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山巅之城”
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进而走向再次繁荣，始于20世纪80年代。
所谓“资本扩张”，它这并非是一个匀速的、呈线性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加速、呈几何数量级增长的过程。我们说资本主义出现百余年所创造的财富，就超过了之前几千年历史的总和，正是因为资本这种疯狂的扩张性，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几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归结到最后它的动力还是来自于资本的逐利性，为技术而技术的“纯粹的科学家”终究是极少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到此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开始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了，于是资本就要向实物经济以外的领域游离。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趋势其实是始终存在的，是否会成为“现实”只是取决于外部条件是否合适，和有没有完成工业化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只炒作钞票就可以赚钱，那谁也不会再去费力造实物商品——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尤为致命，工业化还没搞利索，却开了一个炒作赚钱的盘口，大伙自然就不会再把钱往实体经济里投，产业升级于是就只能留于纸面和口头了。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由此开始货币增长完全不受约束，这就是资本向实体经济以外游离所需的“外部条件”。由此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一个接一个地被创造了出来，美国的虚拟经济开始急剧膨胀，并最终成为了其经济的主体。1970年时，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实物生产流通有关的比重还占到80%，而到1975年锐减至20%，到了1997年已经只剩下0.7%。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美国的GDP总值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已不到10%，制造业在全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4%掉到18%。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实物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发行量却增长了3倍，货币增长律是实物生产增长率的6倍……
用“外行话”来解释一下：如前所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实体经济不断丢城失地，但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后面会说到。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印美元，然后美国人就可以拿着这些成本4美分一张的小绿纸片从别国换得实物商品。国外的生产者拿到了美元，这个时候美元又宣布贬值，这些美元持有者手中的一部分财富立时便会凭空消失掉，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币税”。而美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外加国家安全保障，使得卖主把手中得来的美元作为投资重新投回美国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这样就使得花出去的美元又回流到了美国，用于下一轮贸易的结算。在实体经济占主导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虚拟经济占主导的现在，除了美国自己，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参与国际贸易，只要在支付中用了美元，那它们就都是美国的剥削对象。
1981年上台的第四十九任总统里根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开始，于是里根政府顺应“时代要求”，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策：“精简”政府，减少公共开支，把所得税降低了25%，降低利率，扩大军费开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进一步减少对商业行为特别是金融的管制等等。后世将这归结为“里根经济学”。而在此之前两年，即1979年，来自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成为了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上台伊始她开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其中主要包括四项措施：私有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
美英两国的改革举措其实是一个路数，即国家意志让位于资本意志，尽量由资本家说了算，尽量给资本家创造便利条件，这也就是如今很多人都在提的“小政府，大市场”，这和罗斯福时代的路线恰好是相反的。在撒切尔执政初期，她实质上杀贫济富的政策遭到了英国普通民众的极大反对，执政地位一度开始动摇。恰恰在这个时候，同样被内部危机折腾的摇摇欲坠的阿根廷总理加尔铁里为了转移矛盾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动挑起了英阿马岛战争。最终，英国赢得了马岛战争，撒切尔夫人借助民族主义情绪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英国民众在欢庆国家胜利之后，迎来了一轮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福利削减……。有人曾这样评价这段历史：马岛战争，就是撒切尔和加尔铁里两个秃子在抢一顶帽子。
仅就当时而言，里根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给资本运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来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代价是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缓慢，后来干脆原地不动，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转为“反攻”。一时间欧洲战云密布，而同一时间的中东地区，两伊战争也正打得热火朝天。如此一来，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这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的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在里根任职期间连涨了3倍，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起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在福利削减、资本扩张的背景下普遍出现了产能远超内需的情况，由此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就此形成。
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也就此形成：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可它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地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或是祭出“贸易法301特别条款”，以“不买你的东西”来威胁、讹诈其他国家；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它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如此，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扬、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罗马”式全球化
对美国有所了解的人们一般都会发现，不少美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们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国家比作是“罗马帝国”。从各方面来说，这个比喻的确是很恰当的。
古罗马和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都是不一样的。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华夏以来，历代王朝的经济基础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政治上始终强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强调中央集权，其二是在中央之下，强调的是平等。古罗马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经济，政治模式是寡头政治，社会体系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少量的人口组成一个核心圈子，由这个核心圈子对数量远超过自己的人口实施控制。核心圈子内部的利益分配依然是存在不公的，但从全局来看，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都从那些大多数人身上攫取到了超额的利益。到了帝国时代，除了自己的奴隶之外众多“保护国”成了罗马主要的财富来源，如克里奥帕特拉（埃及艳后）治下的埃及，那时就是罗马最大的粮仓，而罗马则是克里奥帕特拉得以执政的保障。这里说的“核心圈子”，就是罗马帝国里的“公民”。这就是说，在阶级剥削之外，罗马体制还存在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剥削。这样一套体系能够存在的前提是，这个核心圈子拥有一支在技术和组织模式上都绝对领先于世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或者说是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罗马式的，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放大了的“罗马帝国”，而他们就是帝国中的那一小部分“公民”。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现在美国通过“全球化”运动所构建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对比那个原始的罗马帝国，“新罗马帝国”的内部划分要更加细致一些，大致来说分为三个层级：
1.资源国家：为“新罗马帝国”提供原材料、能源、矿产以及粗加工的半成品。亚非拉国家多数都在这个层面。除了提供工业原材料以外，女人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层级的国家的一项“出口产品”——通过跨国婚姻或是其他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方式，诸如东南亚和拉美的不少国家一直以来热衷于各类选美比赛，评比“××小姐”与此不无关系。
除此之外，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国家本质上其实也是资源国家，除了衣帽玩具之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产品之外，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头在外”模式（材料、核心技术在外，市场在外）也在这个范畴之内。出口加工业比简单的卖资源要更有技术含量，但利润的大头都在掌握品牌、关键技术的投资商以及掌握渠道的销售商手里，真正干活的国家其实挣得就是一个辛苦钱，本质上其实还是在出口人力资源——还是卖资源。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扮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中国东南沿海的加工企业多数都是这个性质，所以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严格来说有点过了，现在还只能说是“世界生产车间”。
2.工业国家：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都在系列，掌握着资本优势，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核心技术，负责给全球经济体系提供技术、管理以及生产高端工业品。日本、德、法都在这个层级。
3.金融、统治国家：通过向全球输出货币、贸易规则以及文化产品（意识形态）来管理并收割全世界。这顶王冠自然戴在美国头上。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本身也有规模很大的制造业，也在扮演着工业国家这个角色。而当两个角色发生冲突时，那么多半就会是制造业要让位于金融业，因为后者关系到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往往会舍制造业而保华尔街。2000年美国股市的资产泡沫破灭时，当时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变，美国实物生产部门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打击。2001年美国制造业是35%的负增长，到2002年在此基础上又加了0.6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商务部2003年1月份公布的数字，截至2002年12月美国新增的101万失业人口中有65万是制造业工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同样是如此，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救援通用等汽车企业的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另一方面却毫不吝啬地拿出上千亿美元救助华尔街的金融业[20]。
这三个层级，每一级都从下面层级的国家身上获取超额的利益，同时受到上面层级国家的剥削，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结构。如果你想活的轻松一点，让自己的经济分工上一个层级，在被剥削的同时也可以剥削别人一把，那么光靠自己努力打拼、“攀科技树”是不够的，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权还在美国人手里——要顺利的参加国际贸易必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傻子都知道世贸组织的真正主导者是美国人，任何国家能否加入世贸组织，关键要看对美谈判。而即便加入了，后面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自贸协定”等着你去谈判——这就像公园里面再设收费景区的“园中园”模式。
在古罗马时代，帝国为了激励奴隶或是“保护国”蛮族士兵，最大的诱惑就是罗马公民身份——电影《亚瑟王》中对此便有反应。时至今日，美国通过种种“自贸协定”让相关国家有机会进入更高的产业层级，说到底其实还是古罗马的那套激赏思维，谈判本身对美国而言就是一门大有钱赚的生意。而通过许诺绿卡让外籍人员在伊拉克战场为美国打仗，那就根直接露骨了。
除了这三个层级以为，还有一批更倒霉的边缘国家，譬如阿富汗、海地等等，由于战乱或是资源贫瘠，这些国家事实上是被扔在产业链之外的，但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又特别重要，所以美国人必然要设法控制那里。这就形成了只管收押不管饭的情形——海地大地震后，美国为了避免别人学自己搞救灾外交[21]一直阻挠其他国家对进行进行救援，可因为海地本身实在没什么油水，所以美国自己对救灾也非常不上心，唯一认真做了的事就是严防死守，不让难民流入美国。
帝国基石
众所周知，在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经营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美元。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储备（80%的美元都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得美联储事实上获得了“世界央行”的地位，美国政府则成了“管理世界”的政府，美军成了“世界警察”……。而在1971年以后，美元就已经放弃了金本位，那它的信用基础来自哪里呢？
美元的信用基础并非凭空而来，穿透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理论”，任何货币能够通行于世，原因无非两种：用它可以买到东西，或者不用它就要倒霉。先来说第一种，让我们看看依靠美元你可以买到什么？
首先便是石油，具体说就是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控制。
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连续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在这之后的1974年又数次出访沙特。基辛格一连串的出访在1974年6月8日最终有了成果，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与沙特王室签署了一份关于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条款之外，这份协议的公开版里还含糊地说明包含“金融领域的合作”。不久之后，人们才知道了这个“金融领域的合作”的具体内容——沙特政府同意采用美元作为其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获得的美元汇入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购买美国国债。沙特石油储量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1/4，凭借这一条，沙特王室最终说服整个欧佩克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中的唯一结算货币——在此之前则是以英镑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结算模式。
任何现代经济体的正常运转都不可能离开石油，而在1974年以后这个星球上有2/3的石油必须用美元才能买到——沙特出口到美国石油最多时也仅占其出口总量的15%，真正的出口大头来自西欧和日本。至此美元就成了所有国家都必须储备的货币。截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贸易中的70%都在以美元进行结算。
细究起来这一招并不新鲜，2000多年以前春秋时代的管仲就已经开始通过盐、铁官营来收拢齐国的铸币权，由此强化齐桓公的中央权威，进而获得其他诸侯国的财富。如今的石油，所扮演的其实就是2000多年前盐、铁的角色。
除去石油之外，美国的农产品是又一种“盐铁”。基辛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全世界”。美国不仅是一个金融帝国和后工业发达国家，同时她还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在钢铁、白色家电乃至汽车等领域被放弃的同时，美国从未对其农业产业有过一丝放松，即便生产效率已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农业部门依然得到国家巨额资金的扶持，而进口美国农产品也成了美国和各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中不可或缺的条款。凭借庞大的粮食产量，并通过倾销等“技术”手段，产自美国的粮食控制了众多国家的市场。2007年，美国炒出了“生物柴油”的概念，从技术上说这一技术在短期内其实并没有可行性，因为即便美国所有的耕地都用了种植乙醇作物，所生产的生物燃料也只能满足美国燃料消耗的四成。但是，在这一概念被炒起来以后，国际粮价开始暴涨，印度、埃及等国经济在那一年都遭受了重创，被国际炒家狠狠地剥了一层皮，这也为后来埃及爆发颜色革命穆巴拉克下台埋下了伏笔。
在未来的某一天，粮食是最可能替代石油再次支撑起美元的商品。一个国家可以不发展工业，可这个国家的人不可能不吃饭。因此，在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旦涉及了粮食问题，那么就必须抱以一百二十分的小心。
除此之外，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自然也只能通过美元才能购买——这并不仅仅是指windows系统和iphone手机。美国金融与服务业占了其GDP的80%，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走向瓦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IT业外，美国在生物科技、制药、化工等产业外，依旧在许多领域占据着垄断地位。拿化工来说，化工产业具有极强的可继承性和保密性特点，优势一旦形成了，别人再想超越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液晶电视领域中，中国、日本、韩国为了那点市场份额快要打破头了，可无论是哪一家，生产液晶电视用的玻璃基板都来自于道康宁；汽车的挡风玻璃只要上点档次，肯定都是夹层玻璃，而两层玻璃之间的那层聚乙烯醇缩丁醛基本是由美国杜邦所垄断的，同时杜邦还垄断了软性线路板中的聚酰亚胺市场长达50年。时至今日，美国的技术壁垒依旧是她对外谈判中的一张好牌。
那么如果这些产品我无需靠美元也能买得到呢？那么等待你的将是这个帝国的另一幅面孔——一部杀戮机器。无论是就总体战斗力还是装备技术水平而言，美军无疑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这其中又以其海军为甚，美国海军不算在建的，共拥有10艘排水量近十万吨的重型航空母舰，此外还有12艘排水量四万吨的两栖攻击舰，必要时同样可以提高空中打击。而其他国家目前加在以前在役的航母不足这个数字的一半，且吨位都远小于美国航母。这样的绝对优势是“日不落时代”的英国皇家海军在其巅峰时期也不曾有过的。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遍布全球的众多海军基地可供使用。凭借占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海军可以在全球大部分海域取得绝对制海权，而这个星球上60%的人口都居住在距海岸线不超过100公里的沿海区域，且海运占了国家物流的最大头。1993年“银河”号事件[注]中，中国商船被美国以子虚乌有的理由在海上拦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虽然从“理”上讲，“有理”的是中国，“理亏”的是美国，可是通过这件事美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世界，任何国家要和中国做生意，美国都可以轻轻松松让他的货物在海外漂上几个月都上不了岸。[22]
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空中力量、总体技术水平最高的地面部队以及目前规模最大的核武库，这些东西加上美国海军，构成了维护其货币霸权最粗的一根支柱。在美军的背后则是规模大得已经严重畸形的军事工业以及占到世界总额一半的军费开支。冷战结束后，全球较大规模的战争或是武装冲突，绝大多数都和美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有美国参与其中的历次战争，其背后也必然和美元存在某种关联。教科书上告诉我们一国暴力机关的对内职能是维护政权。
战争不仅存在于看得见的战场之上，也同时在人们的大脑中进行。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件事情假如所有人都认为它会发生，那它就一定会发生”，这句话是对“话语权”的威力贴切的描述。如果能够掌握一国内部的话语权，那就可以让人们去相信你所要他们相信的东西。而其影响绝不止股票、期货价格的涨跌，在互联网时代，舆论已经可以左右一国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乃至政权的更迭——这些是单靠在军事上掌握制海权、制空权是无法做到的。
美国强大的话语权控制能力，首先体现于它遍布全球的新闻网，2008年“3·14”事件后CNN肆意颠倒黑白的无耻行径想必多数人还是记得的，在愤怒之余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受众之广远甚于中国媒体。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寡头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一向不佳。20世纪初，针对因经济垄断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美国一批记者和作家发起黑幕揭发运动，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揭露社会弊端，以此唤醒民众，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然而这场运动历时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更是唤醒了美国经济寡头们对媒体、对社会舆论的重视。在私有制的体制下，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逐步完成了对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收购和控制。
媒体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誉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是监督政府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无冕之王”，而今天的美国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利益和政治经济制度的鼓吹者和捍卫者。
全美最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创办者特德·特纳在美国超级富豪中排名第26位，个人资产高达48亿美元；美国第一大新闻频道福克斯电视台和美国最权威的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都归属于制造了“窃听门”丑闻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纽约时报》目前正在为摆脱经营困境，计划将总部大楼作为抵押，向华尔街的银行借款；《华盛顿邮报》是继《纽约时报》后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由美国传媒界的头面人物凯瑟琳·格雷厄姆掌控多年，她的父亲尤金·梅厄是上世纪初名震华尔街的大银行家。
当一贯标榜自己监督政府、守望社会的美国媒体完全沦为资本的玩偶，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后。也就不难理解，在美国民众无法忍受长期被资本操控的命运，进而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游行抗议运动时，却被美国媒体“忽略了”。美国各大主流媒体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甚至干着“保卫华尔街”的勾当，这是由其鲜明的本质立场和归属权所决定的。
就这样，资本在控制了美国国家经济命脉后，又完成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
此外还有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植入。每年国产影片与好莱坞大片悬殊的票房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而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电影里的“主旋律”宣传无处不在。超人、蜘蛛侠、美国队长乃至变形金刚里的擎天柱，他们的形象都是以红蓝色调出现，这其实就是美国国旗的颜色。而透过让人眼花缭乱的电脑特效，无论是《阿凡达》还是《变形金刚》，说到底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无论是人类还是外星人，他们为了维护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可以毫无顾忌的背叛自己的种族，而这个“信仰”，则是专属于美国人的；电影《勇闯夺命岛》里，美军F-18战机出动前那面硕大无比的国旗配以美国总统的讲话，同样是一段经典的“主旋律”教育；而电脑游戏《红色警戒》里反面人物尤里，其外貌差不多就是照着列宁的模样画出来的，而看似非常卡通化的手机游戏《tiny trooper》里，反面角色的设定同样让人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古巴、朝鲜以及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影子。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很多国产影片为了追求票房不断在模仿他们，不但模仿了外在元素，连内核也自觉不自觉的一并给模仿了回来——他们的影片是在宣传他们的东西，你的影片依旧是在宣传他们的东西。
通过各种方式在各国商界、文化界、学界乃至政界、军界收买、安插的“代言人”对美国人而言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以俄罗斯为例，2000年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传媒业寡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都有着极深的美国背景，而在他们被批捕之前，他们所控制的报纸、电视等传媒始终在混淆视听，对俄政府的种种举措加以歪曲。至于有“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称号的丘拜斯，普京曾在对媒体讲话中直言不讳的指出，丘拜斯的智囊团中就有中情局的特工。而2003年被捕俄石油业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同样和美国政界、商界过往甚密，在被捕之前霍多尔科夫斯基名下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已经要垄断俄远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在与普京的会面中，霍氏曾毫不客气的声称“他们（尤科斯公司）的管线方案已经确定，政府无权过问”——石油出口一直以来事关俄罗斯经济命脉，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之后，埃克森、美孚以及雪佛龙等美国石油巨头纷纷向俄政府试压，美国务院一度企图干涉霍多尔科夫斯基案的审理，由此也可见这些寡头与美国的过往之深。而正是这些人，或者推动了苏联的解体，或者在俄罗斯时代大肆推到国有经济走向崩溃，使得俄经济命脉被寡头和外资所共同把持。
当然，仅仅靠金钱收买肯定是不够的，这种买卖关系未必有多可靠。之所以会有众多精英阶层的人物以及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去说话，用美国人设定的框架来引导大众思考，还是因为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强大的对外辐射性。这种辐射性背后，除了美国强大的宣传机器，还包括它强大的国力体现以及老百姓富足的生活（虽然这种富足背后是高负债），向强者学习以变成强者是多数人都会有的念头——但人们总是热衷于简单模仿强者强大时的样子，而强者因何而强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此外它在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机构对各国的学者来说极富吸引力，同时这些机构的名声也使得出身于此或是在这里供职的外国学者在其本国会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权力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控制现实世界的权力，另一个是控制精神世界的权力，通过文化渗透、媒体诱导以及国外代言人的里应外合，在别国民众的大脑中，美国便被塑造成了一个新的“罗马教廷”。中世纪时，教皇可以通过剥夺教籍来剥夺一个国王的对国家的统治权，同样的道路，一旦一国面向大众的宣传体系完全成了他人意思形态的喇叭，那么就等于给自己头上加了一个外国“教皇”，一个同样有权搞“宗教裁判所”的“教皇”。
整肃盟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到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初期的这段历史，可以用美元与黄金脱钩作为标志点划分为两段。
从整个西方世界的角度来说，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西方世界实质上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只不过这个“国家”比较特殊，政治上没有完全统一，但经济上统一了——做国际贸易大伙都用美元。相对应的，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华约内部在经济上也存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体系。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时称呼它们为“北约国”和“华约国”。
把西方阵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的话，美国自然就是“中央政权”，其他国家就相当于“地方政权”，再细划分一下，西欧诸国的地位比日韩等国以及台湾地区要高出一个档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历来都是由两边的财力来决定的，中央财力强于地方才可以有效节制地方，就说当上中央集权，这一点对“北约国”同样是适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续期间，“北约国”内部真正的货币其实还是黄金，美元获得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是因为当初美国拥有西方世界黄金总储备的66%，换句话说其他盟国手里还掌握着剩下的34%的黄金。在这种美元与黄金绑定的货币体系下，谁有黄金，谁就变相的也拥有一部分美元发钞权。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北约国”内部非常松散，就是一个松散的邦联，经济总量很大，但分散在各个“地方政权”手里，内部扯皮的事一大堆，作为“中央政权”的美国没法集中力量干大事——也就是对抗“华约国”。而相对应的是，“华约国”内部的组织则要严密得多，用毛泽东的话说，苏共和东欧其他国家党组织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像波兰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就是由斯大林指派过去的，在此之前他本来是苏军的元帅，在担任波兰国防部长以后，罗科索夫斯基的苏联国籍以及苏联元帅军衔都还保留着。对比“北约国”，“华约国”更像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这种严密的组织体制一方面的确损害了东欧各国的国家主权及党组织的独立性，但放到东西方对抗的大格局下来看，这种体制也确实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华约内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经互会其实是一个跨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要搞得好，要求各经济部门之间要高度协调、令出一门，如果要跨国家搞计划经济，那体系内的国家适当淡化主权、统一步调是必需的。华约的问题不在于把组织搞严密了，而是出在苏联的沙文主义思维上——把合作关系搞成了压迫关系，结果就是苏联出钱出力还惹人厌。但总体来说，正是这种高度严密的组织模式，使得华约在经济总量、工业化程度、人口等经济指标都不及西方世界的条件下，仍旧可以调动起比西方更多的资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约能够在战略上压着西方阵营，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体制优势。苏东剧变快10年之后，欧盟开始统一货币，金融危机以后法德借势甚至开始提出要统一各国财政，这个步子实际上要比经互会迈得大得多，可见在西方人眼里这种高度统合的机制其实是“他山之石”而非“前车之鉴”。
黄金与美元挂钩给美国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让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钻了体制的空子，从“北约国”内部的生产者蜕变成了和“中央政权”美国一样的食利者。英法等国虽然不能直接印美钞，但是凭手里黄金数量优势，通过兑换来获得美元，在面对经济总量有限的第三世界国家时其实和美国直接印的效果没太大区别，凭借手里的这些美元，英法可以像美国那样在别国制造急剧的通缩或通胀，然后通过炒作获利。
世界上可供这种金融掠夺方式来抢得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因此这其实就等于是抢了美国人的“生意”。不仅如此，法国人和英国人还以这种方式大肆套购美联储的黄金，美国在1971年之前的几次经济危机中黄金大量外流便是由这种行为造成的。钱生钱的游戏让英法等国大赚特赚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实体经济慢慢给玩废了，金融成了国民经济的最大头——其实就是美国模式的微缩版本。如今的欧洲德国是实体经济最强的国家，也是经济运行最稳定的国家，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量美军驻扎在它的国土上，使它当初不敢像英法那么“放肆”，只能老老实实造东西换辛苦钱。其实比照一下，伴随2008年金融海啸而来的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这么一个道理，欧元区统一货币却不统一财政，希腊、西班牙等国大量举债，从而增大了欧元贬值的压力，本质上也是变相的从法德手中分割了铸币权。
在美国人的眼里，它的欧洲盟友一面享受着自己所给予的国防上的保护，另一面却不顾生产，不给自己上供，反而和美国一样做起了“不劳而获”的营生，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从这个角度看，到了1971年以后，由美国人所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的确维持不下去了，另一方面美国决策层主观上恐怕也有想就坡下驴的考虑。之前英法等西欧国家能够变相分得部分发钞权是源自美元与黄金的绑定，如今美元与黄金脱钩了，至此美元只能由美联储来发行，你手里的黄金再也不能变成美元。这就相当于在“北约国”内部，“中央政府”美国从“地方政府”收回了发钞权，开始搞中央集权了。
当然，事情并非仅仅是美元与黄金脱钩那么简单，如前所说，中央政府要实现集权，必然要依赖于中央与地方财力上的此消彼长。具体到“北约国”，主要靠的是“此消”。首先是石油危机，1973年到1975年的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而在当时，通过份额油以及其他形式，美国却能以相对很低的价格继续从欧佩克得到石油。例如在1972年，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价格是12美元/桶，而同一时期国际市场上，油价已从之前的8美元/桶飙升至42～49美元/桶，故欧洲、日本所受的冲击远胜于美国。
其次是美国成功逼迫“盟国”货币在短时间内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在打击日欧等国经济的同时，还促使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所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办法。首先逼迫日元升值——威胁对日本纺织品搞出口配额，同时频频和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接触，声称要扶植这些国家地区，分流走日本的市场份额，而日本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狭小，只能就范；在从日本身上打开缺口之后，紧随其后的是制造业大国德国，美国声称美军将撤出西德——不升值的话您老就自己扛着苏联人吧，德国马克于是开始对美元大幅升值；在德国被拿下后，西欧各国一个接一个地被拿来修理，西欧大多数货币对美元都普遍升值。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执政时期，“北约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算是理顺了，西方世界的资源通过前面章节提到的那个“金字塔”结构一层一层集中到了“中央政权”，然后由美国人“统一调配”和华约搞对抗。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在经济总量、土地总量、人口总量等方面的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至此，美苏之间的攻守之势在20世纪80年代互调了位置，形成了美国在战略上进攻的态势。1981年苏联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代号“西方81”，当时这让西欧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但究其根源，这其实是苏联在综合实力对比开始出现劣势的时候不得已的举措，是在以攻为守。而从各国的内政来说，也正是由于这次国际大环境下攻守之势异位，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政坛上普遍是右翼占上风。
话说比较优势
如果观察冷战时期的西方集团的海军构成，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美国海军的大型航母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可以达到近百架（冷战时期的数量），但是除了极少数用于勤务运输或是搜集的直升机外，在美国航母上你很难找到反潜直升机，都是一水的固定翼飞机。什么道理呢？当时北约海军大部分作战想定都是要多国统一行动的，而能起降重型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全北约也就是美国手里那十几条。那么索性就让这些大宝贝们专心干这一项别人干不了的事，至于搭载反潜直升机这种没啥技术含量的活儿就留给别人好了——当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都建造过排水量两万吨以内的轻型航母，最初的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其实论搭载直升机的数量和效率，它们远比不上美国的大型航母。用经济学名词来介绍，这个就叫“比较优势”。
假设有A、B两种产品，A是低端产品，价值1，谁都能干，B是高端产品，价值是2，没有技术就干不了。有甲、乙两个人。甲比较强悍，如果只单独生产一种产品的话，甲的生产能力是每年产A：100个，或者B：60个；乙比较弱，只能每年产A：80个。结果应该会怎么样？乙被淘汰出局吗？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答案是不会。如果平均分配生产能力，那么甲每年可以得到50个A产品和30个B产品，乙只有80个A，总数即是130个A和30个B，总价值190。而假如甲全力造B，乙专心造A，那么最终的产品总数80个A和60个B，总价值200。
显而易见，后一种方案创造的总价值更高，从这个角度说，细化分工各司其职，对一个国家而言，各个地方小而全的建设是不合算的。推而广之，同样的道理下面，如果一个团队内某一个人有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才能，那么对人力利用率最高的方案就是让他专司一事，别的问题交给其他人去干——从这个角度说，行政干部懂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技术尖子转行做行政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然而，现实显然没有上面说得那么美好，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未随着国际贸易而减少，问题出在哪里呢？
继续前面的假设，它成立的前提是甲乙手中的产品必须要通过交换实现共享才可以。然而，甲对乙而言是不可取代的，乙对甲则不然。这样的情况下，显然无法达成公平的交换。
这就是问题所在：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并非指在某些领域具备优势，而是具备同样生产能力的两方或多方之间的资源优化，或者叫产出最大化。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双方的可替换性——虽然效率不同，但是大家都会做。假如具备这一前提，那么，发展自由贸易就是合理的选择。而一旦某一方不具备某种生产能力，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比较优势的圈子里玩。只有具备全面的产业能力，并且具有全面的产业结构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比较优势俱乐部”中的一员。发达国家制造业为GDP所作的贡献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二三十，可是，这“百分之二三十”恰恰居于核心位置，各种金融游戏、服务业等等，无论怎么玩，根基都在这里。
现在我们用几亿件衬衫、裤子换一架大飞机，根源就在于不具备这种可替换性。同样，反过来说，如果光以账面成本或者市场前景而否定中国搞大飞机项目，那是极其错误的——只有具备了可替换性，中国才能真正有资格进入“比较优势俱乐部”，才能确保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的获利可以最大化。因此，一旦大飞机项目开发成功了，即使真的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赔本儿”来维持，从全局讲，中国人仍旧是稳赚不赔的。说到底，要想成为大国，就必须学会造尽可能多种类的东西。
再深入一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分工的细化，现代社会的必需性的生产部门规模已经相当大了：从农业到矿业，再到制造业、金融业、教育、医疗、行政管理等等，大约需要超过一亿的人口才能保证完全覆盖。而现代社会中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同样是分工日益细化，技术日益专门化，且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某些产业一旦停滞二三十年，就会完全被淘汰掉，也就失去了谈比较优势的资格了。从这个角度说，某些中小国家论人均GDP可以称为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国力、人口等因素，无法做到让本国经济涵盖整个生产领域，同时，虚拟资本主义的兴盛，再加上资本本身具有趋利性的特征，这就导致这些国家的产业不断转移至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本国制造业发展出现停滞。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无法维持产业结构的全面性，又没有足够强大的新兴产业来拉动经济，那么就很可能会从世界经济的“第一阵营”中被淘汰出局。对国家和个人而言，财富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现在所发生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财富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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