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既不是对现实的复制，也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心理建构，而是使我们这样的积极而易变的造物与始终在变化的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式。——E.S.里德
一、打开大脑的“黑箱”：初涉围棋心理学的“疑问手”和“正手”
顾名思义，物理学研究“物”的规律，心理学研究“心”或者说大脑活动的规律。德国人冯特说，我们可以通过“内省”的方式来了解心理活动的内容和本质，对心理活动进行归类和分析。但是美国人华生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的本质是观察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正如你观察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你能够不断印证这个事实，别人也可以作出同样观察，不会产生歧义。内省的心理活动别人无法看到，无从验证，所以“内省法”从根本上是不科学的。从华生以降的美国行为主义，到B.F.斯金纳达到登峰造极。它主张心理学要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客观的科学，它必须放弃研究大脑内部的所有“心理”活动和过程，而着眼于研究看得到、摸得着的“行为”。而且行为主义者相信，任何人类和动物的“行为”，都有与它相对应的“情境”。弄清楚了“情境”的特点，我们对人的相应行为也了解了一大半。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经典的“刺激－反应”理论的由来。 但是，人类注定无法满足于行为的描述，而要打开大脑工作的“黑箱”，研究心理的结构、过程和规律。心理学的“认知革命”从20世50年代末开始，它打破了行为主义的对研究心理结构和过程的禁忌。在北美，它是从记忆的研究开始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乔治·米勒（George%Miller）发现神秘的“7”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为什么一个星期是7天，而不是10天？为什么音乐的音阶是7而不是10个音？为什么电话号码是7位数？米勒认为这和我们大脑的记忆能力有关：我们只能在头脑里临时储存7个单位的表征符号。想象你得到一个7位数的电话号码，你离开电话机有五分钟的距离，你又没有笔能够写下号码，你会怎样记住这个号码？你一定会嘴里不断重复这个号码，直到你能背出这个号码。但是，如果你得到的电话号码是12位数的，你就会感到记起来相当吃力，甚至开始颠三倒四，脑子不够用了。原来12个数字对我们的脑子临时储存站，即“短时记忆”，是太大了。
受米勒的启发，获得197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赛蒙和他的同事假设，水平高的棋手之所以记忆棋的能力比水平低的棋手强，是因为他们记忆的不是一步一步棋，而是一个一个“组块”。每个“组块”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记忆单位。换句话说，棋的组块是棋的记忆的基本单位。比如，你可以想象围棋中的“中国流”、“拆二”、“曲四”，以及从两三步到几十步不等的“定式”或“常见型”都构成记忆的基本单位。你一步一步记，按照米勒关于“短时记忆”能容纳“7个单位（正负2上下浮动）”的黄金定律，一次仅能记住最多9步。但你如果能以“组块”为单位，如果一个组块平均是10个子，你就能一次记住50到90个子构成的局面，这就大大提高了记忆乃至行棋的效率。按照赛蒙推算，一个国际象棋棋手要达到大师级水平，要积累5万至10万的“组块”，需要花10年时间，或5000到1万小时的钻研。沿着这条思路，美国心理学研究者从国际象棋推而广之，把眼睛转向围棋，希望从围棋中也能发现这样的“组块”。结果证明，美国人在围棋的记忆构成上下出的是一步“疑问手”。当一位专业初段试图提供“组块”时发现围棋中并没有独立的“组块”，如果有的话，它们也是相互纠缠，根本不具有独立性。
“组块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记忆模式的理论，不足以说明、解释棋手水平的差异。你不能说你掌握了100个“组块”，你的水平就一定比掌握了70%个“组块”的棋手水平高。况且，围棋的记忆方式也不像组块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死板和机械。设想往电脑里输入500万个围棋“组块”，对当今的电脑内存应该是不在话下，但如果不知道某个棋块的形成原理，什么时候可以用，怎么用，什么时候不能用，不可能使电脑围棋有所突破。因为棋局除了某些局部定式或局部官子是变化不定的，每局棋情况不同，搬用同样的套路未必奏效，局部得利全局可能亏损。“组块理论”可能对棋手对局部棋局的记忆功能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是把棋手的下法和棋艺简单归结为记忆的优势，显然有肤浅之嫌。
当我们仔细琢磨组块理论背后的“信息加工”理论，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关于人脑工作的机械模型，也就是把人脑看成是一个如同电脑一样工作原理的装置和机器。每个“组块”或多个组块构成“输入”，对“输入”作出恰当的反应便是“输出”。这个模式比“刺激－反应模式”虽然多了“心理过程”，即头脑中的记忆形态和对棋的多种局面的“意义”的把握，但究竟是怎样的把握，有哪些处理这些“组块”的“规则”，“组块理论”仍然语焉不详。几乎在同时，另一团队的心理学研究者也瞄准了围棋。他们的研究可圈可点的地方更多。他们的切入点虽然也和人的记忆能力和限度有关，但更注重人的知觉的作用。设想我们有一个棋局，既可以看作是围棋的棋局，也可以看作是五子棋的棋局。当实验的“被试”被告知局面是五子棋时，“被试”的大脑里就会启动五子棋的“心理模板”，记住的是五子棋的样式。反之，同样的局面，被告知局面是围棋时，“被试”就会用围棋的样式来记住这个局面。这说明，对围棋或五子棋的记忆，不是机械的、“反映式”的记忆，而是经过知觉特殊筛选、组织过的记忆。记忆的错误，更多的是缺乏可参照的与棋局有关的经验样式，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问题（即棋盘上子太多记不住）。20世纪90年代国际象棋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想法：记忆能力不足以解释棋手所犯的错误；棋手的错误大部分和他们知觉的疏漏有关。总之，真正说明“围棋认知”的特殊本质的不是记忆，而是知觉。
二、围棋在头脑中的呈现：“形而下”与“形而上”
当我们比较围棋和国际象棋（或中国象棋）时，就会发现“组块理论”应用在国际象棋上有更大的合理性。因为每个棋子有确定的定位和行走路线和轨迹，棋盘相对狭小，互相关系容易确定。这使得每个局面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而围棋不仅棋盘大，子没有国际象棋那样差异性的功能定位（对每个棋子如何行走的限定），而且下在哪里有相当的自由度（甚至“脱先”不予理睬），这使围棋具有更大的变化空间。围棋中有没有类似“组块”的东西？回答是有的，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棋形”、定式，等等。只是棋的“组块”没有确定的功能意义，或者说它的“意义”往往需要根据周围情况临时“建构”和判断。那么，围棋的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组块”，而应该是作为行动的每步棋，即一步棋在棋盘上所发挥的功能，而棋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棋手对每步棋在当下形势下发挥的作用的不同知觉、判断和评价。胡廷楣在《境界》中将围棋的棋盘看成是一个时空构架。围棋的空间性使人可以对棋局子与子的功能关系有直接的视觉直观的把握。子与子的关系就像人与人构成复杂的依赖、纠结、冲突。同时，围棋的本质更是时间的，一盘棋，正如人生，从无到有，是一个不断运动、嬗变，由不确定向确定转化的过程。而把握这样的过程，首先依赖的是人的知觉：即对当下情形的意义的最直接的诠释和直观把握。
人的知觉与行动有直接的关系。想象你开车上路，你就需要各种知觉能力的支持，比如你对物体绝对或相对运动的知觉，对你的车与周围物体距离的知觉，对车的行进方向和方位的知觉，这些知觉帮助你控制行车的方向、速度和安全，把握换道转弯或加速的时机。同样，下围棋时，人也必须形成一些非常特殊的，只有通过训练才能获得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知觉样式。空间上如“拆逼”、“连”与“断”，时间上如“节奏”、“快慢”。由于围棋是两人对弈的游戏，知觉还有两个主体间的心理层面，即对对手的意图的知觉：“他（她）这步棋是什么意思？”随着棋力提高，棋手就会习得更有策略意义的“知觉样式”或“行动样式”，如“跳”是争取生存空间，“断”是分而击之，“刺”是威胁利用，或让对手滞重。这些高级“行动图式”的意会使棋手对对手的攻击或反制会引起直接的身体反应，如“警觉”或“难受”。确实，像围棋中对手的“靠”和别人靠在你身上的感觉是相似的（甚至脑电图激活的区位都是相似的。知觉判断使行动获得了依据，就像开车时对车与周围关系的时空知觉为行动（加速、减速、或停车）提供依据一样。可以说，知觉是我们人类智力的触角。
知觉作为对人与外部世界发生直接功能关系的表征形态，可以是具体的、直观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意会的。前者是“实”的，后者是“虚”的。我们先来谈谈“实”的，或者说“形而下”的。我们可以把局部的“形”和“筋”，常见的定型和定式，包括死活和官子，都看成是“实”的，可以经由知觉直观把握的。这种直观把握，不仅包括看得见的特征，而且包括由于特殊棋局而产生的可能性。《发阳论》的核心就是从棋的具体特性中发现契机和着眼点，探讨人的知觉如何见微知著，由“形”而发现“筋”，在变化中看出轨迹。从心理学上说，这种知觉把握已经具有“意象”的特征，即从现状推断出某种将来的必然性或可能性，由实而虚。这一表征活动决定了围棋（或其他高级棋种）的心理过程本质上是想象的和建构的。但是它并没有脱离行动，脱离身体反应，而是可以看作是“行动图式”在大脑中的模拟。“形而下”的知觉，不需要复杂的抽象表征，如语言符号系统，这可能是儿童能够迅速达到较高棋艺的原因，因为棋类游戏不过于依赖符号表征。
与“形而下”的知觉相比，“形而上”的知觉，是最为抽象的知觉，可以认为具有直觉的特征，即它所知觉的内容，没有特定的对象实体，而是一些行棋过程显示的功能特质。这些知觉只能用符号和符号系统，主要是语言，来表征。围棋中的轻重、缓急、弃取、厚薄、攻防、节奏、余味，便属于这类知觉的概念表述。知觉一经形成概念，自然获得了一般性和抽象性，但是在本质上，这套语言系统脱离了围棋的语境就会失去意义，对一个毫无围棋基本知识的人谈棋的厚薄或节奏，只能是对牛弹琴，因为这套语言本质上不是分析语言，而是经验语言，它描述的是围棋动态特质，是一种知觉经验的描述。脱离知觉经验，这些词语就成了无本之木。它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作战的实例中，才能充分理解。对围棋而言，实践中的领悟比理论上的领悟更重要，这就像我们可以高谈阔论围棋哲学或辩证法，但如果不能像吴清源那样将哲学贯彻于行棋之中，那仍然是纸上谈兵（当然它们还是可以对生活有种种启发）。一个人空谈“中和理论”，在围棋中未必知道如何实现这一原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形而上”的直觉把握可能是儿童的弱项，因为他们的经历和认知水平，还不足以领悟围棋更为抽象层次的精髓。
三、说“味”：对围棋特殊认知的心理剖析
上面，我将围棋中“形而上”的知觉与“形而下”的知觉做了比较。这里，我想探讨“形而上”知觉的最典型的一例：味。“味”是围棋中用的最多的术语之一，味好、味坏（或味恶）最为本义，另外有厚味、薄味、妙味，延伸开去，还有形容棋的“调好”，或“调子”是否顺畅，都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类。
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知觉判断，“这里有薄味”。心理学需要解释人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感觉，如何形成“厚薄”这个概念的。我们可以想象，最开始，它始于“形”和“子力”的比较，在以弱对强时，会产生势单力薄的感觉。棋下得多了，形的厚薄就会引起躯体反应，如忐忑不安，最后，便会有语言符号“薄味”的抽象概括。一方面，这符合“躯体标记”的原理，即“薄味”会成为习得性的伴随身体反应的主观感觉，它意味着某种识别机制，正如我们遇到不明确的威胁（如突然听到异样的响声）身体有反应，主观上有对威胁的体认是一样的。开始可能是实战中的朦胧感觉。当围棋老师或教练用抽象的语言（厚薄）来表述时，它就带有了抽象性和普遍性。
“味”有它特定的应用范围。如果某个棋局有明显的断点或可以点杀对方，那就不会说“薄味”这样的字眼。所谓薄味，易受攻击也；但具体会受到怎样的攻击，又是一个变数，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要到以后事态明朗化后才清楚。所以，当下的认知必然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是必要的，是一种“早期预警机制”，是对不确定形势下的某种朦胧的将来可能性的“准确”判断和预期。它实际上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建立的一种必要的模糊“参数”。它符合认知活动的经济学，即在不需要精确的时候（势态尚未明朗），只要有一个大致的估计和预期就行了。
“味”本来是个嗅觉概念，为什么移用到围棋中？“味”是知觉的移用，是隐喻性的概念，是将本来很难把握的，朦胧的东西变成一种可体悟、可知觉的东西。味是整体性的，只能体悟，无法分解和分析。正如诗歌中的“韵味”，只能从整体中体味，书法中的“气韵”，只能作直观的把握；棋中的味，也只能在棋局的整体关系中去感悟。味又是最敏锐的感觉，正如人最快能识别的是异常的“味道”，“味”时常指棋手最先觉察的机会、可能性，或易受攻击的软肋，或者招致恶果的恶手。味的把握，全在于这种不可言传之微妙，之神韵。“有味道”常常成为棋手探索可能性的契机。而贻误战机也常常是因为味觉迟钝，杨一将古力在三星杯上与李世石决胜局的失利归罪于古力“嗅觉”失灵，反应迟缓，贻误战机。
说到“味”，就不能不说“时机”问题，围棋中的味道，就像一张不定期的奖券，早领了要打折扣，不能作最大限度的利用，晚领了可能过期作废，因为可能轮不到你走了。东汉黄宪曰：“是机也，圆而神，诡而变，固善弈者能出其机而不散，能藏其机而不贪，先机而后战，是以势完而难制” 。“味”和“机”实在是不可分的。“味”的把握是实现“机”的前提，把握时机是实现余味的条件。所谓“机”，即是“味”转化为实际效用的临界点。
“味”的本质，是事态的模糊性。“味”必须在事物发展的原生态中去体会，去把握。李昌镐认为围棋中有些“虚”的东西只能用直觉、灵感去捕捉，无法靠分析和计算。味是一种直接的感性抽象，注重整体直观把握，它的对立面是分析的抽象。对于动态系统，系统内的因子的资质、意义不断在互动变化中，分析理性很难把握。如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即我们无法同时精确测量基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定位准确了，必然牺牲速度测量的精确性，反之，速度的测量精确了，位置的精确性就会打折扣。分析的前提是语言，而语言作为符号本身是一种沟通的权宜之计，在语言的简化中已经牺牲了部分真实性，所以老子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味”是难以量化的，甚至是很难定性的，局部的余味，到底如何借用，最后值几目，无法计算，看事态发展而定。
就围棋而言，我们通常把棋的造诣归因于“悟性”，即棋手能否“体味”围棋的真髓。说下去，就有点“禅”意了。施定庵将棋的造诣看作由“得形”、“得意”到“会神”，由形入神的过程，如同庖丁解牛，在棋的关节处游刃有余。这种以内省和直觉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对于注重分析和逻辑的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我的一位美国棋友面对围棋百思不解，他觉得每一步的好坏都是可分析、可确定的，他无法理解“妙味”、“味好”这样的语言。这是不是西方人围棋总体水平还不高的原因之一呢？这就像西方医学精于用实验的分析手段（如验血）诊断病情，却无法理解“号脉”怎么就能诊断出各种疾病来。围棋中的概念体系，正与传统中医学的概念体系一样，不是分析性的抽象概念体系，而是一种描述功能状态的语言，它所表征的不是静态的客观事物的结构，而是对动态过程的直观把握。它对对象世界的把握本质上是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固然，围棋中还有很重要的科学实证的一面，同样值得研究。
我在篇首引用了生态心理学家里德的话：“认知活动既不是对现实的复制，也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心理建构，而是使我们这样的运动中的生命体与丰富多变的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式”。围棋中的模糊认知的运用是人类对不确定世界的独特把握的经典实例，与西方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比如“组块理论”大相径庭，它体现的是体认模式和隐喻性思维，具有动态、直观、模糊、相对，注重功能的特质，把握事物的动态本质而不是具体事实度。围棋中有大量的“形而下”，有形的东西，如局部定型、死活等等，是实实在在的。但还有大量“形而上”的，“虚”的东西，是只能体悟的。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知觉的过程、知觉的能量比许多认知心理学说所描述的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在围棋的深奥幽玄面前，任何自负的心理学者都应该变得谦卑。
）第二节 “第一感”能走多远
由于需要考虑的各种情形数不胜数，因而躯体标记（身体反应）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大量细节——事实上，减少了过滤的需要，因为它提供了对很可能相关的要素的自动觉察。
围棋爱好者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茫无头绪的局面，围棋高手只需稍加审视，便能摆出各种变化，并指出利害得失。同样，在实战中，往往是“第一感”给棋手提供了思考的头绪和框架，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好棋。那么，这种宝贵的“第一感”究竟是如何获得的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赖“第一感”呢？
一、第一感：棋艺高低的标志
时值兵荒马乱的二战时期，有一个叫De%Groot的荷兰人,%选择国际象棋作为他的心理学博士论文的课题。他运用了一种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研究方法叫“大声地想”，即让棋手把他们对具体棋局的思考直接说出来，借此追溯他们的思维特征和过程。他的工作产生了如今认知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国际象棋中的思维和选择》。De%Groot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国际象棋大师和水平较低层次的棋手（如B级棋手）的差别主要不在计算的广度和深度，而是他们对棋应该从哪儿入手有更加敏锐的感觉和判断。这一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在快棋条件（平均6秒一步）下，国际象棋大师仍能保持和下常规棋（平均2.25分钟一步）相当的水平。而对于B级棋手，快棋的平均质量要远远差于慢棋，会出现更多失误。有趣的是，在慢棋条件下，他们的水平发挥与大师相差无几。
国际象棋大师这种迅速判断的能力与围棋乃至其他领域的专长有共通之处。一个经验丰富的消防指挥只要稍稍审视外墙的烟熏情况，便能判断里边的烧毁情况，火势的走向，如何安全有效地进入火场进行搜救。一个出色的坦克手能迅速判断自己是否处于有利的地形。一个围棋高手同样能见微知著。我们来看1991年李昌镐少年时与曹薰铉的一盘棋。
曹薰铉执黑，下出黑三角一子，这是普通的官子手筋。白正常在小目位打，然后扳，黑吃住白二子局部告一段落。你遇到这样的局面，是否也会这样下？但是，高手不满足这样普通的进行，而要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充分利用局部特点达到最大的战略利益。如果我们重放先前的进行，就会看到战火是在左面蔓延到上方。战斗的要点在何处呢？且看李昌镐如何处置……
这里的关键是白4，如果黑在白4下一路“挡”，白已经便宜，以后有紧气围空手段，黑不能忍受。所以黑5跳出抵抗必然。白伺机在6位倒打，然后用弃子的手段对边上的黑棋实施强袭，整块黑棋顿时活棋出现了问题！连曹薰铉也浑然不觉这里潜伏的杀机，一步平常不过的小尖竟会带来杀身之祸，可见少年李昌镐的敏锐出众的棋感。
我相信李昌镐是在第一时间嗅到了弃子攻杀的可能性，因为没有第一感”（这里有棋”），就不会导致深思熟虑的弃子攻杀左边黑棋的谋略和缜密的计算。黑棋的尖是相当常见的收官手段，而不易想到的是白从里边打后的借用。我们再看聂卫平全盛时期对林海峰的一盘棋。
黑三角一子，是聂卫平下出的被曹志林称为“飞来石”的妙手。这一手使黑棋得以顺势破掉白左边的模样，又化解了下边与上边黑棋被割断的难局。
再看李世石对李昌镐的一局棋。黑1的贴，是李世石的杰作，一下点在右下白棋的“穴位”上，大块白棋顿时出现活棋的困难！这就是“小李飞刀”的经典例子。我的朋友讲李世石的神来之着与武侠小说中的奇招异曲同工：“出乎时机，神鬼莫测。简单、快捷、一刀致命。没有繁复的过程，没有惊心动魄的曲折。所有的风生水起，凝于电光火石的一瞬”。
一般而言，经典的妙手都是直觉的产物，而不是计算出来的，计算只不过起到验证作用，而很难用计算和分析推导出妙手。这就如同科学发现，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天才的直觉加上缜密的计算（数学意义上的，或实验意义上的）。原因正如Damasio所指出的，现象世界中的可能性数不胜数，逻辑思维在这样的汪洋大海中往往会失去方向。回到围棋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妙手都有共同性，找到特定情势下的棋形的要点。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围棋的直觉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空间关系的判断；对围棋而言，空间关系（形）启发切入点的关键（筋）。
第一感，简单地说，就是未加分析之前对局面要点的最初判断或直觉。那么，敏锐的“第一感”究竟从何而来呢？靠简单地多下棋是下不出来的。日常生活的“第一感”只需日常经验的积累即可。围棋中的锐利的“第一感”是棋手在长期实践中磨砺出来的（物理学或心理学研究的直觉亦如此），它沉淀了数百数千小时钻研，使大量棋形及其特点烂熟于心。要获得敏锐的，乃至有创意的“第一感”，它需要迅速在大脑中激活和整合大量有关知识。一般而言，第一眼摄取的信息量（死活、厚薄、筋和形的要点、地和势的平衡，等等）越大，这些信息的关联性越强（比如图一左上两边的关系），“第一感”或直觉的力量也就越大。很多人会认为思维活动都是意识活动，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前意识阶段信息已经得到加工，有许多意念（意识内容）源于无意识信息加工。即使在意识思考中，也会有“顿悟”这种非经分析而来的奇思妙想。直觉便是这一类思维活动（心理学称之为平行分布加工，以区别于线性的、分析性的加工）的产物。
用桌球来作比喻，一个高手很快就能判断球的分布和它们的互动关系，如球的行走线路，和其他球的关系，与下一棒的利弊等。而一个新手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对这种微妙关系的洞察，由于无法判断复杂的互动关系，击球的方向、力量也无法恰到好处。同理，围棋高手在稍稍审视棋局，已经对棋的动态走向有了洞察，使他们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合理的、优化的选择。
高手的“第一感“往往是合乎“棋理”的。与高手下棋，我们接近于一种半盲状态，有时瞎琢磨半天，也不得要领，而一个高手则像只老鹰，局部能明察秋毫，全局能高屋建瓴，我们随时可能成为他（她）的猎物，或者输了还不知道输在哪里。高手能够“多面打”，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第一感”的功夫吧。
二、直觉的“心”路历程
仅仅知道“第一感”的力量是不够的。心理学还希望解释这个现象，甚至如果可能还要用计算机来模拟它的过程。日本研究者提出“冰山一隅”的假说，即浮出意识水面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当你问高手你怎么想到这一步的时候，有时高手自己也说不清。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意识阈下完成的。但“冰山一隅”的假说缺乏一个可行的运作模式。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在意识阈下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如果你在下了很多棋后，你会形成许多既定的反应，比如什么棋型点三·3成立，什么棋型可以先手成活，等等。这些知识成为基本的单位（类似先前说过的棋块），储存在大脑里，我们称它为单元。单元是否被激活，取决于单元的强度，即只要遇到相关局面，它被激活的概率的高低。比如对一个围棋很生疏的棋手，看到什么局面都需要算一遍，而一个围棋高手，一眼就能判定某块棋是净活或劫活还是死了，根本不需要计算。单元与单元有不同联系，位置越接近，联系越紧密，位置越远，联系越松散。位置接近，联系紧密，就会有连带效应，激化一个连带另一个单元。
我们来看李昌镐的“第一感”是怎么浮出意识的水面的。首先最明显的是图一上边是一个局部官子的“常见型”，这就是你在脑子里迅速激活的单元。那么左边中间的局面呢，这里有“薄味”。想到白4的试探应手，是由于意识到左边整块黑棋的薄味。这就是形成“第一感”的第一步：选择性注意。将有关的一些特征抽取出来。但是只是这样，第一感还不会出现。只有把边上的薄味与上边的定型和利用联系起来，才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可以称之为“选择性组合”。形式上，还要有一个联接两个单元的“规则”：如果边上有“薄味”，上边未定型，那么攻击薄味以得利；如果目标是冲击白的薄味，那么寻找上边的配合；如果对手抵抗，那么弃子攻杀。这样的复杂认知运算（皮亚杰把思维看成是一种操作或运算活动），对业余棋手可能是费劲的，对职业高手则应该是一种习惯，一种直觉，就像我在开始引用的美国神经心理学家安东尼奥·德马西奥（A.Damasio）所说的，感觉已经对各种可能情形作了一次梳理。“第一感”作为直觉的整个过程是在意识阈下完成的，知觉到的是直接的行动可能（如对李昌镐来说，马上就嗅到了这里的攻击和利用的妙味）。
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个高手的感觉和一个低手的感觉的差异，我们就需要更复杂的模型。我们可以想象高手有许许多多识别单元，而且这些识别单元又通过它们的功能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行动图式”或“目标结构”联接起来，形成更加复杂、细密的知识网络，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目标结构在积极组织现有的和可能的条件（如图一上边的未定性），现有的条件（如左边的薄味与上边的“尖”）又不断激活和调整“目标结构”。我们可以想象大部分业余棋手的大脑中，单元本身活力较差，不易激活；单元和单元缺乏有机的关系，手段和行动缺乏有机联系，于是激活一个单元不能激起一系列的涟漪效果。即使形成一定目标结构，也无法找到实现的有效途径。高手在若干秒钟获得的结论，低手可能百思依然不得其解。
但是有趣的是，当我将一个类似的问题图给一两位专业棋手看时，一位迅速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他的第一感相当敏锐，另一位却开始认为有点难以处理，但通过分析，他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
这说明，第一感是符合棋理的。有些情形的第一感的判断也可以通过棋理推导出来。“第一感”不过是浓缩了的理性。在高手那里，理性已经沉淀为感性。这就像数学公式，一些数学家可能对有些计算方程信手拈来，而另一些会通过内在逻辑推导出同样的结果。只不过，如果没有“第一感”，许多棋手不一定能够想到有这些手段，或可以这样处理；但一旦棋走出来了，事后分析，大家可以得出相同的看法，这不代表他们比赛都能下出这样的水平。从这一点来说，第一感带来的创造性，超越了纯粹的分析理性，需要想象力才能够达成。李昌镐这局棋的白6弃子攻杀，充分展示了少年李昌镐的想象创造力。
三、“第一感”永远是可靠的吗
棋手需要第一感引领思路，但是第一感是初步的，它还是需要计算验证的，比如问题图中有“气”的问题，需要计算才能确定其可行性。有些第一感是更有把握和胜算，是因为这种直觉中已经包含了充分的信息量；而另一些第一感是试探性或尝试性的，比如棋手经常会说“这里好像有棋”；这样的“第一感”可能是机会主义直觉，可能撞个正着，走出妙手，但也可能是鬼迷心窍（或财迷心窍），一厢情愿，结果得不偿失。
其次，“第一感”也有先天不足的一面。在复杂形势下的决策优化关键在于比较鉴别，而“第一感”是排他的。一旦形成第一感，就会可能对其他更好的选择视而不见，或者对已有的直觉过于自信，想方设法证实它，而忽视它的弱点或其他更好的选择。许多我们认为是“随手棋”其实都是第一感迟钝，或出现了错觉，其实在重大比赛谁会“随手”下棋呢？再次，围棋（或所有棋类游戏）的博弈互动属于相继发生（轮流下子），和商业或军事博弈有别，因为后者很多是同时性的（比如两个对手同时在确定销售策略或作战方案）。相继互动的特点是次序和时机，无论是布局，中盘战斗，还是侵分收官，都涉及“如果对手A，就X；如果对手B，则Y”的多个回合。图一所示的实战中李昌镐有两套方案，如黑棋“挡”忍让，白可先手便宜，若黑反击，白则弃子攻杀。这种富有弹性的高级博弈策略有赖于分析理性，光靠感觉是不够的。我们说高手“第一感”的感性是浓缩了理性的感性，但也有很多情形，棋手的感性违背了理性，或者感觉上是一步很不错的棋，经过验证后证明是错误的。
由于围棋的高度复杂性和多变性，从精确的角度看，“第一感”总有模糊性，有时甚至是错觉，需要计算和验证、比较和评估。金成龙八段对图一以后探讨的种种变化竟有十几种之多。由于围棋的高度复杂和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也许我们可以作一项围棋与国际象棋的比较研究，我们预测围棋在快棋条件下失着、缓着、漏着比国际象棋更多。这一规律对于李、曹这样的超一流棋手也不例外。卡斯帕洛夫认为人下国际象棋主要依赖的是直觉，而不是计算。他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尤其像围棋这样辽原广阔、异常复杂的游戏来说，我们也可以说，直觉有它根本的限度，一个证据是围棋的快棋和慢棋质量上依然是有差异的。围棋中的长考更说明围棋从根本上不是那种可以在大多场合迅速判断和决策的领域。在许多情形下，分析、计算、比较、判断、评价、选择，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棋手，如李昌镐或曹薰铉，也会在每盘棋中碰到新的问题，他如果不去面对这些问题，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参见下一篇）。这也是围棋的博大精深，不可穷尽之处。
总之，直觉是围棋智慧的触角，分析性思考无法取代（剪不断理还乱是也）。在茫无头绪中，理性思考常常需要感性的牵引。然而，没有深思熟虑的运筹，感觉不可能尽善尽美。
）第三节 超越思维惯性
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谚语
这幅图上你看到是什么呢？你可能根据头饰和发型，看到一个少妇的倩影。那么，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看出一个垂暮的老妇呢？也许你首先看到的是没有牙齿的嘴，于是你的意念固着于“老妇”而对“少妇”视而不见……从对这幅画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日常习惯性思维的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我们判断现实情境常常根据“先入为主”的原则。我们在前面已经谈了“第一感”的优劣，而第一感有时依据的正是思维定势和思维惯性。
第二，我们的先入之见根据的是先前的经验。更科学地说，它依据的是我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心理图式或构架。
第三，先入之见具有排他性，你先看到的内容（老妇或是少妇）会抑制其他的意念。
第四，在日常思维中，我们依赖常识和信念，而很少对常识和信念进行检验和批判；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想当然地看待事物，而不追问这种看法的来源和根据。
一个与围棋可能更为切近的心理学实验是“水罐问题”，研究者让“被试”用三个容积不同的水罐，找到获得一定水量的方法。想象你有9夸特、42夸特、6夸特三个容量的水罐。现在，你的任务是要取得21夸特的水，花一分钟，想一想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你大概会想到，从42夸特的罐里倒出9夸特，然后再倒出6夸特两次，即能得到21夸特水，即42%-%9-%6%-6%=%21。研究者让“被试”做过好几道相同的题后，又给“被试”这样的题：如果三个罐分别是15夸特、39夸特、3夸特，你怎样得到18夸特？你是怎样算的？大部分“实验组”的人就会习惯成自然地按照先前办法，39－15－3－3%=%18，而“控制组”由于没有因为做前面的题而形成“做减法，三个罐都要用”的思维惯性，很自然地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15%+%3%=%18。
显然，后者的解决方法更简明、直接。
一、围棋中的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既指我们根据经验对现实情境的习惯性的知觉反应，也指由于“先入之见”而不能跳脱出已形成的概念或思维框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思维定势”是有用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熟悉的情形不假思考地作出迅速反应和决定。在棋盘上，“思维定势”也会帮助我们对棋局作出迅速判断。但是，定势有封闭性，一旦形成，妨碍思路的灵活和开阔。图二是王磊对曹薰铉在第七届三星杯决赛的第一局对杀局面。王磊对曹薰铉的白1的打劫，“理所当然”地应了黑2。但正是这步棋，丧失了一举获胜的绝好良机，按曹大元的分析，这时走在A位，吃住白两子和全歼右边带三角的白棋。这样一来，虽然白B，黑C，白D，黑E，白左下角可活棋，而使得左边带三角的大块黑棋成劫活；但是，因为黑棋有足够自身劫，大龙可轻松化险为夷。那么，王磊为什么没有想到A这步棋呢？根源就在 “思维定势”，想必王磊的心理预设（棋手未必一定意识到）是，必须应劫，因为不能让白左下角净活；对方活棋意味着自己大龙的被歼。这显然是想当然了。而时间的压力（如进入读秒）也会加剧对“思维定势”的影响。被曹薰铉机警地走到白3，白棋突现生机。
这个例子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即棋手对局部是处于攻还是防，会形成思维定势而影响决策。自己感觉处于攻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往往会突出一些因素，而忽略另一些因素，对决策有关键影响。
比如王磊这盘棋，他的意识中突出了这一局部你死我活的特征，却忽略了你活我也可以活的变通。又比如，棋手攻击时，更多注意如何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缺陷，而对自身弱点考虑较少，有时被反击而导致被动，甚至攻守易势。
二、思维定势种种
思维定势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认知原因造成的，如上述分析的例子。有的则是情绪造成的，如对于得失的过于执著，有些则和技艺水平有关。
“功能固着”可以看成是“认知性的”思维定势的一个特例。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常常固着于物件的最常见功用，而不能灵活地用来解决问题，比如皮球掉进阴沟只想到用钩子去掏，却没有意识到用水将它浮起来，因为日常生活中水是用来喝，用来洗东西的，而钩子是用来掏东西的。运用在围棋上，“功能固着”的最基本含义是对盘面上的子的功用、效率和价值只有单一、静止、僵化的理解。比如“厚”和“重”有时只有一纸之隔。而本来“重”的也会因为对手投入的子力而变“轻”。这种价值的微妙变化不易把握，进而产生功能固着。再如考虑打入后能否做活，却不会想到即使做不活也可利用。“功能固着”的反面，是功能的灵活性。我们常常能看见高手打入后又别处落子，如果对手想吃住它，则已有先手之利，且仍留有余味。如对手不动，则见机出动或就地做活，即使做不活也能乘势筑起外势。人们称马晓春的棋“轻灵飘逸”，其中就有他善于把棋下得充满弹性，能屈能伸，能进能退，埋伏下种种可能性，但又不囿于任何一种。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将“功能固着”的含义作进一步引申，则指即刻思维受到先前思考的限制。也就是说，前面的思考（局部如何定型，战斗的要点和方向，等等）将已经下在棋盘上的棋的“功能”固着化了，而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对局部棋的价值、弃取、趋向作重新判断、估价。
情绪性的思维定势，是指由于强烈的动机所产生的情绪固着而产生的“思维定势”。比如恋子，不舍得放弃既得利益，或一厢情愿地拼命想吃对方；愿意为局部利益拼命，却看不到为全局忍让的价值，等等。这样的思维定势都说明眼光不够深远，胸怀不够开阔。一个极端例子是“隧洞视界”（tunnel%vision）。顾名思义，它指的是视野狭窄（医学上指“视野狭窄症”，视野的覆盖面只有正常人的70％以下）。围棋竞技异常激烈，难免出现互相厮杀，你死我活的局面。有时，棋手杀性一起，穷追猛打，逐渐忘了全局；也有棋手一遇到凶猛进攻就急于招架或仓皇出逃，以致忽略了对手的棋形弱点，加以反击或利用。我曾旁观过一盘职业高手和业余5段的少年下的一盘指导棋。少年中盘死死纠缠对手的一块棋，结果棋没吃到，自己边上一块棋已经无疾而终。这样的棋和他的棋力是不相称的，说明临阵时冷静的重要。“隧洞视界”与需求、情绪有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当老鼠处在饥饿状态时，其觅食的搜寻域变得狭窄，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横竖一条路走到头，在棋盘上不也经常出现吗？改变这些陋习的方法是在情形危急时提醒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局部得势时也不要乐不思蜀，失去了大局观。
这方面，职业高手往往值得我们学习。记得常昊有一局棋在边上形成绞杀对手一块棋的局面，使研究室棋手困惑不已，怀疑常昊是不是误算了，因为对手的棋是吃不住的，没想到常昊突然网开一面，放对方出头，而将战场的重点转移到旁边。显然，研究者被“思维定势”所囿，没有想到常昊的机智应变和开阔的大局观。在观战时，我常惊叹有些高手（如聂卫平）为赢得全局主动不惜弃掉已经成活的大块棋的气魄。而最为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罗洗河与崔哲翰第十届三星杯决胜局的对局。
局面至此，《围棋天地》的天才写手张大勇这样写道：
“黑1提，世界上正在关注本局的所有的棋迷，以及所有的职业棋手包括对局者崔哲瀚在内，都已相信本局必然会形成三劫循环的结局”。
这时罗洗河只要下在A位，崔B位接，罗C位打，即成三劫循环（X，Y，Z），无法决出胜负。此时的罗洗河却下出了白2这步惊天之着，孔杰在电脑上看到这步棋时惊呼“洗河要干什么？！”，片刻后又恍然大悟，赞道：“洗河真是艺术家！”
事实上，由于战斗太激烈了，这里生死攸关，以致所有人都落入了三劫循环这一“思维定势”的桎梏，除了罗洗河。崔哲瀚假如明白“白2”的意图，应对无误，还可能挽回败局，可是他太专注中央死活了。对白2一时无法反应过来，走了“扳”的败着。反观罗洗河，在棋盘上书写了永垂史册的传奇。他先是“始终没有想到中央会死”，而后却又悉数弃掉！战罢293手，最后还能大胜7目半，岂不神奇，让人击节赞叹？！
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在这些高手的眼里，一盘棋就是一个完整的、流动的“格式塔”（完形），已经落在盘上的棋没有固定不变的资质，根据全局形势随时可扩张、可利用、可放弃，可导向复杂的战斗，也可作简化局面的处理。唯有这种见地，才会显现大开大合的气度和胸怀。上图特地标出第260手（三角标记的白子），是因为高手在激战中依然是全局在胸。当选择放弃三劫循环时，谁能获得先机占得这一手，想必也在罗洗河的考量之中吧。
有趣的是，在这局棋中，罗洗河也不能摆脱思维定势的影响，没有走出“压断”的治孤好手，而是走了强烈的“扳”（186手），错过了一个胜机。原因是罗洗河先前考虑的在“断”了之后的“跳”不成立，而没有想到断了之后还有“压”的好手。这就是被先前“跳”的定势所囿（详见张大勇《青铜剑谱》一文）。有些思维定势与棋力相关。业余棋手的思维往往是过于简单化，直线型，顾此失彼，策略单一，缺乏变通的应对，容易“一根筋”到底，一厢情愿，知识的乏匮也是原因之一。
三、克服思维定势的途径
围棋中思维定势对棋艺的限制，多于其他棋类，如象棋。这是由于围棋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以确定的、狭隘的、静止的思路，应付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多种可能，局面每走一步都在发生微妙变化的世界，其结果是犯各种各样的经验主义错误，或是被思维惯性所误。武宫正树说自己记忆不好，记不住以前下的棋，反而能用新鲜的眼光看待每一盘棋，可能不完全是谦辞，还包含着他对围棋的见地：围棋永远呈现新的问题和挑战，现成的答案虽然是可行的，但未必是优化的。固然，只有真正进入化境的高手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无碍”的境界，才真正不为思维定势、功能固着所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有意识地突破思维定势。
（1）建立开阔的视野。
患得患失是围棋的大忌。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要学好围棋可能是很困难的。虽然我们也知道职业高手也有喜欢捞地的“财迷”。但他们都知道有度，懂得均衡。患得患失时应该想一想有所失时是否也有所得，反之亦然。在面对得失的权衡、攻防的较量中，保持思维心态的某种平衡和超然是必要的。不受一时情绪的控制，方能保持开阔的胸怀，开放的视野。
（2）多用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是指从相反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由于我们的习惯是考虑自己的策略多于考虑对手的策略和可能的反击，因此，棋手应多换位思考，考虑如果对手处于这个局面会怎样动作。这有利于达到思维和信息的对称，而不至于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陷于被动局面。
（3）保持认知弹性。
能屈能伸，能进能退，可能是围棋棋手必备的素质。攻还是守，弃还是取，侵消还是打入，都随每一步棋带来的棋局变化而变化。要做到这一点，该执著时就要执著和坚持，该放弃时就应该果断放弃。随着棋局的变化随时改变应对的策略，是围棋的精髓所在。
（4）加强批判性思维。
避免想当然，被思维惯性所控制。运用批判的思维，就是对每一步棋的价值进行理性的分析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这样的思维才是真正自律的，而不是非理性地“跟着感觉走”，酿成大错，或错失良机。
总之，棋艺的提高有赖于摆脱日常思维的惯性和积习，提高对棋的本质的理解，方能超越“思维定势”，提高灵活应变的能力。围棋是如此，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交友、经商、股市投机、作文、择业等等）不也是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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