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谋略与长考

    “初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 ——杨振宁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大部分是习惯性的，依靠经验模式和联想记忆来维持。但是遇到复杂情境，人就不得不依靠分析、思考，对事物作出较为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依赖感觉。心理学因此将经验性的知觉和直觉与分析性的思维相区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把思维看成知觉和直觉基础上的一种延伸，也就是对我们知觉到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有时是完善、深化知觉判断，有时则是矫正知觉的偏差。

    一、界定明确的问题与界定模糊的问题

    心理学意义上的“问题”或“难题”，有时是指人有了既定的目标，却没有达成目标的现成手段；有时，也指人遇到了困难，却难于确定问题的关键和本质。前者是“解决问题”，后者是“发现问题”。当你确定要攻击对手而一时看不到有效的攻击手段时，或者你在考虑如何摆脱某一局部的困境时，你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当你在茫茫乱局中试图找到有效的切入点时，当你在进攻和防守之间举棋不定时，或者是在许多好点中难以取舍时，你需要的是“发现问题”，决定问题的主次和缓急、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用围棋的语言说，解决问题是战术的问题，而发现问题是战略的问题。战略意图最终要在战术上实现，战术的运用则服从战略的需要。

    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相应，心理学还把问题分为界定明确的问题与界定模糊的问题。知道边长求面积，或寻找一条到达西藏的路线，这些是界定明确的问题。如何应付学生出现的某些学习困难，或从事一项前人从未尝试的科学研究，都是界定模糊的问题。

    先来看围棋中界定明确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依靠“情境驱动”的解决问题方法。“情境驱动”或者“数据驱动”意味着，情境（围棋的某个局面）已经对应该怎样下有了相当的约束或规定性，由一系列现存的相关环节迅速得出行棋的落点或要点，或者说可以达到怎样的目标。界定模糊的围棋问题需要“目标驱动”。所谓目标驱动，是指根据一系列因果链的考虑来思考实现目标的可能手段，这是需要“长考”的原因之一。心理学也将情境驱动的问题解决称为“正向思考”（working%forward），即遵循情境规定-手段-目标的自然结果；目标驱动的问题解决称为“反向思考”（working%backward），这里的“反向”，指从目标出发，回过去寻找手段。我们先来看情境驱动或正向思维的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局部的进行，黑棋显然想在白阵中能够驻足。黑棋看似散乱，但马上会发现，有搭下的手筋和利用残子的手段（见实战图）。这里从黑1搭下以后就是顺理成章地利用黑7、9弃子腾挪的必然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除了黑5可以省略，保留从上边打的机会，对以后作战可能有利）。所谓“情境驱动”，是说局部的目标已经为当下的情势或条件所决定了。以下的图示说明了正向思维流程（见“情境驱动”和“正向思维”示意图）。

    “情境驱动”是满足条件约束的自然结果：你只能这样下，而不能那样下。情境驱动的要求是对局部棋形的特性，其结果的轨迹和变化，有相当的熟悉，同时又具备整合各种条件的能力（比如在这个局面中，能不能将黑1靠下的手筋与黑7打、9贴下构成连贯的战术手段是这个局部的关键，其他都是计算问题）。简单说，情境驱动需要知识和经验。所谓“棋熟”，不需要很多思考，情境已经决定了只有这样下的可能。情境驱动适用于某些局部的战术，比如手筋、死活、局部定型，以及抢占局部大场，都具有“情境驱动”的特点。

    “目标驱动”。但是，与其他棋类相比，围棋中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关系错综复杂，棋盘上选择很多，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一步棋的结果优劣不能马上得到显现。这就决定了围棋中有大量的界定模糊的问题。这也是围棋的主要难点。当问题界定模糊时，往往需要确定主要目标（发现问题），然后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们来看曹薰铉（执黑）对崔明勋在韩国1991年王位战的对局案例。

    局面至此，布局基本完成，进入中盘，但局面的焦点何在，应该怎样统筹全局的关系，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局面本身没有提供足够线索，这就是界定模糊的问题。所谓界定模糊，有三层含义：

    （1）目标不明确。界定明确的问题棋是不需要战略思考的，如何攻或守，只是一个战术和计算的问题，判断不同变化的优劣。比较之下，界定模糊的问题要困难得多。首先，是问题本身不明确，在曹薰铉对崔明勋的这个局面中，问题的焦点在哪里，从局面上很难一眼看到“急所”。是战还是和，是打入还是侵消，是攻是守（或先捞取实利），如何统筹全局的关系和利益，等等，缺乏足够的信息作出判断。

    （2）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路径不明确。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解决问题找不到“抓手”，比如，你要攻左上的白棋，直线攻击只能无功而返。

    （3）最终结果会怎样，长远的后果不明确。经过仔细研判后依然没有完全的胜算，或者说没有定论，你可能研究了很多攻击白棋的方案，但是你如何判定哪一个就一定有成算呢？对方会落入你的如意算盘吗？在围棋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

    界定模糊的问题在任何开放和复杂的系统中，尤其是其他人参与的博弈中常常会出现，如商业竞争、国际关系，等等。

    按曹薰铉的分析，现在，A、B、C、D、E、F都有一手棋的价值。对一般棋手而言，碰到这样的局面，可能就会挑一步“下起来看”了。但是对职业高手来说，这里恰恰是需要深谋远虑的时刻。曹薰铉提到这一局面的三个要点：右上大块白棋薄味，左下黑被断两子可以借用，下边白棋有B位被打入的缺陷。按照曹九段的观点，职业棋手不会简单地选择一点，而是通过前瞻性地、动态地协调三者的关系实现决策的优化。我们看曹薰铉怎样思考这个界定模糊的问题。

    首先，是目标确定。曹薰铉瞄着的是左上的白棋。这是全局的战略重点。这一点可以看到曹九段属于攻击型棋手。如果让李昌镐来下，未必选择这样的制胜之道，而可能选择先稳固自己或者捞取实地（如走局面图中A位），静观其变。

    其次，是找到有效的迂回攻击的方法。在此局面中，将三个要点连接起来的关键是黑11、13以后14位的征子关系。这是曹薰铉找到的问题突破口和切入点。

    再次，是判断可行性和可能的变数。

    按照这个思路，曹九段必须考虑打入后其他可能的变化，设想对手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企图而作顽强抵抗时的可能局面的判断。设想崔明勋意识到左上受攻的可能，对黑棋的“挖”从上边打，牺牲下边实地（见参考图1），那么黑棋得到很大实利，可以满意。在局面尚空旷时，很少有唯一绝对的必然进行，因此必须考虑在对手反抗时自己的选择是否还成立，及时调整。棋手在脑子里摆出的各种变化的参考图就是为了验证这一点。这是可能的因应方案。

    围棋由于疆域辽阔，变化叵测，需要协调全局的关系来谋求最佳的发展，因此“目标驱动”是根本的。也就是说，围棋思维本质上是战略性的。“目标驱动”是在众多可能情形下对未来的构想，它需要想象力、推断能力、计算能力，以及驾驭多种可能情形的应变能力。但是大部分初学者（甚至大部分业余棋手）的思路都是“情境驱动”的，往往会因为只顾一点而不计其余，流于直线、短视、呆板。与业余爱好者不同，围棋高手对局面可能出现的变化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更加敏锐，更善于作周全的考虑。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能够曲尽其妙，优游自如。其中体现的是谋略和构思上的想象力和思路和计算上的深邃和缜密。围棋和其他棋类一样，是斗智斗勇的游戏。谋略的目的便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出奇制胜。

    常昊说，比起李世石和崔哲瀚，李昌镐像汪洋大海，更难对付。马晓春说，李昌镐往往给对方更多选择，使对方容易犯错误。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李昌镐为对手提供了更多的界定模糊的问题。局面的焦点、急所、关键不容易掌握，缺少头绪和抓手，或者对结果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自然容易出现缓手。正是这些缓手使胜负的天平缓慢而微妙地向李昌镐倾斜。与李世石、崔哲瀚这样的棋手对局，虽然对手锐利、凶悍，但主战场在何处，问题的焦点在哪里，至少是清楚的。

    围棋在棋盘依然空旷时，目标驱动为多，所以需要谋划，需要运用想象力和推断能力，棋下得相对慢（当然也有例外，如罗洗河）；随着盘上棋子越来越多，条件约束，互相的牵制也越来越多，棋就会越来越呈现“情境驱动”的特点，想象的空间相对缩小。即使这样，不到小官子，棋还是有很大变数。李昌镐就是把官子下得出神入化，善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充满想象力的大师。在大部分情况下，围棋的谋略是一个情境驱动和目标驱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协调、优化过程。情境提供线索，目标整合资源。这种协调和优化，往往是通过长考才能实现的。

    二、长考种种

    长考似乎是围棋的一个独特现象，在其他棋牌游戏虽然也能看到类似情况，但都不如围棋那样达到苦思冥想的境地。可以说理解长考是理解围棋的特殊本质的途径。长考可以是针对界定明确的问题，如对杀，目标非常明确，只是需要花大量时间算清变化。但更多情形下，长考是因为问题不明确，界定模糊。那么，为什么长考？能否建立长考的一般模型？长考有哪几种基本类型？我们先来看长考的一般过程（见图一）。

    知觉辨识和整合。在前边《知觉篇》里我已经说过，棋手有时不假思索在第一时间作出决定，依靠的是“第一感”，即对知觉功能的信赖。“知觉辨识和整合”指发现各种问题的线索，包括各种可能利用的条件。

    局面分析。但对于复杂多变的局面，知觉辨识和整合是有限的。首先，棋盘上往往呈现多种可能性，这就存在能否同时实现多重目标，统筹兼顾，确定主次缓急的问题。其次，每一种可能性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的。所谓“条件约束”，是指实现目标的限定性，即实现目标必须考虑的现实和可能的因素，包括局面的特点，对手的抵抗和反制等。条件约束的保守含义是量力而行。业余棋手容易犯的错误是，以自己的薄味攻击对手的强势，鸡蛋跟石头拼命，自不量力，或者自己留着薄味，却要急于攻击对手，也难免留下隐患，这都是不顾条件约束的例子。考虑约束条件的更积极意义，是最充分地利用现有条件达到最积极、最有效的目标，所谓效率的最大化，上述曹薰铉的谋略充分体现了后者。局面分析实现这一需要。

    行动序列组合，指找到行动的切入点和后续。从过程来看，长考是因为信息（右侧回路）和评价（左侧回路）不断反馈给分析功能或行动序列组合功能，从而形成周而复始的过程，方案从雏形到不断修改，重新组合或完善，达到满意的结果。但从理论上讲，永远可能有尚未探索的新的可能性、新的条件制约（求道者的困惑）。因此，决策优化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但是，过度思考会影响行动的决断，造成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不决，甚至本来很明显的好点也在过度思考中变得模糊不清，出现长考出坏着的情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作用，长考的终止规则必然是主观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客观的绝对理性。

    前瞻和计算。这是将计划细化，并对结果作出判断和评价（左边的回路）。这种计算结果也可能对局面产生新的认识：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条件约束，导致对局面的重新判断（右边的回路）。

    用这样一个一般模型，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棋手需要长考。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长考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往往出现在序盘，是选点或选择定式与周边和全局将来发展的关系。由于棋盘还空旷，尚有种种不确定性。这种长考的目的是建立预想图，对将来的大致结果的优劣进行评价，增加胜算，减少不期然的损失或被动局面。长考有助于对序盘布局（或使用定式）的效率、功能作出有远见的、多向度的判断。我们可以称之为布局长考。由于局面尚空旷，“布局长考”不仅要在局面分析上花大量时间，而且要计算以后未必会出现的种种局面，所以十分耗时。赵治勋常常在序盘就用完所有时间，早早进入读秒。有“磨王”之称的邱峻，也喜欢在序盘就频频长考。但是，当今围棋趋于频繁脱先、转换、延缓定型，增加了布局优化的变数和难度。所以，在当今用时规定越来越苛刻的情况下，花过多时间在布局上可能在策略上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情形的长考多出现在中盘，棋手需要处理极其复杂的关系，如势地、攻防、弃取、缓急、先后手关系，将局部战术细节纳入整体战略考量，协调部分与部分、部分与全局的动态关系（稍稍不同的一个次序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局面），得出可行方案。我们可以称这类长考为谋略性长考。出色的谋略常常能使棋手一举确立优势或胜势（如曹薰铉的上述案例，李世石对古力三星杯决胜局83手以下一举奠定胜局，等等）。“谋略性长考”虽然与“布局长考”一样均为战略性长考，但对思考的周密性要求更高，因为棋盘上落的子越多，意味着条件约束越多，优化方案的随机因素（变数）和自由度就越小，有时只有一种行动序列是可行方案，走错一个次序都会前功尽弃。

    长考的第三种情形出现在短兵相接的中盘作战中，如打入的后续、治孤，或局部的攻防、转换等。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我们可以称之为战术性长考。与战略性长考不同，这类长考不需要过多的形势分析，但需要大量时间用于严密计算和对各种变化的确切结果（如气和劫，得失等问题）的判断和比较。藤泽秀行与加藤正夫的对杀名局一手“跳”用时近三小时，据称计算了200余个变化，最后断定可以杀对方大龙。之所以要考虑如此多变化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条件约束，只要有一种变化能使大龙绝处逢生，199种能杀大龙的变化都变成徒劳。对这一名局我在第三篇“计算与工作记忆”再作详谈。

    长考的第四种情形比较特殊，是棋手陷入困境，频频长考，如战术上找不到好的应手和手段，战略上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和胜负手。我们可以把它暂且称为“困境长考”。想象棋手的苦思冥想，用长考模型来描述，就是在反馈控制回路里反反复复，寻寻觅觅，始终找不到出口（所有的搜索结果都不能满足目标要求和条件约束）。吴清源对本因坊秀哉的世纪名局，秀哉“打挂”13次，一路苦战。据说是几个弟子帮助拆棋后，终于160手找到破空的妙手，才绝处逢生，2目胜。罗洗河在下得很顺时非常快，但遇到难局时也会频频长考。

    既然长考有如此重要功能，运作能力有限的大脑如何能够承受长考带来的信息超载和相互干扰而不至于崩溃？长考与棋艺的关系是什么？长考为什么有时出恶手？解答这些问题，有赖于我们对“工作记忆”的认识。我在《运筹篇三》将对“工作记忆”作专门探讨。

    ）第二节    “手谈”的话语结构和思维模式

    话语并不是由语法衍生的语言结构；它的结构取决于非语言的、逻辑的、意向的因素——我们将之称为话语的信息结构。——克雷兹·罗伯茨

    我在上一篇着重谈了谋略的重要。谋略的本质是前瞻和优化。谋略的另一层含义是对手也是一个有思想、能参透你的思考和意图的人。所以棋盘之外，又多了一个维度，即对弈具有隐性对话的内涵和特质。“弈”的最初含义，一方面包含对对手的棋的解读，即对“话语”的解读，也包括每一招棋是对对手意图的回应，是谓“手谈”。

    为什么在谈论思维运筹时谈话语问题呢？原因在于，我们思维活动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纯客观的世界（19×19的运思空间），而且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你时刻在考虑对手会怎样想，怎样应对，怎样出招。对手的一手棋的“意义”或“意图”是主体推论的结果。对手会怎样，我会怎样，是前瞻性谋略的依据。这样建立的思维模式，是围棋棋手行棋的基本行为模式、记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习模式。西方主流心理学对国际象棋的研究，基本上忽略了这一“话语”的层面，从而把对棋类游戏的认知看作是纯客观的记忆和理解的问题，不能不认为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误。

    对弈作为话语过程，是将棋盘上棋子纵横交错的物理时空表征，转化为围棋的独特的主观“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棋手是在这个“话语”层面上进行博弈的。黑白交错的纹枰，承载的是一个丰富的语义世界。它的语汇的丰富，句法的缜密，语境的微妙，不亚于任何文字。

    一、围棋话语的基本结构

    话语结构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棋手如何“解读”一步棋的意义或意味。我们可以对棋和语言的结构作一个类比，围棋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有其物理表征（子的断与连、空间的纵横、分布、延伸，等等）与功能意义（势与地、攻与防、厚与薄，等等），一步棋的含义有词汇和句法的技术层面：局部的手筋、“招法”、形的要点、局部的定型、定式，等等，属于“词汇”。将这些基本词汇联系起来运用以达到既定目的便构成围棋的“句法”逻辑。换言之，围棋的句法（组织原则）对局部战术、空间关系、整体发展战略的关系加以整合和协调。围棋十诀之类的“棋理”，属于句法。词汇和句法是通过对棋局的实战研究和技术分析得出的，正如语言的词汇和句法有约定俗成的特点，围棋的词汇和句法也是长期积累和共识的结果。句法是组织词汇以形成完整的意义，是理解句子的关键。同理，围棋每一局部的“形”和“筋”，也是依靠“棋理”对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的组织而获得完整意义的。可以设想，给出一个局面图，一个初学者可能读懂里边的“词汇”，但未必读懂整个“句子”。

    有了词汇和句法还不够。一步棋的完整意义，正如一个句子要表达的意义，只有通过语境，即整盘棋的对弈的上下文中才能体现。这包括形势的优劣，局面的特殊性，棋手对对方的预期、方案、意图、心情的理解，以及自身的意图、心情、判断和选择。更广义的语境，应该包括特定时期的赛制，如时限、贴目或让先的规定，以及特定时代的所有围棋实践的探索和氛围，包括商业比赛中巨大的奖金额对棋手决策的微妙影响。我们知道，先行一方贴目的增加（比如从5目半到6或7目半）使执黑一方下得更加积极，执白者更愿意下得稳健。

    “语义”的决定不能脱离词汇和句法，又不能脱离语境。脱离围棋的具体“语境”，脱离对局者的“在线”心理状态，我们无法完全判断一步棋的真正意图。但没有对基本词汇和句法的公约性或通约性，“交流”出现困难，有些中国和日本棋手对韩国新锐的棋连称“看不懂”，说明在围棋的基本词汇和句法的心理公约性上出现了差异。同属力战型棋手的刘昌赫看了韩国新锐的棋都称现在的棋和以前有质的不同。从这点上看，“韩流”是否已经属于现代围棋的“另类”，具有了全新的“句法”，我在前面讨论围棋“范式”的更替时已有染指。

    二、围棋话语的功能意义和心理意义

    话语的交流的心理依据是“预设”、“预期”和“推论”。预设是对对手的意图、可能的手段等等做出的基本的假定。它是心理预期的基础。比如，你判断对手可能会打入你的阵地，所以考虑怎样有效防患于未然，或者你在发动进攻时，预计对手会进行怎样的抵抗，与这种基于经验和知识的预设和期待相关的是推论，有些棋不需要多少推论，比如对方的意图显而易见。但大部分情形下，一步棋的客观和主观的意图，具有相当的含混性，就需要根据形势作符合逻辑的推论。棋艺的差异往往是预设、预期和推论上的差异，无论是业余棋手还是专业棋手。顶尖棋手必然有有悖于常态预设和预期的思路，造成话语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出奇制胜。这一点我将在《决策篇》作详细分析。

    围棋的“话语”传达两种基本意义：功能意义和心理意义。功能意义是意义的客观层面，主要指棋局本身的内容。心理意义则是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的内心状态，比如气势上不愿示弱，或者相反，对对手的咄咄逼人显出保守和犹豫。在许多情形下，心理意义也有直接功能上的意味，比如打乱对手的如意算盘，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或者将局面引向对手不愿意看到的和不擅长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围棋的隐性“话语”充满期待和反期待、意图与反意图的心理张力。因此，围棋思维活动的建构逻辑，一方面来自棋局本身的词汇、句法、语境，一方面来自对对手每步棋的意图的预设、反应、推论、判断和回应。这就是属于围棋的独特的“话语的信息结构”。

    先说功能意义，1994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哈萨尼关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理论提供了很好的说明。早期的经典博弈论的基本预设是：弈者对自己和对手的价值、目标、手段有完全的了解。哈萨尼对此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和其他博弈活动中，第一，我们对所从事的博弈的基本结构不能完全明了（incomplete%information）；第二，我们根据过去经验对对手的策略行为的了解，也不可能完全透彻（imperfect%information）。应用到围棋上，可以表述为：第一，我们虽然有对围棋的基本原则的认识，但我们无法建立一种全知的视角（即穷尽所有自己的和对手的策略）以指导策略的选择；可以用藤泽秀行的话说，我们对围棋的理解本身还是粗浅的。第二，我们虽然对对手可以有相当的了解，对棋局的发展有基本的判断，但是对手袖子里究竟藏着哪些“招数”，我们只能依赖主观判断，而不能了如指掌，因而不可能完美无缺。用“手谈”的概念去理解，就是你作为弈者对对手的“话语”内容和方式的认识，是一种主观的判断，不可能与对手的意图和思考完全吻合。

    但是哈萨尼又认为，国际象棋之类游戏是完全信息的游戏，因为出招都在明处。而桥牌等游戏因为有暗手，弈者无法准确判断对手持有什么牌，所以体现了不完全信息。如此推论，围棋理论上说是完全信息的游戏，因为棋都在明处。其实，说围棋都是下在明处，这样的论断似是而非。首先，就弈者本身而言，一步棋的“回报”

    （payoff，%即“得失”，另一译“支付”，但不如“回报”准确）究竟是多少，John%C.Harsanyi，Games%with%incomplete%information.诺贝尔奖获奖演讲，1994年12月9日。

    信息是不完全的，比如，获得的“势”或“模样”能否兑现为足够的实利？常常是不能完全预测的。围棋的深奥玄妙，不在已经下的棋，而在可能的后续；用一个中国画的比喻，留白的地方常常比着墨处更有深味。其次，对手会如何应对，会采用何种策略，想实现什么意图，信息也是不完善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更为符合话语结构的表述，即虽然话语双方（如果棋力相当）基本能够读懂对方，但是双方的信息互动具有某种根本性的不对称性，即是说，弈者不是全知的上帝，无法预测棋局将来的演进和最终结果，而只能作初步的估计；弈者无法参透对手的全部心思，否则，马晓春的“三十六计”，妙手所暗藏的玄机，就人人都能识破了。这种信息的不完全性、含混性、不对称性，恰恰是围棋的本质特征（见《知觉篇一》对模糊性的讨论）。

    围棋之所以有这些特征，是因为围棋的棋盘太大，它的无数可能性和变化及其不同结果超出了人类大脑运算的极限。人类只能通过建立主观模型（定式、棋形、手筋、棋理）和心理预设、预期来确定自己的策略和推断对手的策略。这些模型和心理预期虽然是实战的经验和研究的产物，但都是主观模式，而不是基于全知的客观模式。这一点从围棋高手对大部分棋的好坏优劣的评价是否能形成共识就可以看出。据说国际象棋能够达到85%的共识，而围棋至多只能有四五成。不同棋风的棋手对某步棋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如俞斌就诙谐地称“李昌镐我搞不清，他的棋深奥得很，我看不懂。我不知道他的脑子结构是怎样的”。当然，这里的“看不懂”有时也是“不能认同”的委婉说法，这就进一步引证了围棋话语的不对称性：各有各的看法。

    功能意义只涉及围棋博弈的话语的一部分。对弈是对抗性极强的游戏，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作数学推导。围棋话语的心理内涵涉及动机、意图、情绪、意志各个方面，这些都会影响棋手的决策。手谈的话语结构与日常话语结构的差别在于它的对抗性：日常对话追求的是有效沟通，而围棋“手谈”的话语方式，是与对手的互相“较劲”：或不甘示弱，或“误导”对手，或投石问路（试探应手），或暗度陈仓；有时是妥协的姿态，有时是决绝的抗争，有时是胜利的宣言。一盘棋，就是一场充满心理张力的隐性对话。

    围棋话语的心理意义，还可以从两人面对面对弈与网络对弈的比较中看出。现场对弈时，围棋话语是直接的，有肢体语言，显示犹豫或果断，沮丧或乐观。不同的棋手还会表现出某些“怪僻”，如落后时与领先时的不同小动作和症候（据说聂卫平落后时耳朵会红，虽然他是永远不会示弱的）。而在网络上下棋，已经看不见对手的表情、动作，“现场感”会差很多，古力曾表示对此稍有不习惯。但即便如此，每步棋本身都在说话：“你敢飞，我就敢靠断！”所谓“气合”是也。当然也有截然相反的例子：“没有脾气”，逆来顺受。我本人为了放松自己常常与美国的硅谷工程师David%Fotland研制的电脑围棋“多面围棋”下卫生棋，竟然发现它有时也很“倔”，死活不服，拼命搅棋。虽然与电脑下，竟然也能读出对手的“情绪”来！

    围棋作为对抗性话语，也有共享的一面。马晓春在谈到与李昌镐对弈的心情时写道，“由于对手极强，彼此全神贯注，双方着法紧凑，在高明与失误交替出现时，各自心领神会，时而为自己得意，时而为对手哀叹。这样无声的交流，这样愉快的感觉，并不是每一位棋手对弈时都能够产生的”。

    三、棋谱、复盘和“手谈”的“逻辑”

    作为“手谈”留下的棋谱，记录的是显性的话语。一局棋的棋谱就是一个需要“解读”的“文本”，棋谱作为文本有显性的一面，即实现在纹枰上可见的棋，相当于我们阅读的文字记载。棋谱也有隐性的一面，即没有实现在纹枰上却在双方考虑之内的“潜文本”或“潜台词”。“棋力”的一个标志是能多大程度读出高手的对弈中的“潜台词”。我们读谱能读出多少东西，与棋艺水平直接有关。高手不仅能读出技术的东西，而且能读出心理状态，甚至能大致判断这是那一路棋手甚至谁的棋。从棋中解读对手心理是职业棋手的职业本能。好的围棋评论家都有很深的解读棋手心理的能力。王元八段的棋评，能够入木三分，由表及里，一方面体现了他的棋本身的功力，另一方面根源于他对每步棋所透露的棋手的微妙心理的洞察。例如，他能从崔哲瀚的问题手“读”出他的“窝火”和烦躁，从李昌镐的应对“读”出他流水不争先的从容。

    如果说两人的弈棋是一种共同创作，那么它的作品，棋谱，就构成了一种有故事、有人物、有冲突、有解决的引人入胜的体裁，可以拿来阅读和欣赏。如前国手杨晖八段所说，围棋让人流连忘返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充满悬念，而且悬念最终获得解决。一局看似平淡的棋，在高超的围棋评家一讲，会跌宕起伏，令人叹为观止。因为里面的“潜文本”正是我们一般爱好者无法读出来的。一经专家解说，我们对个中的“戏剧潜流”，个中的玄机和精妙也能感受一二。这是一种难得的审美享受。

    复盘是一种能力复盘时的记忆，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过程，而是富有逻辑的建构过程。复盘的能力，体现的是对棋的“词汇”的熟悉，对围棋的“句法”逻辑的把握，和对实战进行中形势的转化，当局者心态、意图等“语境”的了解。简单地说，对一盘棋的记忆是“手谈”的副产品。它不仅仅是把走过的棋一步一步回忆起来，而是当时对局过程的双方棋手随棋局演进内心经历，棋局进行的逻辑”因果（包括双方的推论和思考）的叙述。这种内心经历越丰富，“逻辑”越缜密，复盘就越容易。棋手记忆的是“手谈”的过程——自己对对手的“解读”，以及自己的反应、思路。落在棋盘上的数百颗子不过是“话语”的显性部分。大量对棋形的知觉记忆、行棋思路、情绪线索、对弈心理的起落变化，使得棋手若干年后对一些重要棋局仍然能记忆犹新。许多职业棋手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出十年前下的棋，是因为这样的棋往往是刻骨铭心，它的过程能够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写下来依然让人或扼腕痛惜或击节赞叹。但从棋的“逻辑”来看，职业棋手的功力是大部分业余棋手无法企及的。马晓春曾经提到看到一盘进行到中盘的棋，就能闭目在脑子里呈现这盘棋大致是怎么演进过来，黑白的好坏，以后应该怎么发展，契机在何处。心理学在许多人类活动领域的研究发现，专家的专长，正是表现在这种对某现象或事物背后的来龙去脉的洞悉。

    四、围棋“话语”的历史性

    棋谱是客观的存在，不因时间而改变。但棋谱背后的“话语”是一种“文化”，是存在于特定时代弈者的主体间的主观存在。棋谱，作为留传下来的围棋话语的“文本”，正如莎士比亚的诗歌、戏剧，时间久了以后，解读会产生困难或歧义。同样，如果让施定庵或范西屏转世来到现在，他能“读懂”多少当今的围棋？甚至是连刘昌赫对现在的韩国年轻棋手的棋都觉得难以理解，这种沟通的困难使我们看到围棋话语的嬗变。我们可以断言，棋手时代间隔一远，对新的棋路在趣味上一定会有很大隔膜，就像歌德不能忍受贝多芬，主流高雅音乐无法理解HIP-POP一样。

    20世纪前90年，由于日本围棋的强盛，围棋的“话语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所以大部分中国棋手研究的是日本棋谱。日本的领军人物（如坂田荣男、小林光一等）对棋的好坏的评价具有权威性。

    当李昌镐称雄棋坛后，研究他的棋谱成为众棋手的必修课。今天的围棋话语呈现空前的自由和多样，这得益于韩国新锐的不拘一格、张扬个性的棋风。在新的围棋语境（包括赛制的变更）下，传统的围棋话语的词汇、句法受到巨大冲击，其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围棋革命。大胆尝试给了围棋前所未有探索和创造空间，同时，话语的紊乱也必然给弈者带来更多的迷惘和困惑，迫使他们在混沌中探索新的秩序。在喧嚣尘世的僻静一隅，吴清源老人还在默默耕耘。他以天才的睿智和深厚的积淀，展望着他视野中的围棋未来。我们期待，当中国围棋在21世纪独步一时时，它会因为自己的沉稳和坚实而获得它的话语权。

    ）第三节    突破计算的瓶颈——工作记忆

    任何事物，当它变数增大时，信息量也同时增大。

    ——乔治·米勒对某一领域的专长使人得以突破“工作记忆”的限度。——安德斯·艾利克森

    计算，是围棋的一项基本技能，从局部的死活，到攻防的得失（比如决定侵消还是打入），都需要计算。计算有广度和深度之分。广度指要算多少个变化。每一步都会有许多选择，形成不断扩大的分杈，数学上称为组合爆炸。深度指每个变化要算到多少步可以作出得失或效果的判断。被问及计算的深广度时，赵治勋九段称一般要计算十几个变化，而每个变化要算十二到十五步。他认为难度不在计算，而在比较评价。赵九段以计算能力强闻名，有些直觉型棋手可能更依赖感觉而不是计算。但从棋手自战解说摆出的变化图看，在一些关键时刻，棋手都会花大量时间考虑最佳着点以及后续。这就提出了一个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棋手如何能够在记忆中保持计算的结果以便比较不同优劣，这些计算结果（头脑里的种种变化图）为什么不会因互相干扰而引起记忆紊乱？毕竟，棋手是不能在棋盘上摆出这些变化，而只能在脑子里“模拟”这些变化的。我们业余棋手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即局面一复杂，就会有算不清楚的问题，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最后只得凭感觉下。而问及计算能力时，许多高手都认为这对职业棋手不是问题。那么，职业棋手是如何突破计算上的障碍的呢？职业棋手是否能够完全应付围棋呈现的复杂局面呢？也就是说，人是否能够完全超越“工作记忆”带来的思维限度呢？本篇谈知觉活动与思维活动的关系，职业棋手如何利用知觉优势克服工作记忆的局限。

    一、围棋技艺与工作记忆

    当我们在进行计算、推理、比较鉴别不同结果时，大脑不仅要处理这些信息，还要在意识中保持这些信息，心理学把这种使人得以持续思考问题的“在线”（on-line）记忆能力称为“工作记忆”。美国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Miller）在1956年提出这个问题。他指出，了解一个事物所需的信息量与该对象的变数是成正比的。买一个礼物送给朋友，只需要回答几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如朋友喜欢什么花，附近有没有花店，价钱控制在什么范围合适。但经营一个企业，能够赢利而不亏损，则要获得复杂得多的信息，如市场、原料、设备、产品、营销、企业的人员素质、企业的管理结构、奖惩制度，等等，每一方面都可以看成是数个变量的组合，而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制约，关系错综复杂。

    人能够同时操纵的信息量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很容易失落。你如果需要靠记忆拨打一个你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你就必须嘴里或脑子里不断重复这个号码，否则你拿起电话，可能已经记不起那个号码了。又比如你需要心算34×24%=%？，%你的工作记忆就需要保持“4×4%＝16”3×4＝12”等这些临时结果。否则前算后忘记，心算就会夭“折于信息失落。米勒根据研究提出工作记忆大致的负载能力是7±2信息单位，即在5到9个信息单位之间。现在心理学界的共识是工作记忆基本可分为空间和言语两类，即大脑对空间和言语信息的处理有分工。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工作记忆是思考解决问题的一个瓶颈。它的脆弱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记忆内容迅速衰竭，获得有关信息的所需时间越长，信息失落的可能就越大，所谓“欲辩已忘言”；（2）记忆内容相互干扰，信息量负载越大，干扰也就越大。

    应用于围棋，工作记忆的瓶颈效应带来的挑战显而易见。围棋中的计算、分析、比较、评价，比34×24%或买什么礼物送朋友这样的问题无论是步骤还是内容都要复杂得多。以赵治勋为例，如果一步棋算十个变化，每个十二步，加上得失的比较和判断，可能就要作几十项可能的一对一比较，更不用说比较的尺度和参数的复杂了。更何况像赵九段这样的超一流棋手已经将许多无价值的变化排除在考虑之外了。考虑到这些计算的难度和工作记忆的限制，业余棋手为什么常常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叹，也就情有可原了。

    那么，职业棋手依靠什么突破工作记忆的瓶颈呢？首先，由于职业棋手对棋形的熟悉，他们根据棋形特点得出的种种变化具有某种“合规律性”。我在前面谈到“情境驱动”，而情境驱动的特点就是它几乎是直觉的，“自动化”的，不需要对各种可能性作一一计算。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推出大量合理变化而不受相互干扰。不仅如此，这种“合规律性”的计算结果不会短时间内受记忆衰竭的影响。对国际象棋的心理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正如胡荣华大师所言，围棋高手和象棋高手一样有下“盲棋”的功底，而盲棋的特点就是能够同时在脑子里呈现好多盘棋而依然能有条不紊，哪一台是怎样的棋局，丝毫不差。由此可以推论，职业棋手有一个巨大的“工作记忆”空间，能够同时储存和处理大量棋局而不受干扰。这种功力与棋力有关，而与一般记忆能力无关。

    其次，工作记忆的内容是否衰竭，与计算速度有关。这就如同阅读，我们可以把一个变化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句子。一个阅读新手如果需要在辨认一些基本的词义、词组、连接词上面花很多时间，就会很费劲，前面读的记忆内容会衰竭，所谓前读后忘。他的阅读理解必然大打折扣。新手还在琢磨个别字眼时，熟练阅读者已经在加工句子与句子的逻辑关系了。同样，职业棋手的棋盘上的“阅读”能力很强“，词义”那种层次上的问题早已“自动化”了。有些变化与其说是“计算”出来的，不如说是“看”到的。正像阅读中的句子和段落是有意义的记忆单位，职业棋手的计算速度帮助他们迅速达到对局部某一变化的意义（得失）的判断，而不会因为中间环节的信息失落而失去头绪。初级棋手还在琢磨围棋的一个“句子”时，有功力的棋手已经在总结“段落大意”了。

    职业棋手的“搜寻树”业余棋手的“搜寻树”

    在这个示意图中，每个分岔口代表一个节点，即算到这里需要考虑两个以上的变化。对同样一个棋局，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棋手与业余棋手相比，已经修去了很多支支杈杈，因为他们的计算已经经过优化，许多不可行的选择都忽略不计了。这样就减少了工作记忆的压力，大大加快了他们计算的速度。在计算的深度上，一条需要算十几步棋的路径对业余棋手可能有五六个节点，对职业棋手可能只有两三个节点，就直接获得了他们要验证的结果。计算宽度上，职业棋手避免了对大量无谓的变化的计算（较少分岔），而集中于较少几个最有希望的路径，使他们的计算服务于求得更有利于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发展。示意图中的“搜寻树”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职业棋手比业余棋手计算得少，而意味着要得到同样的结论，业余棋手要花上数倍的计算时间，还不一定能得到职业棋手粗粗计算就获得的结果。职业棋手的计算省略了许多让业余棋手苦思冥想的中间环节，同时在计算内容上更加深谋远虑，即他们腾出更多的工作记忆空间，作更有战略意义的考虑。提高计算能力的钥匙在于苦练基本功，掌握围棋的“基本词汇”，如死活、棋形、手筋、局部定型等等，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将“工作记忆”从初级的计算中解放出来，从事更高级的统筹运作（包括比较、评价活动）。

    上面讲到职业棋手对棋形的特点的熟悉和计算速度的优势，能够突破工作记忆的固有限制。那么是否意味着职业棋手能够完全应付围棋呈现的复杂局面呢？也就是说，人是否能够完全超越工作记忆带来的限度呢？

    二、工作记忆对职业棋手的制约

    职业棋手计算是否受工作记忆限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棋局的典型性问题。研究表明，职业棋手对典型棋形或棋形异常有特殊敏感，记忆也有超常表现，但对复杂的不规则的棋形记忆优势并不明显，而围棋在序盘和中盘中有大量不熟悉的情况。职业棋手工作记忆的优势有限。

    第二是信息量的超常问题。当我们遇到有限的选择时，我们不需要很多考虑，比如围棋中有很多情况是必然的选择，没有必要思考。职业棋手一般按照棋形判断下就够了，省去了很多计算。但是，在中盘激战的局面中，没有精确的计算，即使是职业选手对战斗的结果也不可能有胜算。我们可以把围棋中需要计算的局面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两种。所谓封闭型，指计算的局部有明显界限，与其他棋不发生任何关系。绝大部分死活题是典型的封闭型问题。古力与山下敬吾在第二届丰田杯的对杀局面（参考图一），属于这样的封闭型问题。封闭的局面可以相当难解，如古力与山下敬吾之局，涉及多个打劫回合，但计算的量是有限的，结论是明确的（是净杀还是劫杀，净活还是劫活），按职业棋手的计算速度没有问题。

    另一种需要计算的局面呈开放状态，如藤泽秀行与加藤正夫在第二期棋圣战的对杀名局（参考图二），右上还空旷，变数甚多，中间也呈未定状态，关系到白棋的生路。如果用数学枚举的方法计算右边白的死活，这个局部可能出现的全部变化数至少有3×1060之多，这个数字比国际象棋的所有变化数（约为1050）多了上百亿倍。

    当然，人的计算是选择性的，依靠经验和知识，而不是硬算。但这里可能的“合理”变化按照藤泽的说法应该有200余种之多，藤泽耗时2小时53分钟，称计算了200余个变化，确信白棋必死。照这个说法如果一种变化平均10步，藤泽至少也要计算2000余步棋。对人的计算能力和工作记忆来说是超负荷运行，难以坚持。当然，计算200种变化不是一一罗列，而是一个复杂的计算、分析、比较、评价的由简入繁、不断深入的过程，还要保持高度的条理，如算到了哪一步，每一种变化的结果比较，等等（见“运筹篇一”对长考的讨论）。但即便是几十种可能，要找到置白于死地的最佳一步，依然如大海捞针，主要是中间环节太多，节点、分岔太多。这就好比下国际象棋第一步就要有胜算，何其难也。局后加藤正夫和工藤纪夫发现了解救危局的二路“靠”，说明缜密的计算依然会有疏漏。当计算以后依然面临不确定性（没有成算）时，职业高手也要作主观的概率判断，即按经验（形、厚薄等）判断大概有几成把握，谁的“气”会更长。可以认为，藤泽先生对黑杀白的判断显然也有经验的成分，而不完全是计算得出的必然结论。对于计算了200个变化的说法，李昌镐怀疑藤泽是否作过统计。李昌镐可能觉得藤泽的说法有夸大之嫌，他认为即使职业高手也常有脑子算得昏昏沉沉依然看不清楚的时候。任何棋手（包括李昌镐）最终都受到工作记忆的限制。这决定了围棋必然有直觉的、模糊的、艺术的成分。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围棋的广度、深度计算更是大脑的生理状态的竞赛。工作记忆是由大脑的多项功能共同支持的，主要有持续注意的机制，激活和保持有关知识表征的机制，视觉空间信息和次序信息加工，以及确定目标、管理目标、调控各种功能的执控机制（executive%control）。工作记忆的生物机制与年龄有关。年轻棋手的脑细胞更有活力，神经生理信号传导快，大脑新陈代谢机制强健，强于计算这样的生理消耗很高的大脑活动，年龄大了计算能力就会减弱，用计算机语言来说，中央处理器（CPU）差了。所以业余爱好者年龄一大，喜欢下凭着感觉走的低消耗的“卫生棋”。职业棋手的计算能力也会随年龄下降。陈祖德九段称自己下快棋还可以，下慢棋觉得有点吃不消，个中原因在于下快棋是低消耗的，用感觉多于计算和分析，下慢棋则消耗体力和脑力，因为工作记忆中的储存和加工，即脑子里的各种变化的计算、比较、判断，本质上是需要高消耗来维持的。这里的高消耗，主要还不是大脑中受氧血液供应不足的问题（这是聂卫平自己认定的问题），而是在大脑强度运作中代谢能力差了，神经机制恢复慢了，有时甚至会产生大脑一时的“短路”。围棋中时时要遭遇新的情况。在不熟悉的环境里，棋手的经验优势就会削弱。这样，年轻棋手的年龄优势就得到体现。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棋手的高峰期大多在二三十岁之间，他们的经验、技能、创造想象力和精力达到了最优化组合（大部分数学和物理学的杰出成就也出在这个年龄段，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三、案例：鲍云下盲棋

    对工作记忆的极限的挑战的最好例证是北京的业余高手鲍云6段下盲棋的经历和体验。下盲棋，意味着要把19×19的纵横格完全映在脑子里，原来可以清清楚楚看到的棋子的落点和相互关系，现在都要在脑子里用意象呈现出来，这给工作记忆带来了巨大负担。

    鲍云能下盲棋，有他特殊的记忆能力方面的特长，尤其是形成视觉意象、空间定位定向和推理能力（想必他在需要方向感很强的操作任务也会相当出色）。但主要还是和他从小有职业棋手的训练功底有关。据报道羽根泰正曾经下到100手左右便难以为继，睦镇硕下到过121手。但正如胡荣华象棋大师所言，职业围棋手都应该有下盲棋的功底，虽然有些可能要作专门的适应性训练，有些可能适应较快。像马晓春下盲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部分职业棋手盲棋下个五六十手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有趣的是，鲍云提到，盲棋的记忆和复盘的记忆很像。盲棋的记忆和复盘一样，并非机械记忆，而是根据从布局到中盘行棋的“逻辑”建构起来的。想象有一天马晓春和睦镇硕在地铁上有些无聊，于是你走“4D”我走“17P”一直下到官子阶段，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但比较象棋，围棋走盲棋确实更有挑战性。象棋棋子数量有限，各有不同位置、功能和行走轨迹，在脑子里浮现比围棋来得容易。围棋幅员广大，黑白交错，到了中盘更是盘根错节，有时明眼看着都眼花缭乱，别说要在脑子里丝毫不差地呈现了。鲍云自己感觉中盘整合局部和局部的关系是下盲棋最困难的地方，记忆的负担最大，有时反复计算还是算不清楚。相比正常下棋，下盲棋计算时的记忆负担是双倍的。明眼下棋时，棋手是借助纹坪上的棋子和格子进行计算的。下盲棋你不能借助外部的视觉空间作为框架，而要完全在一个虚拟的视觉空间（棋盘）里进行，无论是计算的深度、广度，还是计算结果的比较、评价，都会出现诸多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象棋大师可以走盲棋多面打还能保持很高胜率，而围棋能走完一盘盲棋不出差错已经是了不起的业绩了。

    从盲棋的角度，再来看职业棋手的殚精竭虑的长考，其实这种长考类似盲棋，要在脑子里浮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是对大脑的极限的挑战。这里有意志力的因素，即大脑聚精会神、集中注意力不受干扰的能力，也有逻辑性强的认知力量，即对计算的方向和结果迅速作出价值判断和选择，从哪一点出发，到哪一点，有条不紊。高度组织的、有条理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工作记忆超载（overload）的问题。即便如此，职业棋手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工作记忆和分析理性的限度决定了这一点。所幸，人的对手是人，而不是全知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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