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某些因素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这里只需要详述即可。另外，有一些因素已暗含在之前的讨论中，但还需要再增补一些因素。我们的目的不是留给读者一些含糊的概念，使他们觉得未解决的冲突有很大的危害，而是要给读者一幅清晰全面的图画，来描述冲突对人格造成的巨大破坏。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会引起人的精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由冲突本身引起，还由各种试图清除冲突的不当手段造成。当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讲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永远无法全身心地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而总是想追求两个或更多相互矛盾的目标。这意味着他要么会分散自己的精力，要么会挫败自己的努力。前者就像培尔·金特一样，他们的理想化形象诱使其相信自己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有这样一位女性患者，她想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整日衣着光鲜，有突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还想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又想有婚外情，除此以外，还想做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自不必说，这些事情她肯定都无法做到；这些追求她最终肯定完成不了，而她的精力——无论她多么有能力有天赋——都将被消耗掉。
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追求某个单一的目标时也会受挫，这是因为那些互相矛盾的动机相互之间造成了阻碍。有这样一位男性患者，他想做别人的好朋友，但又总是对人呼来唤去、颐指气使，结果他从来都没有实现自己在这个方面的愿望。还有一位男性患者，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人头地，但他对个人权力的渴求和固执己见使他难以实现这个愿望。有个人想写一本书，但每当他不能立马写出自己想表达的话时就会头痛欲裂、浑身无力。在这个案例中理想化形象依然是罪魁祸首：既然自己是个才子，为什么不可以文思如泉涌，就像从魔术师的帽子里蹦出小白兔那样？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便怒火中烧。还有个人打算在大会上陈述高明的看法，他不仅想一鸣惊人、力压众人，还想受人拥戴，无人反对。但由于他把自卑感外化了，所以他同时也预感到自己会受到他人的嘲讽。这样的结果是：他根本无法思考，并且他已经拥有的那些相关思想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还有一个人本可以是个优秀的组织者，但由于他的虐待狂倾向，常常使其与周围的人发生对立。我们完全不需要再举更多例子，因为我们只要看一看自己和周围的人，便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除了这种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还有一种明显的例外情况。有些时候，神经症患者会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对某种目标的专一性：男人可能会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一切，甚至是尊严；女人可能会除了爱别无所有；父母可能会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孩子身上。这类患者给人一种做事一心一意的印象，但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追求一种看似能解决冲突的海市蜃楼般的幻象。他们表现出来的一心一意意味着一种绝望感，而不是人格的整合。
消耗和挥霍精力的不单单是相互冲突的需要与冲动。在患者的防御性人格结构中还有其他因素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由于对基本冲突中的某些部分进行了压抑，人格的所有部分都变得黯淡了。但是变黯淡的部分仍然很活跃，足以对患者造成干扰，却不会有任何建设性作用。如此一来，压抑会造成精力的损耗，而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于增加自信、与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还需要再说一下自我疏离，它剥夺了患者前进的动力。他虽然照样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甚至可以顶住外在压力做出较大努力，但若只有自己可以依靠，他便会崩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空闲时间会毫无建树、毫无乐趣，也意味着他的创造力会被全部浪费。
对于大部分患者而言，各种因素共同对人格造成了大范围的压抑。为了理解并最终清除某一种压抑，我们通常需要对其进行反反复复的分析，并从我们讨论过的所有角度去处理它。
对精力的浪费或误用可以说是由三种主要的困扰所造成的，这三种困扰都是未解决的冲突所引起的症状。
其一，遇事优柔寡断。它可见于各种事情，从鸡毛蒜皮的琐事到至关重要的大事，患者永远都摇摆不定。吃这道菜还是那道菜？买这个箱子还是那个箱子？去看电影还是听广播？患者不能决定做哪种工作，或是在工作中的每一步都犹豫不决；不能决定在两个女人中选择哪一个；不能决定是否要离婚；是要活着还是死了算了。那种不得不做、一旦做出便无法挽回的决定对他来说真的是个严峻的考验，会使他惊慌失措、心力交瘁。
虽然患者十分优柔寡断，但他们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在潜意识中他们总是竭力避免去做任何决定。他们遇事总是一拖再拖；“抽不出时间”去做那些事；他们会听任命运的安排或让别人替自己做决定。他们遇事也可能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以至于失去了做决定所需要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漫无目的的状态也一样常常不为患者所知。患者无意识地采取各种手段去掩盖自己的优柔寡断，所以分析治疗师很少听到患者诉说这种实际上很常见的困扰。
其二，普遍性的做事效率低。我这里指的不是在某个特定方面能力不足，那可能是因为疏于训练或者缺乏兴趣。我指的也不是那种尚未被发掘的能力，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24]中所写的那样，当个体在初显疲惫时或者在外界环境的压力下仍不屈服，便可以蓄积起能量。我在这里所说的做事效率低是指个体由于内心冲突而无法付出最大的努力，从而造成做事效率低的情况。他就像在踩着刹车前进，汽车定然会慢下来。有时候的确会是这种情形。他所做的每件事，无论从他的能力还是从任务本身的困难程度而言，都远远不应该这么拖拉。他并不是说没有尽力，相反，他做所有事情都会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例如，他可能要用好几个小时去写一篇简短的报告或者学会操作一个简单的机械设备。当然，这里有多种多样的障碍因素。他可能会潜意识地抗拒那些让他觉得像是胁迫的东西；他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处理好每一个细节；他可能会像前文中的某个例子那样，因为没能一鸣惊人而对自己大动肝火。做事效率低不仅表现为做事的速度慢，还表现为做事笨手笨脚或者健忘。如果一个女仆或主妇想着自己这么有才，竟然做这么低贱的工作，心中暗自觉得不公，那她就不会好好做事。而且，她做事效率低不仅限于家务活，她做所有事都会是这样。从主观的角度考虑，这意味着在巨大的压力下工作，必然会使个体很容易就筋疲力尽，需要更多睡眠。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事都势必会耗费个体更多精力，正如踩着刹车前进时会耗费更多油一样。
内心有巨大压力和做事效率低，不仅见于工作当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在为人处世上。如果某个人想待人友善，但又厌恶这种想法，觉得这样做像是在讨好奉承，便会显得很不自在；如果他想从别人那里求得某样东西，但又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便会显得蛮横无理；如果他既想坚持己见又想附和逢迎，便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接近他人又害怕会遭到拒绝，便会显得十分羞怯；如果他既想跟别人发生性关系，又害怕自己满足不了性伴侣，便会显得非常冷淡；等等。冲突越是无处不在，生活的压力便越是巨大。
有些个体意识到了内心的这种巨大压力，不过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压力更强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有时候，只有当他们对照了自己放松、自在和随心所欲的情况时，才会一下子意识到它的存在。对于它所造成的疲惫感，他们常常会归咎于其他因素——体格太差、工作负荷过重、睡眠不足。这些因素诚然都会有所影响，但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其三，普遍性怠惰。有这种症状的患者常常会怪自己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在懒惰的时候还乐在其中。他们可能有意识地反感任何努力的行为，并把这种反感合理化，认为他们只要有想法就足够了，具体细节——也就是这种想法的实施——是别人的事。对努力的反感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恐惧，他们害怕努力付出只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事实上，他们知道自己很容易感到疲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这种恐惧了；如果医生只看到了症状的表面现象，那么他的建议只会使患者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神经症性怠惰是主动性和行动力的缺失。通常来说，这种结果来源于对自我的严重疏离和对目标方向的缺乏。长期的巨大压力和不尽如人意的努力付出使得患者几乎总是萎靡不振——尽管其间也会有片刻的兴奋。就单一的诱发因素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理想化形象与虐待狂倾向。他得不断努力，这个事实使他感到非常丢脸，因为这表示自己远非理想化形象的样子，而一想到要做的事只不过是凡尘琐事，他便不愿去做，而宁愿在幻想中大展拳脚。理想化形象总是会让他饱受自卑感的啮咬，这蚕食着他的自信心，使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事，因此把动力与乐趣全都葬于流沙之中。虐待狂倾向，尤其是那些被压抑着的倾向（倒错的虐待狂倾向），使患者在面临任何看似带着攻击性的东西时都会退缩，结果使患者的精神几近崩溃。普遍性怠惰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有行为，还有情感。由于未解决的冲突而浪费掉的精力多得难以估量。神经症说到底还是特定社会文明的产物，因此它对人的才能与品质的荼毒无疑是对当前文明的严厉控诉。
伴有未解决冲突的生活不仅会使患者精力涣散，也会造成道德观念的分裂。这里说的是道德的准则，以及所有会对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个体的自身发展造成影响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正如精力的分散会造成精力的浪费，在道德问题上也是如此，它会导致道德诚信的缺失，换句话说，它会破坏个体的道德完整性。这种危害产生于患者身上各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以及他们想掩盖这些冲突的企图。
基本冲突中也包括相互矛盾的道德价值观念。尽管患者尽其所能地想使它们相互协调，但它们还是会持续对他造成影响。不过，这只是说没有哪一种道德价值观真的被他或能够被他当回事儿。尽管理想化形象包含真实理想的成分，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赝品”，患者本人和未经训练的观察者很难将它与正品区分开来，其困难程度不亚于辨别银行支票的真假。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是在追寻理想，所以会为了每一个明显的疏忽而鞭挞自己，这样，他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就会显得吹毛求疵；或者，患者可能会在思及或者谈及价值与理想时自我陶醉。我说他没把自己的理想当回事儿，是说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担当。他只有在觉得容易做到或者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去做，其他时候便会将其束之高阁。我们在讨论盲点作用和隔离作用时已见过这种例子——对于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理想的人来说，这些人的做法简直不可想象。如果那些理想是真的，患者绝不会如此轻易地弃之不顾——比如，有个人真诚地宣称自己把一腔热血都献给了某种事业，可一旦遇到诱惑便会背弃它。
通常情况下，道德完整性的受损意味着真诚的减弱和自我中心论的增强。关于这一点在日本佛教禅宗的经文中指出，真诚就等于全心全意，这与我们通过临床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内心分裂的人绝不可能完全真诚。
徒弟问：我知道狮子在攻击敌人时，不管它是兔子也好，大象也好，都会全力以赴；请问这个力量是什么？
师傅答曰：至诚之力。
所谓至诚，即不欺，即所谓“和盘托出全部自我”，用禅语来说就是“整体作用”……毫无保留，毫无掩饰，毫无虚损。若能如此生活，则可谓金鬃雄狮了；这种人是阳刚、真诚和全心全意的象征；如此，便是圣人。[25]
自我中心论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要求别人迁就个体自身的需求。患者在看待和对待他人时不会考虑他们的权利，而只是把他们当成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棋子。他对他人的讨好或喜欢，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他有意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自尊；他责怪他人，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担当；他一定要挫败他人，是因为他自己对成功的需要；等等。
道德完整性受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人而异。它们大都已经在其他地方被讨论过，在这里只需要以更加系统的方式对其进行回顾。我在这里的叙述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虐待狂倾向，而且虐待狂倾向被认为是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但要因此就把它放到后面再去讨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从它最明显的表现开始讨论。无论神经症有怎样的发展进程，都会有潜意识的伪装。其中比较明显的表现如下：
爱的伪装。“爱”这个词包含太多的感觉和渴求，也包括主观上被认为是爱的感受，其种类之繁多会让我们感到十分诧异。它可以包括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十分软弱和空虚的人对他人的依赖性期望[26]。它还可以以一种更加有攻击性的形式表现为一种想利用同伴的欲望，患者想利用他们获得成功、威望与权力。它还可以表现为对征服他人、战胜他人，或者以虐待狂的方式融入他人，通过他人来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需要。还可以是患者对得到他人赞赏的需要，这样他才能更加确信自己的理想化形象。由于在当前的社会文明中，爱极少是一种纯真的温情，所以虐待和背叛比比皆是。这便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觉得爱变成了鄙夷、憎恶或冷漠。但是爱并不会如此轻易地就改头换面。事实上，那些导致假爱的情感和欲望最终都会浮出水面。这种伪装不仅见于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也见于两性关系中。
善良、无私、同情等品质的伪装与爱的伪装一样。这对于顺从型患者来说非常典型，他们的特定理想化形象和对压抑所有攻击性倾向的需要都强化了这种伪装。
兴趣与知识的伪装。这种伪装在那些回避自己的情感并且认为单靠聪明才智便可以掌控生活的人身上最为明显，他们不得不装作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什么都感兴趣。这种伪装也可见于另一类人，只是更不容易察觉，这种人似乎专注于某种事业，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这种兴趣当作了获取成功、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垫脚石。
诚实公正的伪装最常见于攻击型个体，尤其是在他的虐待狂倾向非常明显的时候。他看穿了他人对爱和善的伪装，而且觉得因为自己看不惯那些处处可见的伪善，不想去假装慷慨、爱国、虔诚，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所以自己特别诚实。实际上，他有着另一种形式的伪善。他拒绝接受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偏见，这或许只是一种对传统价值观的盲目、消极的反抗。他敢于拒绝的能力不一定是力量的标志，而只是一种想挫败他人的欲望。他的坦诚可能只是想嘲笑和羞辱他人。在他所宣称的自我利益背后，可能掩藏着想利用他人的欲望。
痛苦的伪装必须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下，因为围绕着它有许多令人困惑的看法。严格遵守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治疗师与外行有着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神经症患者需要感到被虐待，需要去担忧，需要被惩罚。支持这种观点的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但“需要”这个词实际上涵盖着诸多的内心过错。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没有考虑到，神经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远比他自己知道的要多，而且通常只有在他开始康复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更确切地说，那些人似乎并不明白，未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完全不受个人意愿的影响。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听任自己的人格四分五裂，当然不是因为他想给自己带来伤害，而是因为他的内心需要迫使着他去这么做。如果他自暴自弃，挨了一耳光还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起码在潜意识里，他其实是讨厌自己这么做的，并且会因此瞧不起自己；但他如此畏惧自己的攻击性倾向，于是非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听任自己遭受别人的虐待。
另一个促使患者想遭受痛苦的性格特征是爱把自己的烦恼小题大做、添油加醋。实际上，患者有可能是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动机去感受和表现那些痛苦。这可能是想求得关注和原谅；可能是潜意识地想利用他人的爱怜；可能是用来压抑愤恨的情绪。但鉴于患者的内心冲突，这么做是他可以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唯一办法。还有一点就是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一些不成立的缘由，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总是无缘无故地陷于痛苦之中。于是，他便会郁郁寡欢，把痛苦归咎于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实际上他的痛苦是因为自己没能达到理想化形象。或者，当他与爱人分离时，他会感到十分茫然，虽然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爱得太深，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正四分五裂，他无法忍受独居的生活。最后一点，他可能会误解自己的情感，他实际上只是气急败坏，却会觉得自己正在饱受辛酸苦楚。比如，一个女人在恋人没能如约写信给她时便会认为自己是在受苦。但其实她是生气了，这是因为她想事事顺心如意，或是因为一丁点儿冷落都能使她恼羞成怒。在这个例子中，患者潜意识地选择了痛苦，而不愿承认自己的恼怒，以及引起这种恼怒情绪的神经症倾向。她还非常强调这种痛苦，因为它有助于掩盖患者在整个恋爱关系中的表里不一。在以上所有例子中，我们都不能说神经症患者想遭受痛苦。他所表现的，是一种对痛苦的潜意识伪装。
另一种更加具体的道德完整性受损表现是患者形成了潜意识的自大感。我在这里仍然是指患者认为自己有那些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或是远远高看了自己的某些品质，并因此在潜意识里对他人呼来唤去、不屑一顾。所有的神经症性自大都是潜意识的，因为患者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理要求。这里要区别的不是有意识的自大和潜意识的自大，而是要区别那些显而易见的自大和隐藏在过分谦虚和处处道歉下的自大。区别在于它们所带攻击性的大小，而不是自大程度的高低。一种情况是，个体会公然要求特权；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不主动给他特权，他便会伤心。在两种情况中都缺少的，是一种所谓的现实谦卑感，即承认——不仅是口头上的，也是真心的——人类所共有的和自己所独有的局限性和缺陷性。按照我的经验，所有病人都不愿想到或听到自己的不足，那些内心深处非常自大的患者尤其如此。他宁愿狠狠地责骂自己忽视了某些东西，也不愿承认“我才疏学浅”。他宁可斥责自己粗心大意或者游手好闲，也不愿承认人做事不可能总是卓有成效。自大最明确的标志是他自我指责的行为与因别人的批评或冷落而动怒的心理之间的明显矛盾。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密切的观察才能发掘出这种受伤的情感，因为过谦型的患者可能会将其压抑。但实际上他可能与那些公然自大的人一样不好伺候。他在批评别人时也不比他们温和。尽管他在表面上表现的是对他人的一种谦卑欣赏的态度，心中却暗暗地期望别人能像他一样完美，这就是说他对别人的真实个性缺乏真正的尊重。
还有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是立场不明和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就是立场不明。神经症患者在决定自己的立场时很少参照某个人、某种观点或某种缘由的客观优点，而是看自己的情感需要而定。由于他的这些情感需要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的某种立场很容易被另一种立场取代。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许多神经症患者的思想随时会摇摆不定——可以说是潜意识地——会被更多的爱、声望、赞赏、权力或“自由”收买。这种情况可见于患者的所有人际关系中，无论是在处理他个人的人际关系，还是代表某个集体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都是如此。他们对于其他人常常没有自己的感受或看法。任何空穴来风的事也会改变他的看法。感到一点儿失望，或觉得受到了一点儿轻视，就足以使他与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断绝来往。遇到一点儿困难，他便会没了热情，变得垂头丧气。他会因为个人恩怨而改变自己的宗教、政治或者学术观点。他在私下聊天时可能还有点立场，但一旦权威人士或团体给了他一丁点儿压力，他便会让步——而且往往不知道自己何以会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改变了看法。
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潜意识地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他所采取的办法是先不表态，而是“骑墙”，以便随时做出任何一种选择。他可能会以实际情况的复杂为理由来把这种态度合理化，他也可能受制于一种强迫性的“公正感”。不必说，对公平正义的真正追求是非常可贵的，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的确会使人在很多场合难以表明立场。但是公正感也可以是理想化形象中的一个强迫性属性，而它会令人感到表明立场十分没有必要，同时还使个体觉得自己超脱了偏见，像个圣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认为两种观点实际上并不矛盾，或者认为争辩的双方各有各的道理。这是一种虚假的客观态度，它阻碍了个体看清问题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那些真正的超脱型患者身上有着最大程度的公正感，这些人避开了神经症竞争与依恋的旋涡，不会被“爱”或者野心轻易收买。另外，他们对生活的旁观者态度使他们在判断事物时有很强的客观性，但并不是每一个超脱型患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他可能非常不愿意争辩或担责，以至于在他心里也没有分明的看法，要么云里雾里，要么来者不拒，别人说啥就是啥，没有自己的想法。
攻击型患者似乎推翻了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通常难以有自己立场的断言。尤其是如果他喜欢固执己见，他便似乎格外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看法，有能力捍卫和坚持这种看法。但是他们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带有欺骗性的。当他们观点明确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刚愎自用，而不是因为他确信。由于他们的这些观点也能够打消他心中的所有疑虑，因此它们往往带有教条性与狂热性。更何况，他经受不住权力和成功的诱惑。他的可靠性也因为他对权力和名誉的渴求而受限。
神经症患者对责任心的态度十分令人不解，其中部分原因是“责任心”一词本身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是指尽职尽责地完成义务。按照这种意思来说，神经症患者是否尽责取决于他特定的性格结构，这在各种不同的神经症中有不同的表现。对于某些神经症患者而言，责任心可能指的是只要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也可能是支配他人的委婉说法。在有可能受到责备时去担责，或许只是一种恨自己不是理想化形象的情绪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与责任心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自己清楚担责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明白，想让神经症患者承担责任，就算可能，也十分困难。它首先意味着就事论事地向自己和他人承认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言行是什么，并愿意对此承担后果。这与说谎和推诿恰恰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神经症患者担责实在太难了，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主观上很喜欢这种不闻不问的状态。这就是他会经常通过否认、健忘、疏忽、找各种理由、感到被误解和困惑等手段逃避责任的原因。因为他总是喜欢推卸责任，所以他很容易认为出现的问题都是他的妻子、合伙人或者分析治疗师的责任。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使他不能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那就是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基于这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又不需要负责。而一旦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的后果，这种感觉便会土崩瓦解。还有最后一个因素，乍看似乎是思维上缺乏找出因果关系的能力。患者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他们从来就只想着过错与惩罚。几乎每一个患者都会认为分析治疗师是在责怪他，而实际上医生只是在努力使他面对自己的问题及其后果。在分析治疗之外的其他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像个犯人一样，总是被人怀疑和攻击，因此总是在为自己辩护。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精神活动的外化。正如我们所知，这种被怀疑、被攻击的感觉来源于他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正是他的这种找茬与自卫的内心活动，再加上这种活动的外化，使他几乎不能在涉及自己的场合想出一种因果关系。但只要问题不涉及自己，他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就事论事。比如，如果街道由于下雨而变得湿答答的，他不会问这是谁的错，而是会接受这种因果联系。
此外，我们提到的承担责任，还包括能够挺身捍卫那些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且如果我们的行为或决定被证明是错误的，愿意去承担后果。但是，倘若个体被内心冲突分裂，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在那些相互冲突的倾向中，他到底应该或者说能够挺身捍卫哪一种呢？没有一种是他真正想要或者相信的。事实上，他只会挺身捍卫自己的理想化形象。然而，这不允许他出任何差池。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出了乱子，他不得不弄虚作假，把恶果推给其他人。
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便能说明这个问题。某个团体的领导人极度地渴求无限的权力和声望。没有他，什么事都干不成，什么决定都做不了；他不愿把职责交给其他人，哪怕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更擅长处理这些事务。在他的心目中，他无所不知。此外，他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很重要或者变得很重要。他之所以没能达到对自己的期望，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顺从他人，想做一个超级大好人。由于这些未解决的冲突，他身上便有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特征——怠惰、嗜睡、犹豫、拖沓，因此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并且由于他觉得守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胁迫，所以他背地里总是喜欢让别人等他。此外，他还做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只是因为那样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最后，他还想做个顾家的人，而这又耗费了他不少时间和心思。所以，这个团体自然不能很好地运转；但由于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他反而会怪罪他人，或者埋怨条件不利。
我们再次试问，他能为自己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自己的支配倾向，还是顺从、讨好和谄媚的倾向？首先，这两种倾向的存在他都没有意识到。即使他意识到了这两种倾向，他也无法做到舍短取长，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不仅如此，他的理想化形象让他只看到自身完美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对别的则视而不见。因此，他无法对内心冲突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负责。那样做会清晰地暴露出他一心想掩饰、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
通常来说，神经症患者尤其不愿意——潜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担责。哪怕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后果，他也视而不见。由于不能清除自己的内心冲突，他便执着地认为——也是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是那样的无所不能，应当有能力应对它们。于是，他认为只有别人才会尝此苦果，自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他必须不断回避对因果关系法则的认识。如果他愿意面对这些因果关系，他便会得到巨大的收获。这些因果关系将确切地证明，他的生活体系出了问题，即使他具有潜意识的狡诈和欺瞒，他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法则。精神世界的法则与生理性规律一样，都十分严格[27]。
事实上，他对责任心的问题不感兴趣。他只看到——或模糊地感觉到——它的消极面。他所忽视的是，由于自己没管这个问题，他挫败了自己对独立自主的炽热渴望，这一点他在后来才慢慢懂得。他希望能通过大胆地抛弃所有责任来实现自己的独立，而实际上一个人承担责任才是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为了避免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来源于内心冲突，神经症患者便会选择三种防御机制中的任意一种——更常见的是同时选择三种机制。在这一点上，他把外化作用用到了极致，他会把某种不幸归到所有事情上，无论是食物、气候、身体素质，还是父母、妻子或命运。或者，他会觉得既然自己没做错什么，不幸就不应该降临到自己头上。想到自己竟然会生病、变老、死亡、婚姻不幸、孩子不听话、工作业绩平平，他就会觉得不公。这种想法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有着双重的错误，因为它不仅使患者无法担负起自己应承担的那份责任，也使他无法考虑到自身之外的、影响自身生活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有它自己的逻辑。这是超脱型患者的典型思想，这种人完全只关注自己，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使他无法把自己看成长长铁链上的小小一环。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在特定的社会系统、特定的时间应该得到生活的全部好处，而不愿意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不论怎样。因此，他无法明白为什么在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中，他还是免不了会遭受痛苦。
其中的第三种机制是拒不承认因果关系。事情的结果在他看来是孤立的事件，与自己无关，也与自己的问题无关。比如，他会觉得抑郁与恐惧都是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心理学的无知或缺乏观察所致。但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病人对任何微妙的联系都坚决否认。他对那些因果关系保持怀疑，或干脆忘掉它们；或者，他会觉得分析治疗师并不是在尽快解除他的麻烦——这正是他来这儿求医的目的——而是在怪罪患者，狡猾地想维护他自己的面子。于是，患者可能已经了解了使自己产生怠惰的原因，却拒绝承认自己的怠惰不仅阻碍了医生的分析治疗，也阻碍了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或者患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对别人的飞扬跋扈，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经常与人争吵，不招人待见。他的内心冲突是一码事，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又是另一码事，一码归一码。这样，他把内心冲突与冲突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分隔开了，这种分隔行为是隔离倾向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患者对神经症态度与倾向造成的后果拒不承认，这种抗拒大都被患者深藏于心底，也正因为它们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太明显了，所以很容易被医生忽视。这是一种不幸，因为只有让患者意识到他对后果视而不见的行为和他会这么做的原因，他才可能认识到他对自己生活的阻挠程度。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最强有力的治疗措施就是让患者了解到自己这种行为的后果，这是因为它会让患者明白，只有从内心做出了改变，他才能够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对自己的虚伪、自大、自私、推诿责任等行为负责，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讨论道德的问题呢？有人会反驳说，作为医生，我们只需要关注患者的疾病和治疗，他的道德问题并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他们会说，弗洛伊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不考虑我所推崇的“道德的”态度。
这种非道德观点被认为是科学的，但它们站得住脚吗？在人的行为问题上，我们真的能够不去考虑对错吗？精神分析专家在决定什么需要分析、什么不需要分析的时候，难道不是在按照他们有意排斥的判断而进行的吗？然而，在他们没有言明的判断中却有这样一种风险：它们可能不是过分出于主观，就是过分囿于传统。如此一来，分析治疗师可能会觉得男人的拈花惹草不足为奇，不需要进行分析，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人身上，则应该严加拷问。或者，假如这个医生觉得物欲横流的生活十分正常，反倒会觉得从一而终才是需要分析治疗的病例——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应当依据某个病人具体的神经症去做出判断。需要我们做出判断的问题是，患者的态度所产生的后果是否对他的发展和他的人际关系有害。如果有害，那它便是错误的，便需要进行干预。为了能让患者就此事下定决心，分析治疗师应当向患者言明自己有此结论的原因。最后一点，上述反驳我的观点不正是犯了与患者思维中相同的错误吗？——那就是，认为道德只是关于判断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带来什么后果的可能。让我们以神经症性自大为例来分析一下。无论患者是否愿意承认，神经症性自大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分析治疗师认为患者应当去认识并最终克服自大的问题。分析治疗师之所以会持这种批判性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从小在主日学校[28]中就明白了自大是罪过而谦逊是美德吗？或者说，医生之所以有此论断，难道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大有违现实，终有苦果，而且病人难逃其害吗？——无论患者是否愿意承认，也同样都是如此。自大的后果是使患者无法认识自我，从而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还有，自大者待人不公，而这又有其反作用——不仅会使他不时与他人发生摩擦，还会使他与别人疏远。而这只会使他更深地陷入神经症中。由于患者的道德一方面产生自神经症，另一方面又使神经症得以维持，所以分析治疗师除了关注其道德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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