，“语义”的模糊性，它的问题界定的难度，它的选择的“过剩”，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等，都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有共同处。在科学上，我们把这样的系统看作“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是指某种对象性的存在（如“人是一个复杂系统”），又是指某种思想方法（如“研究人应该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方法”）。一般而言，复杂系统作为方法论，研究的是某系统内部各成分互动关系如何导致的系统质和系统行为。

    复杂系统理论涉及和应用于各种物理、生物、社会现象，如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神经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学、气象预报、地震预报、免疫系统，等等。复杂系统有如下特点：

    ●系统内组成部分具有动态性和多层次互动关系，在不同水平上形成互动关系。构成天气变化的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互动，人体的构造和机能，都呈现复杂互动的关系。围棋的多层次互动关系，可以理解为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眼下利益与长远目标，攻与防，缓与急，效率与安全，战术与战略等等复杂关系的考量。

    ●非线性因果关系。由于上述复杂性，传统的线性因果律难以描述复杂系统的行为。线性因果的因与果是成正比的。而在复杂系统中，某个微妙的变动有时会引起连锁反应，产生巨大效应，如有名的“蝴蝶效应”，有时也会没有任何影响。是否有影响，取决于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又比如抽烟对某些人会产生肺部或其他器官病变，对另一些人则影响甚微。在围棋中，一盘棋是怎样走上“不归路”的，恐怕也没有一对一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诸多因素促成了最后的成败。在这个意义上说，围棋的前因后果也是非线性的，某一局部下得不好，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但也可能证明是并无大碍。

    ●系统内各种关系包含“反馈回路”。大部分动物的视觉系统，比如蝙蝠的声纳“装置”，帮助它确定与环境的关系，作为调节自己行为的依据。在复杂人工系统中，如城市交通的监控，航空港飞机起降的调度，都需要设置有效的反馈回路，使预测尽可能准确，决策既安全又合理。围棋中涉及大量的信息反馈机制，包括自反馈，如长考中局部的计算结果对战略目标的调整的影响（详见《运筹篇二》），和互动反馈信息，如对手的回应所反馈的信息。可以说，反馈机制的有效性决定了棋手的控制和协调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学习能力（人有根据实际的效果对现有“程序”作修改和增补的能力）。反之，缺乏反馈机制，棋手将永远是“跟着感觉走”的条件反射式的简单行为系统。

    ●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相对于“封闭系统”）。任何动态系统都具有历史性，因为它是从初始状态演变而来。对于高级动物来说，这种历史性由记忆得到保存。将来电脑围棋具有人类那样的记忆功能时，可以说它具备了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特质：有了记忆，意味着学习知识成为可能，成长成为可能。复杂系统的开放性是指它与外部环境不断作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围棋的开放性，体现在它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体现在它的相当高的自由度（相比之下，国际象棋是一个受到外部限定的环境）。

    ● 复杂系统的边界难以确定。简单系统（如我身边的台灯，甚至打印机）的构造和原理，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对环境的要求，都很容易确定。一旦出了问题，也很容易找到症结所在（灯泡坏了，断电了，油墨没了，等等）。复杂系统的问题则很难一目了然，因为系统的边界不清，问题可能有多种头绪，而你很难判断你找到的头绪就一定是对的。这使我们很容易成为事后诸葛亮，事后看来理所当然，其实下棋时未必成竹在胸。一下子进入问题的本质，是需要相当功力的。围棋中顶尖高手，如聂卫平、俞斌，对围棋中如何作有效判断都表达过不同程度的困惑。所以你常常听到职业高手说，计算不是问题，而判断不同结果的优劣才是问题。

    ●可能产生新质。当一个系统内部有复杂互动关系时，就可能产生出新的系统质，这些特质无法还原为构成系统的哪个组成要素。人类的意识、语言、想象创造工具的能力，都是人类大脑进化中出现的新质。物理现象中很多能量都是复杂结构产生的新质，如电流、电磁场等等，围棋作为复杂系统所浮现的新质，最明显地体现在围棋中的“虚实”之分，如果说“实”是系统内部可分析还原的、可分解的部分的话，“虚”的东西就是浮现的系统质，是无法作分解和还原的，往往需要用直觉去把握。

    归根到底，“复杂系统”是人类的语言，是对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要描述的对象对于人的认知水平具有挑战性。客观意义上，围棋从结构或功能角度对人类智力都构成挑战；主观意义上讲，对手是一个同样具有智力，同样能够学习和应变的人，则构成另一个层次上的挑战。如果说围棋是一个“复杂系统”，下围棋的大脑又是一个试图驾驭“复杂系统”的“复杂系统”。围棋棋手个体是一个具有自我表现调适能力的复杂系统（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改变自己，有成长的潜能），棋手如何学习，如何应付围棋的各种复杂局面，其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是什么，其能力和限度又怎样，这些是围棋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棋手作为一个群体构成的棋手“共同体”又可以看成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社会认知系统”，它的动态变迁史，涉及社会组织学、文化社会学问题（如职业化过程，制度的建立，互相交流的机制，资讯的发展，文化传统和积淀，等等）。本书中，我更多地侧重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围棋的认知及其发展。

    如何驾驭围棋这样一个复杂系统，是围棋心理学的着重点。如果有一种智力叫围棋智力的话，它必须在追求利益目标时能够实现四种基本功能：控制、协调、平衡、灵活。这是由围棋这个复杂多变，难以驾驭的对象特点决定的。目前电脑围棋无法与人匹敌是因为这四项功能它没有一项是强项。围棋心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这四种功能。这个问题涉及人本身的复杂性问题，涉及个体或人类理性的极限问题。我们知道，即使是顶尖高手如吴清源、李昌镐在他们的鼎盛时期，也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同时，我们又看到，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又不断进入事物的本质，向理性的深度迈进。在这些问题上，围棋心理学可以对一般心理学做出贡献，通过围棋这一凝聚人类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广泛内涵的智力游戏，对人类本身应付复杂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加深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围棋心理学的前景是无可限量的。

    ）第二节    “以有限求无限”：围棋的“技”、“艺”、“道”

    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至也。 ——施定庵

    所有富有意义的，深远的改变始于想象，并逐渐成为现实。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爱因斯坦最近荷兰一位电脑专家声称编出了一个5%×5的围棋电脑程序，执黑走在三·3后，必赢12点（即白棋无论怎样走不赢）。这就如同一个数学问题有解（对围棋是否可以作数学化的解决、处理，西方和东方数学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参见《文化篇》，这里暂且不表）。但是，美国一位数学专家挑战说，即使2%×2%的再简单不过的局面，也未必有解。如果以361的阶乘来计算围棋的所有可能变化，对人的认知能力来说，可以说是有限对无限的问题。那么，人的“有限理性”是如何把握这个无限的、难以预测的世界的呢？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按照围棋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求道派、艺术派、实践派。

    一、“求道”的理念

    藤泽秀行2004年秋访问中国时一再谈到，自己还没有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围棋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能回答吗？藤泽先生一贯的态度既肯定又谦卑：他只了解六七分。有趣的是，当记者将藤泽先生关于围棋哲学的话传达给李昌镐时，这位当今围棋第一人怀疑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李昌镐的意见概括如下：首先，当我们说围棋是100而我们只懂了六七分，我们已经虚设了100这个前提。其次，围棋哲学说到底，是如何赢棋的哲学，也就是说是实践学说，而不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

    大凡在某一领域有杰出作为者，都有某种强烈的哲学自省意识，即追根究底地探索自己所毕生奉献的领域的本质。藤泽先生毕生追求有创意的下法，不满足于成规，不人云亦云，是基于一个基本信念，即使棋盘尚有无数种可能性，也应该有“只此一手”的信念，即只有一步棋是最好的。这是一种求道者的心迹，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求道派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棋理的执著探寻上。日本棋手对布局的出色研究，体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一步棋的相对价值（较其他选择而言）和绝对价值（就其本身功能而言）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透彻的理解和说明的。日本的多日制赛制也为求道派的追求完美境界的理念提供了客观条件。棋手对棋谱的研究，对局部变化的深入探讨，不断产生一些新的下法，证明围棋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有些棋的得失评价可以找到一些公认的尺度。武宫正树为一步简单的棋考虑长达五个多小时，引起媒体轰动效应，被传为佳话，其文化底蕴是对求道乃至殉道的推崇。

    但是，求道派的信念背后也隐含了某种绝对论和决定论的思想，即不能容忍含混、相对和或然。在这点上，求道派与爱因斯坦的信念有相似之处。当海森堡提出我们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和运动速度这一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时，爱因斯坦很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我永远不会相信上帝会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宇宙的运行”言下之意，物质世界是一个被决定了的世界；事物的因与果是一一对应的；只要给定初始条件和运行规则，对大至宇宙变迁小至基本粒子的运动，是可以预测的。相反，从早期量子力学到后来的“黑洞”理论，都对传统的决定论予以否定。无论是黑格尔的基于抽象演绎的哲学理念，还是牛顿、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现代科学主义信仰，抑或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假设上的经典经济学理论，都受到怀疑论的挑战。

    围棋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无穷变化和不确定性。棋盘看起来似乎很有限，然而围棋的变化，如果看作361（19×19）的阶乘，即使拿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来算，千年万年依然无法穷尽。当然，人的智力体现在辨别和选择能力上。而围棋的复杂性即在于“选择的过剩”。一盘棋从无到有，是一个不断运动、嬗变的过程，已经落在棋盘上的子并没有固定的资质，其价值和功能随形势不断在变化，今后的发展往往是多种可能并存，没有哪一种具有必然性。这意味着很难有绝对“正确”的一手。用混沌学中的经典例子来说明，有时，微乎其微的震荡如蝴蝶的翅膀扇动，在适当条件下会产生巨大影响，如形成飓风效应。但在其他条件下，它的作用又可以忽略不记。同理，一手棋的效果也因为其他的变数而具有不可重复性。一步棋的好坏常常是事后“追认”的。棋手通过“手割”可以追溯到以前的“问题手”，但是当事态尚未展开时，无从判断它是埋下了祸根还是奠定了胜机。这就如同历史，我们无法完全“预测”（predict）未来。虽然前瞻性地预测各种可能的变化具有减少失误、优化选择的功效，但对于未确定的未来，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没有历史的距离，我们无从判断许多决策的长期效果。我们只可能依靠事后之明（hindsight）重建历史的因果过程（英语中有postdiction的说法）。因此，不少顶尖高手也常常有选择上的困惑，也就不足以为怪了。聂卫平甚至称围棋像个“鬼”，对它越了解就越不了解。藤泽称对围棋知道六七分的说法，反映了围棋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道出了求道派的悲剧意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追寻确定性。

    二、“道可道，非常道”

    于是，就有了艺术派。与求道派的分析、推断、验证、评价的理性决策模式相对，艺术与想象、直觉、激情、形式感、表现欲相联系。

    西语中的“艺术”（art）可以指纯艺术（fine%arts），也可指“手艺”或“技能”，把围棋称为“艺术”，既有“技能”之意，但更是指对围棋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正如视觉艺术具有直观性，棋盘上的黑白空间世界是可以用感性来把握的。依靠整体动态的直观把握直接参悟围棋的真髓，是艺术派的特点。艺术地把握世界可谓中国文化的精粹。

    施定庵把棋艺的发展看作从“得形”，经“得意”，到“会神”的过程，即最终与围棋融为一体。如果围棋有虚实之分的话，艺术派看重的是“虚”的一面。如庖丁解牛，一个修成正果的棋手能凭感觉得心应手地切入棋的关节，游刃有余。艺术与技术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灵活性，不受刻板教条的制约，随机应变，恰到好处。科学把握的是一般规律，技术是固定的、可重复的，适用于特定场合，而艺术永远是个别的、创造性的、不可重复的。

    如果我们把木谷实看成是求道派的代表，对每步棋的优劣都要进行反复计算、验证和比较，吴清源可以说是艺术派的代表，更加相信感觉的力量。针对有些棋手过多陷入繁复计算，吴清源认为，即使我们把今后的各种变化算清了，仍然有判断选择的问题（见《天外有天》）。吴清源说：“我一开始就认定了：人非圣贤，无论怎样计算都算不尽，记不清”，而且太着眼于局部计算，容易忽略大局。

    吴清源显然认为对问题的直觉把握常常有计算分析难以达到的敏锐和透彻。用现在心理学的联结论观点（connectionism）来说，许多有关参数在意识阈下已经得到了统筹考虑。过多分析计算有时反而麻木了感觉的敏锐性。这似乎应了老子的说教：道可道，非常道（维特根斯坦对某些现象也作过类似表述）。静态分析何以把握动态的宇宙？“道”只能在参与中体悟，而无法用语言解析。这就将认识论彻底艺术化了。

    艺术派的根据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就是美的形态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大竹英雄的围棋美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的：好看的、下得流畅的棋，自然是效率高、合理的；相反，难看的棋（如愚形），下得勉强的棋，必然有很多浪费或违背棋理的地方。这种美的合规律性在其他领域也有见证。当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选修陈省身教授的微分几何，感叹“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逻辑及优美这些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观念竟然完全吻合”。生物遗传学的重大突破—DNA 结构（双螺旋体）的发现—也印证了美的合规律性。

    艺术派围棋的合目的性则体现在吴清源在《二十一世纪的围棋》里提出的均衡理论中。均衡，体现的不仅是棋理，也是行为法则。施定庵在《弈理指归》说：“是以变化无穷，古今各异，非心与天游，神与物会者，未易臻其致也”。施定庵的“会神”有追求的天人合一（感应）的含义。“天人感应”的一个前提是排除世俗杂念贪欲、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浮躁之气等等），追求出神入化，当行当止，心与物游的境界。于是“无心”、“无我”、“平常心”这些佛语也成为许多棋手的座右铭。

    但是，在当今以胜负论英雄的棋界，艺术派的命运可谓岌岌可危。纯粹的艺术派棋手已经基本绝迹了。藤泽先生对武宫正树的棋赞不绝口，但事实是，在趋向务实的胜负世界里，艺术派的高蹈，除了为文人雅士留下一些谈资，已经不再有昔日辉煌了。再难看的棋，看清了，只要有利，照样可下。

    三、摧枯拉朽的“韩流”

    求道派与艺术派都追求围棋的胜负之道，区别只在于把握方式不同。与求道派和艺术派相比，当今的棋手可以说都是以胜负为本。无论黑道、白道，黑猫、白猫，胜者为王。所以李昌镐说围棋哲学就是取胜的哲学，说得很实在。与艺术派注重均衡、棋形、节奏、“未来性”这些“虚”的东西相比，常昊认为李昌镐最早意识到后半盘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围棋最终赢在将“势”转化为“地”的功力上。

    李昌镐的棋朴实无华，没有藤泽的华丽和奔放。不求石破天惊，但求滴水不漏。赞赏李昌镐的称他是大智若愚、浑然无我。不以为然者称他的棋缺少看点。作家陈村更是戏称李昌镐的棋“没心没肺”。

    但所有人都承认至今能够撼动这具“石佛”的人还不多。

    韩国新锐的强悍草莽所卷起的一股强劲的“韩流”，让日本和中国的“学院派”大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感慨。韩国围棋，并没有像吴清源先生希望的那样发展，反而更加是兵刃相见，常常杀得昏天黑地，瞬息间沧海桑田。日本围棋的精神是追求确定性、有序性，不轻易出击，尽量控制棋局中的变数，韩国围棋（包括中国的古力等）的特点是恰好相反，追求酣畅淋漓的对攻，增加棋局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动荡不定中把握制胜的战机。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棋，越需要胆识和勇气。韩国新锐都有极强的胜负意识，同时，他们又是属于极其顽强，敢于在悬崖上作搏斗的一类。“韩流”的冲击使我们意识到围棋的人的属性：围棋的竞技，不仅是斗智，而且是斗勇。它是分析力、创造力、意志力、气势、自我控制能力、身体状况等的全面较量。由此看来，无论是“只此一手”的理念，还是“心与物游”的无我之境，都不是唯一的求道方式。存在先于本质。当今韩国棋手的强悍草莽背后，有一种比日本围棋更为积极进取，更为张扬自我，超乎功利的精神。大开大合的棋，其力量和气魄本身是令人赞叹的，可谓是一种浪漫主义回归。其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气度，证明围棋之博大，能容纳不同的棋风，不同的“棋道”：棋手注定是自由的。

    四、“世上本没有路”

    爱因斯坦称自己的工作是了解上帝的思想。斯蒂芬·霍金却说，上帝不仅掷骰子，而且掷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上帝的袖子里还有没亮出来的招数呢”。猜透上帝的想法，破译上帝的密码，就像和上帝下棋，我们不是对手。文学上也一样，托尔斯泰像一头大象，喜欢拉着历史这辆大车（如《战争与和平》），他的叙事采取的是全知观点，作者俨然如冥冥中的上帝，俯视和操纵众生的命运。狐狸般狡猾的米兰·昆德拉则常常要幽人类一默，道是人一陷入严肃思考，上帝就会在暗中发笑。棋如人生。棋手无法料事如神，包括对手的心思和棋的将来走向，也没有电脑每秒钟计算数百万步乃至上亿步棋的能力。同样，我们的择业、婚娶、交友、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写作一篇论文或小说，或从事商业投资或运作，每走的一步，都不可能有完全的胜算。虽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想法是有价值的，意图是连贯的，但生活环境的变数（包括我们自身）实在太大，要求我们有及时应变的能力，而不是企求绝对的胜算。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的内涵，恰如围棋的内涵，是由我们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所作的一系列选择而决定的。

    围棋既然属于人的实践领域，必然呈现多元态势，力战派、美学派、求道派，均衡厚实的棋风或强悍好战的品格，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的，都有一席之地，互相竞争和互相影响。日本人对“规则”的嗜好，中国人对“艺术”的流连，韩国人对“野性”的执迷，既是他们各自的优点，也是各自的缺点。在世纪交汇点上，他们有合流，有分野，更有竞争。这和电影或小说中的不同流派是一样的。但围棋还有它的特定本质。电影、小说、绘画或书法的最终目标是追求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不同的流派、风格、范式是不可比的。而围棋的最终目的是要取胜，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什么风格的棋手都要受到同样尺度的检验，都要学会分辨棋理与清规戒律之别，仙风道骨与华而不实之别，强手与无理手之别。致胜之道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桀骜不驯的天才少年李世石近来棋风变得沉稳起来，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藤泽秀行调侃地说：“哪里，哪里，我对围棋的认识哪有六七分，至多只有一分。”诙谐中体现了智者的风范。正如面对浩瀚而深邃的宇宙，我们只有敬畏和谦卑。而鲁迅先生则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说到底，围棋的本体不是人的实践主体之外的某种“物自体”，而是人的主体实践本身。围棋的认识论，也必然是人对自身的可能和限度的认识。围棋作为一种胜负游戏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是人的心路历程。归根到底，它映照出我们自己。也因此，李昌镐会说，我们不必为“围棋是什么”这个形而上问题而困惑，“种自己的地要紧”（伏尔泰《老实人》）。

    ）第三节    “手谈”vs.“拳击”：围棋的生态与心态

    “无心”。——武宫正树引（佛语）谁能取胜，就看谁更像“饥饿的野兽”。——徐奉洙围棋素有“手谈”的美称。手谈突出的是一种实验室的切磋气氛，一种坐而论道的心情。吴清源称围棋本来属“文”，是日本德川时期把它弄“武”了。而这种“武”现在已经不仅体现在残酷的竞技制度上，而且在棋盘上。韩国媒体常常用拳击术语形容围棋（如KO即“击倒”）。其棋风也是凶悍而咄咄逼人，完全没有日本围棋的含蓄和内敛。在武宫正树下棋用的扇子的扇面上赫然写着“无心”，而徐奉洙断言常昊和李世石谁获丰田杯取决于谁更像“饥饿的野兽”。无心，在佛语中是排除所有欲念，甚至生理上放慢新陈代谢过程。拳击是运动中最激烈的，心率比在正常状态高一倍以上（平均每分钟约180跳）。如何解释这两种对取胜之道的完全不同的、矛盾的理解呢。本文探讨围棋中的生态和心态的微妙关系，并对围棋生态的文化变迁作初步探讨。

    一、围棋革命

    围棋生态的重要变化，在历史上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期日本棋界由木谷实、吴清源为首倡导的“新布局”所带来的围棋革命。一次则是20世纪末期韩国围棋新锐所带来的新潮流，所谓“韩流”。

    昭和八年（1933）木谷实、吴清源、安永一发表《新布局法》一书的背景和经过，江崎诚致先生有生动的描述。在此书发表之前，先占角，后走边，等到边角瓜分完毕，最后向中央展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围棋之道。但是，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木谷实、吴清源已经不能满足这样按部就班的下法，而在重新思考围棋中在地与势中采取更为均衡的策略。于是，就出现了木谷实的三连星的开局。当时，连续走在高位的开局还是闻所未闻的。吴清源对本因坊秀哉的对局更是天马行空，以三·3、星、天元开局，引起日本棋界一片哗然。

    吴清源先生对围棋成为纯粹的胜负竞技颇有微词，而怀念“手谈”中坐而论道的文化底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诞生了“新布局”的理念。江崎诚致这样记载木谷实和吴清源在地域谷温泉疗养时的情景：“抛开了胜负世界的沉重，他们的心情自然就开阔、豁达起来，诗兴也就越来越浓厚了。在宽松的氛围当中，心无挂碍的两位天才进行着轻松的谈话，渐渐地，从全新次元[角度]审视围棋的构想开始浮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虽然后来，新开局的某些具体走法也受到置疑，木谷实后来也回到了原来那种拼命捞地的着法，新开局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启发了棋手在棋盘上的想象力，使围棋从此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可能性。从此，围棋不再散发着蝇营狗苟，争夺门前小利的小商人习气，而透露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从技术上讲，它重新发现了中腹的潜力和弹性，及其作为战略枢纽的意义。

    “韩流”的形成，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标记。但是，它是和一些骁勇的棋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从曹薰铉、徐奉洙、刘昌赫，到后来的李世石、崔哲瀚。由于韩国棋手每每不按规则出牌，而且动辄喜欢贴身肉搏，使日本和中国棋手陷入一种既愤怒又害怕的不安之中，就像中国足球队员碰到强悍的欧洲球员的贴身紧逼一样。棋坛一时一片困惑：棋这样下，如何了得？中国棋手甚至称之为“暴力围棋”。

    “韩流”的形成，则是和韩国的民族性、韩国围棋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韩国赛制有关。韩国围棋没有日本围棋的“理论”色彩，什么棋都敢下，所以会被调侃为很“业余”。事实上，像徐奉洙、刘昌赫这样的超级棋手，几乎是自己摸爬滚打闯出一片天地的。他们往往在棋盘上体现超强的人格力量和战斗力（这方面，中国的棋手可能只有聂卫平、江铸久等可以一比）。韩国人的骁勇善战，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次，韩国围棋的人才培养，和日本的学院式的研修不同，强调实战，强调交流。这使韩国棋手很少学究气，敢想敢干，不受拘束。再次，在赛制上，韩国围棋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日本围棋可供棋手作马拉松式长考的时间上的奢侈。更为频繁的比赛和更短的用时，使深入的战略权衡难度加大，促使棋手必须具备敏锐的素质，能够在战术上更胜一筹。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徐奉洙会偏爱“饥饿的野兽”，而不是超凡脱俗的道士的意象。

    这两次围棋革命，给围棋带来了全新的概念，注入了新的活力。本质上说，使围棋棋盘变得更大了，内涵变得更为丰富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围棋生态的变化。

    “韩流”对围棋发展的意义，和“新布局”一样，超出了围棋的具体下法。它体现的是围棋的一种新的概念。我们现在还缺乏历史的距离，让我们能像审视“新布局”的意义那样看“韩流”的意义。但这不妨碍我们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二、实践范式

    我们可以把一定历史时期围棋的惯例下法看作是“实践范式”。而实践范式的基础则是对围棋本质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围棋作为陶冶性情的工具，无“范式”可言。围棋职业化后，各种定式的形成，对布局的基本理论的探讨，可以说逐渐形成了类似“围棋范式”的某种共识。那么，木谷实、吴清源对围棋本质的重新定义，是一场“围棋范式”的“革命”。“韩流”是又一次革命，它使围棋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起伏跌宕、变化莫测。它的“革命性”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棋的节奏加快

    和篮球、足球中有阵地战和攻防迅速转换的“快速”风格一样，现在的围棋速度在加快。一个打惯联防的篮球运动员，对全场紧逼的NBA打法肯定不能适应。而反过来说，本格派的防守有时也对韩国棋手的“突袭”不适应。这就像足球，当发明了铲球技术后，足球的踢法需要根本的变革。那种一停、二看、三出球的踢法，已经无法适应防守队员在一秒之内就能飞身铲到脚下的球的新技术了。

    我们权且用当今中国两位领军人物，常昊与古力，作一比较。常昊代表了本格派的厚实、绵密、均衡的棋风。在与古力春兰杯对局次局中，几乎着着体现这种风格（见图一）。古力则代表了自“韩流”以来长于作战，以奔放、锐利、灵活著称的棋风。黑1有试探应手的味道，白选择以守为攻的策略，然后黑在下方稍站稳脚跟便占得先机，抢到黑11拆逼这步既壮大了自己的地盘，又威胁上边白棋的要点，显示了更具有攻击性的布局风格。反观常昊的白棋，为了守住下面左右两边的实地，结果失去了走到A位的机会，为后来的败局埋下了祸根（按聂卫平的观点，白棋下边落了后手是败因所在）。这里，速度战胜了厚实。

    （2）转换更加频繁

    小林光一曾经说过，围棋就是积蓄力量，等待发力的那一刻，一举奠定胜局。也就是说，一局棋大部分时间是太极推手，相对是内敛和含蓄的，积累到一定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临界点。日本的棋即使现在的重大比赛，依然有这样的特点。反观韩国的棋，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频繁转换，沧海桑田，已经不是偶然的心情所致，而是战略的需要了。如李昌镐与李世石2004年韩国梦联赛的对局，常昊对宋泰坤，芮乃伟与宋泰坤的对局。胜负手与其他积蓄力量的棋的差别和临界点在模糊。一步看似强烈的“胜负手”，可能马上又成为转换的筹码。由于这种转换，地域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攻防随时可能换位。在这种情形下，“饥饿的野兽”比以不变应万变的高僧，具有更敏锐的感官，出击时更为诡谲、锐利。这样的棋，战术敏锐灵活甚于战略的深谋远虑。

    转换意味着局面的重新组合，地域的重新分割，边界的重新确定。其中的得失可能事后可以得出定论，当事人难于作出明了的判断，所以转换使得本来已经复杂的围棋棋局更加难以把握。因此，转换要求棋手必须有极强的随机应变、重组局面的能力。而马晓春认为，聂卫平的过人之处恰恰是对转换后的得失的精妙判断。

    《围棋天地》的张大勇认为，韩国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新组织棋局的能力非常强”。他引述余平六段的观点：“韩国谱和中国谱最大的区别在于，韩国棋手觉察到危险的时候，比中国棋手要早，当他们发现一种变化发展下去可能不利，又无法摆脱时，他们会选择一条自己看不清，对手也看不清的道路来”。日本棋手对付不确定性的策略是减少它，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韩国棋手走的是另一条路：凭借极强的应变和调整策略的能力，增加棋盘上的变数，逼迫对手在一种不熟悉的、难以驾驭的环境中作战。

    （3）对“形”的重新理解

    日本棋界从一开始就追求“共识”，这最集中反映在对“棋形”的观点上。对日本围棋来说，“棋形”是建构围棋的基本原则，好的棋形是成功的基础。棋形的许多要素虽然也被保留，但棋形已经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和绝对性。就像建筑形态是在空间凝固下来，棋形也是在对弈中渐渐被凝固的过程。当足球场上战斗趋于激烈时，我们不能指望球员还保持队形，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同样，当棋盘上短兵相接时，“棋形”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因为棋形本来是保持厚味，不怕攻击的保证。但如果棋盘上的子的功能定位不断在变化，那么，追求“本格”的厚实就失去了意义。古力的棋给人一种全新的围棋概念：原来围棋是可以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

    可以将当代围棋的特点与信息化时代的战争做一个类比。由于信息的高度畅通（主要是卫星同步全方位监控），传统的阵地战（摆好架势才能作战）已经过时（当然地面作战还是有后勤补给和可持续性的问题）。美国打伊拉克，指挥中心可以在千里之外的亚特兰大，所有海陆空军力，都可以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随时调度，充分实现最高效率。同理，在围棋中，布局的方式已经经历了重要变化，不需要事先作一成不变的周密计划，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作战略调整和资源整合，实现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打击的精确性（依靠敏锐的感觉和精确的计算）。

    三、高僧与野兽

    总起来说，日本的棋，练的是内功。韩国的棋，练的是外功。内功的要点是对局面的战略控制，在不经意中使对手失去反击的有效手段。外功的特点是善于实现战术突破，击溃对手防线。哪怕是一条很细微的缝隙，他也能挤出一条华山通途来。全局战略的深意，与局部战术的精准，是可以互补的。历史上，每个新潮出现，都会伴随反对的声音。当年“新布局”同样面临批评。现在的“韩流”也曾经被指责为“暴力围棋”，违背棋理。经历了批评和检讨，最终，合理的东西都会留下来。“混沌学”认为当事物处于极为复杂的形态下，常规的线性思维逻辑已难以把握其规律。但“混沌”不是“混乱”或毫无章法的“乱砍乱杀”，而是复杂条件下的秩序和规律。“韩流”能否持续，根本在于它是否符合另一类“棋理”，包括技术上的独特敏感、心理的因素，以及用时的限制。

    围棋如果真有“范式”的更替，那就是把“手谈”这样的儒雅的较量形式变成了“拳击”这样快速、激烈的对抗形式。正因为如此，手谈式的围棋，那种宁静而致远的心境，“无心”的超脱，为极高境界。但如果作为高度对抗性的竞技，“野兽的饥渴”更能显示对猎物的敏锐嗅觉，穷追猛打的决绝姿态，和灵活躲闪的机敏。在上述三个方面，日本围棋显然有不适应韩国围棋的地方，导致战绩上的差强人意。同时，这样的棋风更适合年轻棋手，更适合当今的赛制，尤其是用时越来越紧的时限。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哪种是更好的，这就像比较内功和外功哪个更高，只能见仁见智。但就我个人而言，最高的境界应该如孙子的观点，是不战而胜。不战，不代表回避战斗，而是思想境界处处能高人一筹，能战，同时又不恋战。既有天网恢恢的威慑力，又有流水不争先的豁达淡定。

    今天的围棋是以胜负为本的游戏。吴先生晚年对过于突出胜负功利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棋的胜负与创造想象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沿袭熟悉的套路固然稳健，探索新手和独特的构思容易涉入未知领域，增加风险；“未来”固然迷人，但也容易夭折。另一方面，没有当年吴清源的特立独行，何来围棋革命？何来今日围棋的百花齐放？没有独创性，何以超越自我，超越他人？而无论是仙风道骨，还是武林绝技，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功，都需要想象和创造，都需要修炼，都与患得患失的功利主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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