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领导者们，某种程度上便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隐患
毋庸置疑的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产物。而从技术角度来说，第一代产品往往并不适合作为标准模板，它几乎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后来者来完善——当然这并不能掩盖掉它作为开拓者的光辉。
受俄国具体环境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俄国东正教的体制——内核相反、结构相近。对比此前资本主义国家以利益为纽带的各类政党，苏共的组织体系要严密的多，因而也就有着更强的行动力。在布尔什维克获得国家政权后，一国的意识形态、政权以及经济运行被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如此也就迸发出了让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难以置信的行动力。
这么比可能有的读者会觉得比较别扭，其实历史上学说与组织相互结合的实例是在我们中国——始于战国的墨家同样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体系。巧合的是墨家学说在本质上，很多东西和社会主义的主张其实都是相通的。而战国时代的秦国能够横扫六合，除了采纳了法家的主张之外，同时也在于秦王室与墨家的合作——准确说秦制即法墨治国。
然而世界上总是存在这么一条亘古不变的定理，一个事物最强大之处往往也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苏共教会化的结构之下同样也隐含了一系列问题：最初将众多党员变成严密的组织、聚沙成塔的核心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而非利益，一旦信仰开始虚无化，那么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也将不复存在，相反严密的组织会带来比西方政党更高的运行成本。反过来说，组织内的矛盾又会削弱信仰的权威性。
苏联自上而下层层服从的组织体制，本质上依然是一套精英治国的体系。列宁也曾说过：沙皇可以靠几十万贵族统治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同样可以依靠35万党员来管理这个国家。对比中苏蜜月期间的中共和苏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区别，在各种庆祝活动上中国更多的是将宣传的重心放在成绩突出的基层工人、农民以及士兵身上，而苏联的宣传部门则更关注科学家、宇航员、作家等等，这个细微的差别背后，则是一个治国思路的不同。
苏联的精英治国模式下，一方面国家的智力资源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但另一方面人民对党、普通党员对上级事实上都缺乏可靠的制度化的监督能力。而在苏联建国初期，由坚定信仰所带来党员干部高度的自律性，却恰恰掩盖了这一问题。卫国战争期间牺牲在战场上的苏共党员有230万人，当时发起冲锋第一个跃出战壕的必须得是政委，而党员会被分配在攻击阵型的最前排。
而随着国家环境的逐步问题，苏共从“打天下”转变为“坐天下”之后，缺乏约束的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苏共领导干部开始脱离群众，当时干部的实际收入是苏联平均水平的四倍。特权意识、派系意识、精英主义开始在党内弥散。腐败、任人唯亲以及大大小小的特供商店开始一步步的腐蚀掉苏共的执政根基。
除此之外，苏共一直以来都未正在解决好领导干部接班的问题，高级干部基本都是在位置上做到死的终身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55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61岁，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80年，则超过了70岁。领导层的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除了政治生态的暮气沉沉之外，更致命的是很容易导致权力交接出现断层。因为领导人权力何时终结取决于他们的自然寿命，因此你很难合理安排好后备力量。1982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去世，紧接着1984年2月接替他的安德罗波夫去世，次年（1985年）接任安德罗波夫的契尔年科又去世了。在当时的莫斯科人们甚至开玩笑说，参加红场的国葬可以去办联票了。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能够被推选为总书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时年54岁的他是当时苏共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大家参加葬礼已经参加怕了。这种权力断层很容易导致国家政策无法延续，继任者也很容易由于缺乏历练而显得轻率和不切实际——戈尔巴乔夫同样给世人验证了这一点。
逆局
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曾就东西方对抗的未来趋势有个一次对话。毛泽东的观点是：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中苏有两种对抗模式。一种是选择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此起彼伏的革命，让美国无暇喘息，在不断的“救火”中逐步消耗国力；另一种则是准备一场世界大战，而在此之前自然要和西方世界搞军备竞赛。两种方式中，前者对中苏有利，后者则对美国有利，因为西方世界的总体经济实力依旧强过社会主义国家，而军备竞赛拼来拼去，拼得就是一个国力，这种掰腕子式的对抗方式显然不利于实力较弱的一方。而从后面的历史来看，赫鲁晓夫以及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显然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所谓冷战，终归还是一种“不战”的状态，美苏相互搞了20多年的对峙，而在这20多年的静置当中，美国解决了自己的不少问题，而苏联的种种潜在问题开始发酵了。
当历史推进到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人而言，苏联确实已经越来越不足为虑了——虽然那时苏联的威胁被媒体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降临在西方人面前，然而在位于“东西对抗最前沿”的西德，他们的安全部门此时最头疼的已然不是什么克格勃的渗透，而是驻东德苏军在东西德之间愈演愈烈的走私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犯罪活动。
如前文所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国人所主导的“金字塔”形分工体系的结构开始变得清晰且严密起来，并且西方世界大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在美国人的统一调配下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差距从当年的两届奥运会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美国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带头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结果不算苏联自己，当年参赛的国家只有80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5615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开幕式上，这80个国家里又有16个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借着奥运会搞政治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还以颜色，也带头搞了一次抵制，但声势上要小得多，参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越南、蒙古、老挝、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国家。
所谓“抵制”，就是要让各个国家表明立场、选边站队。看看两次抵制的响应者，东西方阵营的界线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差不多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力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实力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总体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形下，苏联要继续和资本主义阵营保持均势，那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就都无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就无法成正比。举个例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的价格只约合9吨猪肉，这不是说苏联直升机多便宜，而是意味着那里的猪肉太贵了，这背后就是苏联国内轻重工业严重失衡。苏联的封闭经济体系里，发行的货币和生产的产品是对应的，然而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军工产品，刨除这一块，只对比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话，卢布的发行就是过量的。因为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卢布对西方货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能差出很多，那时黑市兑换猖獗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8·19”事件以后卢布迅速贬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说苏联为什么不能不搞对抗，为什么不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题？问题是西方国家不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个机会。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因为美苏的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联为中心，奉行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制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也就是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10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历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直至灭亡。
异化
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共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一个政治团体在维护一批人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总会要得罪另一批人，所谓代表所有人其实就是只代表自己，由此苏共在实质上就已经从一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党，变成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朋党。连勃列日涅夫本人都曾对自己的兄弟说：“什么共产主义，不过是哄老百姓玩的”。
对信仰的背离导致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
苏共愈来愈明显的惰性与腐败、东西方生活水准日益明显的差距再加上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使得众多知识分子开始对苏共对苏联的制度开始产生不信任直至走向了对立，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别有用心之徒——当初靠搞“颜色革命”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苏共背离党的宗旨和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众多人眼里却成了社会主义的罪状，以此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至此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始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不仅批判斯大林，而且列宁十月革命甚至卫国战争都统统被全盘否定。人们并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痛，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混乱的言论和意识让苏联社会陷入混乱甚至黑暗之中。甚至苏共内部的一些人，在这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苏共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顾问司有礼曾回忆到“这要归因于雅科夫列夫——“公开性”政策的倡导者，他对大型报纸、杂志、电视台的编辑们施加影响，逼迫他们发表极端言论。谁拒绝这样做，他就撤掉谁。”
而这些或天真或“聪明”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对西方模式的认识仅仅是一堆名词：“多党制”、“私有化”、“议会”……。面对一堆经济问题，他们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决了。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时代大量“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基本都来自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NGO），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大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
而最要命的这些NGO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多数还是合法的，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苏联向西方阵营让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而事实上最致命的一个让步是始于勃列日涅夫时代——1975年7月，美国积极推动东西阵营共35个国家共同签订《赫尔辛基协定》。协定中美国承认了苏联在欧洲的硬疆界，但同时明确提出，苏联要尊重西方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并要求苏联打开国门、解除禁闭，允许东西方人员自由交流往来。
《赫尔辛基协定》的签订对美国演变社会主义苏联的图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东西方各种往来的开放，美国各种NGO组织陆续进入苏联及东欧国家[23]
所有这些打着“人道”、“和平”、“自由”旗号的NGO与国家民主基金会大同小异，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在极力宣传西方的奢华生活之后，又把东西方的差距归因为社会制度的差异，这等于是在苏联这座摩天大厦上提前布好了一个个炸点，剩下的就是在等“爆破”时刻的来临。
在此之后，1978年波兰裔的保罗二世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帮衬下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非意大利籍的教皇，借助保罗二世在波兰的影响，教会势力开始大举向当时还是华约成员国的波兰进行渗透。而在此之前，借助《赫尔辛基协定》团结工会已经在波兰折腾的风生水起，连波军总参谋部都有高级军官都被中情局策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在当时已经开始出现动摇。至此苏联的东欧盟国集团身上的炸点也已经布置好了。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科夫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迎合西方势力的话，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则走得更远，这些人代表了苏共党内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叶利钦就开始与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苏维埃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行为。由此开始，叶利钦或者说是苏共内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派，成为西方国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尔巴乔利用外交场合所反复宣传的“新思维”、政治改革等话题，此时对西方国家恐怕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
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美国利用各种机会始终与叶利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随即访美，而美方则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叶利钦回国后，随即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进行“政改”，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剥夺党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和人民财富的一场利益之争。为了自身的私利，这些人可谓不择手段，完全罔顾其他——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政府竟被请出来担当起了协调人的角色。叶系与戈系后来的“联手合作”是由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推动的，在大国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这更荒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凭借一系列“政治秀”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主要行政长官。此后，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左右。1991年，叶利钦又进一步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了下来，不再上交中央财政，而俄罗斯共和国则是苏联的主体部分，苏联经济因此当年就下降13%，这最终诱发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而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所谓“改革”，说到底改的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体制——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掉，然后把财富堆在那里，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谁抢着算谁的，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这些身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给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苏共高层的腐败与特殊化，平心而论，那时苏共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还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类的东西，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户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而以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每5个家庭就有一辆私人汽车，苏联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占工资总额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对比1991年之后富可敌国的新贵们的奢华生活，苏共时期的腐败着实有点小巫见大巫了，而俄罗斯民众在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则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
相比于这些新贵，戈尔巴乔夫的晚景就差多。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愚蠢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这其实是他与叶利钦斗争失败的结果。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的只是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这也是戈氏在辞职之后所唯一关心的事情，这个数目在当时是退休领导人的最高标准，可不幸的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笔钱折合成美元之后不过2美元而已——当时普通人生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此，戈氏曾一度像艺人一样忙着在西方国家拍广告赚钱，他曾带着10岁的孙女入镜拍了必胜客广告；拿自己的名字为伏特加酒做了商标；甚至还曾为路易·威登（LV）做过广告……。或许是出于虚荣或是其他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在1996年曾“重返政治舞台”参加了当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得票率不到1%，在进行竞选演说时，甚至挨了民众丢过去的鸡蛋。如果你有机会去位于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办公地点，迎面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将是一副超大的戈尔巴乔夫肖像照片，之后便是他各个时期的照片，由此对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二。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2004年10月20日，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访华时在北京说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前者解散了苏共，使苏联解体，后者则割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联系，使经济瘫痪。”这番话点明了戈尔巴乔夫由于放弃苏共领导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同时意味着，无论是俄罗斯人、抑或非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负责。
暗战
在苏共内部如此“配合”的同时，美国人也没有闲着。美国政府制定肢解苏联的行动计划始于1981年春，策划大致完成于1986年底——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会见之后，前后一共耗时5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行动当时是背着社会公众、政府和国会秘密进行的，知道内情的仅限于高层的少数几个人——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和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现在公布的资料表明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是威廉·凯西，“凯西、艾伦、温伯格在总统的支持下，决定向苏联发出挑战……我们认为雅尔塔会议无效。”回忆人记得在凯西提交了阿富汗战场等情报报告后，提到了苏联问题，凯西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遵守以往的游戏规则。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帕普斯为里根草拟了美国对付苏联最新战略计划，代号为：NSDD-75。这一次世界大战略表明了美国政策中的“革命性转折”。“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我们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压力来改变苏联制度。”“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苏联制度是美国的目的。”为此，美国展开专门行动，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寻找他们觉得可靠的代理人——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恐怕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通过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以及东欧的反对派以物质和政治支持，使苏联卷入两场尖锐的危机——阿富汗战争和波兰危机。
与NSDD-75计划配合的还有另一套反苏经济战方案，代号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开始执行，策划者是里根的苏联经济顾问亨利·罗恩。NSDD-66的主要任务是：切断苏联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用于产业升级的渠道；打击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克格勃和苏共高层当时都知道存在这样一系列“旨在推翻苏联制度的美国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计划”，然而忙于瓜分国家财富的权贵们显然对此并不在意，相反，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乐于主动迎合西方国家。
实际上针对苏联的暗战早已展开，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逃出俄国的白俄、无政府主义者、苏共党内的失势力量各色人物组成了大量的地下团体。而这其中对苏维埃政权真正形成严重威胁的则是一个被称为“俄罗斯团结者人民劳动联盟”（NTS）的地下组织——该组织应该是在1930年前后由一群流亡的白俄后人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创建，以推翻苏联政权为其根本宗旨。最初NTS只吸收30岁以下的年轻人加入，从科学角度说人的大脑前叶要到20岁以后才能逐步停止发育，这就意味着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外界信息的影响，其次年轻一代由于没有经历过十月革命，对俄国革命前后的变化自然也就没什么概念，他们看到的就只有苏共的种种强硬手段，也就更愿意相信苏共是一个邪恶的势力。随着二战的结束，这条限制最终被取消了——因为十月革命的记忆此时在多数人头脑中都已经模糊了，没必要再专门挑年轻的进来。
二战结束之后，由于获得了大量来自西方国家的支持（主要的支持来自英国），NTS对苏联的宣传渗透手段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出口到苏联的货物中也夹带着他们的传单。1955年开始他们在西德向东德和苏联放飞宣传气球，并搜集苏联国内地址，然后大批发送装有宣传品的邮件。NTS甚至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无线电台，每天都向苏联广播，其间还数次派间谍潜入苏联及东欧国家。这些举措让NTS在苏联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以至于被时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称为“头号敌人”。
1956年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炉，苏联开始了一轮“去斯大林”化，而伴随着对这位政治家的通盘否定，当时一系列原本合理的政策也被否定掉了，安全工作的松动加上意识形态的混乱，给了NTS大量的活动空间。他们开始在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家散发传单，要求审判“斯大林的爪牙”，并号召民众组织起来举行罢工。这并非只是喊喊而已，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事件”便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受匈牙利事件的波及，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及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分裂也一度跃跃欲试。
在这一段时期，NTS之类的地下组织虽然活动频繁，但由于苏联国力整体处于上升阶段，加之克格勃的强力压制，所以效果一直不大，以至于很多苏联人干脆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负效应则是在人们看来苏联安全机关的很多举动是“神经质”、“无事生非”、“侵犯人权”。
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给了这些地下组织以转机。众多英国“留学生”以“学术探讨”的名义进入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为了体现“人权以及文化交流的尊重”，这些人所带的行李甚至没有经过任何安检，大量的宣传品被带入，而返回时他们又带回许多重要情报，这其中包括一些反苏人士的手稿，而涉及政治、军事的情报则直接被交予了北约司令部。曾任英国保守党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彼得·杨回忆说：“我被派去同一个名叫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作家接头，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设法将他最新手稿的缩微胶卷带出，在西方出版。”“那天深夜，我偷偷溜出莫斯科的旅馆，前往郊区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公寓。拿到缩微胶卷后，我把它绑在肚子上。就这样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继续我的旅行，直到把它安全带出。”这种技术含量并不怎么高的间谍手段显然无法逃过克格勃的眼睛，很快众多“留学生”就被克格勃所抓获，但是碍于当时的环境，最终也只能将他们驱逐出境了事。而这一举动反倒被NTS组织进一步利用，他们在西方媒体上抨击苏联违背《赫尔辛基协定》，并借此展开了又一轮“人权”攻势宣传，借此又在苏联获得了不少支持者。
1986年，国际和平年世界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苏联原本寄希望于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减轻西方的舆论压力，在此之前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一度获得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支持。然而在会议第一天，3名NTS成员举着巨大的横幅来到讲台上，上面写着“这是克格勃的‘和平会议’”。第二天，现场的照片便刊登在了丹麦的各家媒体上。到会议最后一天，世界和平会议完全成了一场闹剧，会议的主题成了谴责苏联占领阿富汗。
1991年底，随着苏联的消亡，NTS随之解散，当时的负责人米勒随即赴莫斯科，成了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的高级顾问。而随着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下一蹶不振，米勒也随之“功成身退”，成为了西方公司的高级顾问。
参考文献：《30年前英国“学生军”秘密潜入苏联》作者侯涛《环球时报》2009年12月14日
“8·19事件”
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基本完成西化改革，从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到总统制。而此时的苏联也早已危机四伏。苏联的核心所在，由叶利钦所掌握的俄罗斯共和国在此时已经不再向苏联中央政府缴纳税收，这使得苏联中央财政几乎完全限于瘫痪。而与此同时，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呼声日趋高涨，为了尽快瓦解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叶利钦甚至向车臣分裂势力头目杜达耶夫提供了支持。而在民间，同样有很多民众认为“苏联不是俄罗斯人的苏联，而是压迫俄罗斯人的苏联”。
而在此时，苏共党内还存在如雷日科夫、亚纳耶夫等较为理智的力量，他们主张要维系联盟的存在，并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
作为挽救联盟的最后努力，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最终选择发动了政变。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响应，几年以来的意识形态混乱使得后者选择了冷眼旁观。而于此同时，面对西方所谓的舆论压力时，亚纳耶夫等人又表现得迟疑不决，使得叶利钦等人得以在已经宣布戒严的莫斯科组织起五万人规模的游行集会，而早已和联盟离心离德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地方政府，很多都选择站到了叶利钦一边。而苏军部分部队则选择了不作为乃至倒戈，如作为苏军快速反应部队的空降兵在其司令格拉乔夫的策动下选择站在了叶利钦一边——作为回报，格拉乔夫后来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首任国防部长，而后来俄军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撒羽而归，很大程度上也拜这位精于权谋却疏于军阵的国防部长所赐。甚至于连隶属克格勃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也选择了抗命。现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也正是在“819”事件后的第二天，选择辞去了在克格勃的职务。
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控制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机构的同时，却独独遗漏了一个通信途径——那就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互联网，叶利钦正是通过互联网将《告苏联人民书》提前散发给外界，而在整个政变过程中，叶利钦等人也正是通过互联网与国外始终保持着联系，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8.19政变”以流产告终。而这也是互联网首次成为影响一国政局的工具。
言归正题，在8.19事件爆发三天之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状态，大量的指令发出后却鲜有人去响应——众多地方政府拒不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相反出现了大量的游行和罢工，曾任苏共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顾问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上公开宣布退党，并声称“苏共领导正准备进行一场政变”。最终戈尔巴乔夫被释放，苏共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在重新执掌权力之后，旋即开始忙于清洗党内的反对者，除普戈自杀外，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悉数被捕。而很快戈尔巴乔夫就发现，他不过是只“螳螂”而已，叶利钦才是他背后那只巨大的“黄雀”。8.19事变的流产使得叶利钦在俄罗斯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状态，而随着苏共遭受重创，戈尔巴乔夫也早已成为一只没有壳的螃蟹。8月23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俄联邦议员时被叶利钦当众指责，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宣布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通过决议，终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随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终止、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地区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齐纳跳楼自杀，曾任苏军总参谋长和戈尔巴乔夫军事顾问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苏共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自杀，大批苏共党员干部加入失业大军。短短几天，具有93年历史、执政70多年、尚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在没有做什么反抗的情况下彻底死亡。
同样是在8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独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布独立，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依次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至此已进入不可逆状态。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政权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
颜色革命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现了15位总统——同时也是这里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正是通过肢解联盟，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国有资产被这些人划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个根源也就决定了，由苏联解体而诞生的这些新的政权执政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难以获得民心的——简单说就是在已经腐化的苏共基础上进一步变本加厉。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政权同样是无法令人放心的，他们的利益依旧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来实现的，和西方世界并没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还会存在冲突——这一点可以参见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仅仅限于这一步，那对西方而言需要解决的就只是一个地缘安全问题，前苏联地区的资源依旧没有完全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来，那些地缘上的战略要冲也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因此资本扩张从中所能获得的好处还是有限的。
鸡蛋原本就有缝，而外面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的苍蝇，于是，颜色革命也就开始了。从格鲁吉亚开始，之后是乌克兰，然后是吉尔吉斯斯坦。与此同时，俄罗斯针对普京的游戏也开始了。与脱胎于苏共官僚的旧领导层不同，这些靠颜色革命上台的新贵最初都是党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异见人士”，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原本要少于前者，于是也就更加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和叶利钦们曾可以说是同盟关系，而变质后的苏共对这些人也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苏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选择向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寻求支持。如今苏联灭亡了，由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执掌权力，显然比那些前苏共官僚要更合适。
在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后，笔者在一部纪录片里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镜头：在一个公开场合，萨卡什维利在对记者进行了一番讲话之后，立即回头去问了他的顾问——美国退役军官布鲁斯·杰克逊这样一句：“我说错什么了吗？”这其实就是这些“民主派”人士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最真实的写照。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当天，格鲁吉亚突然兵进南奥塞梯，由此俄格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俄罗斯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战争。在此之前，其实两国已经就南奥塞梯问题达成了协议，原本通过军演进行示威的俄58集团军也已结束演习准备撤回。从实力来说，格鲁吉亚举国的武装力量就数量而言，仅相当于面前俄58集团军加配属航空兵及海军数量的五分之一，人员及战术水平、装备水平同样远低于俄军。在争议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而实力又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却主动挑起战争，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但萨卡什维利偏偏就这么做了，这是由于领导人的头脑一时发热吗？恐怕并非如此，相反萨卡什维利当时可能还非常清醒。
俄格战争有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时金融风暴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俄罗斯便再次有了联合起来“抢班夺权”的想法，按照《保尔森回忆录》里的记载，奥运期间普京甚至私下给中国高层传话，要“一起抛售美国国债”，准备直接结束美元的性命。在这种时候，俄格战争无异于在俄欧关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双方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短期内也无法和对方继续保持合作。也就是说，萨卡什维利这个看似毫无道理的举动，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大大地减轻了美元的压力。美国人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则是格鲁吉亚的普通百姓和在战火中送命的士兵。此番种种，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得通的。
死亡进行时
1988年6月，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相呼应，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戈尔巴乔夫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补充成“500天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称之为“休克疗法”。而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西方先前承诺给俄罗斯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俄罗斯从西方国家手里得到的援助物资远不及波兰和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的人口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93年冬季，俄罗斯因为粮食危机已经面临要饿死人的威胁，而在这个时候，副总统鲁茨科伊竟还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危机向叶利钦逼宫夺权。所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内以不高于加拿大离岸价格，每年向俄罗斯提供500万吨共计价值4亿美元的玉米，这满足了俄罗斯生产“人造肉”罐头和饲料原料的需求，危机方才得以缓解。和苏联时期比较，现在俄罗斯人的人均寿命减少了十年以上，出生率从苏联时期的14%～17%锐减至8.3%，死亡率由苏联时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时达15.7%，俄罗斯平均每年减少人口达100万。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大量东欧妇女迫于生计而沦为娼妓。在当时，西欧各国的色情业的平均价格因为东欧妓女的大量涌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于本土妓女上街抗议“她们的东欧同行”搞“倾销”——对前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让人听后乐得起来的笑话。
和很多文章里所提到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并非是苏联的经济问题引起的这场悲剧，恰恰相反，是苏联解体本身制造了苏联地区经济的悲剧。很多文献都曾将联盟解体的原因归结于苏联后期经济增长缓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缓慢”是相对于1975年之前苏联GDP4%～8%的增长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国的平均值则为3.3%。1975年之后，按照布热津斯基《大溃退》一书里的说法，苏联经济增长常年低于5%，可问题是经历了“平成不况”的日本有十年时间干脆是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大萧条时期也曾有过负增长，但美日政府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经济增长趋缓时，苏联人民的消费额增速是在加快的，换句话说苏联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步扭转高积累低消费的情况了。事实上直到1990年年初，苏联经济依旧是正增长，逆增长是当年夏天开始的——原因上文里提到过，俄罗斯共和国在叶利钦当选总统后开始人为地破坏计划经济体系。还要说明的是，苏联时代是不计算第三产业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不存在金融操作这样的虚拟经济成分，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制造业对GDP的贡献通常只占20%～30%，其余都是金融及服务业。
对苏联的经济而言，应该说1991年前后的动荡只是让国家经济“休克”了——国家的动荡影响的实际只是分配环节。前苏联范围内，工厂、设备等等都还在那儿放着，工农业生产能力完全是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后面，苏联经济的“死亡”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
开启苏联经济“死亡”的第一步是联盟解体。苏联工业体系的特点在于各个地区分工高度专业化，往往一个小城镇只负责一种配件的生产，其余生活物资都从外面调配，一架图-154客机，上面的零配件来自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笔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负责规划的，所以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市内最初一共三个区，轻工业、重工业、生活三样分得清清楚楚，三个区之间留出了大量空余土地以备今后发展——至今市区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比较平均地在国内各个地区实现普遍的工业化，保持国内均衡发展。随着联盟的解体，各个加盟共和国虽然手里都拥有大量苏联时代的工业遗产，但是他们的工业体系都是残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里几个兄弟分家，把一辆完整的汽车拆成一堆零件，然后每人拿几个，结果就是谁也没有车坐，零件只能当废铁卖了。
第二步则是由“私有化”而导致的“去工业化”。俄罗斯的“改革者”们完全没有同一时期中国领导人那样的谨慎态度，依据那份“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60%的国有资产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手中，而在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大多数老百姓自然是不会考虑如何经营这份“产业”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兑换成外币、黄金，甚至是面包，然而这种行为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很快，那些国有资产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苏联4万多家国企，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传媒等产业外，其他产业都被转卖或是废弃了。因为经营这些产业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而且苏联时期基础产业的立足点是考虑如何支持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是否赢利则另当别论（譬如在远东修铁路，从国家战略角度说是正确的，但从资本家获利角度说是不正确的），这对急功近利的资本家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大量“拆了大楼卖钢筋”的事情就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在搞工业化，苏联却在“去工业化”，制造业越来越单薄。最后的统计，在这场私有化风暴中，俄罗斯社会财富损失1.7万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1996年GDP的4.2倍，相当于打了两个半卫国战争。苏联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曾写下几十本批判苏联、苏共的书，而当他目睹苏联解体后人民的种种惨状之后，竟后悔莫及地说“早知道是今天这种状况，我真后悔写那些书”，“我害了俄罗斯祖国！”。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仍旧在6%以上，苏联和华约国家的重工业出口约占整个世界出口量的38%，军工出口占约50%，石油天然气极其附加产品占约18%，贵重金属（含有色金属）及其产品约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业出口约占25%，化工产品出口约占30%；苏联自己的民用船舶总吨位就占据世界第一，捕鱼量也连续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业产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举一个简单的工业指标——汽车年产量，2009年时俄罗斯的汽车年产量是140多万辆，尚不及印度，仅仅是中国的10%，而钢铁产量是5900多万吨，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国的10%。到2007年时，俄罗斯GDP到了1.2万亿美元，达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联盟解体曾使得苏联境内GDP减少了45%，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农业生产总值，这只是说明俄罗斯境内资本流动的量很大，至多意味着增加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而“去工业化”的进程其实并没有被逆转，苏联时代的GDP是搞工业搞出来的，而现在的GDP是靠卖石油卖出来的——2007年GDP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当年石油价格大涨。在评论鸦片战争时我们常常会说，当时中国的GDP虽然是第一，但这是生产瓷器、丝绸的GDP，而英国的GDP则是生产枪炮的GDP，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道理。
不只是设备和厂房不断被废弃，工业方面的人员培养也出现了可怕的断层——俄罗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国际市场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装备，而俄罗斯军工系统从业者当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6岁，总工程师多数都是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在担任，第二梯队是不存在的，一旦这一批人故去，俄军工行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现在，无论是苏霍伊、米格战斗机还是T系列主战坦克，基础设计都是在苏联时代已经完成的，后期俄罗斯的工程技术人员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始设计上逐步加以升级改进，或者是将当初已经接近完成的项目在降低技术指标后加以完成，1991年以后完全从头开始研发的项目几乎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如今的俄罗斯军工行业很大程度其实是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俄罗斯时代开始的原发性设计并不多。俄罗斯现在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只能说明苏联时代工业的强大——靠一堆残缺不全的残骸都可以让一个俄罗斯支撑近20年，而且后面还能再撑很长时间。
拿红海军来说，联盟解体前夕，苏联已经下水两艘6万吨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经开始海试，另一艘7万吨的核动力航母也已经完成过半。也正是在这个原本应该是最辉煌的时刻，联盟轰然倒塌。1993年，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海军司令格鲁莫夫在乌克兰总理库奇马的陪同下来到黑海造船厂，研究把当时尚未完工的“瓦良格”号航母（中国“辽宁”号航母的前身）建造完毕、并移交给俄罗斯的可能性。厂长马卡罗夫对在场的人们说到：“‘瓦良格’号不可能再完工了……”大家问道：“为了将舰完工，工厂究竟需要什么？”马卡洛夫回答道：“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他。”马卡洛夫继续说，“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但这个强国已不复存在了”。所有在场的人终于明白——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再要将“瓦良格”号建成已经没有可能。而如今，俄海军只剩下孤零零的一艘“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而由于众多设备的生产厂家不在俄罗斯境内或是早已倒闭（位于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是苏联唯一建造航母的造船厂），这艘航母的状况一直不佳，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停泊在港口。
不光是对苏联人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东欧剧变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最起码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国还从苏联地区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大批技术、设备、科研人员以及各类资源。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东欧剧变也意味着人类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模式的进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而对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都是发端于此。
阿富汗战争
在关于海权的书籍中，1979年爆发的苏阿（富汗）战争，通常是必备提及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一般人很难把阿富汗和海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国家之一——如果你想看海，从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的国境出发都必须跨越上千公里。不单很难和海洋联系起来，你甚至很难把这里和水联系起来，阿富汗终年干旱少雨，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40毫米，可耕地面积不足农业用地的2/3。
但就是这样和水都几乎挨不上的国家，在地缘战略学者眼中却和海权有着莫大的联系。关于1979年的苏阿战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当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基于其“南下战略”而走的一步棋，即首先占领阿富汗然后在继续南下，最终获得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切断西方阵营国家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进而将西方势力逐出西亚及北非（即通常所说的中东地区）。
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具备可操作性的。事实上早在彼得大帝时代，沙皇俄国就有这样的战略规划，之后19世纪中亚至西亚一带地区的历史干脆就是一段沙俄与英国的勾心斗角史。但当历史推进到上世纪70年代末之后，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一次学者们也许想得有点多了——政治的确很复杂，但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波澜壮阔……
1973年之前的阿富汗尚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国王就是2007年去世的查希尔，当时阿富汗原本不多的可耕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各个部族的首领手中，1973年7月17日，查希尔的堂兄达乌德亲王发动政变，推翻了亲美的查希尔后成为阿富汗总统。达乌德掌权以后，在美苏之间开始奉行摇摆但相对亲苏的外交政策。而达乌德执政也不过5年不到，1978年4月阿富汗左翼人民党发动“四月革命”推翻达乌德掌权，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掌权，随即开始奉行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就已经开始在阿富汗进行渗透，当时阿的大批知识分子都是有苏联培养出来的，可想而知，阿富汗国内的政权更迭以及阿人民党本身与苏联都有着莫大的关系。在革命胜利后不久，人民党内部的矛盾随即开始升级。准确说，是党总书记塔拉基和总理阿明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愈演愈烈，塔拉基本人奉行的是完全亲苏的政策，因此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支持，相对应的，阿明在表面对苏联人毕恭毕敬的同时，一面清除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一面和美国情报及外交机构暗通款曲。
阿明的举动自然无法逃脱克格勃的眼睛，他的作为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由此苏联便卷入到了阿人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来。对苏联而言阿富汗不仅是地理上的战略要冲，也是意识形态上中东穆斯林地区与苏联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当时，美国、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都在对阿富汗进行渗透，甚至有苏军的少将在阿富汗失踪，阿政府军曾出现过整个一个师倒戈，美特工在阿境内公开活动，来自中东国家的宗教人员甚至已经活动到了苏联境内，在苏军少数民族官兵中传教……
因此，阿富汗的局面一旦失控，对苏联而言可不是一个进不了印度洋那么遥远的问题，而是苏联自己的领土完整将受到严重的实实在在的威胁。
在当时，苏联曾极力主张让塔拉基主动干掉阿明，但塔拉基本人生性优柔寡断迟迟未决，于是苏联军方一度要亲自动手，无奈由于走漏消息使得对阿明的暗杀以失败告终（有一种说法是这是由于克格勃和军方互相拆台造成的）。最终还是阿明先一步动手，在1979年9月14发动政变，塔拉基全家在政变中都被杀死了，他本人被人用枕头活活捂死。在造成既定事实之后，苏联不得不承认了阿明的合法性。但阿明在掌权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开始肆意清除异己，在党内外大开杀戒，同时阿明暗地里密会美临时代办，叫外长去纽约见美副国务卿，俨然准备搞等距离外交的架势。而比这些更要命的是，阿明声称要在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阿富汗全国范围内关闭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这一下子激怒了阿富汗的普通民众，而阿明在他们眼中则是苏联的代理人，这使得原本来和苏联比较友好的阿北部中部的穆斯林也纷纷起势暴动，到了1979年12月阿国内的局面几乎要完全失控，全国有近一多半国土上有反政府武装，到后来连首都喀布尔也不安全了，爆炸事件四起，人心慌慌，政府军整师整团倒戈，苏援武器装备还没使用就被卖到了塔利班手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苏联党政军高层纷纷主张应该拿下阿明，由苏军介入来恢复局面。
而最终促成苏共高层下决心兵进阿富汗的可能则是苏联高层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曾爆发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不去管它，当时苏军20万大军仅用3天就控制了捷全境，大批的军官由此获得了战功。由此使得1976年苏共25大后军人代表数量骤增，而这又引起了当年其他力量的不满，对于将平衡作为第一要务的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在1978年之后，由于团结工会的不断发难波兰的问题日益升温，这种背景下军方有了在波兰再搞一次“布拉格之春”的打算，而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再次在波兰用兵是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如前所言，此时东西方关系已经趋于缓和。
但是考虑到军方庞大的势力，在26大之前完全不顾及军方的情绪同样是不可想象，因此勃列日涅夫还必须要给军队另找一个对西方刺激相对较小的出气孔，而阿富汗恰恰就是这个理想的“出气孔”。对阿用兵的问题被提出来后，极力支持的不仅是军方的强硬派，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政府也极力支持，因为一旦开战就意味着中央将大量给这几个加盟共和国拨款。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军的第一份作战计划很快就摆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眼前（只要是像点样子的军队，对于存在潜在可能性的战争肯定会预先准备多套预案），这份方案着实把勃列日涅夫吓得不轻，苏军参谋部的计划是：出兵20万以上以彻底控制阿富汗全境，而为了保障阿境内的稳定，下一步苏军高层甚至打算打进巴基斯坦并将其再次肢解，在滨临印度洋早有离心倾向的卑路支省建立“卑路支共和国”，就此打通苏联南下印度洋的陆上通道。这份方案究竟是军方高层的真实想法还是仅仅是为了漫天要价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勃列日涅夫的角度考虑，他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疯狂”的一份计划的。最终的计划明显是“打过折”的，苏军入阿人数始终被限定在十万之内，并且作战区域也被严格限定。这样一来，从政治上看似乎是没问题了，可在军事上却使得苏军陷入了上世纪60年代美军在越南那样的窘境：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国家以及沙特源源不断的把各类援助运入阿富汗，然后由苏军和人家的“影子”无休止的拼消耗[24]。
1979年12月27日，苏军特种部队以200人攻打阿明宫，大获全胜。此战苏军以200人对垒2500人，以轻武器和装甲运兵车对阵两辆坦克和多门火炮，数小时激战，亡10人，伤35人拿下易守难攻的阿明宫，阿明本人被击毙，卡尔迈勒乘苏军坦克到达喀布尔，接管国家权力。支持长达十年的苏阿战争正式来开的帷幕……
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被国内的媒体夸大了，而同时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往往又被这些媒体所刻意忽略。
除去苏联高层的权谋考虑之外，从当时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安全着想，当时苏联在阿富汗地区同样是需要有所行动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西方阵营攻守之势开始对调，苏联在中亚方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西方国家与苏联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同时在沙特的支持下，泛伊斯兰主义也在向中亚地区渗透。阿富汗则是屏护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的外围防线，如果失守，则会成为西方势力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的一个跳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土随即开始分崩离析。
苏军在阿富汗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狼狈不堪，从1979年12月25日到1989年2月15日苏军在阿富汗共驻扎62万人次，最多时驻扎10.4万人——这里面包括了红军、克格勃部队、内务部部队及非战斗人员。苏军在阿富汗阵亡14453人（苏军公开的伤亡数据是13836人），417人失踪或被俘，另有469685人次伤病。与之相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动兵力达百万人次，死亡5.6万人，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军队死亡13万人，伤50万人；韩国军队死亡4500人；澳大利亚军队死亡500人，2400人受伤；泰国军队死亡350人；新西兰军队死亡83人。两相比较之下，苏军在阿富汗的表现其实要好于美军。
此外，当时媒体对美制毒刺导弹的报道也被夸大了[25]。一种单兵便携防空导弹改变一场战争的走势只能是用来糊弄外行人。战后美国军方承认他们大约提供了约1000枚毒刺导弹，其中有部分被巴基斯坦军方截留，一部分被苏军缴获，还有一部分被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转卖到了武器黑市，真正用于作战的不会超过总数的70%。毒刺导弹主要针对6000米以下航速较低的直升机，苏军在整个十年战争中损失固定翼飞机118架，直升机333架——其中约150架因为气候、事故坠毁。1989年2月2日夜，苏军第50飞行中队飞行员格洛夫诺夫上校和他的机组在执行低空侦查任务时被击落阵亡，他们的直升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击落的333架直升机中的最后一架，但是那是12.7毫米机枪火力网的功劳，与毒刺导弹无关。与之对应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面对没有“毒刺”的北越军队，损失了直升机1000架，固定翼飞机1500架[26]。按照战后统计，反政府武装打出去的毒刺的命中率最高不超过40%，也就是说毒刺导弹充其量只能算是苏军的一个麻烦[27]，而与当时克里姆林宫里的勾心斗角比，这个威胁就太小了。
阿富汗战争10年中，苏军最精锐部队和战略武器仍旧部署在欧洲战区，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的百万大军也未抽调一个连到阿富汗，10年共计200亿美元的对阿援助还不如苏联一年石油的销售收入多——苏联为举办奥运会还花掉了近60亿美元。苏联军方内部对阿富汗战争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但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战情绪，参加过阿富汗战的很多苏军军官日后都成为俄罗斯政坛军界的领军人物，战争经历恰恰是他们的政治资本。
而苏军也并非是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军队都具备的。苏联政府为阿富汗老百姓提供了医疗、教育、住房、交通及现代国家的基础建设，相对于后来为了站稳脚跟就纵容当地豪强种植鸦片的北约部队，苏联人做的要好得多。为了避免平民在交火中伤亡，在战役开始之前，苏军往往会先建好居民点、医疗点、饮食点以及取暖点来安置平民。苏军政委还需要带领工作队，把开战通知送到部落首领手里，劝说老百姓不要出门。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是必须承认的。与之相对的，由西方所支持反政府武装和我们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打仗是基于宗教而非民族主义——阿富汗是以部族为基础的社会，老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远没有宗教和部族来得强。反政府武装常常会利用平民，甚至是妇女和孩子做人肉盾牌，如果谁出去躲避战火，就要杀死他的全家——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威胁，时至今日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所实施的各种恐怖活动已经让明白无误的证实了这一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曾被西方国家誉为“自由战士”的武装分子，如今成为了令西方国家咬牙切齿的“恐怖分子”，策划“9.11事件”的本·拉登极其组织就是美国中情局培养出来的，而且家族与美国的布什家族在生意上更是过从甚密[28]。
阿富汗革命政府相对于后来的塔利班以及阿富汗现政权都更加世俗化，并开始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29]，这一点同样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当时的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脱离国情的事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苏军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用兵，并干掉了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本质上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人别无二致，这同样是不能否认的。
苏军撤军之后，纳吉布拉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仍旧坚持了三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断绝了苏联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阿政府的抵抗才最终宣告失败。一个粗具雏形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由此又倒退回了宗教专制、封建割据的社会形态，女孩子们再一次不能去上学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内战、贫困、宗教和毒品。
回望车臣
现在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捷列克河沿岸，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塔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
车臣民族祖居高加索山区，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车臣民族与俄罗斯的渊源始于18世纪初，俄国正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国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当时的俄国以东正教保护人自居，宣称自己“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国家免遭穆斯林的入侵”。具体来讲，这包括两条战线：向西，以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名义，进入巴尔干半岛；向南，则借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机会进入高加索地区——1795年，波斯人攻陷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穿越车臣人的领地。
在这一背景下，沙俄进入车臣地区。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俄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在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又与车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直至1859年，当地宗教领袖沙米尔被俄军生擒，车臣才并入沙俄版图。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反而进一步地加深了。平心而论，这和苏共的一些失误以及错误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成分。在俄罗斯地区，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为“富农”——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灭掉。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1935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了冲击，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战后德国对车臣的影响其实也一直存在，后来的车臣分裂运动中，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一直明里暗里在推波助澜[30]。2000年之后美元逐步显现出颓势后，德国政府为了促成俄罗斯在货币、中东等问题上和德法实现合作，德国情报机构曾将手里掌握的有关车臣分裂势力情报交给了俄方[31]
总之，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另一方面在战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让一个离心离德的民族占据一处战略要冲也很难让苏联高层放心。1944年2月苏军重新收复车臣之后，苏联政府随即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一迁徙过程，导致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32]。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到1957年苏联政府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平反，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些举措并未完全弥合民族间的情感裂痕。
车臣问题的另一面则源于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民风剽悍，不事生产，至今甚至仍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阶段，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家族和部族基础之上的，四分五裂、凭实力火拼是社会的常态。这使得车臣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说，与苏联主体社会的隔壑又阻碍了车臣的移风易俗，使其文化始终保持着这种“原始”特质，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内政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如前述，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导致车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这一地区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90%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30%——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此时的苏共中央已经无力顾及这一问题了。
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小规模分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即使这样，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他仍顺利“当选”了。
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能拿出手的商品。因此，牢牢控制住车臣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始终是基本国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叶利钦嘴上虽然仍坚持维护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推波助澜。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地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以方便拨退休金的名义，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北高加索军区把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俄军中都不多见的T-80坦克。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车臣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
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中国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简单说，对车臣分裂势力的妥协并未达到止损的目的，相反使之成为了俄罗斯身体上的一处病灶。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时任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
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数年的动荡极大地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苏联解体后的原苏军及其庞大的武器装备，被各个加盟共和国疯狂地瓜分掉了，俄罗斯军队虽然继承了苏联军队的主要遗产，但俄军面临的首先就是经费的匮乏，常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训练不足、兵员不足、给养不足的严重状态，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去强大的政工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士气因此低落到了极点，取而代之的是军中高层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基层军人为了生存甚至于变卖武器弹药，走私贩私，向间谍组织提供各类军事情报。一句话：俄军和苏联红军其实已经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物种了。即便从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来看，他的军队也处于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与之对应的，车臣武装分子很多都是曾在红军中服役的经验丰富的老兵，再宗教与金钱的趋势下远比俄军有斗志。在车臣战场上，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曾经有几段俄军战俘被车臣武装分子活活割下首级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更有甚者，一部分人甚至被作为奴隶公开拉出来买卖。
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一直心存忌惮。除了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而在车臣战场上，和俄军交战的也不止是车臣武装分子，来自乌克兰、格鲁吉亚的雇佣军甚至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出现在战场对当时的俄军而言根本不算新鲜事。
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造血机能正在枯竭，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最终，虽然车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33]，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
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20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家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自科索沃战争后，美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使得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国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在这一大环境下，1999年8月，俄罗斯抓住车臣叛军入侵临近的塔吉斯坦共和国这根导火索，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0年2月初，俄军最终以阵亡官兵1173人的代价，击毙叛军约10000人，恢复了对车臣地区的控制，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残余的车臣叛军化整为零，逃进山高林密的高加索山区，仍然可以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外势力那里获得援助。2004年俄罗斯境内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便是出自这些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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