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性的困惑：在不确定性中抉择

    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死亡和税。——美国谚语

    人生的经历只有一次。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决定是对的，哪些决定是糟糕的，是因为在任何特定情境下，我们只能作一次决定。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来和第一次作一比较。——米兰·昆德拉

    人的一生要作大大小小的选择和决定，报哪所大学，找什么工作，是否结婚，跟谁结为伴侣，是否要投资股市，如何完成一个任务，或应付一个困局，等等，但这些选择和决定能否满意，能否达到目标，我们不是先知，没有成算。于是，选择做还是不做，选择A还是B，成为生活中的永恒话题。这就是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或然世界里，%没有恒定的得与失，选择了A，%也就意味失去了B的机会；反过来，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围棋同样如此。

    一、理性与不确定性

    我们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里的“理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作一个心理学的规范定义。一个理性的选择符合如下条件：

    （1）它基于决策者自身的条件和“本钱”，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

    （2）它基于对选择的种种可能结果的认识；

    （3）当这些可能性具有不确定性时，选择的根据是对这些可能性发生概率的考量；

    （4）作出的选择在这些条件约束下成功地适应了当下的情形，有助于实现本人的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把决策者作进一步规定，你可能作家政的决策，如何做近期和长远的投资（如孩子将来的教育）。你可能是企业家，代表一个企业作决策。你可能是城市规划的行政主管，也可能是某公司的产品研发人员。这些都规定了你的决策的特定环境，也决定了你如何达到理性抉择的途径和可能。

    决策环境可以看作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选择的范围有明确的界定，对选择的目标和手段也有稳定的知识，不存在外界不明变数的干扰和影响。用博弈论的话来说，选择策略的信息结构是完全的，因此，理性的决策是可达成的。另一个极端是，选择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选择的目标和手段也不明确，随机的、偶然的因素时时在影响决策的结果，这就使理性决策难以实现。大部分决策环境可能在这两者之间，但总是偏向某一极端。如政府、企业、公司运作的环境是一个相对信息完全的环境；当然这不是说没有“天有不测风云”的变数，如资源短缺、人才流失等等可能带来的影响；而是说，在这个“游戏”里有哪些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基本“玩家”，各自有怎样的利益诉求，具体的运作有哪些人力物力资源和操作流程上的制约，它的结构是可梳理的，它的因果链是可追溯的，各种变数发生的概率是可估计的，所以决策的优化是可能的。

    与之相对，股市投机属于另一个极端，因为整个决策环境存在非理性因素，如一个流言就能影响广大投资者心理，造成股市的振荡，以及偶然性，如天灾人祸。也就是说，它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要建立有效的预测模型进行理性决策就是相当困难的，投资股市是否赚钱，往往需要运气的帮忙（当然，这并不妨碍华尔街雇佣专家作股市起落的数学模拟和预测；成熟的股市有其自然的规律，可预测性增强）。

    围棋，除了棋手本身的状态外，最不受偶然因素影响。围棋19%×19%的空间是一个给定了的空间，它的边界是明确的。每一步棋走在棋盘上有客观的后果（包括近期和远期的），在这个意义上，围棋是一个具有“完全信息”的环境，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选择，对手有什么选择，都在桌面上，所选择的着手的后果是客观上被决定了的。但是，一盘棋和人生一样，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由于它几乎没有外部强加的规则（如象棋中车怎么走，象怎么走），它给棋手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自由，但同时也带来理性决策的困惑：选择的过剩。当你到快餐店用餐时，许多决定已经给你做好，你不需要费多少脑筋。但如果是去一家餐馆，你喜欢的佳肴应有尽有，你就会出现理性的晕眩，无从入手，有时只好随性选择。但菜点得不好，并无大碍，下不为例即可。而围棋中走错一步棋，就像企业或政府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是会产生连锁反应和重大后果的。

    如果我们把围棋看成是和社会大世界具有同构性的小世界，一个充满机会和风险的动态世界，棋手决策所面临的挑战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客观的因素，一个是主观的因素。

    客观的不确定性来自事态的发展性，一步棋是好是坏，哪步棋是否一定优于另一步棋，即使顶尖高手也未必意见统一。比如常昊与李昌镐三星杯决赛第二局，究竟是吃白右边一块棋，还是左下跳起（走在A点），争取主动，不同棋风的选手判断不一。（见下图）

    常昊最后是选择吃住白9子（黑带三角一子，69手），确保实利，同时又获得中央的厚势。着眼大局观的棋手会认为左下被白在A下一路压后这里失去了确立胜势的先机。关键在于，“实”的与“虚”的比较，缺乏恒定的标准，实利是已经兑现的现金（吃住9子后手17目，加上厚势潜在的目数，应有20目左右），而A位跳起后建立的“模样”还是张数额不定、尚未兑现的支票。这种近期利益和长远发展之间的权衡，是围棋决策的难点之一。其他难点包括是攻还是守，是采取遏制策略还是挑起战斗。同样是进攻，还面临复杂的计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攻击方法，它们的优劣如何，也有一个未来发展的考量。问题并不在近期结果，近期结果相对容易判断，问题在于将来事态的发展。围棋棋手常常是用回溯的方式，发现某步棋是“疑问手”，所谓“手割”。但在当时下这步棋时，是无法准确判断的，因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加以判断的地步。这与气象变化和天气预报有相似处，近期预测比较容易准确，尤其是现在有了第一时间的卫星气象资料，而且可以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机模拟，但气象变化的将来走向有许多未定的变数，这种动态复杂性遵循的是非线性的、混沌学的原理。所以，气象预报是概率的（如70%的下雨概率），而不是像物理学中的预测，是决定论的（如任何自由落体一定是按照一个恒定的速度坠地的）。

    预报一两天情况相对准确，预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准确性就大打折扣。总之，围棋中决策后果的不确定性客观上是事态本身尚未明了所致。

    围棋决策不确定性的主观因素指人的认知能力的限度。客观的复杂性也会造成主观的不确定性，比如围棋中的或商业运作中的一个具体局面可能是“有解”的，即在几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中哪个方案是最好的方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事人的计算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无法跟上这种复杂性的要求，导致无法做出清晰判断。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结构性的复杂：变量和参数过多，互相之间关系难以梳理。围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空间大、变化多，而外部限定的规则又几乎没有，这就会产生大量需要权衡决策的节点，所谓节点，就是你有多种看似可行的选择。围棋的情形是你作了选择，以为可以轻松时，马上又是一个十字路口。节点太多，造成头绪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计算难以为继，评价无从着手。而且，围棋和生活中的决策都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时间的压力，要把一个问题完全想明白了，一步棋完全算清楚了再下往往是不现实的，有时是不允许的（对一个棋手或企业老总来说，时间也是重要资源）。如果说客观的不确定性是“选择的过剩”，主观的不确定性则是“选择的困惑”，存在多种可行的选择，难以取舍。在这种局面下，人是如何实现理性决策的呢？现代经济学和决策心理学提出了他们的答案，围棋的实践同样给我们重要启示。

    二、围棋“定式”与“有限理性”

    围棋中“定式”的形成和运用，是研究人在应付不确定性的极好案例。何为“定式”，小林光一有如下定义：“在局部战斗中，用最稳妥的顺序，而且能经得住以后的检验，从而被固定下来的就是定式”。定式是怎么来的呢？设想围棋是由四个9×9%见方组成的格局，虽然理论上用数学的枚举法角地的变化是81的阶乘（81×80×79×78……），实际上变化要少得多。一个比较现实的计算是，一个空白区域如果有十个左右的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算出不同的应对。如果对每个着点有4种不同的应法，每个应法又会产生4种应对，那么，只要计算到第10步，每个着点产生的变化已经是410 ，大约是420万步棋，这种数量的组合爆炸对于每秒计算2 亿步棋的深蓝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人的计算力来说，大大超出了负荷。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不是他（她）超强的计算力，而是他（她）的辨别力和逻辑能力。这里，我们就可以运用博弈论的创始人冯纽曼提出的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零和博弈的最小最大化（minimax）方法来推算。

    Minimax的基本含义是在对手做出最不利于自己的应对时仍然争取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Minimax的结果是，博弈双方都能保证得到最低限度的收获。用在围棋或其他棋类上，minimax意味着在计算任何一个变化时，必须假定对手的应对无误，即下出最不利于自己的应手。其结果是，双方可以按照这一原则找到应对模式，结果就有了定式。定式也可以用“纳什均衡”来解释。即它是趋向于两分，互不吃亏的稳定模式。所以双方都不愿轻易改变它（谁改变它都有可能吃亏），这些模式便很容易相对固定下来。定式在实战中产生，又经过反复研究、比较、验证而得出，因此可以说定式是围棋中科学成分最大的，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到的确定性，在这一意义上说实现了决策理论所规定的“理性”，即双方都按照争取最大效用原则行事。

    但是，围棋的变化无穷，定式之外其他种种变化难以穷尽，新的定式也时时出现（也就是说，某一局部必然会出现多个“定式”或“纳什均衡”）。一个定式少则几步，多则几十步。有些定式具有强大必然性，不然明显亏损，甚至有崩溃之虞；有些定式则具有弹性空间，将来趋势也未必明了。由此可见，在变化的棋局中，“均衡”、“两分”，只有相对意义。那么，为什么定式在围棋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呢？更广义地说，为什么棋手在重大比赛中有时避免尝试“新手”，而要依靠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但可以满意的着法呢？这就要用到赫勃特·赛蒙（另一译西蒙，Herbert%Simon，1916~1997）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概念了。

    “有限理性”即我先前所说的造成不确定性的主观原因。赛蒙认为，人无法获得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因此经典经济学中决策理论完全信息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再者，即使人能获得所有信息，人也无法实现充分理性，因为我们能力有限，而且面临时间压力，不可能无限制地周全思考一个问题的全部复杂关系及行动后果。这就是赛蒙“有限理性”的命题。那么，有此缺陷的人究竟如何决策呢？赛蒙发明了satisfice%这个新词（由satisfy%“满意”和sacrifice“牺牲”两个词合并构成）来概括人或组织的理性行为：人并非无限制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在有限能力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为理性要义（见本文对理性的心理学界定）。这一非常心理学化的决策理论使赛蒙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任何定式都只能实现相对的均衡，由于周边和全局配置的不同，每一个定式都蕴含着新的不平衡（形势向某一方的倾斜）。而所谓棋高一筹，正是看到了不平衡所带来的契机，进而获得胜机。因此，当日本棋手研究围棋布局的规律性（确定性）时，吴清源却悄悄地引发了一场围棋革命。吴清源很早就认定“定式基本上是没有”。吴清源反对定式，是保持围棋的创造和想象的兴味，而不使之成为胜负功利的工具，造成围棋的退化。所以他宁愿不走“大雪崩”这样的大型定式，而要保留更多的变化。吴清源的围棋思想与当时日本棋界的因循守旧形成鲜明对照。而更深一层含义，可能是他受到中国哲学中“法无定法”思想的影响。具有这样思想的人不是像早期日本围棋研究那样，试图确定各种条条框框或绝对的“道”来消除世界上的不确定性，而是要与不确定性共舞。这个思想在吴清源对于他与木谷实的不同的评论中体现得很充分。他不能认同木谷实试图靠计算筛选出最佳着法的做法，而更加相信直觉对围棋的动态把握的力量。而对于定式，小林光一也认为定式不可通用，局部构思不利于全局时就应该使用变着。小林光一甚至畅想天马行空一般的无定式制胜法，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围棋还能这样下！

    三、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率和控制

    围棋认知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应该有广泛的范式意义：这些学科都涉及人这一具有思考能力的主体，都涉及人与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事态都是不断在动态发展中呈现出本质，因此具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围棋是通过怎样的形式理性地把握这种动态复杂性的呢？我认为主要是通过两个原则：效率和控制。

    效率美国加里弗尼亚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数学教授Burlekamp在10年前曾邀请江铸久和芮乃伟夫妇在旧金山下过一盘“实验棋”。方法是设置由大至小的分值卡（从20目始按半目递减至1目），双方轮流有资格用轮空一手棋的代价来换取所剩卡的最大分值。比如轮到的一方发现盘面上没有一步棋有10目的价值，而桌面上最大的分值卡是10目，他（她）就会选择放弃一手棋而获得10目作为交换。我想Burlekamp教授的理论预测是职业棋手对每步棋的价值都有显性或隐性的量化判断；根据棋盘越下越“小”的规律，一步棋的价值会随着棋的进行（尤其是收官阶段）呈递减状态。从理论上说，Burlekamp教授的思想是有启发的。围棋的竞技往往是子的效率的比较，而对一步棋的效率、价值的精微判断常常是棋艺高低的所在。据说日本有一位高手在序盘就判断一方将一目胜出。结果不出所料。观者无不惊叹此公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其实不然。这位高手的判断很可能是根据他对棋枰上已经落下的子的效率的判断，如果双方保持各自的行棋效率（包括偶尔的错进错出）到终局，估计胜方稍好一点，所以判断是一目的胜负。虽然职业高手并无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但他们对子效和局面优劣的敏感仍然是常人（包括刚入职业棋界的新手）难以企及的。

    围棋中的价值维度，不仅仅是直接的、间接的“受益”，还有风险因素、机会成本、控制权（先手）的考量。当然，围棋的量化判断可以是精确的，也可以是模糊的，有时棋的效率和价值是非量化的，如厚薄、后续、先后手。尤其在复杂的中盘战斗中，得失判断往往是定性的分析，难以量化。精确的量化计算只能是死活和官子。有趣的是，为了符合实验的需要，江铸久和芮乃伟只能将棋下成平稳的细棋，如若互相绞杀甚至一役定乾坤，每一步都不可或缺，千钧系于一发，Burlekamp教授的分值牌子即使提升到四五十目，棋手恐怕也无动于衷。但反过来说，厚薄、先后手、局部战斗对于全局的重要性，也是可以用数值来表达的，类似规范决策理论中的效用值（utilities）。但是，棋手运用的恐怕还是模糊思维，如“还是这一步大一些”，大多少？恐怕难以用效用微积分或者精算公式来表述。这种价值判断还是在现实动态过程中进行的。什么时候要“先手便宜”，将局部定型，什么时候要保留余味，留待将来，需要十分精妙的效率感和对时机的把握。我们现在还无法明晰地了解围棋高手是怎样实现这样精微的判断的。也许，大脑中真的存在某种类似微积分的计算机制，导致棋手独到的直觉判断（“这步棋更大”），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这种机制是什么。

    控制

    我在读大学期间曾经有一度对打桥牌十分着迷。我尤其偏爱主打“无将”定约。“有将”定约庄家往往有将牌优势，容易控制局面。“无将”定约则不同，你必须控制局面，否则可能被对手在某个长套花色打穿而无法完成定约。围棋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无将”约定，每颗子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子具有行动的特权或豁免权。围棋是平等的，你不能指望有抓一手好牌的运气，你不能指望像“微软”那样用自己的强势把对手挤垮，通吃软件市场。围棋中的控制感，源于对局面的审时度势，既顺应局面作必要的变通，又主导局面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追求效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控制则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能够驾驭全局，主导整盘棋的走向，不陷于战略的被动和战术的窘迫。如果我们把棋盘看作是充满惊涛骇浪的大海，棋手就应该是一个指挥若定的船长。如果我们把棋盘看作是一个战场，那么棋手就应该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既有攻城略地的卓越智力（计算能力、谋略能力），同时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善于拿捏分寸，依从当行当止、合乎于自然的法度。

    围棋中的控制技巧首先体现在如何把握先手与先机。“宁弃数子，勿失一先”，体现了这一个思想。聂卫平常常显示这种弃子争先的过人胆略，为自己赢得主导权、主动权。灵活是控制能力的另一种体现。棋手的腾挪、重组、转换能力使自己能够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不会被局部的不利因素所困，陷入败势。声东击西，%来去无踪，古力就是今天有这样风范的棋林高手。古力把围棋的灵活性发挥到极致。在我看来，他是不多见的可以在不定型的局面下游刃有余的棋手。古力就像是攀崖高手，常常命悬一线，随时可能崩裂，他却依然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有人说得益于他极强的计算能力，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他往往能够在看似破碎的地方有效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和结构转换。

    均衡也是控制能力的一个具体表现，吴清源的六合理论，“围棋十诀”中的“不得贪胜”、“入界宜缓”等等，都一再强调平衡“势”与“地”，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平衡攻击与防守，平衡效率与安全的重要性。均衡的本质是“度”的把握。马晓春说，韩国新锐下棋每步都要下到十分，意思是效率要最充分，满打满算。但这种一味追求效率的下法也容易下得“过分”，英语中的“overplay”，就是指失去了分寸，过分了。下得过分，就容易失控，容易被动挨打。所以，处理好效率和控制的关系是围棋技艺的一个关键。

    先机、灵活、均衡，都是与棋盘尚有较大回旋空间有关。回旋空间本身乃不确定性的根源。围棋中应付不确定性的最经典、最深刻的策略，是“试探应手”，如成语说的“投石问路”：迫使对手做出选择，使局部明朗化后，然后决定自己的选择。这样，在战略上它增加了自己选择的合理性和确定性，而同时又限制了对手的选择余地。如果说“试探应手”是增加自己选择的有效性的话，“留有余味”则是和它异曲同工的另一面，不把余味走掉而失去最大限度利用子力的机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等待事态明朗化后适时切入，抓住获得最大利益、充分实现子的效率的最佳时机。“试探应手”和“留有余味”对商业运作上应该有启发。市场尚未明朗时，急于投入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但不及时决定，又会错失时机。在任何复杂动态的系统中，决策者都需要充分利用反馈机制。试探应手在这个意义上，是反馈机制的妙用，而静观事态的发展，等待时机发挥“余味”的作用，有时也是良策。

    宏观上，我们可以把围棋的控制策略大略分为两极，一极是刚性控制，另一极是柔性控制。所谓“刚性控制”是以强大的主导意志和力量取胜的控制策略。木谷实可以算是这样的棋手，他能够采取先捞地然后再治孤的战略，仰仗的是自己的计算力和判断力。“刽子手”加藤正夫，中国的刘小光、古力等擅长的凌厉攻击也可以看成是刚性控制策略的体现。“柔性控制”则相反，不固执于某一种既定战法，不进行直来直去的攻击，而是采用一种绵里藏针的策略，在不经意中取得战略优势。陈祖德回忆1963年的中日围棋赛对阵杉内雅男九段的对弈时说，“他巧妙地进行迂回战，%犹如善于轻功的侠士一样，%声东击西，%来去无踪。我和桑原七段的对局虽然费劲，%但总能把浑身气力使上去，%而今是有劲使不上，%这是最可怕的。他的白棋稀稀拉拉，%好似撒豆子一般，%%但又遥相呼应，%%彼此关联，%且子子占要害，%着着据急所，%下得滴水不漏”。

    这盘棋从一开始，杉内的白棋对黑棋实行的即是若即若离的攻击。整盘棋，我们看到的是白棋的行云流水般的步调，从容不迫的气度。参考图中，棋局进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黑棋6靠下，欲与右边一块白棋一拼时，白棋7（118手）点入黑角，时机恰到好处。黑棋对吃住白7一子没有成算，所以走黑8从里边挡，不敢贸然走在外面，否则白A位飞，右角黑棋顿时浮了起来。就白7这一手，白就便宜了很多（将来先手时可在二路扳进黑角）。

    这里体现的机敏的应对和巧妙的次序实在是对不确定性的精妙利用：利用局部的不确定性先获得先手便宜，然后再处理被攻击的白棋。我们看到棋手是怎样在不确定性中达成理性的：他们驾驭、利用不确定性，而不是消除不确定性；他们不追求绝对控制，而是行云流水一般随物赋形，用柔软的身姿和灵活的步调与之周旋，康路《陈祖德：围棋的美妙在于不确定性讲究的就是舍得》，2007年01月29日，用巧妙的手段使它变得清晰可辨。

    四、围棋：一个探索人的理性本质的窗口

    米兰·昆德拉说：“人生的经历只有一次。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决定是对的，哪些决定是糟糕的，是因为在任何特定情境下，我们只能作一次决定”。也就是说，生活从来不会提供重复的机会来让我们进行比较。评判生活中的决策的理性确实困难，因为生活中的偶然性太多，不同来源的噪音使我们对事件的不确定性，对决策的有效性无法作有效的追溯。同样，当天才的数学家、经济学家、电脑创始人冯纽曼向我们展示用数学公理解决理性抉择时，他也没忘了提醒我们，这种数学化的解决是静止的，而现实世界是动态的。我们纵然可以在实验室里对物理世界作出精确的表述、预测和控制，在研究个人和群体的社会科学，我们研究的对象、现象，只有相对的规律和轨迹，而不存在实验条件下的可重复性。所幸，围棋的世界虽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比起难以追溯事情原委的现实世界，它又是一个可供精确观察的世界。每一个决定都是可追溯的，它的依据，它的优劣，它的近期和深远的后果，都可供系统地探讨（例如“手割”的方法），使我们不断认识自我，走向理性。围棋，作为一个自足的世界，使我们有可能探讨人类理性在把握复杂动态事物时的能力、限度、过程，从而不仅描述这一心理过程，而且教会我们如何作生活的抉择。围棋为我们敞开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第二节    从数学博弈到心理博弈

    经济学是一门心理科学。——阿尔弗雷·马歇尔

    在《三国演义》的“空城计”中，诸葛亮明明是守着一个空城，司马懿为何不敢贸然进入？显然，他是考虑到诸葛亮的老谋深算，唯恐中了圈套。但有一中学生突发奇想，撰成《空城秘史》：说是司马懿其实是已经探查到这是一座空城，拿下诸葛亮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司马懿暗忖如果世上没了诸葛亮，他自己的前途性命也将岌岌可危，所以决定退兵。退至半道，惊叹诸葛亮的高明：诸葛亮敢于城门大开，毫无顾忌，是因为早就料到司马懿会为了保全自己而放他一条生路！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博弈，彼此都在推测对方在博弈中的利益和对策。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对手的意图，预测对手的行为，成为成败之关键。

    美国政治学家，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设想我晚上听到异声下楼探查，手上拿着一把枪，突然看见窃贼就和我面对面站着，手上也拿了一把枪。这时，我们面临两人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危险。即便他其实也想悄悄走人，而我也乐得网开一面，但危险在于他可能想我会开枪，所以首先开枪，先发制人；或者更糟，他会认为我认为他会开枪！”。在这场对峙中，判断对手的意图成为决策的关键。而且，你必须在数秒中作出准确的判断。然而，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

    一、博弈论的逻辑

    博弈论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空城计或谢林所描述的情景：你的决策的有效性有赖于你对对手有哪些招数，会怎样出招的判断。

    《孙子兵法》早有论断，理性决策有赖于知己知彼。数学家约翰·纳什将博弈互动分为两种：合作的和非合作的。这里“合作”是指博弈双方确立了有约束力的协议，根据协议各自对对方作出有效承诺。而“非合作”则对方没有义务保证你的权益，甚至可以处处与你作对（如球类、棋类比赛等等对抗性博弈）。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有大量合作博弈，如公司银行的信贷关系、企业管理层与下属职员的关系、婚姻关系、国际结盟等等；也有大量非合作关系，如国与国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或者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在合作博弈中，你可以预期对方在谋求利益最大化时仍然会信守承诺，不损害你的利益。但在非合作博弈中，你就无法保证对方在谋求利益最大化时不以牺牲你的利益为代价。这时你又如何来保证你的利益呢？这是非合作博弈的关键问题。我们先来看“囚徒困境”的例子。

    两个同伙被分别关押审讯，他们被告知，如果两人都招供，每人判八年监禁，如果两人都不招供，各判一年。如果一个招供而另一个抵赖，招供者只判三个月，而抵赖者判十年。

    如表，每人有两个基本策略可供选择：招供、抵赖。表中的两个数字，分别代表囚徒A和囚徒B的回报或效用（报酬为正数，惩罚为负数）。根据这个回报矩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囚徒B招供，那么囚徒A也应该招供，这样少关两年。如果囚徒B抵赖，那么囚徒A还应该招供，因为这样囚徒A可免牢狱之苦，抵赖则要关一年，招供还是比抵赖好。这样，对双方来说，“招供”是主导策略（dominant%strategy），即不管对手如何选择，“招供”都是最有利的选择（围棋中的“本手”是也）。而“招供，招供”的策略组合就它的回报结构而言就构成了稳定的均衡，这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的例子，很好地演示了博弈论应用到现实生活时的一个基本预设：博弈者了解自己和对手的所有策略及其这些策略的正负效用。但是，根据有限理性的原则，这一预设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成立。对此，约翰·纳什的回答是，没有必要假设博弈者对整个博弈的数学结构（效用结构）有透彻的了解，或者有能力和倾向于作复杂的推理活动，而只要假设博弈者能在博弈中掌握各种策略的相对优势即可。也就是说，博弈者在不断的实践中行为会自然而然趋向于策略的优化，而不需要在头脑中作深思熟虑的推理；纳什把后者称为“理性主义的，理想化的决策模式”。这和传统的“无形的手”的论点（包括弗里德曼对微观经济学的论述）相似，回避了理性究竟如何在个体思维（有限理性）中实现这个难解的心理学问题，其假设前提是：无数个体行为累积后，具有与个体理性的同等效果。按照纳什的思路，形成策略优化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不断的实践（“实践出真知”是也），记忆各种策略的相对优势，随机选择策略的能力。满足了这些要求，可以说策略选择就有了自我优化机制（使用概率上的优胜劣汰）。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观点，即人的行为是根据行为正负效用的统计概率作出的，类似斯金纳的“操作调控”（operant%conditioning）。

    1994年是博弈论确定显赫地位的一年。是年，博弈论的三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1945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终于在50年后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承认。同年得奖的还有哈萨尼和泽尔腾。哈萨尼解决了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纳什均衡”的问题。在论述中他提出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对手的“类型”，比如在上述“囚徒困境”中，了解对方是那种偏向抵赖的，还是偏向招供的，对决策的优化有直接的关系（如确定对方“抵赖”的可能性大大超过“招供”，则选择“抵赖”可能比“招供”少关7年）。在围棋中，不同的棋手对策略有不同的偏好，有的喜欢实地，有的喜欢厚实。这在进行决策时也要加以考虑。泽尔腾则探索了另一个问题，即考虑到人偶尔总会犯错误这个有限理性的制约后，纳什均衡是否还能成立。泽尔腾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颤抖手完全信息”：他设想“理性之手”也有“颤抖”的时候，这时，整体的优化是否会受影响。用围棋的语言来说，当偶尔出现“缓手”时，整体的策略优化是否依然能维系？哈萨尼和泽尔腾使纳什提出的任何有限的非合作博弈均能找到均衡点的观点更加精细，更加切近实用。虽然他们的方法是数学的，依赖效用的量化、参数的建立和概率的计算，他们也为决策心理学提出了新的途径。

    二、博弈的心理学依据

    理论上说，在围棋博弈中，信息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盲点。围棋作为争夺地域或空间的竞技游戏，有明确的目标结构、战略战术。即除了盘面上的选择，没有其他选择。另外，理论上说，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方有哪些选项，整个棋局的历史演进是明了的，自己想干什么，对手想干什么，互相之间没有秘密；围棋博弈在这种意义上是信息对称的博弈。作为博弈，棋手必须考虑对手可能的谋略、抵抗、反击，这是决策活动的主要制约条件。但是，我在上一节谈到，由于围棋的变化太多，要棋手完全算清所有变化是不现实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围棋是信息对称的呢？只有一种假定，即双方的围棋棋力相当，从而互相可以说没有秘密。这就是博弈论学者罗伯特·奥曼提出的“共同知识”假说，即我知道你知道什么，而且，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什么。这为“纳什均衡”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认知基础。罗伯特·奥曼的对博弈论的贡献，使他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对称观（“共同知识”）在现实世界中（包括围棋）是否现实呢？当哈萨尼被美国裁军委员会邀请作裁军谈判研究时，他最初意识到的问题就是谈判各方对自己的优势、能力了解很清楚，但对对方了解甚少。同样，“商务公司对于与自己公司的运作有关的经济变量比对于与自己的竞争者运作有关的经济变量总是要更熟悉”。我在前面谈到围棋作为“话语”的公约性，也意味着手谈双方对对方能心领神会（信息的对称）。但是，难道话语的一方不会瞒天过海，甚至“误导”对手吗？从心理学角度说，博弈的优化决策的数学模型的论证是一回事，在现实中人们是否按照这一模式行事是另一回事。与奥曼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托马斯·谢林对此有深入论述。

    博弈双方在用战争还是和平手段解决利益冲突上都有“两败俱伤”的共同知识，但是博弈中产生的变数使回报（效用）上稍稍的不平衡就有可能使一方贸然选择风险更大的战争威胁。美国和朝鲜围绕后者研制核武器而展开的博弈充分证明这一点。谢林认为，这种策略效用的微妙变化是纯形式分析说无法掌握的：“没有经验证据，人们无法靠逻辑演绎出零和博弈的真谛，这就像我们无法依靠逻辑推论断定某个笑话一定会好笑一样”。他认为选择什么样的均衡关系，是“实验心理学可以对博弈论做出贡献的地方”。谢林进一步引入心理学因素，认为虽然和平总比战争强，但是，如果一方可能无法确信对方的诚信而引起紧张，就会使和平进程变得十分脆弱。这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关系中尤其明显。共同知识是一回事，是否能领会对手在当下的情绪、动机、意图、意向，是另一回事。总之，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将心理学科（行为的实证研究）引入了以数学论证为主的经济学领域。另一方面，围棋作为人类的实践领域，也提供了大量信息对称和不对称的经验证明。

    三、信息不对称性：博弈主体间的本质特性

    从心理学着手的博弈论和从数学着手的博弈论是有巨大差别的。数学要求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公式求解、证明，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数学问题。心理学本质上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是对现象作行为上的描述，同时对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作推测和验证。一个问题有数学上的解决，不一定具有心理学上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比如博弈论中最关键的参数是不同策略的“回报”（payoffs）。这种回报或收益的估计在心理学上如何实现，数学家不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回答这样的问题，而心理学者必须回答。那么，博弈的心理学依据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根据经验对对手的意图和行为的预期，表现在棋类博弈上，如果自己这样走对手会如何应，结果大致会演变为怎样的局面？上一节我们看到职业棋手对“效率”确实有一种精微的把握。这可以作为信息对称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数学意义上的博弈论的观点，即“回报”对于棋手确实有可量化的一面，而且，双方对棋的效率和价值有相同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具有哈萨尼和奥曼所强调的对称性。但是，围棋也提供了博弈中信息不对称的大量例证，这主要是因为主观预期未必与客观现实和对手意图吻合。

    首先，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上，棋力弱的棋手相对较强的棋手，必然是知其一，不知其二。马晓春调侃道：“世界冠军的棋，你也看得懂？”讲的就是这种差异。两个棋手水平的差距越大，信息越不对称：你看到三分，对方看到了八分，所以你绞尽脑汁，还会输，对手能“多面打”，还能赢。棋艺的优劣，棋手的自信，如胡荣华大师所言，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构建有效的对手的行为模型（目的、意向、计划、风格等），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重要依据。当然，棋力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与奥曼的“共同知识”论述没有矛盾。奥曼认为，人们正是通过学习达到信息对称（共同知识）的。与高手“手谈”就是一种直接在博弈中学习博弈的方式：学习他们的洞察力，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但是，还有一些场合，即使双方棋力相当，信息依然不对称。这是因为，虽然棋手理论上可以对“效率”作精确的计算，但他们建立的各种可能的模型时常是根据经验和心理预期，而不是做最充分的分析和计算（时间往往不允许）。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棋手的谋略，而谋略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对手有所不知，此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围棋棋子都在明处，不像纸牌游戏，无法佯装。但围棋的复杂使人无法看清所有变化的结果，及各种结果的微妙关联，也无法看清对手的全部意图，给棋手施展计谋提供了用武之地。我在“运筹篇”引用的曹薰铉的例子就是一例。马晓春《三十六计与围棋》一书，讲的就是如何发挥想象力，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出奇制胜，本身就隐含着运用想象力制造信息不对称的含义。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等等，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妙用。

    进一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不对称是因为谋略者通过协调局部的战术特点和整体的战略意图来实现的。它源于对一步棋对全局和局部影响的周密考虑，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否协调和整合力量最大限度地稳固或扩张自己，遏制或打击对方，是围棋实力的重要标志。和空间关系的协调相关的是时序的把握，即围棋中常常强调的“次序”和“时机”。曹薰铉在上篇提到的战例中，次序细微到环环相生，丝丝入扣。次序在围棋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在政治、商业、军事行为和管理学上有广泛启示作用。次序是一个因果链问题，一个环节都不能差。在战术上走错一个次序，或漏走一步，都会无功而返，甚至铸成大错。在战略上不重视次序（如积蓄力量是重拳出击的前提），则要么是犯冒进的错误，要么是缺少建立战略优势的深远谋略。

    信息不对称和计谋的成功，与棋手各自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也有关。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次对弈中，你拿的是白棋，棋下到90手，你判断你的白棋不错，这时，你被突然要求下对手的黑棋，而由对手来下你的白棋。这时，你会不会重新审视你原来的白棋，你对白棋是否不再那样乐观？你是否觉察到白棋先前没有被发现的弱点呢？不管怎样，你一定有一个调整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的问题，因为攻防的地位完全对换了，思考的角度也出现了变化。

    我们在任何对抗竞技（如篮球中人盯人防守）中都能看到，防守方总是要比进攻方慢半拍。这是因为“出招”总是在先，“接招”总是在后。从心理学角度说，当棋手处于进攻姿态时，其倾向是无所不用其极，尽可能最有效地打击对方，确立优势。而当棋手处于防守方时，他（她）会根据经验判断有没有死活问题，是否需要补强，而不会像对方那样处心积虑，机关算尽。这就像匍匐在丛林里准备出击的狮子，它应该选取什么时机，猎物会怎样逃窜，它有什么对策，早有预谋。而防守方相对是被动的，一只羚羊在那儿可以万分警觉，但它还是无法完全知道猎豹的全部招数，也无法预测猎豹出击的时机。对棋手而言，攻击的预谋总要强于防守的缜密。第五届应氏杯常昊在对宋泰坤的决胜局中第116手过早消劫，没有防范对方在左上方的严厉攻击手段，差点失去进入决赛的机会。

    信息不对称与攻防中计算的宽度和深度也有关。罗洗河对崔哲瀚的白2（见《知觉篇三》）的出乎意料的着法，按罗洗河自己说是“99%%的灵感，1%的诡道”。为什么会得手呢？这是因为进攻方专注的是计算的深度，即既定方案的可行性，战斗的最终结果问题；防守方专注的是计算的广度，即受到攻击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如何摆脱受攻状态。这种广度和深度的不对称，也许是导致崔哲瀚对白2 的缺少考虑的重要原因。攻防双方思考问题的“不对称性”，是以计算“回报”或“收益”为基础的博弈论不会考虑到的心理法则，也是使棋局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重要原因。

    信息不对称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骗着”和“鬼手”。“骗着”就是利用对手的常规思路和期待，诱使对手下出随手棋来，埋藏下出其不意的好棋。如罗洗河对宋泰坤的两年前的一次对局，罗洗河下出一手反常的棋，常昊怀疑可能是“鬼手”，宋泰坤随手应了一下，由此埋伏下后来被罗洗河“挖”的致命一击。“鬼手”、“骗着”成功的前提是对手不会识破或看清，否则可能亏损。

    博弈的信息不对称是理性决策的又一挑战，同时又为创造性谋略和想象提供了机遇。赛蒙、谢林、哈萨尼、泽尔腾都沿着阿尔弗雷·马歇尔所指的方向，向心理学靠近，更贴近现实中人的实际行为，对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作出更深入的理解。塞蒙在他的1978年12月8日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谈到，管理科学中的决策理论关注的是如何决策，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决定（theories%of%how%to%decide，%“rather%than%theories%of%what%to%decide”）。也就是说，决策理论应该把握的是程序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而不是内容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这个观点今天依然是有启发的。在如何作决定上，围棋为研究博弈论提供了新的视野。围棋的实验和经验研究将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口，看到行动中人的理性及其限度，而不是虚拟的逻辑理性。它没有数学的雄辩，却透露出古老的智慧。

    ）第三节    棋风＝决策的稳定价值取向

    风格即人。—— 布封

    少考虑风格，多关心结果。——鲍比·奥尔

    常昊三星杯对李昌镐决赛的第二局（见《决策篇一》图一），69手究竟是吃右边9子，还是左边跳起形成模样。前者获得实利并使黑棋中央十分厚实，但落了后手；后者赢得全局的主动和先机，但究竟能够获得多大实利无法准确判断。究竟哪一步更大，即使高手中也有分歧。正是这些不确定性提供了棋手表现不同个性的空间，风格由此凸现。

    一、作为价值取向的棋风

    “棋风”是围棋中一个关键概念。认识棋风的一个途径是把棋风看作是某一棋手在决策中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棋风有时是自觉的，比如表现为某种基本信念，如是朴实无华的棋更好，还是华丽奔放的棋更好，棋手有不同的看法；但棋风的形成却很可能是无意识的，是一种自然的个性流露，如常昊偏爱厚实和绵密，马晓春的棋流露仙风道骨，刘小光称自己骨子里有“硬”的一面，所以喜欢不依不饶的战斗，江铸久的性格中也有着特立独行的东西。在韩国和日本的棋手中，大致也能找到对应的棋风和个性流露。当然，风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从不同侧面去界定棋手的风格。比如，围棋中有依赖计算为主和注重直觉的区别。吴清源认为自己更相信直觉，而木谷实则更重视计算，这是一种认知风格上的差异，同时也是认识论信念上的差别。从决策角度看，棋风的差别体现在策略或战略层面上。一种决策趣向发展成行棋的一贯的基本策略，即为风格，围棋中的各种风格形态，棋手的判断和选择，正像常昊对李昌镐三星杯决赛第二局的69手，体现的是棋手的稳定的价值取向。

    如果棋风体现的是价值取向，我们是否有可能对围棋策略中的价值取向作进一步的描述呢？首先，我们可以把效率与安全（厚实）作为一对矛盾。如同一个企业是慢慢做大，保持足够的后劲，还是不失时机地迅速扩张，争得先机，可能是董事会里争论的焦点，围棋的研究室里，对此也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第二，与“效率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是进攻与防守的矛盾。这是鹰派和鸽派的不同：在拳击场上，你是想一举将对手击倒，还是以记点胜，在不经意中取得不可逆转的战略优势（哪怕是非常微弱的优势）。前者如古力，后者如李昌镐。

    第三，还有着眼于“现在”还是“未来”的矛盾。比如上述常昊的69手，是像实战那样吃住9子，还是跳起形成模样；常昊、曹大元、俞斌这样的喜欢实利或厚实的棋手会觉得吃9子更实在牢靠，而藤泽秀行或马晓春等很可能批评这一手过于保守或贪图实利而丧失了全局的主动；这些更注重“未来性”的棋手会认为左下跳起后中央形成的潜力巨大。着眼于“现在”还是“未来”，同样折射出棋手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现实派喜欢实利，看清了就下，喜欢早早定型；浪漫派喜欢富有变化，玩味棋的意趣。

    第四，与“着眼于现在还是未来”的矛盾相关，棋手同时要考虑“机会成本”和“风险”这对矛盾。棋局与生活一样，选择了A，意味着失去了B的机会。每一次选择防守，也就意味着失去一次进攻的机会。如果B是一个更具有吸引力同时又有更大风险的“潜力股”时，你会与它失之交臂吗？想象让古力和常昊去投资股票，我想古力一定不放弃任何机会，而常昊一定会慎重考虑风险；别忘了，在拳击中，重拳出击的那刻也是自己最容易受到致命打击的时刻。古力假如没有那种随时能转身的柔软身段，他那样的贴身紧逼的棋风是很容易崩裂的。

    二、鸽派与鹰派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把棋风归为“先发制人”（攻击型）和“后发制人”（防守型）两种。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李世石、崔哲瀚、古力、罗洗河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李昌镐、林海峰、常昊、依田纪基、朴永训等。这种差别正如荷兰足球与意大利足球的区别，当然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中间地带。从博弈的角度看，先发制人对先发制人是一种战略平衡（纳什均衡），后发制人对后发制人形成另一种战略平衡。而先发制人对后发制人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我用鸽派与鹰派来形容两者：

    鸽派 鹰派

    鸽派 1， 1    0， 1

    鹰派 1， 0    1， 1

    案例：第二届丰田杯决赛决胜局，常昊VS李世石：后发制人与先发制人的博弈以常昊丰田杯对李世石的决胜局为例。常昊为什么选择了脱离主战场的115手“断”。根据常昊的回忆自述，常昊认为既有优势意识下选择保守下法的一面，也有局部对杀技术上与李世石的差距而造成的心理胆怯。常昊争夺梦寐以求、久攻不下的世界冠军的决胜局，局面处于优势，当然是因素之一。但是，如果不考虑常昊的后发制人的厚实棋风，和面对的对手是善于搏杀的李世石的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常昊的115手。这步以静待动的棋加强了下边黑棋，同时又使左边白棋变薄，有利于左上的伺机出动。

    这是不同棋风碰撞时出现的“回报”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对手不是李世石，如果不是他下出一连串的先发制人的手筋，而是一个棋风同样厚实稳健的棋手，常昊这一局的115手未必会成为致命的缓手和败着，甚至可能成为稳健的好手。鹰鸽博弈的差异，在这里得到展现。博弈论的精髓也正在这里：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你的对手有哪些策略，擅长什么策略。

    三、棋风的消长和嬗变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棋风之间的彼此互动和消长，是一个十分微妙和有趣的问题。我们可以问新生代的棋风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棋越来越注重战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在“适者生存”的棋坛上，是否存在主导性棋风，还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化博弈论（evolutionary%game%theory）原本是用博弈论解释生物进化的学说，但它的适用面超出了生物学，棋风的形成和发展，就可以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思路来理解。进化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是某种生物的基本生存和繁殖策略如果具有进化稳定性，它就必须有利于增强这一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由于生物世界充满生存竞争，所以任何具有进化稳定性的策略，也必然带有“纳什均衡”的特点。比如，像狮子老虎这些攻击性、危险性极强的动物，碰到麋鹿或大象有时也没辙。麋鹿生就无法企及的奔跑能力，善于“轻灵腾挪”，大象虽然相对滞重，但是其体形硕大，难以扳倒（“两枚腰”是也），而且喜欢集体行动，无法各个击破。所以说，生物界充满着均衡的策略组合，使这些生物能够生存繁衍。我们也可以设想，在围棋天地里（或者在商战和各种利益冲突的关系中），棋风正是具有“进化稳定性”的基本策略。

    我们可以设想棋风的形成和稳定的延续有两种基本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棋风之间有简单的相克的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些处于劣势的棋风就会越来越难于维系而最终绝迹。例如，我们早些摆出的“鹰鸽博弈”。如果我们暂且把传统的均衡厚实的“防守型”棋风看成是鸽派，把韩国的凶悍骁勇的“进攻型”棋风看成是鹰派，那么，在老鹰们集聚的韩国，我们可以预测鸽派会越来越难以生存。而由于生存的优势，棋手会纷纷复制老鹰的策略（比如研究、效法他们的战法）。而在鸽派主导的日本，一旦有了老鹰的侵入，鸽子之间原来保持的平衡也会被打破。但是，还有第二种可能性是，进攻型和防守型棋风之间形成了“纳什均衡”，即不同棋风的棋手对弈时胜率大致相当（或者，设想足球赛荷兰队与意大利队交手胜率五五开）。这时，他们就没有必要改变棋风。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棋风之间形成一种更复杂的动态关系。设想在进攻型和防守型之外出现了第三种类型，混合型。最典型的混合型是打防守反击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在防守时会突然发力，使对手措手不及。混合型可以是由防守型向进攻型的一种变异。比如，李昌镐几次在番棋上输给崔哲瀚，他就喜欢改变一下棋风，尝试更积极，甚至更凶悍的下法。常昊与比他年轻一辈的棋手交手时也会意想不到地发力。防守型的棋手这样下的人多了，而且对付进攻型棋手有效，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混合型棋手。混合型也可以是由进攻型向防守型的一种变异。如李世石现在的棋虽然保持了他的攻击性，却比过去更加含蓄和均衡。但是，有意识地变化自己的棋风会引起发挥不稳定，如2007年初三星杯决赛李昌镐对常昊的咄咄逼人的下法，不仅与李昌镐的棋风大相径庭，而且明显过分，导致战略上的被动。这样，当改变棋风适得其反时，棋手就会有回归原本棋风的态势，即回到自己更得心应手的下法。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棋手保持他们的棋风的鲜明特色和纯粹性，而另一些棋手则呈现出杂色，他们不断在攻击和防守之间变换，时而显得温柔敦厚，时而又露出“天煞星”的面孔。稳定是为了生存的常态化，变异是为了生存的竞争需求。

    四、棋风：文化和个人

    我在《生态篇三》谈到，围棋的棋风固然有自然生态的一面，也有文化生态的一面。因此，有必要探讨风格的文化历史成因。围棋在日本被职业化后，它真正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虽然在日本棋手中也有不同的棋风，但总体上，日本围棋给人中规中矩的印象，走“无理棋”、搅局、死活不认输，不仅会被耻笑，而且会被视为是棋手道德上的瑕疵：缺乏风度和修养。另一方面，很少有棋手像日本棋手那样认真到呕心沥血的地步。猝死在纹枰旁的日本棋手在历史上也常有记载。也很少有棋手像日本棋手那样对围棋保持着一种理论上的兴趣。日本围棋的布局理论和对定式的研究，符合日本民族对条理的讲究，对形式美的膜拜，对棋道的不懈追求，对传统的器重和敬畏。同时，日本文化中的权威意识和等级制度客观上又使日本围棋趋于保守，直到吴清源这样的外来者对这种权威产生强大的冲击。

    与日本围棋的中规中矩相对照的是韩国围棋的“无法无天”。韩国围棋似乎秉承了游牧民族的彪悍骁勇、无所顾忌的精神。从徐奉洙、刘昌赫，到李世石、崔哲瀚，他们似乎都是横空出世，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他们给棋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酣畅淋漓的对攻常常由于一着不慎而一命呜呼。他们的棋未必是最精致的，但却是最奔放的，最富有想象力的。他们使围棋变得更为锐利和进取。韩国的棋之于日本的棋可谓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能拿我怎样！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处于两者之间，是正反合辩证的合题，中国的文化熏陶，成就了吴清源的“中和”理论，其本质是均衡和适度。施定庵《弈理指归序》这样描述棋道和人道：

    岁壬子，偕梁丈游岘山，见山下出泉潆漾纡余，顾而乐之。丈曰：“子之弈工矣，盍会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

    梁丈认为弈棋光有技术还是不行的，还要有一种通脱的，顺乎自然的精神境界。施定庵称自己由此而领悟了棋道。不勉强，不强求，不走极端，顺乎自然，天人合一。棋道的内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1933年吴清源对自己与秀哉名人的对局的事后反省（参见下图），其实已经蕴含了他后来的“六和思想”。

    这是吴清源以三·3、星、天元开局的名局。局后吴清源觉得黑21手围大模样松缓了。他认为21手走在A位，经与白B交换后，走C位既能攻击白棋，又与天元和下面黑棋遥相呼应，攻守相得益彰，更加充分、好调。相比之下，21手显得有些刻意了。吴清源在自传《中的精神》里说：“我的理想是‘中和’，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每一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和之棋’”。图中A、B、C三步的构想，体现了“六和”的精髓。这种对“效率”的理解，是经验的，也是智慧的。其中包含的“过犹不及”的“效用”思想，是西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理性说无法达到的。

    除了文化外，个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棋风的重要根源。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应该指出的是棋风是动态的、发展的，而非静止不变的。一般认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棋风会从锐利、凶悍向均衡、厚实发展。如加藤正夫从早先“刽子手”的大刀阔斧到晚年的“半目加藤”的变化。但是，也有例外，如曹大元的棋风一向是“温柔敦厚”的。但由于生活中的变故和困扰，他后期的棋风变得硬朗，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木谷实的棋风一生也经历多次变化，先是行必三连星，以后又回归酷爱实地的风格，这里的变化体现的是超越自我的愿望。个人为什么会出现棋风的变化，一定有一些规律可循，但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所知甚少。生物进化论给围棋棋风形成的启示是：在19%×19的广袤空间里造物主奉行的规则是“物竞天择”（老天爷只惠顾少数的“适者”），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文化和个体以自己的独有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它的生存竞争力）？从胜负来说，是前者，从求得胜负之道的角度，也许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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