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的软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无疑是这个星球上的NO.1：军事上，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超过后面十几个国家的总和；世界第一的空军——不过和苏联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世界第二的陆军——这个是保守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从钢铁、造船、汽车、化工、家电到金融，哪一个产业拿出来都是世界第一。然而事实上1945年以来，美国工业产业的历史既可以说是一段不断升级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段不断萎缩的历史。
一项新技术从出现到形成产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在实验室或者是在某个年轻人的车库里，新技术被搞出来；第二步，在证明这项技术确实有价值之后，由企业把这种试验品最终变成商品；第三步，大批厂商开始跟进，或“山寨”，或在原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改进，这种新产品于是由“高档货”变成泛滥成灾的“大陆货”。美国在工业产业上的优势主要集中于前两步，即创新和把新技术产业化。
这两个优势说白了其实就是资本优势，也就是钱多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靠之前百余年美国人搞资本主义奋斗或者说是掠夺来的。所谓创新，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成功只是这其中的偶发性事件。而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产品的复杂程度使得只凭几个人在自己车库或后院搞创新基本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搞新技术的产生完全是靠往实验室里砸钱砸出来的。拿美国的航空工业来说，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它都是绝对的龙头老大，战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由它发起的，经典机型搞出来一堆，比如波音-747、F-15、F-16、F-22等等。但是在这背后，光“X”系列的技术验证飞机，美国在战后就搞了五十多种机型，比不少国家同一时期研制的全部机型都多，在此之外中途下马的、搞出来后发现不成功用几年就报废的机型更多，其实这就是“广种薄收”。如此庞大的“试错”工程，只能是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所谓科研体制的好坏，所决定的不过是砸钱的效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而已，可没钱砸一切都不过是虚妄。
对比其他国家美国在研发阶段的投入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即便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她的“收成”肯定还是最好的。把新技术商品化同样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同样是这个道理。这里还是要提到赫鲁晓夫的那句话，“他们太他妈的富了”。
而新技术在成熟后进入大规模推广阶段则是美国的软肋。到了这一步，“高新技术”已经变成了“成熟技术”，胜败不再取决于资本优势，而取决于成本优势。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如诉讼、金融之类的第三产业在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从给实体经济做系统维护的角色慢慢蜕变成了推高生活成本的主要推手之一。拿美国的医疗来说，六成以上的钱是花在医疗诉讼以及为了避免打官司而派生出的各种保险以及不必要的检查上，真正用来看病吃药的钱反倒只占一小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奥巴马首次竞选时会拿医疗改革做卖点的缘故——你能想象如果一款“系统维护”软件占用你电脑一多半的内存会是什么样吗？可美国经济这套“系统”目前恰恰就是这样运行的，一直以来它的制造业头上压着不是一座而是三座“大山”——金融中介费用、医疗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生活成本降不下来，人力成本自然不能降，否则社会稳定就要出乱子。2003年一个美国模具制造商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制造的一个模具最低标价必须是2万美元，不能再低了，再低就赔了。而同一年中国内地生产的一模一样的质量相当的模具，只标价3千美元。
所以，美国占优势的产业必然是它所垄断的行业，一旦垄断被打破，那它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很快就会由优势转为劣势——面对这个问题美国企业通常都不会选择降低利润率来压低售价竞争，因为一旦利润被摊薄，那么用于研发的投入势必就会减少，而这会威胁到美国的领先地位，两害相齐之下，她往往会选择宁可放弃某个领域[18]。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这应该是件天大的好事，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美国人民已经实现“四化”了，要是搁在童话里，这就该到结尾的时候了——“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放到资本主义体系里来说，这其实是件天大的“坏事”。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实体经济在创新上开始逐步趋于停滞，原因很简单，没得可创新了——在一个时间段内，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知终归是有极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后，英国皇家科学院就成宣布过人类该发明出来的东西已经都被发明出来了，因为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只能到那个程度了。
而在此同时，日本和西欧的工业则迅速地在恢复——当初炸掉的只是部分厂房和设备，人大部分还在，社会组织体系也还在，所以只要有资金和设备，恢复起来并非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为了资本扩张以及和苏联争霸，恰恰给日本和西欧提供了这两样东西。由于在成本上西欧和日本占有优势，所以美国手上的产业开始由低到高一块一块被这两家“吃掉”。而此时又没有更高端的产业让美国制造业保持优势，由此就形成了“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窘境。从六十年代开始，从钢铁到民用家电，再到汽车、造船，只要是美国面对低成本的竞争对手，那么“丢成失地”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制造业的不景气，客观上也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虚拟经济急速膨胀的外因。
古巴导弹危机
对美国人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能算作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国际政治方面，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全部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2个师，和本土的6个师——这还是在苏联没出兵的情况下，极大地动摇了西欧国家依靠美军保护自身安全的信心。当然，即便没有这个因素，随着自身工业体系的逐步重建，作为国际格局曾经的主导者，西欧国家也肯定不会安于做美国的跟班。法国、西德、意大利等六国在1957年签订了欧洲共同体的基础条约，即《罗马条约》，这其实就是西欧国家将美国人排除出去，自己另搞了一套“班子”。美国的盟国由此开始出现了离心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法国退出了北约中的军事条约，转而在东西方之间，搞起左右逢源来。1964年戴高乐突破了美国的阻挠，在西方阵营中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法国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略中的重要一步。
朝鲜战争的结果同样刺激了苏联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政府对美国已经不再一味地采取守势战略，而是从西方到东方不断对美国的势力范围进行挤压。在中东，苏联一改斯大林战后对美国的“忍让”政策，加大了对“反美反以”力量的支持。由于苏联的插手，1958年7月美军入侵黎巴嫩遭受惨败最终不得不撤军；在远东，苏联开始放手和印支地区的共产党合作，使东南亚的民族独立和反美斗争风起云涌。
而这段时期美苏斗争的最高潮则是发生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很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苏联人色厉内荏，在美国海军的拦截下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在这场事件中获得了全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事件的缘起需要追溯到50年代末：1959年美国针对苏联在土耳其和意大利分别部署了15枚和30枚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苏联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几乎全部处于这些导弹的射程之内，而苏联当时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数量还非常有限，显然是无法抵消美国的这一优势的。“假如剑不够长，那么就向前一步”——最现实的应对就是在靠近美国的地方部署射程较短但数量更多的中、短程导弹。
1959年1月古巴独裁者福尔根契奥·巴蒂斯塔被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所领导的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给了苏联人“向前一步”的机会。苏联政府很快承认了古巴新政权的合法性，并随即给予大量援助。这后面的历史大伙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再加以赘述。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危机爆发前，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15～32枚中程导弹，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可以投掷核弹的伊尔-28轰炸机，当时一旦爆发核战争，美国本土所要遭受的打击程度同样是无法承受的，海上的美国舰队再怎么强大，对此也是无能为力；第二，古巴危机并非是在苏联撤出导弹之后就宣告结束了，在此之后，美国按照和苏联签署的协议也撤出了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导弹，只不过这个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面子上好看一点。同时美国对苏联承诺不侵略古巴——作为交换苏联承诺不动土耳其，由此美国的“南美后院”便被钉进去了一颗“钉子”，直到今天也没有拔出来。整个事件中，其实美国人在面子以外没有占到一丁点便宜，倒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苏联人的目的达到了，来自西南方向的导弹威胁被去除了，顺便在美国的后院还留下了一颗钉子。只不过美国撤导弹做得非常低调，加之在宣传领域美国人的声音最大，结果这段让美国人狼狈不堪的历史，如今被“加工”成了美国的一次“大捷”。
越南战争
有段时期最让美国人感到郁闷，这就是于1964年爆发的越南战争。为了和苏联争夺印支地区，自1950年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后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地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在越战爆发之前，中苏关系已经破裂。美国决策层的考虑是：苏联由于和中国关系恶化，所以无法借道中国来输送援越物资，而越南所需的很多技术装备又是中国所无法提供的，苏联若完全通过海运来支援北越，成本将大大增加，而美国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及东南亚都有落脚点。由此判断，美国在这种战争具备后勤上的不对称优势，同时，还可以借此大大消耗苏联的实力。美国人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并未受到中苏矛盾的影响，包括萨姆导弹和米格战斗机在内的大批军用物资借道中国，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北越。事实上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并没有局外人所想象得那么糟，即便是在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后，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依旧保持着默契。
而为了避免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美军始终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即便是空军，在作战中的使用也不得不非常谨慎——尼克松曾自嘲道“没有我的准许，他们连间厕所都不敢炸”。如此一来，美军在越南战争就打成了守势，只能无限制地往里投入金钱和血肉，和中、苏拼物资消耗，而北越武装力量的物资消耗远要小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中苏通过陆路输送物资的成本也要小于美国，所以即使在总体国力强于中苏的情况下，美国在这个狭长的战场上却依旧处于劣势。
面对美军的守势，越共的方略是从老挝和柬埔寨开通的热带丛林中的“胡志明小道”，直接投放兵力攻击西贡。为此，美国又进一步把战火扩大到了这两个国家，一方面对这些地方狂轰滥炸，并且大规模投放落叶剂[19]；另一方面，又在老挝策动民族冲突。但是，由于慑于中国的压力，美国始终不敢大规模出动地面部队，所以“胡志明小道”最终没被切断。
在前景一片渺茫的情况下，美国最终不得不决定停止这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毛泽东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不失时宜地于1971年4月通过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之间的那扇门，在这之后，尼克松于9月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一个未建交的国家。由此，中、美、苏三足鼎立的格局最终得以形成，这也为后世中国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一次是中国用武力打开了美国的国门。
而美国则借助于中国，得以在1974年“体面地”撤离南越——如果北越能够一直得到来自中方的支持和配合，那么美军将不再是有序地撤退，而将是溃退，那样的话美国丢掉的将不只是中南半岛，东南亚的几个岛国很可能也将顺势落入苏联人之手。当然，这种局面对中国同样是不利的。战争期间美国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阵亡5.8万多，伤30余万。越南战争使美国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其势力从东亚地区进一步收缩，而苏联的势力乘机扩张南下——这给后来1979年的中越战争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70年代也是美国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经济以此为时间标志点，进入到了著名的滞胀阶段。为了应对包括越战在内的各项庞大开支，美国一再超额发行美元，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了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有102亿美元。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过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地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在当时如果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就意味着之前建立的美国国家信用破产了。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越南战争的泥潭在当时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连续十年，一批批装在锌质棺材里的士兵遗体和缺胳膊少腿的伤病被运回国，可十年间战线没动过地方，这对国民信心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中东，越战期间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美国的战略收缩彻底改变了冷战在东亚的力量对比，为此，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在经济问题上向西欧和日本让步，西欧和日本开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崛起，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便由此开始。
此外，一般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收缩导致其在中东地区的控制能力开始减弱，原本仅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借此机会把亚、非、拉美的其他主要产油国也拉了进来，欧佩克由此逐渐掌握了国际油价的主导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一股重要力量。在五十年代欧佩克成立前，国际油价每桶仅1～2美元，而在七十年代国际油价则飙升了近20倍，高涨的油价使得当时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面对一系列的变故，老百姓的信心从“宇宙之巅”一下子跌入了谷底，民间处于一片迷茫与失落之中。“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等，便是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1974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遭到弹劾，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们处在一片压抑之中，所以要拿当政者来发泄怨气。相比较而言，后来的克林顿就要幸运多了，因为他任时美国经济正在走上坡路，社会各个阶层日子过得都比较顺心，所以老百姓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对他们的总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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