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讨论过部分这一问题包含的因素了，现在我们只是补充一部分而已。虽然前面已经讨论过一些潜在的因素，但现在的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本书的创作目的在于传达给读者一个整体清楚的认知：冲突破坏人格的方式多种多样。只告诉读者未化解的冲突存在危害，这种模糊的说法不是我真正想告诉读者的。
患者必须带着冲突生活的原因在于，冲突以及患者为了解决冲突付出的所有不正确的努力，但这种生活方式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一个人格分裂的人，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在同一时间，他可能想达到两个或者更多彼此矛盾的目标。他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浪费精神，或者分散注意力到多件事情上，这和皮尔·金特十分相似，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把所有事情做到完美，这是他塑造的理想化形象标准。我遇到过这样一位女性患者：她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但同时她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职业女性，总是精心打扮自己，英姿飒爽地出席各种政治社交活动。她既想成为家庭妇女，又想成为职业女性，又想有桃花运，多方面的要求注定了她的失败，这一点毫无疑问。最终，她的全部精力都被浪费了，即便她有无限的潜力，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做到完美。
还有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就是虽然只有一个目的，但是动机和目的却完全相反，这也会导致最后的失败。我见过一位患者，他希望能够成为他人的良师益友，所以，他控制他人，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服从命令，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永远也达不到目的。还有一位患者希望孩子能够成为栋梁之材，但在教育过程中却执着于家长的特权，他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一位患者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只要拿起笔他就会感到疲劳甚至头疼。我们具体分析这一案例，如果他真的具有创作才能，怎么可能提笔无言呢？这其实是理想化形象的作用。当他创作不出影响力巨大的作品时，就会自我怨恨。他认为，自己的思考虽然意义非凡，但很有可能和他人重复了，如果想要在会议中同时提出，他就必须彻底压倒对方，得到所有人的支持，那么，他的文章必须绝对精彩。但是，他又不自信，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具备这种能力，当自卑感外化后，他就会十分恐惧来自他人的讥讽。这会导致他失去思考的能力，即便有什么好的想法，也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还有一位患者带有施虐倾向，他身上有卓越领导者的潜力，但他的这一倾向却导致他和身边的人总是处于敌对状态。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大量列举案例，因为只要我们耐心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案例。
一般来说，患者的逻辑思维都不够清楚严谨，但也有例外。神经症患者有时候表现出的专注力让人惊讶。例如，部分男性可以不顾一切后果，甚至放弃尊严，追求梦想；某些女性患者为了获得爱情，甘愿放弃一切；某些盼望孩子成才的父母，把全部的精力投放在孩子身上。从表面看，这些人十分专注。但这并非现实，他们的专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目的是解决隐藏的冲突，这只是一种带有欺骗性质的战略手段，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案例很像。他们的专注不代表人格统一，只能说明他们绝望了。
不是只有彼此矛盾的愿望和倾向才会损耗分散注意力，在神经症患者的防御结构中也有很多因素具有类似的功效。我们很难看到患者人格结构中的基本冲突，因为其中的一些因素被压制住了。虽然这些因素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成为患者的核心影响力，但是它们却很积极，已经足以对患者产生影响了。患者为了压制潜藏的冲突因素损耗了大量精力，根本没有足够的精神树立自信、和人相处并维护良好的人际交往。我们讨论的另一个因素是自我疏远，这同样会让患者停滞不前。在这种状况下，患者依然可以按要求完成工作，依然可以顶着巨大的压力更加勤奋，但是他却失去了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他的创造力已经基本消耗完了，即便完成工作后还有空闲的时间，他也没有什么成就，更不会感到快乐。
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大部分患者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控制着他们人格的发展。想要彻底清除某种压抑感，我们必须不断考察并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各个方面分析处理它。
如果存在还未化解的冲突，患者就会有三种混乱失衡的表现，这三种表现都可能会浪费精力或者使精力用在错误的地方。左右摇摆是第一种表现。这种症状可能会出现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上，即便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也会受到影响，如选择吃哪种菜，买哪个箱子，看电影还是听收音机，这些烦琐的小事也会让患者左右摇摆，无法决定。他根本无法选择自己想要做的工作，不知道被录用后应该怎么办；无法在两位女性中做出选择；无法决定结束婚姻还是继续将就。如果给他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选择题，他会感到惊慌失措，疲惫不堪。
这类人总会在潜意识中逃避选择，虽然有些时候他的左右摇摆很明显，但是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总是有意回避那些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希望能够不断延迟做出决定的期限。他们希望有人能够替自己做出决定。他们很容易与机遇失之交臂。他们也可能会使事情朝着更加混乱的方向发展，这样决定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类患者很难看到自己毫无目的的样子。他会毫无意识地隐藏自己的左右摇摆，因此，在接受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他很少埋怨这些，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已经被这一问题团团围住了，这种现象很常见。
损耗精力的第二种状况是效率较低，这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典型症状。这里的效率较低是因为受到了内心冲突的阻碍，潜力难以完全发挥，并非人们在某一领域中专业技术水平不高、不熟练或者缺乏兴趣等因素导致的。威廉·詹姆斯在他的作品中曾讨论过一种没有被开发出来的潜力，当人们面对巨大的外界压力时，仍然坚持不懈，虽然身体和心理上都很疲惫，但没有半途而废，这就会激发出他的潜力。这和我说的效率较低也不一样。我这里说的效率较低，可以恰当地比喻为患者踩着刹车发动车子，使其前行。他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但这并非他真正的实力，也不符合他工作的难度。他并不是没放在心上，不尽力而为，相反，他做每一件事情花费的精力都比正常人多很多。例如，他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份报告，或者学会一个简单的操作。妨碍他行动的因素太多了。他根本没有抗争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很多事情都具有强制性；他强制自己不断完善每一个细节；一旦他发现自己的表现没有之前那么好时，就会质疑自我、恼怒自我，这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案例很像。效率较低的表现不仅有拖拖拉拉，还有容易忘记、手脚笨拙等。有一位能力很强的家庭妇女或者女佣，把做家务当成是一种比较卑贱的工作，所以她抵触认真工作。实际上，她不仅在做家务时没什么效率，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她的生活中十分普遍。从她的角度考虑，在这种心态下工作，她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恢复精神，一定会容易疲惫，因为她在工作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心态使得她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这不就是踩着刹车发动车子吗？
效率较低和潜藏的压力并不只是表现在工作中，在人际交往中也具有鲜明的特征。如果一个人想要认识新朋友，但又觉得这一举动有逢迎他人、委屈自我的嫌疑，就会抵触与他人交往，做事不够自然。他希望得到他人的礼物，但同时也认为这样就像是在向他人索取，有失身份。他希望靠近他人，但又担心被拒绝，所以表现得娇羞内向。他希望他人给自己一些建议，但是又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所以变得左右摇摆，不能自拔。他渴望和性伴侣保持性关系，但同时也想报复对方，因此总是态度冷淡。这种案例太多了。这表明，患者身上彼此矛盾的冲突越多，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为生活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
患者很少能够意识到内心的压力，只有当其内心的压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他们才能够稍微感觉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很少。有时候，他们暂时轻松休息时，身体和内心自由的感觉会让他们意识到之前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对比太鲜明了。但他们意识不到压力的真正来源，总认为这是休息时间不足，身体亚健康或者工作时间过长等导致的。虽然这也是患者感到疲劳的一部分原因，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普遍怠慢是第三种常见的混乱失调的表现。他们因为自己的这个毛病遭受了太多的折磨，所以经常因为懒惰自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懒惰，这种自责并不是真心的。现实是他们抵触任何努力，且他们知道自己有这种抵触情绪，于是为自己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使抵触看起来合情合理。他们把自己看作智慧的替身，而把具体的工作推给他人。当抵触努力的程度不断加剧时，就会演变成害怕，害怕付出努力后得到的结果弊大于利。这种害怕并不神秘，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很容易疲劳，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精神分析师以看到的疲劳表象为根据向患者提出建议，只会导致患者的疲劳感更加严重。
神经症患者的怠慢，代表他们失去了主动性和行动能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自我疏远严重，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患者面对一切总是很紧张，他抵触任何努力，所以生活中几乎没有激情可言，即使偶尔表现得很兴奋，也不足以扭转全局。对这一症状影响最大的就是患者塑造的理想化形象和施虐倾向。在患者的眼中，如果他和他人一样勤奋努力，那自己就没什么特色了，这并不符合他塑造的理想化形象，因此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本身就很优秀，不需要再付出什么。但是理想化形象树立的自信心总是淹没在患者的自卑感中，这剥夺了一切工作实践带来的快乐和刺激，他自认为没有能力承受意义重要的事情。在施虐倾向的作用下，患者面对任何带有攻击性质的事情都会本能逃避，特别是当患者本身就有些抑郁时（这是施虐倾向倒错的表现），患者为了改变原来的错误，经常会采取极端的手段，但总是矫枉过正，导致患者出现精神瘫痪的症状，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普遍性怠慢不仅能够影响患者的言谈举止，也能够影响患者的情绪，影响力巨大。还未化解的冲突太损耗精力了。实际上，神经症是特殊文化发展的结果，它对人类的品德和潜力具有强大的负面影响力，而神经症反应正好控诉了现代的文明制度。
还未化解的冲突不仅会造成患者的精力不集中，同时还会分裂患者的价值观，包括道德原则、行动、感情和心态等，这些分裂不仅会阻碍患者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会阻碍患者和他人之间的关系。道德原则被分裂，会使整体的道德受到破坏，换句话说，就是这会伤害道德诚信，就像注意力分散会造成浪费一样。患者想要隐藏彼此矛盾的观点，由此陷入了分裂性的内耗，看不到尽头。
彼此矛盾的道德原则同样会影响基本冲突。患者尽力调整冲突，但是依然无法避免负面影响。换个视角看，患者其实从没有重视过任何一种道德观。从实质上说，理想化形象虽然含有真正理想的成分，但它依然是虚幻的，二者的关系就像真假钞票一样。在患者眼中，如果精神分析师没有足够的经验，根本意识不到哪些是虚幻的理想，哪些是真正的理想。神经症患者有时候会坚信自己正在努力实现的就是真正的理想，他会拼尽全力，一丝不苟地做事，尽量避免任何失误，一旦出现差错，就会不停自责；或者他会在讨论和考虑价值观与梦想时，自我沉醉。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为生活提供动力，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理想。他愿意努力实现的都是一些有现实价值且难度较低的目的，至于其他的目标，患者轻易就会放弃，根本不在乎。在讨论盲区作用和区隔化时，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类案例，真正有追求的人是不会这样的。人们不会轻易放弃真正的理想。某位患者相信热爱着某份职业，并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实际上他经受不住任何诱惑，一丁点利益都可能引发叛变。
诚信减少是道德诚信受到破坏的显著特征，人们变得更加自私虚假。在日本的一些禅宗经典中，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真诚的人内心都十分完整。这和我们通过临床试验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内心分裂的人很难做到真诚。
徒弟：传闻，狮子在追赶任何猎物时都会拼尽全力，无论猎物是大象还是兔子。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弟子困惑，还请师父解惑。
师父：率真诚实的力量（表面上看是“不欺骗的力量”）。
率真诚实就是不欺骗，可以做到拼尽全力，将全部的精力投放在某一事件中……这意味着绝对的真诚，既不会白白浪费一点精力，也不会有所保留。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成为一头猛兽。这是率真、诚实、雄壮、人格完整的人的特点，做到了这些，就可以成为圣贤之人了。
虚假自私属于道德领域的问题。其动机在于先考虑自身利益，忽视他人利益。在患者的眼中，任何人都是自己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可以利用的人，他们只是一种工具，并不具备和自己同等的地位与权力。他喜爱他人或者迎合他人是为了减轻内心的忧虑；感化他人是为了维护自尊心；他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因此总是推卸责任，责备他人；他需要成功来支持自己，所以不断打败他人，等等。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多种个体表现出的不同损害，如果再详细讨论就有些烦琐了，而且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任务，因此这里我们简单概括回忆一下。我们把施虐倾向放在最后讨论，因为它是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我们最先讨论那些特别鲜明的表现。不管神经症的发展方式是什么，没有意识的虚假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接下来，我们着重讨论部分无意识虚假的现象。
不真实的爱。“爱”不仅包含着复杂的感觉和心愿，同时还包括主观上认为是爱的感觉，种类繁多，让人惊讶。爱可以指那些自认为无法独立生活的人宣召的寄托性期待，他们认为自己太过懦弱空虚了。爱也可以表现为人们某种强烈的渴求，就像是喊着爱的名号追求权力、声望和胜利等，这在攻击性倾向的人格中很普遍。爱也可以是一种需要，需要战胜他人、控制他人；或者完全进入对方的世界，借助他实现自己对生活的追求；或者渴望他人称赞自己认可的理想化形象的需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使得爱越来越复杂，它不再是单纯的温柔，而掺杂了叛变、虐待等，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爱总是伴随着埋怨、冷酷、嫌弃。事实上，这些爱都不真实，引起这些虚假的爱的倾向和感觉根本经不住考验。真正的爱不会这么容易被改变。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还是朋友关系，都含有不真实的爱。
不真实的善良。和不真实的爱一样，其中包含了怜悯、大方，这是顺从型患者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这种虚假的现象，在攻击性倾向的压制下，在理想化形象的作用下，不断发展，越来越虚伪。
不真实的学问和爱好。这种虚伪一般出现在那些自我疏远的人和自认为超限自控可以控制生活的人身上。这类人看起来十分全能，几乎可以达到任何标准，他们对所有事物都充满激情。还有一种人也存在这种虚假的现象，但是他们的表现更为隐秘，很难被发现。他们看似全力投身于某一事业中，但实际上却在追求权力、金钱和胜利。
不真实的公平、率真和诚实。这种虚伪经常表现在对抗型患者身上。如果患者带有鲜明的施虐倾向，那这种虚伪就会更加严重。他认为，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友善和爱都是虚假的，他并不伪装成友善、孝顺、慷慨或者热爱祖国的模样。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患者的这种自认为的率真诚实，不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吗？他总是在惯性的作用下拒绝肯定传统价值观，他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一切大众看法。他总是说“不”，但他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他只是希望能够战胜他人。他自认为，讥讽嘲笑他人就是真诚的表现；他所说的“公平”不过是为了利用他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真实的痛楚。人们总是怀疑这种虚伪，因此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点。那些信仰弗洛伊德理论的科学家们和经验不足的精神分析师，都坚信神经症患者需要被虐待，这是他们的心愿，他们需要受到惩治，需要痛楚。我们了解的很多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学术用语“需求”中含有太多的理智罪行。神经症患者真正承担的痛楚远远超过了他感受到的痛楚，而患者只有在慢慢康复的过程中才开始感受到痛楚。但是，那些认为神经症患者需要痛楚的人却看不到这一点。确切地说，他们不知道还未化解的冲突给患者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患者是被逼无奈接受痛楚的，并非他们所说的渴望痛楚。如果某位神经症患者允许自己人格被割裂，一定是因为内心某种具有强迫性的需要导致了这一现象，而不是患者渴望这样。如果患者真的宅心仁厚、平易近人，他一定会在被打了一耳光之后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但显然，患者并不是这种人，如果他这样做了，只会更加鄙视自己。他只是担心自己无法控制攻击性冲动，发展到另一种极致，让自己承受他人的虐待。
神经症患者都喜欢夸大不幸和痛楚，这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渴望被虐待。他们确实感觉到了苦难，并且喜欢自豪地讲述自己的苦难，但他只是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是请求他人的谅解，或者是赢得他人的关爱，或者是减少对复仇的压制。他只是利用这一点维护自身利益，达到某种目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根据神经症患者的感情和感受现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神经症患者实现自我追求的唯一选择。此外，患者经常喜欢从外部环境中寻找自己痛楚的原因，使自己看起来特别无辜，但这并非事实，很多时候，他的借口明显不成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有时候，患者也会意识到自己错了，并且十分自责，难以释怀，但导致患者懊恼的根本原因并非错误，而是真正的自我和理想化形象之间存在差距。例如，当伴侣提出分手时，他会感觉整个人生彻底坍塌了，他以为是自己太爱对方了，但实际上只是因为他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才会感觉恐慌，不知该在什么地方落脚。此外，患者的感觉也未必真实，当他以为自己很痛苦时，也许他只是气愤。简单举例说明，某位女性患者的伴侣没有定期写信给她，这让患者感到十分痛苦，但实际上她的情绪是气愤。也许她无法容忍伴侣的任何疏漏，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无视，也许她希望所有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这一案例中的女患者并不愿意接受自己生气的现实，更不想知道生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她更愿意相信自己感受到的是痛楚，并且会不断重复这一点。她不断重复的目的是掩盖烦琐关联背后的虚假。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意识到，任何患者都不可能渴望痛楚，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们的痛楚不过是编造出来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毫无意识的自豪也会伤害患者，只是这种方式更加隐秘。我们这里说的毫无意识的自豪，是指患者自认为他有条件鄙视或者为难他人，而实际上这种条件只是患者把自己具有的一丁点品德当成自己完全拥有某种品德。但患者本身根本察觉不到这种不合理，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的自豪感只局限在潜意识中。但是，有意识的自豪和无意识的自豪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鲜明的自豪感和被过分谦虚隐藏的自豪感的区别上。这两种自豪的区别并非程度深浅，而在于每种自豪感表现出的攻击性大小。如果一个人的自豪感十分明显，那么，他会理所当然地索要特殊权利，并且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一个人的自豪感被隐藏起来，他会希望他人主动给予他某种特殊权利，而如果希望渺茫，他就会感觉受到了伤害。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否认自己存在缺点。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他们正是缺少这种直面现实的谦逊心态，特别是在承认自己有不足这一点上，当然，这种承认不仅是表面承认，更是从心里自省。在我的临床经验中，我发现没有一个患者自愿思考自身的不足，同时他们也很抵触他人讨论自身的不足，只是在那些隐藏自豪感的人身上，这种状况更加鲜明。他们宁可承认自己不够细心，也不愿意如圣·保罗一样承认自己“知道的并不多”，这对他们太难了。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没有维持最佳状态的能力，而将这种状况归咎于自己不够认真或者缺少耐心。隐藏自豪感倾向中最常见的现象是自我责难（伴随产生的内疚感）和掩饰的气愤（因他人无视或责备自己而愤怒）之间存在的鲜明冲突。过分谦虚的患者总会想方设法掩盖受伤的感觉，分析师需要格外留心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患者真正的模样其实和傲慢无礼的人一样，对他人要求严格，教训他人时不给任何辩驳机会。他看起来很谦虚，对他人充满了敬仰，但实际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却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完美多好啊！显然，他从未从心内尊重过每个人的个性。
观点模糊，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外，也是道德范围内的不足之处。这类患者评判某个人、某件事或者某种想法时通常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而不考虑客观现实。但由于患者的主观需求总是彼此矛盾，所以患者的看法也总是瞬息万变。很多患者就像是在毫无意识的状态下，被爱好、特殊权利、声望和“自由”收买了一样。在患者和自我的关系，患者与集体的关系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现象。这导致患者很难表达清楚自己对他人的观点和感觉。他很有可能因为他人的失望和鄙视，或者自认为受到了他人的鄙视，就和人绝交。很多没有现实依据的想法都会影响他的态度，只要遇上一丁点的挫折，他们的绝对热情就会变成冷酷无情。他们的政治信仰、科学观点、宗教信仰很有可能因为一点私人恩怨而产生变化。在私人交谈中，他也许会简单表明自己的部分观点，但是只要某些团体和权威人士施压，他就会立刻让步。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随意改动了看法，更别说探究改变的原因了。
神经症患者会避开明显的犹豫不决，一般不会第一个发表观点，他会一直观望事态的发展，像墙头草一样，给自己留有改变态度的空间，这是一种毫无意识的行为。他被虚伪的公平控制着，看起来很无奈，经常以“情况复杂”为理由解释自己的态度，使其更加合情合理。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追求公平的意义，某些情况下，从良心出发追求公平正义，的确很难让人坚持某一看法，但神经症患者追求公平的意义却在于向他人证明自己没有成见，只是一个圣贤之人，他不过是在理想化形象的强制下追求公平。患者总是以虚伪的客观公平作为自己的观点，他保持中立倾听双方观点，总感觉双方的观点未必是彼此矛盾的。如果患者身处一场辩论中，他会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但却从未通过表象认真观察问题的实质，他不具备这种能力。
神经症患者的类型不同，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疏离型患者对私欲和“爱”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会尽力避免普通的亲密关系和非正常竞争，同时，他们总是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加真诚。但是这并不代表疏离型患者都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他们讨厌加入讨论或者发表观点，也许他们内心根本没有主见。患者总是跟随他人的是非观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多也只是记住了这种观点有没有切实依据，换言之，患者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即便有也会是混乱模糊的。
对抗型患者看似很有主见，他们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绝不退让。我一直以为神经症患者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更别说是形成自己的判断了，对抗型患者的这种表现似乎否定了我的看法，特别是在他们坚决认定自己完全正确时。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表现并非现实，患者针对某一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是为了坚持而坚持，并不是真的确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从他们的看法中能够看到鲜明的盲从性和教条性，他们坚持自我观点是为了减少内心的困惑。一旦权力和胜利的诱饵足够大，他们就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对权力和名誉的追求使得他们并不值得被完全信任。
“责任”的含义丰富，它代表着人们全身心地去履行某种义务的可能性，而神经症患者对待责任的心态会让我们感到毫无道理。神经症患者能否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取决于其性格结构，因此，神经症的类型不同，其表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部分神经症患者认为只要他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就需要承担责任。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他为了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为自己找的借口。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责任，应当被指责，这种态度看似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实际上，只是患者一种恼怒的情绪，和真正的责任毫不相关，它产生的原因是患者没有达到理想化形象的要求。
对自己负责任代表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清楚了这一问题，自然就理解为什么神经症患者难以对自己负责了。当然，他们并非完全做不到，只是做到的概率实在太小了。首先，神经症患者必须在言语、行动、思想等方面对自己坦诚，对他人坦诚，才能够承受后果，担负责任。欺骗和推脱责任都处于承担责任的对立面。神经症患者在做某件事情时，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更别说是动机了，他对这些毫不在乎，所以很难对自己负责。这导致患者总是想方设法推脱责任，或者借口自己粗心大意了，或者借口意外，总之，他会为自己找到很多理由，有时候，患者也会坚决否认，选择忘记或者满不在乎。患者总是把自己承受的一切归咎于爱人、同事或者精神分析师，他习惯把错误推给别人，或者从事情中抽身。此外，在患者塑造的理想化形象中，他是全能的，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有时甚至连后果都搞不清楚。这种无所不能的心态给患者找到了更好的推脱责任的借口，只要他想做，就没有做不到的，包括推脱责任。一旦患者意识到这种后果无处可避时，所有的感觉都会彻底崩塌。此外，还有一个因素，这一点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十分普遍，我们从他们的大脑中似乎只能提取到两个词语——“错误”和“惩治”。换句话说，他们天生就不会利用因果关系思考问题，这是本能的不足。在接受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师引导患者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正视冲突可能引发的后果，但大多数患者都会认为精神分析师是在责备他。即便不在分析的场景中，他也总是躲藏在自己的防御工事中，因为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怀疑自己、敌视自己，就像自己是一个犯人。但我们可以确定，这只不过是患者内心活动的外化，所有的怀疑和敌视都是理想化形象引起的。他的内心世界守卫森严，疑神疑鬼，在心理活动的外化作用下，他根本无法进入问题，更别说从因果关系考虑问题了。但是，为什么天降大雨的时候，他不去责备他人呢？这是因为只要问题不牵扯到患者自身隐藏的问题，他的表现就很正常，他完全可以接受这种偶尔的关联，尊重事实。
为自己负责，不仅仅是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还包括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做出的某个决定，还是进行的某一行为，都是如此。但是，患者根本无法达到这一标准，因为在内心冲突的作用下，患者的判断力完全支离破碎。他根本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或者说哪条路可以走，因为全部方向都彼此矛盾。一旦他们找不到可行性举措，就会选择求助于理想化形象，自欺欺人，他完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绝不允许自己出现差错，一旦发现存在错误的可能性，他就需要为自己找好退路，为推脱责任找到借口，这样才能维护自己永远正确的表象。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更进一步解释这一问题。某个位高权重的人希望在本部门保持绝对的权威；如果他从这个部门离职，就会导致部门难以正常运作，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无法完成任何工作；他自认为见识远远超过了众人；即使他了解到部门的多数同事都曾受过专业的训练，具备处理事情的能力，但他依然坚信下放权力是一种对部门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这个部门只有他是无法取代的，其他人都可以随时撤离，他不想让他们变得至关重要；当他没有达到自我标准时，他会借口说事情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他不仅想要控制他人，也想要服从他人，成为一个理解他人的人。对于还未化解的冲突，患者表现出了我们提到过的全部症状，疲劳、懒惰、拖拉、左右摇摆等。这些症状导致患者出现了很多新的困惑，难以合理安排时间。他自认为遵守时间带有某种强迫性，所以他很讨厌这种方式，更希望享受他人等待自己的感觉。他还为了满足虚荣，做了很多可有可无的事情。显然，这种人绝不是称职的人，但他却自认为完美无缺，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他人或者外部环境。
再来看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这种人可以为自己的某种行为承担责任吗？在他身上，我们能够同时看到控制和服从迎合的倾向，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患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不会放弃其中一种倾向，将自己转变成另一种人格，因为在患者眼中，这两种倾向都具有强迫性。在理想化形象的作用下，患者只能看到自己的优点，他认为自己志向远大、潜能无限，但他根本看不清真实的自我。因此，他没有能力为冲突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负责对他而言意味着暴露一切自己想要隐藏、遮盖的东西。
神经症患者一般都不乐意（无意识的）为自己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即便结果鲜明，他也会视而不见。在无所不能的自我认知中，患者几乎不会承认自身存在冲突，即使承认了，他也认为这并不是件多么复杂的事情，认为是很容易解决的。无论是否有意，患者总是逃避问题中的因果关系，避免为产生的问题负责，他更愿意推卸责任，责怪他人。其实，只要患者承认问题的因果关系，他就能获得利益，至少他可以了解到自己病态的生活，因为因果关系的存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患者却不愿意这样做，他更倾向于无意识地想方设法躲避。这些奸诈的手段对我们精神生活的原则影响不大，但是这些原则却一直影响了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我们生活的全部（详见《啼笑皆非》，作者林语堂。在《成绩》这一篇中，他说自己十分懊恼：为什么西方文明对于这些精神法则如此不理解。——原注）。
患者每次提到“责任”，都会很失落，这是因为他已经身不由己地把关注点放在了“责任”的负面影响上。患者渴望独立的最大阻碍就是逃避责任，也许刚开始时，患者对这一点毫无意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患者一直以为只要有胆量承诺一件事情，就代表着独立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只有敢于承认责任，学会对自己负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神经症患者逃避责任，否认苦难来自于内心冲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有些时候患者会采取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来达到目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会选择三种方式联合作用。
第一是外化，神经症患者对这一方式的运用已经游刃有余了，他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原因想成是爱人、亲人、天命、健康、空气、食物等各种事物。他总感觉自己无辜，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一直遭遇不幸，因此感到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范围很广，如感冒、生病、去世、家庭内部矛盾、孩子体质较弱、领导同事不认可等。无论患者是否有意识，这其中都出现了两种失误。一方面，他忽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忽视那些严重影响他生活的客观因素，这些因素不会随着他的想法改变。疏离型患者经常使用这种办法，其中的思维逻辑很独特。
第二是这种人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所有事情都特别注重自我，这种心态使他很难将自己看成重大环节中的一小部分。无论是好是坏，他都不希望自己和他人有任何关联，他自认为只要时机合适，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一定会功成名就，享受生活。但对他人的疏远却给他造成了无数烦恼，这让他更加迷茫了。
否定遭遇苦难真正的原因是第三种方式。患者总是将自己扮成无辜状，面对所有的后果，他总会定义为意外，而不考虑自身问题。也许在他眼中，所有的恐慌和忧郁都是瞬间诞生的，根本毫无理由可言。也许患者并不了解自我，也许他对心理学一无所知，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患者却坚决否认了精神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提出的所有假设。他或者否定因果关系，或者忽视它的存在，在接受分析的过程中，总是以为分析师的目的在于让他承担责任，而不是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才是他就医的初衷），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保留颜面。患者即便看到了自己懒惰的真实原因，也会刻意忽视这种懒惰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他的懒惰不仅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分析的进程。即便患者看到了自身的攻击性倾向，也不会想到这是因为他经常和他人发生矛盾，或者不被他人喜欢。他不会把生活的困扰和内心的烦恼联系起来，甚至认为两者毫无关联。把内心的冲突和其对生活的影响完全分离其实就是隔离倾向产生的原因。
神经症患者几乎不会承认自身存在某种倾向，更别说承认这种倾向的负面影响了，而精神分析师也很容易忽视两者之间关系的巨大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患者在想方设法地隐藏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东西太过鲜明，分析师容易忽视其重要性。精神分析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患者看清自己不在乎后果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患者本身是意识不到的。只要精神分析师让患者感受到后果，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患者才有可能建立起获取自由的信心，才能尝试改变内心世界。
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自我欺骗、蛮横、过度重视自我和推脱责任，那他们还有希望建立自己的道德观吗？也许有人认为，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并不包括患者的道德观，所以不需要考虑这一问题，他们只需要考虑患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甚至有人提出，我们应当放弃“道德说教”，这样才能够保证科学严谨的态度，尊重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但是这种存在争议的科学态度真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吗？分析师在分析人类行为举止时，真的可以不考虑道德因素吗？其实，分析师在进行分析时就已经运用了某些道德判断，因为他需要判断什么需要分析，什么不需要分析。虽然很多分析师极力否认这一点，但它却是事实。如果我们把这种判断建立在过于主观或者过于传统的基础上，必然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些精神分析师会忽视男性生活作风的问题，而过度重视女性生活作风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男性潇洒是不需要理由的，因此，他开始重点分析男性和女性的忠贞问题。但从客观上讲，我们需要把神经症类型作为判断分析内容的标准。例如，患者的心态是否影响了他的成长，是否影响了他与他人的交往，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影响不尽如人意，就代表了这些心态存在问题，需要适当改正。分析师需要进行的工作是告诉患者为什么要改正心态，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分析师的那种看法，从实质上讲，彻底错了，它已经默契地陷入了患者的思维方式。这种说法有什么理由呢？我们先来看这种看法的逻辑思维：道德观念人云亦云，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同的，根本不存在对错。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忽视了一个现实：所有的现实后果都和道德倾向息息相关。我们通过分析神经症性质中的蛮横倾向来说明这一问题，观察其引发的后果。分析师十分确定，患者应该看清自己的蛮横，这是他最后需要挑战的障碍，他别无选择。为什么分析师会有这种观点呢？或许是因为患者接受主日学校的教育，认为蛮横就是犯罪，谦逊才是美德，或许分析师认为蛮横无形中扩大了原本的事实，即便这种心态不需要患者承担责任，但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需要患者本人承受。在这一案例中，蛮横造成的结果是：患者看不清真实的自我，影响成长；蛮横的人对待他人往往有失公允，终会自食恶果，或者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和他人争执，或者和他人的关系慢慢变远，这都会导致患者在神经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精神分析师最后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患者的道德问题上，因为患者的部分道德观是神经症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神经症，使其症状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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